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市长不过嘴上抗议一下，村井的要求却不是不答应就动武。
负责做动武准备的是早已按捺不住的日本海军。
千年等一回，平时都是他们陆军在抖威风，这回总算轮到我们上场了。
村井刚提要求，驻沪的第1遣外舰队兼上海特别陆战队司令官盐泽幸一少将就发表声明予以支持，同时对所属海军陆战队做出了紧急动员。
与此同时，军令部紧急调派航空母舰“能登吕”号、轻巡洋舰“大并”号以及第15驱逐队等增援上海，摆出了一触即发的战争态势。
日军在做准备，中国军队也没闲着。
驻闸北的19路军已经枕戈待旦。
上海滩这个地方，听起来繁华，但实际上贫富差距很大。简单点说，就是公共租界最富，闸北华界最穷。
可人穷并不代表骨头软。当年霍元甲在闸北办过精武体操会（也就是那个尽人皆知的精武门），日本浪人要来这里砸场子，结果被霍大爷几招“迷踪拳”，打得连回家的路都不认得了。
自从19路军驻扎这里后，不仅继承了霍大侠的优良传统，还带来了佛山黄飞鸿的无影脚功夫，对日本人的肆意挑衅毫不退让。
19路军属于正宗粤军，是从北伐时代被称为“铁军”的第四军发展出来的。
中原大战结束后，曾经名噪一时的西北军、桂军、晋绥军都一个个消停下去，终于轮到粤军的代表19路军上场了，而且这次上场着实给粤军长脸——我们打的不是内战，而是外战。
这支部队的特点，一是富有实战经验的老兵居多，二是地方色彩浓厚。
部队从上到下，清一色几乎都是广仔，有的甚至是从同一个县里走出来的。比如19路军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和籍团，这个团里的人就都来自于广东山区一个叫和平县的地方，部队里的人沾亲带故，私下里都叔伯儿侄的互相称呼着。
亲戚团、乡里团的一个好处，就是斩断骨头连着筋，战场上自己一方伤了谁都要急眼，所以打起仗来特别不要命，这和曾剃头的湘军颇有类似之处。
19路军的最高领导层实行三位一体，表面掌军的是总指挥蒋光鼐和军长蔡廷锴，其中又以蔡廷锴负实际军事责任，而其影子领袖却一直是陈铭枢。
陈铭枢对19路军的影响可以说是举足轻重。
19路军官兵均戴斗笠，遂有斗笠军之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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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面抗日战场——我的家在松花江上（104）
孙科内阁风雨飘摇，陈铭枢倍受打击。内部政坛既然失意，对外就颇思振作，被他寄予厚望的就是从小看到大的19路军。
陈铭枢的情绪正好跟19路军的官兵契合起来。在调到京沪线之前，这支部队在江西“剿匪”，徒劳无功不说，还损兵折将，弄得大家灰心丧气，都觉得打内战无前途。
当时由于“九一八”事变敲响了警钟，国人继“济南惨案”后，再一次意识到“勇于内战和对外不抵抗的耻辱”。19路军驻防上海，亲眼见识了日本浪人和海军陆战队的飞扬跋扈，官兵更是咬牙切齿，“深恨日本的横暴”，几乎人人都有跟日本人拼个你死我活的念头。
早在“马玉山路事件”发生之前，19路军领导层就已经预感到日军可能要向上海进攻。
他们进攻，我们怎么办？
坚决抵抗。
别的说的，东北军的例子就在那里。你不抵抗，东北就丢了，更严重的是，军人的尊严和价值也没了，以后还怎么好意思再扛枪打仗。
抵抗是毫无疑义的，问题是要确定一条抵抗线，也就是我们究竟踩在哪条线上打鬼子。
当时提出来三条抵抗线，第一条是上海，第二条是郊区的真如和南翔，第三条是更远的昆山。
如果按照一般的战场要求，应该是选第二或第三条，但大家最后不约而同的都是选第一条。
为什么？
我们有守上海之责，卫戍的就是京沪，把上海丢掉，跟不抵抗也没多大区别。
而且如果战上海，军事上也讨便宜。
