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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达东摆摆手：“别胡扯啦，十几个人虚冒那么大个声名不实际，让人一听就觉得虚张声势，吓唬人哩。小驴子拉不了大车，咱就叫陕北工农红军一支队，以后人多了枪多了，还有二支队，三支队。”

“支队有多大，算是团还是旅？”马牙子紧着问。

“想多大就有多大，想多小就有多小。”霍达东解释着。

马牙子有点沮丧，嘟哝着：“支队？一棵大树上的细枝枝，不带劲哩。”

霍达东瞪了马牙子一眼，说：“支队下面设分队，日后谁拉来三十个人，带来三十杆枪，就委他一个分队长！”

马牙子又乐了，喊着：“那我保险是一分队的分队长！”

又有人嘲讽他了：“那你的分队保险是花木兰分队。”

马牙子弯腰抓起一把雪，塞进那个说风凉话的人的脖子里。那人也不服弱，抱住马牙子往雪里按，两个人一同摔倒在雪地上，翻了几个来回，到了一个坡边，身子一斜，石碾子一样滚下去。

红庙镇是肤郡县最边远的一个小镇，与另外两县接壤，形成一个三角地带。镇子位于一个土坡之上，三面是干涸的河道，只有夏季才会有泥浆般的水流淌，另一面是道山梁，狭狭长长，鬼斧神工堆成的高大城墙环绕四周，一条仅靠驴车通过的土路与几十里外的大路汇合，从那里可以抵达肤郡县城，但两头儿见黑也要两天才能走到。

这里之所以叫做红庙镇是因为镇中心有座红砖红瓦的寺庙，相传唐代一个浑身长有红毛的方丈不知在都城长安得罪了哪位高官，被称为红魔，而且还要被斩首以驱邪，他从都城逃了出来隐居于此，盖了这座规模不大的寺庙。他圆寂之后，此处再无香火，但也无人敢毁庙拆佛。因为有人才搬了山门的一块条石回家当屋基，那家的房子当天晚上就轰然倒塌；还有一对男女偷情于佛殿中，结果万里晴空一声雷鸣，那二人被赤条条地劈死于佛祖脚下。因而，居民对红庙都敬而远之，使其残存至今。

时至民国，新政设立。这个一直无人管辖，只由族长说了算的小镇设立了镇衙，而委派来的镇长因还要仰仗族长势力，未敢在那大族祖祠办公，便占据了红庙。不过，镇长也并未惊动佛祖，只是在大殿边上的两间东厢房内办理公事，两间西厢房成为他的住宅，而为了维护治安，成立了十余人的自卫队，便集中住在大殿中，终日与菩萨为伴。

闹农会与共产时，这里也热闹了一阵。镇长胆小，带着家眷一口气逃到了榆林府，开了个小饭馆，再也不敢重走仕途。金上岳的官兵大举讨伐共产党后，一个连的官兵进驻了红庙镇，杀了几个农会积极分子，在周围几十里内清剿了几个来回，抓住一对来自另一个县的因偷情而怕家法族规惩罚的男女，因见男的身上扛了根护身的猎枪，就硬说是共产党，女的被轮奸致死，然后把两个人的脑袋一切，提回红庙镇，在红庙的山门上挂了三天。

冬日一来，大雪纷飞，官兵们受不了冻，而且觉得几个红匪就是没饿死、冻死，也再掀不起风、点不起火、成不了气候了，就留下十来条快枪，委任在榆林府躲了一阵又回来的族长当镇长，撤回肤郡县城驻防去了。

那族长本来在红庙镇就是说一不二的人物，受了几个月窝囊气，跟着官兵回到红庙镇，先收回了土地、财产，又趁势收了两个以前看上却没机会到手的庄户人家的女娃，明为丫环，实为炕上物。因有了镇长的委任状，国事、族事、家事系于一身，他颇为得意。

初雪一来，天地裹白。他早早地离开镇政府，回到自己家中烧上个火锅，和两个怎么看怎么欢喜的女娃喝着酒，吃着羊肉，不时还哼哼上几句秦腔，一副天下太平、既无远虑又无近忧的样子。

两个女娃自小受的是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的教育，如果说未被占了身子之前还千不愿万不干，在被镇长连哄带吓，口手并用坏了贞操后，也就再不做他想，只盼着尽快生下一男半女，名正言顺当上小老婆了。因而两个人争先恐后地伺候着镇长，这个倒酒，那个夹肉，还不时投怀送抱，做些女子本能会做的下贱动作。

隐隐约约，红庙里传出些喊叫声，镇长愣了一下，但很快笑笑：“自卫队那些狗日的又借酒发疯哩，保险老李家羊肉铺的小寡妇到他们那里赚钱去了，羊肉钱也赚，那身白胖胖的肥肉钱也赚。”

他话音刚落，窑洞门如同被铁锤敲了一下似的“咣”一下子开了，门栓被撞成了两截，随着一股强烈的冷风，几个一脸凶气、端着手枪的汉子冲了进来，为首的自然是已经自称陕北工农红军一支队队长的霍达东。

