马步芳为了解决西宁至张掖之间的交通运输，于4月间令补充团突击宁张公路八盘顶至卡子峡段的艰巨工程。这一段路在海拔3700多公尺以上，地势高峻，雪峰壁立。夜值大雪，帐房压翻。经过三个多月苦役，于7月初终于修竣完工。在一年多的惨苦岁月里，孟全禄狐假虎威，先后完成了三项艰巨工程，用战俘的血泪作为向上爬的垫脚石。
1938年8月初，马步芳命令孟全禄将补充团第一营留驻青海，其余及张掖补充营的全部战俘2800多人，分批解送兰州国民党第八战区。马步芳将其中1500名顶替了青海省应征的壮丁，转手向青海各族人民榨取了一大批壮丁折价款，掠取银元约120万元之巨。
当时补充团的团部有两个传令班，一个由
男红军组成，另一个由女红军组成，约20人左右。女红军班的班长叫王安华，20多岁。补充团送兰州时，她不愿去，留在了甘州。当骑兵旅开到兰州后，她提出要回四川仪陇。孟全禄同意并给了她路费，她回四川去了。
补充团集体送走之前，也曾向兰州送过人。补充团连长冶建福带一个排长一个司务长，把各营各连年龄较大，20多岁到30岁左右的红军战士挑出约200多人，送往兰州拱星墩交给国民党中央军感化队。1937年四五月份，军法处军法官陈廷俊押送295名被俘红军到兰州，其中女红军5人。在青海境内由马步芳的兵站供应吃喝，在享堂出青海时每人打了4天的口粮。这295名红军也被送到拱星墩国民党中央军的感化队。
补充团第一营的被俘红军留了下来，就像跌进无底深渊。一营在张掖修飞机场，完工之后调回西宁，修西宁至兴海大河坝的公路。这以后一营就叫工兵营，营长马世祥。
修路时跑了几个人。马世祥怕红军再跑，就命令晚上把所有红军人员的衣服脱光集中放在连部，早晨出工再发。苦苦干活，吃的却是难以下咽的豆面和青稞面。马世祥把上面发下来的10多头牦牛让他舅子赶回家了。10多头牦牛真正到每个人碗里，也不过是星星点点，人们是恨得咬牙。马世祥还向藏族千户敲诈了200块白洋，给每个连长20块，连副以下没给。营部一位年纪大的山东籍战俘文书，把马世祥克扣贪污的事，给马步芳写了信告了状。工兵营回西宁途中在扎麻隆休息了三天，马世祥把山东文书叫出去。从此，再没人见过这个文书。
工兵营修路五个月，1938年夏天回到西宁乐家湾，改名森林警察局，有人仍习惯叫工兵营。全营将修路时跑掉的10多个人由搜捕的流落红军补充后，一连二连到大通县郭麻寺拉运木头，三连四连到循化县宗吾、占群地区拉运木头。以后，又在大通收菜子，修煤矿。
马世祥因贪污被撤换，由马德林任营长，原二连连长宋占彪任副营长。
1939年2月，工兵营从乐家湾出发到循化赞卜乎开荒。在赞卜乎上庄、中庄、下庄，五年总共开了1000多亩地，修了六个水车，修了六十几个庄廓，每个庄廓里修了五间住房。赞卜乎被马步芳看中，就叫工兵营搬到结什塘去开荒。马步芳在赞卜乎修了公馆，安了庄头。庄头种赞卜乎的地给马家交租。工兵营在赞卜乎开荒时，还在化隆甘都东滩、西滩开荒1000亩。
1944年工兵营搬到结什塘，一待就是近三年。修建铺面200间，油坊一个，学校一个，清真寺一个，水磨两盘，修了仓库，修了街道，在两面山坡上开荒地四五百亩。
1946年，穆永珍当营长，来时带了10多个人。他来以后把原来的营长、副营长、连长、排长一齐换掉。宋占彪把原来的连长、排长带回乐家湾办了退伍手续，给每人3块银元的退伍费。穆永珍在附近森林打猎，曾将一名红军打死。
1946年秋，马步芳把穆永珍撤职，叫军部情报科科长尹焕彩接任。尹去后把没修完的房子修完，把庄稼收完，然后回到西宁报告。马步芳对尹说决定把工兵营全部遣散。
尹焕彩领上遣散证和路费来到结什塘。工兵营4个连432人，这时因逃跑只有二百五六十人，其中带家属的20户，内有夫妇俩都是红军的10户左右。每次遣送10人，也有20人的，送出青海循化与甘肃分界处的大力架就算完事，发给遣散证明和路费。这样送了两个多月，最后剩下有家属的20户，分散安置在结什塘庄户处。
马步芳以 公德堂 名义登记了黄河南北工兵营的劳动产业。马步芳指示黄河以北是儿子马继援的产业，黄河以南包括赞卜乎和结什塘是他的私生子马崇德的产业。
血溅逃亡路
黄河源头，青海省巴颜喀拉山，海拔4800米，比起黄河入海口来真好比在天上一样。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摇篮和象征，它用自己的乳汁哺育了神州亿万儿女，又用百折不回的行动给中华儿女
