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意思再清楚不过，就是张学良本人亲自来了，也不能妨碍我抗战。
卫队团团长徐宝珍就没耐心这么文绉绉的了。纯武人有纯武人的做法，他拔出手枪就来了一句：谁敢再说投降，老子就请他吃花生米（“在座诸公，有敢言降者请死之”）！
还是这句最顶用，没人再敢吵吵着要投降了。
整个江桥阵地随即进入了紧张的备战状态，因为官兵已无退路。
夫战，勇气也。
所谓一周为期，地球人都知道这是日军出兵北满的借口。
11月3日上午，到期了。
关东军朝江桥开来两列铁甲车。车上除了满铁工人外，还有武装日军。
除了地下跑的，还有天上飞的。仙台师团出动的飞机在上空盘旋，用以掩护这幕强行修复江桥的丑剧。
在他们背后，仙台师团第16联队（滨本联队）早已屯集嫩江南岸，随时准备向对岸发起攻击。
联队长滨本喜三郎大佐此时的心情是非常轻松的。
我在陆大的名册里没有找到滨本喜三郎的名字。不过这似乎并不妨碍滨本兄弟想要创造历史的决心。
他跟他的同学（也不知道是哪所学校的同学）吹牛，说自己来江桥的唯一目的，就是要证明自己是全日本最优秀的指挥官。
在到达江桥之前，滨本已经听说了张海鹏伪军的惨败。但这一事件在他看来其实毫无参考价值。
他认为，张海鹏伪军只是一群烂人，怎么能跟“皇军”相比。
在“九一八”事变前，日本被经济危机弄得够呛，不得不让军队也省着点花，因此有些常备师团进行了缩编。仙台师团实际上就是这种缩编了的师团，经过“减肥”之后，兵力仅为原先的一半。滨本联队也是如此，步兵大队由3个变成了2个。
除带来工兵负责对江桥进行临时抢修，以便部队通过外，滨本一开始用于作战的主要是步兵第2大队（小圜大队），另有一个野炮兵第2大队（知九炮兵大队）用于炮火掩护。
滨本手上有2个步兵大队，这次却只带来1个，因为他认为，带2个大队完全是浪费，要那么多人干嘛，又不是来赶集的，1个足矣！
是啊，有铺桥的，有掩护的，有打仗的，分工明确，看上去的确是够得太多了。
显然，滨本并不了解未来的对手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后者曾是一个土匪。
从来只有土匪欺负别人，很少别人能欺负土匪。
而且打仗这码事，有时候是需要一点悟性的。恰好，马占山就属于那种有点悟性的人。
他没上过正规军校，在绿林结寨时怕是连日本士官学校和陆军大学在哪个旮旯都搞不清楚。但他上的是社会军校。
整天打打杀杀，枪里来炮里去，倘若能侥幸活下来，并且脑子还不算太笨，就一定能捉摸出点道道。
比如著名的黄埔军校，主要教的其实就一样东西：黄埔精神，而且课时很短。然而这所学校却教出了一批批不同凡响的学生，最后连老师也打他们不过。
原因就在于大部分课堂都办在了战场，军人在战争中学会了战争。
东北讲武学堂旧址，马占山却是战场学堂的毕业生
正面抗日战场（67）
正面抗日战场——我的家在松花江上（67）
马占山很像一个人——东北大帅张作霖，他的脑子非常好使。
也就是说，他是一个靠脑子也能吃饭的聪明土匪。
到江桥抗战，自然用不着他本人再在马上玩“蹬里藏身”，不过他却巧妙地把这一绝招运用在了战术指挥上。
要守一座桥，有一种办法，就是像当年的张飞张翼德那样，当阳桥头一声吼，吼得百万曹兵仓皇后退。
不过，这只是历史演义。打仗基本靠吼的神话，在现实生活中是很难碰到的。
在兵微将寡的情况下，马占山放弃了死守江岸的做法，早早地就把防守部队集中起来，撤入真正能固守的工事堡垒。
他在离江桥18里路的大兴车站设立了前敌指挥所。
清水和林义秀在交涉时曾提出要求，即在满铁修复铁桥时，中国军队必须退出15里，而大兴车站距离大桥有将近18里路，超出了日方的要求。
我照你说的办，但过界了就别怪我不客气。
在此之前，经过谢珂和马占山的轮番经营，以大兴站为中心，已构筑了较为坚固的堡垒阵地。
马占山将能用于作战的2千人马撒在这些蛇形工事中，形成了一个层次分明的战略纵深：以铁路为基线，先是大兴，后为三间房和昂昂溪。
不过，在江桥抗战前，无论是张学良的电令，事变以来中日交战的结果，还是对双方实力的评估，都让马占山不敢轻易造次。
