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本庄繁来说，美中不足的一点，是海陆空缺了一个“海”，否则就太完美了。
但海军可不是他能调动得了的。
“九一八”事变时，本庄繁就曾要求驻旅顺口的海军第2遣外舰队帮忙，把舰只集中到渤海湾内的营口附近，以策应关东军的陆上行动。
注意，这里是要求，而不是请求。
当即遭到第2遣外舰队的断然拒绝，理由是另有任务，且未接到军令部相关指令。
下面的话没说。
你本庄繁算个什么东西，竟然对我们海军指手划脚起来了，请问你妈贵姓？
本庄繁碰了一鼻子灰。这次他想通过参谋本部来跟军令部打招呼。
领导对领导，上级对上级，应该好说话一点。
可是本庄繁想错了，军令部的回答同样是——恕难从命。
官方原因是海军必须忠实执行政府关于中国事件不能扩大的有关政策。
私底下的原因就简单多了：老子出了力，让你风光，不干！
黑云压城城欲摧，这次谁都看出日本人不是做做样子，是要对锦州城动真格的了。
在关东军兵发锦州之前，国联理事会又一次通过决议，重申日军必须“从东北占领区撤兵，并恢复到事变前的状态”，同时决定尽快派调查团到当地进行调查。
决议很好，可是远水解不了近渴。
美英法见势不好，也赶紧出来拉架，但日本人知道这三家就是玩虚的，根本理都没理。
日本真正担心的其实是苏联。原因显而易见，万一东北军要与日军在锦州决一死战，则东北的大部分后方就会陷入空虚，到时如果老毛子攻上来就悬了。
斯大林老狐狸一个，他才不想过来趟这趟浑水呢。你不是怕我会打你吗，放心，我绝不会动手。
至此，关东军已无后顾之忧。
民国二十年（1931年）12月28日，仙台师团、嘉村旅团、混成第8旅团（村井旅团）率先出发，三路齐进，直逼锦州城下。
东北军第19旅以铁甲车队为掩护，在义勇军的配合下，与关东军（也配备有铁甲列车）打起遭遇战。
当时双方铁甲对铁甲，钢刀对钢刀，虽未取胜，但至少是没让日本人占到什么便宜。
本庄繁为此忧心忡忡，认为如果东北军都照这个样子抵抗，“将会发生事变以来未尝有过的大会战”，仅过一条大凌河就够自己喝一壶了。
此时，锦州的东北军急需政府支援，但节骨眼上，“现政府”却“方针未定”。
那“现政府”在干什么呢？
关东军装甲列车曾在锦州遭到有力阻击，本庄繁为此忧心忡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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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面抗日战场——我的家在松花江上（91）
山还是那山，水还是那水，政府还是那个政府，但里面的人已经换了。
在外部倭寇环伺，内部四面楚歌的情况下，一向示人以强硬形象的老蒋也不得不对广州方面服软了：
现在是共赴国难的时候，咱自家兄弟就别再互相拆台了，免得让外人看笑话，还是搬一块来住吧。
广州方面的回复也很干脆：我们其实也不想这么干，还不是因为你这人太讨厌。如果你滚蛋（下野）了，那我们就自动撤销政府，把家搬到南京来。
这叫什么，这叫逼宫。
在此之前，作为中原大战的胜利者，老蒋本来志得意满，认为整个朝廷就数他最大。这个判断当然有一定道理，因为环视其时国内，敢拿枪杆子跟他斗的，的确没几个了。
但人算不如天算，老蒋没想到自己修行不够，最后还是被“两杆子”（枪杆子和笔杆子）给困住了——
原来，枪杆子并不是他最厉害。不错，冯阎李是暂时消声了，但“九一八”后，日本关东军却突然从东北冒了出来，而后者的凶悍与野心可不是国内的大小军阀们所能比拟的，这让他一下子陷入了无比尴尬的境地，声誉和威望直线下降。
原来，笔杆子同样不得了。党棍们在中原大战时看不出有什么特别了得之处，可是自从囚禁胡汉民后，他们口诛笔伐，上蹿下跳，一下子闹得国民党内天翻地覆，四分五裂。
这次的反蒋运动可说是达到了历史沸点，聚集广州的国民党派系和人数，超过历次纪录，可谓来势汹汹。
