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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达东无法推断他根本就推断不了的常雪倩的心理，点了根烟，沉缓地摇了摇头，表示感觉不出什么。

常雪倩轻轻叹息了一声：“你真是憨哩。老霍，事到如今，我不想再向你隐瞒什么，你别打断我的话，听我一口气讲完。否则，我可能没勇气讲下去哩。”

霍达东愕然地看着从没有像此时这样神情严峻过的常雪倩，心中一下子感到了强烈的不安，即使他再憨，也不会不从常雪倩的话中听出将有什么严酷的事实对他发生。

他点了点头：“我听，不打断你的话。”

“那好，真谢谢你哩。”

“谢啥，老夫老妻的了。”霍达东努力使心情轻松下来。听到霍达东说老夫老妻，常雪倩浑身抖了一下，本来就忧郁的神情中更增添了一份苦涩和无奈。她使劲喘了口气，像准备赴难去牺牲一样昂起了她略显高贵的傲慢的头。

房间里的空气很沉闷，让人有窒息的感觉，而常雪倩的声音更为抑郁：

“老霍，应该说是我欺骗了你，这是一种无可奈何的欺骗，一种既伤害了你也伤害着我自己的欺骗，一种特殊时期又往往不可避免的欺骗，一种善良人常常为了保护自己而使用的欺骗。

“我不是个寡妇。不，不，你别站起来，你就坐着听我说，千万别走来走去。我的丈夫还活着，一直活着，我们甚至都没有离婚，我们之间的感情使我们绝不可能离婚，我爱他到地老天荒，他爱我到至死不渝。

“我丈夫是个官吏的男娃，当然是国民党的官，我们在北平上大学时认识并结了婚，又一块加入了共产党。抗日战争爆发后，我们和大批的青年学生一样来到了延安，我被留下来搞教育，他受了一段时间训，又回到北平从事地下工作。

“延安整风时，他回来参加了。正好此时他所在的地下党组织被日伪破获了，于是他被怀疑是特务。否则为什么单单他不在时发生了这种情况呢？他被关了一年多，突然间失踪了。有人说他是趁看守不注意潜逃了，有人说是被社会部给悄悄处决了，只有我知道他是被人给放走了。因为经调查，他确实不是特务，可社会部又不愿意承认自己抓错了人，准备一直把他关押下去。那个人，噢，原谅我实在不能说出他的名字，那个人就自做主张把他给放了，条件是他再也不能在延安露面，到别的地方也不准和党组织发生联系。

“他走了，先是到了上海，托人给我捎过信，然后再无音讯。为了我们爱情的结晶，那两个男娃，也为了我个人的政治生命不从此结束，我必须找一个可靠的、在政治风云中不会有风险的人当依托。正巧，在住院时，你走进了我的生活，我得知你的情况后，便果断地选择了你。

“快十年了，你对我很好，娃们也上了中学。本来，我以为一辈子就这样过下去了，虽然说不上爱，可感情还是有的。可谁想到最近他托人辗转找到了我，带了一封信，说他在香港经商，已经取得了英国国籍。若我允许，他将来看我；若我已经另有家庭，他就来看两个男娃儿，还要接两个男娃到英国去读书。

“我是个共产党员，大小也算个部门领导干部，我绝不稀罕什么英国美国籍的，可我不能否认我对他的爱。本来已经死水一片的心灵重又掀起了波澜。对他，我是无愧的，他消失了这么多年，我为了两个男娃而牺牲了自己。而对你，我总是充满了羞愧和内疚，因为我从没有把自己全部的给你，我做了很多保留，在和你的关系上，我确实是自私的。

“在我得知他的存在之后，我无论如何再也不能接受你的亲热，我觉得那是亵渎我认为的人类间最神圣的感情。但是，我也不能从生理上折磨你，于是，我选择了杜娟来取代我。

“杜娟在爱情上是个遭受过打击的姑娘。因而，她不再相信与她同辈的男人们，而更愿意和一个有着丰富生活经历的长者在一起，她崇拜和敬仰从革命战争中活过来的兄长，把他们当成自己的偶像和理想的对象。只要你同意，她是会接受你的，而这种接受是可以不拘泥于任何形式的。

“至于我个人今后的生活，我确实还没有想好，我一下子也不可能为自己做出决断，这太难以让人决断了……”常雪倩终于结束了她的叙说，她如释重负，倍感轻松，但她的神情却更加忧伤和焦虑。

