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由此得出结论，看来日本人这次想法挺大，恐怕是要继侵夺东三省之后，又要动东南这一片的心思了（“倭寇必欲再侵略我东南乎”）。
怎么办呢？
事到如今，只好打了（“惟有与之决一死战而已”）。
他赶紧找人开会，研究上海及长江沿岸的防卫问题。
在当天下午的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上，提出了“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外交政策，以替代原来的“不抵抗”。
这个外交策略的提出，并非老蒋一时的心血来潮。他是动了很多脑筋，花了一番心思想出来的。
当年老蒋嚷嚷着要“北上抗日”，周围的人表面上都来劝阻，可是又没几个真心要帮他保“帝位”的，令他又沮丧又伤心。
后来他找被其视为亲信的朱培德掏心窝子。
朱培德很“体贴”地对他说，外面的人哪知道您的苦衷啊，如果现在要抗日，我们就两条路可走，要么准备战败，要么先谈和，以后再“徐图报仇”。
这话让一直被外界批为“不抵抗”的老蒋很受用：你说的简直太对了。
可我为什么明知会战败还一个劲地要往北去呢？
老蒋坦白了自己的真实想法：如果北上，打败了，国家倒霉，我却光荣了，如果谈和，国家可保暂时没事，可我没准就得声败名裂（“战败则以全国殉职余一人之历史，先和则以余一人之历史为全国而牺牲”）。
张狂一时的维克斯坦克竟然还需要陆战队去保护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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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面抗日战场——我的家在松花江上（112）
除了下野，名声对于老蒋来说也是顶要紧的。
其实这两个东西又相辅相承，要巩固“帝位”，没有朝野声誉可不行，哪怕是真的下来了，只要后者还在，迟早有一天还可以东山再起。这个道理，老蒋比谁都懂。
所以，如果能够不让我下野，我情愿到北边去“抗”那么一下。
重新上台后，老蒋把准了朝中大部分文武百官的脉。
别看他们嘴里“抗日”叫得挺起劲，其实只要不是把抗日拿来当虎皮用的，骨子里都怕打仗，要不然，我当初提出来要北上抗日，他们也不会急成那个样子了。
对于“不抵抗”政策，这些人其实是能接受的。但是社会舆论应付不了，党内外的政敌也会纠缠不清，到时候一定又会拿来整治自己。
怎么办呢，唯一的办法就是拿一个人来挡挡枪眼。
这个人就是汪精卫。
汪精卫没有枪杆子，得靠老蒋支持，才能当好“行政院长”，而这个院长也不是白当的。
“一面抵抗，一面交涉”，我抵抗，你交涉，受表扬的事我上，挨批评的活你来。
算盘打得真精，快连过去的阎老西都自愧不如了。
“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外交政策一直持续到了抗战全面爆发，而在“一二八”会战期间，这一政策具体明确为“一面预备交涉，一面积极抵抗”。
负责“积极抵抗”的老蒋拿出初步方案：19路军守上海，87、88师两个近卫师守南京，把19路军原担负南京及周边卫戍任务的另外2个师置换出来，抽调到上海参加作战。
负责“预备交涉”的老汪则确定把国民政府迁到洛阳去办公，同时由外交部照会各国，希望能够帮着做做工作，让日本人住手。
中日交火，公共租界区的英美各国的领事馆也好受不了。
上海不是东三省。后者天高皇帝远，英美老外也没打算在那里开公司搞投资，所以可以弃之不管。但上海不同，坛坛罐罐可都在这里。两边打来打去，子弹又不长眼，一不小心就可能飞到自己身上，这可不是闹着玩的事。
所以这次他们用不着谁请，心急火燎地就去找盐泽了。