对老蒋来说，赢得中原大战，标志着他在军内已执牛耳，而眼前这次党内争斗的胜败如何，对他今后在“以党治国”道路上的意义和影响同样不容小觑。
他必须赢，尽管很难。
一直以来，纵横捭阖，暗渡陈仓，都是老蒋在面对多个敌手之时的必备武器和致胜法宝。国内军事战如此，政治战也概莫能外。
最要紧的是赶快拉一个人过来，并使其起到分化对方阵营的作用。
老蒋选中的是汪精卫。
这在旁人看来几乎难以置信。
怎么可能？
当时的国民党内，汪精卫被称为“党内圣人”，个人品质几乎无可挑剔，既不爱财，也不贪色，“食色性也”这一套在他身上根本腾挪不开。
此君热衷并喜爱的就一样：搞政治。
在历次的反蒋运动中，他口号喊得最响，调子唱得最高，然而跟头也总是跌得最惨，乃至于中原大战后，连党籍都被老蒋给开了，只好惨兮兮地去天津巷子里当了寓公。痛定思痛之下，他这次反蒋的决心也是最大的，连以往不怎么太对付的胡汉民都成了盟友，那是非抱团把老蒋整下台不可了。
无论从哪一方面看，“千年老二”都不大可能再跟他在党内的最大政敌站在一起。
不过这只是一般人的看法，不是老蒋的。
圣人？圣人又怎么了。要知道，在这个世界上，每个人身上都有弱点，关键是看你怎么利用。
在个性特点上，胡汉民是宁折不弯，爱认死理，属于爱钻牛角尖的主，而汪精卫则比较犹豫彷徨，下不了决心，经常一步三回头，目标方向上也朝令夕改，不能坚持。
爱认死理，说明这人轻易不会妥协，不惹他还好，一惹翻了可以记你一辈子，从此再也不会给出哪怕一个笑脸，而犹豫彷徨，则表明这人尚有缝可钻，只不过需要一个机会而已。
机会很快来了。
一开始，无论是胡派还是汪派，在迫蒋下野这一点上都表现得义无反顾，绝不退让。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宁粤合作，一致对外被提上了议事日程，然而汪胡这两个主要的反蒋派别对此的态度却差异不小——汪精卫兴趣很大，非常积极，而陈济棠等胡派人物在舆论压力之下，虽不敢跳出来公开反对，但一点参与的热情都没有。
归根结底，广州反蒋力量，并不像汪精卫所说的那样，真能“抱成一团”。实际上，除了反蒋这一点尚能达成一致外，政治主张和立场千差万别，而且都打着各自的小算盘。
别看汪精卫一副为胡汉民打抱不平的样子，其实一开始，他甚至有些幸灾乐祸，认为后者落到被老蒋软禁的下场纯属疚由自取（“胡数年来为武人专政之拥戴者，获此结果诚不足惜”），让你帮，帮出报应来了吧。
直到后来，他发现周围一片为老胡鸣冤叫屈的声音，意识到这正是自己在政坛上咸鱼翻身的绝佳机遇，才一变而为联胡反蒋。
但是广州军政方面并不真心欢迎老汪过来，因为这时候的地方实力派是被称为“南霸天”的陈济棠，这哥们平时拿出来招摇的旗子就是同为广东人的胡汉民。他拉老胡的目的，跟当初的老蒋差不多，都是要哄住这个老头子，拿来做自己的金字招牌。
对于同为广东老乡的汪精卫，他则是从心底里进行排斥的，怕后者喧宾夺主，抢了他的风头。不过随着形势的发展，一来老汪已经公开跟老胡站到了一边儿，二来老汪又是广西桂系军队长期的合作伙伴，两广要联合反蒋，就不能拒汪，因此之故，他和胡派的其它成员才“委曲求全”，做出了迎汪入粤的决定。
决定是做出了，但这个决定是有附加条件的——只希望汪一人参加，而拒绝汪派的虾兵蟹将们一道加入，即所谓“去皮存骨”是也。
显而易见，老汪对此是极为不满的，他的“皮”们更是听得火大。但他本人又实在不愿意放弃这个东山再起的大好良机，无奈之下，只能一个人来到了广州。
老汪表面的意气风发，和内里的郁郁寡欢，很快就被老蒋注意到了。
汪精卫被称为“党内圣人”，图为他的字画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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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面抗日战场——我的家在松花江上（92）
他让人暗中递了一句话过来，就是这句话让老汪方寸大乱：
“广东要汪先生是只要骨头，不要皮，我们南京要汪先生是连骨带皮一起要。”