灌输了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黄河，还载着红军西路军被俘将士的牺牲和热血，以一刻也不肯安分的进取的波涛流向大海。
光阴似箭，已经是1944年了。青海被俘红军组成的工兵营，在循化县结什塘开荒，修街道，盖水磨 循化在西宁的东南方向，是黄河从青海出境流向甘肃的地方。为了获得久已失去的自由，逃亡成为他们孜孜奋斗的目标。
杨利民和唐文华由工兵营逃出，到了黄河岸边，看着河水奔腾而去，却过不了黄河。可怜两个逃亡者，面对的不仅是无法逾越的黄河，还有血淋淋的追索。营长马德林命令排长王福宝带人去追。王在黄河边一个叫依玛目的庄子追上了杨利民和唐文华。两人躲藏在撒拉族老人家里。王福宝赶去时，杨利民站在院中，双眼闪着光，令人不寒而栗。杨利民用随身带的藏刀自杀而死，倒在血泊之中。他宁愿血溅逃亡路，也不愿再受无休止的折磨。落日像血，像火，像即将凋谢的玫瑰。
王福宝让当地保长把人头割了下来，押着唐文华回到结什塘。营长命人把杨利民的人头挑起来，挂在营房外面的高杆上示众；命人把唐文华身上的衣服剥光，打了背花。什么叫打背花？两名手执皮鞭的打手站在被打者左右，一人一鞭交替在光背上抽打，叫打背花。打背花常把人打得血肉模糊，死去活来，轻者致残，重者死亡。
打背花、砸骨拐、打懒弯（打屁股）统称 三大套 ，是马家军对蒙难红军经常使用的酷刑。
王英武
补充团第一营在窑街修路期间，每天斤半面，没有菜，没有盐，没有油。菜蔬钱被营长贪污了。每天劳动，以班为单位分给任务，白天干不完，晚上继续干。由于吃不饱，穿不上，劳动量大，有病没医生看，死亡人数越来越多，有70至80人。我们三连就死了40人，死人最多。我亲自埋了我们连死的30多人。在阎王沟吊空作业，炸石头，打炮眼，绳子断了，跌到窑街河里三个人，全都死了。我们三连伙夫因到善麻湾山上打柴当天没回来，第二天被抓回来打背花，打得半死不活，从悬崖上抛下跌到窑街峡河里死了。
王正贵
1937年10月，我们去甘州，走到黑城子。晚上快睡觉时纷纷扬扬下起大雪，紧急命令出发。雪有二尺深，我们的人越走越少。马家军官发现人没跟上来，就叫吹号调人，人还是没来。团长孟全禄就地住下，连长们去找人。发现好多人冻死在雪里，有些活的人藏在羊圈里。死的人就地埋了，冻坏了不能走的从洪水要了木车先拉到洪水，能走的往甘州继续走。
甘州休息两三天，营长召集班长以上开会，叫抓当地年轻人补充死伤的。抓了一礼拜左右，把70至80个老百姓抓来补充到每个班里了。我们营还补充了原在甘州的工兵连，全是红军战士，有100多人，年纪很小。
已经是开始种庄稼的时候了，马家军官内部闹矛盾。营长不满团长，在一个晚上悄悄儿开会说： 尕娃们，我死你们跟着我死，我当官你们给我当兵，我当百姓你们给我种庄稼。 第二天晚上营长把我们带上跑了，又经洪水、炒面庄等地到大通后子河住下。营长说： 你们把人安置住下，我前头去见马主席的面，好脸给我就返回来，好脸不给我回来我们往山里上，当变兵。 营长去见马步芳，第二天就回来了，并拉来了一汽车衣服鞋袜，每人发了一套衣服、三块白洋。我们到了西宁小校场，每个班给了一头牛吃。一个礼拜后开往湟源石板沟，开始修路，一直修到大河坝。修路大约三四个月，又回到乐家湾住窑洞。10至20天，我们工兵营到大通郭麻寺伐木头，给煤窑修房子，包括收油菜，搞了三个月，又返回乐家湾住窑洞。一礼拜左右，我们到循化黄河桥头扎巴滩修房子开荒。
在循化开荒种地期间，地域比较大，有活动余地，跑到甘肃拉卜楞黄司令地区没人抓。跑的人越来越多，间隔10天或半月就有人跑。我在循化开荒一年，也就是搞了一茬庄稼，就跑出来，跑到化隆县科沿沟挖金子
黄科林
我1937年逃过了活埋之灾，又进了人间地狱，1939年被抓进工兵营。工兵营当时住在乐家湾的窑洞里。
在小桥修路时，马匪怕我们跑了，夜晚把帐房放下来，把我们都盖在里面，周围压上石头。在恰卜恰时，怕我们跑了，晚上把我们衣服全拿走，第二天起床时再给我们。
在工兵营受的苦很大，我们都商量二三人一起逃跑。有人逃跑时，我们就想一切办法买些鸡蛋和黄纸，准备万一被抓回打坏时好用。虽然抓回打得死去活来，有时还被杀，但是我们的人还是逃跑了不少。在循化，工兵营四个连最后还剩200多人。
工兵营夏天发一套衣服，冬天发马匪骑兵换下的旧皮衣，发的鞋是牛皮子缝在一起的。有时我们就用这个鞋做碗用，因我们全吃面糊糊，又没有碗。