当着日本人的面，英美都表了态。
英国：我不允许你以后再拿公共租界做打仗的基地，万一中国人的枪炮追过来，大家都得跟着遭殃。
美国：过火了过火了啊，中国政府不是已经答应那些条件了吗，就算他得罪过你，你也就得饶人处且饶人，见好就收吧。
盐泽连攻三次，打到天亮都没能把闸北拿下来，一时间进退两难。英美正好来居中调停，便赶紧做了个顺水人情，同意从29日晚上开始，双方停战3天。
谈到如何停战，英国建议中日军队同时从交战地区撤退，然后由中立国军队进驻，阻止双方发生接触。
盐泽场上没占什么便宜，场下却还死要面子，硬是摆出一副高傲的神态，对英国人的热情不理不踩。
你一说退我就退，那我算什么啊？
第一次调停失败。
海军在上海滩做冒险家，日本政府这时候又在干些什么呢？
首先我们得承认，犬养内阁本身是不想在欧美大佬云集的上海滩玩火的。在中日双方情绪对立时，首相犬养毅还特地让驻华公使重光葵赴上海进行调解。
可惜这回犬老要力不从心了。
海军正与陆军争风吃醋，巴不得自己也弄出一个“九一八”出来给天皇看看。内阁和首相算老几？根本就不听你的。
犬养毅没法子，只好去找天皇汇报，希望这位全日本的偶像能对海军施加影响。
裕仁皇帝从本质上说其实也是一个标准的好战分子，野心很大。当年他的老师就是从军队里退下来的“军神”乃木希典，这老东西教出来的弟子，自然对“拓展疆土”、“扬威海外”这一套情有独钟。
只不过裕仁又是一个很滑头的家伙。一般情况下，他不轻易表明他的真实态度，只不过像玩木偶一样，交替着把军部和内阁拎来提去，以保证他个人的影响力，最后唯我独尊。
军队要利用他，所以卖力宣扬统帅权，他也趁机利用了一把军队，把什么皇族兄弟，七大姑八大姨，都塞进了军队高层。
“九一八”之后，裕仁对他的“皇军”必定能战胜支那军早已不担心了，所以对犬老的意见兴趣不大，没怎么搭理。
另外据说这位天皇当时的心思也并不在国家大事上，却在为他的偌大家业无人继承而烦恼。
裕仁做梦都想抱个儿子回来。偏偏他的老婆很不争气，一连生了四胎，都是招弟型的。
作为皇帝的裕仁从来没设想过自己的下一代会是女皇，所以他很着急，整天思考的都是如何生儿子的事。
上海？就让军队自己折腾去吧。
这么折腾着，事情就弄大了。
美国时代杂志上的裕仁天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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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面抗日战场——我的家在松花江上（113）
照例，擦屁股的事，又是内阁来做。
29日当天，犬养内阁就“上海事件”发表声明。
在这份声明中，日本政府除把老调拿出来弹了一弹外，为证明自己有理，又把中国媒体对天皇“大不敬”问题重新拎出来抖搂了一下。
因为这一年年初，裕仁天皇在阅兵时，遭到过朝鲜人的剌杀（即东京樱田门事件）。
说起来，这朝鲜人搞剌杀真是很有些天赋和水准的，就连大名鼎鼎的伊藤博文都是死在他们手上。
这次是扔炸弹，虽然没炸到裕仁，但也使他受惊不小（不知道是不是影响了生儿子）。
由于消息很抓人眼球，因此中外报纸几乎都予以了转载，上海的《民国日报》也不例外。
登就登吧，谁也没规定只能登好消息不能登坏消息。问题是这家报纸登完了消息，又在后面添了一句话。
就是这句话，把日本人给气坏了——
虽然没打中（裕仁），不过也快了（“虽不中，不远矣！”）。
这不分明是在诅咒我们天皇陛下吗？！
站在公正角度，严格地说，这句话是有那么一点点不厚道，所以引起了国际纠纷。
不过这件事其实早就解决了，在答复“四项条件”之前，上海市政府已将《民国日报》社暂时封闭。
现在再拿它来说事，实在是没话找话说。
东北还没解决好，上海又出事了，不得不提醒一下国联：你们办事的效率高一点好不好。
