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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完，他不顾杨师长的阻拦，冲出指挥所，向彭德怀的司令部奔去。

一个多小时以后，他在一片树林子中见到了正为攻不下马圆的防线而愁眉不展的彭德怀司令员。

彭德怀看看霍达东，疑惑地问：“达东同志，你神色不对哟，是不是我那个杨师长么子事得罪了你？你说给我听，我好好敲他的脑壳子几下。”

霍达东使劲喘了口气，然后尽量平和地把马方的情况讲给彭德怀听。

彭德怀听完后，没有像霍达东一样大发怒火，而是神色痛苦、心情沉重地来回踱了几步，感慨地说：“我们革命队伍中的这种互相不信任毁了多少好同志哟，我彭德怀起码就碰上过三次，连打百团大战都有人怀疑我是帮蒋介石的忙，让人痛心呀。达东同志，这样吧，我和你两个人介绍马方同志入党，让他们师党委战场研究，推出个英雄，也是鼓舞士气嘛。”

霍达东本想说声谢谢，但终于没有开口，这有什么可谢的呢？要谢，只能去谢马方，是他在用青春和生命谱写着共产党人的辉煌。

抽了根烟后，霍达东对正准备再调一个骑兵师去增援的彭德怀说：“彭总，我想请你批准让我去和马圆谈判，争取他起义或者是投降。”

“有这种可能吗？”

“应该有，起码可以试试。”

“你怎么这么自信？”

“因为他是我的入党介绍人，又是我的老师，还是马方的亲哥哥。”彭德怀一下子愣住了，好一会儿才仰天长叹：“世事难解，人心难测呀，兄弟反目，师生为仇，介绍别人入共产党的人反而反对起共产党，被介绍入了党的却要消灭介绍他入党的人。中国人啊中国人，这种窝里斗的灾难何时才能完结！”

霍达东看着彭德怀颇为动情而痛心疾首的样子，不禁也沉痛万分，点燃一支香烟，狠劲地抽着，久久沉默不语。

有参谋人员向彭德怀汇报战况，从他那焦虑的神情里霍达东可以揣测到最后一道防线依然未能突破。

彭德怀沉思了一下，转过头来，对霍达东说：“好吧，达东同志，我给你二十四小时，马圆必须在二十四小时内接受起义的条件。这样，我们可以少牺牲几千人。不过，你的安全问题……”

霍达东摇摇头：“不用担心，马先生还不至于向他的学生开刀。抗日时，他帮过咱们的忙，绝不会顽固不化。”

“那好，我派一个骑兵连护送你。”

“不用那么多人，一个骑兵班就行了。”

霍达东出发前，得到了马方已经被师党委火线批准入党的消息，他绕道到了设在一座喇嘛寺中的野战医院，急于告诉马方这个消息。他想，这个愿望的实现一定可以激发出马方生命的活力，可以让他抗拒死神，勇敢地活下去。

然而，马方在弥留之际，听完霍达东告诉他已被批准入党的消息后，什么话也说不出来，只是流出了两颗大得如露珠般的泪水，露出一线既不是欣慰，也不是痛苦，更不是无奈，说不出是一种什么心情的凄冷微笑，眼睛慢慢闭上了，再也没有睁开。

霍达东为马方盖上了白色的被单，默哀了几分钟后，找来了野战医院的院长，给他留下了十块大洋，说：“请把马方同志的遗体装进棺材掩埋，并立上碑。”

医院院长问：“我们死了上千人，都是集体掩埋，为什么他要受这种特殊待遇？”霍达东沉痛地回答：“只因为以前我们亏待了他！好了，我要执行任务去了，有什么不明白的直接去问彭总。”

医院院长当然不敢为这事去向彭总请示，何况霍达东付了棺材钱，他只有照办。

而霍达东多少轻松了些，他无法使马方起死回生，但他总算使马方有葬身之地。这样，日后见到李秋枫，还有马圆，可以告诉他们马方的下落，使他们有悼念之处了。

在几乎有一个连的国民党士兵端着上了膛的冲锋枪的押解下，被缴了械的霍达东和一个班的战士走进了钢筋水泥修筑的国民党守军的司令部。刚刚走下台阶，一个班的战士便被送进警卫房中，只剩下霍达东一个人由两名士兵护送着，继续前去。

穿过长长的、有些潮湿的地道，在尽头处一个卫兵拦住他们，按了一下铁门外的门铃，门打开后，一个身穿美式军装的年轻女秘书看了一眼霍达东，温和地笑笑：“是霍先生吧，马军长请您进去。”

霍达东深深地喘了一口气，端起点架式，昂首走进门去，女秘书和卫兵们都留在了外面。

这是一间面积很大的办公室，因设于地下，没有一扇窗户，可由于几盏吊灯通明，屋内并不阴暗，通风设备似乎也不错，空气中没有霉潮的气味，几张大沙发只占据了房子的一角，另三角是宽大的写字台、酒柜和一张单人行军床，显然房子的主人是居住于此处的。

