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准备搁置的第三回合招数终于还是派上了用场。第三回合：联阎倒蒋。.2
杂牌军的天才领导何成浚被打回原形，不得不重又退回漯河。
当是时，西北军将领多主张乘胜追击，直取武汉。但老冯不同意。
你打一群杂牌都费这么大劲，尤不放心，还要跟着穷追不舍，那不得让人笑掉大牙。
小儿辈实在不足多虑，要紧的还是陇海主战场。
这大概算是冯玉祥在中原大战中所犯的另一个重大错误。穷寇莫追，那你也得分是谁，什么时候。
后来他连西北老家都没能回得去，倒霉就倒霉在这群他十分看不起的杂牌手上。
冯玉祥移兵平汉，老蒋压力顿减，趁机稳住了阵脚，这为他坚持跟冯阎打持久战赢得了时间。
比之于后援坚强、粮弹充足的中央军，西北军和晋绥军各有自己克服不了的缺陷。
西北军猛则猛矣，但没有一个能保障其军需的后方，部队物质大部分都需要山西方面援助，属于有精神无物质。
晋绥军倒是日子好过的多，但在进攻能力特别是敢拼命这一点上，又差着好大一截，属于有物质无精神。
如果光是短期作战，西北军能把中央军打得只有防守的份。但是时间一长就不行了。
很多部队都是靠一双光脚板，从陕甘宁这些穷得冒泡的地方跑过来的，粮食弹药全靠士兵随身携带，几次消耗就底朝天了。
起初老阎还算够意思，隔三差五就送点粮草弹药过来。但是时间一长，久病无孝子，山西那边送东西的次数越来越少，且缺斤短两。
到后期，由于军费困难，西北军生活极为艰苦，有时甚至连咸菜都吃不上，但晋绥军却后备充足，以致联合作战的西北军士兵常常能捡到前者扔下的空空如也的食品罐头。
如果说这还不影响士气，那就纯粹是骗人了。
晋绥军不能打，西北军撑不住，老蒋就讨便宜了。
首先是在北上的19路军和韩复榘部的联合进攻下，晋绥军抵挡不住，率先丢失济南，撤往黄河以西。
东线完了。
接着，西北军发起的八月攻势受挫，两军在陇海线上会师徐州的计划破产。中线随即面临瘫痪。
现在只剩下了西线。
老蒋抓住机会，将原来布置在津浦线上的精锐部队抽调出来，分别充实到平汉、陇海两线，并且调整了进攻重点——从陇海转移到平汉。
目的很明显，那就是要准备在西线关门了。平汉线一断，西北军连回老家的后路都没了。
西线战场，这个大家都曾经忽略的地方，如今成了左右战局的要害。
打到这时候，攻守双方终于调了个个。
蒋介石变成了攻，冯阎变成了守。
冯玉祥不得不缩短平汉、陇海两路防线，以便集结兵力做最后的抵抗。
但是，一个人的意外出现，终结了老冯的“最后”。
西北军战斗力强，却“有精神无物质”
晋绥军后备充足，却“有物质无精神”
正面抗日战场（39）
正面抗日战场——我的家在松花江上（39）
这正是最要命的时候，冯阎都已经精疲力竭，只需要从背后轻轻一推就可能摔倒在地。
何况这个人可不是轻轻一推，他用的是脑后狠狠一板砖。
这个人叫张学良。
在最关键的时候，张学良选择了同自己的盟兄站一边儿。
民国十九年（1930年）9月18日，被蒋介石任命为陆海空军副总司令的张学良发表拥蒋通电，表示将派兵进行武装调停。
听起来好象是劝和，但胳膊肘明着就是向内拐的（“凡我袍泽，均宜静候中央措置”）。
第二天，10万东北军主力入关，并迅速占领天津、北平和河北，使阎冯联军处于腹背受敌的困境，形势立刻急转直下。
9月18日。
这是一个很具讽剌意味的日子。
一年后，同样的“九一八”将使入关的东北军彻底失去自己的家园。
张学良的通电和东北军的入关，对阎冯联军来说不啻一场大地震。首先是阎锡山再也支持不住了，率先做了缩头乌龟，密令陇海线上晋绥军的残余部队全部撤往黄河以北。
接着，石友三宣布反水。
这位一向以金钱多少为转移的仁兄，其实早就对他参加“反蒋联盟”的价码不满了，80万突然变成30万到现在还牢牢记得。
眼看30万就快花光了，是找一个新买家的时候了，于是他也如法炮制，发了个通电，表示拥护张学良，让手下套上东北军的服装，“改衣换帜”，又换了一个新主人。
最无退路的是冯玉祥。出来时他可是把全部家底都掏出来了。眼下也没有别的办法，只能撒开丫子往回跑。
但是西北，回不去了。
截断西归之路的正是西北军的旧将，如今何成浚的当家杂牌——杨虎城。
