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多后，由于李一林在c公司并没有实际注入资金，再加上经营上的原因，c公司于1997年夏天注销执照，停止了经营活动。
生意停止后，李一林于1997年初秋再次来B市，对剩余领带进行善后处理。当时剩余领带全部存放在库房内（库房是金富母亲的一所旧房子）。趁着金富单独陪自己在库房内查看库存的机会，感到时机已经成熟的李一林，对毫无戒心的金富开始了酝酿多年的拉拢引诱。
李一林对金富说：“领带生意就这样了。我有一个朋友在台湾一家杂志社工作，这家杂志社专门报道大陆消息，表哥你能不能给这家杂志社投些稿子？稿酬是很丰厚的……”
李一林一席带着引诱的话语，一下子触动了金富心底的某个地方，仿佛沐浴春雨的土地，种子开始发芽，这位党委书记的立场也开始动摇了。不过他并没有被冲昏头脑，下意识地反问表弟，“这家杂志社有背景吗？”李一林脱口而出：“没有背景。”
其实。这时的金富就已意识到了所谓“杂志社”三个字的含义和分量。想象出“杂志社”很可能就是境外的情报机构。虽有“丰厚报酬”，但还有顾虑的金富表示：“这种事我不干。”李一林看出了金富的犹豫，便迫不及待地说，“你再考虑考虑吧，报酬很优厚。”
北方B市地处关内外交通要道，是北方及西部物资集散中心。近年来，由于工业、农业、军工科研的迅速发展，境外情报机构早已垂涎三尺，不遗余力地变换手法和方式进行窃密活动。
李一林最为欣赏的是这位表哥所处的位置，像表哥这样的人真是难以寻觅。因为表哥的能量与价值太高了，几年来，李一林为了表哥金富可谓煞费苦心。
3天后。李一林要起程返回A市了，他约金富再次来到那间旧房子里面，对金富发起了第二轮进攻。在李一林的“好言”相劝下，金富无话可对了。看着李一林花钱的大度，尽管领带生意赔了几万元，也满不在乎的样子，金富对这位表弟产生了莫名的敬佩和留恋……他，心里矛盾了，想着不如试试看。
李一林：“表哥考虑怎么样了？”
金富：“有没有风险？”
李一林：“这家杂志社是报道大陆消息的，所以要知道一些大陆的内部消息，要比别的报刊早一些报道才能销路好。在刊登这些内部消息时，他们是摘录着刊登，别人不会知道消息来自哪里，这样不会有风险。”
金富：“报酬怎么给？”
李一林：“根据稿件质量，质量越高报酬越高。”
在李一林的阵阵攻势下，这位表哥的思想防线彻底的垮了。
思来想去，在一种侥幸心理的驱使下，在金钱的诱惑下；这位表哥明知道前面是一个陷阱；但他还是硬向前走了过去。
一干就是四年多
李一林见金富答应了为他们服务的要求，便急不可耐地想马上获取一些情报，于是他第一次以一个境外间谍的身份向金富布置了任务，“搜集有关经济方面的资料。”而这位表哥为在表弟面前展示自己的诚意，显示出一个党委书记的能量，即刻到自己的办公室。把单位供领导传阅的两本内部资料<经济参考）取来，提供给李一林，并协助李一林拍下了有价值的内容。此时，李一林露出了满意的笑容。
这是金富向境外情报机构提供的第一份情报，也是他迈向罪恶深渊的开始。
1998年春节，李一林又一次来到B市“探亲”。仍是在那栋旧房子里，李一林一边向金富传授窃取情报的基本手段和方法。
一边说：“给你的报酬是每月工资500美金，根据你提供的东西，另外算奖励。
但是要做一年以上。“李一林随手从包中掏出500美元，”这是你一月份的工资。“
当李一林见金富略带兴奋地接过500美元后，心里更踏实了……李一林告诉金富，今后要注意搜集红头文件，最好是中共中央文件，密级越高越好。当然啦，密级越高报酬也就越高。接着李一林又进一步布置说：“搜集情报平时要注意积累，看到有价值的文件就照下来。”同时，李一林还给金富规定了联系方式及取送情报的暗语、化名等等。并递交了由台湾情报部门提供的、供金富作案使用的、具有变焦和微调功能的美能达照相机、数码摄像机及芯片、数码录音笔等作案工具。
此时的金富更加明白了。虽然他们没有捅破最后的窗户纸，但是，金富清楚地知道了他服务的对象就是台湾情报机构。可自己上了贼船，早已是覆水难收，难以自拔了。
按李一林的布置，金富开始注意单位文书送来的传阅文件，每次阅文后他都要挑出有价值的文件，在办公室内一一进行秘密拍照。一次，二次、三次……1998年初这对表兄弟在B市机场交接的情报胶卷，里面拍摄的4份中共中央文件，都是金富单位供处级以上领导传阅的文件，均为秘密级。