马圆从办公桌后站了起来，他穿着呢子军服，身躯似乎比抗战时期消瘦了些，但头发却已经完全白了，若不是他的气色还好，眼中虽忧愁但却不失沉思的光芒，真可以把他看成一个垂暮之年的老人。

“生娃，咱们又见面了。”他一步一步走过来，拉住了霍达东的手。

“马先生，你真的老了。”霍达东毫不掩饰自己的感觉。

“你也不年轻哩，来，坐下。”

两个人面对面地坐到了沙发上。

霍达东摸出烟来，点燃，猛吸一口，镇定了一下情绪，然后开口说出了他一路上都在思索的要不要一见面就说的话：“马先生，我不能不告诉你，你弟弟马方在攻击你的第三道防线时，被你的部下给打死了。”

马圆浑身一震，双肩抖动了几下，像是被一颗无形的子弹击中灵魂一样，也像是一株尚未干枯的老树猛遭雷劈。他深深地埋下了头，顿时沉浸在漫漫无边的哀伤和痛苦中，他只有马方一个亲人了，而这个亲人却在国共之战中因站在对方被他这个亲哥哥置于死地了。他虽然没有亲手去杀马方，可这和亲手去杀又有什么区别呢？

是门铃声把马圆从深深的悲哀中唤醒过来，他低沉地说了声：“进来。”

进来的是女秘书，她冷冷地看了霍达东一眼，欲言又止。

“说吧，他现在是我的学生，不是特务。”马圆生硬地训斥了女秘书一句。

女秘书递过一封电报：“总座询问为什么还不炸开黄河，水淹共军？”

马圆挥挥手，有气无力地说：“回告总座，我正在等待共军的总攻击，这样能更多消灭彭德怀的有生力量。”

女秘书敬了个礼，转身出去了。

霍达东大为惊恐，他盯住马圆，厉声问：“马先生，你、你要炸开黄河？”

马圆点点头：“只有这样才能阻止你们的进攻。”

“可、可这也挽救不了你们的失败，只会给你罪上加罪哩！”霍达东有点义愤填膺了，站起来斥责着马圆。

马圆长长地叹了口气：“是啊，败局已定，乾坤无人能扭转，奇迹不会再发生，养虎为患。从西安事变蒋介石先生被迫签下协定，停止剿共，我就知道毛泽东终有统治中国的一天，只是没想到这么快。与其说蒋介石是败在毛泽东手下，不如说是亡在他那些贪污腐败、不懂治国之道、只知鱼肉百姓之术的部下们手中了。”

“马先生，既然你知道败局已定，何必还做无谓的牺牲，让双方那么多将士战死沙场，也包括你的亲弟弟马方。”霍达东开始劝导起马圆来。“马先生，对时势的理论你比我都要明白得多哩，我希望你能从大义出发，率部进行起义。”霍达东说出了冒险前来的正题。

马圆对此一点都不震惊，因为他当然能明白解放军大兵压境之时派出人来与他谈判的目的是什么，尽管这个人曾是他的学生，现在也还尊称他为先生。

“这是彭德怀将军的意思吗？”他淡淡地问。

霍达东点点头：“是彭总派我来的。但是，这也是我主动提出的哩。马先生，马方已经死在这场战争中了，我不希望你也最终死在炮弹之下或乱枪之中。”

马圆看了看霍达东，慢慢点了点头：“生娃，我确实心有所想哩。我之所以这样顽抗，无非是想延续我的生命。蒋介石的命令是让我们坚守三个月，然后就派飞机将我们撤走。只要炸开黄河，我自信可以守住三个月。到那时，我就可以获得活下去的机会，我真的不想死。”

“你起义了，一样可以活下去，而且还可以算是功臣。”霍达东感觉到了希望，“像傅作义将军，程潜、陈明仁将军，都起义了，马上就被任命为解放军的首长。”

马圆有点悲哀：“我和他们不一样哩，我是共产党的早期党员，后来退了党，现在更是共产党的敌人。在共产党眼中，我是阶级异己分子，是叛徒，是死不改悔的敌人。只要我放下武器，恐怕共产党就会开我的公审大会哩。所以，我不敢走这条路哩。”

“彭总绝不会干这种事。我敢担保，只要你宣布起义，成为有功之臣，谁也不敢动你一根毫毛。否则，我霍达东和他拼命！而且，你马先生咋能算叛徒呢？你从没有出卖过任何一个同志，也没有出卖过党的机密，你只是自动退党哩。”霍达东解释着。

马圆似乎疲倦了，其实他真的是心力交瘁了，他沉重地说：“生娃，你让我好好想想。”

“马先生，你只有二十个小时的时间了，彭总只给我二十四小时，现在已经过了四小时。”

“若是到时我不同意起义呢？”

“那、那我就死在你这里！不过，不是我一个人死，而是和你一块死，也算我为马方的死报仇！”霍达东的眼睛眯了起来，解开裤腰带，在他裤档内，吊着两颗拳头大小的美制手榴弹，国民党士兵根本不会想到一个年至半百的共产党大官会把武器藏在裤档里。

