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准备搁置的第三回合招数终于还是派上了用场。第三回合：联阎倒蒋。.3
民国二十年（1931年）7月，石友三起兵华北，并迅速占领了河北石家庄。
但他的运气实在很坏，听到石友三反了，蒋张联手，四面围攻，没几下就把石部给干灭了。
没了部队，无大脑的石友三从此再也没有能翻过身来。
但是他做的这件“损人不利己”的坏事，却为东北沦亡埋下了更大的隐患。
为了打击石友三，张学良不得不再次抽调主力入关，东北军又有8万人马进入河北，这无形中使关外的国防力量再遭削弱。
时间倒回2个月。
民国二十年（1931年）5月28日，东北少帅张学良因患伤寒住进北平协和医院调养。
也就在这一天，他得到了来自东北屯垦军的一份绝密报告，就是这份报告令他大吃一惊。
胡汉民（右二）和汪精卫（右一）分分合合
有一百五十年历史的协和医院奠基场面，包括张学良在内的很多民国要人曾在此诊照
正面抗日战场（46）
正面抗日战场——我的家在松花江上（46）
这份报告的内容是：包括一名日军大尉在内的四名日本间谍被处决。
日本对东北的情报侦察其实从未中断过。一般使用的幌子为旅游或考察。
最直接后果的是，国民政府交通局没做的工作，日本驴友们全都给做好了，而且做得相当认真和到位。在他们绘制的中国地图上，据说连乡村里的每口井都标注得一清二楚。
后来阎锡山的晋绥军伏击日军，首先抢的不是武器辎重，而是一张张日版的中国军用地图。
要说起来，画地图搞情报这事，在来华的日本人中可谓源远流长，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反过来，我还就没听说哪位中国留日学生兼职干过这事。鲁迅先生他老人家描绘再怎么仔细，也没想起来要把仙台的地形记录下来，以备日后中国军队登陆使用。
虽然不爽，可你还就真得佩服一下小日本那种把绘图艺术进行到底的耐心和认真劲儿。
这次艺术活动的组办方是日本参谋本部情报课。
领衔主演是该课情报人员中村震太郎大尉。他饰演的角色是农学家。一名退伍返聘人员友情出演。两名向导：一个蒙古人，一个白俄，算是客串。
活动的主要区域是中国东北兴安岭地区。
一路上，他们没怎么顾得上游览兴安岭的大好风光，而是忙着制作各类标记，对所有重要桥梁、涵洞等设施都进行了测绘。
当然，他们最关心的还是兴安区的中国东北屯垦军。
说起来也真不容易，几天下来，这帮人竟然把屯垦军的原始档案都拷贝下来，连将校叫什么名字、营房是否坚固都有详细记录。
由于太过敬业，他们忘了自己在观察屯垦军，屯垦军也在观察他们。毕竟人家屯垦军不是一根根兴安岭的木头，任你们贼头贼脑打量就不生疑。
于是人赃俱获。
这地方是军事禁区，对各国领事馆早有照会：“谢绝参观游历，凡外国人要求入区者一律不发护照”。
四人身上什么都有，有枪，有望远镜，还有早就画好的各种情报，就是没有护照。
逮住这四个小子的是东北屯垦军第三团，团长是关玉衡。
据他回忆，事发时他并不在团部，前期的审讯工作主要是他的一个团副董昆吾负责的。
接报后，关团长连夜赶回进行处理，在确证对方身份的情况下，召集连以上军官开了个会。会议的结果是，大家一致决定按照董昆吾的意见，将四名日谍全部予以秘密处死。
这件事情的处理，虽然当时看来比较解气，但在东北形势如此紧张，日本人做着梦都想找点挑衅借口出来的情况下，无论如何都不能算是谨慎和适当的。
3天后，在北平协和医院养病的张学良，得到了关于这件事的详细报告。
少帅的复电很简单也很迅速，一共四个字：灭迹保密。
本来这个“密”还是有保住的可能的。
在处决中村等四人后，关玉衡当场“约法八章”，就是告诉大家，谁都不准把这事给捅出去，否则的话就不得好死（“凡有泄露者，祸灭九族”）。
除了间谍罪证予以上交外，中村等人的尸首及衣物也均被“灭迹”。
看起来，篱笆扎得很紧。
可还是被日本人发现了。
一种说法，是说这事是由东北屯垦军一个军官的情妇率先给说出去的。
可日本人又是怎么知道的呢？
原因很简单，这军官的情妇也是个日本人。日本女人跟日本女人咬耳朵，她就把这件事当做一件秘闻告诉了满铁一名雇员的老婆，而雇员从他老婆那里听到了这个消息，又赶紧如获至宝地报告给了关东军特务机关处。