自1997年8月至2002年初，李一林先后多次，根据不同时期的不同形势向金富布置搜集不同内容的情报任务。要求在搜集中共中央文件的同时搜集政治、经济、军事以及有关国家政策、重点工程建设项目方面的情报。
金富每次都尽心尽力地完成任务，从不放过任何机会，就连外出学习、开会、到亲戚家串门也要带上这个任务，真可谓用心良苦。4年多来，金富先后20多次在不同的时间、地点、场所，采取不同的方式非法向李一林提供涉及我国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大量国家秘密、情报。而这些东西90％以上是金富利用工作之便获得的。
这些情报中有中共中央、中办文件及有关政治、经济、科技资料；有国家关于政策调整、军工科研等方面的资料；还有国家重点工程建设项目，如三峡工程、西气东输等方面情况。其中有秘密级的、机密级的、更有绝密级的。金富与李一林在交接情报时，采取了在本地直接取送与乘飞机到外地交接、坐汽车到机场、车站、码头等处会面等方式完成。这些情报由金富提供给李一林后，再由李送给台湾情报机构。自然啦，按金富提供情报的质量和数量，台湾情报机构也没有忘记通过李一林定期发给金富薪酬及奖金。
美金在源源不断地装入金富的包囊中。金富的灵魂也在一步步走向深渊。
美金使他丧失了一切
金富1976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多年来一直从事着领导岗位的工作，先后担任过副处长、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工会主席及党委书记等职务。自从被李一林拉下水后，终日心神不宁，虽然有大把的美元囊中揣，但并不觉得它很珍贵，仍然是吃不香睡不着。正如他在自己的悔过书中写的那样：几年来，我的内心空虚得很。
像做贼一样担惊受怕，惊恐和不安一直在伴随着我，想不干又下不了贼船，心里一直处于矛盾之中。虽然给了不少美元，这些钱又成了新的负担，没处藏没处放。
几年来，金富在情报搜集过程中，良心上曾经自责过，立场上曾经动摇过，精神上渴望退出过，但是，每次都是美金战胜了良知，使他一次又一次地铤而走险。
1999年4月，李一林陪同其母回到B市。表兄弟见面后，金富对李一林说：做这种事风险太大，一旦出了事就全完了。李一林再次给金富鼓劲说：“只要你拍照时注意，不被别人看见，你这儿不出事，我这边没问题。我的财产都在大陆投资了，真要是出了事，我也全完了。”每当金富思想动摇的时候，李一林都会加倍付给他美元，这次李一林又拿出900美元给金富，说是1998年的奖励。
海南席世国事件曝光后，金富很害怕，和李一林谈起这件事，表示对自己的安全担心。李一林又鼓劲说，“席世国他们搞得太狂了，用值班电话传情报，搞得太过了。我们谨慎些不会出事的。”
就在金富恐惧不安的时候，李一林又带来了上司的指示，给金富的工资从4月份起涨到每月1200美元。李一林一次付给金富3400美元。看见这大把的美元，金富又一次坚定了干下去的决心……1999年夏的一天，金富为了完成李一林布置的搜集军事情报任务，不惜冒险干起了偷窃的行当。
金富的小弟是某军工企业搞科技理论研究的。一天中午趁小弟不在家，金富偷偷溜进小弟家中，拍摄了小弟研究、撰写的军工科技理论资料。偷拍过程中，阵阵冷汗顺着他脸颊流下：因为他害怕被人发现，他担心小弟突然回来，他不想连累小弟……
这次偷拍情报的惊恐，再次动摇了金富，担惊受怕的恐惧，愧疚不安的心理，使金富思前想后，决定不干了。1999年12月，李一林又一次来到B市，金富与李一林摊牌，“我不能再干下去了，我决定退出。”李一林想了想说：“好吧，回去我就和他们说，从现在起你就什么也不要动了。”
2000年春节前夕，李一林再次来到B市，在一个僻静的客厅内，金富、李一林两厢对坐，在烟雾缭绕中边喝茶、边思索。
还是李一林开口打破了这尴尬的局面，李一林悄悄地低声对金富说，“这次钱带来了不少。”说着从包中取出计算器打出了一个数字：5600，拿给金富看，并说，“这是你去年四季度的工资和奖金。”接着又打出于一个数字：10000，说，“这是给你的过年钱。”15600美元又令金富眼花缭乱了，颤抖的手再一次接过了肮脏的钱。
李一林见状进一步动员说：“报酬丰厚，就再做一段吧。”金富没有言语，默许了。
他们受到了应有的惩罚
其实，金富、李一林的频繁接触，早被B市安全机关发觉。