王元诗
工兵营四连文书王志明是红军战士，经过暗地串联，带着男女七八个人逃跑了。敌人追赶到循化县张沙村把他们抓了回来。所有人都被打了背花、懒弯。王志明被送进了循化县监狱。他举目无亲，吃饭喝水都很困难。警察白顺德看他孽障（可怜），向老母亲李存妮说了。他们家里也是有上顿没下顿，怎么办呢？李存妮想不出好办法，就提着篮子去讨饭，将讨下的饭送到监狱里给王志明吃。大约半个月，王志明身体慢慢好些，他怀着对李存妮母子的一片深情，最终逃离了魔窟。
超过7000人
红五军教导总队及卫生队被俘人员湟水，像一条狭长的飘带，由西向东滚滚而来，穿过西宁古城流去，汇入黄河。湟水，西路军将士悲壮与惨烈的见证者，至今依然悄悄地呜咽着。血水，泪水，难道早已逝去？留下的只是沉重的历史？
西路军被俘将士解送青海一共有多少人？
1937年4月6日《青海日报》： 此次俘获男女共匪六七千人，内有伪参谋长、政治部主任及团营长约17人，迷信共产主义甚深，不易感化已分别枪决外，其余解送到省。 从这条消息看，西路军被俘将士解送青海到4月6日为止已至6000多，其后该报还陆续有所报道。4月7日报道： 俘匪380余名，昨晨由甘州解抵省。 同日又报道说： 男匪280余人，昨由甘州解来省。 4月8日报道： 在甘州搜获女匪14名，于昨晨由甘州派员解抵省。 5月18日报道： 匪伪军长孙玉清等昨押解抵青。 《河西日报》4月27日报道，原西路军组织部部长张琴秋已被 解送青海 。
如果把4月6日的六七千人折中计算为6500人，再加上380余和280余，被俘解青的红军就超过了7000人。
大通公平煤窑
马步芳在吞并许多私窑的基础上，成立了他独家经营的 大通公平煤窑 。煤窑里的工人一是原来私窑上的，二是抽来的壮丁，三是捉来的路人和盲人，四是被俘红军。其中主要是壮丁，因而煤工便被称为 煤兵 了。盲人一般是在井上摇辘轳。
总窑把马如林，经常持有两支手枪，可以任意捕人杀人。每个把头都有单梢鞭、双梢鞭、三环鞭、拱套鞭等多种皮鞭。他们吊打煤兵至死，叫做神仙不落地；把左手和右腿绑起来吊打，叫做凤凰单展翅。此外还有坐板凳、拔断筋、砸骨拐、倒吊葱、鸭子浮水、兔儿蹬鹰、鲤鱼翻身、张飞挂肉等名目繁多的毒刑。
公平煤窑用残酷手段强迫煤兵劳动，并且规定，父亲死了要儿子顶替，哥哥跑了要抓弟弟。实际上，煤兵成了世袭的奴隶。一旦进煤窑当了煤兵，就很难活着回来。当时大通流传着这样的说法：一个老人有两个儿子，一个进了公平煤窑，一个抓去当了兵。人们问老人，你两个儿子到哪里去了？老人回答说： 一个埋了没死，一个死了没埋！ 埋了没死 形象地说明了煤兵的悲惨处境。
独此一家的公平煤窑，垄断着青海的市场，煤的售价往往为成本的10倍，从而获得了巨额利润。据一般估计，它每年可赚银币50万元，成了马步芳掠夺人民聚敛财富的一个重要基地。
苏永贵
我是四川南江县人。部队到达甘肃临洮，我在送信时遇马步銮骑兵，左肩和后颈被匪兵砍伤，昏倒后被俘。我与同时被俘的七名战士一起被押送到河州，经循化、化隆、平安驿等地押到西宁，被送往大通县桥头小煤洞煤窑做苦工。
马匪军将我们八人押送到煤窑，交给一个姓马、一个姓牛的两个副官。煤窑规模不大，只有几十名当地工人和我们八名红军战士劳动。每天弯着身子到30丈深的井下往上背煤，劳动时间很长，每天都在14个小时以上。砸伤、生病，煤窑概不负责。窑长、副官的任务就是监视和看管工人与红军战士。服此折磨摧残人的苦役，仅仅换得一点粮食，维持生命。
1938年底1939年初，我们八名红军战士又被送到乐家湾，编入工兵营。当时工兵营的营长是马德林，副营长是由二连连长提升起来的宋占彪。
义源工厂
义源工厂是马家军的军需物资制造厂，地址设在西宁东关。生产各种服装以及鞋、袜、鞍鞯、皮件、炊具、毡衣、毛口袋、车马挽具、铁木用具等产品。民国十九年，马步芳只拥有军队4000人，成立陆军第一百师后扩充到23000人，至民国二十七年又扩充到42000人。因之，厂内的工人人数，从140多人增加到1000多人。每人每月工资平均二三十元，但不发现金，多数以青盐顶替，有时也给些茶布之类，作价高于市值30％~
40％。民国二十七年11月，冶成荣担任厂长后，为适应军需物资的供应，扩大生产设备，增加了工人。由部队中调来士兵200多人，名义上拨充为工人，实际是进一步对该厂所有工人进行监督，实行军事化管理。原来的车间小组，改为营、连、队组织，强迫工人延长劳动时间，提高劳动强度。