这个说法似乎与关玉衡的“约法八章”相抵触，所以还有另外一种解释。
中村震太郎大尉（左）以农学家身份在东北从事间谍活动
关玉衡对中村事件的处理失之草率
正面抗日战场（47）
正面抗日战场——我的家在松花江上（47）
秘密的最终暴露，源于一块手表。
中村出发前，本来预定是先在东北兴安岭剌探情报，然后再到吉林洮南，并由当地的日本领事负责接待。
眼看着离约定时间已经过去了二十多天，这个日本领事望穿秋水，还是没等到中村一行，心里就有点着急了。
别是搞情报迷了方向，被熊瞎子给叼走了吧。
中村虽然只是个大尉，但却是京城里的官，领事不敢不重视，便派了人，沿着中村出来的路线一路找过去。
就是在这一趟“寻找之旅”中，他们无意中听到了一个惊人的消息：前不久在兴安岭的军事禁区内，曾抓住几个日本间谍，中间还有一个日本的大官，都被东北屯垦军抓住杀掉了。
消息的来源是一个修铁路的王姓工头。
旁边的人当然不信：还日本大官呢，别是你信口胡吹的吧。
王工头说，他这话绝不是吹牛，因为他有证据。
穿着便装的日本人听到此处，赶紧把耳朵贴上去。
所谓证据就是一块手表，一块牌子叫“三道梁”的手表，而这块手表现在的主人是他的朋友，一个叫李德保的人。
“三道梁”手表为当时的日本军官所流行配置，大致相当于现在的诺基亚，没点档次的人别说戴，就连见都没见过，所以王工头一说，日本人马上心里一动，认定他不是随便乱说的。
再一打听，手表也已不在李德保手上，而是被押在一家当铺里。
日本领事听手下报告此事，当即按图索骥，赶到那家当铺，找出了这块手表，并确认典主正是李德保，
李德保的身份非常特殊，他是东北屯垦军第三团团部司务长！
原来在审讯中村的过程中，他开始还想耍两下武士道，结果被众人打翻在地。就在搏斗的过程中，中村手上所佩带的手表被打飞了，落在门后。
当时在场人等谁也没注意。怎么就那么巧，正好李德保来送夜宵，看到就认为奇货可居，不声不息地拾起藏了起来。
不久，这厮耐不住寂寞，跑到城里去喝花酒，银子不够，便把这块“三道梁”取出来，押在了当铺内。
到此为止，日本人认为他们找到了“中村事件”的铁证。
民国二十年（1931年）8月17日，日本政府以陆军省的名义，公布了“中村事件”的调查情况。
在他们所公布的所谓事件真相中，中村等人进行间谍活动的实情已全部被隐瞒，展示给公众的只是一个到中国来旅游兼考察的四人团，被“暴虐”的东北军“谋财害命”的全过程。
那块“三道梁”牌手表成了关键“物证”。
此事一出，日本国内各大政党和团体，甭管在朝的，还是在野的，一个个唾沫星子乱飞，都纷纷鼓噪要对张学良和东北军予以“膺惩”。
此时的东北大地想不出点事都难了。
自始至终，有一个人一直很兴奋，他用他那狗一样灵敏的鼻子，敏锐地觉察到，自己苦心经营两年的行动计划，即将在眼前实现。
这个人就是关东军作战主任参谋石原莞尔中佐。
在对东三省的军事侦察结束后，他和板垣便在关东军乃至军部内各搭了一个“满蒙行动”的秘密班底。
时间地点也都确定好了。
时间初定于1931年9月28日。
之所以要选这一天，那也是有讲究的。因为此时正是秋熟之后，东北各地的庄稼刚刚收上来。没了青纱帐遮挡，可以保证部队行动的效率。
最初石原的设想是招一批浪人，让这帮孙子穿上东北军军服，然后对日本总领事馆和关东军驻地发动袭击，以此来挑起事端。
后来又觉得不妥，认识到这样一来，牵涉人数太多，加上那些跑江湖的浪人又没有经过专业训练，人多嘴杂，难保不泄密。
这样就又回到了当年策划“皇姑屯事件”的老套路，改为极少数人在铁路上进行爆破，然后再赖在中国军队头上。
石原把这个爆破点选在了南满铁路柳条湖段。
柳条湖位于沈阳北部，距东北军驻地北大营只不过六七百米。六七百米，也就是一里路多上一点，铁轨爆破后，关东军几个冲剌就能杀到北大营。
为什么不能一开始就发动直接进攻，而非要嫁祸于人呢？
石原考虑的很精细：除了欺骗外界外，还得蒙过军部。
根据规定，关东军司令官在未得到上级命令的情况下，是没有擅动军队的权利的。但有一种情况是例外，那就是发生紧急情况时，可先进行便宜处置，然后再报告。