经过反复侦查取证，安全机关获取了金富、李一林窃取我国国家秘密、情报的大量事实。
2002年5月17日，金富被B市安全局拘传，同月18日被监视居住，同年6月26日被刑事拘留，同年7月10日被依法逮捕。李一林也同时受到了法律的严厉制裁，已另案处理。
关押期间，金富对所犯罪行供认不讳。他为境外窃取、非法提供国家秘密、情报情节特别严重，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但鉴于认罪态度较好，积极配合安全机关查清犯罪事实。司法机关对其实施了从轻处罚。
金富，一名党员领导干部之所以沦为阶下囚，是贪欲，是“梦想”、是金钱颠倒了他的人生。
破灭的金钱梦
郭寒冰
2002年国庆节前夕，在x省某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正在进行一个间谍案件的宣判。审判长洪亮有力的声音震撼着被告人的灵魂：根据被告人陈春财、林玉芹犯罪的事实、性质、情节和对国家安全的危害程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有关条款，判决如下：被告人陈春财犯间谍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被告人林玉芹犯间谍罪，判处有期徒刑6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并处没收扣押在案的个人财产。
随案移送的作案工具、非法所得予以没收。
审判长问：“被告人听清楚没有？”
“听清楚了。”
审判长又问：“你们是否上诉？”
两名被告沉默着。他们既为自己犯下难以饶恕的罪行而后悔奠及，又有着减轻罪责、免受惩罚或减轻处罚的侥幸心理。过了一会儿，他们异口同声地提出了上诉请求。
陈春财，男，39岁，s省某县人，高中毕业后，1980年应征入伍，1983年入党，1985年转为部队职工，1988年调到x省一家食品厂任销售部门经理，1994年应聘到x省某市保安服务公司下属的物资贸易公司任总经理，1997年至案发前，先后又在其原部队驻地的两个公司任副总经理。
林玉芹，陈春财之妻，原为x省某纺织厂的职工，1994年下岗后随陈到x省生活。
人人都想让自己过得更好，这本来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了。但世间通往幸福的路本非一条，陈春财、林玉芹却偏偏选择了出卖情报这条与幸福终点背道而驰的路，最终将自己带入了罪恶的深渊。
一念之差，滑进泥沼
1996年7月，时任x省某市保安服务公司下属物资贸易公司总经理的陈春财，因经营不善等原因，企业濒l临破产。正在他为今后的路怎么走而发愁的时候，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在该市公安局一个处长的办公室看到一份关于沿海渔民拿情报资料到海上和台湾人换钱的通报。他灵机一动，心想，这不是一条赚钱的路吗？处长办公室资料多，自己又有机会来，何不去试一试呢？就是这一念之差，使他迈出了充当间谍的第一步。他趁机从处长办公室窃取了公安杂志、公安工作简报、内部资料等5份材料，回到公司，然后借着出差的机会，带着材料辗转来到福建省厦门市，先在离海不远处的一个旅馆住下，然后四处打探，寻找时机。
陈春财很快从一个三轮车夫处打听并联系上一个做走私生意的台湾老板。相约见面后，陈春财把自己的真实意图告诉了台湾老板，台湾老板给他指点了去金门、马祖的方法说：“你要真想搞情报资料卖钱，那你就自己想办法去，我要试一试你的本事，咱们岛上见。”
在一个海滨浴场，陈春财用望远镜看到对面岛上“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几个大字，就借机向周围的人打听岛上的情况和我军在沿海的守备情况，当得知浴场到岛上直线距离不足2公里时，他就盘算着游泳上岛。
陈春财立即返回旅馆，寄存了钱物，购买了不干胶带，用塑料袋装上资料，又来到浴场，租了两个汽车内胎，在僻静处将塑料袋和衣服分别粘贴在内胎上。
反复检查妥当后，已是夜晚时分。在夜幕掩护下，陈春财潜下水朝着既定的目标游去。
陈春财虽识水性，但毕竟不是专业游泳运动员，加上天黑、水凉、路线不熟，在海上折腾了一夜，直到天快亮，才游到岸边。