在这方面，急的不光是中国人，还有时刻担心炮火会打到租界门口的英美各国。
在国联专门为“一二八”事变召开的理事会上，英国代表拍着桌子大叫，说要是任远东形势这么发展下去，国联干脆就别干了，不如一边歇着去，由我们英美来直接处理算了。
是啊，国联究竟都在捣鼓些什么呢，人中国代表施肇基可都辞职好两月了。
施肇基的辞职，让南京国民政府一下子陷入了人才恐慌。
王正廷、施肇基都是南方政府培养出来的外交人才，他们一走，这方面就没人了。
但活还是要有人干，而且干活的人还不能比上面这二位水平差。这就比较难办了。像王正廷、施肇基这些人，都是外交界一等一的高手，一时半会到哪里去找比他们还强的？
人，还是有的，只要换一换思路。
南方没人了，那就到北方去找。
被逼得恨不能上房揭瓦的南京政府豁然开朗，想起早已倒台的北洋政府还有一些能人没用。
第一个想起来的，自然是在巴黎和会上出尽风头的顾维钧。
赶快起用，先是出任外交部长，旋又入驻国联调查团任中国顾问。
令人意外的是，最重要的国联代表职位却没有留给他。
因为另一个人也许比他更合适。
颜惠庆，出生于上海虹口一个传教士家庭，毕业于美国弗吉尼亚大学，是该校历史上第一位获得学士学位的外国留学生。
他以外交起家，最后曾一度做到北洋政府的国务总理兼外交总长，在个人履历上可以说与外交奇才顾维钧并驾齐驱。
在我看来，施肇基的中途退出算得上是中国在国际外交领域的一个重大损失（包括王正廷也是如此）。但塞翁失马，焉知非福，临危受命的北方外交奇才们不仅迅速填补了这一真空，而且随着颜惠庆的到来，还将注定开创中国外交史上的另一段不朽传奇。
因为这确实是一个不凡的人。
首先当然是在业务能力上无可挑剔。
与外语超烂的芳泽相比，颜惠庆的英语和法语都说得极溜，且所有发言稿都是自己构思，并亲自用打字机打出来（他的助手有福了）。
当然，这些顾维钧、施肇基们也能做到。如果仅有这点本事，那就不叫颜惠庆了。
别忘了，他可在政府里混过，还做过一把手。
虽然时间很短，可你得知道北洋政府是武人当道，在彼时的内阁里混碗饭吃也不容易，里面的人可以说一个比一个滑头，一个比一个会机灵。
能有这样的成就，可以算修炼得道了。
得道的前政府总理在当上国联代表后，很快就显示出了他与前任不一样的地方。
曾担任过北洋政府总理的颜惠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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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面抗日战场——我的家在松花江上（114）
在国联打交道，除了公开场合能言会道外，私下拉关系也很重要。一般人就是弄个包厢，请请老大帝国的代表团成员或者国联要员，这个叫做重点突破。还有财大气粗的，索性把整个饭店都包下来，能请的一家伙都请到，这个叫做全面撒网。
前者是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那些中小国家知道了没准就要拆你的台，后者是花了大钱，其效果也可能就是收收名片，大家吃完了一抹嘴，第二天脸跟名字还是对不上号。
颜惠庆的做法与众不同。
他做的比全面撒网还要过分。
请客，而且全部请。
人家一般只请代表团的首席代表，至多再拉一个副代表。
他是连秘书助手带工作人员全发请柬，一个不拉。
当时的国联在规模上虽然比不了现在的联合国，但也有44个会员国（后来增加到63个）。我算了一下，扣除中日两国（日本是敌对国，自动排除在外），以每个代表团至少6人计，也有264人。另外国联衙门里还有一帮子千万不能漏掉呢。
把这么多人请去饭店嘬一顿，我估计中国代表团就是把回国的路费都垫上也不够。
可这只是你的想法，因为颜惠庆根本就没打算请兄弟们上馆子。别说馆子，连街上的大排档他都没舍得。