如果中国军队把铁路都给炸了，情况还不算“紧急”吗？
为了助石原成事，有人还特地给他送来了大炮。
中村事件遗址，当年气氛已不可寻觅
南满铁路柳条湖段，“九一八”将从这里爆发
正面抗日战场（48）
正面抗日战场——我的家在松花江上（48）
作为奇才，一般都不太善于搞人际关系。石原也是如此。
但是欣赏他的人倒也不少。参谋本部军事课长永田铁山大佐（陆大23期）就是其中之一。
提起永田铁山，当年可算是一个人物。在巴登巴登泡温泉的狂人里面，这位仁兄是和冈村宁次肩并肩挨在一起吹过老牛的。
民国二十年（1931年）春，永田铁山到满洲视察，发现沈阳城墙比较坚固，一旦攻城还得用上重炮。
回去后就批了个条子，从国内支援两门大炮给关东军。
这两门大炮口径都达到24公分，块头不小，如果堂而皇之运过来，那挑衅打架的姿态就太露骨了。
所以得保密。
大炮首先被拆卸开来，炮身被放进一个好象棺材的大木箱里，然后再搬上船。为了隐蔽身份，这艘装炮的船既不是军舰，也不是货轮，而是一艘货真价实的客船。连负责装卸的士兵，都穿上便衣，扮作了船上拖运行李的苦力。
就这么累死累活，神神秘秘地拖到沈阳附近，却发现了一个事先谁也没有想到的雷人问题——装不起来。
接收大炮的单位是独立守备第2大队，他们平时主要就是负责看守铁路的，大炮运过来后，大家都傻了眼，因为不会装。
想调人来帮忙吧，又怕泄露了机密，只好摸索着自己干。但干也没法好好地干，得偷偷摸摸地干。
说出来很搞笑，他们把装大炮这门活整得像个地下工作一样，除了避中国人外，主要还是为了躲自己人。
尽管运炮的路上小心了又小心，但日本外务省可不是吃素的，探子到处都是，不知怎么让他们听到了风声。
外务省帮军人擦屁股擦怕了。一听关东军有异动就两眼直冒金花，不知道这帮小子又准备惹什么麻烦出来了。
没有确凿证据又不敢跟军部说，他们只好找借口，三天两头派沈阳领事馆的人去守备队驻地附近转悠，就想从中发现一点秘密出来。
这下好了，白天就别想把大炮搬出来装了。
“临时技师们”最佳的工作时段是深夜十二点到凌晨三点，一个个都熬得眼睛通红。
一群人白天睡觉，晚上工作，总得有个理由吧。
正式理由是：打井。
就这样，紧赶慢赶，等两门大炮装到好，也用了两个多月时间。
看到地上一个螺丝都不剩了，大家伙总算松了一口气。这时候巨晕的事情又发生了——没人会操作。
你别看《集合号》里的“谷子地”连长想冒充炮兵似乎很容易，其实满不是那么回事。
炮兵之所以能成为一种独立兵种，那可绝对是一个纯技术活。普通步兵上去填个炮弹可能没问题，但要瞄准就一准得抓瞎。
但既然是领导特意关照给送来的，又费尽周折地装了起来，怎么着也不能再提出来退货，石原只好自我解嘲：反正离得很近，也用不着瞄得太准，只要起到吓人的目的就万事大吉了。
真正对石原的惊天行动起到强有力后援作用的，是他的老前辈、“光荣退休”的河本大作。
“皇姑屯事件”结果不圆满，把事情搞砸了的河本很不甘心，退出现役后，这老小子靠山吃山，傍水喝水，到满洲铁路上去混了。
眼看着石原等一帮“后起之秀”在那里折腾来折腾去，他也心痒难耐，自己不能亲身参与，就出钱赞助。石原“满洲行动”的活动经费几乎都是河本一个人掏的腰包。
前车之鉴，后车之覆。石原拿了老前辈的钱，却也没忘记吸取老前辈的教训。那就是坏事要么不做，要做就做绝。这回可不是杀一两个人的问题，而是得把东北军统统干灭，由日本人独霸满洲。
为此，他也给自己和关东军投了一个“保险”，那就是想方设法把日军驻朝鲜军队调至边境，随时准备越境支援。
地点选好了，人马配好了，万事俱备，就等那个预定的日子到来。
永田铁山是日本陆军中的著名人物，他对石原很是欣赏
民国时的沈阳城墙，高大坚固，可知日军要攻城并不容易
正面抗日战场（49)
正面抗日战场——我的家在松花江上（49)
离9月28日越来越近。
虽然石原机关算尽，但是他的秘密还是被人发现了。
其实石原的保密工作倒没少做。
石原在关东军中搭建了一个秘密班底，并起用了一个参谋花谷正少佐（陆大34期）。这哥们想在石原手下混，自然要拿点干劲出来。他费了吃奶的劲，终于从沈阳附近的关东军部队里挑选了川岛大尉等几个干将。