一上岸。陈春财就被几个台湾当兵的抓住，带到岛上，关进一个山洞。随后几个穿便装的人来到他面前，对他进行问话。
陈春财将自己的姓名、籍贯、简历、偷资料卖钱的情况都交待了。
审问的人向陈询问我公安机关及其原来所在部队的情况，陈一一做了回答。
审问的人又说：“你既当过兵，又在公安机关做生意，现在又带情报出来卖钱，如果遣返回去肯定要判重刑。”
陈春财一听，惊出一身冷汗，说：“我可没有考虑这么多，现在该咋办呀？”
审问的人看了陈春财一眼，不紧不慢地问：“你还能不能搞到这样的情报？”
陈答：“能。”
“如果你不想被判刑，就必须为我们继续搜集情报。这样的话，我们不遣送你回去，而是用另一种秘密的方法把你送回去，很安全，你愿不愿意？”
陈春财一听这话，心里踏实了许多，连忙回答：“愿意。”
随后，他们安排陈春财吃饭、休息。陈春财的生活虽然被安排得很好，但仍有人看守，不能离开山洞，自由行动。
又过了几天，几个军人模样的人来到山洞。他们再次了解了陈春财的情况。谈话中，他们似乎对军事、政治、经济情报更感兴趣，详细地问陈春财所在部队的情况，以及现在部队还有没有熟人。当陈春财回答说他现在部队还有很多战友、老乡时，来人就拿出一张表让陈春财看，上面印有加入台湾间谍组织的誓词。
陈春财看后表示愿意加入该组织，在表上签了字，并举行了一个简单的宣誓仪式，正式成为该组织的成员。
陈春财在接受了台湾间谍组织的基本训练后，带着“长期潜伏、搜集情报”的任务，回到了国内，开始了他的间谍生涯。
泥足深陷回头路遥
陈春财从金门返回后，处理了公司的事务，又借机在×省某市公安局处长那里窃取了几份内部文件资料后，为获取更多的情报，又将觊觎的手伸向了其原所在部队。
1996年10月，陈回到其原部队。也许是机缘巧合，正盘算着如何取得值钱的“料”的陈春财在部队传达室，恰看到一本标有“秘密”的刊物，他抓住时机向取刊物的人打听这类刊物如何订，要什么手续，在什么地方订。第二天在部队招待所登记住宿的套间里，陈看到盖有部队招待所印章的一本空白介绍信，就偷偷撕了一张，藏在口袋里。12月，陈春财用偷来的介绍信，到×省某机要通信局订阅了1997年度的<内参选编）和（××决策》，并办理了自取证。订了内参后，陈春财暗自高兴，这下可有了稳定的情报来源，不愁赚不到钱了。此后，无论公司的事如何忙，他都一定抽时间，亲自到机要通信局去取刊物，然后交给台湾情报组织。1998年度又续订了一年。1999年度；陈春财用公司的介绍信订了内参。2000年～2002年陈春财担心自己长期订、取刊物会引起怀疑，就指使其妻林玉芹用西苑公司、东晋公司的介绍信订内参。每次取刊物时，两人同去，陈春财在门外等候。林玉芹进机要局领取，一直到案发，二人被捕。从1997年以来，陈春财取了刊物后，不是自己亲自送往台湾情报站，就是由情报站派人来取这些刊物，有秘密级的也有机密级的，给国家安全带来了严重威胁。
订阅有关涉密刊物虽然是一个比较稳定的情报来源，但毕竟数量有限。为了获取更多的信息，陈春财瞄向了原部队涉密要害部门和人员。他凭着在部队当公务员、搞接待时练就的基本功，加上生意场上学来的请客送礼，吃喝拉关系，找门路的本领，以揽生意、谈项目、找战友、会老乡的名义，很快就将部队的情况搞清了，人员也混得很熟。开始，他是从部队有关人员的办公室偷拿文件资料，拿到后出去复印，再将文件资料送回原处。每次拿、送文件，他都是心惊胆战的，生怕被人发现。为了更方便地“拿”文件，他琢磨着要是能有他们的钥匙，那就更好了。
1998年的一天，陈春财到部队找熟人张某，正巧张某要去吃饭，就让他先在办公室等一会儿，陈春财乘机配了张某办公室的钥匙。2000年春节刚过，陈春财和林玉芹及其岳母去刘某家，刘急着开会，就把钥匙给了陈的岳母，让他们先到家里坐。陈春财将其岳母安顿到刘家后，就把刘某办公室铁门、木门、套间门的钥匙配了两套。同年4、5月份，陈春财到部队与战友、老乡下棋，看见王某正准备锁走廊的铁门，他就过去说要到楼上办公室拿包烟，王某就没有锁门，钥匙就挂在锁上，陈春财趁人不注意，赶紧拿上钥匙去配了两把，然后把钥匙交给了王某。
陈春财有了偷配的钥匙，作案方便多了。他利用节假日和夜晚多次潜入部队营区，用偷配的钥匙打开综合办公室的门，窃取、拍照军队文件资料54份，其中机密级10份，秘密级33份。
