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几条船摇摇晃晃地离开了黄河西岸,在低沉的水流声中,向斜下方驶去。站在船头隐隐约约可以看到河对岸国民党的青天白日满地红的旗帜在晨风中飘扬。
迎接霍达东到黄河东岸的是一串机关枪子弹,这子弹来自于一艘逆流而上的铁壳汽船。子弹没有直接打向木船,而是从半空中滑过,显然是一种威慑。
霍达东有些晕船,正伏在船头上“哇哇”地呕吐不止,见挂着国民党旗子的汽船耀武扬威地开着枪冲过来,他返身靠在船帮上,冲警卫连长有气无力但却咬牙切齿地命令着:“狗日的,不打招呼就敢向友军开枪。杨连长,把重机枪支上,回他几梭子,来而不往非礼也!”
杨连长是个年轻后生,见国民党的汽船横冲直撞,心里也窝着一肚子火,正没机会发泄,听到霍达东下了命令,一挥手,两个战士把重机枪从船舱中抬了出来,支在了船头。
船老大见状急得直跳脚:“八路兄弟,这木船经不住打哩,枪子一钻就漏,船上的人、马、货就都成王八了。国民党那些狗日的对谁都一样,有事没事往天上放枪子,你们就当这些尿放鞭炮迎接咱哩。”
实际上,船老大不阻拦杨连长他们也没机会打,子弹刚压进弹仓,铁壳汽船就到了领头的木船边,一下子撞歪了木船的船头,重机枪的枪口就指向了后面的木船。
汽船甲板上站着一个上尉军官,嘿嘿嘿地大笑着:“我说土匪也没这么大的胆,原来是八路兄弟,怎么着?是不是又给我们上贡来了,上回送的土特产品还真值几个钱,我们马参谋长就地处理,每个弟兄奖赏了五块大洋,看来这次的货要多十倍哩!”
霍达东抑制住恶心,一挺身子站了起来,冲那个上尉问:“那五块大洋你怎么花啦?”
上尉打量了一下霍达东,只见他穿着一身灰色呢子军服,戴着少将军衔的金边领章,知道是个共产党的大官,嚣张气焰顿时收敛起来,不由自主地正了正帽檐,敬了礼说:“报告长官,五块大洋都买了杏花村的竹叶青喝了。”
霍达东点点头,眼睛一眯,突然吼了一声:“你狗日的怎么喝进去的就全给你大怎么吐出来,那是八路军战士的心血哩!走,带我去见马圆,说他的学生霍达东要见马先生!”
上尉一听这个八路长官和他们马参谋长有师生之谊,不敢怠慢,忙掉转船头,领着木船队靠上了东岸一个小码头。但上尉跳上码头之后,却挥了一下手,码头上沙袋后面的几挺重机枪立即对准了船队,而且又从水泥雕堡中跳出几十个端着上了刺刀的长枪的士兵,封锁住码头,站成了一条警戒线。
上尉客气地对霍达东说:“对不起,长官,您只能只身前往马参谋长官邸,其他人马和货物,要有马参谋长亲笔签名的通行证才能放行。请您见谅,这是上峰命令,本连长不敢不从。”
警卫连杨连长在船上骂着:“你们这些狗日的,这地堡的枪全冲着西岸,根本就没有打日本的心,全是对付我们八路军的!”
上尉冷笑了一声:“也没见你们八路军从这里过河去打日本,在延安那山沟子里养精蓄锐准备对付我们蒋委员长呢!”
“放你娘的狗屁,蒋介石还用我们对付,他自己长杨梅大疮就把他烂完了!”
“混蛋!你敢辱骂领袖!”
“骂了,你敢动我根球毛?”
“妈的,准备射击!”国民党上尉真的恼怒了。
“杨连长,闭嘴!你这次执行的任务不是骂娘!”霍达东回头训斥了杨连长一句,大步向岸上走去。
一辆满是灰尘的福特小汽车在码头外迎候霍达东,那个带霍达东出码头的上尉有点讨好地说:“长官,我让人通知了马参谋长,他亲自派车来接您了。”说完,他拉开后座的车门,请霍达东坐了进去。
一个副官模样的人为霍达东关好车门,然后小声对上尉说:“让船上的八路到你的连部去好好休息,请他们吃顿像样的饭,他们在延安天天吃猪食。”
“这……”
副官一瞪眼:“这是马参谋长的安排,所需费用到我这来报销!”
“是!”上尉心里一喜,知道可以从中赚上几十块大洋了,这些钱寄回家去,能让老母和妻小过上个肥年。
副官坐到汽车前排,让司机开动了汽车。
霍达东身子晃了一下,觉得坐汽车和坐船一样不舒服。这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坐汽车,虽然延安也有几辆这种棺材似的东西,可那是给中央领导乘坐的,像他这种级别的干部还不可能分配到。其实就是有机会坐,他也不愿意,而宁肯骑马、骑骡子、骑驴。
汽车在不平坦的堤坝上缓缓向上游驶去,那股子汽油味又使霍达东想呕吐,他拍打着窗子,想透透气,可又不知怎么才能打开窗子。还是副官回过身子,抓住一个摇柄,摇了几下,窗子退了下去,一团尘土扬了进来。霍达东舒服了,却听到司机低声嘟味了句:“享不了福的老农民!”