19路军的这几个头都是枪林弹雨里过来的，知道扬长避短的道理：咱们武器肯定不如鬼子，这是他们的长处，不承认不行，但我们可以最大限度地缩小它。
怎么缩小呢？就是钻在城里跟他们打巷战。上海是大城市，到处都是房子，最重要的是有万国租界，老外都住在这一片，日军的飞机大炮再牛也不敢乱逞威风。
正是这个抵抗线的选择，为“一二八”会战打响头炮奠定了基础。
缩小对方长处的同时，弥补自己的短处也很重要。这一点大家也想到了。
19路军属于标准的穷人部队，武器非常寒碜。官兵所配枪支多数为广东造的七九式步枪（那时的广东货可并不时髦，属于准淘汰产品），每支步枪配一百多发子弹，没有什么重武器，只有一些汉阳造的轻机枪。
改善武器装备成了当务之急。
先向政府伸手，请求调拨。
可那时候的行政院长孙科自个都快急得要砸锅卖铁，毁家纾难了，哪有闲心和余钱来理这个碴，所以报告打上去，连个响声也没听见。
无奈之下，只好自己想办法。好在大上海的洋行多，只要你给钱，总有办法给你弄来武器。
19路军最后终于筹到一笔钱，从外国洋行那里搞到了一批新式的武器弹药，就是这批武器，在闸北巷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蔡廷锴随后签发淞沪抗战的第一道秘令，规定一旦日军发动正式进攻，驻闸北的78师（区寿年师）必须就地坚决抵抗。
军人抗御外侮乃职责所在。政客们的态度又如何呢？
此时的孙科别说抵抗，他连自己都快保不住了。
在此之前，孙科内阁继东北军攻占锦州后，刚刚又经过一轮风暴，正所谓一波方过，一波又起。
这一轮风暴还是因为缺钱给闹的。
当初孙科死活把黄汉梁拖到财政部长的岗位上去，自然是要靠他给摇摇欲坠的政府输血（提供经费）的。
可是黄汉梁手上一无钱，二无人，你让他怎么输法呢。
回过头来再想想，为什么老蒋、宋子文在时，财政上还能混过去？换句话说，他们是怎么弄到钱的呢？
第19路军军长蔡廷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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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面抗日战场（105）
旧上海发行的公共债券
孙科当政后，因为一天到晚烦钱的事，也算是半个专家了。据他本人说，南京政府的收入本来每年可以达到4到5个亿，听起来还不错，但问题是政府还有历年积累下来的巨额债务，而去掉债务，每年实际上能用的钱只有1个亿，也就是说每个月1000万都不到，但另一方面，政府的开销却不小，每月仅军费一项，就超过千万，此外还有七七八八的费用，全部加起来总得超过2000万。
照此说法，即使湖北、山东、福建等地方一个子不少地把税交上来，缺口还有一半。
怎么办？很简单：借。
前面借了后面还，后面还了然后借。如此循环往复，通过这样的办法来驱动政府机器的正常运转。
看看好象很简单，但其实里面学问不小。
宋子文为什么会被称为财神爷？倒不是说他本人可以点石成金，而是指他能够借到钱，债主之一便是上海金融界。
黄汉梁也想学宋子文，可就是想不像。他本人以前倒的确在金融界呆过，可却只是小银行的小经理，跟上海滩的那些金融巨鳄并无什么交情。
人家手里是有钱，但既非偷亦非抢，跟你也不熟，凭什么就一定要借给你？于是乎，黄汉梁虽然多方奔走，但收效甚微，本来想弄1000万的，结果一半都没到，只借到300万。
这哪够啊，连军费都应付不了。
孙科只得把陈铭枢找来，两人又埋着头一阵商量。陈铭枢提议说，不管他了，这些为富不仁的家伙，既然他们不肯再借，我们就不还，也就是说，可以暂时停止每个月对公债的还本付息，为此可以挪出内债基金3400万元。
手中一下子有了3400万，那不啻是救了孙科半条命。
孙科听了当然很是动心。可还没等他正式实施这个提议，国内金融界就闻风而动了。
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1月13日，“公债风潮”爆发。