内部文件11份，还窃取军队文件汇编1本。在陈春财的作案过程中，林玉芹是其得力助手，不仅将要提供给台湾间谍组织的文件资料进行登记等，还紧密地配合陈的间谍活动。
制造谎言，换取美元
陈春财为了赚更多的钱，除搜集情报外，还借发展组织的名义，向台湾间谍组织提供了部队有关人员的情况，索要活动经费。台湾间谍组织要求他提供所发展人员的证件，陈春财就谎称买软卧票需要工作证，分别骗取了部队四名军人的工作证，拿到×省某市一照相馆进行翻拍，又找做证件的人进行技术处理。然后，让林玉芹以其中一个人的口气写了一封信，内容大概是：“牛先生，未曾谋面，托小陈带来的500元钱我已收到，您所谈的事情我尽最大努力办。”又找邮局门前代写书信的人，以其中另一个人的口气写了一封信：“你所谈的事，恕我不能相助，但作为朋友，可以相交。因工作、职责所限，请原谅。你托小陈带来的200元钱已收到，谢谢！‘’将两封信和证件照片送往台湾马祖，换取美元。
陈春财平时喜欢去书摊、报亭，发现有价值的文章，回来后就摘录、打印，送往台湾。1997年的一天，他在报纸上看到一个有关A市私刻公章泛滥的报道。他想，台湾间谍让我搞文件，我一时搞不到，何不利用公章想办法呢？当时他在西苑公司任副总经理，于是就借口家里有事，请了几天假，径直来到A市。
在地摊上找到一个南方人私刻了空军军代局、二炮工程学院政治部、总后政治部、公安部、×X省公安厅等印章，又在×省某市刻了收发章、人名章、绝密、机密、秘密等印章。后用私刻的印章伪造军队文件，送往台湾马祖赚钱。
法网恢恢，疏而不漏
陈春财、林玉芹从事间谍活动，手段用尽。他们曾多次前往沿海，与台湾间谍组织接头，乘坐渔船往返金门、马祖；他们利用电信局国际长途、公用电话亭、高级饭店的电话及手机、传呼与台湾“老板”联系，他们还让女儿找同学抄写寄给台湾的信件；他们还试图用收听敌台、上互联网等手段与间谍组织联络，互通情报。但法网恢恢，疏而不漏。正当陈春财、林玉芹为他们的金钱美梦一步步得到实现而高兴的时候，他们的犯罪事实早已被我公安机关、安全机关掌握得一清二楚。2002年初，陈春财、林玉芹被逮捕归案，他们的金钱美梦也被打碎了。
陈春财、林玉芹从1996年至2002年，先后窃取我公安机关文件资料9份，私订内参480余本，偷配钥匙lO把，窃取部队文件资料60余份，拍摄文件资料胶卷20余卷，私刻印章19枚，19次直接或间接向台湾间谍组织传送所搜集的情报资料……他们也先后从台湾间谍组织那里得到了数万美元。
陈春财、林玉芹犯罪事实铁证如山，x省高级人民法院经二审审理裁定，驳回被告人陈春财、林玉芹的上诉请求，维持一审判决。
陈春财、林玉芹的金钱梦彻底破灭了！
折断的翅膀
吴锋
（一）
2002年3月初的一天，某科研单位一研究室内，人们像往常一样紧张地忙碌着。不知是谁喊了一句：“汪工怎么还没来呀！”人们的目光一下子都投向一个固定的位子，桌面上空空荡荡。往日此时早已到位的公文包、水杯、横七竖八的图纸资料踪影全无。也许是家里有事，也许是身体不舒服，虽然人们心存狐疑，但谁也没有多想。一天，两天，三天，每天上班进入办公室自己的坐位时，人们总是不由自主地扫一眼那个熟悉的位置，然而汪红军始终没有出现。汪红军的妻子李某是研究所的会计，从李某的嘴里，人们排除了汪红军出了意外的可能，但他为什么不来上班呢？一时间，议论纷起。
汪红军。1959年生，八十年代初毕业于东北某重点大学，到所工作已有二十多年，承担着国家多种重点型号项目研制工作，2000年5月，所里开展规范定密工作，所保密委员会根据本系统的保密范围等文件规定，将汪红军确定为重点涉密人员。
同年9月汪红军被评聘为研究员。身为重点涉密人员，手里捏着多个研究项目合同的汪红军到底去哪儿了呢？
这几天室主任老钱可以说是食不知味，坐卧不宁。他没想到汪红军会来这一手。今年春节刚过，汪红军曾向他口头提出过调离申请，当时他对汪红军进行了真诚的挽留，他自以为做到了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可谓苦口婆心，他也以为汪红军被说动了，可没想到刚刚几天的功夫，汪红军竟然不辞而别了！让老钱食不下咽的是，汪红军不仅对手里正在进行的研究项目未做任何交待，而且其平时从所里借阅的大量文件、图纸、资料也不翼而飞！
为妥善处理此事，不致影响所里的科研生产任务，并消除因此而给国家安全带来的隐患，老钱多次打电话联系汪红军，或好言相劝，或正言以告，令其回所上班。然而，老钱的话似乎并没有起作用，汪红军在与老钱的对话中始终坚持要求调离，并且再未回到过单位。
