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垣最后表明了态度：既然我们判定苏联不会站出来，那就不能放过这个绝好的机会。马占山很厉害，如果我们不把他这种“嚣张气焰”打下去，不知道还会跑出来多少个马占山。
一席话，把个本庄繁听得一愣一愣的，还是参谋们有水平，都讲到我心里去了。
根据讨论结果，本庄繁作出了“两个集中”的决定。
第一个集中，是集中兵力。以前刮脂油一样地抽调部队，是由于铁路线上，新占领的地儿，都需要有人把守和警卫，从现在开始，一切都要以打马占山为头等大事，能抽的都要尽量抽出来。
第二个集中，是把指挥权集中起来。
……
战场指挥由多门担任。
如果不是参谋们都这么认为，本庄繁没准还要亲自上去比划两下哩。只是他的运气实在太差，上一次输一回，所以自己也不好意思再坚持了。
就在关东军司令部紧张筹划，准备再次发动进攻的时候，马占山也得到了来自上级的支援。
当然，主要是声援。
老蒋和张学良都致电嘉奖，称赞马占山“捍卫省土有功”。
不过这二位还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在军援上面都是语言的巨人，行动的矮子。
其实当时东北军组织反攻，夺回家园的机遇仍未完全失去。因为此时的关东军还没有形成后来那么大的气候，除仙台师团和铁路独立守备队的1万5千人外，临时驻扎的朝鲜军嘉村旅团尚不足4千人，就这些部队，连黑龙江一省的东北军都能抵挡一阵，若倾关内外东北军全力，里应外合，未必不能打出比当年中苏之战更好的战绩来，也有可能导致日本国内政局动荡，从而长其政府志气，转过头来对不听话的关东军施以压力。
那为什么不打呢？
其实眼巴巴指望的还是那个东西，即国联的干预（“暂取逆来顺受态度，以待国际公理之判断”）。
我说过，认为国联毫无作用，那是一个极端。
但是认为国联包打一切，包治百病同样是一个错误得不能再错误的极端。
重创日军的马占山部队
正面抗日战场——我的家在松花江上（75）
指望别人的同时，你自身也要有所作为。如果你自己先烂人一个，躺倒在地，神仙也救不了你。
当年日俄战争，俄国老毛子之所以能接受美国的说服教育，肯走到谈判桌上来，也是预先被日本人用棍棒教育了一下的结果，否则哪有那么容易服软。
就是说到国联，它还有它自身的缺陷，除了那个位列弱智规定第一名的“全体通过”外，只有批判的武器，没有武器的批判也是致命伤。
直到它解体若多年后，才有了联合国部队。
在当时的情况下，国联确实干预了，甚至可以说很卖力，很仗义，很公道，但也仅此而已。
南京政府倒没有忘记继续给予精神激励。
民国二十年（1931年）11月12日，南京召开国民党四大。会议对江桥抗战评价很高，不仅正式委任马占山为黑龙江省政府主席兼东北边防军驻江省副司令长官，还破格晋升其为陆军上将。
不过这一切似乎都与江桥的马占山没有实质关系，因为他既不能参加上将授衔仪式，也得不到一星半点的援兵（“未遣一兵，未发一矢”）。
马占山失望了。从三日之战后，又拖了十几天，可是在这么充裕的时间里，他却未能得到任何有力的援手。
眼前什么都没有改变，只是形势在一天天恶化。
纵使是一代名将，亦惟有仰天长叹：吾败，岂天意乎？！
随着日军用于江桥的进攻部队有增无减，马占山孤立无援，处于越来越困难的境地。
失败，早已是意料中的事，但他和他的孤军仍然一直在坚守。
时间一天天过去，本庄繁暗暗下了决心，准备做好再次向江桥攻击的准备。
在这之前，他以关东军司令官的身份向马占山发出最后通牒，条件为三：下野，撤军，进驻。
下野是让马占山从省主席的位置上下野。
而后是江省部队从齐齐哈尔撤退。
最后由日军进驻昂昂溪，理由是确保洮昂铁路安全。
马占山收到电文后，第一反应就是日本人又要找他开练了，马上抢时间备战。