原来南京的蒋先生这么看得起我汪某人！
注意，这时候的汪精卫早已不是广州大革命时期的汪精卫了，那时候的老汪，你就是站在板凳上，踮起两只脚都未必看得到他。甚至也不是宁粤对峙的时候，彼时的他，怎么说在党政军实力上也还能与老蒋平起平坐。
这时候的老汪，是经历过中原大战后凄凄惨惨的老汪，是被开除党籍后躲在天津当寓公的老汪，是一无所有给根鱼骨头就能两眼放光的老汪。
面对老蒋发出的“善意”，老汪立即作出了回应。
他不仅大力推动宁粤和谈，私下也给老蒋的代表掏了心窝子，表示自己在广州身不由己，只能说大家要他说的话，所有讲话并不完全出自本意。
此话一出，老蒋就明白自己递去的眼色起作用了，他也很清楚，“和淡有初步进展，汪卖气力最大”。
接下来，就该用上活悠的功夫了，而这个功夫用得好不好，能不能起到应有效果，就得看下面这一招：联汪斥胡。
对举行宁粤和谈，广州方面开出的条件中有两个至关重要之处，其一，释放胡汉民，其二，老蒋下野。
蒋介石全部予以接受，甚至还答应，广州代表早上到，我晚上就发下野通电。
有了这个承诺，广州方面放心了。他们决定以老汪、孙科等人做代表去上海，同南京方面进行正式和谈。
有个规律大概也是颠扑不破的：庆功宴上，吃的往往都是散伙饭。
广州代表团出发的时候，大家都释然了。
陈济棠举杯送客，言谈神情之下就没有再欢迎汪精卫回来的意思，而老汪则挥挥手，不带走一片云彩——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处处不留爷，爷自找出路。
按照广州方面的要求，老蒋不仅释放了胡汉民，还亲自把他送到车站。
原本威风八面，不可一世的老蒋现在只恨不得给对方打躬作揖：我错了，请原谅，今后还请多多指教。
堂堂元首，能说出这样的话，认错态度也算是够诚恳的了。没想到元老根本不卖元首的帐。
错？
错哪了，说出来。说不出来，这就又错了。
撂下这番尖酸刻薄的话之后，胡汉民又当着众人的面，把老蒋狠狠一顿数落。然后扬长而去。
面子，算丢尽了。可这还不是最坏的，最坏的是广州方面除了释放胡汉民之外，还有一个更要命的条件：辞职下野。
广州代表团早就到了上海，可谁也没见到老蒋的下野通电发出来。
对此，老蒋自有一番说辞：和谈还没有什么眉目，在这种情况下，我怎么可能下野呢，那样做，“为党为国，均有莫大弊害”。
至于什么“代表朝至，通电夕发”的说法，则被他完全抛在了脑后。
其实，古往今来，场面上的漂亮话，那都是敷衍老实人的。对现实真正起作用的，往往不是规则，而是“潜规则”。
这次被“潜规则”的是老汪。
在此之前，老蒋已发了一个密电给他，提出蒋汪联手“共赴国难”，使下野通电暂缓发表。
电报中，老蒋也没忘记再给老汪吃个蜜枣，一再恭维后者“老成谋国”，对自己赖皮这件事“谅能容纳”。
老汪还就吃这一套，立刻对老蒋奉送的高帽子予以笑纳。不仅不再紧咬住下野的事不放，还帮着老蒋说话，以需要做准备为由，主动把下野时间推到了新政府成立之后。
宁粤双方在上海共举行了七轮会谈，最后决定，老蒋不用再就下野发表他的“通电原稿”，至于即将召开的国民党四大，南京开一个，广州开一个，各开各的，互不相干，最终在南京搞个大结局：统一召开四届一中全会，“结束党争，团结御侮”。
上海和谈结束，照理汪胡都应该返回广州开四大，但两人都呆在上海没走。
老汪自然是孔雀东南飞，一门心思准备往南京跑，而老胡的性格，只要老蒋还呆在元首位置上一天，那是打死也不会再回去了，不过他暂时也不想去广州。原因是他一时之间没法跟那边的陈济棠取得沟通。
因为那时候的老胡跟陈济棠还不是很熟，后者也是扛牌子不认人，只知道拿老胡的名号到处招摇，其实面还没怎么见过。那他们怎么沟通呢？
通过一个人：古应芬。
这个古应芬也是民国元老，且是胡派的重要骨干之一。
他是陈济棠的老上级，曾有提拔之功。胡汉民想到什么，便由他去穿针引线，让他跟陈济棠说，然后付诸实施。
偏偏不巧，就在上海和谈进行期间，古应芬突然因牙疾挂了（一种说法认为是拔牙时中毒而死的，是“牙疼不是病，疼起来要人命”的现实例子）。