他们的模样形同野人，衣服已经看不出原来的颜色和式样，似乎是由许多被泥土和汗水浸泡过的布条条连接起来缠到身上的，头发和胡子长得几乎遮掩住脖颈，由于长时间不洗理，成为一缕一缕的，好似一撮撮草丛，他们的脸瘦得几乎是一层皮包着个骷髅，于是眼睛又显得非常之大，个个都有如铜铃。尤其是马牙子，看到火炉上的肉锅，方桌上的酒罐，椅子上酥胸半露的婆姨，那眼睛简直瞪得比嘴还大。

“土匪！”

“强盗！”

两个年轻女子尖叫一声，瘫软在椅子上，浑身抖得如同在打摆子。

“各位好汉，各位大侠，你们是要钱，还是要粮，还是要女子，还是要……”镇长双手作着揖，但眼睛却越过几个人向黑洞洞的门外窥探，似乎是盼望自卫队员能闻声赶来。

霍达东冷笑了一声：“镇长大人，别看了。你那反兵都被挂在当街那棵大榆树上喝着西北风醒酒呢。我们不是匪，也不是盗，我们是陕北工农红军第一支队，本人就是队长。”

“队……队长大人，你……你老人家有什么吩咐，小的全部照办……”镇长一听是共产党，裤档一阵湿热，整个人也从椅子上滑下来。

“你把自己的脑袋割下来，挂到红庙山门上去！”马牙子一甩手枪，威风凛凛地大吼着。

“共产党大大，饶命啊……”镇长捣蒜似地磕着头，忽然，他口气又硬了起来，一挺脖子：“你们不能杀人，杀了我你们就罪加一等，官兵来了把你们大卸八块！”

“你大现在就把你大卸八块！”霍达东一脚把镇长踢了个仰面朝天，然后抬手就开了一枪。他的枪法太没准头，飞出去的枪子打碎了离镇长三尺多远的夜壶。不过，他委实也不想亲手去杀人，他只想吓吓那狗日的哩，杀人的事还是交给马牙子去办。

袭击红庙镇所有打头的事几乎都是马牙子干的，他确实是被饿极冻坏了。以前在马家沟虽然过得潦倒、穷困，但起码还有两口破窑和寡妇娘遮风避寒，吃猪食驴料也饿不着肚子。可这一段时间，几乎夜夜露宿。深秋以后，吃了一个月树叶草根，捉只野兔子，一人摊不上一口，有一次他捡到只冻死的乌鸦，没敢带给大家分，拔拔毛就躲着给生吞了。因而，冲进红庙镇后他真是有点像野人一样近乎疯狂了。

他是先摸进红庙镇探路的，镇子不大，只有一条五十多丈长的石板街。街上的雪被扫到两边，但入夜后又飘落了一层，几十间店铺都早早地关了门，很快他就发现自卫队的人聚在红庙的大殿内，由泥菩萨陪着，在喝酒吃肉，还有个风骚的麻脸婆姨在劝酒，不时躲闪着那些自卫队员的挑逗摸弄。

他溜出镇外，叫上其他人，直奔红庙，从一个塌出一个豁口的院墙处翻了进去，没费事就缴了十支长枪。一个拿短枪的想反抗，被一个党员一刀砍翻在地。霍达东问清楚了反动镇长住的地方，下令将这些自卫队员用他们自己的腰带绑住双手，都吊到镇子中间一棵大榆树上，让他们也尝尝夜里受冻的滋味，然后冲进了镇长的家。

马牙子杀了镇长，随即又砸开了小镇上唯一一家药铺，把上了年纪的医生兼药铺老板从热乎乎的炕上揪起来，让他拿着药箱准备出诊。

忽然，马牙子灵机一动，拉住霍达东，挺认真地说：“生娃，这方圆百里再没有反动军队，咱犯不着又去山沟沟里受罪哩。绿林好汉还要扎个大寨，咱何不就住这镇上，设立个分队总部，又有粮草，又可以招兵买马。”

有人点头称是，也有人问：“官兵来围剿咋办哩？”

“笨得慌哩，从肤郡城来这里只有一条路，咱五里路外设个探子，见官兵来了，放把火，像古时候的烽火台，等他们到了，咱早无影无踪了。”马牙子出着点子。

霍达东觉得这点子不错，点点头：“行哩，我带两个人去接仲海他们，睡热炕仲海的病好得快。马牙子，你和剩下的人守着这镇子。”

霍达东走了，马牙子领着剩下的人回到红庙大殿，把自卫队刚吃了一半的酒肉给吃了个一干二净，酒烧心，肉热肚，马牙子睡不着觉，想起了镇长家的那一双年轻婆姨，便大大咧咧地让别人睡，说是自己站岗，其实是奔了镇长的家。

到了镇长家，见那两个婆姨还在哭哭啼啼，他吼了一声：“别哭了，你红大大来陪你们。按罪过，你们都该骑木驴。陪了你红大大，就赦你们无罪。”

两个女子胆颤心惊地跪到地上，乞求着：“红大大，我们也是劳苦人家的娃哩。”

“呸！那你们就更要罪加一等了！穷苦人家的女娃心甘情愿让有钱人日，这叫……这叫卖……卖身求荣。让你红大大日，才能赎罪，要不连你家人也受牵连！”马牙子连唬带吓。

两个女子无可奈何，她们无论如何不能再牵连家人，也不愿去骑木驴。只好委曲求全，哆哆嗦嗦地陪马牙子上了炕，马牙子吹熄了灯，左搂右抱，破天荒大享了一次齐人之福，一直睡到大天亮后别的人满镇子找他才慌慌张张地跑出镇长的家。