幸亏路并不远,一根烟的工夫后,汽车就停在了一片被酸枣树和柿子树环绕的房舍前,四个端着冲锋枪的卫士站在红砖门楼前,一个穿着长袍、头顶礼帽、矮墩墩的老人站在石阶上迎候。隔着玻璃窗,霍达东一眼就认出了这个没有一点军人风度的老人就是已经近十五年没有见过面的马圆。
他急不可耐地想撞开车门,跳下车去,可如同他不会开车窗一样,他的撞击也开不了车门。还是副官先下了车,为他拉开车门,他才钻出去,脑袋被车顶撞了一下,险些摔倒。他骂了一句,冲到石阶前,嗓子有些沙哑,却恭恭敬敬地叫了声:“马先生,久违了。”
马圆也有些冲动,他没有去握霍达东伸过来的手,而是慈父一样一把抱住了霍达东高大而消瘦的身躯,有点硬噎地说:“生娃,你还活着哩……”
“活得好着哩,金上岳的子弹打不着我,日本鬼子的炸弹炸不着我,蒋介石的经济封锁也饿不着我。我霍达东要活到共产主义到来的那一天哩!”霍达东在马圆怀里有些悲壮而凄凉地笑着。
副官小声说:“参座,河边风大,还是到屋里去坐吧。”
马圆点点头:“走,生娃,去屋里坐。”
马圆拉住霍达东的手走上石阶,进了院子内。
院子不大,但很整洁,十几盆秋菊摆在院子中间,红黄白蓝争奇斗艳,还有一点淡淡的清香飘散。正房有五间,东厢房三间,都是平房,唯有西厢房是二层的阁楼,一道木梯通上去。马圆带着霍达东踩着有点摇摇欲坠的木梯上到了阁楼上。
阁楼上飞檐和木格上本来描过丹青,但风风雨雨不知多少年已经剥落了,只有门框两侧刻在木片上的对联还能看出字来,上联是:风声、雨声、涛声、读书声,声声东去不见影;下联是:人心、民心、国心、功名心,心心在胸何曾失;横批是:几度春秋。
见霍达东对那副对联颇感兴趣,马圆淡淡地说:“这是宋代古居,一个家破人亡的乡绅留下来的,他祖上曾请岳飞在这里住过,据说是岳元帅留下的墨宝。不过依我看,可能是这乡绅的祖上自己写的,字里行间缺少岳飞那种壮怀激烈、杀尽虏寇的豪情,也缺少被人陷害而忍辱负重的悲愤。不过,一介书生的爱国之心是淋漓尽致了。”
马圆推开了格子门,把霍达东让进了屋内。
屋内算不上奢华,当然比霍达东在延安凤凰山下的窑洞要强得多。两张太师椅靠在窗边,一个红木书柜内放满了线装书和马克思、恩格斯的一些著作,屋中间是一张方桌和四张木凳,看来这不仅是个读书的场所,有时也是请客吃饭的地方。书柜上面摆了一个镜框,吸引了霍达东的注意。他大步跨过去,拿下了那镜框,镜框里是一张业已发黄的照片,照片上清晰可见马圆、马方、李仲海、李秋枫和他自己的身影相貌。他还记得,这是在榆林府马圆家的院子中请照相馆的人照的,他本来也有一张,但在那艰苦的日子里,被官府围捕,四处逃窜,早已不知丢到何处了。
“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啊。”马圆有些伤感。
霍达东慢慢放回镜框,回过身来认真地打量了一下马圆,发现他已经老了,不仅眼角和额头上出现了皱纹,而且礼帽下露出的鬓角也已经是花白一片,甚至他的眼睛流露的也不再是当年理想和热情的光芒,而是更多由痛苦、辛酸、忍辱负重和过多思索而沉积成的黯淡之情。很显然,这十几年的光阴他过得并不轻松。
马圆摘下了礼帽,苦笑一下:“生娃,从打十五年前你给我打了电话的那个夜晚起,我的头发就变成了这个样子了。”
霍达东不愿意再给马圆增加悲哀,扯开话题:“马先生,你咋不叫我达东哩,这名字还是你给起的呢。”
马圆叹了口气,反而更为哀伤:“叫你达东同志?叫不出口喽,还是叫生娃亲切些,也更现实些。”
霍达东听到这解释,也有些辛酸,沉默了一下,间:“马先生,你咋知道来的是我?”
马圆笑了:“从河西共产党那里来的人中间称我马先生的不是你,就是仲海,你们两个人我马圆都不能不见哩。”
霍达东也笑了,觉得气氛轻松了点,赶忙又问:“马先生,这些年你是咋过来的?”