霍达东并没有暴跳如雷，更没有像年轻时那样动不动就指着别人鼻子骂狗日的，他只是冷冷地说：“你把我霍达东看成啥人哩？杜娟是我的秘书，是我的同志，是、是我的女娃，我咋能去动她的心思。好了，我累了，我要睡了，我真的累了。”

他一头倒在床上，衣服都没有脱。

常雪倩知道他根本不可能睡着，坐在他身边，耐心地说：“老霍，杜娟确实是很欢喜你这样的老同志的，你不了解有些女娃的心。”

“别在我这里说混话！”霍达东开始有点烦躁了。

“不是混话哩。”常雪倩觉得有点委屈。后来，生活的真实的确验证了她的话不是混话。杜娟不仅仅在给霍达东当秘书期间过着单身生活，而且在霍达东削官为民后依然一直没有结婚，直到一九七六年那个多雪的冬天，她参加完霍达东的葬礼之后，才以四十六岁的老处女的身份匆匆嫁给了一个比她大二十岁的老将军。

但是，霍达东的在天之灵可以问心无愧地告诉任何人：他对杜娟从无邪恶之念，他给她的只有父亲般的关切，从她那里领略到的只是女儿般的情感。尽管从他五十六岁起就再没有过男欢女爱，可他中国农民那种本能的忍耐性格虽使他生理痛苦但却心理平静地度过了晚年，这也许和他在五台山的寺院中生活了一年多不无关系，那里的长老们给他灌输了太多的清心寡欲的佛教观念。

至于杜娟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心理状态则无人知晓，后来霍达东的女儿霍红红曾经问过杜娟其中的原由，杜娟没有详说，只是微微笑了笑：“红妹，你永远不会懂，那是一种精神的无限需求。对于我这个人来说，精神上的享受可以取代一切，尽管有许多东西纯粹是我自己的想象，但我依然充实、满足，或者叫做幸福。红妹，只有在精神的空间里，你才能体验到世界是多么宽广和丰富。”

霍红红似懂非懂地点点头，拼命回忆着她所记忆得起来的杜娟和父亲在一起时的情景，但她委实判断不出有啥异常之处，包括父亲在北京中央党校被改造思想时杜娟去探望他，包括父亲的追悼会上杜娟默默地站立时，她都看不出杜娟有什么与众不同的表示。于是，她只能感觉杜娟与她原本就不是一代人，而是她的上一代人，所以她才会无论如何洞穿不了杜娟的内心世界。

霍达东又站到了他曾剿过匪的白水地区那个叫白水湾的村庄旁，这里被一片白雪遮盖住，远近一片银色，若不是有一群乌鸦在雪地间跳来跳去，人们肯定会认为这世界只有白这一种颜色。霍达东不知如何形容这洁白的天地，他只能感觉到这里很干净，很安宁，而且他想得更多的是这场大雪将会使明年的小麦长得很旺，保险是个丰收年。如果真是这样，那他这个主管农业的副省长日子也会过得安稳点。

他到白水湾是来抓成立高级合作社的试点的。常雪倩向他袒露了掩藏很久的隐秘后，他心绪烦乱，不想回家，正好中国大地上掀起的农村社会主义改造运动进入高潮，省里决定加快农民全面进入社会主义的步伐，以免成为毛主席所说的“小脚女人”，落在农民积极愿望的后面。他就带着一个工作组深入到白水地区，准备用几个月的时间将这里的初级农业合作社全部建为高级社。若有可能，再搞出几个苏联那样的集体农庄，把一切生产资料都变为国有。

这种能亲眼看着农民们一跃而进入社会主义幸福生活的美好念头多少冲淡了他个人生活中的烦恼。社会生活的欣欣向荣也给他创造了逃避个人生活不幸的机遇。

他心旷神怡了，踏着没过脚面的积雪，在原来是王县长，现在是王专员的瘦小汉子的陪同下，一步一步走进了村内，苏联越野吉普车慢慢地跟在后面。

村子里早就盖起了新房，被土匪烧杀过的痕迹一点都看不出来了。很少见到汽车的男女老少们听见马达声，纷纷拥出门来，一群娃儿们把住汽车的门把手，挂在汽车的后保险杠上，享受着不用步行而前进的欢悦。