金融界集体向政府表示抗议，并不惜发出威胁：如果政府不守信用，竟敢到期不付债务本息，那对不起，我们就拿着你的债券，直接去接收债券的抵押单位——国家和地方的税收机关。
你们不是不想还钱吗，我们就拿税收做抵！
当然了，那什么政府还要再借钱之类的话，以后就再也不用跟我们提了。
经此“风潮”冲击，本来就弱不禁风的孙科内阁差点没立马崩溃掉。黄汉梁当天就提出辞职，孙科则连辞都没辞，丢下文武百官，一个人从南京跑到上海去了。
本来他这个政府可能就要到此为止了，关键时候，一个人站了出来，又把他拉了回去。
这个人就是担任行政院副院长的陈铭枢。
他跟在孙科屁股后面，一路追到上海，见面后苦口婆心，劝孙科重新回去主持内阁。
孙科可怜巴巴地对他说：财政上实在没有办法可想了，你说那个黄汉梁都辞职了，下面连财政部长都找不到，我真的干不下去啊。
懦夫，难道这点点困难就把你给吓倒了吗？真后悔白跟了你这么个人！
当然，这话不是陈铭枢说的，是我替他说的，因为我怀疑他当时心里就这么想着的。
陈铭枢当时其实是这样说的：我既被你拉入了政府，就愿意替你受苦。这个财政部长如果实在没人当，我来当！
听了陈铭枢这番义薄云天的话语，孙科大受感动，随即便和他一起回到了南京。
陈铭枢一个军人出身，虽然能搞搞政治，但财政部毕竟关系着另外一门学问，连有点金融工作经验的黄汉梁都不能胜任，他又能有什么办法呢？
陈铭枢的办法是，既然用软的一套跟你们这些商人说不通，那我来硬的，就不信政府搞你们不过（“操刀必割”）。
孙科本人不知道轻重，他的那些文武百官可知道。这是在大上海，万国租界都在这里，神经敏感着呢，哪是能够任性乱来的地方。
他们中相当一部分有份量的人物都反对陈铭枢的做法，一时之间，陈铭枢也不敢再坚持出掌财政部了。
正面抗日战场——我的家在松花江上（106）
让孙科内阁谈之色变的“公债风潮”最后还是由“隐居”的老蒋给摆平的。
他派张群到上海，直接给金融界发话，先是批了一下孙科（“内债停付本息，固足惹起全国金融震动”），最主要的却是敲打金融大鳄们，话里话外都警告这些人：政府一旦垮台，你们也别想过好日子，因此现在最好的办法还是识时务者为俊杰，“于可能范围之内，尽力援助政府”。
老蒋的力道果然非一个孙科可比。上海金融界也是掂得出份量的，知道“孙院长”不可怕，惹了老蒋以后的日子才会真的很难过，所以马上做出了让步，同意和政府协商解决问题。
张群此行，不仅成功地安抚了上海金融界，而且短时间内就替孙科政府筹到了1000万！
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1月17日，在孙科承诺不会停付债券本息后，来势汹汹的“公债风潮”随之平息。
在这次“风潮”中，孙科、金融界都是输家，唯一的赢家只有一个，那就是老蒋。
老蒋的这次既意外又不意外的幕后出手，就等于在发布即将重新出山的信号了。
现在，除了已经束手无策的陈铭枢，孙科还能依靠谁吗？
本来四届一中全会时增设了中央常委（中常委）三人，把蒋汪胡都收罗了进去。在中常委“三巨头”里面，蒋汪二人早就心怀鬼胎，自然不会出来“辅佐”孙科，唯一可能帮他的就是广东的胡汉民。
然而这老头子倔劲上来了，一门心思就惦记着反蒋（“意气用事，较前更甚”），连基本的政治策略都忘了，自然更想不到要拉小兄弟一把，结果反被陈济棠利用为与中央分庭抗礼的工具。
在这种情况下，孙科不得不电召蒋汪来京“主持大计”。
“马玉山路事件”发生后，外交部长陈友仁主张拒绝日方的四项无理要求，并且实行对日绝交的强硬政策。
陈友仁是孙科系人马，孙科、陈铭枢没有公开这样说，但内心里都是支持的。
然而跃跃欲试准备登台的蒋介石和汪精卫却持完全否定的态度。
时移世易，老蒋再也不提当年别人要他下野时，执意要北上抗日的事了，他把鲁莽愚蠢的帽子扣向了自己的政敌，说你们这是瞎搞，是乱来，我们内部没有一点作战的准备，还要跟人家绝交，那不是自寻死路吗（“此大危之事也”）。