中国代表团有自己从国内带来的厨师，中饭晚饭都要做一桌工作餐。颜惠庆一想，反正桌子大（外国的餐桌比较大），六个人是吃，十几个人也是吃，干脆，别浪费了，把外国朋友都喊上吧。
其实，咱们也不要把各国代表团的同志们想得太庸俗了，人家也是在五湖四海混的，见过世面，什么好东西没吃过。再好的饭店，对于他们来说，跟赴个婚宴没什么区别，那菜都吃得没味道了。
嘴里太油腥了，得换换口味啊。
那就尝尝中国地道的家常菜吧。
提起故国国粹，别的不敢乱吹，就是这个做菜水平那确实是没人能比的。粤系湘系淮扬系，你见过哪个国家的厨师傅能分出这么多流派的。
跟咱们比，老外做出来的那也叫菜？
来宾来了一尝，果然有滋味，有嚼头，这次吃了下次还想吃。
中国菜，very good。
对于各国代表团和国联的这些人来说，中国人把他们请到家里来吃饭，这还是破天荒第一回，是把他们当朋友对待的表示，既亲切又上档次。
这一招就叫做拉近距离。
后来老美也学会了，用的最频繁也最有效的是前任总统小布什，经常把人带到他的那个什么农场去吃饭。虽然吃得也并不咋样，可去的人没一个不引以为豪且沾沾自喜——总统家里我都进去过，倍有面子！
吃饭的时候，颜惠庆也没闲着。他问这问那，了解代表团和国联的态度，顺势套出了很多正式场合或正常渠道下很难获知的情报。
又交了朋友，又打听了消息，这顿饭就算没白请。
到日内瓦一个多月，颜惠庆以每天请一个团的速度，把该请的都请到了，该混熟的都混熟了。
现在，他成了国联和各国代表团（除日本以外）的新“老朋友”。
对于一般代表团不太重视的记者，颜惠庆也没放过。这次他连工作餐也没请，就是从代表团抽了两个人（写稿念稿他一人就能搞定，工作人员富裕），在驻地成立一个新闻处，通过新闻处给记者们主动爆料。
颜惠庆做过外交部长，他知道记者最需要什么。
他们要写稿子，所以要料。给料比请他们吃饭还灵。当然这些料都是有利于中国，帮中国人说话的。
这一年，颜惠庆55岁。
对于一个成熟的外交家来说，正是一个可以宏图大展的黄金年龄。
一听到“一二八”事变的消息，他立即要求国联理事会将中日争端问题提交大会讨论。
之所以要求国联大会讨论，是因为颜惠庆发现，自己的前任曾经走进过一个似乎永远也无法走出的死胡同。
中国菜系花样繁多，图为满汉全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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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面抗日战场——我的家在松花江上（115）
这就是国联的那条雷死人不偿命的“一致通过”原则。
不管是援引国际盟约哪一条，也不管这一条对中国一方多么有利，只要日本在其中投反对票，决议就无效！
要是把上海争端再交由国联理事会讨论，结果可能一模一样：其它国都要求日本撤兵，只有日本一国不答应。
跟没说差不多。
必须要找到一个新的办法，绕开这个迷宫。
黑暗中的颜惠庆陷入了苦思冥想之中，希望看到光明。
经过反复的思考和利弊权衡，终于，他站了起来，拿起笔，在《国际盟约》的一则条款下方轻轻划了一道线。
他坚信，这则条款将是帮助中国走出死胡同的金钥匙。
《国际盟约》第15条规定：“任何案件移送大会后，除相争之各国外，大会报告书与行政院之报告具有同等效力。”
要害就在于“除相争之各国外”这七个字上面。
在这场争端中，无论谁是谁非，中日都是“相争国”，都要避嫌。中国将为此失去投票权，但日本也同样。
后者正是颜惠庆想要的。
这就意味着，日本再也无法阻止国联大会“报告书”的通过。按照颜惠庆的估计，不出意外的话，这个“报告书”将会延续理事会的态度，要求双方停战。也就是说，日本即使在上海战场上占有明显优势，在国联大会的干涉下，它也不得不住手。
中国代表颜惠庆的提议，受到国联理事会的重视，并进入正式的讨论和审议过程。
与此同时，筹备多时的国联调查团也已成立。