不过答复照答复，而且逐条论证，有理有节：
下野没问题，但要有中央正式文件通知；
撤兵没问题，但需要相当时间，至于时间多少，请原谅，暂时我还没算好；
进驻没问题，只是可能贵国外务省和国联都会有不同意见。
——马占山虽然一直在打仗，消息却不封闭。芳泽当前国联的面许了多少诺，发了多少誓，他都一清二楚。不扩大事态，不进入北满，可都是你们自己政府说过的。难不成现在要自己给自己掌嘴不成？
三个“没问题”后，他还向本庄繁提出了一个只有最资深记者才能提出的高难问题：我们这些人都走了，江省谁管，你？还是那个张海鹏？
从头至尾都是没问题，其实满篇都是有问题；从头至尾都没有不答应，其实满篇都是不答应。
高，实在是高。
对于马占山头上的冠名，“野路子军事家”是毫无疑问的，如果再加上“无师自通的外交家”和“深藏不露的一流辩手”也绝不为过。
至少我看行。
江桥抗战中为国战死的东北军士兵
正面抗日战场——我的家在松花江上（76）
拿着这份电报，本庄繁哭笑不得。
任何恐吓和讹诈，看来都撼不动这个看似矮小实质强悍的东北男人。他不明白的是，在这个貌不惊人的土匪省长的身上，究竟隐藏着一股什么样的惊人力量，竟然可以让他如此倔犟。
本庄繁随即调兵遣将。这次关东军是准备下大本钱的，仙台师团自然是倾巢而出，就连驻防沈阳的嘉村旅团也只在当地留了一个步兵中队，其余全部运往大兴，统归多门指挥。
为了增援江桥前线，满铁方面甚至把洮昂线上的客车业务都停掉了，全部改成兵车。
这时候驻锦州的东北军终于也出手了。
不过出的不是兵，而是日军铁路沿线缺兵少将的通报。
向谁通报呢？
分布在辽宁各地的东北义勇军。
这些义勇军，说白了，大部分都是东北军埋在关内的“暗线”，或至少是受少帅资助的。少帅采用这种办法，一方面避免消耗东北军正规部队，另一方面可以用义勇军来跟鬼子捣捣乱，同时又让日本人抓不到把柄。
东北义勇军闻声而动，展开了大规模的破路行动。由于日军已无兵力顾及“清剿”，铁路被毁坏的很多。嘉村旅团因此没有能够按时到多门那里报道，这对马占山来说也是一个间接的支援。
从三间房到昂昂溪的防守，马占山和谢珂早已有所经营。和大兴前沿一样，这里也有两道防线。其中，以第一道三间房防线最为坚固，前后共用了近一个月时间才完成所有工事。
嘉村旅团一时来不了，多门就带着仙台师团先行出发。他在大兴呆了两天，主要是做攻击前的侦察等准备工作。
民国二十年（1931年）11月17日夜，准备就绪，仙台师团出发了。
本庄繁可真会帮他们挑时候，早不进攻，晚不进攻，让他们这种时候进攻。
此时真是北满最冷的天气。
扑面狂风，冰天雪地，室外零下摄氏20度的气温，别说打仗，就是散散步都会被冻趴下一大片。
好不容易熬到第二天早上，日军接近三间房一线阵地并发起进攻。
这次防守三间房，马占山特地调来了最后一支生力军——骑兵第2旅（程志远旅），并由该旅涂全胜团担当防守要冲。
仙台师团从拂晓开始发动全面进攻。多门果然有一手，他采用的策略是步兵走正面，骑兵走两侧，这样正面能突破最好，一旦无法取得进展，只要侧面能冲过去，也随时可对三间房形成包抄。
战斗一开始就激烈异常。仙台师团有一个骑兵联队，但实际上下面只有1个骑兵中队，所以骑兵并不多，但跑起来倒是挺欢腾，从两侧猛冲达十多次，而守军的办法是把迫击炮和机关枪结合起来用，马离得远，就用炮轰他，离得近了，直接用捷克式招呼，让日军骑兵无法靠近，不得不怏怏而退。
到凌晨3点，关东军独立战车第一中队上场了。
所谓独立战车，其实也就是坦克。这时候它起到的作用主要还是清道夫作用，借以冲毁战壕外的木桩和铁丝网（“壕外木桩铁网，悉为所毁”），同时一些战壕也被其冲塌。
多门见正面已有所撼动，令旗一摆，命野炮兵第2联队（河村联队）对阵地进行炮击。这一轮轰炸过后，各团防守战壕均被切断（“断为数十处”）。