你不绝交，战而不宣，该谈的时候还可以谈，如果绝交了，那就是不战而宣了，以后还怎么谈，我看国家都要被你们这帮人给葬送掉了（“国必危亡”）。
那么你说怎么办呢？
老蒋没什么新鲜的，还是那三个字：不抵抗。
当然这三个字如今显得比较剌眼，老蒋把它改成了“对日问题取缓和态度，先礼后兵方式”，所以又可以解释为：先不抵抗。
与以前不同的是，这次老蒋背后有了一个强援：汪精卫。
当初倒蒋时，骂老蒋不抵抗没有比他喊得更响的，现在拥护起来又没有比他更起劲的。
当着孙科的面，蒋汪把上海市长吴铁城叫来，以中常委的身份“建议”他接受日本提出的四项条件。同时，他们对陈铭枢与19路军的关系也十分清楚，转过脸来，又借军政部长何应钦之口，以防止19路军与日军“摩擦生火”为由，“提示”将19路军调离上海，由宪兵第六团接防。
这一榔头下去，连敲两个人：陈友仁和陈铭枢，而最后重量又都落到了可怜的孙科头上。
抗日问题，再一次悲哀地沦落为政客们权力斗争的工具。
老上海曾是远东金融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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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面抗日战场（107）
陈铭枢与十九路军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19路军当然是坚定地站在陈铭枢这一边。当天他们就向陈铭枢发出电报，告知对方，全军将以淞沪前线为对日抵抗线。
能够在最困难的时候，得到自己部队的力挺，使陈铭枢深感安慰，但孙科内阁的命运已然决定，再也无法更改。
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1月24日，陈友仁和陈铭枢均被迫辞职。
他们一倒下来，孙科情知大势已去，也只能于第二天跟在后面一辞了事。
亲手把孙科逼下台，人家真的下去了，蒋汪却又要惺惺作态一番。先是发电报，然后是派了好几批人来劝，但孙科此刻已明白这一切都无非是虚应故事的表面文章，所以“辞意坚决，拒绝见客”。
这下好了。事隔多年后，蒋汪又走到了一起，两人吹拉弹唱，一唱一和，一起发表见解，一起指指点点，俨然又成了一对亲密无间的革命战友。
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1月28日晚，由老蒋主持，在南京召开会议，把行政院长的宝座正式授予汪精卫，而对“禅让”的孙科也要安慰一下，后者的新头衔是立法院长，虽然有名无实，不过有总聊胜于无。
至此，蒋汪合作，功德圆满。
在严酷的现实面前，汪精卫不得不承认，老蒋离开自己没有问题，自己离开老蒋却万万不能。否则，再怎么折腾，也不过是个孙科第二，因此此后一直对老蒋言听计从，不敢违拗。
所谓蒋汪合作，表面是蒋管军，汪管政，实际上党政军都是以蒋为主，汪不过是一个配角而已。
但让他们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就在当晚会议结束后数小时，“一二八”事变就爆发了。
就在汪精卫登基的那天下午，吴铁城按照要求，在村井的四十八小时通牒时间到达之前，将书面答复书正式送达日本公使馆。
你们的要求我都答应，这回你们该没话说了吧。
村井自然是没话好说了，日本海军却不一样，盐泽甚至急得差点跳了起来。
你们怎么可以答应四项条件呢？不能答应啊，我们的要求是很“无理”的呀。
因为他什么都准备好了，连海军陆战队的动员工作都做了，军令部的进攻命令也下来了。偏偏中国政府出人意料地答应了日本的“无理”要求，等于白忙活了。
这时候的盐泽什么也不管不顾了。他马上发了一封信，提出了一个新的要求，称日侨对上海有这么多中国军队感到十分不安，因此闸北的19路军必须立刻撤退，工事平毁，把防务移交给日军。
时间是规定死的，就今天。