其实他不截，也没多少人真想回去。到东边来逛了一圈，觉得怎么过都比西边强。尤其西北军的大本营陕西省刚刚闹过旱灾，饿死了很多人。现在灰头土脸地跑回去，难道再等着挨饿受苦不成。
大难临头，银弹战的效果进一步扩大并蔓延，西北军内部开始出现了瓦解的迹象。
大家都知道老冯最恨部下倒戈，所以都预先编了各种各样的理由来骗他。
其中，数吉鸿昌的理由最具创意。
当有传言说“十一口”（吉鸿昌的吉是十一口笔画）可能有变时，老冯还不相信，亲自打电话过来询问。
吉鸿昌吃过这老头子的苦头，害怕他再让自己跪下来接电话，赶紧分辨说传言有误。
据他说，真实情况应该是这样的：我，吉鸿昌，这次打定主意，一定要扮一回三国时的东吴大将黄盖，用苦肉计为掩护（没有说清楚是什么苦肉计），准备跑进曹营（指老蒋那里），反过来赚它一把。
老冯听后，不能说信，也不能说不信，只能说吉鸿昌“脑筋复杂，想入非非”。
未几，吉鸿昌果然向蒋介石接洽投诚。
众叛亲离之下，冯玉祥惨淡经营二十余年的西北军终于宣告关门歇业，清资破产。
西北军残部除被老蒋收编外，另有一部退入山西境内，被已执掌华北大权的张学良改编为第29军，虽然仍称西北军，但已与原来的西北军概念没有多大关系了。
民国十九年（1930年）11月4日，阎、冯联名致电张学良，声明“即日下野，释权归田”。
曾经叱咤风云的冯玉祥从此再未能真正执掌过类似西北军的军事集团。中原大战，所有人中，数老冯输得最惨，可以说把所有能输的一家伙全都输掉了，可谓清洁溜溜，干净彻底。
他的老搭档阎锡山虽然也下野了，但他还有重新登台的机会。这个任何时候都会给自己预留后路的人，在最后时刻没有像冯玉祥那样选择一条道走到黑（冯曾劝他在河南共同作垂死抵抗）。
在宣布下野后，他先是以老爸病重需要回乡“侍疾”为名，跑到西汇，想在那里蒙混过关，没想到这次老蒋不依不饶，根本不愿意再让他留在山西，为此连“归田”的机会也不肯给他，一定要他出国，并且还发出了人身威胁的信号。无奈之下，老阎只好改个名字，扮成某公司经理，在他的老忠臣赵戴文的陪同下，躲到大连去了。
不过由于保留了实力，晋绥军并未遭到伤筋动骨的损失，山西军政各界也仍然布满他的亲信，只要遥控得当，迟早还有再次出山亮相的一天。
没有枪杆子的汪精卫同样只能通电下野，并宣布解散改组派。那个成立三个月还不到的“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自然也寿终正寝了。
最大的胜利者无疑是蒋介石。
得胜还朝时，由于兴奋过度，老蒋一改往日的不苟言笑，居然一个人哼上了小曲，但卡拉OK这东西你平时不练，临时抱佛脚就难免会露出破绽。
老蒋一路上唱歌走调，而且走得快连家都不认识了。这使他的随从参谋们表情非常难做，想笑吧不敢，不笑吧又实在坚持不住。
由于采纳了杨永泰的“削藩策”，老蒋在几乎不可能的情况下，只用3年时间就削平了诸藩，得以俯视关内群雄，“一览众山小”。
杨永泰当年系由熊式辉介绍，进入蒋介石幕府。在这之前，他一直处于凄凄惶惶，满街游走的状态，直到遇上老蒋这个他心目中的“明主”，才有机会使出浑身解数，以助其成事。之后，他还提出了对苏区根据地“三分军事，七分政治”以及经略西南的策略。然而和当年“凤雏”再能计算，也逃不过“落凤坡”一劫一样，他最终亦被人离奇剌死。
此时距中原大战结束，已六年矣。
10万东北军主力入关，为“九一八”事变埋下了隐忧
督阵中原战场的蒋介石喜笑颜开，至此蒋氏在国民党军内的地位无人能撼
正面抗日战场（40）
正面抗日战场——我的家在松花江上（40）
经过中原大战，对内，老蒋可能算是暂时赢了，但对外，其实一样是输家。经过这场大规模的内战，参战各方均“杀伤甚惨”，原有老兵几乎换了一茬，而张学良移兵关内，更为外人觊觎东北提供了乘虚而入的机会。
此时，如果还有一个真正的赢家的话，倒不如说是正在东北准备搞小动作的关东军和隔海相望的日本政府。
时局如棋，当中国这个棋手精神和体力分散的时候，它的对手则已经悄悄地把东北一角的棋子围了起来。
尽管当年的“老虎厅”事件更多地缘于东北当局的内部斗争，但日本政府却把它解读为，这是张学良向日本所做的通牒。町野为了推卸自己交涉失败的责任，回去后就到处宣传，说杨宇霆曾经向他表示过，铁路问题可以商量。