马圆推开格子窗,窗下就是滚滚东去的黄河水,那几乎望不到对岸的黄色水流使整个天地间似乎都变成了一片浊黄,但马圆却觉得浑身一震,霍然开朗。他深深地吸了口气,凝视着黄河说:“我去了日本,想投到郭沫若先生门下,与他商量重组中国共产党、实行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事。但话开头就不投机,只好作罢,根本就没提此事。后来又想学鲁迅先生以笔为枪,但又怕授反动政府以柄,庸庸碌碌地过了几年清闲日子。
“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后,我觉得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必须要反对非正义战争,就到了东北,进行反日宣传,“七·七事变”后,干脆弃笔从戎,投到了冯玉祥将军部下,在长城边上打了几仗,最终成了军参谋长,带着一个师驻守在这黄河边上,一边要抵抗日本人的进攻,一边还要防着八路军搞内乱。”
霍达东不快地说:“八路军咋会搞内乱?这是蒋介石的混话哩!”
马圆笑笑:“现在你我都是国民革命军的少将,都是蒋委员长的部下,就是毛润之、朱德也要尊称一声蒋委员长哩。说实话,我从来没把蒋介石当成什么伟人,但时势把他推到了中国首脑的位置上,他又举着抗日大旗,咱能说啥话哩。日后,说不定毛润之也能登基,我马圆同样无话可说。”
“蒋介石抗啥日,内战内行,外战外行,让日本人占了大半个中国!”霍达东恨恨地说。
马圆摇摇头:“不能说他内战内行。他若内行,咋会让你们这些被政府通缉的人还活着?”
霍达东哑口无言了。其实他在东渡之前就知道谈政治根本不可能是马圆的对手,他只能和他叙旧,谈情感,他相信马圆是会给他面子的。否则他也不敢贸然带着几千斤价值不菲的土特产品东渡黄河了。
木楼梯在“嘎吱嘎吱”响,有人上来了。木格门被推开,是一个穿着旗袍、披着雪白斗篷的年轻女子走了进来,她端着一壶茶,身后还有一个十几岁的小丫环,端着梨、苹果、柿子等水果。
“霍大哥!”那年轻女子亲亲热热地叫了一声,把东西摆到了茶几上。
霍达东这才隐隐约约从这年轻女子的脸上看出了当年马圆的女佣兰兰的影子,但整个气质已经完全不同了。她再没有卑微和柔弱的小家子气,而是显出高雅、端庄的贵妇神态,只是那口陕北口音未变,还有那双亮晶晶的眼睛依然清澈。他有点愕然地站起来:“你、你是兰兰吧!”
马圆笑笑:“你现在该叫她师母哩。”
兰兰看到霍达东有点尴尬,连忙说:“还是叫兰兰吧,显得亲热,师母师母的,都把我叫老了。”
兰兰把茶水倒好,坐到方桌边,用小刀削着水果皮,慢声细气地问:“霍大哥,你过得还好吧?马先生常想你和仲海哩。”她管马圆也叫马先生,看来这么多年她一直很尊重自己的丈夫。
“嗯,好哩,都好哩。仲海还是做党务工作,我为共产党管粮管钱。”
“都是大官哩,马先生有你们这样的得意门生,也该知足了。”兰兰把一个削得很仔细的苹果递到霍达东手中。
霍达东忙让着:“马先生,你先吃。”
“这是兰兰专门给你削的,我要吃是连皮吃,营养都在皮子上哩。”马圆摆摆手。
霍达东只好接过来。
兰兰站起来:“霍大哥,你先和马先生好好叙叙旧,我去准备菜,一会儿你陪马先生好好喝几杯。别看他当个参谋长,过得可寂寞哩,跟那些兵痞们谈不到一块。”
兰兰莞尔一笑,款款离去。
“马先生,兰兰咋……”听到木梯不响了,霍达东迫不及待地问。
马圆略露情感地说:“除了娶她做婆姨,我能把她咋办哩?当初我离开榆林府,她非要跟着我,说当牛当马也要伺候我一辈子,我只好带她去了日本。在异国,我这么个单身男子带着年轻女子,没有那事人家也得说你不干净,我不愿让人把她当成女佣、小妾,对她名声不好哩。就征求了她的意见,她不反对,我们办了手续,就成了夫妻,还有了两个娃儿。兰兰聪明、能干,跟着我学了不少文化,现在几乎是我半个秘书哩。”
“两个娃儿呢?”
“随时都要打仗,寄养在重庆一个朋友那里了。兰兰每年都去看他们,一个男娃儿,一个女娃儿,都长得像兰兰。怎么样,你也早有娃儿了吧?”
霍达东摇了摇头,神情黯然了,一说起他至今还没有娃儿的事他就伤心。
马圆赶快换了个话题:“仲海呢?他娶了婆姨没有?”
“没有,他说革命不成功,他绝不成家。怪哩,革命和成家又不是敌人,有啥必要对立起来?他对革命成功信心十足哩!”霍达东嘟嘟浓嗽地说。
马圆叹了口气:“生娃,你憨哩。仲海是还暗恋着秋枫,痴痴地等着奇迹发生,我了解这后生,他对爱情是钻牛角尖哩。”
“可秋枫早嫁给马方了,仲海等也是白等。”
“爱是说不清楚的,说清楚了也就不是爱了。像仲海这种偏执的爱搞不好会毁了他,成年男女都一样,长期单身生活心理和生理都会变态。”马圆沉重地说。
霍达东摸出了香烟,他这才发现由于有太多的话要说,他竟然有大半个时辰没有抽一根烟。
马圆见霍达东要抽烟,忙从书柜中拿出铁盒子装的骆驼牌香烟,递给霍达东:“这是美国货,据说劲很大,招待客人用的。”
“你不抽了?”