马圆苦笑了一下，坐到了沙发上。

没有到二十个小时，有着中将军长之衔的马圆宣布战场起义，他所防守的山头让开了通道，已经埋上炸药的黄河堤岸立即被解放军一个骑兵营接管。随后，整个Ａ省省会的国民党守军全面崩溃，又经过一天一夜的攻击，在一九四九年初秋的凌晨，Ａ省省会即落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手中。

霍达东在Ａ省省会被攻占之前，陪马圆与彭德怀会见了一次。会见是在一所中学之内，学生还没有开课，校园里住满了军队，校长办公室成为彭总办公和会客的地方。

办公桌上摆着哈密瓜、葡萄、水蜜桃、梨子等时鲜水果，还有香烟和糖块，彭德怀迎进马圆后的第一句话就是：“马先生，听说你是李大钊的学生，那你是前辈喽。你搞共产时，我彭德怀还在寻找革命之路哟。”

马圆平静地笑笑：“可现在你是胜军之将，我则是你彭总的阶下囚哩。”

彭德怀摇摇头：“你这话就不对了嘛。从打你一宣布起义，我们就又成同志了，我们还要一同建设新中国嘛。听说你不相信我们能搞成共产主义社会，这没关系，你把身体养得壮壮的，保证在你有生之年能见到中国建设得和苏联一样。不过，不劳者不得食哟，你也总得干点力所能及的事情。”

“若有可能，我还去教书，到大学里开一门马克思主义的课，向后生们讲授真正的马克思主义。”马圆不卑不亢地请求道。

“你看，你还是不相信我们搞的就是马克思主义。也没关系，我们不像蒋介石搞独裁，压制舆论。我们要搞民主，允许所有人讲话，接受人们对共产党的批评，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嘛。达东同志就是这个省的军管主任了，日后就是省政府主席，你的要求，他都能满足。达东同志，我大话吹在前面了，可别让马先生今后骂我彭德怀的娘哟。”

彭德怀说得很直率，没有一点装腔作势的样子。

霍达东连忙笑笑：“要骂，也只能骂我霍达东。”

·２９·

陕北汉子霍达东进入处于Ａ省省会城市中心的、还挂着国民党党徽的省政府之后，第一件事就是先找到了省长办公室的厕所，往一个白瓷制作的屎尿坑子里撒了一泡尿，然后呆呆地看着坑里边的变化。

他听人讲过，达官贵人和洋人拉屎撒尿不是蹲着或站着，而是坐着，坐在白瓷制成的面缸一样的东西上面，那里面有水，拉完屎撒完尿，那水就会把屎尿冲走。他无论如何都想不明白，坐着拉屎怎么能使上劲。因此，他特意憋了一泡尿，没把它撒在城外的田野里，而是坐着美国吉普车，催促着司机快些开，直冲省政府，把它撒在了像鹅蛋一样扁圆口的屎尿缸内，然后呆呆地看着里面的水怎样冲走那黄黄的尿液。

好一会儿，没啥动静，屎尿缸里的水全变成了淡黄色，霍达东骂了一句：“狗日的，资产阶级的东西向无产阶级抗议哩！咱无产阶级坐着还真拉不出屎尿哩！”

他拔出手枪，用枪柄往白瓷缸上狠狠地砸了几下，那瓷缸破裂了，一股黄水淌了一地，散发出腥臭的味道。

在外面正检查文件箱和写字台内遗留文件的机要秘书听到厕所内的声响，忙敲着门，大声问：“霍主任，霍主任，有啥情况吗？”

霍达东拉开门，一边系着裤子扣一边骂：“把这东西整成老百姓能用的，别让这些资产阶级的玩意腐化咱们干部。”机要秘书伸头看了看，哭笑不得地摇摇头，他在大城市里生活过，知道这便器的用法，过去搬了一下水箱的把手，一股清水流出来，将地上的尿液冲到下水槽中。

霍达东在国民党省长的巨大办公室内有点茫然地踱来踱去，嘴里嘟哝着：“狗日的要这么大间房子干啥用哩，能装下一个排的士兵。”

“这尿的办公桌比咱陕北窑洞里的炕都大，是写字还是睡觉？比锅还大的灯用那么细一根绳子吊着，刮阵旋风吹断了绳子，把脑袋砸开了花哩。小张，把狗日的蒋光头的像撕下来，扔猪圈里去，换上咱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的画像。”他向机要秘书命令着。

机要秘书答应着，然后说：“霍主任，解放军在黄河大铁桥上组织会师仪式，你这个省城军管会主任要去参加哩。”

霍达东对于自己这个主任的头衔还不太习惯。他习惯很亲密地叫他土生、达东同志、老霍，也习惯有人叫他霍大哥、干大或霍伯伯。现在，一般同志都叫他霍团长，当然他这个团长比部队的团长级别要高得多，有人看到他半老头子了才是团长，感到好笑，还有点轻视。他倒也不在乎，革命不是为了当官哩。在他说服马圆起义之后，一纸命令下来，他由西北工作团团长变为了Ａ省军管会主任，全面负责接收Ａ省的工作。没有特殊情况，他必将成为共产党执政后的Ａ省省政府主席。