由于这支国联调查团以英国委员维克特.李顿爵士为首，所以历史上又称为李顿调查团。
李顿调查团本拟直接前往东北，但“一二八”事变的爆发，使他们临时把行程转向了上海。
在上海，以停战作为烟幕弹的日本正在酝酿一场更大的风暴。
接到进攻闸北未果的报告后，军令部很觉意外，同时也倍受打击。
其时的军令部长是博恭王。
必须注释如下：“博恭”是名字，“王”跟“亲王”类似，但是比亲王要差，说明他是裕仁天皇的远亲，不是近亲。
如果闸北拿下了，博恭就有资本在天皇面前显摆一下了——
就算是远亲，咱也是实在亲戚，同样能像陆军那样，帮陛下您撑起一片天。
可是偏偏僵在那里了，你说有多晦气。
都是这个盐泽无能，撤了他，换一个更好的。
在陆相荒木贞夫召集海陆军头领开会时，博恭表示他将派野村吉三郎中将任上海方面最高指挥官，并由野村率领由三艘巡洋舰组成的第3舰队赴沪增援。
荒木满意地点点头，又转过头看着参谋总长，问他那里可以出多少人。
这时候的参谋本部的头头已经换了，不再是那个金谷范三大将。
因为金谷参谋长被认为在对华作战上瞻前顾后，畏首畏尾，特别是在关东军进攻东北的整个过程中没有“雄图大略”，不仅帮不上忙，还拖了后腿，所以早已于去年年底被撤换了。
现在的参谋总长是载仁亲王。与博恭比起来，载仁的身份和地位就要显赫多了，不仅是亲王，还是裕仁天皇一族的——你没见名字后面也拖着一个“仁”吗。
见陆相问起，载仁倒也落落大方，没再翻先前海军在东北不搭理陆军的陈年旧帐，一口答应可以派兵，而且派好兵——第9师团（金泽师团）和混成第24旅团（久留米混成旅团）。
荒木一一记录下来，随后经内阁会议研究（其实就是过一过程序），上奏裕仁天皇待批。
事后，军令部长博恭却左想右想不对头。
颜惠庆位于天津的故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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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面抗日战场——我的家在松花江上（116）
洪洞县里无好人。陆军那帮粗鲁的家伙会对海军这么好吗？不可能，一定是包藏着什么不可告人的祸心。
想了好久，他忽然恍然大悟，如梦初醒。
敢情这帮小子是要到我们海军的地盘上来分一杯羹！
真是太过分了。让你派兵是给你面子，还想喧宾得主，做你的春梦去吧。
他马上去找载仁亲王。
咱们先得把话说清楚再出兵。
第9师团就不用派了。上海巴掌块地方，派这么多部队去，还嫌剌激英美“鬼畜”（日本人背地里对西洋老外的叫法，相当于我们称日本人为“鬼子”）不够是不是。
你只要把那个混成第24旅团派给我就行。
对了，还忘了提醒一句：来了以后得由我们海军指挥，怎么用，如何打，要听我们的。
载仁一听，脸马上仰了起来，只给博恭看下巴。
调一个旅团给海军指挥？你把陆军都当傻瓜了吧。
我们陆军作战，从来都是根据战场形势和需要来派兵的，用不着别人来指手划脚，而且增兵方案，天皇都快批下来了，你这时候还要改来改去，究竟是何居心？
话不投机，博恭气呼呼地拂袖而去。
博恭一走，载仁就传下命令：原拟增援的混成第24旅团就地待命。
你不是想把我的旅团拿去免费用吗，就不给你！
博恭梗着脖子回到军令部，脸色铁青。
还不信了，没了你张屠户，我就只能吃带毛猪？非得做点样子让你们看看海军的素质和能力有多高。
说好是停战3天，实际上到30日，日本海军陆战队还在进攻。
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1月31日，上海再开停战会议。
上次英国人出面，被日本驳了面子，心里很不好受。这次它和美国又拉来了法国、意大利，凑成四个国家，人多力量大，想造出一些声势来。
四国分别照会中日谈判代表，提出调停建议。
引人注目的是，这次调停增加了两个新的内容。