阵地被分割，正是围而歼之的最好时候。一个小时后，多门抓住机会，命令骑兵联队再次从阵地的左后方包围过去。
在战壕无法立足的情况下，部队只能选择出壕应战。涂全胜一跃上马，准备以骑兵对骑兵，将日军骑兵冲散，但经过前面的“钢铁打击”，部队已无法完全集中起来，而且战壕内被炸死的马匹很多。
一个骑兵团组织不起来，那我就能组多少算多少。涂全胜带着临时整合起来的两个骑兵连和一部分步兵，向敌骑兵冲了过去。
都是骑兵团长，涂全胜的表现并不比萨力布逊色，他身先士卒，“奋勇喊杀”，立即激发起来了官兵在逆境之下浴血搏杀的勇气。
中国骑兵接连发起5次冲锋，由于来势凶猛，日军骑兵别说把对方围起来了，自己躲还来不及（“敌骑为避遁者数次”）。
马占山炸毁铁路，阻止日军进攻
正面抗日战场——我的家在松花江上（77）
涂全胜的挺身而出，使日军没能学着包上饺子，但此时正面阵地显然已难以支持。
凌晨5点，天已开始放亮。
关东军飞行队7架飞机从大兴临时机场出发，对阵地进行空中打击，“投重炸弹数百枚”，同时日机也给日军炮兵准确选择弹着点指示了目标。
日军空炮协同的优势一发挥出来，对守军阵地来说就是致命的，东北军官兵只能用自己的血肉进行顽强抵抗（“至此无一完肤者，顾仍浴血对抗”）。
就在这时候，久无军援的弊病也暴露出来，大家的子弹快打光了，大炮因为性能问题，时间一长，炮管就开始发热，再不能正常开炮（“不可复用”）。
到上午9点，三间房一线阵地终于被仙台师团突破。
但是关键时候，马占山充分显示出了他的用兵智慧。他在三间房的各个侧面都有具有纵深的防御工事，因此，虽然正面失守，但三间房以东、以西却还有部队能进行阻击。这样一来，就确保了部队不会随主阵地的瓦解而出现迅速溃退，守军仍能且战且退，逐次撤往昂昂溪二线阵地。
多门当然知道一鼓作气的道理，他命令部队不要停止，立刻冲过昂昂溪，拿下齐齐哈尔。
日军排山倒海般地冲杀过来，二线阵地危在旦夕。
马占山闻报，立即飞驰前线，带领自己的手枪队亲自督阵。
他知道在这种情况下，军心万不能垮下来，军心一垮，全军都有覆灭的危险。因此，上阵地的第一个措施就是“斩马谡”，把两个被惨烈战斗吓破了胆，想借机溜号的连长给崩掉了
三军于是重新奋起。
下午1点，日军被击退。
虽然暂时化解了险情，但马占山很清楚，胜负已定，齐齐哈尔失守已不可避免。
这里是马占山梦想起飞的地方，是他荣誉的顶点，只要还有一点坚持的可能，这个坚强的男人都不会选择主动放弃。
但现在连这一点可能也没有了。
马占山并不是一个喜欢蛮干的人。他清楚地知道，勇敢和颟顸的区别在什么地方。
此时，主帅的决心相当重要。稍有犹豫，将会导致全军覆灭的后果。
马占山下令：撤。不仅撤出二线阵地，也撤出齐市。后者并无高大城垣可以凭险据守，
但是撤退，并不是那么简单。
就犹如下山往往比上山难一样，撤退的难度常常远超进攻。
因为一般而言，这时的部队士气最为低落，尤其害怕自己在撤退时落于人后，以致被歼或被俘，所以特别容易陷入慌乱，一乱则溃不成军，反而为追兵所乘。
后来的第二次淞沪抗战，就是撤退的时候一溃千里，结果弄得不可收拾，以致酿成极大损失。
所以一个军事主官高不高明，攻城拔寨还不能完全说明问题，会不会撤退才是一个真正的大考验。
马占山早在进入江桥指挥作战时，就对战局的进退做过通盘考虑，赢了怎么攻，攻到哪里，输了怎么退，退到何方，那都是要事先心中有数的。如果等到马上要拆房烧屋，你才想起来今天晚上住哪里，那就迟得太多了。
齐齐哈尔的军政机关早就被他一点点地分散转移掉了。等到在二线阵地击退日军，他当机立断，按计划迅速将大部队撤到齐市外围60里地区驻扎，指挥机构则迁往海伦——那里是产粮区，能够解决部队粮饷问题。