他这一翘辫子，老胡本人不明广州的虚实，也就情愿先看看再说了。
汪胡虽不能到场，广州国民党四大仍然照开不误，但会议的成色和份量无疑大大降低。
更令人丧气的是，开到最后，会还开砸了。
在会上，胡派率先发起反击，不仅要全盘推翻上海和淡结果，还要开除老蒋和张学良的党籍。这样一来，立刻触怒了汪派和孙派（孙科派）。
孙科派是当时除汪胡两派以外的第三派，这个派别之所以选择跟汪派站在一起，自然也有它的现实利益计算。
孙科扳着指头一数，老蒋下野铁板钉钉，早晚而已，老汪、老胡都真真假假地声明过了，他们“绝不入京（南京）”，那剩下来还有谁，自然是我这样的政坛新秀了。
孙公子要做那最后得利的黄雀，所以他对上海和会积极拥护，谁反对跟谁急。
孙科站在父亲孙中山的画像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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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面抗日战场——我的家在松花江上（93）
三派争执的结果，汪派和孙派退出会场，离开广州转赴香港。
与之相呼应，军队方面，汪精卫的长期“合作伙伴”桂系和粤系翻了脸，支持孙科的广东海空军也对陈济棠进行武装示威。
胡汉民在上海闻讯，赶紧南下香港，隔岸指挥救火。
在他的遥控调停下，会议得以继续。不过这次开会更有劲，为了选中央委员，众人为选谁不选谁，讲着讲着就开始了“全武行”，大打出手，会场上板凳桌椅乱飞，甚至出现了有代表被殴打致伤和从后门逃出的“壮观场面”，最后调动保安队才把秩序勉强维持下来。
一团糟的广州四大，却正是老蒋所想要的。
趁你病，要你命。氛围已经不错了，不过再加上一点佐料会更有趣。
他假装什么也不知道的样子，问滞留上海的老汪：我这里的南京四大已经开完了，你们那里的四大（指广州四大）到底开得怎么样了，中央委员都选出来没有？
还没有？快点吧。因为我这里的四届一中全会就要开了，希望赶紧把人给选出来。弄好以后，你们就可以到南京来开会了。
与此同时，老蒋还放出了一个大诱饵，表示以前确实是自己不好，只想着单干，现在一定要改一下方式，所以准备在开一中全会时，把你们汪胡孙三位英雄都一块拉进来。
连他自己在内，四个人分四个位置，分别是国民政府主席、行政院长、立法院长、监察院长。
老蒋说，他要是不下野的话，就坐那最小的，也就是监察院长的位置。其它的，你们自己分。
太有诱惑力了，但是也太假了。
老蒋那样性格的人，他是肯甘居于人下的吗。让他做一个有名无实的监察院长，那还不如选择下野呢。
其实他这一招，历史上早有典故，叫做：二桃杀三士。
果不其然，老汪一听就按捺不住了。
他马上给广州的胡汉民和孙科发电报，以自己的方式，把老蒋的话复述了一遍：
老蒋亲口答应的，要是开一中全会，就让老胡你做政府主席，小孙你做行政院长，我做立法院长。
现在的问题是，你们那个广州四大究竟还开不开得出来？（“全能挽救否？”）如果还开得出，那就赶快弄出结果，选出代表。如果不行，你们两个就自己过来。
假使你不是搞政治的，或者对政治很外行，那你也许会被老汪的言行所打动：真够义气，老大让给别人当，自己退后，还不忘通知一下哥们。
其实大谬不然。老汪这是为了给胡孙二位打预防针，意思是这事我说也给你们说了，要是再搞不定，那就是你们自己的责任了。
按照胡汉民的调停方案，广州四大应该选出24名中央委员，广州这边先出14名，另外那10名要从已赴上海的200名会议代表中间选（汪精卫已将这些代表全部拉到上海）。
问题就出在这些上海代表身上，人都在上海，广州怎么选法？那时候又没有视频会议，两边各放一个大屏幕，都能看到对方，所以唯一的办法，只能坐等汪派代表回广州。
而倘若会议迟迟没有结果，胡孙二人自然也不能随随便便离开广州到南京开会，这样能去的就只剩下他汪某人一个了。
正所谓：既想做婊子，又要立牌坊是也。
说来说去，什么“绝不入京”，“共赴国难”全是场面话，想做官，做大官才是真的。