现在这个人死了，也就等于“满蒙新五路”的最后希望都破灭了。毫无疑问，张学良是日本的敌人，比他老子还可恶，必须与他决裂。
河本在哪里？我们需要你。
当初对河本的处理决定是退出现役。军部开出罚单说穿了还是给外面人看的，对一个高级参谋能以一己之力在东北弄成这么大的动静其实当时就很是欣赏。在他即将被迫脱下军装的时候，上面便派人来问：河本君之后，谁可继之者？
那意思就是问，你走之后，还有谁能够像你一样善于捣乱？
河本推荐了两个人，都是他的陆大同学：板垣征四郎大佐（陆大28期）、石原莞尔中佐（陆大30期）。
距离“皇姑屯事件”四个月后，板垣正式接任河本的高级参谋一职，石原则担任关东军作战主任参谋。加上土肥原，所谓的“关东军三杰”（又称“三羽乌”）现在一齐登场亮相了。
查一下个人履历，土肥原、河本、板垣、石原都是陆大校友，读书经历几乎一模一样，都经历了陆军幼年学校、陆军士官学校、陆军大学校（即陆大）这三级跳阶段。有趣的是，四个人在陆大的毕业届数也呈梯次递增，中间都跳开2级，从土肥原开始，分别是陆大24期、26期、28期、30期。
前三个人都可以算是昭和军阀的典型代表，狂妄、嚣张、自以为是、急功近利，满脑子都是冲动，根本不顾及后果。土肥原因为对兼职特务“情有所钟”，所以还经常装装斯文，但他本人除了喜欢煸风点火，做“土匪的源头”外，并没有任何能上得了台面的独立思想，对侵华这档子经国大业更谈不上有什么远见卓识。
但是石原是个例外。如果说日本的克隆人生产线偶尔也会出点毛病的话，石原算是一个。
准确地说，石原莞尔是一个比较“有思想”的日本军人，称得上是一个怪才。
举凡指望怪才奇才出世，就和想培育奇花异葩一样，除了靠老天爷帮忙外，还需要有适合其生长的阳光雨露。但在东瀛军界，这些东西其实并不具备。
一个有志从军的日本人，从小就必须寄宿，上军事小学“陆军幼年学校”，平时大门不出，二门不迈，一门心思就是死读书，读完书后再励志，一个比一个口气大，都嚷嚷着要把中国这些“东亚病夫”怎么样怎么样。
至于政治经济外交，国内国际国外，他们既不关心，也不学习，基本上是一窍不通。除了军事以外的课程，学生不想学，老师也不愿教，教学要求、考试科目里更没这一项，导致军校学生出来后都是两眼一抹黑，除了打仗什么也不懂。像土肥原，看似知识还算渊博，其实都不是学校里学的，是由于特务行当的职业需要，后期自己恶补的，因此纯属七拼八凑，用来吹牛侃大山还能骗骗人，真正的学问就别指望了。
当时中国留学东瀛的最高境界就是考取日本士官学校。从日本士官学校毕业回国的人，平时都是两只鼻孔朝着天走路的（东北军还专门出了个“士官系”，优秀程度参见杨宇霆）。其实这只能说是日本军校中的高中，离大学还差得很远。日本军校生的终极目标是陆军大学。这个陆军大学的门槛离地三尺三，如果不是士官学校的优等生，你连报考的资格都没有，更别说考上了。当然要求的分数也是异乎寻常的高。
在这样一种教育模式中生存下来的人，全面发展根本谈不上，畸形发展还差不多。加上日本人性格本身就拘谨刻板，你要克隆型的军事干部那是一抓一大把，如果想找几个不一样的，那就几乎等同于天方夜潭了。
不过我这里说的是几乎。
包括关东军在内的日本陆军趁中国忙于内战的机会，已对东北虎视耽耽
被称为日本军界奇才的石原莞尔
正面抗日战场（41）
正面抗日战场——我的家在松花江上（41）
再寸草难生的沙漠里，有时还会找到几棵千年不倒的胡杨树呢，所以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奇迹总是偶尔会出现的。
石原就是这几乎中的一个。
其实石原在读书时并不用功，别人都在拼着命读书，惟独这哥们不当一回事。平时除了玩，最大的兴趣就是看闲书。
前面讲过了，日本军校最看重分数，考试压力非常之大，加上功课又多，一般情况下，很少有人愿意挤时间去看规定课程以外的书。石原则不一样，他的阅读范围很广，人文地理什么书都看，就是很少看“正经书”。
饶是如此，那些比他用功十倍还不止的同学还是考不过他，每次考试，此君都是名列前茅，陆大毕业时竟然还进入了军刀组（指毕业成绩在前六名者）。