但是马占山也没有将所有部队都撤走，他仍然留下了小股骑兵部队用以迷惑对方。
就在马占山悄悄撤离的时候，多门却还在他的大帐里盘算“奇谋”。
想出来了，进行夜袭。在多门看来，这是一个瓮中捉鳖的方案，即乘夜出发，由第3旅团（长谷旅团）居左，第15旅团（天野旅团）居右，一左一右，分进合击，将马占山“包”起来，到时谅他插翅难逃。
民国二十年（1931年）11月18日夜，仙台师团出击。
马占山有勇有谋，能进亦能退
正面抗日战场——我的家在松花江上（78）
让多门郁闷的是，他的一网打尽，“智擒马占山”的计划看来是要泡汤了。因为一路上虽然时有骑兵跑出来打黑枪，但始终看不到大部队的踪影。
直到下午进入齐市，仍然不知道马占山到底在哪里。
坏了，这姓马的看来是已经提前跑了。
既然跑了，那就得赶紧追啊。按照日军内部的讲法，当时多门马上就派兵追赶，可是却“误中”了马占山布下的疑阵。
追击部队一出城就不知道马占山究竟往哪个方向跑了。不过他们意外地捡到了一些可疑物品。
只见里面有手杖，有大烟枪，有各种各样的烟具，把他们看得眼花缭乱。
让驻齐市的特务机关人员以及熟悉马占山的人来指认，说极可能是马占山的私人物品。
和很多东北军将领一样，马占山虽称英雄，也离不开抽赌二字。
很显然，逃命之人不可能带很多东西。烟枪再好，也没有性命来得重要，所以马占山沿路把它们给抛弃了。
一切都很清楚了，马占山究竟在往哪个方向逃命。
其实马占山扔大烟枪的那个方向，与他撤退的方向正好相反。
没有追到马占山那是必然的，倘若追上倒奇了怪了。
这些“私人物品”上交到多门那里后，多门又产生了一个新的误判断。
那就是马占山肯定死了。
你想，一个三军主帅，用的手杖和烟枪就算再累赘，那也是心爱之物，少说也得有几个卫兵给他扛着，哪里会随随便便就扔掉。
只有一种解释：物的主人已死，考虑到既非金，也非银，就没人愿意再留着它们了。
多门对自己的这种推理深信不疑，随之便命令鸣金收兵，以穷寇莫追为由把其它几路追兵也都收了回去。
没几天，活蹦乱跳、如假包换的马占山便又在海伦露面了。
但在仔细翻阅史料后，我还发现了另一种可能的解释：多门不敢穷追，是因为受天气困扰。
在江桥之战中，马占山固然让关东军头疼，但另一个大敌也同样令他们感到恐惧。那就是北满要命的酷寒气温。
天气冷，偏偏仙台师团还缺乏御寒装备。
江桥抗战以前，他们原本以为，黑龙江守军会不堪一击，“天兵”一到，立即四散奔逃，所以根本就没打算要在江省过冬。
没想到马占山这么有种，竟然“耽搁”了他们这么长时间。
如此一来后勤补给就跟不上了。
日本人打仗，一个重要的死穴就是不重视后勤保障。
在当时的日本部队中，有一句流行语，叫做：辎重兵倘能作战，则铁树也能增加军费（增拨军费为日军最关心话题，故有此说）。在诸兵种里面，辎重兵也就是后勤部队是没什么地位可言的。
原因是在精神原子弹的剌激下，人人都想当前锋去射门，没有谁愿意做不得分的后卫。
其实早在甲午战争的时候，日本就没少吃后勤不继的亏，死了将近2万人，但十之八九都不是被清军干死的，而是病死、饿死、冻死的。
在这方面，日本人的记性实在很差。
第2师团（仙台师团）虽来自仙台，号称比较能耐寒挨冻，但到进攻三间房时，他们也吃不消了。
在江桥一战中，日军除战死战伤以外，冻死冻伤的也占有相当比例。据日方统计，第2师团最多时参战人数达到5900人，共伤亡382人，而冻伤却达到996人，几乎是军事作战的3倍。
日军参战实际伤亡率低，当然是中国军队缺乏重火器的结果，但某种程度上，也与日军官兵平时注重训练，打仗时善于自我保护有关系。
一般而言，在中日作战时，由于有飞机大炮进行掩护，日军即使在冲锋时，也很少做出那种一窝蜂往前挤的技术动作，大部分情况下都是匍匐前进，分散出击，你要想干倒他几个，老实说并不是一件特别容易的事。这与后来太平洋上的日美之战有显著区别。