令人啼笑皆非的是，胡汉民和孙科还当了真，一面诺诺连声，一面拼着命加快会议进度。
只能感叹做官的诱惑力实在是太大了。
连赶两天，14个委员都选出来了，就等上海这边的代表到广州，24人的大名单就可以出炉了。
广州方面随即发来电文，告诉汪精卫：广州四大近日就可以圆满结束（“补救已有办法”），并希望他号召上海代表回广州开会（“即时返粤开会”），以便把剩下的10人给选出来。
广州效率忽然如此之快，让老汪大感意外。
本来指望着广州四大演砸了，现在却极有可能起死回生。这样的话，不仅不可能抛开胡孙赴京，连代表名额都吃了亏（广州那里已没几个汪派代表）。
人急了，什么招都想得出来。
干脆，我也开个四大吧。
老汪素来属于冲动型选手。他说干就干，马上就在上海大世界游乐场开了一个国民党四大。
会议就开了半天时间，从开幕到闭幕，统共5个小时。如此短的代表大会，足可列入吉尼斯大全纪录，跟大世界游乐场这个氛围倒真是蛮匹配的。
会议议题只有一个，就是选那10名委员，重点是把汪派代表推上去。
会开完，老汪把名单向广州四大一报，备案，散会。
一个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竟然分三地开出了三个会，这在中外党史上也是从来未有过的奇闻，尤其是上海四大，更被坊间传为笑谈。汪精卫在党内本来已不怎样的声誉也因此再次大跌（“精卫声价亦大受损失”）。
广州方面理所当然地否决了上海四大的选举结果，而上海的老汪也不卖广州的帐。双方互相拆台，闹得不亦乐乎。
到此为止，老蒋终于达到了联汪斥胡，并在国民党内全面分化反蒋派别和势力的目的。
民国二十年（1931年）12月15日，老蒋不得不宣布正式辞去南京政府主席、行政院长、军委会委员长的职务，历史上第二次下野。
然而他并非输家。
虽然暂时失去了第一人的权杖，但是他此时继掌握军权之后，在国民党内也开始拥有主动权。
汪精卫，胡汉民，孙科，这三双筷子再也不可能牢牢抱成团。从此以后，只要老蒋愿意，可以轻而易举地把它们一一折断。
孙科登基，有再多的困难，汪胡听任不援；汪精卫入阁，有再多的呼吁，胡孙只当没看见。
他们都只能围绕着一个人打转，那就是老蒋。
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旧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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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面抗日战场——我的家在松花江上（94）
一个星期后，即12月22日，国民党四届一中全会在南京召开。
虽然老蒋已经下野，但在广州方面曾极力反对的前提下，上海四大的10名中央委员竟然奇迹般地得以全部通过。
谁的力量在起作用，已经不言可喻。
老汪虽然行事犹豫，却绝对是个聪明人。他意识到，那个军队第一强人的下野只是暂时的，不用多长时间肯定复出，把他抛在外面已是不可能的了，自己今后要在政坛站住脚跟，只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蒋汪合作。
现在不过是留给对方一个人情的时候。
因此他马上说自己病了，滞留在了上海。
胡汉民在香港，这老头子如今的最大人生目标就是反蒋，现在他已经跟广州的陈济棠混得很熟了。接下来，他认为谁做领导人都无所谓，只要不让姓蒋的翻身就可以——都是政治老手，他自然也能看出老蒋所谓的下野不过是蜇伏而已。
他要和陈济棠合作，在两广继续保持一个半独立的反蒋局面，南京自然不会来了。
三者去二，孙科如愿以偿地走马上任，担任了行政院院长。
选举结果，林森为国民政府主席，但根据全会决议，这个所谓的元首已“不负政治责任”，所以政府实际为孙科主持。
孙科当家起初是颇想有一番作为的。
这位小兄弟头上的光环很亮，虽然年纪轻轻，却颇有乃父之志。但他没想到的是，这个家竟会如此难当，以至于令其后悔不迭，骑虎难下。