机要秘书催了两次，霍达东才走出那间可以骑着骡子跑圈圈的宽大办公室，带着警卫排，向将这座省会城市一割两半的黄河走去。

街上时而还响着零星的枪声，解放军战士和戴着红袖章的工人纠察队在街头设了岗，市民们还不敢上街，所有的商店都大门紧闭，整座城市显得冷冷清清。

坐在汽车上，霍达东张望着这座对于他来说还很陌生的城市。

这是座狭长的城市，南北两侧是拔地而起的山峰，如同两条长城蜿蜒伸展，也如同两条没有生气的长龙僵卧于此，黄河从这山峰的西头喧啸而来，穿过整座狭长的市区，奔向山峰的东侧。可以说，这座城市是依山而立，傍水而生，颇有点像夹于凤凰山和清凉山中间、又被延河分割的延安城，只不过相比之下，延安城过于小巧，缺少Ａ省省会的气势。令人惊异的是，在河北岸的山腰间，竟也耸立着一座宝塔，宝塔下还有硝烟在升腾，好似是浓浓的香火在缭绕。

在接近黄河大铁桥时，人多了起来，敲着腰鼓的学生娃，举着小旗子的市民追随着一队队的解放军战士，口号声、锣鼓声此起彼伏，几辆狮子一样停在桥头的坦克车上更是挤满了人，而桥上则是水泄不通，全是头戴钢盔，身穿黄军装，高举着枪的解放军官兵。

霍达东下了车，从人群中挤到桥边，他没有到首长们挥手致意的停在桥正中的美国大卡车上去，而是俯身好奇地看起了这座被称为黄河第一桥的铁家伙。

他还从没有见过这么大的桥，准确地说，他还从没有见过铁桥。

他见过石桥，砖桥，木桥，那些桥跟这座桥比起来，简直就像片树叶和木船在一起，木船可以航行万里，树叶只能不堪一击。他很惊讶，这么多铁块子是怎么给架到那奔腾狂泻的黄河上的。而且，此时桥上挤满了人和车辆，而这桥却没有丝毫动摇的迹象。

据说国民党军队撤退时要炸毁这座桥，幸亏马圆起义，迅速给解放军放开一条通道，使解放军能及时赶至铁桥边，阻挡了国民党军队的退路，也因而保住了这座铁桥。霍达东觉得马圆确实也算是个功臣哩。

他直起身子，回过头，看到大铁桥旁边不远的河岸上有一条两尺宽的石板路，通向一圈柳树丛中，那浓郁的枝叶间，显露出一座木阁，飞檐下挂着块木匾，上书：观河楼。霍达东心中一动，想起马圆对黄河的依恋之情，不觉生出了一个念头：若马圆愿意居于此地，就在这观河楼边给他盖上一所宅子，让他颐养天年吧。

机要秘书又在叫他：“霍主任，部队首长请你去讲几句话哩。”

霍达东只好挤到桥中间，上了那辆被当成主席台的美国十轮卡车。然而，他只简单地说了几句就结束了他的演讲，因为他看到了人群中有一个熟悉的身影，他必须要马上去和她见面。她是李秋枫。

从背后和侧面看去，穿着黄布军装、扎着宽皮带的李秋枫还是那样苗条而不失丰满，犹如青春仍在的少女，犹如永远也不会苍老的挺拔小树，她那头乌黑浓密的短发在黄河荡起的夏风中微微扬起，更使她飘逸、俊俏。然而，走到她面前时，任何人也不会再把她看成是不谙世事的女娃了，因为她的眼睛不是水灵灵的，不再像清澈见底的一汪泉水，不再有永不知忧伤的明亮光芒，这说明，她已经是个完全成熟的女性了。

“秋枫。”霍达东呼唤了一声，侠骨柔情地为李秋枫搏了一下额前的散发。

此时，他们已经沿着一条杂草丛生的小径走到了黄河的河堤上，黄河大铁桥和桥上欢庆的人们在他们远远的背后，与奔腾的河水、耸立的山峰、山峰上的宝塔和圆顶的清真寺一样，形成了一道景观，一道他们并不再观注和神往的景观。

“霍大哥，谢谢你。”李秋枫垂着头，低声说了一句。

“谢啥哩？”

“马方被批准人党了，我知道，我都知道，这是你向彭总建议的。要不是你，马方将带着终生的遗憾离开这个世界。霍大哥，我跟着他这二十多年，他对人生再没有任何要求了，好像他活着只为了这一件事，加入共产党，好像只有加入了共产党，他才能证明他生命的价值。他如愿以偿了，却、却没有看到共产党的事业最终成功。却、却不能和我一同走完人生的后半程。霍大哥，你不知道他是怎么折磨自己的，你也不知道他是怎么折磨我的。霍大哥，他的心最后变得像石头一样冰冷，而我的心早就不知碎了多少次哩……”李秋枫的声音忧伤得如同待宰前的小羔羊的“哮哮”声，也如同秋草在夜风中无奈而悲凉的“喇喇”声。