·２２·

陕北汉子霍达东三十多岁就当上了副省级官员，而后一直到死，他再也没有高升过一级，哪怕是半级。不过，他对此毫无怨言，他觉得若不为农民办事，即使当了皇帝也落个遗臭万年，千古罪名，而哪怕只当个乡农会会长，踏踏实实为农民谋些利益，也活得痛快、舒心哩。

在红庙镇他们一扎就是两年多，有吃有穿，李仲海的病几天就好了。正好又有党的文件送来，说毛润之提出了武装割据，建立红色革命根据地的观点，于是他也就决定以红庙镇为大本营，而不愿意做毛润之所批评的那种流寇，他打内心深处佩服毛润之先生哩。

接受了以前天天暴动、天天失败的教训，几个党员骨干谁也不再是砸肤郡城，打榆林府的话题，而是认认真真地囤集粮草，发展队伍，进行革命宣传。这样做效果倒是不错，一些其他乡镇已经家破人亡的农会会员们听到风声后纷纷寻来，红庙镇周围的几十个村子的农民们也推翻了大户人家的村长，又把农会的牌子重新挂了起来，分大户人家的土地对这些农民是最有诱惑力了。

霍达东再次充当了商人角色，不时来往于其他几个县城之间。一是和刘平的大股红军进行联络，另外是倒腾山货、粮食，以换回枪支弹药、布匹、药品，同时还收揽了一些无家可归的流浪难民加入红军。

当时正值黄河一带军阀混战，金上岳将全部兵力都抽调集中，全力参加，无暇顾及几个红匪毛贼，因而肤郡县政府虽然在几个月之后得知红庙镇又闹了匪患，霍达东在那里占山为王的消息，可是派不出兵来攻打、围剿。好在红庙镇远离县城，而且这次红匪并没有任何大举攻城的迹象，县长也就放任不理了。

一年之后，女共产党员秀芝生下一个男娃，她无法说清这个孩子的父亲是谁，只好起个名字叫红军。这个孩子长得肥头大耳，颇有福相，人见人爱，这引得霍达东对自己结婚多年依然无儿无女而伤感、忧愁，革命归革命，男人娶婆姨续香火也没错，要不谁来接革命的班哩。

他觉得该找医生去看看了。就在一个晚上，趁着天黑，他把小镇上那位医生接到了自己和桂桂住的窑洞内，告诉医生自己结婚多年不育，请他给诊治一下。

那留有一缕山羊胡子的医生给霍达东和桂桂都把了脉，然后问了房事情况，轻轻叹了口气：“霍支队长，你虽身高体大，但脉相枯涩，应是无子。但还有生女之喜，然而令夫人大有问题，胎无居所，何以成形？体内过寒，难能有孕。我先给她开上个方子，不过鹿茸、人参等几味药。因世道纷乱，我那小药铺中已久无存货，还望霍支队长日后外出时到县城的大药铺补齐方可煎熬。”

霍达东有点着急，问：“老先生是说我命中无子了？”

医生摇摇头：“老朽只看脉相，不看命相；只治病，不治命。不敢在霍支队长面前乱说，若霍支队长信不过老朽，还可另请高明。老朽无非山中一草医，难说榆林、西安那些藏龙卧虎之地有再生扁鹊、华陀，能使霍支队长一剂药入口，便喜得贵子。”

霍达东对老中医的话将信将疑，日后他确实又找了众多医生看过，但终无生子，只得一女，倒是正中了他大在算命先生和归元寺老和尚那里卜的卦。

秀芝在一次执行任务的时候不幸被国民党便衣侦察发现，将她堵在一孔窑洞内。她只身单枪抵抗了近一个时辰，打死打伤各一人后，最终不愿被俘受辱，用枪对着太阳穴打了一发子弹，当场身亡。她那个叫红军的儿子顿时成为孤儿。桂桂已经感觉到自己难以生育，因而她很想将红军抚养起来，一来可怜那孤儿，二来也使自己老年有人抚养。但霍达东此时还没有完全绝望，因而不愿过早收个养子，终究不是自己的精血，算不得霍家真正的香火哩。

结果，小红军被李仲海收留。他不仅仅是出于一种怜悯和善良，更有着对革命后代深深的关切，还有着想靠自身能力培养出一个理想革命家的念头。他知道，若将这男娃托付给一个庄户人家，很可能今后只是使中国庞大的农民队伍中再增加一员，而若自己一手带大，则会出现一个革命干将，对此，他颇为自信。

当然，一个从未结过婚的单身男人身边生活着一个娃儿，会给李仲海带来很多累赘和麻烦，可这同时也会使他因此而少去狐独、寂寞和沉闷，和娃儿在一起总会使人多些欢乐、愉快。

他找了个后生当勤务员，他工作时替他照料孩子，他闲下来时就会和孩子一同逗趣，讲些故事给孩子听。在以后的许多年里，这成为他苦行僧式的单身生活中唯一的乐趣。这改姓为李的娃也还算争气，十八岁时去了苏联留学，二十四岁时回到祖国成为了工程师，再往后当上了北京某研究所的所长，最终荣任了共和国部一级的官员，总算实现了李仲海收养这娃儿的目的。