“戒了,有一段时间经济困难,一咬牙就给戒了。”
“那心烦时咋办?”
“看看风景,在日本时看富士山的雪,在长城边上打仗时就看长城。这两年好了,窗子外是黄河,有时我在这里一站就是几个时辰,黄河是咱中国人的母亲河,站在她身边,就像倚在母亲的怀抱中,有什么烦恼都能慢慢化解。日后要真有了太平盛世,我就找个黄河边的小村子住下来,好好研究马克思主义,让后生们知道什么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什么是农民造反。”马圆情感深切,而又有点慷慨悲壮,痴心不改地说。
霍达东这才知道黄河能对一个人的心境产生这么大的抚慰作用,可以让一个人从中领略和感受到母亲的温暖。而在他眼中,这无非是一股常常给两岸农民带来灾难的泥汤水,还有无数冤屈之人的躯体沉于河底的泥沙中。
不过,数年之后,他还是利用他的权力为马圆安排了一个紧靠黄河岸边的住宅,使马圆能够日夜倾听黄河不息的奔腾喧啸之声,去感受中华民族的壮烈与不屈。而且,他自己竟然也住到了黄河边,以一个不改的农民心态去担忧着水少时的干旱、水多时的洪涝,从而去关注着农民兄弟的生存状况。更多的时候,他会挑着黄河的水,去浇灌他房前屋后种植的玉米、红薯和瓜菜。
饭后,霍达东终于把和马圆的谈话转人了正题,他希望马圆能够放行前一次扣押和这一次量更大的土特产品,更希望从此以后能在他的防地开辟一条通道。
马圆居然没有任何为难之情,只是感慨万分地说:“生娃,一看见你我就知道,我必须放行。我不能饿死你,不能饿死仲海,不能饿死马方和秋枫,不能饿死那些凭一腔热血跑到延安去的成千上万的学生娃!他们是要打日本哩。”
沉默了一下,马圆又说:“我是不愿意看见中国人打中国人的。就是革命,也不一定非要用暴力,马克思从没讲过革命非得一定要用暴力,用议会制,用多党竞争,一样可以实现共产主义。
霍达东闷头抽着烟,他绝对参与不了关于中国前途的谈话,不是他怀疑革命,而是他确实判断不出革命的进程将如何展开,革命胜利后中国将是什么面目,但自从见了毛泽东之后,他便坚定地相信毛泽东一定能带着千千万万的农民最终浩浩荡荡地走进皇城!因为他觉得毛泽东更为实际,而马圆太书生气,尽管他从情感上更亲近马圆。
“那请马先生给我开出通行证。”霍达东站了起来。
马圆点点头,取出文房四宝和已经盖有红色方印及国民党党徽的通行证,以规整的正楷在上面写着字,他边写边感叹着:“难道毛润之再也想不出别的法子养活他的军队和子民们了吗?”
“马先生,这法子是我想出来的。”霍达东小声说。
马圆诧异地看了霍达东一眼,然后使劲嗯了一声:“在这一点上,毛泽东确实超过蒋介石,他什么法子都敢使,什么人都敢用,看来蒋介石必屈尊于毛泽东之下哩。”
霍达东凑近了些马圆,谨慎地问:“马先生,你是否有意重返共产党?我和仲海为你担保,毛泽东会欢迎哩。”
马圆在通行证上签下自己的名字后,仰天大笑:“生娃,这是不可能的!否则,我当初也不会愤而出走,流落异国。”
“可毛泽东能成大气候哩!”霍达东以最朴实的方式劝说着马圆。
马圆苦笑了一下:“生娃,我马圆不是趋权附势之人,谁成大气候我无法阻拦,但只要不是我信仰的那个主义,我绝不臣服。,道不同不相为谋哩,做不成屈原,可以做陶渊明;当不得岳飞,可以去当苏武。何况,马克思可以流亡海外,若毛泽东真的一统天下,我还有他国可走,除非毛泽东实行真正的马克思主义!”
霍达东搞不懂马圆的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到底有什么不同。他所信奉的只是一条,谁给农民过好日子,谁让农民翻身做主人,他就跟谁干。
和马圆分手时,霍达东深深地给马圆鞠了一躬,说:“马先生,我谢谢你。我知道你这是在还账,我救过你一次,你这次也帮了我,这事若让你的上司知道了,会处罚你哩。”
马圆扶起霍达东:“千万别跟我说两清了的话,这些江湖义气在你身上也该少点了。终究早期的共产党有我一份心血,一份寄托,一份理想。我不是帮你,是帮那些正义的共产党人的忙,以后来日方长哩。”
兰兰准备了一大包东西,有绸缎,有皮鞋,有化妆品,递到霍达东手中:“这是给桂桂姐的。我记得不错吧,你婆姨叫桂桂。”
霍达东有点尴尬而羞愧,吱唔了一声,还是收下了那礼品。
马圆在送霍达东上汽车之前,小声叮嘱了一句:‘日后不管是谁押货从这里通过,一律说是棉花种子。自欺欺人吧,也算是个遮掩。”霍达东坐进汽车,回头从后窗看去,发现马圆竟然流下了眼泪,然而这仅仅是一瞬间的情景,他很快就把头转向了黄河,这个已经苍老了的人在用这黄河支撑着自己全部的生活信念哩!