中国外交部表示可以接受，但代表日本一方的盐泽却心情复杂。
这两天的遭遇已经让这个原来不知天高地厚的海军少将悔不当初。他心里很清楚，如果还是靠他自己，在上海无论如何是没法“了事”的。可是他也不敢贸然接受调解，因为当初祸是他闯的，这么灰头土脸的收场，回国后不光是掉乌纱帽的问题，那是要一辈子抬不起头来的。
他表示，调停建议的内容已经超出了他的权限范围，必须请示后方能定夺。
球踢到了东京。
日本外务省立即注意到了调停建议上的那两条新内容。
一条是设立中立区，由中立国军警驻防。这实际上是对第一次英国调停建议中“中日军队从交战地区撤退”的补充。
可以同意。
让他们受不了的是另外一条——
“根据12月9日国联议决案之精神”，由中立国协助，（对上海事件）进行商议解决。
国联12月9日议决，是在日军攻下锦州前做出的。其内容跟东北息息相关，又是要日军尽快从东北撤兵，又是要向当地派调查团。
一提这个东西，日本人就像屁股被针扎到了一样，马上跳了起来。
在他们看来，这是含沙射影，夹枪带棒地在骂人呢。
这帮“鬼畜”，还跟我们谈什么满洲，满洲的事是你们能插得了嘴的吗？想把上海和满洲放一起，免谈！
外务省复电上海，拒绝了英美的调停建议。第二次调停遂告失败。
在新的指挥官没有到任之前，败军之将盐泽自然还得继续站好最后一班岗。
除闸北外，他开始把进攻重点集中于吴淞要塞。
吴凇沿岸的日本海军航空母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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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面抗日战场——我的家在松花江上（117）
吴淞口是长江和黄浦江交汇的地方。守住这里，就等于扼住了敌方登陆作战的一个重要咽喉，所以从鸦片战争开始，这里就成了兵家必争之地。
当年水师提督陈化成就是在吴淞口古炮台跟英国舰队死拼的。那一战也是打得惊心动魄，最后连同陈老爷子在内，整座炮台都给牺牲掉了。
现在的炮台是清末重建的，然而相同的历史是否还将在这里重新演绎？
吴淞口要塞司令邓振铨怕了。
他怕死。
查一查履历档案，这个邓振铨和军政部长何应钦竟然还是同事，在黄埔军校训练部担任过中校副官。想来那时候这兄弟也许还算是有理想有抱负，可惜后来进了大上海，就成了老蒋常说的“黄埔革命意志颓丧”的典型代表，热衷于去城里泡吧，连炮台都很少去光顾一下。
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1月28日当晚，淞沪警备司令戴戟就向吴淞要塞下达了如遇进攻坚决抵抗的命令。
邓司令一看脸就白了。作为一个曾经的黄埔教官，他很清楚这份命令的含义。
完了，以后别说泡吧，连性命都可能保不住了。
他赶紧跑到警备司令部，跟戴戟念苦经，言下之意，吴淞口炮台还是上个朝代留辫子的那帮人留下来的小娘货，那质量不是一般的差劲，怎么能挡得住日本人。
为了让戴戟相信自己不是信口胡说，他还当着面卖弄了一通“技术术语”，说炮台上缺这个那个配件，根本没法用。
戴戟可没这么好糊弄，告诉他，缺少配件不要紧，不管是现买还是再造，他可以负责联系提供。
碰上这样揣着明白装糊涂的领导，邓振铨也真是没脾气了，只好索性坦白，当面请求辞职。
大敌当前说要辞职，等于是临阵脱逃。戴戟心里自然是又鄙夷又气愤，但却不便立即发作，于是表示邓的辞职申请可以考虑，但在没批准之前，在职一日就必须尽到军人的天职。
那就是说你暂时还得在炮台那里给我呆着。
第二天，闸北就打了起来。
邓振铨急疯了，他知道吴淞炮台迟早也会成为战场，再不跑就真的要把小命扔在这里了。
正常渠道行不通，那就托关系走后门。
他托的是军政部长何应钦，果然就走后门溜掉了，不能不让人感叹国民党的关系网真是什么都罩得住。