信写好了，他不发。
当然不能发，一发他怕这个新要求也会在当天就得到满足。
中国政府在处理此类对外事件上的效率一向还是比较高的。
好不容易等到晚上11点25分，离规定时间还有半个小时，他发信了。
信函分别送达上海市长和公安局长。
就这么点时间，你以为信使是坐磁悬浮来去的啊。
盐泽都没那个耐心再等半小时，信送出去5分钟后，他就下达了向闸北进攻的命令。
本来他可以轻而易举地攻占闸北，要是19路军撤离上海的话。
陈铭枢被迫辞职的当天，何应钦就亲自赶到上海，召见19路军军长蔡廷锴。
没别的事，就是劝说19路军撤防，以免与日军冲突。
如果按照一般常规，身为军政部长，只要下个命令就应该可以调动军队。但国民党军队的体系，基本不是靠军令，而是靠人情维持的。老蒋如此，何应钦更是概莫能外。
正面抗日战场——我的家在松花江上（108）
先前19路军被称为地方军中的中央军，能听凭政府调动，那是由于陈铭枢在台上，他指到哪里，19路军就去哪里。陈铭枢下了台，何应钦就知道这事情有点麻烦，19路军不会轻易听命了。
果然，蔡廷锴不同意撤防，并且反驳说，我们在闸北，日军在虹口，井水不犯河水，为什么要我们撤防呢，没理由啊。
何应钦没有办法，只得知难而退。
老蒋决定亲自上阵。
当然老蒋在这方面是有艺术性的。简单来说，就是越不是他的嫡系将领，他表现得越客气，绝不会把你像他的那些黄埔学生那样训得抬不起头来——孰疏孰亲，一望可知。
他通过国民党元老张静江私下去做蔡廷锴的工作。张静江被老蒋称为“导师”，在他心目中是唯一能与“国父”相提并论的人物。派张出马，可见规格之高。
但蔡廷锴仍是一口拒绝，认为自己守土有责，不能换防。
19路军如此难搞，让老蒋大为光火。他认为这是陈铭枢暗中指使的，是有意与自己为难，便决定来硬的。
在扶汪精卫登基的前一天，他授意参谋总长朱培德和军政部长何应钦联合发出电令，一天之内，连发3次急电，要求19路军进行撤防。这种犹如十二道金牌似的催迫，使蔡廷锴不得不作出让步，同意撤出上海。
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1月28日下午，何应钦和朱培德看到19路军仍无任何动静，再次发令，要求务必在下午6点以前完成闸北交防。
下午5点，从南京出发的宪兵第六团先遣的1个营到达上海，可是处于闸北最前沿的156旅第6团（张若嵩团）仍拒绝撤离。一个不想出去，一个想要进来，两边就僵在了那里。
最后蔡廷锴就出面对张若嵩说，要不这样，如果今天晚上鬼子来，我们就打，不来，第二天我们就痛快一点交防吧。
鬼子偏偏晚上就来了。
其实，早在盐泽发出进攻命令之前，海军陆战队就由穿着便衣的日侨武装队带领，偷偷占领了闸北天通庵车站。
晚上11时30分，在盐泽正式下达命令后，海军陆战队以天通庵车站为据点，向19路军发动了进攻。
张若嵩依据密令，立即组织部队就地抵抗。
就象二踢脚的捻，闸北一点火，“一二八”淞沪会战便在仓促间立刻打响。
枪响时，蔡廷锴正在朋友家作客。
在接到张若嵩打来的电话后，他并未感到吃惊，而是很从容地回答：按计划行事。
然后他放下电话，跟着朋友上楼，隔着窗户看到，闸北方向果然不断有一道道密集的枪火划过天空。
下楼。
总指挥蒋光鼐、警备司令戴戟已在楼下等候。
三人携手步行前往设在真如车站的临时总指挥部。
就好象一次饭后悠然的散步。
一千多年前，相邻的地方。
负责坐镇南京（建康）的谢安正在家里和宾客下棋。他的侄子、淝水之战总指挥谢玄派人送来一封信，谢安看了看，默不作声，随手往旁边一放，继续下棋。
所有的客人，下棋的，观战的，都坐不住了。大家本来就很纳闷，眼看前秦大兵压境，已经火烧眉毛了，谢老怎么还有闲心让人陪他下棋。要知道，兄弟们的脑袋可都拴一块，搁这儿呢。
很多人在心里嘀咕，这信可能不是什么好信，没准是前方吃了败仗，否则还不早宣布消息了。
有人忍不住了，终于小心翼翼地问到了信的内容。
没事，说吧，我们还……挺得住。
谢安头也未抬，随口答道：“信上说，小孩子们在前线打赢了。”（“小儿辈大破贼”）