张海鹏伪军与关东军毕竟是两码事。再怎么着，伪军也是东北军变过来的，大家知根知底，好打。关东军就不一样了，特别是“九一八”以后，吉辽两省没几天就都被占领了。
这时候中国已得到了国联的支持，老蒋和张学良对打赢这场国际官司有了信心，期望值也很高。
在这种情况下，张学良给马占山的指示，毫无例外地还是那一句：“避免直接冲突”。
当然，这个指示对马占山究竟有多大约束力，那就另当别论了。
作为一个真正有能力的战将，左右他思维的决不单纯是长官意志，而是瞬息万变的战场形势。
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
但他可以不理会张学良的电令，却不能不正视一直以来东北军兵败如山倒的现实。
马占山并不是一个简单的爱国愤青，仗是要由他来负责打的，责任是要由他来挑的。攻守双方谁的胳膊更粗壮一些，他没办法装作不知道。
何况他本身面临的困难确实不小。
连升几级，担任黑龙江省代主席，毕竟只是非常时期的非常之举，领导者的威信并没有随着这个任命同步到位，一个“代”字就很能说明问题。
一旦和日本人打起来，下面的各防守部队能不能服从他的命令和调遣，将是一个极大的考验。
江省东北军在三省东北军中原来属于比较有实力的，但中苏之战，率先牺牲了2个主力旅，到讨伐石友三的时候，万福麟又带了2个主力旅入关，现在能够顶在最前面的就是卫队团，其它部队都是从边境临时抽调过来的，能不能打好配合、服从指挥调度都是一个未知数。此外，新抽上来的部队中还有一部分是骑兵，威风倒是威风，却以速度为强项。你要让他们从马上跳下来，跑到工事里去帮着防守，不仅太浪费，而且还是标准的弱项。
最后不可忽略的一点就是，打仗不是小朋友过家家，得花钱。
马占山对这点颇有体会，一来省城就问过谢珂，库存里还有多少银子。
谢珂给他伸了两个指头。
你猜猜，有多少？
不是2千万，也不是2百万，连20万都不是。
只有2万。
当家当到这个份上，万家父子也真够可以的。
就这点钱，给省城这帮人发工资都不够，更别说粮饷了。
马占山被逼得没办法，只好拉下脸皮，四处化缘，这才得以勉强度日。
领导不支持，力量太弱小，腰包太羞涩，这种种的种种，都决定了马占山根本不可能成为主动挑衅的一方。
用马占山的话说，叫做“沙塞孤军，后无救援，军器窳败”，自己的情况不是不妙，是相当不妙。
尽管他做了准备，态度倔犟，但作为一个相对的弱者，如果不被逼到无路可走，谁也不愿真的图穷匕现。
可一切都由不得他。因为对面的关东军就是名符其实的滚刀肉，就是要逼得你走投无路。
在日本人开始修桥后，马占山下令让驻江桥部队撤退到大兴站，以便符合日军要求退至十五里外的要求。
本来是按照协议，给日本人面子，没想到鬼子给了颜色就开染坊。那些日军飞行员仗着谁也打他不着，竟然随随便便就把炸弹从飞机上一脚踢下去，不分青红皂白就对中国后撤部队来了一通狂轰滥炸。
马占山是个吃软不吃硬的汉子，一下子来了火，立即下令部队进入一级战备。
完全没有胜算，但事到如今，不能被人指着鼻子欺负。拼了！（“既然战亦亡，不战亦亡，与其不战而亡，不如誓死一拼以尽军人天职。”）
中方的强硬出乎日军意料，但或许这也正是他们想要的。
在驻江桥部队撤军前一天的晚上，滨本派出1个小队，坐着小船潜入北岸的守军哨所。
这次行动很突然也很成功，三名中国哨兵未及做出反应，就被绳捆索绑后带回南岸。
同时这个小队还对北岸的道路、地形做了侦察。
日版渡江侦察记的牛刀小试，显然更加增强了滨本原先的认识：对面的东北军一样很菜。
随着侦察的完成，下面大家各忙各的：炮兵大队选阵地，测距离；工兵则忙着修铁桥——不是让火车开，而是给步兵先过。
炮口对准了，桥也可以过了。还等什么。
民国二十年（1931年）11月4日，凌晨，秋雾浓重。
步兵第2大队大队长小圜江邦雄少佐一声令下，第5中队（远矢中队）作为先头部队，越过江桥，向大兴站进发。
过桥后的日军先头部队随即构筑阵地
正面抗日战场（68）
正面抗日战场——我的家在松花江上（68）