义源工厂厂长吴志明
马步芳原在化隆当营长，我在化隆开铺子，他经常来买东西，我们比较熟悉。1930年8月成立义源工厂时，马步芳让我当了厂长。
义源工厂开始还有商业性质，给别人做些活，以后随着马步芳部队扩大，需要的东西多了，工厂人又少，就专门为部队服务了。义源工厂开始时100多人，有24盘做衣服机子，到1938年我不干时，人有200多，机器有30盘左右。我不干以后，厂长由冶成荣接替，冶以后交给赵焕然，赵以后又交给马俊寿，一直到新中国成立。
河西战役被俘的女红军被马步芳分配到义源工厂，最早是1936年11月来的，分几批共有41人。她们吃住在工厂，住集体宿舍。因她们没有被褥衣服鞋袜，来工厂后我们给发了被子（羊皮的），三人一床，每人发了鞋袜，衣服实在不行的也给发了衣服。她们到工厂后主要是纳鞋底，纳衬底，装棉衣，锁扣眼等。
这41人中，有三人经我同意找了对象，离开了工厂。一个姓王，叫王世莲，找了义源工厂的一个铁匠；一个姓什么记不清了，找了该厂的石印学徒工，新中国成立前死了；还有一个姓陈，好像是个大学生，有二十二三岁。她曾要求我准她回湖北老家，看望老母亲，说她母亲80多岁了。我没有同意，怕马步芳追查。我给她出了个主意，说找个对象离开义源工厂我就不管了。她后来找了马步芳的汽车司机袁师傅。我开始不敢同意，经请示马步芳同意后，通知他们可以结婚。他们结婚时，因我和袁师傅熟悉，给姓陈的女红军送了一套衣服和一床被子。听说他们结婚一个月左右就走了。
有一次，马步芳通知我，叫剩下的38个女红军停止干活，收拾一下到别的地方去。三四天以后马有侠来领这38个女红军。一个月以后，有一天我见到马有侠，问他把她们送到哪儿了。他说送到西安胡宗南长官公署，还说路上一人生病死了。
义源工厂厂长马俊寿
1944年到1949年我在该厂任大队长、厂长。该厂是以供应马步芳各部队被服鞍鞯为主，兼制昆仑中学及各小学学生冬夏服装的综合性军工厂。
厂长直接领导三个大队，每大队分三四个连，每连分三个排，每排三个班。各级均以大队长、连长、排长相称，都有军衔。每大队人数400 500不等，以军事编组进行生产。
工人来源，以河西酒泉平民学校为基础，各部14 15岁的不能当兵的小兵和藏民娃、哈萨娃等组成。与1937年被遣送的红军战俘统统组成各种产品的手工生产徒工。
1944年到1949年，被俘红军剩有侯进忠、董朝兴、马友仁、曹喜武、刘秉贵、袁庆德、刘X。刘XX长期病休中，乘机逃跑了。被俘红军战士分别编入军鞋、皮革等生产工序。
陆军医院
陈世英
我在高台被俘，同时押解西宁的女同志有杜桂英、王兰英、李志真、冯有连、张文秀、张桂兰、张茶清，还有三个不知姓名的男同志。当时年龄都很小，一般在12 17岁之间。最小的张文秀只有12岁，因在路上走不动被杀害在民乐县的炒面庄。
赵文秀在山丹被俘，同时押送西宁陆军医院的还有陈明杰、姚才昌、薛秀英三个女同志。
先后送到陆军医院的有好几批女同志，大约40名。另外还有被俘红军医生三名男同志，一个姓黄，一个姓赵，一个姓刘。这三个男同志分配在医院做大夫，其他女同志分配做杂役，如倒屎尿，洗衣服，打扫卫生，护理伤病员等。我们40名左右的女同志编成三个班，由张福清、陈兰英、陈学书任班长，陈明杰任看护长管理着。
我们白天要全力劳动，
稍有不对就挨耳光、脚踢和杖笞，晚上要被奸污，若不顺从，就随口加罪往死里打。一天，姓刘的医生对我们说： 姐妹们，要团结好，要互相照顾，要设法逃脱，这里不是我们待的地方！ 自那次后这个刘同志再没见过，可能被敌人杀害了。
一天下午，马匪把女同志集合起来，站成一个单行队伍，把匪军下级军官也排成一个单行队伍，并将男女相向而站，对准者即为夫妻，不许挑选，由马匪领走。最后因匪少而女同志多，还余下六名，不知去向。我当时对了个胡子长得很长、年龄很大、个子很高的一个河州回回。我坚决不从而逃跑了。
中山医院
阎秀文
我们被俘女战士惨遭马匪军奸污凌辱，押送西宁路上，鞭打刀砍不计其数。我们五六十人被送羊毛厂做苦工撕羊毛，撕不好就挨鞭打，年岁较大的女战士随时都被工头拉去奸污。我们做苦工，受凌辱，每天只能吃上两碗豆面糊糊。我们说： 你们杀就杀，这罪受不下！
一周后，工头把我们召在一起问： 谁在红军当过护士？ 我们20多个当过护士的被挑了出来送到中山医院。