所谓怪才，通常就是指这样一类人：神经兮兮，死不要好，但脑子却特别好使，好象被外星人点过穴位一样。
事实证明，河本选择石原这个“陆大怪才”来完成他在东北的“未竞事业”是很有些眼光的。因为后者即将在东北掀起的，将是一个连他自己也无法想像的滔天巨浪。
据说，在日本很少有人能真正读懂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就连他们的洋老师——陆军大学聘请的德国教官对这部煌煌大著都讳莫如深。
大概此书也的确深奥，快赶上爱因斯坦“相对论”的水平了，后者真正弄通的人同样寥寥无几。
但是石原却超越了他的祖师爷，把一部《战争论》硬给啃了下来。不仅如此，他还有所发展，拿出了一个最新理论成果，即“最终战争论”。
克劳塞维茨在《战争论》中说，战争是政治的延续。这句话对石原相当有启发。像那个传说中的西方预言家查拉斯图拉一样，他也据此给日本算了一卦。
他说今后日本要想在世界上有地位，迟早还是要和美国打一场“最终的战争”（倒还是蛮准的），而要打的话，日本在战略上非常吃亏，主要是国土无纵深，又缺乏战略资源（后来也应验了），所以一定要拥有一个后方基地，这个基地就是满蒙（缺德结论就这样被推导了出来）。
在战后的远东军事法庭上，起诉方曾把日方的一份奏折作为证据提出犯罪指控。
这就是著名的田中奏折。全文很长，有四万多字，但被人们记住的只有两句话。第一句话：要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第二句话：要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
田中奏折在史学界是有争议的，日本人一直说它是伪书。
从田中当政时推行的政策来看，出自此人之手的确疑点很大。因为田中的对华外交政策有个名堂，叫做积极外交。
所谓积极外交，就是依靠奉系军阀首领来维护和扩大“满蒙权益”。虽然一样是打坏主意，但它与“征服满蒙”毕竟还是两码事。
其实田中奏折的大部分理论依据，都来自于石原的“最终战争论”。按照这个理论，日本如果象以往那样“被动”地维护“满蒙权益”是不够的——满蒙是日本的生命线，应该直接拿下，一劳永逸。
“最终战争论”一出炉，就被日本陆军当成了宝贝，并成为关东军策动“九一八”事变的指导思想。
一切都预示着，关东军这次不光是消灭两个东北的头头脑脑就算了，他们要玩儿一把大的，把作为日本“未来的生命线”和后方基地的满蒙（东北和内蒙）一口吞下。
在东北，石原和板垣等人都亲自观摩了中苏之战的实况。看完之后，石原长长地舒了一口气，说了这样一句话：“对付张学良连我的家传宝刀都不需要，竹刀就足够了”。
他又一次预言：我敢断定，如果一旦有事，关东军不用两天时间就可以占领奉天。不过从现在开始，我们需要准备和等待，因为行动的最终实施至少还需要两年时间。
石原比河本们更可怕的地方，就在于他不仅狂妄，而且冷静。
德国人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可称得上是西方的孙子兵法
传闻中的田中奏折可能来自于石原的“最终战争论”。
正面抗日战场（42）
正面抗日战场——我的家在松花江上（42）
由于改旗易帜后，东北成了中国的地方政府，张学良又以外交收归中央为由，拒绝和日本进行直接交涉，这使日本人再也没办法绕过南京政府这一关了。
民国二十年（1931年）4月，若榇礼次郎组建新内阁。在若榇内阁成立的当天，王正廷约见日本驻华代理公使重光葵。
大喜的日子，王部长没忘给公使先生准备一份贺礼，还很重。
长长一串礼单报下来，重光葵越听越吃惊，从收回租界，再到收回铁路航运，等于中国这块地方，就没他小日本什么事了。
革命外交果然力道十足。
临走时，王正廷又加了一句：日本的所谓“满蒙权益”，中国也是决意要予以收回的。
从外交部出来，重光葵擦了一把冷汗，赶紧启程回国报告情况。消息传到日本岛内，犹如给早已气势汹汹的舆论加了一束薪，添了一把火。
此前，张学良在把“满蒙新五路”等路权交涉推给南京的同时，开始自己独立发展东北铁路。其中自建自营的洮索铁路曾经就是日本提出的“满蒙新五路”之一，如今却被他拿过去自己搞了起来。在日本人看来，这很明显就是要“逐渐置满铁于死地，最后达到收回满铁的目的”。