纵然如此，老天爷与马大爷协同作战，仍然把日军干趴下1300多人，占去了第2师团参战总人数的20％以上。如此大的减员数，是关东军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实为其自“九一八”以来所蒙受的最惨重伤亡。
仙台师团在江桥之战中遭受重大损失，图为该部驻地
正面抗日战场——我的家在松花江上（79）
让人哑然的是，就在黑龙江省城齐齐哈尔失陷后，南京的国民党四大终于通过了一个决议，即让已经名声扫地的蒋介石亲自率兵北上收复失地。
史料记载，当时又羞又愤的蒋介石确曾动过念头，要以国防军总司令的身份，率师北上，“与倭决战”，并向张学良发出了准备北上的电报。他也知道打赢的可能性很小（“无战胜之理”），更别说收复东北了，不过他说只有这样，才能保存“民族人格与革命精神”，而且说不定还能引起太平洋战争哩。
这个当然都是冠冕堂皇的理由。事实是当时他正处于内外交困之中，尤其被广东方面逼得受不了，后者一直要求他下野。
和“安内”是老蒋消除异己的工具一样，抗日“攘外”又何尝不是他摆脱内部困扰，提高自身威望和地位的不二法门。
你们不是说我不抗日，不抵抗，所以才要倒我吗，好，我现在就北上抗日，看你们还有什么理由让我下野。
可是老蒋的算盘却还是打不过他的那些“党内同志”。大家听到他要“北上抗战”时，并没有感动得眼泪哗哗，反而都不让他去（“皆坚持不可”）。
文件写是那么写，你要是真的这么做，不等于对日宣战吗，至少也算是对日备战，现在国联交涉“尚未绝望”，你这样做太冒险了，有可能会进一步引起“倭寇之挑衅”，是在“孤注一掷，举国以殉”。
另一方面，大家对老蒋可能“辞职下野”却表现得十分暧昧，基本上是赞成的同意的各一半（“赞否参半”）。
这样都被你们看出来了，老蒋自己也觉得很没脾气，只得做罢。
日本那边则是另外一种情形。
早在马占山从大兴撤出后，若榇首相就以为，既然关东军当初出兵是为了保护嫩江大桥，现在任务完成了（双方原本以大兴车站以北划界），自然也会停下来。
可是这些坐在办公室里的政客想的实在是太天真太简单了。
关东军本来就是一匹关不住的野马，脱了缰后哪有自觉自愿停步的道理。
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回复：马占山的部队离得太近（此时在三间房），对日军来说很不安全，一定要继续前进。
若榇大吃一惊，深知这样一来，日本政府将在国际外交上陷入更加被动的境地，便赶紧把陆军大臣南次郎叫来，让他设法阻止。
这个同样窝囊到死的陆相南次郎，没有别的办法，依旧只能给关东军发电报过去，要他们停止进军。
结果，鬼都不理他。关东军照样打进了齐齐哈尔，并继续朝着他们认定的“北满”目标大步迈进。
若榇内阁晕到了极点。
国联的决议草案，是要求日本务必在11月16日前撤军。就算你不同意，也只是说时间不确定，并没有说不撤。
现在好了，与预定时间相比，又超过了3天，你既没撤军，又没想好新的时间，更过分的是，还从“不扩大”发展到了“扩大”，堂而皇之地进入了北满。
你当我们国联和各国代表都是泥塑木偶？
那几天，日子最难过的就是日本驻国联代表芳泽，每次上国联开会就跟上法庭受审差不多，口袋里总是要放一块手帕，不是擦汗就是抹眼泪。
苦命人啊。
芳泽眼泪汪汪地向国内的外相币原汇报了情况，表示自己实在是支撑不下去了。
币原和若榇首相商量了一下，也觉得事已至此，再靠硬顶和装傻已经难以蒙混过关，非得另想办法不可了。
日本政客们对付国内的军队虽然束手无策，但在如何跟西洋人耍赖方面还是很有两三下子的。
很快，芳泽就得到了币原新的授意。
上海”赴东北援马抗日团”泣血呐喊：“除非我们死，否则决不回来!”