中国守军似乎仍和以前一样，未做任何防备。江岸上静悄悄的，往大兴车站去的路上也是静悄悄的。看上去，一切都是那么静谧，使人仿佛又回到了那个“不抵抗”的北大营。
其实担任防守任务的徐宝珍卫队团并没有睡觉，正趴在阵地工事里，眼睛眨也不眨地瞪着日军。
没有动静，只是远矢中队还在规定的15里范围之内。徐宝珍从马占山那里接到的命令是：超出1里就开火。
日军中队长远矢忠大尉脑子里却根本没有什么15里的概念，他是准备到大兴车站去吃午饭的。
15里，16里，开火！
日军没有防备，据他们自己统计，连对方的脸都没看着，这一家伙就死伤了15个人。
远矢忠被打懵了，他好象进入了时空错位：怎么回事，死的竟然都是我们的人？
要想再往前面冲，发现对方武器太猛，单是机枪就能拉出数道火力网，碰上去非死即伤。
远矢忠只得命令部队停下，希望头顶的飞机能帮上忙，以减少他的人员损失。
没想到日机也跟着倒霉。由于扔炸弹时飞得过低，一架轰炸机遭到地面机枪火炮的攻击，差点没能挺得住，开飞机的中尉飞行员连大腿都被打穿了，可想而知守军的火力有多猛。
地下的，天上的，现在都停了摆。
历史上著名的江桥抗战自此拉开了序幕。
怕就怕打仗，结果还真打起了。被币原交待过任务的齐齐哈尔领事清水着了慌。
他赶紧要求会见马占山，商谈避免冲突的办法。
清水的办法，是由双方组成一个调解委员会，督促各自部队后撤，以便继续恢复江桥修复进程。
办法倒是不错，问题是他没法让挑衅者先撤。
清水是个文官，他派林义秀替他到前线去扑火。
从内心里来讲，林义秀也是主张“向北满进军”的激进分子。无奈自己吃的就是对外交涉这碗饭，所谓屁股决定脑袋，只得答应担任调解委员会的日方代表。
中方代表是马占山的老部下石兰斌。
这些调解委员坐着专列赶到了前线。
林义秀让中国守军先行撤离，理所当然地遭到了石兰斌的断然拒绝。
中国军队是正当防卫，你们超出范围我们才动手的。要撤，也得大家一道撤。
林义秀语塞。他心里很清楚，已经“荣誉受损”的关东军根本不可能答应这一条件。
所谓的调解只能就地搁浅。
被马占山兜头打了一闷棍的第2大队长小圜江邦雄少佐，还没意识到这趟黑龙江旅行的风险有多大。他认为，远矢忠停步不前，仅仅是个意外。
这小子怎么回事，离大兴站仅仅只有2里路了，挪一挪屁股就能过去嘛，真搞不懂。
我亲自去看看。
小圜带了剩下的2个步兵中队，外加1个机枪中队，来到远矢中队停留的地方。
所谓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到了现场，小圜终于明白中队长的苦恼了。
因为防守地形对守军来说实在是太有利了。
正面是铁路，区域极其狭窄，加上对方火力极其强劲，如果直挺挺地往上冲，无异于送死。
铁路以西不用守。因为那里干脆就全是还没有封冻的沼泽地，一旦陷进去，除了给人当靶子，再也没别的念头可想。
铁路以东除了烟草地，就是高坡。要通过烟草地，视线容易受到遮蔽，不利于发挥日军的火力优势。至于高坡，居高临下，那更是防守方占便宜。
小圜权衡了一会，还是决定从正面突破。但是远矢忠做不成的事，换了他自己，一样白搭。冒险冲上去的人，基本上就没有回得来的。
日军作战，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步炮协同。然而江桥抗战打响时，滨本原来预想的炮火掩护作用并没有能够发挥出来。
要说这毛病还是出在他自己身上。
日军通过嫩江大桥
正面抗日战场（69）
正面抗日战场——我的家在松花江上（69）
知久炮兵大队使用清一色的“三八式”野炮，射距也不短，可是隔着一条江，再加个16里的距离，就算踮起双脚，再踩张凳子也很难够得着。过江重新构筑阵地吧，桥又没完全修好，只能走人，火炮和拉火炮的马匹都没法过去，如果硬要过，就只能下去祭江神了。
炮兵大队长知九八万少佐急得直跳脚，可就是帮不着小圜一点忙。
一听到自己人吃了亏，调解委员林义秀马上就屁颠屁颠地赶来了。
对于关东军不仅没有撤退，还悍然动武的举动，他只能解释这是一个误会，要求双方到一线战场解决问题。
很快，连林义秀自己也尝到了本国军队不听约束的苦头。
载着双方代表的专列刚刚抵达大兴车站，8架日机就飞来问好了。