举行就职仪式的时候，就遇到了没人捧场的尴尬场面。说好9点钟开始，因为到的人实在太少，一直到12点半，吃中饭的时间都过了，才勉勉强强找来人算是把仪式给交代了。
国人是很迷信的，哪怕是新社会新朝代，所以当时就有人认为这不是一个好兆头（“朝仪不整，式微之兆见矣”）。
等到孙科正式开始治国理政，面前马上冲过来两只拦路虎，一个叫外交，一个叫财政。
外交很难搞。国联交涉的努力，始终未能阻止关东军步步逼近，而政府又在派兵抵抗的问题上表现软弱，与新政府一上来“积极抗日”的口号形成了鲜明而极具讽剌意义的对比。
应该说，这还不是最让他头疼的，最头疼的是财政问题。
财政无办法，成了孙科内阁最大的软肋。
孙科执政后，各地诸侯纷纷来了个客大欺主，根本不把中央当中央，突出的表现就是截留税款。
两广，中央从来没有实际控制过，他们旧的税没还，新的税也不打算交，坚决把赖皮进行到底，俨然两个自征自用的独立王国。
华北，因为东北军已经失去了东三省，呼拉拉一大家子需要养活，生活费全从那里面来，自己还不够用呢，哪能再交给你。
以上这几个，老蒋在时就是这种样子，不说也罢，但下面这些却都是新冒出来的。
湖北，中央实际控制区域，何成浚当家，有较丰厚的江汉关税，不交。
山东，也是中央的地盘，韩复榘在那里，按说该交国税，不交。
福建，不交。
……
这么说吧，大家都认为，谁给孙科新政府交税，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脑子一定缺氧了。
能做到封疆大吏，就没脑子真不好使的，所以一个月下来，孙科仍然两手空空，愣是没从地方收到过一个子。
这样不行，别等人家来催，自己就先拿根绳子吊死算了。
幸好，有帮忙的来了。
此人就是陈铭枢。
说起来，陈铭枢还是很有点水平的，能文能武，军政两栖，既善抓军队又会搞政治，能力那是没得说，
这样的人，老蒋当然得用。实际上，直到老蒋下野前夕，他还被用来秘密拉拢汪精卫，而且取得了不错的成效。
让陈铭枢没想到的是，拉了半天，等于白拉——老蒋竟然最后还是辞职下野了。
老蒋这样的人，城府极深，对身边的人也是如此。虽然下野前埋下了伏笔，但没有十足把握，他可不会随便向你透出一星半点要复出的意思。
不仅如此，老蒋在启程回老家浙江奉化“入山静养”前，还特地给孙科等人留了封信，让这些人电报都不要给他发一个，说就是发了，他也不拆不看（“请勿有函电来往，即有函电，弟亦不能拆阅也”），一副从此隐居深山，不问世事的模样。
不知道是不是由于信息不对称的缘故，曾经作为小弟的陈铭枢还真信了，相信老蒋再也不会回来了。
老蒋要“隐居”，他可想留下来干点事，自此便转而跟了孙科。
对于孙科而言，陈铭枢最有价值的地方，还在于他手中掌握着一支军队——19路军。因此后者一过来，就被委以重任，让他担任了行政院副院长，做自己的左右手，而也正是由于这层关系，19路军才得以从江西“剿匪”战场调回，拱卫南京。
现在面对收不上税这个难题，两人一商量，如果长此以往，政府将坐吃山空，这哪行啊，便从19路军中抽出一部分去卫戍上海。
效果立竿见影，当月就收到了上海方面的关税和地方税，一共700万。
可这并不能完全解决问题。
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孙科在当家后才明白，原来政府风风光光的背后，是一个穷得底朝天的国库，平时就靠寅吃卯粮，前面收上来，后面甩手就要用出去。
如此，就算你只想简简单单地过个日子，这700万也是根本不够的。
怎么办？
得找会理财善理财的财神爷。
陈铭枢最有价值的地方，在于他掌握着19路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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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面抗日战场——我的家在松花江上（95）
民国财神爷，首推财政部长宋子文。
但宋子文却拒绝与孙科合作。