王正廷的表态正好就是对张学良举措一个最好验证。
日本人此时早就不把南满铁路当成是临时借的了，他们认为这是他们的“固有国土”，脑子里根本就没有到期要还给你的意思。
什么叫“满洲权益”？
用“日本陆军之父”山县有朋的话说，那是我们在日俄战争和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耗去20亿资财，伤亡20余万生命”才换来的。一旦失去，要承受“莫大之耻辱”不说，都没脸再去见地下的那些“阵亡勇将烈士之英魂”。
现在中国人竟然说要把它收回去，实在太过分了。
无论民间还是军方，都认为是由于政府过于软弱，才让中国政府表现得如此“欺人太甚”。
很多人回过头去看，又重新找到了那个尚名不见经传的关东军小军官石原中佐的“价值所在”。一时间，“满蒙生命线”到达了它被卖力鼓吹的最顶点。
此时，离石原当初设定的两年期限，还剩一年不到。
那么到现在为止，这个“奇才”到底在忙些什么呢？
日本人在微观事务方面的精益求精，是连西方人都为之叹服的。对日本文化做过细致入微研究的小泉八云就曾经说过，这个世上没有比日本人更好的外科医生了。
听名字，你可能会以为这是个本地产的日本通，其实不是，这位先生是个纯正的英国老外。当然，他原先不叫这个日本名，是后来到东瀛定居，娶了个日本老婆，才夫随妇姓，改姓小泉，名八云。
这个经历应该跟加拿大留学生、会说相声的那个大山差不多。
小泉八云对日本文化非常推崇，认为日本人的天性，自然而然适合于准备和实施各种复杂的行动计划，哪怕这些东西在外人看来是多么的琐碎和烦杂。
有战略家之称的石原可称得上是这方面的优秀代表。一个“关东军占领满蒙行动计划”，仅仅方案的完备，他就用了一年多时间。
在这一年多里，由他和板垣带队，组成了“参谋旅行团”，在东北境内跑了一圈。
第一站是长春。范围是吉林省。在这里，石原等人进行了军事地形侦察和渡江作战研究，从而揭开了“满洲事变前史的第一页”。
第二站是锦州。范围是辽宁省。这次主要是具体研究如何向沈阳城攻击、向锦州追击、进攻锦州和山海关西部的作战方案。
第三站是北满。范围是黑龙江省。此次实地考察了北满（黑龙江）的全部地形。
三站跑下来，石原已经为关东军占领满蒙安装了全副的GPS导航。
石原的这种精心准备，如果用中国孔子的话说，就是“多算胜，少算不胜”，什么都计算好了，赢面才大，而这跟日本本地产的兵法家宫本武藏的学说也是相契合的。
世界上的兵书汗牛充栋，数不胜数，但到现在为止，最为人看重的就三本，除了我们老孙家的《孙子兵法》、德国人克劳塞维茨那本没几个人能读懂的《战争论》，就是宫本武藏的大作《五轮书》。
这位宫本先生是靠玩剑出名的，但《五轮书》除了讲剑术外，也讲兵法。其中最有意思的，就是把作战比喻成为木匠建房。
宫本说，建房可不是瞎建的，从木料选择到房屋结构、风格，都必须事先有一个计划，在保证计划无误后，才能开始动手造房子，而且在建造过程中，也一定要尽可能地按照计划行事，这样房子才能建得好。
宫本武藏生活的时代，相当于中国的明朝。几百年后，他的这种思路又在后辈有天份的日人中复活了。
对于石原来说，他的建房计划已经做得差不多了，接下来，他需要等待的只是一个在他看来最为合适的上梁时间。
年轻时的山县有朋元帅，他是中日甲午战争的发起和参与者之一
宫本武藏被奉为日本的“兵圣”
正面抗日战场（43）
正面抗日战场——我的家在松花江上（43）
在中央政府宣布要收回东北主权后，中日民间和军方冲突都开始变得异常频繁起来。
早在张作霖做“东北王”的时候，日本就已经开始往东北大批移民。当时的移民主要是日本农民（也包括朝鲜农民）。
没办法，东瀛岛国就那么巴掌大一块地方，本身也没多少地方可以开垦，明治维新搞资本主义后，又是开厂，又是修路，哪有那么多地方可供农民再去耕种。
粮食很重要，机器再好也不能当饭吃。这是很朴素也很唯物的道理。要养活这么多人口，如果不想实行计划生育，就只能忽悠农民们“闯关东”，到东北去找良田了。
但是关东，并不是那么好闯的。
来了以后，先是发现没人肯租给他们房子住。