PS：打个广告，《正面抗日战场》第一册实体书已经上市，新华书店、当当、卓越均有销售。
当当：http://product.dangdang.com/product.aspx?product_id=20930476&ref=search-1-pub
卓越：http://www.amazon.cn/mn/detailApp/ref=sr_1_1?_encoding=UTF8&s=books&qid=1284947868&asin=B003ZK5BSI&sr=1-1
正面抗日战场——我的家在松花江上（80）
在关东军猛攻三间房，即将进入齐齐哈尔市之前，芳泽向国联提出，日本赞成派遣调查团赴东北调查。
这是一个非常令人意外的表态。
向东北派遣调查团进行实地调查，本来是中国代表施肇基在向国联提出申诉的时候，就首先提出来的。但当时日本极力排斥国联介入，主张中日双方直接交涉，因此对派国联调查团的事坚决反对，中国的这一提议便被暂时搁置起来。
现在日本答应的这么爽快，不禁令国联喜出望外，连那些本来已准备好讲稿痛骂芳泽一顿的代表们也连连叫好。
几乎所有的人都认为，日本觉悟了，服软了，东北事件的处理将一片光明。
只有一个人例外。他甚至感到有些不痛快。
谁？
中国代表施肇基。
同样一件事，你今天答应和明天答应，效果可能大不一样，这就叫做时机。
的确，当初中国是很希望国联派调查团去东北的，但时过境迁，形势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日本一再出尔反尔，已经受到了国际舆论的一致遣责。随着国联确定的期限已过，它的压力越来越大，晚撤一天就要多挨一天的骂，晚撤两天就要多挨两天的骂，吊在那里很不好受，在国际外交上可以说已被逼到了绝境。
施肇基相信，只要再坚持一下，即使日本还是不肯撤军，国联也会被迫使出经济制裁等手段。
但是芳泽的表态一下子转移了国联的注意力。
不能不说这是一个以退为进的好棋，既缓减了在国际上受到的压力，也在一定程度上，使外交主动权重新又回到了日本人手中。
果然，在调查团的具体使命上，芳泽开始做起了文章。
他要求以国际盟约第11条为原则，即调查团要重点调查中国排外、抵制洋货、国际条约的履行状况等问题，而对撤兵问题却置之不理。
凭心而论，如果要进行此类调查，“中国排外、抵制洋货”这些问题都存在。只不过，它们大多发生在“九一八”事变以后，是中国民众激于国土沦丧所做出的必然反应。
比如，“九一八”事变后，由于中国民间的抵制日货运动，日本的对华贸易额已由原来的每月2500万日元骤降为每月400万日元，一下子降了九成。
日本政府的目的，在于用这种本末倒置的办法，来影响调查团的调查结果，从而误导国联作出的相应判断。
施肇基的反应多快，他怎么能够同意。
他转而提出，适用于调查团的并不是第11条，而是第15条，即调查的主要目的和范围跟“排外”、“抵制洋货”毫不搭界，而是应直奔“九一八”事变和东三省这一主题。
事情本来就很简单，吃了我的你要吐出来，欠了我的你要还回来，咱就事论事，扯那么多犊子干什么。
关键时候，国联显示出了它和稀泥的精神。
既然你们两家都不肯让，都有自己的一套想法，那我就给你们来个折中，调查团照派，但不讲明是按国际盟约的哪条原则派的。
话说到这个份上，施肇基反而为难了。
归根结底，他身后并没有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和军队可以给他撑腰。打是肯定不行的，只能依靠国联。
现在日本让步了，国联折中了，各国解劝了，你还要怎么着？还能怎么着？
无奈之下，施肇基只得代表中国政府对国联的方案表示同意。
民国二十年（1931年）11月26日，国联通过议决案，决定派遣5名中立国观察员组成调查团，到中国东北进行调查。
这一回合，中日在外交上打成了一个平手。
中国没有能够实现让日本尽早撤军的目的，而日本也面临着国联直接干涉和插手东北事务的风险。
身心俱疲的中国代表施肇基回到了住处，他知道，接下来他还是不能休息，因为还有很多棘手的事等待着他去处理和应付。
他根本没想到，等待他的还有另一场厄运。
施肇基（前排左三）外交经验极其丰富，这是他在白宫前与各国外交官的合影
PS：打个广告，《正面抗日战场》第一册实体书已经上市，新华书店、当当、卓越均有销售。
当当：http://product.dangdang.com/product.aspx?product_id=20930476&ref=search-1-pub
卓越：http://www.amazon.cn/mn/detailApp/ref=sr_1_1?_encoding=UTF8&s=books&qid=1284947868&asin=B003ZK5BSI&sr=1-1