民国二十年（1931年）12月21日，即老蒋下野的第6天，他便递交了辞呈，让孙科“另简贤能”，然后便拍屁股走路了。
走之前，他还签了个字，从国库里提出剩下的2000万，一家伙把拖欠大家的军费、办公费、工资全发了。
宋子文做了“好人”，孙科却变成了“恶人”，因为接下来，他再也发不出一分钱了。
这还不算，由于宋子文离职，几天之内还在政府内爆发了人事大地震：财政部内辞职的辞职，放假的放假，反正没有一个肯安心留下来办公的，完全处于瘫痪状态，被称为开“政府未有之先例”。
别的部不干活不要紧，财政部不干活就等于要了孙科的亲命，于是他赶紧另找人，这回找的是另一个财神爷——孔祥熙。
孔祥熙一开始听说要让他接替宋子文当财政部长，还是很乐意的，甚至专门让老婆用英文写了封信给孙科，意思就是答应了。可是第二天早上，他老婆又来了封信，这回还是用的英文（看看人家这派），不过意思却截然相反，竟然悔约了。
要说奇怪也不奇怪，从宋子文开始，这些事可都是有原因的，而所有这些原因又都可以归结到一个人身上——老蒋。
当初老蒋拼着命把孙科捧红，是希望对方在自己陷于困境的时候能助一臂之力，没想到孙科却反跑到对方阵营里去了，跟在胡汉民、汪精卫后面一个劲地逼他下台，这可把老蒋生生给气坏了，下野后也巴不得孙科内阁支撑不住早点滚蛋，从而让自己尽快重新上位。
在这种情况下，宋孔二人自然都不会也不敢站出来帮着孙科撑场面。
孙科病急乱投医，只好到其它部门去找财长人选。
可是这些部门也在发生“辞职潮”。比如另一个经济部门——铁道部，部长也辞了。孙科一看，不是还有一个次长吗，而且据他所知，此人还有点金融界从业的经历，于是二话不说，拉过来就准备拖到财政部去顶杠。
这个倒霉的次长叫黄汉梁，当时吓得脸色都变了，一个大男人，呜呜地就哭了起来，还一边哭一边请求孙院长饶了他（“痛哭陈辞”），直把财政部当成了阎王殿。
孙科已经被逼得没办法了，当然不答应：你说不想干就不干吗？做梦！
黄汉梁万般无奈，只得怀着赴刑场一样的心情去赴任。
结果情况比他预想的还要糟，国库分文没有（宋子文拿去做了“人情”），逼债的倒有（每月光还上海银行就要几千万）。
下面得力的人则全跑光了——那都是宋子文的旧人马，特别是工资每月在500以上的，一个不剩，全辞了（这就是金领的好处，暂时不差钱，一旦宋复职，不仅可以再回来，还能加薪升职）。
民国以降，要评最弱内阁，孙科的草头班子绝对榜上有名，虽不一定能摘得魁首，至少候选资格是有的。当时的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对孙科的窘情看在眼里，深表同情，谓之：焦头烂额。
焦头烂额，这就是关东军进攻锦州时南京政府的背景。
使人目瞪口呆的是，就在国难当头的那些日子里，一帮政客却还在蝇营狗苟，你争我夺，进行激烈的内部权斗，全不顾及大好河山正遭异族入侵。
作为弱势政府的领导人，孙科自顾尚且不暇，又有何能力调动部队去东北与关东军进行作战。
锦州告急的时候，他也确实开了会，讨论增援问题。
但会开了大半天，仍然毫无结果，并无一兵一卒北上赴援。
孙中山是“知难行易”的倡导者，他的公子却着着实实地尝到了“知易行难”的苦头。
由于既得不到政府支援，又担心被日军从塘沽或秦皇岛登陆切断退路，民国二十年（1931年）12月29日，锦州地区的东北军开始向关内撤退。
然而故土之恋，人皆有之。很多老兵为此失声痛哭，不忍离去。
一切似乎都已经在预示着，从此将与东北永绝矣。
果真，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最后都没能再返家园。
每当午夜梦回，永远失落的是那个种满大豆和高梁的地方。
别了，美丽的松花江。
别了，那无尽的宝藏。
别了，我无助的同胞和衰老的爹娘。
44个军用专列，满载10多万东北军士兵，由锦州不停地驶向170公里以外的山海关。由于军列来去过于频繁，甚至因此引起了日军的高度紧张和戒备，还以为是从关内调来对付他们的中国军队。
由于分驻锦州各地，用了一周时间，才全部运完。