这也就算了，实在不行，自己寻找材料，临时搭一个也行。反正东北有的是盖房子的木料。
住是住下来了，问题却还是解决不了：没有良田。
日本政府有一点没说错，东北土地的确很多，漫山遍野到处都是。
问题是好土地早就有了主人。
除了原住民，那些从中原内地来“闯关东”的汉人早就提前一步，成了剩余良田的主人。
谁也不是傻瓜蛋，难道千里迢迢赶来分田分地，为的就是这些连猪都不愿啃的破田烂地？
日本农民（包括朝鲜农民）对此相当气愤。可是人微言轻，又没法找忽悠他们的政府算帐，两手空空地回去也不甘心，只能把一股无名之火统统撒在和他们一样勤恳劳作却一贫如洗的东北农民身上。
矛盾就这样产生了，并逐渐发展为民间冲突。
冲突一起，处于尴尬之中的日本政府反而为之精神一振。
他们意识到，转移视线和卸罪于人的机会到了。
在这些大大小小的冲突事件中，最让人触目惊心的是“万宝山事件”。
这个万宝山其实并不靠近满洲铁路，更不属于日本人的管辖范围。此地位于吉林省长春县境内，完全由中国政府自主管辖。
事情得从长春县的县长郝永德说起。
县长，也就是古之县令，常被称做七品芝麻官。所谓芝麻，也就是跟省以上官员比，如果是放在他那一亩三分地里，权限可不小。
有意思的是，这位郝县长还兼着农稻田公司经理一职，属于典型的官商。
估计他平日里油水捞得比较足，因此财大气粗，这一年在万宝山地区一气租了三千亩荒地。
既然是荒地，就是需要从头雇人开垦的。郝永德身为一县之长，自然懒得管理这种破事，便把荒地的使用权又转租给了在周围居住的朝鲜农民。
转租可是要付租金的。朝鲜农民为了尽快使荒地变成良田，在最短的时间内把老本赚回来，他们决定开河挖渠，引伊通河水对田地进行浇灌。
说干就干，近两百名朝鲜农民挑灯夜战，开始了大生产运动。
一旁的中国农民可急了。因为他们要挖的这条水渠，长约20里，深度和宽度达到3丈有余，简直就是一条小支流，而中国农民耕种的几万亩熟田（指耕种多年的良田），地势较低，随时可能被渠里的河水淹没。
不管哪一国的农民，土地对他们来说，就是命根子。
跟朝鲜农民交涉，对方不理。
流我们的汗，挖我们的渠，浇我们的田，于你们有何相干。
中国农民无奈，只好集体上访。
农民申诉，政府不能不受理，估计就是按照这个办事逻辑和程序，县里派人下去干涉，劝阻朝鲜农民，要求他们停工。
这时，日本驻长春领事馆开始插手此事。他们也派人到达现场，不过这些人不是普通工作人员，而是带着机枪上阵的日本警察。
事情弄到这个地步，郝永德和他的县政府竟然来了个装聋作哑，既不向上报告，也不采取措施，甚至下面连个中国警察都没加派。
郝永德，实在是既不“好”（郝），也没有什么“德”。
他大概认为这种情形下，自己两不吃亏：水渠建成了，反正土地的所有权在我，租约到期了还可以收回良田，只有好处；渠建不成，该向朝鲜人收的租金也一分不会少。我怕个鸟啊。
有了武装保护，朝鲜农民更加有恃无恐，日以继夜地挖渠筑坝，工程进度大大加快。
眼看水渠就要完工，而自家县衙的态度又如此暧昧，中国农民忍无可忍，被迫自动集合起来上前填渠。
一个要填渠，一个要开渠，双方互不相让，立刻发生了大规模冲突。
日本警察随即介入冲突，并公然开枪，造成中国农民伤亡，由此引发了“万宝山事件”。
这一天是民国二十年（1931年）7月2日。
本来“万宝山事件”是日本占尽便宜，但最后叫得最凶，哭得最响的却是日本人。在他们的宣传和煽动下，“中国排斥朝鲜人”的舆论遍及朝鲜。
朝鲜人民族意识极强，在被迫沦为日本殖民地后，反日活动从未有一天停止过。日本这次有意识的祸水东移，使朝鲜把对日本人的仇恨转移到华人身上，因而引发了一系列骇人听闻的排华运动。
一周之内，袭击在朝华侨的暴行不胜枚举，华侨死伤无数。房屋被烧十之有九，就连中国驻汉城领事馆也被暴乱分子捣毁了。
在日本国内，主张对中国强硬的论调则几乎形成了一边倒的趋势。仅仅三年前，日本在野反对党还因为田中内阁“支持”暗杀张作霖而大吵大闹，三年后，他们已经改弦更张，与时俱进地跟上了潮流，转而猛批若榇内阁对中国执行的是“软弱外交”政策。
政友会老大森恪还组了一个代表团，由他亲自带队，到东北和朝鲜兜了一圈，回来后便在国内大造舆论，摆事实讲道理，证明“万宝山事件”不能就这么完，一定得把失去的场子给找回来。
