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99年下半年起，吴超化名“刘平”先后采用电话、传真、电子邮件等方式，寻找并积极与境外间谍组织联系。他的手段并不高明。为了取得境外间谍组织的信任，他发送了2份属于绝密级国家秘密事项的信息资料，以及有关地方治安方面的情况资料。
很快，国家安全机关就注意到了这个在互联网上传递涉密内容的“刘平”。迅速成立的专案组，在对“刘平”进行侦查、取证后，查获了吴超用以给境外组织发送电子邮件的计算机、传真机、电话、磁盘等作案工具。
在铁的证据面前，吴超低下了头。他还没来得及品尝“成功”的果实，就戴上了手铐。根据<国家安全法>、（保密法）有关规定，吴超的犯罪事实已构成非法为境外窃取、刺探、提供国家秘密罪。
而此时的肖亚，还没从即将结婚的喜悦中走出来，便掉进了痛苦与追悔的万丈深渊。在她的处理材料中这样写道：肖亚身为国家安全机关重要涉密人员、中共党员，置党的纪律、国家安全机关工作秘密和保密规定、纪律于不顾，放弃了对自己世界观、人生观的改造，丧失了一个党员和国家安全机关工作人员的意志，缺乏正确的恋爱观和应有警惕，多次将吴超带到办公室，并把载有国家安全机关重要涉密文件、资料的计算机软盘交给其使用。甚至还将载有重要涉密信息的计算机软盘带回家中擅自拷贝、复制，其行为严重违反了保密规定，客观上为吴超提供了窃取国家秘密的犯罪途径和条件，给国家安全机关工作及国家秘密构成严重威胁并造成损失。根据《国家安全法>、<保密法）及国家安全机关保密规定等，肖亚的行为已构成故意泄露国家秘密罪。国家安全机关已对其做出开除党籍、开除公职的处理。并交有关部门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一段被利用了的“爱情”，就这样匆匆结束了。
2001年8月8日，国家安全机关将此案移交检察机关，对犯罪嫌疑人吴超和肖亚提起公诉……
假如可以重来
魏侠利
人生有太多的选择，也充满了诱惑。我们每向前走一步，都应该问问自己，这一步将通向哪里？
2000年8月4日，在中国南部的A市，夜幕刚刚降临。位于闹市区的明月酒楼像往日一样觥筹交错、歌舞升平。袁华泊好车，环顾一下四周，匆匆步人酒店。在包房内，袁华见到了蒋玉川，几句寒暄，他将事先准备好的皮包递了过去，一切都显得自如、流畅，就像一场顺利的商务谈判。然而就在这时，也像事先约定的一样，国家安全机关的人员突然站在了他们的面前，将措手不及的袁华、蒋玉川抓获，并当场缴获“奥林巴斯”相机一部，胶卷一只。经查，内拍有中央某部委秘密文件。一起间谍案就此告破，主角就是身为某国有企业办公室副主任的袁华。
找上门来的“友情”
袁华出生在南方一个美丽的小乡村，17岁初中毕业后参军到A市第一通信站当兵。他工作勤奋，聪明伶俐，积极上进。
不断地受到嘉奖和提升，很快就由技术员、副政治指导员、作训参谋、作训股长，升为通讯总站教导队队长。事业成功的袁华，还有一个温馨的家。在而立之年，当地一个美丽的姑娘余晓倩嫁给了他，两年以后，他们添了一个漂亮的女儿，生活过得美满滋润。在部队里，人人都羡慕他们，袁华也沉浸在幸福之中。在更加勤奋工作的同时，他感觉非常满足。
然而，一个结婚纪念日，一场飞来的“友情”，将这一切都断送了。
1995年2月，袁华和妻子收到明月酒楼的邀请函，要为他们庆祝结婚5周年。
5年前，袁华和余晓倩就是在明月酒楼举行的婚礼。之后，他的妻子余晓倩与明月酒楼的老板何慧来往密切，成了好朋友。
在交往过程中，余晓情发现何慧总有花不完的钱，且珠光宝气、妩媚动人，这令余晓倩十分羡慕。相比之下，自己虽然日子也过得甜甜蜜蜜，但经济上却总是捉襟见肘，孩子已经好几岁了，还挤住在单身宿舍里。何慧看出了晓倩的心思，一天，她对晓倩说：“没关系，我帮你介绍认识一个大款，他准有办法帮助你们。”
2月6日，在妻子的鼓动下，袁华来到了明月酒楼庆祝结婚5周年。席间，何慧给袁华介绍认识了据说是大款的台湾人蒋玉川。为了表示一下，蒋当场送给余晓倩一条足金项链，这飞来的“友情，，让袁华和妻子又激动又诧异。
在这之后，蒋玉川经常请袁华唱歌、吃饭、打麻将，甚至找小姐。并多次向袁华赠送金项链、手表、金耳环。起初袁华也曾经怀疑过蒋玉川的动机，但这念头只是一闪而过，蒋玉川也一直强调只是为了与袁华交个朋友，并无他意，而且这些东西对于他来说只是九牛一毛。听着蒋玉川轻描淡写的一席话，看着被金项链、金耳环衬得眼睛发亮的妻子，袁华为自己交了这样一个朋友而高兴。妻子更是鼓励他向蒋玉川学习，想办法改善一下自己的生活。