村长是个老汉，见来了群坐汽车的官，又依稀认出了霍达东是几年前带着部队来剿匪的省里的大员，有点不知所措。他惶恐不安地把他们让进了村公所的院子，费了好一会儿工夫才打开办公室门上的锁，又张罗着抱柴、搬炭，点上火，冷冷清清的房子内才算有了点热气。

“冬日里没啥事，都在自己家里暖和着，这村公所就锁了门。”村长解释着。

王专员喝了几口砖茶，间：“你叫啥？”

“我叫白柱子，村里人都叫我憨柱。”村长忙不迭地答道。

“你这村里有几个合作社了？”霍达东很关心这个问题。

白村长想了一下：“仨，不，应该是俩，有一个合作社几户人家合不来，社长偷人家媳妇，副社长自己多分了五百斤玉米，闹意见，前几天散伙了，剩下那俩也……”

王专员偷偷瞪了白村长一眼，吓得白村长闭上了嘴。

“剩下那俩咋的了？”霍达东追问。

“剩下那俩，那俩……”白村长垂着头，可眼角却不时瞥向王专员，似乎想从他那里求得怎么回答的意思。

霍达东发现了这情况，站起来，指着王专员吼了声：“王专员，你要不让农民给我说实话，你就给我滚！”

王专员脸一红，一声没敢吭。

“憨柱兄弟，说吧，甭怕，不会扯谎就别扯。”霍达东拍了拍白村长的肩膀，见他拿起旱烟袋，忙掏出香烟，递给了他一支。

白村长见霍达东这么客气，安心了点，很稀罕地双手捧着那支卷烟，闻了闻，没抽，开口说：“剩下那俩合作社好着哩，大家的牲口一起用，水渠一块挖，一块下种，一块收割，互相都沾了光。单干的时候，人口少的，不是忙不赢下种，就是来不及收割，用起水来也是为了你先我后地闹起来没完。成立了合作社，没这些事了。其实解放前我们也搞过这事，那时叫、叫帮耕会。都是一样，收了粮，哪家牲口多、劳力多、就多分，牲口、劳力少的就少分。咱农民也没更多的心眼，不会坑人哩。”

王专员松了口气，也凑过来，问：“白村长，把几个合作社合起来，全村成为一个高级社，都交给你管，咋样？”

“怕是管不了，有几户人家不听我的哩，他们牲口多，劳力多，地也多，在村里充老大，除非让他们当社长。”白村长确实憨厚，实实在在地回答。

霍达东点了点头：“这样吧，白村长，我就住在你们村，啥时候搞起高级社来我啥时候再走。”白村长傻眼了：“这，这……你是省里的大员，咱村里没法睡觉，也没啥东西给你吃哩。”

霍达东大笑起来：“你真是个憨柱哩。没法睡觉，你们睡哪里？没啥东西吃，你们饿肚子了吗？兄弟，我也是当过农民的哩，你们能睡的地方我就能睡，你们能吃的东西我就能吃。跟我来的几个人，谁受不了谁走，反正我是留在这里了。”

跟着霍达东来的有王专员、一个姓张的副县长、一个司机兼警卫员，还有秘书杜娟，自然没有一个敢走。

“霍爷爷，霍爷爷，起床去捡粪，去晚了就没有哩！”小女孩清脆的嗓音在霍达东住的房子窗户根下响着，将霍达东惊醒过来。

霍达东没有住在村公所里，而是住进了一家农户，这农户只有一个鳏夫和一个女娃，因而几间房子都空着。鳏夫叫石锁，妻子被土匪抢走后再无音讯，据说是被土匪带着跑到了千里之外的边境线一带，他还痴痴地等着老婆回来，所以未再娶。家里穷，也再娶不起。他那个叫妞妞的女孩子就是剿匪时霍达东抱起的那个光屁股娃儿，霍达东脱下来披在她身上的那件黄呢军装现在还穿在石锁身上。

就是冲这件黄呢军装，霍达东住到了他的家里，他说：“石锁，咱们有点缘分哩，就住你家，吃了多少东西，烧了多少柴，都记下账，走时一块算。做饭的事你别管，我那秘书小杜全包了。还有，每天早晨捡粪时叫我一声，我喜欢种地，冬日里没地种，就捡捡粪吧。庄稼一支花，全靠粪当家哩。”