火车被炸弹掀翻，众人全被震到了外面。
对己方的“卓越表现”，貌似很傻很天真的林义秀只能表示彻底无语了。
调停失败，战斗继续。
小圜很着急。
黑龙江的冬天，白天短，晚上长，没一会天就黑下来了。可他还没完成任务，连大兴车站的边都没摸着，怎么跟滨本交待呢。
突然想到了，晚上不更好吗，还多一层保护，完全可以借此避开对方火力，从侧面搞偷袭。
真是妙极了，小圜越想越兴奋。他马上指挥部队，准备悄悄地从车站以东的烟草地附近绕过去。
黑夜里有阴谋，也有恐怖。
从烟草地里忽然冒出了无数火舌，日军光注意前面的高坡，没想到旁边还藏着伏兵，本来要打别人一个措手不及的，现在却报应到了自己头上，只得狼狈而退。
一个白天，一个晚上，马占山部队火力之猛，完全超出了日军的想像和估计。当他们判断出对方可能拥有相当数量的捷克式轻机枪时，不由大惊失色。
滨本在后方听取汇报后的第一反应就是，这一定是苏联人送的武器。
在此之前，日军曾得到情报，说马占山在离开黑河前曾与苏联方面有过接触，后者为了支持抗日送了不少军火。
然而事实上，这些秘密武器并不是苏联人送的，而是江省参谋长谢珂无意中淘宝淘来的。
马占山还没来上任的时候，谢珂一边备战，一边四处寻宝。
省城的文武官员，你要让他们显摆宝贝，那是一捧一大摞，而且个个是觅宝识宝的行家。在这方面，公子哥万国宾就不弱他人。
不过他们的宝贝是名人字画、古玩瓷器，而谢珂需要的宝贝却是枪支弹药。
前面已经烽火四起，达官贵人们还是抱着他们的宝贝不放，就是不愿拿出来给抗敌的士兵发枪发饷。
退一步讲，就算他们愿意掏腰包，兵荒马乱的，这枪一时也没处买去。
谢珂没办法，只好让军备修械所想想办法，看能不能自己加班造点机枪出来。
名为修械所，当然主要专长不是造枪，更没有造过机枪。
大家都怀疑这位谢参谋长是不是急糊涂了。
但既然参谋长发了话，有了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技师们只好先商量，看到底怎么办。
有人便提出来，不会发明，难道还不会模仿，去找一把枪来依样画瓢不就行了。
为了让山寨版产品更像那么回事，必须得找一个最新正版出来做样品。
他们打听到，以前老长官万福麟从老外那里买过一批捷克式机枪，一直放在仓库里。
修械所便打了一份报告，要求从中借一挺出来做试验。
报告递上去后，江省临时负责人万国宾见是军备修械所要用，而且只借一挺，就画圈同意了。
机枪送到修械所，立即被大卸八块，拆成了零件。
结果非常令人失望。
众人折腾了半天，枪还是仿制不了。原因是这些逼上梁山的修枪师傅想的太简单了。
捷克式轻机枪如果这么容易被仿造，那捷克人早就去喝西北风了。
捷克式机枪，也是当年的高精尖武器
正面抗日战场——我的家在松花江上（70）
正面抗日战场——我的家在松花江上（70）
为什么叫捷克式？因为人家捷克是在国际上申请过专利号的，只此一家，别无分店。
你别看捷克现在不声不响，当年可是排在英美之后的世界第三工业大国。
主打产品不是别的，就是军火。产品质量个个有信誉保证，非常符合战争潮流。
诸多好东西中，最拉风的就数这种斯捷潘工厂出产的捷克式机枪。
全世界都知道：好机枪，捷克造。
在后来的中日战争中，中国兵用捷式式机枪曾有过多次打穿日本坦克的记录。
绝对是尖端武器，堪比现在的飞毛腿爱国者。
修械所的同志们傻眼了。
枪仿造不了倒也罢了，毕竟是高科技的东西，小改小革难以攻克也情有可原。
最糟糕的是，枪拆了以后，没人能装得起来。
这个没法向万国宾交代啊。
修械所的人没办法，正好一五一十地向谢珂汇报，希望谢珂能帮着说说情，宽限几天，让他们有时间把机枪重装起来。
军械库里有这么多机枪，谢珂原本并不知道。
听工匠一说，他眼前一亮：竟然有现成的好机枪，那还用得着仿造吗，拿出来用就是了。
谢珂马上起身就去找万国宾要枪。
万国宾赖不掉，只好承认自己的军械库确实有一百挺捷克式机枪。不过他推脱说，这些枪要拿出来，必须经他老爷子万福麟同意才行。
公子哥心里其实藏着个小九九：这一百挺捷克式机枪就是一百个宝贝（他还不知道借出去的那个宝贝已经装不起来了），值老钱了。万一缺银子花，还能拿一些出去换钱，干什么要白白交出来。