1996年4月的一天，袁华邀请蒋玉川去教导大队的靶场打靶，在休息的时候，蒋玉川笑着对袁华说：“缅甸有一个朋友对我家有救命之恩，前两天对我说他需要一些内部资料，求我帮忙，我不好拒绝，突然想起你是这方面的行家，只好来求助于你，不知能不能给我个面子？”面对蒋玉川那难以拒绝的笑脸，袁华露出了为难之意。身为军人的他知道，这可不是闹着玩的小事，把内部资料提供给境外的人，摘不好就是触犯法律。
为消除他的顾虑，蒋玉川向他保证仅此一次，绝对不会被别人知道。临分手的时候，蒋玉川将一个装有1000美元的信封塞到了袁华的手里。
揣着这烫手的1000元美金，袁华回到家中。
一边是似乎和自己并无太大关系的国家秘密，一边是无以回报的“友情”和无法抗拒的美金，给还是不给？
他手握美元，妻子兴高采烈的穿金带银的身影和明月楼里花天酒地的生活在他的脑海里不停闪过。被金钱和享乐腐蚀了的他，此时已无力拒绝！
过了几天，袁华找了一本部队的资料汇编拍了两个胶卷，交给了蒋玉川。
已然上了套
在这一次交易之后，袁华心理还有些后怕，担心会被人发现。几个月后，单位里依然风平浪静，而蒋玉川也很久没有跟他联系，袁华以为事情就这样结束了。
但是正当他准备转业的时候，蒋玉川又找到了他：“我以台湾军情局的名义命令你两天内拿到某某两个军区的文件资料，同时。你可以得到相应的报酬。”
这时，袁华才恍然大悟，原来蒋玉川原名张强，是台湾军情局特务，他前面对袁华所有的活动都是在台湾军情局的授意下做的。袁华明白自己已经被牢牢地套住了。现在他只有两种选择，要么去坐牢，要么就苟延残喘，在还没有被发现的时候，替台湾间谍搜集情报，维持自己现有的生活。而袁华是没有勇气去坐牢的，更何况还有金钱的诱惑在面前摆着。
他再次死心塌地地选择了金钱。
1997年9月，袁华转业到某国有公司，1999年4月，任该公司办公室副主任。在这期间，袁华又先后与蒋玉川交联多次。
经查，袁华在担任军队作训股长和某国有企业办公室副主任期间，与蒋玉川先后交联数十次，多次向蒋玉川提供各军区、银行系统及其他文件近百份，其中密级文件就有数十份。袁华共接受蒋玉川提供的酬金数十万元（其中大部分已追缴，上交国库）。
袁华将上述文件资料提供给台湾军情局，直接泄露了中央对台工作方针、原则和我军的战略任务及存在的问题，对我国家安全和利益造成了严重损害。
如果可以重来
对于袁华的窃密、泄密行为，国家安全机关早有觉察，为了人赃俱获，安全机关对其进行了长期的跟踪调查，终于在袁华、蒋玉川再次在明月酒楼进行罪恶交易时将他们抓获。
2001年2月，袁华被以间谍罪判处有期徒刑12年。
对这严正的审判，袁华其实早有思想准备。这一天到来的时候，他甚至有些释然。因为这5年来，他身上的十字架背得太重了！他说：“如果可以重来，我是绝对不会因一时的贪念而把自己逼上绝路的。”
可是，走过的路，有多少可以重来呢？
女骗子与机要参谋
邓所贤
机要连里的可疑女人
那是一年的秋天。边防某团政治处主任带工作组到新疆某边防连检查工作，发现该连电台房里住着一个女青年，引起了他们的重视。经了解得知，此人叫张艳，是该连机要参谋李勇的表妹。已在连队住了近一个月，还在机要室住了20多天。据李说，张艳是某军区原政委的干女儿，在某部队当兵，不久前考入南京政治学院新闻系，入学后发现患有肾炎而暂时休学治病，待治好病后再复校。这次来新疆，是帮李勇办理工作调动一事。由于将李勇的商调函错发到了别的部队，这次张艳来是想把情况了解清楚。再重发调函。
根据连队的反映和对张艳的初步观察，工作组认为张艳有可疑之处，于是，派人前往某军分区。经该军分区干部科调查，证实没有收到过任何有关商调李勇的函件。与此同时，工作组向军区保卫处汇报了张艳的情况。不久，军区保卫处回电话说军区原政委没有干女儿，某部队也没有张艳这样一个女兵。至此，初步可以确定张艳是一个身份不明的行骗者，为了彻底查清她的真实情况，特别是要查清其在机要室居住期间，对密码秘密有无造成威胁，经上级同意后，工作组将张艳带到团部驻地看管审查。
骗术并不高明
经多次给张艳做工作和商请有关单位协查，初步查实了张艳的基本情况。张艳，1974年生人，陕西省渭南人。初中毕业后在家待业，期间曾打过工、卖过票。因不甘长期过农村生活。开始在外找关系，想当兵或谋个职业。