在中山医院，我们洗绷带，打扫卫生，还要到陆军医院侍候马家军伤员。天下乌鸦一般黑，奸污女战士的事时有发生。每天大约五两粮，没有菜没有盐，早晚两餐各两个小馍馍和糊糊，吃不饱。大家身上无衣，脚上无鞋，晚上睡在土炕上没有被子盖，又饿又冻，因之更加怀念红军大家庭的温暖，一想起离开部队所受的凌辱就啼哭。有时回忆起革命战斗岁月，大家就高兴地唱起了国际歌和 鼓声咚咚红旗飘飘，战士们好英勇
一天早上，三个伪兵拿来一个红包袱，放在桌上要中山医院院长验收。他们把我们红军战士叫来，说： 这是你们军长的头，你们再闹就是这个样子。 大家非常气愤，说： 你们做啥，煮着吃嘛！ 医院里有人说： 你们闹啥，里面还有哩！ 我一看里面玻璃瓶里还泡得有一个吗两个，没看清。
此后，马匪军官背着枪来中山医院两次，叫红军战士排队出来，他们任意把女红军赏人做老婆，做佣人，最后，只剩下我和王海会、唐风安、邵桂英、阎秀珍五人。不久，又让我到中山医院内科主任金学道家当佣人两年多。金学道这衣冠禽兽，不仅奸污了我，还把生殖器放入我嘴里。他玩够了，把我赏给他的内亲米成德为妻。
军乐队
何成新、杨明杰
马步芳军乐队约120人，其中红军失散人员40多人。红军失散人员一进军乐队，每天的见面礼是有理无理要挨三大马棒，先挨了打再说；再是揪耳朵，狠扭一放手，头碰到墙上，一碰头上就是一个大包，还不准哭叫。马匪军官对待被俘人员要打就打要骂就骂，永无休止地体罚，还要给他们当牛做马，打扫清洁，洗衣服，干勤杂，吃的是豌豆面糊糊汤。有些人后来到了张掖韩起功的一百师军乐队。何成新曾经到张掖韩起功的军乐队干了几年又回到西宁的军乐队里。
军乐队中尉分队长马生武
1933年左右我去军乐队学吹号，当时军乐队属省政府秘书处管，主要负责马匪军官来去的迎送，群众结婚丧葬的奏乐。1937年夏天，马匪从羊毛工厂、义源工厂给我们军乐队拨来30名红军，全是十五六岁的男孩，来了也是学吹号。当时每月给工资二至五块白洋，吃的是一半白面，一半杂面。大约是1943年左右有三四人被分去小桥开开山机，三四人去军队训练班受训，余下有10多人。当时有的已结婚，军乐队还拨给粮食、煤等让其生活。后来这10多人向马继援要求回四川，马说，要问个主席哩！后来马继援说，主席准了，给他们每人发给10块白洋，他们带着家属回四川了。马匪还雇了汽车把他们送到兰州后让他们自己走。现在记得起当时在军乐队的红军有龚山珍回四川，唐进才回四川，田顾农回四川。
新剧团
王定国
我们西路军总政治部前进剧团过了黄河以后，有干部战士八九十人，隶属总政治部宣传部领导
。那时的宣传部长是刘瑞龙。
我们接受总部命令，至二十里铺的红九军军部驻地慰问演出。我记得是庆祝苏联十月革命节后不久，上级发给我们每人两块铜板。我们都舍不得花，全体人员将自己的铜板凑起来，买了些物品，准备慰问红九军在古浪战斗中负伤的伤病员。
12月5日清晨5点钟，全团人员和九军派来的几名保卫人员一行从县城出发，冒着隆冬早晨的严寒徒步行走，到达目的地时已经8点钟左右。不巧，因敌情变化军部已经转移。我们正在犯难踌躇，忽发现数里外大道上尘土飞扬，是敌人的骑兵赶来。大家调头朝西跑了一华里路，有一个大土围子就闯了进去。这个围子是郭家下磨庄，进去以后发现老百姓已外出躲避了。我们一部分人用杂物堵塞门洞，一部分人爬上房顶，占据庄门门墩，控制碉楼和庄墙，在庄墙顶部四周的围裙墙上整理了射击垛口。马步芳一百师之马步銮骑兵团（黑马队）向我们据守的围子涌来。
敌人不停地用步、机枪朝庄墙垛口射击，还有一门炮也向庄内打。两架敌机飞来周旋了几圈朝西飞走了。大家解下裹腿带连起来，七手八脚拧搓成一根绳子，从10多米高的围子上吊下去一个男同志。他爬过外围子墙，穿过围子南边的一块树林，冲出了敌人的包围圈。
时近黄昏，凶恶的敌人用密集火力朝庄内扫射。七八个敌人爬上了围子东面的一棵十五六米高的大杨树，居高临下朝庄内射击。正在屋顶指挥战斗的支部书记、政治指导员廖赤健同志在战斗最激烈的时刻中弹壮烈牺牲。战士们以满腔仇恨，奋起反击，把树上的敌人统统打了下去。敌人再不敢上树了，但火力更加凶猛，发起一次次进攻。剧团政委易维精，团长周汝功，副团长汪贤巨，导演任弼璜（任弼时的哥哥）等十多名干部战士相继英勇牺牲，还有不少战友负了伤。