3月下旬，研究所收到了驻山西某军工集团公司所属一研究所发来的干部商调函，商调汪到该所工作。看到汪红军去意已决，为保证国家秘密的安全，所里研究决定，同意汪红军调离，要求汪尽快回所办理正式调动手续，同时归还所借阅图纸资料。
然而，令研究所百思不得其解的是，原本急着要调走的汪红军此时却又不急了，虽然研究所三番五次地催促其尽快回所办手续，汪红军却没有任何回应。
一转眼，两个多月过去了，汪红军仍未回所办理调动手续。
无奈之下，6月上旬，研究所保密委员会研究决定，联系上级主管部门保密办，恳请有关部门协查，要求：追回汪红军在所工作期间所借阅的图纸资料，特别是涉及国家秘密的图纸资料，督促其回所办理调动手续，并按有关规定落实保密责任；责令汪本人在离所的两年解密期内，切实履行不从事与原单位业务相关活动的承诺。
（二）
已过不惑之年的汪红军之所以执意要走，是因为有一块更大的“蛋糕”摆在他面前：某中外合资企业聘请他去当总经理。虽然该公司刚刚成立，人员、技术都还没有到位，甚至当时连营业执照还没办下来，汪红军还是动心了，不仅为了近在眼前的“车子”、“房子”和“票子”（该公司许诺聘其为总经理，为其解决一辆汽车、一套住房），也为了干一番事业。在他看来，研究所的工作二十年如一日，平淡而单调，就像一池清水，波澜不惊。
他渴望能让他自由施展的广阔天空，而这也许就是一次机会。
其实，汪红军之所以走得如此坚决，也是因为新公司所从事的业务是他所不能再熟悉的，是他干了二十多年的老本行，不仅相关的技术耳熟能详，就是圈儿里的各种关系也早已门儿清。就在他离开研究所的时候，还正在和一些单位进行着有关项目的合作。因此，随着他的调走，其原单位正在开发的项目也随之转移到所外自行运行也是意料之中的事。
汪红军走得坚决，没有经过原单位的同意，没有办理正式调动手续，汪红军的人就已经坐到某公司总经理的办公桌前。为了掩人耳目，他甚至通过各种关系，请远在山西的某军工集团公司一研究所出具了商调函，而实际上他的新公司就在北京。面对起步中的公司，汪红军调动起全部的精神。他到任后，首先制定了一系列公司发展战略文件，声称要加强公司的社会交往及与相关各单位的沟通，从此他的身影又在熟悉他的一些相关单位出现了，但此时他的身份已经变了。为解决公司技术人才短缺的问题，他采取高薪、封官、许愿等各种手段，从原系统的某些单位“挖人”，给原系统一些单位正常的科研生产活动造成了严重的干扰。
旬子说过：“君子生非异也，善假于物也。”汪红军可以说是“善假于物”的，他的眼睛瞄向了原单位的技术资料。知识经济时代，知识就是金钱，就是财富。为使新公司的知识资本尽快达到所需水平，赢利并走上正轨，汪红军在其身份还是某研究所研究人员时就开始了准备。
（三）
2002年6月中旬，有关部门在汪红军的家中和公司办公室查获各种图纸资料690多份，经鉴定其中机密级3份，秘密级400多份。如此大量的涉密资料是如何带走的呢？汪红军事后交代说：“有的资料是下班时拿回家的，有的是上班时拿回家的，最后由公司派来的一个司机一次性从我家拉到公司办公室。”
汪红军的这种“老鼠搬家”的行为，诚然有他自己所说的原因：“我对技术比较爱好，十分珍惜这些资料，我只是想通过这些来证明我的能力，从没想过要泄露给别人。”但这种“爱好”
决非如此单纯，正像他所承认的：“这些对我来说是一种技术资本。”
在汪红军看来，这既然是一种属于个人所有的“技术资本”，用在哪里、怎么用，当然应该由个人说了算。但身为重点涉密人员、从事国家重点科研项目研究二十多年的他对国家、单位有关保密规定却是心知肚明。
就在2002年，汪红军还与研究所签订了保密责任书：“本人保证在调出单位三年内继续履行保密义务，遵守保密法律，保守本人所掌握和知悉的国家秘密和工作秘密……并在今后从事的工作中，不侵犯本单位的合法权益。在本人调离本单位的三年中，不利用本单位的商业信息和技术秘密开发或生产本单位正在生产和研制的产品。若本人违反上述规定。给国家及本单位造成损失。愿承担相应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
正因为汪红军深深知道自己在保密方面所承担的职责和义务，因此也知道那些“技术资本”并非属于自己，也因此，在单位最终同意他调离，要求他回所办理调动手续时，他没有做出回应。他知道，办理调动手续之时，也就是交回手上所有技术材料、签署保密承诺书，承诺解密期内不从事与原单位相同业务之时，而这正是他所不愿意接受的，因为这些都是他大展宏图的绊脚石。