·26·
陕北汉子霍达东是在和婆姨凤花亲热时候得知她怀上了了娃儿的事的,他当时一下子撑住了身子,盯住了凤花问:“我要有娃了?”
凤花嗯了声:“日里我去白求恩医院看过了,医生给化了验,说是怀上了。”
霍达东一下子抽出身子,赤条条地蹲在床上,点燃了一根烟,抽了两口,觉得不过瘾,又跳到地上,抓了一瓶子他不喜欢喝而剩了半瓶的米酒,一口气给喝光了,扔下酒瓶。他捧住凤花,狗似地在她脸上没鼻子没眼地啃了几口,说:“没白娶你哩,你这块地真给咱霍家长出根、续上香火哩。”
凤花嗔怒道:“人家是来学习、革命的,哪个是给你霍家当生娃的机器来了。我还年轻,还不想要娃哩。霍达东一瞪眼:“你敢不给我生出这娃来,我掐死你!”
凤花往他怀里一挤:“哥,你掐死我吧,快来,快点……”她的身子扭来扭去,让霍达东还真有点难以自制。
霍达东按住她光溜溜的肩膀,哄着她:“不行哩,怕伤了胎气。”
凤花可不管那么多,在霍达东面前,她从来都说一不二,想做啥就一定要做啥的。否则,就又哭又闹,说霍达东是大男子主义,要去妇女会告他。霍达东不愿丢人现眼,也就事事纵容着她,由她去了。好在她也做不出什么出大格的事。
见她还不依不饶地缠着自己,他干脆一披衣服,远远地离开了床,坐到办公桌边。即使不是为了她肚里的娃,他也有点力不从心了。终究是四十五岁的人了,不可能像后生时那样天天晚上在女子身上耗精力。本来,霍达东以为自己不会再有娃了,这是他终于去医院为生孩子的问题检查了一次之后产生的念头。他曾经认为生不了娃儿都是女人的问题,地太早、太涝、太酸、太碱或土层太薄都收获不了哩。可他没想到种子太差一样长不出苗,或只长苗而不结果。
霍达东本不想去检查,他觉得自己虽然不像小伙子似地能和大叫驴比,可他还有着牛劲,有啥问题哩。可经不住桂桂苦苦相劝,只得偷偷摸摸去了医院。
医生一本正经地问了些房中之事,连用什么姿式都问到了,弄得霍达东心里直骂医生是个狗日的老色鬼,最后还让他自己搞出些尿来拿去化验。化验的结果让他大吃一惊,说他精虫太少,也不够活跃,因而很难成孕。
他连忙问医生有没有办法?医生说一要补,二要养,是不是能奏效也说不定。霍达东垂头丧气了,他不得不相信他大告诉他的算命结果:他将命中无子!
在绝望之余,他去抱养了一个弃婴,经过几手辗转,瘦得像只小鸡子似的男婴到了霍达东怀抱中,他给他起了名叫霍延生,算是给霍家接了香火,续了后。
带娃儿的事当然是交给了桂桂。凤花整天忙于上学,自从延安兴起了舞会之后,她又常常打扮得利利索索,用上马圆婆姨兰兰送给桂桂的化妆品,到中央大礼堂或边区政府大礼堂去跳舞,她才不想被娃拴着哩。而桂桂也没有带娃的经验。三个月后,那娃本来就营养不良,再加上一场肺炎,死在了霍达东的怀抱中。霍达东几乎认了命。
没想到,凤花居然怀了孕,这大概和吃了些补药有关系。桂桂不知从哪搞了些偏方,说是有王八、虎鞭、羊蛋子之类的东西,反正有益无害,吃了能壮阳,结果还真起了作用。他自然欣喜若狂,而风花从此也就真成了名副其实的少奶奶了,她心安理得地让霍达东和桂桂伺候个没完。
霍达东是在河东得知日本人投降的消息的,那时他正携带一笔巨款,准备到北平和天津设立两个大商号,以便为边区政府筹集更多的经费。
凤花的肚子已经显形,听说霍达东要到北平、天津这两个大都市,吵着闹着要霍达东带上她:“我能照料你哩,而且你与达官贵人、商贾老板周旋,有个太太也不容易暴露身份。”
霍达东皱皱眉头:“不行哩,我是去工作,又不是逛皇城、遇津门,带着你是累赘。好好在家里养肚里的娃,我回来给你串金链子。”他哄着她。
凤花不高兴地抱怨:“嫁给你真是八辈子倒了媚,祖上没积阴德。你看人家那些婆姨,到处跟着丈夫风光,上重庆,下武昌,去西安,我跟着你就没出过延安城。哼,以后你带我去哪我还不去哩,跟着你这个农民也是丢脸,咱自己努力,日后到上海去工作!”