李勇，也是陕西渭南人。有一次李勇回原籍探家，在市场吃早点时，碰到与自己相识的女青年和张艳一起吃早点。女青年把张艳向李作了介绍，并说张是当兵的，此后，张艳、李勇二人再未见面。
这一年的3月中旬，张艳以出去当兵为由，向家里要了200元钱，来到乌鲁木齐她的一个大姐家，谎称她是来学习的。20多天后，无所事事的她只好又返回家乡。碰巧的是，在兰州站。
她发现了准备回家探亲的老乡李勇。交谈中，张艳告诉李，自己是当兵的。李觉得张能当上女兵，家里一定有过得硬的关系，就问张是不是在部队里有关系。张随口谎称认识某军区政委，并编造了如何成为某政委于女儿的经过。李当时就信以为真，提出让张艳设法将其调回渭南。经李几次请求，张佯装答应，说回家后告诉其父亲帮助办理。回渭南后，李勇带着水果等物品先后三次去过张艳家。张艳也去过李勇家两三次，他们还一起去公园游玩、照相。期间，张艳谎称调动之事其父已答应办，并把事先找人以其父亲名义写给某政委的信拿给李看，谎称要把信邮走，其实张在回家的路上就把信撕掉了。10月初，张从老冢赶到李所在团部驻地，自称是李勇的表妹。当时，李勇在医院看病，得知张到来后，迅速出院回团，把张带到自己所在的连队。最初，李勇将张安排在机要室外间住，李住电台房。张艳到连队后，李在饭桌上向连里干部介绍说张是其表妹，是某军区政委的干女儿。
由于机要室外问和工作间经常不锁，张在机要室住宿期间，除李、张一起在工作间闲聊、听录音机之外，张独自一人也多次在工作室听录音机、写信。张在机要室住了20多天，因机要室太冷。要求调换住处，李勇又将张安排在电台房住宿，李和电台的战士住在机要室。张在站期间经常到班里与战士闲谈、玩耍，还乘车去过边境。张艳在连队机要室住宿，随意出入班排，连队干部无人过问或干涉，直至工作组上站后才发现问题。经对机要密码进行清查核对，未发现泄密问题。经调查了解和本人交待，张在站期间无其他越轨行为。
应吸取的教训
张是一个刚开始流窜社会的闲散人员，此次欺骗李勇所以能得逞。主要是抓住了李勇想托关系离开边防的个人主义思想。张艳行骗的目的只是为了财物，没有发现其他的政治背景和窃取我密码秘密、军事秘密之目的，对我密码秘密也没有构成危害。鉴于上述情况，军分区对其进行了多次教育、没收了军装等物品之后，令其速回原籍。
李勇被骗一事在部队中产生极坏的影响，所暴露出的边防一线连队在机要工作建设中的问题，也是值得引起重视的。
1.个别机要干部事业心差，不安心机要工作。认为边防机要干部低人一等，无出路，缺乏奋斗进取精神，是被骗上当的思想基础。
2.丧失警惕，违反机要保密纪律。机要工作条例规定机要人员不得乱交朋友。李勇为了达到个人目的，置机要保密纪律于不顾，在不明张艳的真实身份的情况下，擅自带张上站，并安排在机要室住宿，还主动替张炫耀假身份，起了保护伞的作用。
3.思想麻痹，执行机要保密制度松弛。李勇安排张在机要室住宿期间，为了张的方便，机要室外问的门一直不锁，里间工作间的门也经常不锁。张经常一人在工作间看书、听录音机。实际上机要室在此期间一直处于失控状态。由此可以看出机要工作的规章制度在李勇的头脑中松弛到了，何等程度。
4.连队干部管理松懈，对机要保密工作思想麻痹。李勇擅自带张艳上站，在长达一个月的时间里，先后在机要室、电台室住宿，连队干部未及时加以制止。张经常出入班排，与战士闲谈、玩耍，还到过前哨，也无人过问。连长、司务长等还分别带张去过驻地附近，在边境线照相。作为边防一线连队发生以上问题是极不应该的。
密码是党和国家的核心秘密，一旦发生问题，后果无法估量，损失难以挽回。驻疆部队担负着戍边维稳的双重职能，处在军事斗争的前沿，机要保密工作在新疆部队就显得尤为重要。对此，一要严格机要队伍管理，确保机要人员忠诚可靠；二要强化机要人员的理想信念，强化机要干部的奉献精神和敬业意识，牢固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同时，要切实关心他们的成长进步，帮助解决实际困难，不断创造拴心留人的环境，激励他们安心边防，献身机要事业；三是调整边防机要干部的守防时间。边防机要干部长年累月工作在高寒区，身体健康状况很差，有的长期带病坚持工作。在这样的情况下，机要人员思想产生波动，在所难免。在加强思想教育的同时，还要制定切实可行的交流制度。缩短他们的守防时间，将那些表现优秀的干部，适时交流到条件相对较好的部队工作。四要严格落实规章制度。机要工作的各项规章制度，是做好机要保密工作的基本依据，必须认真学习。严格执行。上级业务部门要坚持定期检查和不定期抽查，特别要加强对小散远单位机要工作的检查和帮建力度，及时发现同题。堵塞漏洞。