在确证这一消息后，众人疯狂了——除了谢安本人。
这位东晋第一人、神仙一样的人物照样神色不变，棋照下，茶照喝（舞是后来庆功时跳的），眼神中只有一如既往的从容和淡定。
所谓“意色举止，不异于常”。
时人有言：安石（谢安字安石）不出，如苍生何！
信哉斯言。
引用《亮剑》中的话，可作如下评点：一支部队也是有气质和性格的，而这种气质和性格和首任的军事主管有关，他的性格强悍，这支部队就强悍，就嗷嗷叫，部队就有了灵魂。
现在这支部队的名字叫19路军。
因为一切早已了然于胸。
因为一切早已准备就绪。
因为一切早已置之度外。
从19路军的主帅走向临时指挥部开始，这场战斗的气势就确定下来。
在指挥部，蔡廷锴向南京发去密电：闸北已经开火，我军决意抵抗。
街头作战的日本海军陆战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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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面抗日战场——我的家在松花江上（109）
盐泽的这次进攻具有一定的突然性，占领天通庵车站后，下一个目标是上海北站。
我曾经去过上海多次，但从未见到过天通庵车站。后来查资料，才知道早已拆除，仅留下了天通庵路这个地名。
那段城内铁路是淞沪铁路伸进市内的部分，曾有“弄堂铁路”之称，现在则已被下面的地铁3号站代替了。
天通庵车站的轻易得手，让盐泽大为得意。如果再拿下上海北站，他就可以控制市内的淞沪交通了。
第一次进攻，日本海军共投入陆战队员2000人。
张若嵩团有3个营，1000人。不过在战斗打响时，却意外地得到了一支援军。
这支援军就是宪兵团的1个连。因为19路军老是拖着不肯把防区让出来，宪兵团嘀嘀咕咕很不满意，但也只好先去找出租房了。有1个连住的地方离这里很近，一看，怎么着，鬼子还真摸过来了，那还等什么，跟着19路军一起打吧。
此外，还有警察大队的2个中队。警察管的是城市秩序，宪兵管的是军队秩序，打仗自然没有野战部队在行，不过只要手里有枪，多少都能派上点用场。这么一加，就有了1700人。
1700个军警，打人家2000陆战队，如果摆到正儿八经的战场上去，那是必定吃亏无疑的。幸好这里打的是巷战，你就是人再多，一个巷子里能挤多少人？何况盐泽为了便于进攻，早就把他的人分成了三路，每路500人。所以不能看总量，要看局部。我们有1700人就够了。
甚至还有富余。张若嵩把人马调配出去后，又额外留了3个连作为预备队。
但是等到正式交火时，才发现比较难打。
日本海军陆战队并非弱旅，一般而言，陆战队员的军事素质甚至还要好过普通的野战步兵。
他们枪法准，打起仗来也很凶狠。
更重要的是，还有一个强力装备进行前导掩护，那就是坦克车。
这种坦克车是日本从英国进口的，型号为维克斯M-25轮式坦克。外表看起来跟个大甲虫差不多，其顶部装有圆形炮塔，有两挺重机枪可回旋扫射。
尖端武器来了。
此前，19路军经历的主要是北伐和中原大战这些国内战争。坦克这种东东，很多人看都没看见过（称之为“铁牛”)，更不用说知道怎么防御了。
三路日军都有2到3辆坦克车在前面开路，
19路军在路口构筑的防御工事被冲毁，而张若嵩团也很快就伤亡了三分之一。
日军一度冲入防线，形势十分危急。
张若嵩赶紧把预备队调上来，一阵猛打猛冲，这才恢复阵地，击退了日军的进攻。
盐泽认为第一次没得手，可能是人还不够多的缘故，因此在组织第二次攻击时，又加上来1700人。
坦克仍然开在前面，嚣张得要命。
一个人来到前线，靠前指挥。
“一二八”会战中最著名的战将、156旅旅长翁照垣来了。
就个性而言，翁照垣是一个很有些冒险精神的人。这个日本士官学校的毕业生，后来不知怎么，忽然想起要到法国去学开飞机。