见万国宾不肯把枪交出来，谢珂可急了。
日军攻击沈阳时，兵工厂那么多好枪好弹，飞机大炮，都白送给了日本人，还让他们拿着反过来打我们。莫非我们在齐市也要重蹈覆辙？
当着这个大难当前还在打个人小算盘的官僚的面，谢珂毫不客气地扔下了一句话：
我是参谋长，非常时期有权控制调配所有军事物资。如果万长官怪罪下来，由我一力承担。
万国宾无话可说了。他再舍不得，也知道眼下是得罪不起谢珂的，只好同意从军械库里把机枪全搬出来。
本来是一百挺，但因为被修械所拆零了一挺，结果就变成了九十九挺。
这九十九挺捷克式机关枪在江桥抗战中狠狠地风光了一把，也算是机缘巧合，帮了马占山大忙。
马占山得到苏联武装传言的“证实”，让滨本如蒙大赦。
我说嘛，难怪能顶得住我们皇军一天，原来是有苏联人撑腰的。
他马上向上面报告。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最喜欢越级指挥，他在晚上接到报告后，马上脑袋一拍，命令从平田联队中抽一个大队（名仓刊大队）到前线去助阵。
滨本打报告，本意是为了洗脱第一天作战不利的罪名，他可不认为自己的这一个大队就搞不定马占山。
主要是炮兵没有发挥好掩护作用。
正好这时候，铁桥搭好了，马匹拉着炮就过了江。炮兵大队重新构筑阵地后，已能满足轰击的距离要求。
滨本大为兴奋。他不等天亮，第二天早上四点钟就赶到前线，一来就命令部队发动全面进攻。
这里的白天太短了，要珍惜光阴啊，同志们。
由于有了炮火的支援，守军压力陡然增加。徐宝珍拼死力战，阵地屡失屡夺，伤亡不小。
形势已间不容发，大兴站处于极度危险之中。
马占山决定亲临大兴前沿就近指挥。
一般而言，三军统帅不宜离前线指挥部过近。原因是三军安危，系于一人。如果这第一人报销了，全军极可能陷入群龙无首的混乱状态。
但这只是说的一般情况。在某些生死攸关的时刻，统帅到第一线，不仅可以通过对战场形势的观察，做出相对准确的判断、分析和决策，还能起到振奋军心士气的巨大作用。
为了这个决定，马占山差点就殉国了。
不是在打得昏天黑地的前沿战场，而是在前往大兴的路上。
日军3架飞机发现了马占山所乘坐的吉普，意识到车上坐着的可能是中国军队的高级将官，立即进行超低空轰炸。
那年头，给首长开车并不仅仅是一件有面子的事，还可能是一份风险高到要死人的特殊行当。相应的，司机也得具有十分高超的驾驶技能才能胜任。
马占山的司机就是这类驾驶达人，那是换档都不用踩离合器的。就这么在飞机的炸弹中不闪不避，还愣是开着汽车冲了过去。
当然，另一辆卡车上的对空射击机枪组也贡献甚大。由于他们组成了低空火力网，才使敌机不敢过于嚣张。
饶是如此，仍然吓人一跳。
到了大兴后一检查，吉普车被打了整整29个弹孔，作为掩护的机枪组也伤亡甚大，死伤了好几个人。
马占山到前线观察形势后，命令徐宝珍放弃一线阵地，退后800米，转入二线阵地扼守。
东北军神马占山，在江桥之战中光茫四射
正面抗日战场（71）
正面抗日战场——我的家在松花江上（71）
敌势正盛，不宜与之过分相抗，且让他一着再作计较。
能够“击退”守军，令滨本大为得意。只要我真正使上力，用上炮，谁能挡得住？
他没有想到，这800米其实是一个口袋，一个马占山要放长线吊大鱼的口袋。
马占山退至二线阵地后，就一直在观察着对手。
两军胶着交锋，或许还很难看出虚实，现在滨本急着把部队往守军放弃的一线阵地里带，一动一静之间，就看得清清楚楚了。
滨本还在高兴呢，自己连工事都不用筑了，直接用现成的就行。他现在一心想的就是赶紧占领一线阵地，构筑新的炮兵阵地，然后再把前面的打法如法炮制一番，拿下大兴易如反掌。
离大兴只有200米了，要不是为了顾及伤亡，我跨一脚就能到了。
他不是马占山的对手，真的不是。
在马占山的眼里，自以为得计的滨本其实败局已定——进入一线阵地的人马不过只有一个步兵营和一个炮兵营（指大队），而在他的后面已经有了十几里的空档。
此等战机，非天赐乎。
正如高明的棋手往往都留有后着，优秀的军事指挥官也必须知道如何调配手上的兵力。
马占山没有把所有部队都放到一线，在大兴前沿他仅仅部署了一个卫队团，就为了必要时候能够示敌以弱。