间谍，为了一个“财”字
魏侠利
近些年来，随着台海关系的紧张，台独势力不断加紧对大陆政治、经济、军事情报进行刺探和窃取，台湾间谍在大陆的活动十分猖獗。
此前，在我国沿海某市，国家安全机关又破获了一起贩卖情报的间谍案。
情报生意从渔村开始
刘玉贵是个渔民，他家祖祖辈辈以打鱼为生，到他这里却变换了一个重大的角色，成了通台的间谍，这是谁也没有想到的事情。而在他的带动下，他的两个弟弟刘玉富、刘玉田也参与其中。
事情还得从20世纪90年代初说起。
那年夏天的一个傍晚，刘玉贵在自家的院子里乘凉，他们村的林国源来找他闲聊。林国源是村里的一霸，外号“豹子”，以前在村里瞎混，尽干坏事，这几年突然做起了海上运输生意，而且来钱很快。他们两人信步来到了海边，很自然就说到赚钱的事情上来。在这个年月，人人都在为赚钱奔忙着，打鱼这事，又辛苦，又危险，还赚不了大钱，刘玉贵正在为找不到一个新的赚钱路子着急。这时他就问林国源到底做什么生意。林国源神秘的一笑。用手向东一指说：“你看，那是什么？”
刘玉贵顺手望去，暮色中的海岸线上，金门岛隐约可见，这景观他并不陌生，但今天看起来却别有一番滋味，不知是为什么。林国源告诉他，金门岛上有一家台湾机构，需要一些可靠的人来为他们工作，自己这些年也赚了一些钱，现在人手不够，想请刘玉贵一起做这笔“生意”。刘玉贵一听到台湾机构，心里便有了数，以前他也曾听人说过，林国源赚的是不义之财，果然不错。可他又转念一想，既然能赚钱，而且林国源已经做了几年了也没出什么事，估计没有多大危险。于是，两人一拍即合。
过不久，刘玉贵和林国源就合伙买了一条船，出海到金门岛与台谍联系。刘玉贵将他的身份证交给台谍复印，在台谍机关提供的有关表格上签字，化名“来富”，正式参加了台谍组织。他还从林国源那里得到了预支的经费。他们接受的任务是搜集各方面的情报，运载当地的情报人员出海到金门与台谍联系。就这样，刘玉贵与林国源以海上运输为幌子，开始了罪恶的情报“生意”。刘玉贵觉得干这个有利可图，鼓动他弟弟刘玉富和刘玉田四处搜集情报，并乘坐他们的运输船到金门通谍。到现在，刘玉贵还后悔，当初是他财迷心窍，害了自己的两个弟弟。
现役军人加人间谍队伍
随着林国源、刘玉贵搜集情报活动的进展，台谍机构对他们的要求也越来越高，搜集不到情报就意味着没钱可赚，为此，他们费尽心机。
刘玉贵有个妹夫张树清是驻某市的军人。开始时，为了搜集到情报，刘玉贵就经常往妹妹家跑。装作好奇问一些军队中的事情，并找借口从张树清那里要军队中的各种资料提供给台谍机构。后来，他干脆就想办法拉张树清下水。他一边让妹妹不断的催促，一边亲自做工作。他跟张树清说：“你看，跟你的同学比，人家发财的发财，升官的升官，就你现在还守在这里，我妹妹跟着你真是受苦。”这些话还真说到了张树清的要害处，这些年，随着改革开放步伐的不断加快，人们手头都活起来，很多以前不如他的人都走在了他的前面，自己当了这么多年的兵，现在还紧紧巴巴的过日子，他的心态本来就有些不平衡，经刘玉贵这么一说，他更加无地自容，就想着一定要改变一下生活了。刘玉贵看时机到了，就把通谍的想法给张树清明说了……
几个月后的一天，张树清乘林国源和刘玉贵的船出海到台湾军情局金门站秘密据点，他出示了本人军官证和某军事学院毕业证，填写了有关表格，化名“海炎”，履行了参谍手续。他接受台谍机关的旨意，了解他所在市附近我军兵力调动情况和驻军情况，并领取了3000美元、照相机和2块手表，这些就成了他后来窃取情报的主要工具。
十年一梦
其实，林国源当初找到刘玉贵的时候，早就知道刘玉贵有个妹夫是军人，他就是冲张树清来的，只要争取到张树清，情报的来源就会源源不断，自然金钱也会源源不断。这时候，台谍机关为了缩小目标，命令林国源与张树清直接联系。于是，林国源找张树清商议。从现在起，由张树清搜集情报资料，林国源负责运送给金门台谍机关，确定香园招待所为他们交接情报的秘密地点。就这样，张国源从现役军人直到转业后，以他所服务的单位为主要目标，有时还到一些港口，用照相机将我军事、政治等情报资料拍成胶卷，通过林国源输送出去。林国源每次出海与台谍机关联系，还带去张树清写给台谍机关的信，又带回来台谍机关的指示信和活动经费。
本世纪初的一天。林国源和张树清再次到某市香园招待所交换资料，被当地国家安全机关人员抓获，当场缴获了未及送出的7个胶卷，内拍机密级、秘密级及内部资料数份。国家安全机关的人员由此展开了全面的调查。