整整一天，干部战士滴水没进口，粒米未沾牙。饥饿严寒胁迫着每一个红军战士，但大家一鼓作气，打退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的进攻。活着的每个人都滚打成土人儿，只有两只眼睛滚动。
敌人强制被俘西路军战士组成的新剧团旧址
西宁市雷鸣寺街8号临近傍晚，红三十军八十八师郑维山政委派来的人说，要我们设法突围撤退。干部和年龄大一点的战士都牺牲了，弹药消耗殆尽，无战斗力，无法突围。我们在敌众我寡的条件下准备坚守到天黑以后再想办法。大家把武器砸折、分散埋了，只留些长矛、马刀、木棍，又搜集砖块、石头、瓦片作为弹药断绝后的武器和敌人拼杀。不料，夜幕拉下的时候，毒辣的敌人用汽油、柴火烧开了庄门，蜂拥而入。我们剩下的五六十人寡不敌众，全部被俘。
半夜，把我们解到马元海设在东十里铺一座庙里指挥部的后院关押起来。关押期间，总部曾设法营救我们，给马元海来了信，要求释放我们，他们不干。总部又以一条山战斗中俘虏的敌人工兵营为条件交换我们，马元海也不干。在这座庙里把我们关押了三四天后，押送到凉州新城，监关了很长一段时间。这些天里，让我们这些 共产丫头 挖树坑罚苦役，备受欺凌。不久，又将我们其中的一部分解押到青海西宁送给马步芳，逼迫组成了 跳舞队 。
任芝芳
我8岁参加儿童团，9岁参加新剧团。河西战役时，我才13岁。我们从永昌去二十里铺演出，还没有走到，就被包围。敌人放火把门烧了，冲了进来。我人小，钻在桌子下面老乡的一个背GF3FB里，被敌人抓了出来。我们是被马步青的部队俘虏的，第二天到武威。在押送路上，几位女同志被马匪奸污了。这一次被俘的有黄光秀、何德珍、苟兴才。在武威10天左右，一半送到青海，一半留了下来。
何德珍、苟兴才都给马步青当了媳妇，我年纪小，跟她们当了丫环。何德珍后来被送给了一个姓马的处长，这个人新中国成立后被捕劳改了，何以后回了四川老家。我给苟兴才当丫环一年多，一次因我反对了她，她把我给了一个营长家当丫环
。我15岁时，就和马匪部队一个喂马的结了婚。
刘明清
我们被俘女同志编了一部分到新剧团，为他们跳舞唱歌。我记得新剧团人员最多时60人左右，后分配给甘州一部分，还有30人左右。我记得有黄光秀、党文秀、陈淑娥、安明秀、王定国、孙桂英、罗秀英、秋秀英、秦云杰、苟先珍、张琴秋和我等。
在新剧团，我们自己做饭，自己管伙食。每天都是杂面（青稞、豆面）糊糊，也没有菜。不仅生活不好，还经常挨打受骂。但我们是不甘心受压迫的，大家想了不少方法同马匪作斗争。
马匪让我们跳舞唱歌，但他们没有人教，仍让我们跳红军的舞，把红军的歌改几个字，用原来的曲调唱。我们红军有一首歌歌词是 鼓声咚咚，红旗飘飘 ，马匪把 红旗 二字改为 国旗 ，可是我们演唱中仍唱 红旗飘飘 。有时他们不注意，就过去了，有时听出来了，就把我们打一顿。挨了打我们心里也是高兴的，因为我们唱的还是红军歌。
还有首歌是： 马步芳在西北阻碍抗日真可恶，压榨人民心狠毒。我们要活捉马步芳，消灭马步芳，建立后方把日抗，收复失地才有望，共产党的好主张！ 这首歌词是在河西战役时编的，我们一有机会就唱。有一次被马匪的人听到了，就吹哨子紧急集合。我们每人挨了一顿打，有的同志被打得昏了过去。
还有一次在山河会馆，举行欢迎白崇禧的晚会，让我们跳舞，还让马匪的 义女 （实为马步芳的娼妓）跳舞。我们跳的是红军的 海军舞 。为了表示我们的不满，就故意把鞋甩在前面第一排白崇禧的茶桌上，结果我们每人少不了又挨了一顿打。当时张琴秋同志曾对我和党文秀说，可惜我们没有一颗手榴弹，如果有，利用今天跳舞的机会，炸死他们有多好呀！我们牺牲也是光荣的，早死晚死，反正总有一次死。
西宁警察一分局局长马英
党文秀经常到马步芳军部去跳舞，而马威是马步芳的随从、传令兵，又是姑舅表兄弟关系。马威就向马步芳要党文秀。
马威和党文秀于1937年秋在西宁结的婚。当时请了客，请了厨师，摆八大盘。黄光秀、陈淑娥、赵全贞等歌舞团的人也来了，还带来了舞蹈服装，在我们家里跳了舞。
结婚后，党文秀就住在家里，费玉秀（马英的大老婆，北京人，原为妓女）、莫枝华（马英的小老婆）、党文秀三人轮流做饭，每人一星期。
1938年秋天，有一天上午10点钟左右，我从警察一分局回来，看见党文秀穿着马威的灰制服，腰间围着子弹带，背着盒子枪，在大门口走来走去。党文秀一见我就赶紧跑回家去。