“说混话!”霍达东不理睬她了,可他绝想不到日后凤花真的去了上海,而且住进了资本家的小洋房,在外是体体面面的处长,在家是富富态态的官太太。
离开延安后,凭着马圆的通行证,他顺利地通过了国民党的防区,进入到共产党管辖的抗日根据地进行休整,并派人打前站与北平、天津的地下党进行联系,协助选择开商号的地点。他准备一旦地点选中,就携带巨款抵达北平和天津。
然而,他刚刚住了一天,正在小县城一个客栈内安排酒席,准备宴请当地八路军一个颇有名声的将领,忽然就听街上传来纷乱的呼喊声,紧接着枪声大作。
他一惊,不知发生了什么意外事情,忙叫上警卫连的战士,提着手枪冲到了客栈外,警惕地进行查看,另有几个战士守护住放有巨款的房间。
终于,他们听清楚了人们在呼喊什么:“日本鬼子投降喽!”
“抗战胜利了!”
“和平啦!”
“中国没有亡呀!”
一些士兵们端着枪边喊边往天上乱射,一些女子们满脸是泪,一些老人们居然跪在地上感谢上苍,而一些后生和孩子们则拥进卖鞭炮的小店,拿出只有逢年过节才放得上的鞭炮,肆意地燃放起来。
霍达东连忙让警卫连长到当地驻军司令部去证实消息是否准确,而警卫连长还没回来,锣鼓队、唤呐队已经在县城中心吹打开了,一些女兵们居然还扭起了秧歌舞,无数的标语被张贴在墙上,露天戏台子上挂起了毛泽东和朱德的画像,几面日本旗子被一把火点燃,所有饭馆、店铺前都摆上了条桌,上面放着各种各样的酒,任凭人们大口大口地喝。
霍达东不再等警卫连长回来汇报,把手枪往腰里一插,上衣一脱,光着膀子跳到了戏台子上。上面,四面驴车般大小的皮面鼓刚刚摆好,十几个后生正在等领头的拿架式。霍达东一个顺手牵羊,夺过领头后生手中胳膊粗的鼓槌,那后生整个人也跌跌撞撞摔下了戏台子,引得人们一阵哄笑。
霍达东右手一抬,左手一弯,全身向后一仰,如同演员造型般停顿片刻,猛地弯下腰来,好似滚石落地一样,大鼓“咚”地被敲响了。
“嘿-嘿!”十几个后生一阵呐喊,也挥动了手中的鼓槌,闷雷似的巨响从戏台子上向空中飞去,滚滚不断地四处飘荡,和鞭炮声、枪声、呼喊声汇聚在一起,震得地动天摇,山河变色。
自从肤郡县成立农民总会那天之后,霍达东已经二十年没有敲过威风锣鼓了,但他一点也不生疏,他觉得他天生就是一个鼓手,就是一个可以振奋人心的汉子。他拼命地敲着,似乎把抗战八年来应倾泻到日本侵略者身上的仇恨和怒火都通过鼓槌甩了出来,砸向鼓面,再让它粉碎,化为雷鸣,传向四方。
又有一个只穿件坎肩的汉子站到了他对面,也抡动着鼓槌,和他敲着同一面大鼓,而且渐渐的,似乎是这个汉子变成了领敲之人。
霍达东绝不服气,他用上了更大的气力,甚至双脚开始跳动,每一槌都是以全身重量悬空而下,他头上的汗水早就模糊了他的双眼,但他不敢去擦一下,也不能去擦一下,因为他稍一松懈,已经夺回的上风就又会失去。
他忘记了时间,忘记了饥饿,如同在南泥湾开荒时一样,失去思想,失去视野,失去听觉,甚至失去感觉,只是机械地抡着膀臂,一下,一下,又一下,似乎就要这样走向生命的尽头。
“好汉子!我信你能捶破天!”一个人猛地拍了霍达东一下,这人正是与他对擂的汉子。他这才如同从梦中惊醒,陡然地垂下了双手,而这一旦垂下,他似乎再也没有能举起来的力气。
天已经黑了,戏台子下燃起了熊熊的篝火,军民们依然聚在这里不肯散去,人们跳着舞,唱着歌,噪音嘶哑地喊着口号,看来这将是一个不眠之夜。
八年,如同一个漫漫黑夜,人们终于盼来了曙光,如同山间的小溪曲曲折折,终于冲人了大河,如同长江奔流数千里,终于汇进了大海,无法不喧嚣,无法不沸腾。
然而这胜利对霍达东来说是早已注定了的,他从来都对革命的前途充满信心。虽然他曾经历了十年在官府的围捕追杀下东躲西藏的生活,终日像落荒的野狗一样,挨冻受饿,但他没有觉得度日如年。
这八年抗战,他也没有觉得煎熬如下狱,因为他知道冬日再冷酷,也会有春光明媚、山丹丹满坡的时候。最艰苦的战争年代,他是靠坚定的信念支撑着走过来的,倒是在他人生最后一个十年,他却丧失了希望,觉得苦难是那样无尽无头,虽然那时他有吃有穿有小楼住,还有一块地给他耕作,但他觉得那时光远比战争年代更难熬。不过这是后来的事,在公元一千九百四十五年八月十五的一天,他绝不可能预测未来。
拍他的人递给他一条大毛巾,笑着说:“后生们都换了三拨,你还在这里闷着头擂,你这拳头要是砸到蒋介石的脑壳上,一定要他脑壳变成臭鸡蛋哄!”