据查，本案涉及人员有十数人，十余年来，他们先后运载出海通谍人员近百次，共贩卖国家机密级、秘密级文件和我国内部资料数百份，收取钱财数十万元。目前，张树清、林国源、刘玉贵已经分别以间谍罪被判刑13年、13年和8年，其余涉及人员均另案处理。这些人当中，张树清是个明明白白地走上犯罪道路的人，他从十几岁就当兵，又上了军校，应该是知情知法的，可是在金钱面前，他仍然没能抵抗住诱惑，为台谍机关服务十多年，这不能说不是一大悲哀。
“以密谋私”何时了
从本案的前前后后，以及我们所接触过的形形色色的泄露国家秘密案中，可以发现，贪财是犯罪的一个重要原因，境内外敌对势力正看中了这一点，台湾间谍就是用金钱收买相关人员。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一些人经不住金钱的诱惑，“以密谋私”的事件时有发生；一些部门和单位甚至是保密要害部门中，涉密人员包括领导干部思想严重麻痹，保密管理极其松懈，以致给犯罪分子留下可乘之机，致使泄密事件发生，给国家安全和利益造成了严重的威胁和损害。（本文中的人物均为化名）
“寻梦人”梦断俄罗斯
■侠名编写
一
王孟40岁不到，是我国某市监狱第三产业公司的经理。别看他年纪不大，却着实风光了好几年，公司顶着政法机关的牌子，后台硬，所以做起生意来一直顺风顺水，给监狱上交了不少，自己也小小地发了财。特别让王孟留恋的是通过当这个经理。他与市司法系统的头头脑脑、上上下下都混了个脸熟，还通过关系搞了身警服，俨然成了“编外警察”。平时，王孟穿着警服在公司里出来进去，很是威风，与客商谈判，有时也穿着警服去，签合同一般都会顺利得多。王孟私下里经常感叹：“有了这身儿衣服还真是好使！”对于王孟这种明显违反规定的行为，监狱领导碍于面子，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
1999年，党中央决定，军队和政法机关不再从事经商活动。
一声令下，全国各地的军队和政法机关纷纷行动，清理所开办的公司企业，该移交的移交，该关闭的关闭。市监狱当然也不例外。王孟这个经理一下子面临着下岗的境地。特别是由于他不是监狱的正式员工，只是一名聘任人员，没法在监狱内部安排工作，这使得曾经风光无限的王孟不得不为今后的生计发愁。
冥思苦想之下，王孟想起自己在美国不是有个大舅哥吗？既然国内混不下去，出国不是个好出路吗？，说干就干，王孟积极与大舅哥联络。与此同时，监狱领导也正式找他谈了话，虽然说得比较含蓄，但话中之意王孟还是听得出来。王孟心中暗自生气，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一个破监狱有什么了不起，老子直接移民到美国发展，今后再回来就是外商了。到那时，你见到我不还得上赶着跟我套近乎。想到这里，王孟高兴了许多。
终于，王孟与大舅哥联系上了，大舅哥让他想办法到美国见个面，到时再细谈移民的事儿。经过多方努力，2000年11月。
王孟拿出一笔钱弄了个名额，跟随市里一个商务考察团到了美国。
对于大舅哥的底细，王孟心中很清楚。当厨师的大舅哥没什么文化，1998年，通过一个偶然的机会到美国打工。由于申请的是短期工作签证，到期后美国移民局要驱逐他出境。也不知是谁给他出的主意，大舅哥以在国内练习法轮功遭到迫害为由向美国移民局申请政治避难，最后取得了居留资格。王孟心想，大舅哥在国内根本就没练过法轮功，他可能连法轮功宣传材料上的字都认不全，但是，大舅哥的政治避难申请却被顺利批准了，一定有“高人”在后面帮忙。
在美国虽然只有短短一周时间，但王孟充分感受到了西方社会的花花世界，特别是大舅哥经常带他出入一些娱乐场所，更使得王孟颇有一种上半辈子白活了的感觉。时间过得很快，归期将近，王孟跟大舅哥正式商量起移民的事情来。当王孟询问大舅哥当初是谁帮助他获得美国绿卡的，大舅哥却故做神秘地笑而不答。
第二天，大舅哥主动找到王孟，说要带他认识一个朋友。两人出门后，径直来到一所住宅，出来迎接的男主人也是中国人。