事实上，在卫队团后面，他已经储备了足量的预备队，随时可以用于实施自己的战术目的。
很快，步骑两个团即应召而来。
吴德林步兵团与徐宝珍卫队团合兵一处，立刻使二线阵地的防守变得更加厚实起来。与此同时，萨力布骑兵团开始从两侧向日军的后方迂回进击。
迂回当然是需要时间的，所以滨本并不知道，他正在准备向二线阵地发动进攻。但就在这时候，马占山再次派上了重火力，一直被他雪藏的朴炳珊炮兵团开始露出峥嵘。
你一个炮兵营（大队），我一个炮兵团，炮口对炮口，还就不信轰不过你。
炮火一旦占不到上风，滨本就开始伤脑筋了，他只能拿出拼命的招数，组织敢死队往前冲。
二线阵地相当坚固，加上一个团变成了两个团，所以日军攻得非常艰难，几乎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伤亡代价。
但是滨本相信，始终相信，只要他再往前挤上一挤，就能踏进大兴。
才200米距离嘛，半里路都不到，有什么困难的。
困难大了，因为天色已经黑下来，马占山要收网了。
滨本刚用完他的敢死队，马占山的敢死队也上来了。他们从工事后面一跃而出，转而向日军冲了过去。
风向突变，反攻开始了。
直到包围圈骤然缩小，滨本才猛地意识到，由于自己攻得太急，战线拉得过长，“头”跟“尾”衔接不起来了。
赶紧回撤，援救后方吧。
来不及了。
萨力布团已经迂回到他身后，将其“头”“尾”一刀砍断。
骑兵团长萨力布，一骑上了马就现出凶神本色。
别的骑兵拿的是马刀，这位老兄的刀不是拿的，而是举的，因为是大刀，跟三国时候关羽关云长用的那种青龙偃月刀好有一比。
别人是一刀一刀砍，他是一片一片扫。
要放在古代，这就是一个很划算的买卖。因为那会计军功，就是数人头的，有几个脑袋算几个功。
你这里才削一个，他那里已经有十几个入帐了。
骑兵团的凶悍，正面守军的转头反攻，让滨本再也无法顾及后方了。
这个临时后方并没有什么战斗力，主要都是一些辎重兵、卫生兵和通讯兵，乱哄哄的，无人进行组织，而且他们也没有上场打仗的准备，就是马马虎虎的弄了个工事掩体，哪里经得住骑兵的冲击，几下就垮了。
就在滨本急得不知如何是好的时候，前面本庄繁派出的那个名仓刊大队已经到了，而且正好是当天晚上，正好可以给滨本救急。
可是名仓刊的运气并没有比滨本好上多少，它的兵员还不如滨本的小圜大队，小圜起码还有3个中队，名仓刊却只有2个，而且他还再次被马占山抄袭后路包了饺子。
到名仓刊也陷入苦海时，可怜两支部队都被围在里面动弹不得，一时之间，竟不知道谁救谁了。
滨本脱身不得，再也顾不得什么面子不面子，赶紧向关东军司令部求援，并报告了一个极其“不幸”的消息：“本联队田畑新一副参谋长等一批官兵战死”。
这一天是民国二十年（1931年）11月5日，即江桥抗战打响的第二天。
江桥之战军事地形图
正面抗日战场——我的家在松花江上（72）
正面抗日战场——我的家在松花江上（72）
本庄繁接到电报后就愣住了，他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先后派出的两支大队都会被马占山包围。
同样吃惊的还有参谋本部的金谷参谋长。金谷认为马占山有实力与关东军进行抗衡，说明后面的确有苏联政府的支持，先前远藤参谋的侦察可能有误，因此他发电报给本庄繁，要求把滨本联队的作战区域限制在大兴车站附近。
关东军司令部一收到电报，本庄繁还没说话，一帮参谋们就嚷嚷开了，这不是胡扯吗，哪有这样绑着让人打仗的，打仗是关东军司令官的事，它参谋本部也太不把我们司令放在眼里了。
听那语气，金谷不是什么参谋总长，倒像是幼稚园的小朋友。
本庄繁自己听着却很是受用，摆摆手：不管他，先把滨本他们救出来要紧。
他再次下令，对前线进行第二次增援。这次的援兵是滨本下属的另一个大队——第3大队（坂井大队）。
民国二十年（1931年）11月6日早上，坂井大队到达大兴前沿。
这时因为缺人手，关东军原本瞧不上眼的张海鹏伪军也被拉了过来。
张麻子这回算是应祸得福，由于马占山发挥得好，让他在日本人眼中的印象分也高了不少（看来不是伪军不行，而是马占山太过了得），总算给了他与“皇军”同场竞技的机会。