我回到家里，看见马威在睡觉，便叫醒骂了一顿。马威就把党文秀打了。我向马步芳做了报告，说马威把党文秀管不住。马步芳对马威说： 娶党文秀做老婆不合适。你们分开，你可以到女子师范去挑，你看准谁，我给你谁。 这样，党文秀就又回到了歌舞团。但是，过了一段时间，马威又把党文秀从歌舞团接回来。
党文秀接回来那天穿得很阔气，还带着包袱，是用骡子拉的轿车接回来的。马威当时没有钱，从莫枝华那儿要了一块银元付了车钱。
那天晚上，我正在一分局值班，马步芳来了电话，说找党文秀到军部去跳舞。当时在军部的还有马忠义、马步銮两个旅长及其他人，但党文秀被马威领走了。我告诉马步芳，我已两天没回家，不知道这件事。马步芳叫我赶快回家把党文秀找回来。同时马步芳还派了传令兵队长马有福、传令兵李生存来要人。
我带着马、李二人到家。马威一听动静，翻房顶逃走了。党文秀藏到厨房里案板下的窑里。我用手电一打，发现了她，就交给马、李二人带走。
过了一两天，我问马有福，党文秀怎样了。他说军长发了脾气，把党文秀枪毙了。
我的老三兄弟马威，我也把他找到了，叫他去见马步芳。马步芳因为与我们有远亲关系，就把马威开除，令他马上离开青海。马威离开青海后，在甘肃武威混了几年，以后回到
了河州老家。
黄光秀被马步芳霸占，在他的玉石公馆住。以后因马步芳的儿子马继援反对，说如果他父亲不把黄光秀弄走，他就要把黄光秀打死。这样，马步芳就派马绍武用飞机把黄光秀送到四川去了。
陈淑娥嫁给了上校参谋牟文斌，生了一个孩子，后被马元海霸占。马元海带着陈淑娥乘骆驼到西藏、尼泊尔、印度等地去游历。回来后，把陈淑娥安排在贵德他的公馆里。
赵全贞后被马步銮霸占，新中国成立前夕由马步銮带到台湾去了。
孙桂英当时到甘州去了。
董桂芳
我1933年正月参加儿童团，11月到红四方面军新剧团，在乐队里打 当当子 。当时新剧团有50多人，团长姓易，外号易莽子，个子大，是鄂豫皖的人。
剧团到一条山，我病了住进医院，跟医院到永昌。剧团被马匪俘去了。我出院后分配在供给部，到倪家营子又让我到三十军政治部当宣传员。人还不熟，就突围到梨园口，快到康隆寺时被打散。我藏到冰窟窿里，天亮后，看见到处是死人。民团搜山把我们18个人一起抓住了。我们女的没有武器，男的有武器也没有子弹了。
敌人把我们押到张掖大衙门，王定国她们已先关在里边。共有7个男的，14个女的。我记得还有孙桂英、陈桂兰、苏佩珍、蔡德贞、李玉珍、陈秀英。孙桂英四方脸，高个子，很苗条。敌人让我们站起队来，韩起功问： 共产党好还是马家军好？ 我们说： 共产党好！ 我们被打了一顿。
敌人的参谋罗平见孙桂英长得好，想要。韩起功不给罗平要给回族，孙桂英不同意。韩又说送她去凉州，是韩的清水副官送的。清水副官的女人是被俘女红军，过了几天哭着对我说：清水副官把孙桂英杀掉了，是奉韩起功的命令。
陈桂兰被分给了韩起功的一个参谋，苏佩珍被分给了韩手枪队的一个汉族传令兵。
蔡德贞和张水清结了婚。张水清的外号叫张九九。一天晚上，韩起功打发人来叫张水清，一去就没再回来。第二天，敌人装傻，问： 张九九怎么没上班？ 蔡德贞说： 被你们的人叫去，没回来！ 事后，敌人把蔡德贞卖给了回民阿訇。
陈秀英分给韩起功手下的人，不到一个月就喝大烟水死掉了。李玉珍也给了韩手下的人，到青海去了。我们 新剧团 那个男的李汉炳，被编到敌人的补充营，跑掉了，在张掖住过，1952年回了四川老家。韩起功把我分给手枪队的传令兵，叫刘根强，是河南洛阳县人。1943年韩起功调青海，刘根强带我逃了回来。我们无法共同生活，他常骂我是 老共产 ，又找了个小老婆，我骂他是马匪。我们1956年离婚，他1958年被法办，去了新疆再没有音信。他那个小老婆也改嫁到新疆了。离婚时，我最小的孩子还没生。离婚后，我给人家洗衣裳，纳鞋底，挖大粪，后来又到搬运社。
一百师三百旅副官长赵述
1937年夏，马步芳将 新剧团 的一部分约有十七八人送到张掖，交给三百旅旅长韩起功。其中有个女战士孙桂英，思想进步，意志坚强，对敌斗争激烈，所以马步芳对她很不高兴，暗示韩起功寻找机会将孙杀害。当时韩起功对我说： 武威骑五师师长来电报要孙桂英，你给马步青写一封信派副官韩世昌送到武威去。
实际上韩起功对我说的完全是一套假话，暗中又给韩世昌另有指示： 你将孙桂英送往凉州，路经张掖东二十里铺时，在沙窝给枪杀掉。我早已派人在二十里铺沙窝里挖好坑了，枪杀后就埋在那里。
据韩世昌说： 我在沙窝准备掏手枪时，孙桂英猛地一下把我的手腕握住了，争持了半天才击毙了。
一份未发出的电报