挑选的标准除了德智体美劳以外，还有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得有一个严密的口风。
毕竟是干大事嘛，嘴上没把锁那还行。
口风好不好，怎么测法呢？
总不能拿个测试仪让大家伙去对着吹气吧。
花谷正不愧是天才石原一手选定的准天才，他的办法是喝酒。
看看喝进去的是清酒，吐出来的是不是实话。
于是为了接受组织的考验，选中的人便都交上了好运，被这家伙一个个找去喝酒。
最后，川岛大尉等几个军官就因为酒喝得再多也不吐真言而成为了“幸运儿”。
至于落选的也不亏，甭管怎样，一顿酒总是喝上了。
你说花谷正请这么多客，掏这么多银子，他就一点不肉疼？
半点也不。
因为他用的是公款。“爱国老前辈”河本给的。不用白不用。
对着石原领导，花谷正拍着胸脯一个个数过来，打包票说这些兄弟绝不会把大事给泄露出去。
可是他数来数去，却忘记了把自己计算在内。
回东京出差的时候，花谷正跑到酒馆去“放松”，几杯马尿一灌，便痛快淋漓地把“满蒙行动”计划都吐露给了那些歌妓们。
军官经常光顾的酒馆，自然也是高官们定期不定期“考察”的重点。歌妓们可没有什么责任和义务要守口如瓶，今天一句，明天一句，调笑之余，便把花谷正的原话都捅了出去。
一传十，十传百，很快传到了外相币原喜重郎的耳朵里。
此前，外务省已经接到过沈阳领事馆发来的报告，都是有关关东军“异动”的：比如北大营旁边的守备队多了两门大口径火炮，又比如关东军一反常态，竟然不事先打招呼就进行演习，而且演习的场所也很蹊跷，别的地方都不去，就喜欢在北大营和沈阳城附近转悠。
不过仅此也不能说明关东军就一定想怎么怎么样。
即使在听到花谷正的话后，币原仍然将信将疑，毕竟对方说的都是酒话，又是在那种地方，要是当真了，没准还会被人拿去当笑话听呢。
但是随后接到的一份密电却让他大惊失色，不能不认真对待了。
这是沈阳日本总领事林久治郎亲自发来的。
林久在电报中说，看来传说中的关东军有军事行动可能还是真的，因为最近他们正在集合军队，而且已经从仓库里开始取武器弹药，气氛那叫一个吓人。
币原顿时害了怕，枪上剌刀，子弹上膛，不是要打仗还会是什么。
要照关东军这么胡搞法，屁股底下的外相位置还能再坐几天？
他赶紧报告内阁首相若榇。
若榇早就被国内峰起云涌的“爱国浪潮”搞得晕头转向，一听关东军还要趁乱起事，这还得了。
可是军人的事，连首相也不敢管。当年的田中那么牛哄哄，到头来还不是自个给自个吃了只大头苍蝇。
这么着，军队的事还只有让军队的人来管。
若榇找到陆军大臣南次郎大将（陆大第17期），认为这件事与政府现有的外交政策相抵触，是不能允许的，并让他负责把这件事给搞定。
南次郎再回过头来和娘家人参谋本部联系。参谋总长金谷范三大将（陆大第15期）在得知关东军有此计划后，总体态度也是不同意。
不是不能打，而是不能今年打。
要想不做“满洲权益”被中国收回的恶梦，最好的办法就是把满洲全部变成日本的“固有国土”，所以打是一定要打，而且这两年正是打的最佳时机——英美自家的麻烦都应付不过来，不想过来；苏联同样在搞国内建设，不能过来；中国自己，则忙于内战而无力对外。
事实上，早在一年前，参谋本部就已采纳了石原的“关东军占领满蒙计划”，并在此基础上，制定了一个三步军事方案：第一步占领，第二步“建国”，第三步吞并，最终把满蒙纳入日本的版图。
金谷的担心主要是，如果今年就打，关东军难以稳操胜券，最好等到明年时机成熟后再发动。
他派作战部部长建川美次少将（陆大21期）前去东北，劝说关东军暂停行动。
但是，军部所不知道的是，在他们内部其实也早就有了一个“满蒙行动”的秘密班底，与石原在关东军中的秘密班底向来都是一个鼻孔出气。
有“挺进将军”之称的建川就是这个秘密班底的重要成员。平日里，他和坂垣的秘电码从没有中断过。
让他去劝说关东军岂非笑话一个？
当下，建川照样出他的差。通风报信的活交给了俄国班长桥本欣五郎中佐（陆大32期）。
桥本领衔的参谋本部俄国班，被外界称为“第二秘密参谋本部”。从他这个班长开始，几乎都是铁杆的“满蒙行动”秘密班底成员。
桥本一口气给板垣和石原发了3份密电。
第一份内容是：计划已败露。