关于成立一个红色政府的提议大概是马牙子先说出来的。他平时常说混话，在酒后敲着筷子说：“咱们共产党也不是小老婆养的，咋的国民党就是官，咱就是匪？他们为王，咱们为贼？咱也要成立个政府，楚河汉界，一家管一半天下。起码他们管城里，咱们管乡下。”这话说了，当时无人在意，后来李仲海得知江西建立了中央苏维埃政府，他当机立断，立刻召集了党员会议，也决定成立陕北苏维埃政府。

霍达东问：“仲海，苏维埃是啥意思哩？”

李仲海解释道：“这是俄文，就是苏联中央和地方各级的国家权力机关的意思。”

“狗日的拗口哩，干脆叫陕北红色王府，咱是王，国民党是贼！”马牙子兴冲冲地提出建议。

李仲海皱皱眉头：“别胡扯，咱们党的中央都这么叫，错不了。苏联是咱的榜样哩，样样都跟他们学，革命保险胜利。”

“这陕北不就两个政府了，老百姓今后听谁的？”有人提出疑问。

霍达东一瞪眼：“亏你还是个共产党员，咱干革命不就是为老百姓谋利益，老百姓当然听咱的。”

那人不服地嘟哝着：“国民党政府占的地盘大哩，他们地盘上的老百姓总不会不要命了，听咱的。”

李仲海摆摆手：“你说的这是暂时现象，咱把政府的牌子树起来，名正则言顺，早晚有一天南京政府也姓了共。”

接下来，大家研究了谁当主席，谁当副主席，谁当各部部长。马牙子什么官也没捞着，心中大为不满，他叫道：“咱当年砸粮库就跟着生娃冲锋陷阵，哪次有掉脑袋的事也没有装过反，咋现在封王加爵就没有咱了？不说给个县长，红庙镇的镇长总得给一个吧？”

霍达东也觉得不给马牙子个头衔有点说不过去哩，小声和李仲海嘀咕了几句，算是让马牙子当上了红庙镇苏维埃主席。

马牙子乐了，虽然这镇和省差着几级，但他颇为知足，喜滋滋地想：这省政府虽名声大，实则是个虚的，没一个县城能管住，而这红庙镇的镇长可是实的，下面三个乡二十一个村，我说句话谁都不敢反对，生娃委实照顾我这老兄弟哩。

他的镇苏维埃主席的头衔一被确定，立即找人写了个牌子挂到了原来的镇长家，那镇长家的九孔窑拿出五孔来办公，剩下的四孔是他的住所，镇长的两个没有明媒正娶的年轻婆姨连同所有家具都被他一并接收。当然，那两个女子名义上只是镇苏维埃的服务员，打扫卫生，烧菜倒水而已，也捎带着为还是单身的镇苏维埃主席做做饭，洗洗衣服，夜里的事大家心照不宣，谁也不提。

春节一过，红庙镇越发热闹起来，但不是赶庙会，走亲戚，而是召开陕北省工农兵代表大会。代表们来自已经被赤化了的周围五个镇，十六个乡，一百多个村子，每个村子最少出五名代表。所谓代表，其实就是村苏维埃主席和两个副主席再加上赤卫队队长和副队长，乡和镇里也是一样，代表即是那些红色官员，有个别苦大仇深的老头老太太是做点缀。

近千人云集红庙镇，将那不长的一条街给塞得满满的，街中心大榆树下支起几口大锅，炖着猪肉，煮着羊肉，蒸着馍，准备给千号人中午大会餐。

会场就设在红庙的山门处，门两边各挂一条幅，左面是“一切权力归人民”，右面是“人民定要做主人”，红瓦下面门框上面一条横幅，写着：陕北省工农兵代表大会。庙里大殿中的香案被抬出来，充做主席台。跟着李仲海和霍达东钻了近一年山沟沟、吃尽了苦头的十几个人都端坐在主席台后面，他们身上也不再是破衣烂衫，而是穿上了蓝布制服，戴上了八角帽，这都是模仿着刘平的红军主力部队的服饰制做出来的。脸上也不是胡子拉碴的，一个个都刮得铁青，有如大殿中的泥胎被搬了出来，挺威严的。

主席台两侧每边站着八个斜挂手枪的红军士兵，一色蓝布棉袄，扎着皮带，也很有气势。会场最前排则整齐地蹲着一百多名拄着长枪的士兵，这是已经扩展了的第一支队，加上在镇外站岗、巡逻的人马，已经有两百多人。近千名代表看大戏一样毫无秩序地蹲在后面，有些人则蹭在对面的墙头和窑顶上。

由于缺少马方、李秋枫那样的宣传人员，没有组织成锣鼓队，也没有娃儿们举着小旗子喊口号，唯一的新奇之处就是从金上岳队伍中投奔来的一个与党失去联系几年的任连长的地下党员，带着士兵们进行了操列表演，再就是霍达东领着十几个后生耍了一通刀枪棍棒，然后放了几挂鞭炮，大会就算开始了。