正面抗日战场——我的家在松花江上（81）
一群中国的留学生得知了国联决议的内容，顿时大怒。因为这份决议并没有再次敦促日本撤军，而是宣布要向东北派出调查团。
这个调查团能干什么，他们能阻止日本对东三省的侵略吗？
大家怒不可遏，什么话都别说了，这分明就是一个卖国的决议，而在国联的代表毫无疑问就是一个卖国贼！
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弱国外交有多难，真实情况又是怎样，基本不在爱国愤青们的考虑范围之内。
中国代表的住处很轻易地就被打听到了。
施肇基听说留学生们要找他，很高兴。在国内异地，老乡见老乡，还两眼泪汪汪呢，何况这是在异国它乡。
想当年，自己不也是这样一个四处漂泊的中华学子吗。
门开了，迎接他的，不是亲切的问候和拥抱，而是一阵不分青红皂白的怒骂和拳脚。
施肇基想要分辨，但被证明完全是徒劳的。打的人照打，骂的人照骂，没有任何让他申辨的余地。
一个时年已经五十多岁，仪态端庄的老外交官在中国以外的另一个地方遭到了无情的暴打、侮辱和摧残。
打他骂他的不是别人，是他的同胞。
老人无法还手，无力还手，也不愿还手。他的心只能流泪，或许还在流血。
历史应该记录这一天。因为它是耻辱的一天。
无论怎样，我们都不能用野蛮来代替文明。不管用任何借口，哪怕是爱国。
每每写到这里的时候，我都会感到一阵悲凉。我在想，我们这个号称文明之邦的民族，是不是有时也是一个不太爱讲道理的民族——枪口是用来对准敌人的，而不是用来打自己人的。
夜深人静，施肇基写下了一封辞职电文。
他终于又走上了和王正廷一样的道路。
有人会说，这位施大使的政治觉悟不够高嘛。外交形势这么严峻，你怎么说撂挑子就撂挑子了。不就是被打了一顿，骂了一顿吗，简单，用红花油擦拭一下伤口，组织再关怀和慰问一下，接着再干好了。
说这话的，我以为是站着说话不腰疼。
是的，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来说，伤口可以愈合，责骂可以暂时抛开，但是有一样东西绝对不能没有。
那就是做人的尊严。
尤其是作为一个外交官，如果个人尊严和体面都无法很好维护，谈何维护国家和民族的尊严。
施肇基回家了。
此时，国联派调查团一事已是板上钉钉，只等开年整队出发。
对于若榇内阁来说，所谓同意调查，只是一个实在没有办法的办法。至于调查结果究竟会怎样，也只能是走一步看一步。
但是有人会帮他们的。
就在关东军仙台师团进攻江桥的时候，肩负“满洲独立运动”重任的土肥原到了天津。无事不登三宝殿，这个日本土匪此行的目的就是来为“满洲国”找皇帝的。
早已宣布退位的宣统皇帝爱新觉罗．溥仪就这样又一次走上了历史舞台。
溥仪那段日子正在家里郁闷着呢。
不是一点点郁闷，而是非常、十分以及特别的郁闷。
做皇帝，本来是人人向往的天下第一好工种。可如果是末代皇帝，那就另当别论了。
溥仪被人从龙椅赶下来的时候，牙都还没长全，皇帝什么味道根本就没咂得出来。
不幸中的万幸，作为清帝退位的条件，民国给予了一个“清室优待条件”，允许其保留帝号，仍然住在紫禁城内。
但是等到溥仪在紫禁城这个小王国内慢慢长大，吃穿虽然不愁，心里头却越来越不是个滋味。
也够难为他的。你想啊，天下第一工种都做过了，还有什么工作他能干或者愿干的？
他一遍遍走过金銮大殿，一切都是那么熟悉，但缺少的是往日的荣光和山呼海啸般的朝拜。
寂寞、惆怅、无所适从。
这次第，正应了前朝一位皇帝词人的无奈歌吟：雕楼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这位要说了，人嘛，只要日子过得去不就行了。你到紫禁城外面去看看，还路有冻死骨呢。
话说得倒也对。溥仪曾经也是这样想的。
作为一个末代皇帝，他并没有继承老祖宗康熙雍正乾隆那样的雄才大略，某种程度上，还沿袭了前任光绪皇帝的缺点，即精神和肉体一样孱弱。
末代嘛，要求哪能那么高。
施肇基（后排左二）曾为北洋政府交通总长兼财政总长，他的意外受伤出局使中国外交界自伤羽翼
PS：打个广告，《正面抗日战场》第一册实体书已经上市，新华书店、当当、卓越均有销售。
当当：http://product.dangdang.com/product.aspx?product_id=20930476&ref=search-1-pub
卓越：http://www.amazon.cn/mn/detailApp/ref=sr_1_1?_encoding=UTF8&s=books&qid=1284947868&asin=B003ZK5BSI&sr=1-1
正面抗日战场——我的家在松花江上（82）
当然，有时候也转过复辟的念头，可惜他并不是主角。