大家都这么革命，贵为首相的若榇想想再不表现一下，又得因为“落后”而被炒鱿鱼了，于是赶紧也站出来，捋袖子，伸胳膊，秀肌肉，哭着喊着要跟森老大比“强硬”。
军部和关东军怀着兴灾乐祸的心情注视着所发生的一切。在他们眼里，政府不管如何表现，始终都是四个字：软弱无能。
只有他们手中的刀把子，能证明一切。
在万宝山事件中，日本占尽便宜，却叫得最凶，哭得最响
由于日本政府的宣传和煽动，朝鲜曾多次发生排华反华浪潮
正面抗日战场（44）
正面抗日战场——我的家在松花江上（44）
东北危机四伏，但年轻的少帅在关内还有更让他烦心的事情。
他此时一门心思要对付的，是帐下的三姓家奴——倒戈界的后起之秀石友三。
中原大战后期，石友三来了一把“识时务者为俊杰”，“及时”投靠了从关外过来的张学良。
但是没过多久，老毛病又犯了。
因为汪精卫的“广州国民政府”来招贤了。
汪精卫不是通电下野了吗？
没错。不过正所谓：此一时彼一时。民国前后的政治气候就是如此，对于吃政治饭的人们来说，下野快，上台比这还快。
而且这一回，老汪打的旗号不是为自己，是为“朋友”申冤来了。
朋友者，党内元老胡汉民是也。
事实上，汪精卫和胡汉民虽然同殿称臣，资历也相差不多，但并不是什么“朋友”。岂止不是朋友，关系还很差。
想当初老蒋羽翼未丰时，搞“宁汉分立”，在南京另立国民政府和中央（“伪政府和中央”的始作俑者就是老蒋本人），非要与武汉汪精卫主持的“正宗老字号”分庭抗礼不可。
招牌是挂起来了，但缺少重量级人物帮着吆喝。
在这种情况下，老蒋便请来了这位因涉嫌剌廖案而被迫寓居沪上的胡汉民，让他做自己的国民政府主席。胡汉民也知恩图报，屡屡在关键时候帮上老蒋大忙。
早年间，老蒋虽然在军事上咄咄逼人，可是在国民党内的地位及影响力却远远不如汪精卫和胡汉民。在当时大多数的国民党人心目中，后两人的牌子就是叫得响，甚至有“无粤人汪、胡即不成党”的说法（汪胡二人均为广东人）。
对于当时的老蒋来说，拉上胡汉民还不光是撑撑门面的问题。在国民党号称“以党治国”的背景下，老胡一直是蒋介石身边不可或缺的帮手，如果没有他，蒋在政治上是很难与汪进行抗衡的。
曾几何时，蒋胡的关系可以用“如胶似漆”来形容。
然而，人总是在不断变化的。老蒋也是如此。
自取得中原大战的完胜战绩后，这位三军统帅开始变得飞扬跋扈，俨然唯我独尊，渐渐地连有贡献的“老前辈”都不放在眼里了。他要党政军一把抓，除了管军事，还要管党政，而这却是他多年的“老搭档”胡汉民所不愿意放手的。
这位老胡能力很强，给蒋介石办事也确实很是卖力。据说，他给老蒋办党政的时候，一般早上四点半就起床了，然后一直折腾到晚上十一点才肯熄灯睡觉，远远超过了八小时工作制的要求，简直比工蚁还工蚁。
苦吗？很苦。可老头子乐意。他没别的嗜好，就爱这个。
等到中原大战结束，他想得很美，认为既然兵戈已息，老蒋应该马放南山，带着老婆到各地去转转，把党政继续扔给他料理。
为此，他还找到了一个现成的例子，说是在土耳其革命中，作为领导人的凯末尔就是这样的，革命一成功，他就把志向移到醇酒妇人中间去了，所有国家大事都交给了他的副手。
要说这老胡也不知道是不是从前洋墨水喝得太多了，以致于做什么事都爱一厢情愿。
让别人一边歇着去，由你来料理一切，这可能吗？其他人不敢说，反正老蒋绝对没有那么高的思想境界。
休说一个土耳其的凯末尔了，美国的华盛顿怎么样，人家还要豁得出去，干了一辈子革命工作，说退就退了。可这不都是在外国吗，咱们讲点国情好不好。说来说去，老外们脑子里都缺了一根筋，哪能跟我们中国人比。
这不是谁要多做或少做一点工作的问题，这叫“权”，知道吗？老蒋这样的人，怎么可能允许自己大权旁落，做一个有名无实的国家元首呢。
中原大战以前那是没办法，一方面必须依仗老胡在国民党内的力道，对包括老汪在内的党内政敌们予以还击，另一方面，旁边众敌环伺，李宗仁、冯玉祥、唐生智、阎锡山这些军头们，或从前面，或从背后，持大砍刀的，拿小匕首的，连轴上阵，弄得老蒋喘口气，喝杯茶的工夫都没有，自然也只好一门心思去抓军事，把党政扔给老胡办理。
可中原大战一结束就不一样了。在老蒋眼里，这时候应该知情识趣走开的，不是他，而是老胡。