一千多年前，一位美丽的女子曾在后宫发出过泣血的哀叹：十四万人齐解甲，更无一个是男儿。
她叫花蕊夫人，是五代后蜀人，这句叹息被她写在了《述亡国诗》中。
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1月3日，嘉村旅团前锋数百人越过大凌河。
河面已经结上了厚厚一层冰，但他们根本就不需要再踩着冰面跑过来，因为大凌河上有守军来不及破坏的铁桥。
过了大凌河，很快就兵临锦州城下。
到了这里，日军已再不抱任何幻想。他们很清楚，在这里迎接他们的，必将是一场恶战血战大战。
在哈佛大学读书时的宋子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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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面抗日战场——我的家在松花江上（96）
覆尸满城，流血漂橹，几乎是一定的。
作为前锋，只能第一个在锦州城“玉碎”了。
但是谁也没有料到，重镇锦州，兵家必争之地，其实只是空城一座。
出现在这些远道之“客”眼前的是这样一幅场景：以锦州城为中心，周围呼拉拉铺开六里路（“蜿蜒如长蛇”），里三层外三层布满了坚固的防御工事，但是防守的人，一个也没有。
日军起初不能相信这一事实，等咬一咬舌头，确认这不是在做梦后，一个个欢呼雀跃，异常兴奋（“实愉快万分”）。他们谢天谢地谢天皇，甚至谢上了中国的孙子，认为自己正是孙子兵法中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得益者。
连仗都不用打，就捞到了首功一件，这感觉当然就跟突然中了个百万大奖一样。
锦州，终于作为一座不设防的城市，被关东军兵不血刃地收入囊中。根据日方记载，当天的锦州，虽然天气晴朗，却狂风怒号，满天卷起黄色旋风，“令人惊心”。
我告诉你，那是我们的祖先在风中声声咆哮。
声势搞这么大，面对的却是一座空城，兴致勃勃赶来的各路鬼子也感觉很无聊。
除了第20师团（朝鲜龙山师团）、关东军飞行队侦察第8中队驻守锦州外，其余部队都各回原地驻防。
按照常理，既然东北军都已经撤走了，锦州日军的日子应该很好过。
朝鲜龙山师团原来常驻朝鲜，那个地方的“治安”，用他们的话来说，是糟透了。有时候大白天的，日本人都不敢一个人出门，唯恐一不小心被拖到角落里给剁了做成人肉叉烧包。
能够有机会跑到东北来透透气，散散心，放松一下心情，实在是件美事。
不过，他们很快就会发现，东北这疙瘩，也不是好呆的。
锦西葫芦岛，是东北军撤退关内的必经之地。龙山师团经过情报侦察，发现那里的东北公安总队也已经撤走了。
东北公安总队实际上是一支警察部队，而他们的头，就是那个后来跟小萝卜头关一块的黄显声。
提起这兄弟，可是铁骨铮铮的一条硬汉子。
黄显声是东北讲武堂出来的，跟张学良还是一个科：炮科。对讲武堂的同学，少帅自然要格外关照一些。先是让他入了自己的卫队旅，后来又任命他为奉天警察局长。
张少帅手下的官，以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的居多。惟有这个黄显声，那是比较认真的。
当了警察头，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掀起缉毒风暴。
别的警察局长也不是不反“黄赌毒”，不过基本上是走过场，所谓人在官场，身不由己，一般都是你好我好大家好，不看僧面看佛面。
到了黄显声这里，只要你藏着毒，统统别想过。
如果光打苍蝇不打老虎，那就不叫黄铁汉了。在任期间，他不仅找过日本人的麻烦，就连热河省主席汤玉麟的私货也被他抄过。
照这个趋势发展下去，东北这块地面上，就没有谁他不敢惹的。少帅那是提早一步跑到北平去了，要不然被他抓住，没准发起性子来，也会被当作瘾君子给送到局子里去蹲两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