第二天一大早，石锁可不敢轰副省长起床，在多少辈子的白水湾人的历史记忆里，霍达东是来到这里最大的官哩，而且就居然睡在了一个普通农户家里。

而听到霍达东要去捡粪的小女娃儿妞妞可当了真，她早早地醒来去喊霍达东，生怕他起晚了吃亏，捡不到粪哩。石锁吓得脸色苍白，冲出来抡圆了胳膊在妞妞屁股上打了一巴掌，低声吼着：“滚回屋里去，人家是二品大员，说说笑话罢了，捡啥粪。”霍达东很利索地穿好衣服，走出屋来，伸平胳膊，扩了扩胸，嘴里喷着一个哈欠说：“锁娃，你咋说我说笑话哩？走，妞妞，给霍爷爷拿粪筐和粪铲，一块去捡粪！”

妞妞瞪了他爸一眼，跑到猪圈里拿出粪筐和粪铲子，笑着说：“霍爷爷，我知道哪儿粪多，跟着我准吃不了亏。”

霍达东摸摸妞妞冻得红扑扑的小脸蛋，想起了自己的独生女儿霍红红。他想，有时间要带她到农村来住段时间，不吃点苦，不了解中国农民的日子，成不了才，出息不了哩。

杜娟也走出了侧屋，她捧了一把堆在屋角的雪在脸上搓了几下，算是洗了脸，也去找粪筐。

霍达东摆摆手：“小杜，算了，你就留在家里煮点稀饭，等一下咱们吃了还要挨家挨户去了解情况，少不了你的事干。”

说完，他和妞妞一块走出了土墙院子，很快来到旷野上，黎明使皑皑白雪泛起一道灿烂的光芒，那光芒中一朵朵绽开的花朵般的灰黄斑块就是刨开积雪寻找草根根吃的牲畜们拉出的粪便。

几个不贪睡的老汉已经慢悠悠地溜达在雪原之中，看到穿着件军大衣的霍达东也在捡粪，露出了惊奇的神情。霍达东向他们打着招呼，他们也慌慌张张地回应着。

霍达东问妞妞：“你几岁了？”

妞妞回答：“十岁。”

“上几年级了？”

“啥几年级？”

“就是上几年学了？”

“没上学，我们这里女孩子不兴上学。”妞妞毫不觉得委屈地说着。

霍达东当然知道西北地区农村里面的这个习俗，他弯下腰问：“妞妞，你想不想上学哩？”

妞妞使劲点点头，明亮的大眼睛中闪动着渴望的光芒：“霍爷爷，我想上学，还想去城里上学哩。可家里穷，没钱。我们村不少男娃也上不起学。”

霍达东直起腰，很有信心地说：“妞妞，我来你们村就是为了解决你们不再受穷的问题，成立高级社，小农经济变成社会主义大农业经济，就会走向富裕，以后你们白水湾也会成为一座小城市，楼上楼下，电灯电话。”他不管小女孩听得懂听不懂，激动地大谈了一通。

妞妞愣愣地看着他，认真地说：“霍爷爷，那就快成立高级社吧，我先入社。”

霍达东大笑起来，扔下粪铲，抱起妞妞，用胡茬子扎着她的小脸，惹得妞妞拼命挣扎。在广阔的田野里，霍达东感到了无比轻松，无限欢乐，他毕竞是农民的儿子，和土地有着无法解脱的血脉关系。

霍达东一点都不想离开白水地区，他很自然地就与这里建立起了一种和谐的亲情关系，他在这里所做的每一件事都如同是在给马家沟的乡亲们谋利益一样。

成立高级社并没有碰上太大的阻力，尽管农民们对于刚刚获得的土地又要不再属于自己有点心疼，但霍达东很轻易地用宣传解决了这个问题。在白水湾，他告诉农民们：“这些土地虽然不再分你的、我的、他的，但是还是我们大家的哩，也就是说，整个村的土地都是你的、我的、他的！你们都是这块土地的主人。

“联合起来，走集体化的道路只会对农民有好处。对农民没有好处的事，共产党不干！你们想想，土地连成了片，拖拉机开上去，一天就耕几十亩。这白水河上还要修水库，用一座大坝一拦，白水地区一半旱地都成了水浇田，大坝下再修座发电站，今后你们点灯就不用油、磨面不用驴了。

“靠单干、靠互助组、靠几十户人家的初级社是完成不了这些大事业的。我们要干的这些大事业是中国前所未有过的，是我们农民祖祖辈辈梦想的，我们真幸运哩，在我们这辈子遇上了。父老乡亲们，兄弟姐妹们，我们还有啥理由不往这条康庄大道奔呢？谁不奔，谁就是个真正的傻蛋、瓜尿！”