见对手的力量发生了显著变化，马占山立刻把包括步兵第3旅在内的几乎所以能调动的部队都派上了场，希望能抓住机会歼灭被围日军。
第3旅是马占山在黑河的老部队，现在的确是到了他不顾一切砸老本的时候了。
这么一来，日伪军的增援部队不仅没能够完成捞人的任务，甚至有自己也卷进去，被马占山一股脑包了饺子的危险。
接到前线报告，本庄繁这才意识到如果再不把筹码一次性押上去的话，所有次第增援上去的部队都有可能越陷越深。
原先还假装矜持的关东军司令终于慌乱起来，本来想越级指挥，显示一下水平的，没想到差点把戏给演砸了，赶紧换戏服吧。
他把一直缩在后面不响的仙台师团师团长多门叫了过来：还是你来指挥吧。
可是多门也不是神仙，你打成这个鸟样，让我来给你收拾残局，那也得有人手呀。
多门手上能抽出来的只有一个步兵大队（藤井勇大队），另加一个骑兵中队和野炮大队。
本庄繁说你不要急，我马上给你找人。
他找的是混成第39旅团（嘉村旅团），一支从朝鲜军第20师团（朝鲜龙山师团）中抽出的旅团。
不过仓促之间，嘉村旅团也来不及把人都调过来，只能来1个步兵大队和野炮联队。
第三批援军即将到达大兴前线的消息很快就被马占山所掌握。
马占山此时做出了一个明智的举动。
他决定弃卒保车，果断放弃大兴站，主动撤至三间房和昂昂溪。
撤当然有撤的道理。
我们的头三板斧之所以能把日军砍得毫无脾气，主要应归功于日军的轻敌和本庄繁的瞎指挥。第一天一个大队，第二天一个大队，第三天一个大队，本来加一起还能搞搞的，结果拆零了反而被马占山各个击破，统统围了起来。
但是包围，并不意味着击溃。彼守我攻，短时间内即使下血本也是很难拿下来的。现在一下子又来两个大队及其配属部队，等于在大兴到江岸之间的18里范围内，会集了一个旅团以上的日军，且有相当多的野炮进行配合。
到时守军将不再占有任何优势，如果不动脑筋地硬打，被动的无疑是自己。
在马占山看来，大兴已经是一颗死棋，现在要把这颗死棋做活的关键点就是昂昂溪。昂昂溪离大兴有60里路，可把间隔扩到三倍，战线一拉长，就可能起到分散日军的作用，己方可退可守亦可攻。
如此，死棋又变成了活棋。
日军进攻大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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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面抗日战场——我的家在松花江上（73）
正面抗日战场——我的家在松花江上（73）
当然，马占山也很清楚，仅靠自身力量，在江桥在这里只能是拖得一日是一日，无法长久固守下去。因此，他还有通过纵深防守，为进行谈判和等待援兵争取时间的考虑。
在撤出大兴后，马占山在昂昂溪建立了临时指挥所，同时以大兴和昂昂溪之间的三间房为中心，对各个防守区域重新进行了布置。
不过，让他感到意外的是，第三批日军增援部队到达后，并没有“乘胜追击”，而是又全部撤回了他们的原驻防地点。
撤退命令是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下达的。这人有个特点，总是在不利的时候隐退，有转机的时候现身。
金谷参谋长不是说了吗，不能超出大兴的界线，得服从领导啊。
可是领导的意见也是变来变去，没个准头。
在获悉马占山从大兴撤出后，金谷又觉得吃亏了，很快发来一电，把“滨本联队的作战区域”改掉了，说放宽一点吧，以大兴以北的汤池站为界。
本庄繁差点没把鼻子气歪：我刚刚撤兵，你就让我继续前进，拿我耍着玩的吧。
江桥一战，马占山令日本人刮目相看。
三天两夜，能把关东军第2师团（尽管不是所有部队）打得无可奈何，并不是任何一个人都能做到的。
第2师团，看看编号，就知道资格有多老了。在日本17个常备师团中，第2师团虽为缩编师团，但在东瀛部队中仍属于一流角色。
早在日俄战争时，第2师团就曾为日本攻下旅顺口立下过汗马功劳。它最有名的师团长叫做乃木希典，是个大将。这厮在中国名气不大，但是在日本却很有名，被称为“军神”。