民国六年（1917年），张勋率领五千辫子军进京，赶走了空头总统黎元洪，把溥仪推了上去。
那时候溥仪的确小小激动了那么一下下，可惜这只是昙花一现，仅仅12天后，他又回到了无情的现实之中。
人们告诉他，张勋只是一个无能的丑角，而他只不过是被这个丑角利用的对象。
什么时候了，还在做皇帝梦，你给我下来吧。
溥仪只好又恋恋不舍地把头上的皇冠取了下来。
就这么混着吧。到这个样子，溥仪也打算认命了。
比起很多被关大牢、砍脑袋的末代皇帝来（典型例子是法国的老外皇帝路易十六），这真的应该算是不错了。不仅保住了脑袋，还保住了帝号，保住了紫禁城，已经是够有面子了，你还想怎么着，还能怎么着？
落毛的凤凰只要比鸡还强那么一点，也行。
可令溥仪没想到的是，就他这只落毛的皇帝，竟然也有人惦记。
谁啊？
西北军大帅冯玉祥。
在发动北京政变后，老冯架起大炮，把溥仪赶出了紫禁城。
对驱逐溥仪这件事，历来争论很大。
其实，你就是用死老虎来形容这位过气小皇帝都是抬举他了。以溥仪的性格和能力，与老虎这个称谓简直有天地之别。
到民国时候，要说他还有什么价值，基本上就是被人利用的价值，而他本人，则无兵无将也无权，在国民心中也谈不上有什么影响力（极个别的几个遗老遗少除外），是无论如何翻不了天的。
你说这样一个人，对革命究竟还有多大的威胁？
再说，你不给皇帝发工资，不给他地方住，甚至要消灭他的肉体，革命就成功了？
法国倒是马上把皇帝砍了，但也没能马上就建成真正的共和，而英国保留了王室，人家现代政治还搞得有模有样。
在这件事上，我个人一直很赞同那位辫子学究的名言——我头上的辫子是有形的，你们心中的辫子却是无形的。
就在当时，在文化界名头很响的胡适也提出过异议，当然，他没有从革命能不能成功上来进行论证，而是从他的留学背景出发，认为此举不符合英美流行的契约原则。
因为辛亥革命时，对溥仪下台是有约定的（《清帝退位优待条件》），那就是，你只要下台，我就给你好处，至少让你有体面和温饱，除了拥有帝号，还不让你渴着饿着冻着。
缩小了看，这就是一个合同。胡适认为，不管这个合同当初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订立的，但既然是双方真实意愿的表示，而且是合法文件，那现在合同双方都应该遵守这一合同，而不能说变就变。更何况，这还是民国政府和前皇帝的合同，堪称天下第一合同。如果这样一份合同都能撒毁，那还有什么合同能使人相信。
然而天下第一合同就这样当着天下人的面给撒毁了，还赢得了一片叫好声。
末代皇帝溥仪灰头土脸地离开了京城。这一年，他20岁。
原先在皇宫里，毕竟与外界接触很少，又丰衣足食，要说愁，也有点为赋新词强说愁的味道，等到出了宫，他才体会到，一个下了台的皇帝，真比一只过街老鼠好不了多少。
到天津港，原计划是准备飘洋出海的，可没有一个国家愿意让他以“大清皇帝”的身份登陆，都怕在外交或国际上惹麻烦。
就这样，暂栖变成了长住。
国民政府不给生活费，溥仪和他那一班人马又什么都不会（会了也不肯干），只好吃上了老本，也就是变卖从故宫里偷偷带出来的古董。
不管怎样，皇帝的架子还是不能丢的，这是一个面子问题。
在溥仪那个小圈子里，“宣统皇帝”开口闭口还是“朕”怎样怎样，而那些皇妃太监、遗老遗少也照旧要对这位小皇帝三拜九叩。甚至连他们住的地方都挂着“清室驻津办事处”的牌子，反正我的地盘我做主，就跟小朋友过家家一样。
这时候溥仪忽然听到了一个足以令他抓狂的消息。
冯玉祥把溥仪赶出紫禁城，为后者建立“满洲国”留下阴影
PS：打个广告，《正面抗日战场》第一册实体书已经上市，新华书店、当当、卓越均有销售。
当当：http://product.dangdang.com/product.aspx?product_id=20930476&ref=search-1-pub
卓越：http://www.amazon.cn/mn/detailApp/ref=sr_1_1?_encoding=UTF8&s=books&qid=1284947868&asin=B003ZK5BSI&sr=1-1
正面抗日战场——我的家在松花江上（83）
孙殿英把东陵给炸了。
说起来，在民国前后那些大大小小的杂牌喽罗中，孙殿英实在是个不怎么起眼的小角色。他的一举成名，某种程度上与敢冒天下之大不韪，以军队规模来盗掘清皇陵有很大的关系。
在中国，如果说墓葬算一种产业，那么盗墓则是与之相生相随的关联产业，其历史可以说是源远流长，多少天都说不完。
盗墓这项工作，利大，但风险也很大。且不提墓里机关重重，陷在里面，可能一不小心就出不来。就是能侥幸抱着宝贝爬出来，还得面临政府严厉的法律追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