但是飞机毕竟不是汽车，飞行执照也不同于汽车执照，其间的难度是可想而知的。更何况，当时的飞机还是个新生事物，无论是驾驶技术还是飞机本身的性能，都算不上成熟，报刊上经常有开着开着就起火燃烧乃至坠毁的新闻报道出来。别说中国人，就土生土长的法国人，也没几个敢染指这种高难技术的。
“飞行发烧友”翁照垣不但有这个胆量，还做得相当出色，到后来，甚至能独自一个人驾驶飞机了。
要问飞行员最怕什么，十有八九都会说，那就是飞着飞着，机身出机械故障。
因为那是在空中，不是在地面，没法立即抢修。这种情况下，什么资深、技术都没用，要想保住自己的性命，唯一的选择就是立即跳伞。
至于飞机，那就没法再管了，爱怎么着就怎么着吧。
很不幸，翁兄也遇到了这类倒霉事。
他也想跳伞，可是发现不能跳。因为飞机下面有民宅，他这么纵身一跳不要紧，失去控制的飞机可就只能往法国老百姓的房子里面钻了。
当然了，如果真的跳了伞，也没有人能够站出来进行指责——飞机眼看就要完蛋，飞行员当然不能跟着一起去陪葬，这是常理常规，任何人都会这么做。
千钧一发之际，翁照垣做出了一个跟“任何人”都不一样的选择：冒险迫降。
幸运的是，老天照顾勇士和义人。飞机迫降成功了。
得知这一消息，法国人泪飞顿作倾盆雨。感动啊。
他们把翁照垣称作为“一个勇敢的中国人”。
现在，这个“勇敢的中国人”像学开飞机那样，开始捉摸怎样才能攻破眼前的“铁牛”。
中国宪兵部队参与作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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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面抗日战场——我的家在松花江上（110）
经过第一轮较量，大家已从最初的惊疑中清醒过来。很多人都看出了“铁牛”的毛病：这是一种轮式坦克车，下面不是履带，而是轮子。
轮子就是它的弱点。
中国军队虽然第一次看见坦克车，但汽车还是有人见过的。打有轮子的坦克车，方法应该跟打汽车差不多。
翁照垣把一些身手敏捷的广仔挑出来，组成了敢死队，埋伏在马路两旁的商店内。
日军坦克开得兴起，丝毫没有察觉这些变化，而是继续向前隆隆推进。
商店，过了。子弹，来了。
坦克车一开过去，藏在商店内的敢死队突然杀出，一下子截断了步兵和坦克车的联系。
说实在的，人呆在坦克内并不好受。有座钢板罩在外面固然是觉得安全了，可视野小了，周围的情况很难看得清楚。
坦克车开着开着，忽然发觉不对劲，怎么只有前面打枪扔手榴弹，后面听不到动静？
往后一看，不得了，跟屁虫们已经被枪弹隔开了，想跟也跟不上来。
这还了得。赶紧往后转，要去帮兄弟们一把。
可是上海的路面实在太窄了（现在很多街道似乎也是如此），“砰”地一声就和旁边的坦克撞在了一起。
这下好，大家卡成一堆，都走不了了。
交通事故出的实在不是时候。因为中国警察不但不会帮着指挥交通，还要痛打落水狗。
打坦克车的办法很简单，就是可着劲炸它的轮子。
七八颗手榴弹一捆，扎成集束状，然后扔到坦克下面去。
只听轰的一声，成了。
刚才还耀武扬威的坦克车一动不动地瘫在那里，虽然炮塔上的机枪还可以扫射，但车身已经不能动了，实际成了一残疾人。
19路军再也不怵坦克车了。
手里有什么就都往车上招呼吧。
遇到枪林弹雨，车子外面的日本兵还可以趴下身子躲避，动弹不得的坦克车就只好站着硬挨了。
渐渐地，中国兵发现不光轮子可以炸，就连坦克的车身也不是什么金刚不坏之体。如果运气好，位置准的话，用捷克式机枪照样能在车上钻个窟窿。
按理，坦克车皮要是厚一点，除非专业的穿甲弹，一般子弹是比较难打穿的。
问题是这种英制坦克的皮不仅不厚，还很薄。
薄到什么程度？
铁甲厚度不超过6毫米。
你还不能怪英国佬偷工减料。人家这种坦克车本来就是用来在城市里搞搞巡逻，防防暴乱的，给警察用正好，要是拿到正规战场上来，不歇菜才怪。
可能是当初大鼻子洋人做广告时随意扩大了效用范围，这才让小日本花了大钱，吃了大亏。
如此说来，违规广告真是要不得啊。
就算最次的步枪，也不是完全没有用武之地。