从汪红军家和公司办公室查获的资料显示，他所占有的并不仅是他自己参与的科研项目研究成果！正像汪红军自己交代的，他试图将大量涉密资料占为己有的最终目的，就是为了自己所在的公司尽快赢利，在这一行业内迅速站稳脚跟，并进一步拥有强大的竞争力。然而，汪红军倾注心血的公司还没有发展起来，自己却进了监狱。因故意泄露国家秘密罪，汪红军被判处有期徒刑1年。
记得有人说过，成功须趁早，成名须及时。求名也好，求利也罢，即便急迫难耐，也是人之常情，他人没有置喙之地，但无论如何任何人都不能因此而忘记自己的职责，甚至违反国家相关法律规定，乃至影响国家安全和利益，汪红军就是前车之鉴。
人性的绞索
焦绪民钱宇光
重逢
1996年初夏，东南沿海某城。
城东头有一座小院，大门被岁月的风雨严重剥蚀，以至于原来刻在门框上的楹联已无从辨认。门里的几间平房虽经修葺，但仍然显得老旧。倒是院里收拾得干净利落，透着主人的勤劳和细心。今天，整个院落似乎都透着一种喜气。一个瘦削的少妇不时到院门口张望，清秀的面容上流露着焦灼和渴盼。
“你弟弟几时回来？”从门前走过的邻居们都重复着同样的问话。
“快了，快了，他姐夫已经去接了。”
“张老师留下的这两个孩子真有出息，一个出了国，一个自学成才，嫁了个军官……”少妇昕着街坊们的议论，眼里一阵阵发热。
一辆汽车停在少妇的门前。从车上走下两个男人。少妇的热泪像断线的珍珠夺眶而出，还没等她迎过去，只见后边那个白晰修长的年轻人早已赶前一步，一把抱住了已成泪人的少妇，嘴里叫了一声“姐”，就哽咽得难以成声。惹得周围的街坊邻舍们也欷嘘不止……
回忆
夜，静寂温馨。少妇却仍然难以入睡，过去所发生的一切像走马灯似的在脑海里一遍一遍地重现。
她本来有一个幸福温馨的童年。父亲作为教师，在这民风淳朴的小城中很受敬重，温良贤淑的母亲也有一份很不错的工作。
她与弟弟就像两只幸福的小鸟在父母温暖的羽翼下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但一场飞来横祸，将他们推向了痛苦的深渊。那是二十多年前一个春暖花开的日子，刚过而立之年的父亲在带领学生春游途中，因车祸而遇难。母亲受到过度的刺激，在精神失常不到一年后随父亲而去。当时她9岁，弟弟不满6岁，生活将巨大的难题抛在了他们姐弟面前。她看着弟弟瞪着一双似懂非懂的眼睛。怜爱与责任感使她毅然决然地担当起了做母亲的责任。二十多年过去了，她忘不了多少个漆黑的夜晚她搂着战栗的弟弟经受着凄风苦雨的煎熬，多少次为弟弟缝补衣裳针刺十指钻心的痛楚，还忘不了弟弟在外受到欺负后剜心割肉般的哭声……二十多年她默默地承受着一个接一个的苦难，也感受着苦难之后的每一个成功。特别是弟弟大学毕业后又到国外留学，这在小镇是破天荒的事情。弟弟的成功就是她的成功，弟弟的幸福就是她最大的慰藉。
想到这里，她笑了。身边的丈夫似乎也受到了她的感染，在熟睡中发着谁也听不懂的甜蜜的梦呓，并将一只胳膊搭在了她的身上。她轻轻地将丈夫的胳膊移开，并借着月色疼爱地端详着熟睡的丈夫。
如果说弟弟的功成名就是她最大的慰藉的话，那么找到心满意足的丈夫就是她生活中的又一骄傲。弟弟上大学后，为了排遣心中的孤寂和空落，她参加了当地驻军举办的文化补习班。当时丈夫是文化补习班的教员，在知晓了，她的生活遭遇后对她倾注了极大的关爱与帮助，后来在弟弟出国的问题上，他几乎是倾其所有。就这样，由同情到相爱到结婚，她终于找到了理想的归宿。
尽管结婚后的日子一直过得比较清贫，但用丈夫开玩笑的话说就是“一个窝、一口饭、一个好夫人，足矣！”当然丈夫绝不是那种安于现状的人，三十岁刚出头就当上了副处长，最近还要代表军里参加军区举办的岗位练兵竞赛。
东方破晓，她睡意全无，索性披衣起床。
“怎么，又是一夜没睡？”丈夫怜爱地问。
她朝丈夫笑一笑。
“你再在床上躺会儿，早饭我来做。”丈夫一边说，一边穿衣起床。
“不了，晓白从小就爱吃我做的饭。”晓白是她的弟弟。
“那也好，昨天我一天没有上班，单位还有很多事情等着我处理，早饭我就不在家吃了。”说完他就要出门，妻子赶忙从冰箱里拿了些早点塞到了他的怀里。
“噢，对了，我的资料还放在床上，你帮我收好。”话没说完，人已出了门。
当头一棒
又是一个难忍难熬的闷热天气。