李仲海慷慨激昂地讲了一番革命的豪言壮语，并郑重表示，今后除红色政权之外的一切政府都是伪政府。接着，他宣布了苏维埃政府主席、副主席、各部部长的候选人名单。

下面有个人大声问：“人名中咋没有苏维埃同志哩？苏维埃政府，那主席该是苏维埃哩！”

主席台上的人大笑起来，霍达东吼着：“不懂别胡扯，苏维埃不是同志，是……是红色政权的意思！”

那人在哄笑声中面红耳赤地蹲下去，不满地嘟哝着：“都是你们前面坐着的几个人捏鼓的事，咱蹲着的人咋懂哩。”

投票是往大碗里扔黄豆粒子，主席台下摆着十几个大土碗，每个碗边摆着个人名，一个装满了黄豆的口袋敞着口子，按规定每人只能往每个碗里丢一颗黄豆，不同意某人的可以不丢，但不准多丢。

结果是，一口袋黄豆粒子还没等后面的一半人来抓，就空空如也了。而十几个大碗中黄豆粒子堆成了尖尖，边上还洒了一片，丢完豆子的人急不可耐地冲到大榆树下，领一大碗肉和五个白得像婆姨屁股一样的馍。

唱票的是马牙子和他那两个女工作人员，那些豆子数得他浑身冒汗，用了一个多时辰也没有点清楚。最后，他干脆跃身而起，双臂一举，冲着吃得正香的人们大叫一声：“全部当选！”

人们附合着：“好哩！”

“咱早知道全部当选，不选这些人，选谁哩！”

“除了他们，还能再找出几个不怕死的好汉来？这可不是当官享福，是走刀山过火海哩！”

“胜者王侯败者贼，有朝一日共产党真的坐了江山，他们还不就成了王侯将相了。”

“王侯将相就更不用选了，古今中外，咱从没听说过哪个官是选出来的。”

“共产党就是要破这个规矩哩。”

“这可难。”

半个多月之后，古城西安的报纸刊登了这样一则消息：“红匪山沟里树起省政府大牌，主席原是当年被通缉大盗。”

内文是指责陕西政府对共产党镇压不力，剿灭无方，致使红匪残渣余孽死灰复燃，破坏治安，骚扰百姓，若不尽早根除，必将酿成大乱，使中华民族陷人水深火热之中。

该文章还颂扬了蒋介石，说他不遗余力，在江西连续发动大规模围剿，最后亲自出马，挥师百万，终于将朱德、毛泽东的老根拔掉，使其成为一股流匪，到处逃窜，终将会灰飞烟灭，成为历史。

这张报纸许多年以后才摆到霍达东的案头上。那时他在西安已经有了一间宽敞的办公室，国民党省政府会议室的牛皮面沙发由他坐着，那办公室的墙上正正地挂着那篇文章中所说的终将灰飞烟灭的毛泽东、朱德的头像，他认真看完那篇秘书整理旧政府档案时发现的文章，然后走进厕所，拉了一泡屎，在“君子勿用字纸”的告示下面，用那张报纸揩了脏。他从来就不认为自己是个君子。

霍达东正式的官衔是陕北省苏维埃政府副主席，因他名气较大，又被认为劣迹在身，易于引起民众反感，因而国民党报纸才会专门抖落出他来，其实主席另有其人，是上级党专门派来的，李仲海也只是当了副主席，尽管他内心深处很想当上正职。不过他的愿望并没有落空，共产党全国执政后，他如愿以偿，终于当上了某省的省长。这多少也得益于霍达东的谦让和举荐。

霍达东在苏维埃政府中的具体工作是负责经济，说白了就是为政府筹集钱粮、武器、布匹、药品。他在周围三个县城内相继开了三个商号，经营日用百货，收入不薄，维持一个只有几十个人的政府和扩展至五百多人的军队还能勉强应付。

他另外的取财之道是打劫大户，这对于他似乎是轻车熟路，带人出动了几次，没费一枪一弹，都获得了成功。

他坚决反对有人提出的关于在所管辖区域内收取捐税的主张，他曾对李仲海说：“仲海，这不行哩，李闯王还提出不纳粮的口号来赢取民心哩。咱是共产党，绝不能再让农民交粮纳税，要纳只能让商人纳，千万不敢动农民的心思。”

李仲海很同意霍达东的想法：“是哩，不给农民实惠，咱站不住脚。闹农会是给农民分土地，现在建立政权要让农民支持，就得不纳税哩。不过，养这么多人马，可够你累的。”

“只要能让农民过好日子，我可是连命都愿意搭上的。”霍达东摸摸又剃秃了的脑袋，淡淡地说。

“这样，以政府名义下个文件，哪个镇、乡、村若让农民交粮纳税，就把主席送到人民法庭审判！”

“好哩！”

谈话之后，第一个碰到枪口上来的是红庙镇苏维埃主席马牙子。

因为马牙子就正在向各家各户征粮纳税。谁敢不交，他就说人家反对红色政权，有反革命嫌疑，动不动就绑人吊起来示众。

马牙子让各家各户交粮纳税更多的倒不是出于私心。他住的院子够大，窑也够多，地再也不用种，不需要买田。关键的是他无意中发现被他打死的前镇长藏在炕下面的一个罐罐，那罐罐里装着几百块白花花的大洋和十几根金条，还有一堆金银首饰。他对谁也没有吭声，自己换个地方又埋起来。这足够他宽宽余余地过后半辈子，所以他派粮派税绝不是为了自己，他贪心没那么大哩。