第二份内容是：已决定派建川前往满洲，因此需及早动手，以免给他添麻烦。
第三份内容是：希望能在建川抵沈阳以前就动手。
建川也是个“有心人”。
从东京到沈阳，坐飞机用不了半天就能到。
但为了给关东军“起事”以充裕的准备时间，建川充分发扬了一下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飞机票都没舍得买，坐着海船就来了。
坐船也不是直奔东北，而是往朝鲜去的。近路不走，偏走远路。
横穿过朝鲜后，再慢慢悠悠地来到沈阳。掐指一算，路上足足用去了三天。当他抵达沈阳时，关东军早就已经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了。
艺伎（歌伎）是日本文化中的一大特色，达官贵人亦常光顾她们的生意
日本外相币原曾上过《时代》杂志，入选理由是他善于“向全世界掩盖真相”
正面抗日战场（50)
正面抗日战场——我的家在松花江上（50)
建川出发的那一天，是民国二十年（1931年）9月15日，就在这一天，石原们接到了桥本发出的密电。
立刻慌了手脚。
此时有人主张立即动手占领沈阳。“满蒙行动”的“总策划师”石原却担心如果行动过于仓促，会打乱他的精确安排，以致前功尽弃。
“满蒙行动”不比“皇姑屯事件”，用几个工兵就能解决问题，这是需要动用关东军全部武装的大事，而要组织如此规模的军事行动，没有司令官的点头是不行的。
要知道，新任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中将（陆大第19期）毕竟不是秘密班底里的人，又负一方责任，关东军的存亡与否都在他手里捏着，做决策自然要慎重得多。
特别糟糕的是，万一他假戏真做，同意“阻止事变”，那大家两年的辛苦就等于付诸东流了。
为了稳妥起见，秘密班底里的几个人一起开了个紧急碰头会，秘密商讨对策。
会上，“断然行动”与“待机而行”这两种意见仍然相持不下，谁也说服不了谁。
就这么一直讨论来讨论去，一直弄到第二天凌晨两点，讨论依然热烈，答案却还是没有。
眼看这样不是办法，会议的主持者板垣便把一支铅笔竖在桌子上。
既然是赌，那就照规矩来，看骰子究竟朝向哪里。
众人事先约定，铅笔往右倒就“待机而行”，往左倒就“断然行动”。
结果，铅笔毫不留情地倒向了右边。
“断然行动”派们傻了。
本指望老天给投个赞成票的，没想到对方不赏脸。
那就只好“待机而行”了。
就在这节骨眼上，一个人霍地站了起来，脸红脖子粗地来了一句：“你们要是不干，那我就一个人干！”
大家都把眼光齐刷刷地扫向这个人，看看究竟是谁这么有种。
参与“满蒙行动”的几个核心人物，官衔从大到小排，分别是板垣、石原、花谷正、今田新太郎。
刚才作慷慨激昂状的就是今田新太郎大尉（陆大37期）。
今田属于刚刚毕业的新生，跟板垣和石原不能比，就是那个花谷正，也比他高了3届。
这么低的资历，要说已经混到大尉就算不错了。如果不是陆大出来的，估计还得在下面慢慢爬。
可今田并不这么看。
这人本事还是有一点。据说特别擅长剑术，颇有点日本传统的武士情怀。身上有点本事的人，大多上进心强。今田加入这个秘密行动小组，就是奔着肩上的牌牌去的，做梦都能梦见自己当上了大佐或者少将。
现在忽然行动暂停，等于说美梦要搁浅了，这岂不让他又气又急。
日本人很讲资格。连今田这样的小字辈都站出来表了态，板垣和石原们就觉得脸上挂不住了。
豁出去了，那就干吧。
提前10天，定于9月18日晚准时行动。
因为时间再也无法推后：3天，只有3天，建川能帮同党们争取到的只有3天时间。
再多，估计建川只能先到新马太旅游一圈再回来了。
几个人简单分了一下工。
板垣负责赶到本溪去迎接建川，并把他带回沈阳交给花谷正，随后坐镇当地，就地指挥整个行动。
石原莞尔呆在旅顺，等本庄繁司令官视察回来，一俟沈阳那边有了动静，便促使其下达关东军全体出动的命令。
今田负责通知执行部队开始行动。
花谷正分配到的活则一如既往地和喝酒有关：不管外面打得怎么热火朝天，只要能把建川灌醉，就是大功一件。
关东军那边忙得上蹿下跳，不亦乐乎，东北军这边还是一如既往地“以不变应万变”。