“秋枫，你哭哭吧，哭一阵子会好些哩。”霍达东慈祥地用大手轻轻抚摸了一下她微微颤抖的脊背。李秋枫停住脚步，转过身，昂起了头，凄苦地看着霍达东：“霍大哥，你看看我的眼睛，里面早就干枯了，里面的泪水早就流完了。霍大哥，我不会再哭了。我只在他一个人面前哭，我也记不清哭了多少次了。我泪流完了，流血；血也快流完了。霍大哥，我没有什么可哭的了，我还为谁去哭？为谁去抽泣呢？你说，你告诉我……”

霍达东根本不可能了解一个知识女性那复杂的情感和深不可测的心，他只能宽慰地笑笑，说：“是哩，以后再没啥可哭的了，整个中国都是咱共产党的，咱要带着人们过好日子，只会笑哩，每天都笑，再没有苦恼事，再没有伤心事。”

李秋枫轻轻哼了一声，脸上那稍纵即逝的冷笑分明是在嘲弄霍达东的说法，但她没有让霍达东感觉出来她的讥讽，她不愿意让这个大哥难堪，她委实不是二十多年前那把一切喜怒哀乐都写在脸上的纯情少女了。

沉默了一阵，两个人低头望着脚下东逝的黄河水，似乎都有满腹的心事，或者说，由于形势的突然变化，两个人都对社会的未来和人生的后一半有些不知所措。

终于，还是霍达东先开口了：“秋枫，你是跟着部队继续西进呢，还是想留下来？若想留下来，我这里需要人哩。”

李秋枫沉重地说：“我咋能离开马方呢？他埋在了这里，我当然也要留下来，陪伴着他。否则，他太孤独，太寂寞了。我还要把他写的诗全部整理出来，印成书。我不知道，这是不是我还活着的全部理由。”

霍达东皱了皱眉，长兄一样把两只手放到她柔软的肩头，有点训斥地说：“秋枫，咋能这么悲观呢？你只有好好活着，才能让马方在地下安息，你过不好，他会死不瞑目哩。对了，这么多年，你们就没生个娃儿？”

“他连婚都不肯结，咋会肯要娃儿呢？我曾怀过两次孕，都打掉了。”在霍达东面前，李秋枫倒一点不隐瞒自己的私生活。

霍达东长长地叹了口气，然后说：“这样吧，我去和你们首长讲一下，把你调到我们的军管会的文化工作部，争取下午就来报到，先把军管会的招牌写出来，挂到国民党的省政府大门上去。”

李秋枫心情平静了些，小声说：“霍大哥，你还记得当初在肤郡县挂农民总会的大匾吗？没几天，就让反动派给砸了。”

“这次不会了，除非、除非咱们自己干不好，让老百姓起来给砸了！”霍达东在说这话时只不过是在坚定自己的一种信念，而绝非是在预言什么。

霍达东没有接受Ａ省省政府主席的任命，他的理由很简单，也很实在。他认为自己管不了全省工农商学兵方方面面的事，能力有限，搞不好会给刚执政的共产党丢面子哩。他宁肯当个副主席，专门负责农民的事，能让农民过好日子是他一生最大的愿望，也是他最愿意去做的一件事。而且，这和他脖子上挂着的那装着一撮黄土的荷包的内涵相吻合，他不能离开土地，这是他的命！

为此，他向组织上推荐了李仲海来担任Ａ省省政府主席，他的理由也很简单，同样很实在，他说：“仲海行，他有能力，能独挡一面，懂政策，办事心细。”

组织上同意了霍达东的建议，并让他也和李仲海通电话，动员他来西北工作，因为此时李仲海已经随毛泽东和党中央进入北平，参加了国务会议和全国政治协商会议，有可能成为部一级的官员。

当晚，霍达东和李仲海通上了话。

“仲海，我是达东呀。”

当时还没有直拨电话，因而李仲海已经知道是Ａ省省会来的长途，他笑着说：“达东，听说你要当一省之长了，比金上岳官还大哩。”

“我找你就是谈这事哩。现在这省政府主席和当初咱闹共产时那省政府可不一样，那时咱只管造反就行了，现在啥都得管，我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要搬你这个救兵哩！”

“组织上信任你，你就干，边干边学，谁也不是一生下来就能当官。现在是人民的天下了，咱不干谁干？”

“我、我已经给组织上打了报告，请求调你来当主席，我给你当副手。别忘了，自小我就是给你当副手的。”

李仲海笑起来：“开啥玩笑哩。”

“这是真的，组织上很快会找你谈，你别想着当京官，大西北更需要人哩。”

“可……”

霍达东不容他犹豫，急促地说：“还有，秋枫她留在了这里，她现在孤身一人，挺清苦的，需要有人照应哩。”

听到李秋枫在Ａ省，李仲海一下子沉默了，显然他的思绪在翻腾。很久，他才低沉地开了口：“那……若是组织上要我去，我没二话。达东，能和你在一起工作，我欢喜哩。秋枫、秋枫她……我去了再说吧。”

霍达东长长地出了一口气，随即又说：“马先生也在这里，彭总让我给他安排了一个大学校长的职位，可能还要任命他当省政府副主席。咱们马家沟出来的几个人，水流千条归大海，最后还是聚到一起来了。”