他征粮征税是为了成立一个像模像样的赤卫队。他曾跟着霍达东、李仲海等人去过已经是红军军长刘平占领的地盘参观学习，见到那里一个镇子上的赤卫队，三十多人，穿戴整齐，分为三个小队，小队长背着盒子枪，其余的人一律是崭新的汉阳造。镇长出门，带上这支赤卫队，威风不说，也给革命政权撑了门面。马牙子一门心思要模仿这个镇子，成立赤卫队，保护红军政权哩。

他当然不会掏自己的钱去买枪，而霍达东维持省政府和几百人的正规军队已经是捉襟见肘了，终日为钱粮奔忙，更不会给他钱，他只有用纳粮征税的办法。

他口开得并不大，有地的一亩交五十斤粮，没地的一人交一块大洋。他估算一下，若能收上八成，买三十支快枪是绰绰有余了，还能置上一冬一夏两身细布军服，这在陕北苏维埃政府中可算是独一份。

见了省苏维埃政府发的各级政权不得收缴粮税的文件，他哼了一声，扔到一边，觉得那是骗国民党政府的传单。他照样背着盒子枪，带上两个已经事先委任成分小队长的后生，不辞辛苦地下乡走村，去催粮催款。

霍达东大晌午在镇口处堵住了马牙子，马牙子赶着五匹毛驴、驴背上驮的全是粮食，手里拎着口袋，里面是哗啦啦响的银元。他哼着酸曲正走过来，见了霍达东怒气冲冲地拦在街中，不由得一愣。

“生娃，吃完啦？”他搭讪着。

“吃啥？”

“吃饭呀。你要没吃，到我家去吃，还剩块羊肉锅里炖着哩。”马牙子看出霍达东神色不对，赶紧套着近乎。

“吃羊肉？你这狗日的吃了狼心狗肺，吃了豹子胆，敢黑着心烂着肺去收庄户人家的粮，去收穷苦人家的税，这和国民党政府有啥两样？啊！”霍达东瞪着眼，咬着牙狠狠地吼着。

马牙子一听是这事，松了口气。他一直提心吊胆的是他发现的那罐子金银财宝被人知道了，说他私吞本该充公的财物。见不是这事，他自然放了心。

“生娃，这是大伙自愿捐粮捐钱，买快枪成立赤卫队，保护红色政权哩。”马牙子做出一副坦坦然然的样子，说出冠冕堂皇的理由。

霍达东一听更有气了，指着马牙子鼻子骂着：“你这反还敢扯谎？你收的粮和钱有几个是自愿交的？现在正青黄不接，哪有富裕粮钱捐出来买枪，别想蒙我霍达东！李家村你打了两个人，吴堡一个寡妇说和你睡一觉你就免了她的税，枣沟你吊了个后生，还牵走他的驴，马家村里你朝天开了一枪。你狗日的这是对谁哩？是对自己的兄弟姐妹，是对自己的亲大、亲娘、亲叔、亲婶！我不挡你成立赤卫队，这是好事，扩大武装，你有本事上肤郡县，上榆林府，上西安城去抢大户，我摆酒给你壮行。再有本事去端了国民党兵营，那才叫好汉，才叫共产党！跟农民耍什么威风，我霍达东这辈子都是个农民，狗日的你冲我来！”马牙子见霍达东真的动了怒，不敢再痞里痞气了，跟着他的那两个后生早吓得大气不敢出。霍达东对糟害农民的人的仇恨和惩罚之严是出了名的，有一次三个红军战士偷了农民一只羊，偷偷宰了吃了，让霍达东知道后，让这三个人生生在丢了羊的人家门口跪了一整天，还扣了三个月军饷赔人家，另外饿三天，让他们再偷农民家东西时先想想挨饿的滋味。

马牙子嘟哝着：“哪个政府都得靠税养着，咱在农村，不从农民身上收从哪收？”

“共产党就不从农民身上收，世世代代都不再让农民交粮纳税！”

“怕不成哩。现今咱人少，日后真占了整个中国，不收税，学校咋办？官员喝西北风？成千上万的军队自己种地去？”马牙子对霍达东的话不以为然。

“从别人身上收可以，就是不能从农民身上收。”霍达东固执之极。

“那……那就这一次，以后保险不收了，再收你砍我马牙子的脑袋。”

“不行，军令如山，一次也不行。你狗日的乖乖把钱、粮送回去，打了谁就让谁打你，回来再把自己吊在门框上晒半日。”霍达东一点都不给马牙子留情面。

马牙子也急了，脖子一挺，喊着：“我不送，你这是糟踏人哩，我大小也是个镇苏维埃主席，让农民打我耳光，自己吊起自己，日后我还有脸当这个官吗？人家见了我还不得笑掉大牙，不送，就不送哩，说塌下天来我这是为革命！”

霍达东的眼睛眯了起来，声音放低，但口气却阴冷严酷：“马牙子，你别说土生六亲不认，不送，不赔礼，我撤你狗日的职！”

“撤职？甭想，我是全镇人民选出来的！”马牙子胸脯一挺，自觉有恃无恐。

“哪个尿选你的！谁知道马牙子是哪个土缝里钻出来的？因为你是共产党，老百姓才往你那碗里扔黄豆。”