应该说，日本人要发动“九一八”事变并不是完全无迹可寻的，就在9月18日那天下午，两个日本兵剪断北大营电话线这样的细节，也被中国方面捕捉到了。
但从事后的反应来看，东北当局在防范上显然又是严重不足的。莫非他们以为身边的关东军是传说中的Hello
Kitty？
对此，我也觉得十分郁闷。人家都在你家门口放火了，而你却愣是说闻不着烟味，连点最起码的准备动作都没做，这话讲出来谁信？
史料中有一个细节引起了我的注意。
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正中挥手者）开始并不清楚石原的计划
剑道也是日本展示其武士道精神的一种方式
正面抗日战场（51)
正面抗日战场——我的家在松花江上（51)
“九一八”事变后，关东军闯入了张学良在沈阳的府邸，从他的保险柜中搜出了一大堆收款单。
军官们不看犹可，一看就瞪大了眼珠。因为这些收款人都是日本人，而且还不是普通的日本人，个个都是日本政界要人。
点一点，总共有５３张之多，少数也有千把万元。数字最大的一张是５０万，收款人是床次竹二郎。
这床次竹二郎在日本政坛可是个响当当的人物，他是日本两大党之一的政友会的主要干部。后来政友会的犬养毅上台组阁，床次还做过内阁的铁道相。
为什么给床次竹二郎的钱最多？
因为当时床次想竞选首相，需要选举经费，张学良就把宝押在了他的身上，希望通过提供“政治献金”的方式帮助床次顺利上台。
张学良身为东北少帅，钱自然是有的。但话又说回来，谁的钱都不嫌多。这些钱花出去，自然也都是要派用场的。
按照走关系的传统，砸出去的银子一般有三种用处：其一，拉拢对方。其二，替我说话。其三，帮我办事。
既然收据都拿了，那就是说目的肯定达到了。中国政坛的潜规则移到扶桑后同样适用。因此，我猜测，少帅并不像某些人所想像的那样，完全没有做出任何防范动作。
53张收款单，那就意味着53个人情，53条信息渠道，53份保证书。
的确，那时候虽然相当多的日本政客嚷嚷着要动拳头，其实也不过是形势所迫，不得不在国内选民面前唱唱高调，表表姿态而已。真要说马上动武，没几个人会赞成。
也许，正是基于这种日本短时期内不会动武的判断，才使张学良在事发前未做任何认真准备。
与之相佐证的是，就在9月17日，日本公使重光葵还澄清“传言”，否认关东军正在因为“中村事件”而进行军事动员。
有人说，这不过是日本方面玩弄的一个伎俩，放的烟幕弹。
但如果我们清楚日本政坛的情况，就知道，这也许是真的。日本政府事先可能真的并不清楚关东军会策动“九一八”，更不知道石原这帮人已经在迫不急待地磨刀了。
归根结底，在“九一八”事变甚至国联外交彻底失败以前，中国国内的大多数政治家，包括老蒋、张学良在内，对日本军政分离的体制都谈不上真正了解和掌握，特别是没有料到日本军人会如此敢于铤而走险。
日本的冒险家们正在行动。
把接待建川的任务安排给花谷正后，板垣来到了位于沈阳的关东军特务机关处。
特务机关长土肥原此时刚好到东京出差，板垣便以替他值夜班为名，坐镇特务机关办公楼，以便指挥全局行动。
夜暮降临，他发出指令，开始行动。
民国二十年（1931年）9月18日晚的东北，今夜，将注定无人能够入眠。
时间是深夜10点。
行动具体由独立守备第2大队第3中队（川岛中队）负责，今田担任总指挥，队长川岛正大尉带着105人跟着后面。他们这批人在柳条湖附近待命，进行假模假式的夜间演习。
另外抽出8个人组成爆破小组，假装巡视铁路，到预先指定的铁道旁去埋炸药。
爆破小组的“组长”跟策划“皇姑屯事件”的河本大作是本家，也叫河本。不过这个河本官小，只是一个中尉。他的全名叫河本末守，是第3中队的副中队长，我们可以把称作“小河本”。
要搞爆破，这里存在着一个技术性的问题。
炸自己家的铁路固然心疼，但最要命的还是不能出事故，万一铁轨坏了，列车也上了天，那边北大营却还没能攻下来，这就真成偷鸡不着蚀把米了。
因此事前，石原专门请了爆破专家进行精确测算。
先算出一个安全长度，大概一米半长，然而又规定了炸药数量。
当年河本弄了一个“皇姑屯事件”，光炸药就倒腾了120公斤，要用30只大麻袋装。
现在不需要了，黄色炸药一共用了42包。