78师副师长谭启秀继任要塞司令。在他没到任之前，要塞司令部参谋长滕久寿暂时负责要塞防务。
滕久寿是贵州人，云贵一体，和邓振铨也算是老乡，而且邓振铨对他还有知遇之恩，当初来到上海并到要塞当差，就出自于后者的鼎力相助。
作为参谋长，滕久寿当然知道炮台的家底，但他更明白作为军人的责任和归宿。
也罢，倘若这里需要牺牲，就让我来吧。
在闸北战斗打得难分难解时，吴淞要塞却一直是这里的黎明静悄悄。但滕久寿和他那个脚底抹油的上级一样，都知道这只是大战前的暂时宁静。
在闸北指挥的翁照垣旅长曾打来电话，希望炮台能使用火炮进行支援。滕参谋长命令炮台向虹口方向发炮，但试射了几炮之后，发现射程无法够着，只得作罢。
邓振铨的怕死还是基于一定物质基础的，那就是：这个老掉牙的炮台确实是小娘货。
最后的时刻终于来了。
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2月3日。
日军集中火力，对炮台进行不间断轰击。
依炮兵的角度来看，吴淞要塞的防守近乎于被屠杀。
这座可怜的露天老炮台既无法防空，又不能远射，大部分时间只能被动地承受日机和日舰的狂轰滥炸。
第二天，滕久寿参谋长在身受重创的情况下仍不肯轻下火线，最后在指挥岗位上以身殉国。
终于无愧于军人这一特定称谓。
他的命运和很多年前的那位陈姓老前辈一模一样——与炮台共存亡。
即使明知大难无法避免，凭一己之力根本无法挽狂澜于既倒，真正的船长也不会下船，他只会选择和自己的航船一同沉没。
因为这就是他的责任。
当新任吴淞要塞司令谭启秀登上炮台时，他面对的是这样一番景象：整座炮台一片狼籍，几无法立足。炮台上的火炮大部受损，整体已陷于瘫痪。
指挥官都战死当场，损失之惨重可想而知。
谭副师长虽然一直指挥步兵，但在军校里学的却是炮科，所以对炮并不陌生，也不算外行。
他立即让人清理炮台，发现尚有一些劫后余生的火炮可用。让他感兴趣的是，其中竟然有几门是大口径海岸炮。
最大口径305毫米。
德国克虏伯公司产品，1880年制。
这在当年可是标标准准的高精尖武器，威力大得很。
如今五十多年过去了，看上去还是威风不减，老而弥坚。
毕竟是德国货啊，质量那是真没得说。
力道是有，就是射程不够远，不过这还得看你怎么用。
谭启秀把炮台上剩下来的炮兵集中起来，不是号召他们和自己一起拼命，而是让他们就地隐蔽，同时交代一个任务：不管用什么办法，都得把硕果仅存的几门炮伪装好、保护好。
咱们现在手上就这几个宝贝了，以后还得派大用场。
谭启秀坚守要塞，依靠的是清一色步兵­——翁照垣带来的丁荣光团。
坚守吴淞炮台的中国炮兵
吴淞要塞司令谭启秀（前首挥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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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面抗日战场——我的家在松花江上（118）
一直以来，天空都是日机的天下。
它们横冲直撞，肆无忌惮，想炸谁就炸谁，想轰谁就轰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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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丫拼了。
中国空军马上就要上场了。
地点：上海真如机场。
这里停靠着南京中央航空队的20多架飞机。
当时南京政府航空署的草头班子没搭多长时间，所谓中央空军才刚刚从空架子里面走出来。
飞机有一些，都是从早先的北洋军阀那里接收过来的。种类型号五花八门，德国的、英国的、美国的，一应俱全，称得上是中国式的“八国联军”。不过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性能很差，跟日本战斗机没法比。