霍达东擦去了脸上、身上的汗水,抬起头来,才发现站在他面前的正是八路军驻扎于此地的司令员、他很敬佩的一个将军。听说当初他闹革命时,每次打仗都一手提枪,一手抡着大刀片冲在最前面,大刀片不见血,他绝不收兵,他今天准备宴请的正是此人。他眼睛一亮,发现这个枪子里闯出来的司令也很有人情味的。
“何司令员,我已经摆好了酒席,准备宴请你哩,谁想到……”霍达东指指欢庆抗日战争胜利的人们。
“我接到你的请帖了,你是边区政府的财神。你不请,我也要打你这个土豪,刮点油水下来。小鬼子投降,这庆功酒更得喝,你要是不小气,请我八千子弟兵大喝上三天!哈哈哈哈……”何司令员狂笑起来,笑得既爽朗又粗犷,且还隐藏着点狡猾。
霍达东也笑起来,把衣服往肩上一甩,痛快地说:“走,咱鼓上较量过了,酒上再较量一番,毛泽东都没喝过我哩。”
两个人一前一后下了戏台子。如同久别相逢的故友一样拉着手,从人群中挤向客栈,几个卫士紧随其后,一步不落。
客栈里一间专门腾出的房间内摆着一张大圆桌,桌上摆好了碗筷和酒杯,但还没有上菜,霍达东的勤务员解释着:“菜早已做好了,怕冷了,都在伙房里热着哩。”
霍达东挥挥手:“快上来。”然后他问:“何司令员,我还请了政委和参谋长哩,他们还未到,是不是再去请一下。”
“不用,政委来了就会给咱们上政治课,参谋长沾酒就醉,好扫兴子嘛。噢,对了,警卫员,去把后勤部长张缸子叫来。”何司令员吼了声。
随着烤全羊、清炖黄河鲤鱼、烧鸡、五香驴肉等菜相继端上来,一个精瘦汉子喊了报告后走了进来。
“这是我的后勤部长,大名叫张志,我叫他张缸子——肚子有多大,就能装进多少酒。有一次我和阎锡山谈判,他把到场的所有国民党军官都灌趴下了。”
何司令员对张志吩咐道:“缸子,在这位财神面前,你这个后勤部长只是个小鬼儿。霍达东同志当年赤手空拳砸官府的粮库,救了几万灾民的命;南泥湾大生产也是他向毛主席奏的折子,把你哥张胡子弄得当了几年农民,救了边区几十万军民的命哟,你好好拜拜这尊神,别弄得咱们连裤子都快穿不上!”
张志一个立正:“是,司令员!”说完,他端起一个大碗,把里面多半斤酒一饮而尽,然后毕恭毕敬地向霍达东说:“霍、霍……”
“叫霍同志,亲切些。”何司令员笑着说。
“霍同志,这碗酒是我敬您的,一定请您收下我这个徒弟,好好教我些为革命发财的道道。”
“好,坐下。咱们先为打败了小鬼子连干三碗!”何司令员有些反客为主地端起了盛酒的大碗。
霍达东绝不想让人看不起,站了起来,连干了三碗红薯酒,起码有一斤半之多,然后才坐下来,吃了一口肉。
何司令员也豪爽地干了三碗,捶了霍达东一拳:“果然是个陕北汉子,我何老虎知道没有看错人。张缸子,霍同志留在我这里当副司令,专管你这个小鬼儿,你服不服气?”
张志抹抹嘴角上的酒沫子,放下刚要往嘴里塞的鸡大腿,连声说:“服气,服气,司令员看中的人我绝对服气!”
霍达东笑了:“何司令员,我肩负重任哩,要去平、津开商号,为边区政府赚更多的钱,要不你何司令员就真没裤子穿了。”
何司令员哼了声:“我给毛主席打过报告,他给我许过愿,只要是我看上的人,随便调。没有我在这里挡着,南泥湾的地种不成!”
“可我这次任务也是毛主席安排的哩。”
何司令员放低了声音:“霍同志,我接到了中央的电报,一是说小鬼子已经投降,二是让我转告你,形势剧变,平、津之事暂停。”
霍达东一征,忙问:“电报哩?”
“在机要秘书那里,我还敢假传圣旨不行?”何司令员有点不高兴。
霍达东忙解释:“不是这意思,我是看看电报是不是安排了别的任务,我心里好踏实哩。”
“你就留在我这里,保证你踏踏实实。”
“不行啊,我携带着巨款哩。”
“连钱一块留下。我打了三次报告,要求增加军费。告诉你,我扩充了一万新兵,急需钱买枪购粮,再加上我的几个独立大队,整整有三万人马,一个军!不是我何老虎吹牛,我一旦出动,半个山西马上是共产党的天下。小日本投降了,该收拾蒋介石这个乌龟王八了!”