坦克车是打不进去，但打在上面的子弹却可以反弹。
有的日军陆战队员倒是跟上来了，挤在坦克车旁边或后面还以为很安全，压根没想到从车体上反弹出来的子弹也会伤到自己。
两个小时后，盐泽发现不对劲。坦克车风光不再，进攻也没有了开始的好势头。可是他手上已无多余兵力可用于增援，只好改弦更张，变三路进攻为两路进攻，从撤出的一路上调出兵力，转到另外两路上来。
这次日军又找到了一个新方法，他们爬到附近的楼房上去，架起机枪对着中国守军的阵地猛扫。
遭此暗算，19路军损失较大，一些阵地开始失守。
这个时候就看各自的机灵劲了。日军会居高临下占便宜，19路军也学了这一招。他们同样登上楼顶，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照样用机枪和手榴弹招呼对方。
盐泽发动的第二次进攻又失败了。
毛病多多的维克斯坦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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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面抗日战场——我的家在松花江上（111）
在进入闸北之前，盐泽本来是吹过老牛的，他还“预言”，一旦战争发生，“四小时即可了事”。但两个回合之后，四小时早就过了，还是了不了事。
无奈之下，盐泽只好呼叫飞机助阵。
就在昨晚发动进攻之前，航母上的飞行员们还曾向他请战，那时他却觉得非常可笑。
海军陆战队四小时能解决的事情，还用得着你们空军来帮忙吗？快回去睡觉吧，等你们一觉醒来，只管听好消息就行了。
现在好消息是听不到了，祈求海军航空兵给他创造奇迹倒更为现实。
此时，“能登吕号”航空母舰就停泊在黄浦江上，舰上共有水上飞机6架（有说是8架）。
盐泽一声令下，轰炸机呼啸而出，直飞闸北上空。
但日机却发现无法对19路军的工事造成致命杀伤。
主要是这些壁垒工事目标不大，又大多与日军阵地相隔不远，稍不小心，就可能误炸到自己人。
飞行员毫无办法，可是又在司令官那里吹了牛，不好再把炸弹原封不动地带回去，就闭着眼睛往闸北居民区一丢了事。
虽然军事设施未有大的损失，但老百姓的房子因此倒了霉不说，还导致当时中国最大的出版社——商务印书馆被炸，其附属的东方图书馆遭毁，馆内珍藏的宋元版书籍10多万册尽数焚灭，堪称故国文化之一大浩劫。
经过这轮轰炸，在后方指挥的蔡廷锴等人都认为，日军肯定还要再发起一次攻击，遂告知一线的翁照恒做好迎敌准备。
翁照恒当年在日本士官学校成绩优异（我看到有资料说是术科第一名，但未专门查证过），又在法国学过开飞机，对日军的这种地空配合的典型战法当然并不陌生。他立即把第5团（丁荣光团）调上来，同时在主要路口配置了迫击炮。
果不其然，在飞机扔完炸弹后，盐泽很快部署了第三次进攻。
这次盐泽采取了正面以坦克车先导前进，背后以乘火车包抄的办法，一度攻占了上海北站。
可是又丢了。
经过前两次交锋，19路军已具备了足够的对付坦克和日军的经验，管你怎么来势汹汹，只需牵住牛鼻子：用手榴弹炸坦克。
引路的坦克车一瘫掉，后面跟着的鬼子兵就不知道该往哪边跑了，结果乱哄哄的自乱阵脚。
19路军乘势发起反击，一直将日军逼退到四川北路北段。
一直在19路军后面呐喊助威，端茶送水的上海人激动不已，当即集体捐款，向作战最勇的张若嵩团官兵每人赠送了一套黄呢军服。
日历翻到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1月29日。
早上一爬起来，老蒋就得到报告，中日军队已经开始交火了。这让他有些目瞪口呆，不是条件都答应了吗，怎么还要不依不饶（“何乃至午夜又冲突”）。
这些日本人真是太可恶了，我百般迁就，怎么还得寸进尺了（“不意我愈忍让，彼愈蛮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