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位杨学所生前好友剑桥说：杨学锁在生命的最后一刻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这个举动，让我很激动。说句实话，我原先和杨学锁关系是特别好的，在他病重期间，我经常去看他，在他病情稍微好一点时，他也经常去我家。他每次看见我也都提到这个问题，就是说入党。
原先我们唠的时候，他说过：哎呀，我这病，癌症也能克服，好的话，活个十年、八年没什么问题。他一直对生活，对人生很乐观。最后他去世的前三天，我去看他，他还跟我开玩笑说，剑桥，看来不是很乐观了。当时我就说了，大家都理解你，你是好样的。在他生命最后时刻，我记得是半夜三点十五，大家把一套崭新的海关制服穿在他的身上。我觉得锁子的一生，无论是他的人格，包括他对工作的态度，都值得我们学习。
记得有一次下班了，又是下雨天，企业有一批货需要海关查验。他作为科长，这个货也可以安排第二天查验，因为当时没人了。但是锁子跟我说，咱们一起去吧。我们俩还有一个关员冒着雨去了那家企业，等我们验完货回到家里已经很晚了。他时刻为企业着想，如果那批货第二天验，企业就要耽误一天，造成经济损失。
锁子不管怎么说，都确实是一个优秀的共产党员。
还有一位杨学锁在查验科时的同事说：我和锁子一起工作了半年多的时间。那时他的病情已经确诊了，而且很严重。关党组征求他的意见，看下一步工作怎么安排。他自己提出来要上班，并且提出想回到他原来工作的铁路现场，在一线做具体的货运监管工作。
当时关里人事部门征求我们的意见，我确实很担心，因为我知道我们查验科的现场覆盖面特别广，监管场特别多，工作条件十分艰苦，怕他的身体适应不了。后来我跟他取得了联系，想听听他的想法。那么艰苦的一个岗位，有许多别的岗位可能更适合他。当时他跟我讲，我觉得我能坚持，我的身体没问题，我不想闲着，我想工作。我本来跟他取得联系是想劝他去一个更轻松、更合适的岗位，但听他这么一讲之后，我就跟关里说，我同意他过来。
现场监管的场地不在我们楼内，而在铁路口岸上，每天要进行外出监管、巡视。在我们工作安排上，尽可能的让他在室内做一些内勤的管理工作，但是因为现场的工作人员比较少，查验组经常派不出人去，货主等着，有时候很着急，这时候他就主动抢着说，我去查验一下吧。他的身体其实很虚弱，半个小时需要去一趟卫生间，化疗也很痛苦，但是他经常这样外出查验，巡视监管，他都不觉得自己是个病人，抢着去做这些工作。
海关下午五点钟下班，可是在监管现场的关员由于工作任务多，经常回不来，不能正常下班。这个时候我们查验科的科长，都一直坚持着要等关员回来才一起下班，常年形成了惯例，所以经常晚回家。他作为一个副科长，又身患重病，我们大家都让他早一点回去休息，他却要坚持等到外出监管的最后一个关员回来，然后才肯回家。
我觉得杨学锁同志入党，在生命的最后一刻，实现了他的人生追求，绝不是偶然的。他在平常所做的这些已经达到了一个优秀共产党员的标准和要求。
查验科科长接着说：2000年9月份，由于身体原因，杨学锁被关里从通辽办事处调回了总关，安排到查验科任副科长。当时我俩是对桌，他对生活的那种热爱和对工作的敬业，深深打动了我。
他从北京看病回来以后，每个季度还要回北京去复查一次，而且每天都要上我们满洲里的医院灌一次药，每天都要灌。灌药是非常痛苦的，而且他的病也非常疼。每天上班的时候，我都感觉到他不好意思吱声，有时候就龇牙咧嘴，是一种痛苦难忍的状态。我就跟他讲，杨科长你休息休息吧，你现在的身体状况，大家都能够理解，谁也不会和你攀比的。你可以晚点来，早点走，有什么情况，你自己调节一下。
他却一直坚守岗位，从来不迟到早退，即便是疼痛难忍的时候，也从不轻易离岗。尤其是当时我们要实行现场24小时巡查监管，我们夜间要经常的一宿不睡觉，对我们铁路的19个监管现场进行巡查监管。当时他作为副科长，也带领大家进行巡查工作。当时我就跟他讲，看你这种情况，就不要领大家去监管了，由我们来组织安排就行了。但是他都不同意，他总说我没事，没问题，疼痛一忍就过去了。他从来没向组织提出过任何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