双方落座后，男主人主动向王孟介绍说自己是福建人，现在已经在美国定居，所采取的方式与王孟大舅哥差不多。接着，这个福建人对王孟说，自己的女儿现在还在国内，想以探亲的名义来美。然后就不回去了。但是，由于办理赴美签证的人太多，她的手续迟迟办不下来。福建人很着急，但是生意上的事又走不开，无法尽快赶回国内，听王孟大舅哥讲他在国内路子挺野，所以想请王孟帮忙给跑一跑。王孟心知肚明，这个家伙肯定也是以练习法轮功申请政治避难的名义取得居留权的，自己心虚不敢回国，只好托我帮忙。王孟暗想，帮他一下对自己来讲不算什么大事儿，但通过这件事可以在美国多交一个朋友，以后自己全家来美国后。也说不准有求别人的时候呢。想到此，王孟一口答应下来。福建人大喜过望，连连称谢。
回国后不久，福建人的女儿就找上门来。虽然已经不是经理了，但人情毕竟还在。王孟带着福建人的女儿东奔西走，到处托关系，两个月后，所有手续齐备，签证顺利拿到，福建人的女儿如愿地登上了去往美国的飞机。几天后，正在家无所事事的王孟突然接到了福建人的电话，福建人对王孟的帮忙表示感谢，并说听王孟大舅哥讲了他想移民美国的事情，表示自己认识一个“神通广大”的美国律师，这个律师为很多CILIA办过移民签证，若他肯帮忙，王孟的事十拿九稳。这个意外之喜让王孟激动得好几天睡不着觉，恨不得生出一双翅膀，立刻飞到美国找到这个大律师。
二
2001年3月，王孟报了个赴美旅游团再次来到美国。一踏上美国的土地，他便脱离了旅游团，坐上来接他的福建人的汽车直奔旧金山，去见那个可以将他带到“天堂”的美国大律师。
在旧金山一家咖啡馆里，王孟终于见到了日思夜想的美国大律师。此人也是中国人，60多岁的年纪，戴着一副金丝眼镜。
西装革履，很有派头。福建人给双方做了介绍，大律师伸出肥厚的手掌，轻轻地与王孟握了一下，让王孟莫名地激动了半天。
双方落座后，大律师先开了口：“我叫哈里……吴，你可以叫我哈里。”大律师的这个“吴”字出来得比较犹豫，这是因为哈里。吴这个名字在美国的各个华人社区里几乎是路人皆知。都知道是那个在西方敌对势力的支持下，上窜下跳，竭力攻击、诽谤中国司法部门关于监狱、劳改等方面的政策，并以极其卑劣的手法炮制了多起旨在污蔑中国人权状况的吴弘达。一般人听到这个名字的反应是，就像听到吊死鬼的名字一样立刻一言不发起身走人。而且，由于吴弘达在中国进行非法活动时使用过这个名字，他也怕王孟会因为自己过去的劣行而敬而远之。但是，平时不读书不看报的王孟却丝毫没有听出吴弘达的犹豫来，仍然喜形于色地忙着给哈里大律师倒咖啡。吴弘达抬手制止了王孟的讨好举动，说道：“你不要动，服务生自然会倒的，这里不是国内。”
王孟连声说“是，是”，放下了咖啡壶。
吴弘达问：“听说你想来美国，怎么，受到了什么迫害吗？”
王孟傻乎乎地说：“迫害倒没有，就是混不下去了，想到美国发展发展。”
一旁的福建人听后连连给他使眼色。一看此人不太“上路”，吴弘达顿时失去了兴趣，起身想走，并信口问道：“混不下去也不用非得来美国呀，你是干什么的？”
王孟说：“在一家监狱里当个三产公司经理。”
“监狱”这两个字立刻刺激了吴弘达敏感的神经，他又坐了下来，说道：“监狱，哪家监狱？那里的情况怎么样，你给我介绍介绍。”
为了出国，王孟早忘记了原则，开始滔滔不绝起来。吴弘达越听越有兴趣，虽然王孟没说出什么他想要的“猛料”，但一个罪恶的计划正在他的心中渐渐形成。
等王孟说完，吴弘达的态度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对王孟热情有加。他说，虽然目前王孟全家来美国办起来有点困难。但是自己在美国国会和国务院都有熟人，应该不会有太大的问题。王孟在感谢的同时又吞吞吐吐地问起办这些事情的花费，吴弘达豪爽地表示，钱不是问题，我先给你垫上，等你到美国找到正式工作后再慢慢还。王孟没想到事情会这么顺利，激动得真想跪下来给哈里律师磕三个响头。
2001年4月，王孟回到国内一个多月后，哈里的电话如约而至。在电话中，哈里说目前正在美国国会和国务院找关系斡旋，一俟事情有了眉目就马上通知他。又过了3个月，焦灼不安的王孟终于等来了哈里的电话。在电话中，哈里要他们一家3口马上起程到北京，找美国驻中国大使馆的一位莫先生，这个莫先生将为他们一家办好赴美的签证。事不宜迟，王孟全家立刻动身，星夜兼程赶往北京。
到了北京，王孟顺利找到了奠先生。莫先生显然早有准备，他把王孟一家带到一间咖啡店，详细地询问了王孟一家的个人情况和王孟夫妻的工作情况，随后，莫先生带走了吴弘达电话中让王孟准备的申请赴美定居的所有资料。最后，奠先生煞有介事地对王孟说两天以后听消息。