到了“九一八”事变，撑场子的主要就靠这个师团，遭遇抵抗是有，但被人家围在中央突不出去还是第一次。
关东军内部争相打听，这个马占山如此厉害，到底是从哪个军校毕业的，是日本士官学校，还是东北讲武学堂？
结果都不是，不过是个做过土匪的丘八。
那些平时走路鼻孔都朝着天的陆大毕业生个个面面相觑，做声不得。
同一时间，江桥抗战引起了国内外极大嘱目。
“九一八”事变后，还没有一个地方政府、一支中国军队在日本人枪口的威胁之下，敢于大声说不。
黑龙江守军只是一支孤悬于东北一隅的地方军队，但正是这支孤军，竟在江桥这块原先谁也不知道在哪里的小地方，勇敢地抵御了数倍于己的倭寇部队。
国人精神大为振奋，民族自尊心得到极大安慰。
时人有诗赞曰：神武将军天上来，浩然正气系兴衰，手抛日球归常轨，十二金牌召不回。
作者是著名的晓庄师范的创办人陶行知。
在此国难当头之际，人们是多么渴望英雄出世，王者归来。
那个精忠报国、还我河山的民族英雄在哪里？我们呼唤你。
马占山来了。
伟大的岳飞仿佛在他身上灵魂附体，他继承了汉民族不畏强暴，与蛮族血战到底的光荣历史传统。
他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全国人民都跟着马占山一块激动。各地贺信贺电络绎不绝，捐献物资和钱款源源不断，连一向不问时事的出家人也跟着掺合了进来。
四川峨眉山有个和尚，一下子把自己的私房钱全都捐了出来。那时候寺庙也不收门票，和尚能收到的香火钱很少。这钱自然都是他从嘴里一口一口省下来的。
民间已到了“平生不识马占山，便称英雄也枉然”的地步。
上海的南洋兄弟烟草公司推出了“马占山牌”香烟（不知是否得到其本人授权），一时风靡沪上。消费者非常买帐，不管会不会抽烟，都要买两包回去“爱爱国”。
马占山和他的黑龙江守军火爆若此，其声誉传遍了四大洲五大洋。
国际通讯社再不愁没有最火的新鲜猛料了，中国的“抵抗将军”马占山也成为他们爆炒的对象（“谓中国军人亦能战者”）。
图为： 马占山牌香烟风糜一时
正面抗日战场——我的家在松花江上（74）
国联此时恨不得把日本外务省的耳朵揪过来问一问，你在我这里说的话、发的誓是不是形同放屁。
在日本国内，若榇内阁像风箱里的老鼠两头受气，既无法管束军队，又要厚着脸皮替军队擦屁股。
怎么办？
还不是得用上那套老程序：首相找陆相，陆相找娘家。
陆军大臣南次郎给参谋总长扔了一句话：去管管你那个宝贝关东军，让它别再在外面胡干蛮干瞎干了。
一向不把内阁当回事的金谷这次也有些无语。
他倒不是怕什么国联，主要是担心马占山表现得如此威猛，是不是真的有苏联背景。因为沿着大兴站，越往前走越深入苏联的势力范围，到时如果发生正面冲突，关东军不一定是苏联红军的对手。
因此，他再次向关东军发出指令，要求对北满暂不采取积极的作战行动。
为了怕引起部下的激烈反应，金谷在电文的措辞上已经算是字斟句酌，委婉得不能再委婉了，没想到关东军司令部的参谋们收到指示后还是跳了起来。
片仓当即和板垣一起，气呼呼地找到本庄繁，把电文丢给他，并一口咬定这是对统帅权的又一次侵犯。
本庄繁虽然是关东军的最高司令官，对这些狂人参谋却是言听计从，有什么事都是大家商量着办的，而且从不计较部下的态度。
他一听有理。
什么叫统帅权？天皇掌握军队。
天皇怎么掌握军队，那就得靠我们这些打仗的人。
现在，你不让我打仗，就是侵犯统帅权。
绝对没错。
按照这一逻辑，本庄繁毫不客气地把参谋本部的指令当成了耳边风。
不过，理不理金谷这老糊涂是一回事，苏联会不会干涉又是另外一回事。
对于后者，本庄繁和他的参谋们其实并不敢太掉以轻心。这些人围在一起，郑重其事地进行了讨论。
板垣晃着脑袋，认为苏联一定不会来搅局。
为什么呢？
我们可以里外翻一翻啊。里面，它在搞第一个五年计划，补充国力还来不及，怎么肯轻易出头呢，外面，跟中国政府翻了脸，斯大林和蒋介石两个人谁都不理谁，这样的情况下，它更不可能帮中国人出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