电台报务主任熊维邦透过玻璃窗看到，总台台长张之俊引着六名红军被俘人员进了大门，立即知道是红军通讯人员无疑。
张之俊把电台所有工作人员熊维邦、董琳、张之杰叫来，说： 这几位是共产党部队通讯人员，是我们的同行。我们都是干军队的，如果被人家俘虏后恐怕不如他们！
红军电台高级技术干部刘景炎在康隆寺附近被俘，刘原是冯玉祥总部的工程师，在无线电界享有盛名。骑五师无线电台台长梁魁、大队长杜友三，都是刘的学生。刘是青海所部俘获，通过梁、杜的师生关系，由马步青打电报要到凉州骑五师，任命为无线电总工程师，娶了老婆安了家。刘景炎到凉州后即与马步芳电台的总台台长张之俊电来函往，逐渐成了至交。在马步芳杀俘高潮时期，刘景炎给张之俊发了一份电报，说： 被俘红军内无线电通讯人员，大都是我的学生，恳求念彼此同行关系，大力给以营救！ 当时，张之俊在马步芳面前能说上话，他相机向马步芳进言： 我们团体日后扩大，所需人员缺乏，虽在继续培养，一时尚不能满足需要，被俘人员中肯定有这种人才，能否清查一下？ 马步芳点头同意。
六名红俘衣服褴褛，形容憔悴，处处表现出警惕神态。六人住在报房隔壁的两间房屋，没正式分配工作。每人每月口粮45斤，菜金1．5角，煤每人每日2斤，一月为60斤，各发蓝色制服1套。
熊维邦工作时六人常到报房，熊也为了表示信任，时常让他们上机工作，发现曾庆良技术最好。熊刚结婚，爱赌博，有时间就回家或赌博，因而经常私下找曾庆良代他工作。
曾庆良一次悄悄地对熊说： 熊先生，我的爱人听说也被俘到西宁。她是一名医务工作者，要是未死的话，可能在医院。你能否替我找一下？
熊立即答应，说： 你的老婆我不认识，我一个人找有困难。我们俩明早饭后一同去找比较方便！ 曾庆良说恐不方便吧，熊回答说没关系。
翌日早饭之后，熊维邦引曾庆良到中山医院。他俩刚一进门，就遇见一位女俘。曾庆良发愣了，那个女人也愣住了。二人心中大恸，挥泪相向。
曾庆良说： 我在电台与这位熊先生在一块儿还好，以后情况如何尚不能预料。希望你不要过于悲伤，再看情况如何！
熊叫两人多谈几句，曾说恐出问题，敦促速回。
张之俊听说这件事后稀奇地说： 太奇了，太奇了！我们设法撮合他们，也为子孙积一点德！
六人表情一天比一天轻松。熊维邦在业余时间常陪他们到城内游玩。一天晚饭后，熊同六人一同去到南城墙上游玩。熊有意识地介绍了西宁市的东西南北方向和关卡渡口情况，六人聚精会神地听着。熊还指点着自己的村庄，说一旦有必要的话可去他家找他。
虽说被困，但心的荒野升起一缕缕轻烟，还跳动着红色的火焰。六人每日乘晚上工作完了的机会，以练习收发为借口，常窃听延安的新闻发布。延安每日以电码向各地发布新闻，因为当时还没有广播电台。
熊本人时常窃听延安的新闻，所以很了解报机刻度盘上该台的波长位置。熊一进门，六人若无其事地将度盘的位置转移，熊为避免他们产生恐惧心理，也时常若无其事地退出。
一天，熊偶尔到六人的房间，发现他们头对头地在写什么，见熊进来，便轻轻地以纸盖了。熊装作没有看见似的谈几句就退了出来。
据报，红军一部在祁连山中西进。马步芳即派马步銮部一个团的兵力，由旅参谋长郭全梁率领取道都兰向北追击，又以 旋密 急电尚在张掖的马彪派骑兵一部星夜追击。
当时，马步芳部的密电码都是在明码本的基础上稍加改变而成。特别是河西战役已近尾声，译电人员在保密上更是不太注意，用得最多的是 旋密 ，很简单，稍有通讯知识的人一看便知电文内容。抗战胜利以后国民党中央才发了统一的保密密本。
曾庆良发现上述电文内容，当即大胆扣发了这份电报。译电处催要该电回文，熊追问发送情况，
曾说因声音微弱天电干扰无法发出。
总台台长张之俊、电务处长朱长玉以及电务处译电主任赵焕耀，欷G9A5B嗟叹，手足无措。张之俊以右手砸左手，对熊维邦说： 看你捅下这个祸！ 赵焕耀说熊： 老兄，你的庇胆大呀！
这件事如果让马步芳知道，大家都有责任。为了事态不致扩大，几人对曾庆良未动声色。后据报，红军在玉门的青头山一带出现，由刘呈德堵击。郭全梁由都兰撤回，马彪派兵也已没有必要。这份电报也无发出的必要了。
熊维邦和赵焕耀是电务训练班的同期同学，关系很好，张之俊是他们电务训练班的老师，和他俩既是师生，又是上下级同事关系。熊承蒙二人的大力包庇，以声音微弱、声音嘈杂等客观原因敷衍过了马步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