“你们不也是这么选的，别乌鸦落到猪身上不知自己黑了。哼，国民党来了，扛着枪往那一站，这些老百姓也照样往碗里扔黄豆！”

这话虽不中听，可霍达东知道还真没错。他不扯这个，坚持马牙子不送还钱粮，不赔礼道歉，绝不再让他干这个镇一级的主席。

马牙子找了李仲海，李仲海也不同情他，不仅训斥了他一顿，还提出更严厉的惩罚，要开除他的党籍。马牙子觉得实在丢不起人，翻来覆去想了一晚上，决定一走了之。反正他知道自己再混也就是个乡农会会长，镇苏维埃主席，没啥大奔头，不如回家去享清福，当然不能回马家沟，而是到一个人们对他陌生的镇子或县城做个买卖，国民党政府不知他的来历，不会找他麻烦，共产党也摸不着他的踪迹，不会去清算他。

马牙子走了，带着一包金银财宝和那两个年轻婆姨不知去向，办公桌上放着他的手枪和一张写着歪歪扭扭字迹的纸片，纸片上的字只有一行：

生娃，我丢不起人，你们只当马牙子死了。

当然，马牙子没有死，他的命不算长，也不算短。假如不是霍达东阻挡住李仲海派人去追赶他回来，也许他就真少活了十几年，李仲海要处决他哩。霍达东觉得怎么也不该把马牙子当国民党反动派来对待。

不过，马牙子多活了十几个年头之后，做梦也想不到自己居然还是死在了儿时伙伴霍达东和李仲海的手中，他死不膜目。而霍达东在后半生的很长一段时间内，也常为此事而自责、愧疚，沉痛地反思。

·２３·

陕北汉子霍达东正蹲在地上啃玉米棒子的时候听到陕北红军军长刘平被抓捕起来的消息。他一愣，嘴里的玉米粒子全都噎在了嗓子眼，下不去，也吐不出来，好一阵子没有缓过气来。

这是他的晌午饭。自从他担任了陕北省苏维埃政府副主席之后，晌午饭就一直是在省政府办公的所在地红庙里面吃，后晌饭才回到自己住的窑洞和桂桂一起吃。

红庙的建筑没被改动，只是把大殿中的泥胎搬到了后墙根，任凭那些菩萨佛爷们风吹日晒。反正共产党不迷信，都自称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也用不着求佛祖拜菩萨磕头烧香来保佑革命成功。

在神坛下原来信徒们跪拜之处摆了些吃饭的方桌，就成为了各部部长们的办公场所。神坛上空出来的地方摆上了十几张大条凳，正中间墙上挂上了一张请匠人画的列宁和马克思的像，一个秃脑门，一个大胡子，反正也没人见过他们，说是就是了。这里就是苏维埃领导开会的会场。

其实，若不是没地方办公，霍达东也不会指挥人抬走泥像，他当时甚至想过，日后有了钱，掏上几十孔窑，搬到窑里去办公，还把这些塑像放回神坛。不过，这确实是不太可能了，因为那些堆放在墙角的释迦牟尼、大肚弥勒佛、观音之类的塑像不知被谁开膛破肚砸开了脑袋。后来他才知道，据说这些塑像的心都是金块块做的，有人要找那些金块块发财哩。知道这个常识后，他曾带着一个班的战士把方圆百里之内的和尚庙、尼姑庵、龙王庙、土地庙内的所有泥胎都给放倒，砸成了碎块，想从里面找出黄金来，他这个主管经济的副主席委实急着用钱哩。

虽然大多数泥胎内都塞的是一把麦秆，但他也不算绝对失望，真的找出过一块鸡蛋大小黄灿灿、圆溜溜的金子和一块绿得像潭水一样的玉石，托人到榆林府换回八百多块大洋，这些钱足够应付省苏维埃及红一支队几百号人一个月的开支。

三十一年后霍达东以一个副省级的闲差居于山东济南府时，正逢毛泽东发动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群群穿着肥大黄军装，戴着印有“红卫兵”三个字的红袖章，脸上稚气未褪的男女娃们喊着要继承父志、彻底砸烂封资修的口号，冲上了他常去漫步的千佛山，毁庙砸佛烧经书。不过，他们比他当年要纯洁得多，没有人去开泥胎的膛破菩萨的肚去找金块块，这也和他们不愁吃不愁穿有关。

看着这不亚于他们当年造反闹革命的轰轰烈烈的情景，霍达东心中有些苦涩，因为他对壮年之时砸佛像的举动已有愧疚，对娃儿们的行为自是很不以为然了。他觉得佛都是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的神灵，与世俗社会毫无关联，革他们的命无意义哩。

陕北省苏维埃政府的食堂很简陋，就设在红庙的东厢房中，一口煮猪食的大铁锅和一个案板而已。本来也确实用不着搞那么复杂，因为伙食很简单，无非是小米饭、煮玉米棒、偶尔蒸点馍，菜则是咸萝卜，最多一个月改善一次生活，炖一锅带骨羊肉。