别看数量不少，其实并不多，因为都是小包。
42包是有讲究的，少一块炸不了铁轨，多一块得翻车。
它要求达到的最终效果是：铁轨虽然炸断了，但高速行驶的列车能够安然无恙，就算暂时晃那么一晃，通过绝对没有问题。
你别说，搞到这么精确，还真得找个专家才行。
为了使效果看起来更趋逼真，小河本还匠心独运，别出心裁地把炸药埋在土里，这样一旦爆炸，就可以制造出烟尘弥漫的景象。
由于投资少了，再怎么折腾，跟炸张作霖列车时的壮观还是不能比。好在也不是给别人看的，自己知道就行。
铁轨总算是炸了。
没等小河本庆祝成功，就发生了一件让他心跳不止的事。
关东军在“九一八”事变中占领了张学良官邸
关东军在柳条湖现场制造的枕木、军帽、枪枝等假证据
正面抗日战场（52)
正面抗日战场——我的家在松花江上（52)
早不来，晚不来，一列自长春开出的列车呼啸着来了，经过爆炸地点时还特地歪了那么一下下。
小河本一口气差点没抽上来。
幸好，过了。
列车没事。
小河本抹了一把冷汗，随即用电话机向沈阳特务机关处报告。
接到报告，处于极度亢奋状态的板垣一跃而起，以代理关东军司令官的名义，命令各部队“扫荡北大营，进攻沈阳城”。
在对着北大营的两门炮响了几嗓子后，那个做梦都想当少佐的今田大尉手一挥，早已摩拳擦掌的川岛中队便呐喊着向北大营冲去。
驻守北大营的是东北军第7旅（王以哲旅），原来的番号是第1旅，属于东北军的主力精锐，有1万多人。如果大家通名道姓后再整军决战，川岛中队就是削尖脑袋也钻不进北大营。
但由于缺少准备，出事当晚，包括王以哲在内的大多数军官都不在营内，部队无人指挥，有些士兵更是连弹药都没有发到手上。
当时能负责的只有一个旅参谋长，他赶紧向上进行电话请示。
张学良在北平得知这一紧急情况后，连夜召开东北军政首长会议进行商讨。
集体商讨的结果是不能抵抗。
不能抵抗，虽然仅仅只有四个字，但里面包含的意思很多。
首先是对日军此次行动目的与性质的判断。
换句话说，究竟是挑衅还是开战，是局部还是全局，是想多点特权（包括为“中村事件”讨一点说法），还是要获取整个东北。这很关键。
如果是前者，关东军突然攻击北大营的行动无非就是施压的手段，最终大家还是会回到谈判桌上来，那么最后关东军该回哪里还是回哪里去。
如果是后者，事情就严重多了，关系到东北军能否在东北立足的问题。
前者可不必抵抗，到时自能讨回一个公道，而后者则要考虑一下是不是需要抵抗。
与会者选择的是前者。
可不必抵抗，就是说可以抵抗，也可以不抵抗，那为什么一定要选不抵抗呢？
这还得说中苏同江战役给东北当局留下的印象实在太深了。
一年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啊。
就在那场战役中，东北军伤亡将近1万多人，海军全军覆没。
按照当时人们的想法，日军的实力可能比苏联红军还要强，如果东北军冒冒失失跟关东军作战，必然损失不小。
正是基于这些复杂的考虑，张学良给出的回复是：要避免扩大冲突，不得开枪还击。
命令传到北大营，明确为：部队既不许开枪还击，又要立即突围。
但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大家都心照不宣地选择了有条件遵守命令，即保留“立即突围”，但照样“开枪还击”——事情明摆着，谁也不是吹口气就能隐身的神仙，不举枪还击，怎么个突围法。
由于没有人进行指挥，且秩序混乱，王以哲旅倒下去320人，仅打死了川岛中队2人，打伤22人，最后推倒营房围墙后才得以撤出。
在柳条湖发生爆炸两个小时之后，独立守备队第2大队长岛本正一中佐（陆大第30期）率领另外2个中队到达柳条湖，跟川岛中队合兵一处，于第二天早上完全占领了整个北大营。
此时，日本沈阳领事馆的领事森岛，听到外面又是爆炸又是放炮又是打枪的，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赶紧四处打听。
一打听下来，原来是日军在进攻北大营和沈阳城。
这么大的事怎么没人通知我？
事情紧急，领事先生也顾不得流弹危险，慌忙赶到沈阳特务机关处。在那里，他见到了正忙于向四处发号施令的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大佐。