何司令员一副踌躇满志的样子。
“霍同志,我是当年的刘皇叔,求贤若渴哟。一接到中央来的电报,我就想把你留下了,我是真的需要你这样的干才。俗话说,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有你做我的军需官,今后我就不是三万人马,而是三十万!”何司令员目光中闪动的是诚恳的神色。
霍达东到此时方确认了何司令员不是在开玩笑,而是真心实意地挽留他,他一时有点不知所措,因而也不知说什么好,本来就不善言谈的他此时更有点张口结舌了。
“不用急,现在咱们先喝酒。在我这里好好歇几天,再做决定。来,再为早日消灭蒋介石干三碗!”何司令员又发出了提议。
霍达东如释重负,连忙干杯。
酒过几巡之后,何司令叫来陪酒的两个女文工团员唱起了歌,湖南小调、四川民歌、陕北信天游,一首接一首,果然嗓音清亮,歌喉圆润,引得客栈的伙计都挤在窗外偷听。
何司令员听到高兴之时,借着酒劲,拉着两个女战士,也和她们一块唱着,还招呼着霍达东也加入进来。霍达东皱了皱眉,摆摆手谢绝。
第二天,霍达东就带着巨款和警卫连踏上返回延安之路,何司令员让他的后勤部长张志赶来送行,不过那话绝非送行之词:“你真是不识抬举,我们何司令给谁过这么大的面子?整个延安,他只对毛主席、朱总司令、周副主席点头哈腰,可你居然不愿投到他的门下,你会后悔的!”
霍达东并没有在意这些话,他是党的人,咋能随意就跑去给一个人当部下哩。假如要没有昨天那场经历,若组织上派他到何司令员的部队来,凭着他听来的人们对何司令员的赞誉,他可能会同意。可有了昨天的遭遇,他觉得何司令员太狂妄,跟这种狂妄之人在一起,他处不好哩。
在延安白求恩和平医院门口,霍达东焦躁不安地来回走着,短短几十米长的土路上,已经扔下了几十个烟头。他在等着婆姨风花给他生个胖男娃儿!
从河东离开何司令员回到延安没几天,凤花就肚子疼。桂桂给算了算,还不到预产期,便嘟哝着:“一日也不在家好好歇着,挺着肚子跳不成舞,又让人带着学开汽车。路不平,骑马似地颠哩,咋会不早产。”
霍达东没工夫抱怨婆姨,急着喊来勤务员,让弄副担架抬凤花去医院。自己处理了一下手头几件事,也赶到医院。桂桂则上街上买鸡,杀了熬汤,凤花能为霍达东养了娃,和她自己养娃一样欢喜哩。
从得知凤花怀孕那天起,霍达东就暗暗盼着是个男孩儿。他悄悄去问过给凤花检查的医生,那医生不高兴地说:“你还是领导干部哩,男娃女娃不都一样?革命的目标之一就是实现男女平等,先革革你那封建脑袋瓜的命。”
霍达东不甘心,自己不好出面,就让桂桂到清凉山上的寺庙去烧香,求佛祖和天大大让他霍达东养个男娃,续上霍家的香火。桂桂回来很高兴,说老和尚给抽了个签,签上说凤花是个宜男之相,能养五男二女十八孙。当然这老和尚算得的确没错,凤花后来也确实养了
五男二女十八孙,不过除了其中一女之外,其余的都和霍达东没有任何血缘关系。
听了桂桂烧香求签的结果,霍达东心里充满了得子的希望,他甚至做过这样的梦:梦见身边躺着一个肥头大耳的胖男娃,爬到他身上来在他胸脯子上舔来舔去的要吃奶,胖男娃腿间的小鸡鸡晃晃荡荡,像是个软沓沓的带把的小柿子,欢喜得他伸手去摸,可那东西一下子没了,急得他上天人地地去找,可怎么也找不到。他去跪问佛祖,佛祖说他命中无子,天狗已吞食了那娃的小鸡鸡,无法吐出;他又磕求阎王,阎王说小鬼投错了胎,又更换了过来,所以由男娃变成了女娃,阳间的事他再也管不了。霍达东一下子给急醒了,发现是凤花枕在他胸脯上蹭来蹭去。
在喜喜忧忧之间,终于等到了凤花临产的日子。霍达东这个到了四十五岁上才算有了娃的汉子当然会心神不定、焦躁不安。他盼望这一刻,而又有点恐惧这一刻;他欣喜万分,可又忧心忡忡。,因而,他一根烟接一根烟地抽,狼一样不停地快步走来走去。若有可能,他真想冲进产房,扒开婆姨的肚皮,捧出里面的娃看看带不带个小蛋蛋。
有婴儿的啼哭声传来。他扔下烟头,一个箭步冲了过去,而一个对他焦虑面孔已经不陌生的助产士冷淡地说:“不是你的,是蓝厅长婆姨的,一个大胖小子。”
蓝厅长是霍达东的同事,也是他的近邻。蓝厅长的婆姨已经生了九个娃,全是男的,这第十个居然又是个男娃,这着实让霍达东又羡慕又嫉妒。蓝厅长早把生男娃不当回事,婆姨在医院生产,他领着大大小小九个娃在自己家院子里打篮球,十个人刚好分成两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