人呢，比飞机还难找。
那会像翁照垣这样的猛男实在是凤毛麟角，一般人看都没看到过飞机，就更别说敢开不敢开了，而且飞行员的要求也高，不是说是个人都能上去凑个数的。
为了解决人才问题，跟黄埔军校一样，广州革命政府在北伐前后也在苏联人的帮助下开办了航校，但飞行毕竟是个复杂的技术活，不能像黄埔生那样，上了一半课，提了支枪就去打仗。那得慢慢来。
可飞机总得有人开啊。这任务就落到了归国华侨身上。在航校学生没毕业之前，这些人就暂时挑起了担子。
按照军政部长何应钦当时的想法，他们都是中国空军仅有的一点种子，非到万不得已，是不能轻易牺牲掉的。
也正因为如此，尽管飞行员们报国心切，但却一直未被允许轻易与日机作战。
不需要你允许，日机们主动来了。
沪宁线上的真如车站是19路军临时指挥部所在地，又是中方输送兵员和给养的重要枢纽，日军不在这里多炸两把自然很不过瘾。
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2月5日，终于爆发了中日历史上的第一次空战。
当天上午，日本轰炸机群飞临真如上空，同时有从“凤翔”号航空母舰上飞起的舰载攻击机5架（有说3架）左右护航。
空防警报长鸣。出击。
中央航空队9架“八国联军”腾空而起，如鹰之展翼，向日机俯冲杀来。
双方的战斗机立刻缠斗在了一起。
早期中国飞行员们的空战技术谈不上有多么高超，经验更等同于零（打内战就他们自己在天上飞，只要记得往下面扔个炸弹就可以了），但战斗热情都很高涨。
比如这位——印度华侨朱达先。
他原先据说是在印度闹过革命的（不知道与甘地熟不熟），后来英国人要抓他，风声紧，就跑到革命的老根据地广州来了。
他先在广东航校过渡了一下（资格证总是要的），然后便分到了中央航空队。
空战开始后，这位兄弟开着自己的英制林柯克单座战斗机就上去了（别的机一般都是双座的），表现还很是兴奋，左砍右劈，浑然忘我。
打着打着，机身上中了好些弹，腿也被打折了，只好开着战斗机又返回机场。
英制林柯克战斗机是中央航空队中唯一能跟日式战斗机的性能靠近一些的机型，所以一下来就被另一个飞行员“抢”过去了。
这个飞行员叫黄毓沛，美国华侨，飞行分队队长。
飞行队的好飞机不多，大家都想用，是只能用一个“抢”字。
但也许是战况过于紧急，他忽略了一个重要的细节。
那就是：这是一台中了弹的战机。
按照飞行规定，所有中弹战机在返航后都不能立即升空，必须首先进行检查。
由于操纵系统骤然失灵，该机未能投入战斗就不幸坠毁。
这次空战时间很短，日机1架受伤，中方飞行员1死2伤，损失飞机1架，中方看起来还更吃亏一点，所以表现只能说是差强人意，勉强合格。
当时的中国空军，无论是装备还是技术，都显得过于稚嫩，而航空署的头头脑脑们对打空战也没多少信心，因此真如空战结束后，空军基本上处于防御状态，只求自保，没有多少制空权可言。
但他们在关键时候亮的这把剑，事后还是得到了国内舆论的高度评价。
这与海军的遭遇形成了鲜明对比。
中国空军装备的德制双座战斗机
中国空军装备的美国型号飞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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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面抗日战场——我的家在松花江上（119）
淞沪之战打到中间阶段的时候，19路军已经面临着弹药馈乏的难题，他们了解到海军在上海的仓库里储存着一批大炮、弹药和钢板，就提出来能不能借用一下。
可是海军不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