“好，那咱们在一起好好干，争取在咱们活着的时候见到共产主义！”李仲海的声音兴奋起来。

“行，你可要早点来，我等着请你观黄河，登白塔，吃羊肉串哩！”

在黄河陡峭的岸边，建起了四排平房。这里是省政府大院的后面，本来是一片树林，树林中有几处水洼，每到大雨过后，都会有许多蛤蟆在这里鸣叫，震耳欲聋，彻夜不息，而一旦水洼干涸，这些蛤蟆又像突如其来的出现一样，又一下子消失得一干二净。于是，在这种时候树林子的夜晚就只剩下了蟋蟀稀疏而低脆的叫声，令人感到夜晚的宁静。

据说，这片树林子本来是一个清朝举人的私家花园，是这个风流举人与妻妾们踏青赏秋避暑观雪之地，后来有几个女子莫名其妙死于林子中，人们传说夜晚常有女鬼游荡，便荒凉下来。值民国开创，前面设立了省政府，清朝举人逃至海外，这里也就成为了公地，但因着鬼魂的说法，依然少有人光顾。

霍达东在省政府办公楼中看到这块紧领黄河的树林子，觉得不应荒废，共产党人不迷信，也不怕有什么鬼妖，就下令在这里建立省政府的宿舍，靠河边盖四幢平房，给领导居住，在里面又建了一幢二层筒子楼，给还是单身的工作人员当宿舍。

房子盖得很快，两个月后就交了工。四幢领导居住的平房毫不奢华，无非是灰砖灰瓦而已。当初霍达东甚至要求盖成陕北窑洞式的建筑，但人们说在平地上建窑洞式建筑反倒费工费料，加大成本，霍达东才算作罢。

四排平房一样大小，里面的格局也没什么两样，都是一间客厅，一间餐厅，一间办公室，一间勤务员宿舍，另有三间卧室，可以让领导及不同性别的子女分开居住。每排房子中间有五六丈的间隔，这是霍达东特意叮嘱的，为了能够有足够的闲地种植瓜菜和粮食，这是他生活中的唯一嗜好。

房子未盖时就已经做好了安排，紧挨河堤的一幢给马圆居住，第二幢是霍达东一家居住，第三幢留给尚未上任的李仲海，第四幢是给一个藏族首领准备的，这个人因稳定少数民族地区有功，已经被内定为省政府副主席。

房子盖好之后，霍达东前来观看了一下，尤其是站在黄河堤岸上端详了好一会儿，然后对办公室主任说：“黄河铁桥一带要沿黄河修公路，那里有座观河楼，不大，想办法挪到这里来。马圆先生喜欢观看黄河，他是咱们的统战对象，尽量让他在生活上满意，证明咱们共产党人是真心实意团结他哩。”

办公室主任几天之内就让人办成了这件事，几千斤重的木结构观河楼完全靠人力搬行了几里地，被安置于马圆先生住房的边上，并且重新油漆了一遍，找画匠描了彩绘。马圆搬来居住时，确实颇为感动，还当场赋诗一首，送给了霍达东：

无意白云忽成帆，梦中醒来便千年。

豪志虽陪岁月去，友情却伴风烛还。

绵绵苦斗心已冷，耿耿于怀骨未寒。

一览黄河顿觉小，总是闲人心胸宽。

从此以后，马圆只要不离开Ａ省省会，几乎每天的黎明时分都会站在观河楼上看着太阳升起，黄昏时分则看着夕阳落下，奔腾不息的黄河使他的生命也在奔腾。直到八十年代中的某一天，他以九十多岁的高龄，坐在观河楼上的一张竹椅上，平静地停止了呼吸，而他的两只眼没有闭上，依然直直地瞪着黄河。

观河楼使马圆有些冷清和孤寂的晚年得到了无限的寄托，而挪动的观河楼的举动却使霍达东在后来遭受批判时多了一项罪名，说他有资产阶级享乐主义，动用国家财力，将一幢供封建没落王公贵族休闲用的建筑搬到自己家房后，供他修资产阶级之身，养封建主义之性，有人甚至说那是他搞女人的场所。对于这些指责，他都认了帐，他绝不愿将脏水泼到马圆身上。

到了九十年代，中国大地上兴起了旅游热潮，有人在黄河边上动用巨资兴建楼台亭阁之时，发现了这座油漆剥落、被荒草掩遮的二层木楼竟是明末时期的建筑。几经考证，说当初凡出使西域的中央大员，路过此地，必在此楼上饮酒赋诗，因而极具文物价值。于是，人们又纷纷称颂是霍达东有先见之明，保护了古迹。否则，修建黄河边公路时，这木楼必会被民工砸成木块子当柴给烧了。

霍达东的独生女儿小时候常在这楼上跳来跳去，她父亲遭受批判以后，尤其是迁移这木楼也成为他爸的一项罪名之后，她就再也没有登临过。九十年代，已经成了大企业家的她出差来到Ａ省省会，得知省里要花巨款在此处以观河楼为中心修一座观河广场，并动员她也投资时，她只冷笑一声：“我要是有钱，买下这堆烂木头，一把火烧了它，别让它再糟踏活人！”