为什么要攻击沈阳的东北军，是谁下的进攻命令？
板垣漫不经心地回答：因为张学良部队破坏南满铁路，所以关东军必须反击。
至于进攻命令嘛。板垣冷冷地看了森岛一眼：是我代替关东军司令下达的。
森岛领事见状，试图劝板垣保持克制，以便通过外交方式解决事端。
板垣却已扭过头去，再也不愿理踩这个可怜的同胞了。
森岛还想再说什么，一旁的一名关东军军官已经拔出了刀，喝道：“你这个国贼，到底想要干什么？”
话说到这个份上，已经是赤裸裸的人身威胁了。
领事无奈，只好退出，跑回他的领事馆装聋作哑去了。
9月18日晚上，北大营枪声四起时，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已经回到了旅顺。
这时他接到了板桓发来的多份电报，一会说“暴虐”的中国军队把南满铁路炸了，一会又说他们发动了对日本军队的突然袭击。
本庄繁不是秘密班底的人，不知道板桓石原们究竟在搞什么鬼，突然收到这种电报，自然有些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直到石原把事情解释清楚，他才恍然大悟。
但是当石原劝说他下令全面攻占沈阳时，他还是予以了回绝。
北大营的东北军在撤退时曾进行过自发抵抗，图为部分军营残堡
关东军只付出轻微代价就占领了北大营
正面抗日战场（53)
正面抗日战场——我的家在松花江上（53)
因为作为关东军的当家人，他必须掂量清楚，这一注投下去到底意味着什么。
沈阳毕竟是东北军的大本营，攻占沈阳，就意味着向东北军全面宣战。不攻占沈阳，事情还有回旋的余地。倘若对沈阳开火，则一切覆水难收。
正在他举棋不定的时候，板垣再次来电，守备队已占领北大营，驻沈阳的第2师团第29联队（平田联队）也向沈阳发起了进攻。
那意思，不管你同不同意，反正我们要干到底了。
本庄繁接到报告后，闭目沉思了几分钟，然后对围在他身边的石原和参谋们说：“这件事由我担责，干吧!”
至此，关东军开始发动全线进攻。
在“九一八”事变中，关东军对东北闪击战的成功，除了石原“满蒙行动”计划具有隐蔽性和突然性，此前经过多次演练和动员，日军进攻战术娴熟外，与东北当局继续维持“不抵抗”命令也有相当大的关系。
探讨一下这个“不抵抗”是很有必要的。
老年的张学良在回忆录中坦然承认，当初东北军不抵抗的命令确实是他亲自下达的，而非传言中的蒋介石。
但不抵抗命令应该说与不抵抗政策是脱不开干系的。
郑浪平先生在《不朽的抵抗》中记述，万宝山事件与中村事件爆发后，张学良自己也举棋不定，曾多次向老蒋请示对策。但老蒋与南京中央政府给他的唯一与不变的答复，就是一切通过国联，在与日军的关系上实行“不抵抗”，此即“不抵抗政策”的出处。
当然，张学良所说的“不抵抗”说到底也只是一个策略，并不是说他真的就甘于为日人所用。
要知道，正是由于东北当局拒绝与关东军进行“合作”，后者才不得不铤而走险，通过极具冒险性的军事行动达到目的。否则的话，石原们是完全不用费那么多脑子，花那么多力气的。
郑浪平认为，东北军选择不抵抗只是失策。
可是在关东军发动全面进攻后，其意图已经昭然若揭：战争不是局部，而是全局；目的不是南满特权的多少，而是要占领东北全境。此时选择不抵抗已经毫无意义。但张学良仍然没有撤回“不抵抗”命令。
究竟为什么？
这就还要提到中苏之战留下的后遗症。在那场几乎一片倒的战役中，“一比八”、“一比二十”的伤亡率俯拾皆是。特别是黑龙江军韩光第旅那样的劲旅都整旅尽灭，对张学良内心的打击尤其沉重。
日军实力即使不超过苏军，但起码不相伯仲，跟他们真刀实枪地干，我们能打得赢吗？
这时的东北军虽说有40万之众，但有一半在关内，另外的一半也都分散东北各地，在辽宁的不足10万。关东军的正规部队和非正规部队，全部加起来满打满算在3万左右，如果要想打赢，东北军就必须能够至少做到三个打他一个，然而看一看中苏之战的结果就知道，这其实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