在食堂里，霍达东与主席、其他副主席以及工作人员吃一样的东西。不过到了晚上，桂桂总会变换花样给他做些可口的饭菜，因而他倒没有营养不良的模样。

他住的是镇子外一孔原来关羊的窑洞，重新刷了一遍，垫了些土，安上门窗，盘了个土炕，就成为了他的新家。这自然没有马家沟他那几孔老窑住得舒服，可比在山沟、山梁、坡下、塬上露宿强百倍了。而且这窑外的院子很大，开春后，他把那地锄了锄，因有很多羊尿羊屎，还很肥哩，他种上些玉米和瓜菜，居然长得颇为壮实。桂桂又养了几只鸡和两只羊，这样就很像一个温馨的殷实之家。这些东西收获宰杀后，他除了自己吃之外，更多的是拿到食堂去与大家共食。

从这以后，无论是在延安窑洞里当财政厅的官员，还是在五台山的寺庙中修身养病，无论是在Ａ省的黄河边住省长官邸，还是在山东济南的小别墅中赋闲，霍达东都会在房前屋后开出块田地来，每天早晚耕耘栽种、浇水施肥。他觉得很有乐趣，比跳舞打牌更能充实他的生活，更为关键的是这使他农民的天性不致于泯灭。

当他是农民的时候，他终日想的是改变自己的命运，而当他成为真的官员之后，他时刻却想着自己是个农民！

在苏维埃政府的食堂吃饭，没有桌椅，天不冷时，大家都蹲在空场上，边吃边说些扯淡的话，天太热了，就蹲在阴影中。

这一天吃的是玉米棒子，霍达东没排队就伸手抓了两棵，让脾气比他还倔的炊事员吼了一句：“显你官大呀！”他连忙向周围的人们道歉，其实他是因为惦念着带人去攻打一个反动镇政府的李仲海去了两天还没消息而忽视了排队打饭的规定。

拿着玉米棒子，他蹲下去，有点焦虑地啃起来。尽管他知道李仲海带了一百多人，收拾几十个自卫队员应该是易如反掌，会马到成功的。不过这其间要跋涉百十里路，中途也难保不出什么岔子。他不希望李仲海出啥意外，仲海是他儿时的伙伴，一块儿入的党，生生死死十多年了，比亲兄弟还亲哩。

他心里正有点忐忑不安，总觉得有什么不祥之兆。这时一个打扮成驴贩子的交通员从庙门风尘仆仆地闯了进来，四下扫视了一眼，直奔霍达东而来。

霍达东把左手那棵还没吃的玉米棒子塞给那后生：“吃哩。”

那后生没吃，低声问：“仲海书记呢？”

“执行任务去了，家里的事我负责。”霍达东看出这交通员有什么事要汇报。“霍副主席，出大事啦！”

“轻点声，出啥大事哩？”

“刘平同志被抓起来了，他答应送给咱们红一支队的两挺机关枪，一千发子弹也没有拿到，我只好空手赶回来。”交通员又气恼又沮丧。

霍达东手中吃了一半的玉米棒子掉在了地上，他呼一下子站起来：“咋说？刘平打败仗啦？他有几千人马哩，咋就能把他抓住，保险又是奸细出卖！”

他身边一些吃玉米棒子的人闻讯也凑过来，一副副紧张而关切的神情。这个消息对他们同样震惊，因为在陕甘一带建立红色政权的刘平等人比他们力量要强大得多，甚至已经占领了几个县城，从某个角度说，刘平的大股红军是他们的靠山，使他们可进可退，也使他们能相对平稳地在肤郡一带开展工作。营以下的国民党军队基本不敢深入山沟，因为刘平的主力部队一个急行军就可以在两三天内赶到，几百个人刚好可以被从从容容地收拾掉。因而，听说刘平被捕了，没有人不焦虑万分，这关系着他们的生死存亡哩。

那交通员一跺脚，也站起来，干脆放开了声音：“刘军长不是被国民党打败了抓起来的，是让咱们自己人抓起来的，说他是想搞……搞独立王国，不听中央指挥，是……是右倾机会主义，是……是党内的坏人，说是要拉出去砍头哩！”

霍达东的眼睛一下子变得血红了，他大叫一声：“警卫排长！”

“到！”一个全副武装，背着一支盒子枪和一把手柄缠着红布的大刀片的年轻后生跑过来。

“马上把留在家里的三分队给我集合起来，立刻跟我出发！”

“是！”警卫排长小跑着出了庙门。

霍达东狠狠地说着：“国民党反动派杀咱，那是咱的光荣！咋自己人杀起自己人来了！要杀刘平的人才是天底下最坏的人！”

黄土坡坡上，一百多穿着蓝制服扛着长枪的队伍一条长龙似地走着，也挺有股子气势。不过，霍达东没有心情回头检阅他这支人马，他只想火速赶到关押刘平的地方，据理力争。若上级不讲理，他就以武力抢人！

太阳像个鸡蛋黄似软塌塌、稀松松地往山沟沟里滑时，远处传来了嘶喊：“达东！达东同志！”

霍达东回过头去，只见一团黄土的尘雾中，两匹马飞驰而来，很快就从队伍的尾巴上冲到了前面，翻身下马的是李仲海和他的警卫员。两个人在马上颠得够呛，不停地抖着双腿，而那两匹马也喷着一股股热气，浑身都是汗水。

霍达东先开了口：“仲海，那些自卫队被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