李仲海绝没有想到，在他第一次提出要娶李秋枫为婆姨的时候，她几乎没有什么犹豫，就答应了。

那是在省政府举行盛大的庆功文艺晚会，为修筑Ａ省一条重要公路的劳动模范庆功之后的深夜。

修筑Ａ省重要公路是由霍达东亲自出任总指挥，组织上万人马进行的。为此，他在西安工作了半年，因为这条公路是Ａ省与陕西的重要通道。经过一年多时间的苦战，公路提前修通了。当时任西北军政委员会主要领导的彭德怀大大夸赞了他一番，说自己没看错人，而且兑现了诺言，亲自陪他登上了大雁塔，洗了华清池，还去看了当年蒋介石被张学良的警卫营抓住的那个石头缝缝。

回到Ａ省省会，已经走马上任的省政府主席李仲海自然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把一朵朵用红绸被面做的大红花戴在了几十个立功受奖的人员胸前，还让他们坐在敞篷吉普车围着城绕了一圈。

霍达东捶了李仲海一拳：“你这尿，就会整这花点子，都是在延安学的。”

李仲海很认真地说：“我是造声势哩，对于热心社会主义建设并做出贡献的人就得这么大张旗鼓地宣扬。不过，这花点子可不是我想出来的，是秋枫，这二十多年，她一直在搞文艺宣传哩。”

“这我知道。”霍达东放低了声音问，“仲海，我这一段时间不在，秋枫咋样哩？”

“咋样？挺好的，现在是文化局的处长，一天到晚地组织文工团慰问演出。”李仲海回答着。

“我不是问这个，我是问她对你咋样哩？有没有那个意思了？”霍达东挺关切。

李仲海叹了口气：“她对我一直挺好，可她对哪个同志都挺亲热。你也知道她那性子，天生就不会对人拉着脸。我、我实在是不敢向她张口，怕碰钉子，那以后就再没机会了。也许就这样，保持对她的圣洁感更好。”

霍达东哼了声：“这就是你们那种小资产阶级的虚荣心，说重点，是虚伪，一辈子改不了哩。这事能比攻山头难，能比咱们砸肤郡县城难？一次不行，再来二次嘛，秋枫的心又不是铁打的，铁打的心火候到了也变成铁汁汁哩。仲海，你都年过半百了，还有多少日子能熬，秋枫也已经四十出头了，她总不能靠抱着马方的牌位过后半辈子。

你要没胆，我去替你说。”

“不，不，这事还是我自己去说。”李仲海连忙拒绝着，他怕霍达东这个粗鲁汉子表达不了他的全部真实情感。

于是，在开完庆功文艺晚会之后，李仲海留了下来，等着李秋枫向文工团安排完明天的任务走下舞台时，便迎上去。他有点紧张地说：“秋枫，你饿了吧，我请你去吃夜宵。”

李秋枫笑笑：“那就让主席大人破费了。”

李仲海的紧张心情被这半真半假的玩笑一下子驱散了，似乎他又回到了二十多年前在陕西榆林夜校时的状态，坦然而自信地和李秋枫一同走进了夜色中。

五十年代初期的省长出行，既没有警车开道，也没有保卫人员将路人推搡至马路边上，更不需要戒严。李仲海甚至将唯一一个警卫员都打发回了宿舍，与李秋枫两个人迎着初秋的夜风，像所有刚进入一个新的时代的人们一样，怀着一种自豪的、欣喜的神态安然地走在马路上。他们没有什么可惧怕的，因为他们和自己的人民并不对立。

吃夜宵的小摊在市中心，那里是十字街头，十字的中央是一座快坍塌了的钟鼓楼，钟和鼓已经不知去向，而它的墙基处却灯火通明，

一个小摊接着一个小摊，密密麻麻地把钟鼓楼包围起来，形成了很独特的景观。

“吃羊肉串还是吃牛肉拉面？”李仲海。

“啥都想吃。”闻到各种各样的香味，李秋枫很欢快地说。

“好，那咱们就转着圈，吃到你走不动路为止。”李仲海和李秋枫在一起，总觉得自己还远没有老，因而他说话也带着年轻后生的青春活力的潇洒。

从烤羊肉串开始，他们挨着小摊吃下去，吃到第七个小摊时，李秋枫投降了：“不行了，吃不下去了。要是霍大哥在就好哩，看着他吃一圈。”

“那咱们消消食。”

“行，看看夜黄河。”李秋枫兴致正中李仲海下怀，他本来就想提出到黄河边上走一走，在那寂静、只有河水流淌声的夜幕下，更容易让他吐露心声。

在这沿黄河而建的狭长城市里，走到黄河边并不需要多少时间，穿过两条横街，李仲海和李秋枫就看到了黄河岸堤上的柳树，柳树的叶子显然已经开始枯干，每一阵夜风都有在枝权上站不稳的叶子飘落下来，洒进黄河中和堤岸上。

这里很安宁，与黄河平行的是一些人家的后院墙。一个个后窗户内抛出一团柔和得像月光一样的昏黄灯光，在地上形成一块块光毯。偶尔有情侣相拥在柳树下，一些热烈而又压抑的呢喃细语如草叶抖动一样飒飒传出。城市的繁华在这里消失了。