等到国民党召开三届四中全会，老蒋就捉摸着要把老胡一脚踢开，或至多摆在旁边给他做个花瓶。
老胡是那种爱钻牛角尖的性格，给老蒋当牛做马这么多年，到头来岂肯甘于做一个“开会机器”或泥桩木偶，于是决不相让。
他还当着众人的面，讲了一个故事。
胡汉民在国民党内的地位远高于蒋介石
凯末尔（右二检阅者）是土耳其革命的领导人，也是功成身退的典范之一
正面抗日战场（45）
正面抗日战场——我的家在松花江上（45）
故事上说，一战时，法国有个王牌飞行员，这人老厉害了。逢战必赢，打下的德国鬼子的飞机不知凡几。一战结束回巴黎，自然被奉为英雄。巴黎人诚惶诚恐，不仅沿着路两旁列队迎接，还专门给他派了一辆汽车，让他坐在上面显显威风。
这飞行员没开过车，当然也没驾驶执照，但他开过飞机，认为两者区别不大（都是一副铁壳子套一台马达嘛），坐在旁边不过瘾，竟然主动要求自己开车，而大家也就真让他开了——就如同史瓦辛格主演的英雄片一样，你见过那里面他有什么不会的没有？
结果可想而知，当场就碾倒了五六十个人！
老胡说出这个故事来，自然是有所指的。一战故事其实不过是个原形，如果搬到中国来，那个闯下大祸的飞行员活脱脱指的就是自我感觉良好的老蒋。
老胡的意思是，开飞机你行，我不行，开车我行，你不行。
这话可把自我感觉良好的老蒋给说急了，脑子一热，把军人的蛮横都拿出来，派了两个宪兵把胡汉民给软禁在了南京汤山。
这样一来，犹如捅了马蜂窝，各路或潜伏或下野的反蒋精英趁势鼓噪。
此时汪精卫正在港岛。隔岸打嘴仗没有比老汪更在行的了。他立刻发表宣言，痛骂了一通老蒋，把他的行为比做是“强盗绑票”，并称老蒋是史上最大的“狗官”。那文章写得真是十二分的酣畅淋漓，若不是后来失了足，未必不能和“不负少年头”一样流芳百世，传之久远。
在反蒋这一共同目标的感召下，曾经视同陌路的汪精卫和胡汉民终于走到一起来了。
汪精卫东山再起，只身从香港来到广州，重建新政府，并声称这回要抱团跟老蒋死磕。
口号极其悲壮：“即使万一失败了去跳海，也要大家抱在一起去跳”，与当年剌王杀驾的豪迈好有一比。
不过，光喊口号还是吓不倒老蒋的。要推翻“非法”的南京政府，老汪向来最苦的就是没有枪杆子。
经过屡次挫折，他对枪杆子的向往已经快到了神往的地步。只要听到谁手上有枪，基本上是不管素质，不管成份，见人就拉，结果一拉，就拉到了那个只要有诱饵就一准会上钩的石友三。
作为军人，石友三曾经是非常优秀的。
刚刚入伍的时候，他才不过是冯玉祥手下的一名马夫而已。十多年后，便做到了西北军中最精锐部队的军长，与韩复榘齐名，并称“韩石”，是冯玉祥打仗时最为倚重的哼哈二将。
他本人在军事素质上无可挑剔，无论是投弹，还是枪法，均为军中第一。带兵方面，在以治军极严著称的西北军中也堪称翘楚，北洋时代，其部曾是外国公使参观的指定部队，多次接受各国要人检阅。
要放在今天，石友三的部队，那就是标准的国家仪仗队。
中国有句老话：女怕嫁错郎，男怕入错行。照理说，石友三单纯指挥打仗应该不错，可他偏偏喜欢在政治里面瞎搅和。
在当年的各种混战乱战大战中，究竟投在谁门下，就是一个最大的政治。
韩复榘也倒戈。但他看准了老蒋是个好东家后，就死心踏地跟着后者干了，从此再无反复。
石友三则不同。或许是当初做马夫得到了人生启迪，认为谁给的夜草最肥，做马儿的就应该为谁效力。到他自己，变脸俨然就是家常便饭，后来更成了一种无厘头的纯生理反应和习惯。
加入张学良的东北军后，那待遇不可谓不优，不可谓不厚。
6个师的编制，每月军饷70万，无论是跟最早的西北军系统，还是后来的老蒋系统比（这个系统里面，中央军和杂牌待遇大相径庭），都超出远矣。要知道，阎老西为了拉他进“反蒋联盟”，也不过开出了一次性80万的价码，最后还赖皮没舍得给，到手的连对折都不到。
汪精卫这次派人过来拉拢，“酬金”是多少呢？
50万。比张学良给他的每月军饷还差着20万。
可石友三竟然就满口答应了。
所以说，这人脑子一旦缺氧，基本上就是不治之症。
收人钱财，替人消财。这点职业道德，新锐“倒戈专家”石友三还是有的。他收到钱后，很快就替广州方面出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