两天后，莫先生再次约见了王孟，但是告诉他们的却是坏消息：他们一家不能赴美。理由是王孟的孩子还不满18周岁，需要监护人和资金担保，而办这个手续则比较复杂。王孟感到好像一盆冷水兜头泼来，心中凉了半截。他哪里想得到，这一切都是“哈里律师”——吴弘达精心设计好的圈套。
三
回到家后，王孟很快就接到了哈里的电话，在电话中，哈里说已经知道“出了岔子”，并安抚王孟不要丧失信心，他会继续想办法。
2001年8月中旬，哈里“兴冲冲”地打来电话说，他已经通过朋友安排妥当。这次决定采取“曲线救国”的方式，让王盂全家办理一张赴俄罗斯的旅游签证，然后他再通过美国驻俄罗斯大使馆的朋友给他们全家发放赴美签证，并且王孟一家到俄罗斯旅游的费用由他全盘负责。
对哈里的“特殊关照”，王孟真是感恩戴德，只觉得做牛做马也无法报答。赴俄罗斯旅游签证是小菜一碟，只要找个旅行社报个团就行了。9月，王孟全家办好了赴俄罗斯的旅游签证，打点好行装，变卖了一些不能带走的大物件，然后热烈地与亲友们告别，准备一去就不复返了。2001年9月13日，没有丝毫心理准备的王孟一家随着一个旅行团来到了俄罗斯著名的远东城市符拉迪沃斯托克。
让王孟没有想到的是，他在符拉迪沃斯托克见到的第一个迎接他的人竟然是哈里。看到王孟有些发愣，哈里哈哈大笑，上前热烈地与王孟拥抱。此时，从停在旁边的一辆面包车里突然冲出几个带着照相机和摄像机的人，冲着正在拥抱的王孟和哈里一阵狂拍狂摄。王孟有些疑惑不解，演完了戏的哈里解释说这些都是他的朋友，是一同来接王孟一家的，拍几张照片是留个纪念。王孟也没有多想，带着妻子孩子钻进了面包车。车子发动后，一溜烟地开到当地一家不错的宾馆里。
吃过晚饭，哈里来到王孟的房间，邀请他下楼接受“采访”。
这突如其来的要求令王孟有些措手不及，“采访我干什么，我有什么可采访的？”哈里摊牌说：“白天那些人都是外国著名新闻媒体的记者，比如《纽约时报）、亚洲自由之声、英国BBc什么的，我邀请他们千里迢迢地来采访你是很不容易的，是你的幸运，你应该高兴才对！”王孟压根儿就没想到要接受什么采访，本能地加以推辞。哈里马上变了脸，用一种不容置疑的口气说：“这次为你们全家办理赴美签证是经过美国国会特别批准的，接受采访是必须的条件，你只有好好配合采访，你们一家到美国的事情才会顺利！”随后，哈里加重语气说：“已经走到这一步，你就不要有什么顾虑了，想退已经来不及了。我实际上不是什么律师，我的身份是美国劳改基金会的主任，这个组织你们中国政府很不喜欢。我的中文名字叫吴弘达，想必你也听说过，中国政府也不喜欢我。那些记者在海关口岸已经拍了不少我们合影的照片，你如果去不了美国，回去之后中国警方一定不会放过你！”
吴弘达的话使王孟的脑袋嗡嗡作响，惊出一身冷汗。在这举目无亲的异域他乡，惟一能帮助自己的只有这个吴弘达，事到如今已别无选择，只能按他说的做。抱着一丝侥幸心理，王孟说：“好吧，我听你的，只是不知道他们采访什么内容？”“是有关中国监狱的内容，都是你熟悉的。要知道对于你们这类赴美签证美国国会要求很严格，你要好好配合，能不能顺利过关，就全看你的态度了。”
接下来的情形完全按吴弘达设计的样子进行：在一间布置停当的房间里，摄像机前是王孟苍白而恐惧的脸，他首先接受的是《纽约时报》记者“循循善诱”式的“采访”：你所在监狱的犯人人数，是否生产出口产品，都是什么类型的产品等。那个记者显然是有备而来，准备得十分充分。而王孟呢，看着吴弘达的脸色一一作答，如果他的答案令吴不满意，他就马上改口，直到吴的脸色缓和了，再继续回答下一个问题。就这样，在吴弘达的微笑里，“采访”完成了，王孟长长地出了一口气。最后，为了显示自己的身份不低，王孟还在一张纸上画出本单位领导的职务级别图，并说如果监狱长是一级，那自己就相当于四级，暗示自己的身份不低，这更加令吴弘达满意。
第二天，吴弘达撂下一句话：“我现在就飞回美国给你们办手续，你配合得很好，相信国会那边会满意的。很快签证就会下来，你就留在这里等消息吧。”扔下一点儿钱后，乘飞机回美国了。
由于吴弘达留下的钱不多，王孟一家不得不退掉了宾馆昂贵的套房，在当地租了一间便宜的民房，静待“佳音”。十几天望眼欲穿的等待过后，吴弘达的电话来了，他首先告诉王孟的是起初答应的采访内容不公开发表的承诺已无法兑现，王孟胡编乱造的话被夸大渲染后登上了2001年10月的《纽约时报》，并已在国际互联网上广泛传播。接下来的消息更是给了王孟致命的一击。由于王孟是警界人员，所以美国国会没有批准他的特殊签证。虽然王孟在电话中一再解释自己不是正规警察，只是普通的编外人员，吴弘达却表示无能为力。这意味着王孟折腾大半年，像提线木偶似的被人牵来绕去，说了许多违心的话，做了见不得人的事，最终却是竹篮子打水一场空。走投无路的王孟在电话里苦苦哀求吴弘达再想想办法，但吴弘达却轻描淡写地说，如果你到莫斯科联合国难民庇护所申请避难，或许还有一线希望。王孟听后气得浑身发抖：“去难民庇护所申请避难，你不是开玩笑吧？