“你看，你看，河里有皮筏子！”当站到没有树荫遮拦的地方，李秋枫惊奇地叫起来，用手指着黑暗的河水中的一点阴影。

“兴许是打鱼的。”李仲海漫不经心地解释着。

“畜生之皮托起生灵之魂，永不沉没地飘荡，终日去迎接死亡，却渴望着新生……”李秋枫沉吟着诗句。

“这是谁做的诗？”李仲海问。

“马方。”李秋枫说完，好像感到一丝寒意，将双手抱住了肩头。

李仲海沉缓地脱下黑呢中山装，小心翼翼地披在了李秋枫肩上。两个人同时沉默了，似乎都在等待着一个艰难话题的开始，而谁都没有勇气首先开口。可能他们都明白，这一夜，将决定他们后半生两个人生活的命运，而谁都不愿意这命运以对方的拒绝开始。

“秋枫……”李仲海的声音有些颤抖了，他现在可以胸有成竹、毫无畏惧地号令数百万人，但面对一个已经徐娘半老的女子却无法镇定地说话。

“嗯。”李秋枫转过身来，平视着李仲海，她的眼睛内闪动着一丝忧郁，但也不乏渴望的光芒。就是这光芒，使李仲海终于喷发出已经积郁在心底二十多年的那几个字。

“秋枫，我、我爱你哩！”

李秋枫丝毫没有震惊，只是缓缓地点点头，低声说：“我知道，仲海，你默默地等了我二十多年，你过得苦哩。”

“不苦，不苦，我本来就想这样过一辈子，可、可……”他无法说出口是因为马方死了才给了他一个机会。

李秋枫凄凉地笑了笑：“我们都不是年轻人了，用不着掩饰什么，若是马方不死，你就真的再也不成个家了？”

李仲海使劲点了点头：“自从认识了你之后，就再也没有一个女子能印在我的心上了。一辈子能始终想着一个女子，也应该是一种极大的幸福吧？”

“可你没想过一个女子一辈子只会想着一个男人吗？”李秋枫有点咄咄逼人地问，但口气却并不强硬，而是一种悲哀。

李仲海的神情黯淡了。李秋枫的这句话使他已经燃起的希望之火顷刻间熄灭了，如同刚才划落于天边的那颗流星。他慢慢地吸了一口清冷潮湿的空气，沉缓地说：“秋枫，也许是我错了，也许是我应该永远只把你当成幻想，当成一个美丽的影子，当成我生命中隐而不露的、掩藏至死的纯粹属于个人的偶像。假如我伤害了你，请你原谅。”

“你是错了，你根本不了解女人，你为什么不对我说：‘秋枫，我要娶你哩！’”李秋枫胸脯剧烈起伏着，她的眼睛更加明亮，如同有电极在放射。但若细心观察，这绝不是因爱而燃烧的激情，而是在做出牺牲时的大义凛然，是为了什么目的献出自我时因悲壮而产生的一种难以抑制的冲动。

李仲海完全被即刻到来的巨大幸福而冲昏了头脑，他根本不可能看出李秋枫眼神的真正含义，他只是后生一样慌乱地说：“我、我觉得告诉了你我爱、爱你就足够了……”

“傻蛋蛋哩，我早就知道你爱着我，可我从没听见过你说要娶我！”

“我、我娶你，秋枫，我娶你做我的婆姨！”李仲海几乎是嘶叫着喊出了这句话，这经过二十多年积郁所喷发出来的心声在滔滔黄河水中只起伏了几下就消失得无影无踪，只是有一只夜鸟被惊动了，扑了扑翅膀，抖落几片黄叶，又无声无息了。

没有什么人被惊动，一个共产党的省政府主席向一个自己属下的处长求婚时，和任何凡夫俗子都没有什么两样。

李秋枫轻轻抖动着身子，靠在了李仲海的开始臃肿松弛的胸膛上，仰起脸，闭上眼，微微张开了嘴唇。

李仲海吻下来，这竟然是他人生的初吻，可他毫无后悔，就是再等上十年，能迎来这个初吻，他也心满意足了。

而李秋枫的心正在因这生硬而狂热的吻而被挤压、收缩，她在马方牺牲后已经破碎得化为粉尘的心因着这挤压、收缩而聚拢回来，但却不再温热、柔软、快乐、浪漫，而是成为铸铁一样坚实、冷硬、淡然、严酷……

霍达东和常雪倩是最后一对离开李仲海家的客人，当他们也走下台阶之后，新房内就只剩下李仲海和李秋枫二人，勤务员则在开始收拾着客厅内的茶杯和糖果。

婚礼并不热烈，实际上，除了霍达东、马圆和那个藏族副主席夫妇外，就只有几个李秋枫的同事了。大家虽然对于李仲海等待二十多年终于娶到了心上人而感动不已，但也没有更多的滋美之词，因为他们都知道，若不是马方牺牲了，李仲海还将独守下去。倒是李秋枫的几个同事都是搞文艺工作的，不时唱上几支西北民歌，李秋枫推辞不过，也唱了首信天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