许文强自从接完内弟张晓白之后，一直没有回家，就连落在家里的资料也来不及去取。一门心思扑在岗位练兵上。最近几天他简直可以说是夙兴夜寐，就连这闷热难耐的中午，也没有休息，躲在办公室心无旁骛地背记着复习题，连楼外的狂风暴雨也似乎毫无觉察，以至于身边的电话铃响过几声，才将他从自己的世界里惊醒。
电话是政治部丁副主任打来的。等他按照吩咐赶到丁副主任的办公室，发现沙发上坐着的除了军保卫处处长之外，还有两个陌生人。
副主任向他介绍，那两个陌生人是军区保卫部的，他想站起来同他们握手，但发现对方冷着脸毫无表示，就又坐了下来，心里不由得“咯噔”一声。丁副主任没有容他想下去，就单刀直入地进入了主题。
“许文强同志，我们现在有一件事情需要向你澄清，希望你能够配合我们的工作。”一向和蔼可亲的丁副主任此时十分严肃，屋里的气氛也像暴风雨即将来临的天空。
陌生人接着问他：“你们家最近来没来过外人？”
“我内弟刚从国外回来。”他如实回答。
“对你内弟最近几年的情况了解吗？”来人继续问。
他茫然地摇摇头。结婚前他与先念大学后出国留学的内弟没有见过多少面，关于内弟的情况更多的是通过妻子的介绍，他仅仅知道他出国之前是一个品学兼优的好学生。
“那么，你最近丢没丢失过什么东西？”看他还是如坠十里烟雾，来人继续提醒到：“比如秘密文件材料什么的。”
听到“秘密文件材料”几个字，特别是将“秘密文件材料”
与内弟联系起来的时候，他脑子里顿时一片空白。他从来人嘴里听到了一个难以接受的现实：他的内弟张晓自在国外学习期间被某国情报机构发展为特务，回国后第一次作案就是将他带回家的秘密文件材料拍成了胶片，在企图与该国情报人员交换时，被我国家安全部门抓获。
噩梦
南方某监狱。高墙耸立，戒备森严。
一缕阳光透过铁窗，照在张晓白那毫无血色的面孔上。他似乎丝毫感觉不到夏日阳光的恶毒，死尸般地躺在床上一动不动，任毒毒的太阳炙烤着他那痛苦的灵魂。过去的一切像噩梦般横亘在他的脑际。
他的确是作为品学兼优的好学生到国外去深造的。刚到国外时，他并没有被灯红酒绿的生活所诱惑，他只知道能够发展到现在这一步，一靠国家，二靠姐姐，三靠未来的姐夫——没有国家的好政策他无法出国，没有姐姐的含辛茹苦他无以成人，没有未来姐夫的慷慨资助他连上大学都不可能。因此，刚出国他很勤奋刻苦，白天孜孜不倦的完成学业，夜晚辛辛苦苦地打工赚取生活费用。
与他一起打工的还有几个留学生。虽然同是打工但目的却迥然不同，有的像他一样是为了贴补家用，有的却完全是为了一种消遣，或是赚取娱乐的资用。其中与他最投缘的是某国的一个华裔学生，他们有共同的语言，有共同的生活习惯，也有共同的情趣爱好，这对于他这个在异国他乡举目无亲的人来说，无异于找到了一个知音。对方的生活圈子要比晓白大得多。他结交广泛，朋友来往不断。慢慢地他也拉张晓白认识他的朋友，尤其在知道张晓白的身世之后，他更表现出了异乎寻常的热情，经常拉他到朋友的圈子里，先是谈心交往，逐渐就出入于娱乐场所，后来还经常从经济上给他以帮助。他刚开始还觉得有点受之有愧，但随着交往的加深，他就有点处之若素了，心想，大不了有朝一日功成名就再来报答他们。但后来发生的一件事情彻底地改变了他的命运。
那是去年的一天晚上，他们这一帮人相约到一个酒吧去喝酒。酒过几巡，大家的情绪有些激动。有人提议到这个城市的红灯区去一试深浅。他初时有些犹豫，但朋友们都极力怂恿。他一方面感到难拂朋友好意，更主要的是他经常与这些人交往，耳濡目染，早有“越雷池‘’的想法，但因囊中羞涩而难遂心愿。今天既然有人做东，何乐而不为呢？
贼胆都是练出来的。有第一次就有第二次。可是就在他在温柔乡里流连忘返时，他的朋友给他出了一个难题：要他搞一些中国军队的情况。乍一听说，他以为朋友在同他开玩笑，但此话再次从朋友的嘴里说出并且带着一种不可置疑的IZl气时，他几乎吓出了一身冷汗。他知道这是一种犯罪行为，搞不好是要掉脑袋的。他断然拒绝。朋友先是劝解，在劝解无效的情况下似乎是极不愿意地从口袋里掏出了一打照片——那是他“行乐”时的各种丑态。并声称他如果不愿意，他的那些朋友就要将他的照片寄往国内。他当然知道这将意味着什么。他就范了，虽然是带着深深的不甘心不愿意甚至是深深的悔恨，但他最终还是就范了。
他是带着极不光彩的任务和沉重的“十字架”回到国内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