我是要到美国定居，不是当难民，要当难民我还找你于吗，你这不是在耍我吗！“可是，电话的另一头，早已传出嘟嘟的盲音。
此后，这个大半年来一直非常“热心”帮助王孟的吴弘达，仿佛从空气中蒸发了一样，没有了任何音信。失去了利用价值的王孟一家人像一堆垃圾似的被遗弃在西伯利亚瑟瑟的寒风中无人同津。
直到此时，王孟才彻底醒悟到上当了，吴弘达根本就没打算给他们全家办移民，只是利用他而已。夫妇两人在租期已到的小屋里抱头痛哭，苦涩的泪水交织在一起，分不清是被骗的伤心还是美梦破灭的懊恼。
四
抱着最后一线希望，王孟把妻儿送上回国的列车后。去了一趟莫斯科。在莫斯科联合国难民庇护所，王孟了解到，像他这种情况，如果真的要以难民身份申请留美，不仅批准的可能性很小，而且一旦批准就再也不可能重返祖国，再也见不到亲人们。
到了此时王孟真是走投无路，万念俱灰。
在遭受了最后的打击后，王孟不得不于2002年初重返祖国。
追悔莫及的王孟这样表达自己的忏悔：“……也许等待我的将是法律的惩罚，但是我心甘情愿。如果政府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一定珍惜自己中国公民的身份，用毕生的精力，向世人揭露吴弘达的丑恶嘴脸，提醒中国人不要上他的当。现在有人想出国寻找自我发展的机会，这本无可厚非，但千万不能不择手段，成了别有用心的人的猎获对象，一旦被人利用，轻则众叛亲离，重则损害祖国荣誉。我要用我的亲身经历，告诫那些想出国的人们，一定要擦亮眼睛，千万不要上当受骗，千万不要给祖国抹黑！‘’（注：文中王孟为化名）
美金颠倒了他的人生
锦密安
2003年2月28日，在北方B市中级人民法院的法庭上，审判长庄严宣布：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一十一条、第五十六条第一款、第六十四条规定，被告人金富犯有为境外机构窃取、非法提供国家秘密、情报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并依法没收被告人作案使用工具美能达照相机一架、数码摄像机一架及芯片6张、数码录音笔一支、摩托罗拉V998+手机一部及非法所得美金60900元。
被告人金富低垂着头，流下了悔恨的泪，认罪服判，没有提出上诉。
自台湾而来的表弟
金富母亲姐妹5人，其中二妹解放前跟随国民党军官丈夫逃到台湾。他们逃台后与大陆亲属一直没有联系，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期，随着两岸关系的逐步缓和，在台亲属开始寻找大陆亲人。经过几番周折，台湾的二姨终于与北方亲人取得了联系；同年4月，金富的二姨、二姨父带着儿子李一林回到了大陆探亲。
亲友们热情款待海外归来的亲人，相互倾诉着离别的悲苦和重聚的喜悦。身居要职的金富举止端庄、谈吐不俗，引起了海外归来的表弟李一林的注意。暗地里表弟对表哥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这个李一林可不简单。他是金富二姨的小儿子，台湾军校毕业，曾在台湾海军服役，上过舰艇，也曾做过对外接待工作。李一林转业后没有正式工作，后被台湾军事情报局发展为间谍，上个世纪90年代初期以做生意为掩护，在南方A市开办一家领带经销公司。
几天来，阔别多年的老人们在一起叙说旧情，畅谈B市的发展与变化，李一林更是忙前忙后，一会儿同表兄妹唠瞌、叙说家常；一会儿给大家拍照；一会儿又给孩子们分发红包。表弟李一林热情亲切的形象深深地印在了金富心中。
一晃几年过去了，到了1994年夏天，李一林由南方A市来到了B市。这次他主要是以做生意的名义来B市“探亲”。为表诚意李一林提出在B市注册c公司，并且有意将公司法人的桂冠戴在了金富母亲的头上。由于金富一直参与母亲管理的c公司的经营活动，自然与李一林接触多起来。随着感情的逐步加深。二人已成了亲如手足的好兄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