霍达东很兴奋，也很动情，因为他从二十岁砸官府的粮库时起，不就是盼着农民们能有这么一天吗？他在慷慨激昂之时，没有注意杜娟边记录边凝望他的目光，她那目光是潮湿的、鲜亮的，绝不仅仅是祟拜和敬仰。

农民对共产党是充满了感激之情的，他们相信只要跟着共产党就有好日子过。共产党说高级社好，他们就痛痛快快地成立了高级社，将土地一集中，骡子、牛、马往一块一赶，放上几串鞭炮，开上一个大会，喊上一些口号，一个村的农民就被认为从此抛弃了私有制，浩浩荡荡地进入了社会主义的历史潮流中。农民们没啥可担忧的，出了事有共产党给兜着哩。

为了显示试点的典范作用，霍达东从省里调拨了一辆苏联支援的拖拉机，长途跋涉几百公里，直接开进了白水湾村。这拖拉机在刚化了雪的农田里轻松地耕了一个上午，几十亩肥沃的土壤就浪花般翻滚着露了出来。白村长领着村民们看得目瞪口呆，然后又跳着脚高呼起来：“共产党万岁！高级社万岁！”

白水湾村成立高级社的经验迅速地被推向整个白水地区。霍达东用了几个月时间几乎跑遍了白水地区的每一个村落，除了春节期间他回到Ａ省省会自己的家中住了三天，向省委汇报了一天工作之外，他半个冬季和整个春季都是在农村度过的。看着农民们积极地投身进他理想中的那个社会主义，看着他们将在他有生之年内彻底改变贫困了几千年，被欺侮、压榨、残害、剥削了几十代的不公平命运，他就昂奋得像一个刚进入青春期的后生，不知疲倦，不知劳累地工作着，倒是比他小十几岁的王专员实在顶不住了，大病了一场。

霍达东根本不想回到省城，他甚至产生过这样的念头：就把办公室安在那辆嘎斯六九吉普车上，他到了哪儿，办公室就在哪儿。有一次，他捧着脖子上那个荷包问杜娟：“小杜，你知道这里面装的是啥东西吗？”

“黄土。”杜娟毫不思考地回答出来。

“你咋知道？”霍达东挺惊讶。

杜娟有点动情地说：“前几天你洗澡，把这个荷包放在桌子上，我摸摸里面有东西，用鼻子闻出来是黄土。”

“咋还会有黄土味呢？它被汗水、泪水、雨水、雪水，可能还有血水浸过不知多少次啦。”霍达东笑着说。

杜娟更为激动了：“霍副省长，我就是从这些混杂的味道中判断出里面是黄土的，只有黄土才可以吸纳这么多人生的艰辛和辉煌。”

霍达东点点头，感叹着：“我离不开黄土地哩。在黄土地上和农民在一起，我就觉得活得踏实，能有所作为，离开了他们，我就觉得孤独、寂寞。”

“所以你就搞了荷包，装上黄土，挂在脖子上。”

“这次你猜错了，这是我大给我挂上的。他说我是土命，啥时候都不能离土。”

“你父亲真伟大。”

“伟大啥哩，这是迷信。”

“但挂到你脖子上，它的意义就转变了，成为了热爱土地的象征。”

“你真会说话。”霍达东轻轻拍了杜娟肩头一下，这使她全身都战栗起来，而霍达东并没发现她的这种细微变化，他还沉浸在他对土地、农民、生活、命运的联想之中。

霍达东没有听到马圆那言辞犀利、口气沉缓、神情激愤的侃侃之谈，他是在内部简报上得知马圆在省委请党外人士提意见的会上的发言内容的。

他是从几百公里外的白水地区紧急赶回省政府来的，李仲海亲自给他打的电话，让他在农村的工作可以告一段落了，因为省会正在发生非常严重的情况。

“有人在向咱们党疯狂进攻，煽动学生上街游行，要发生匈牙利事件哩！”李仲海焦虑而严峻的口气，使霍达东不得不连夜驱车返回省城。本来，他是想在收回夏粮时再走的，因为白水地区乃至Ａ省由于风调雨顺，夏粮喜获丰收已成定局。他觉得这是天意，是上苍为农民迈上社会主义大道而送土的一份厚礼，他要和农民一同庆贺丰收哩。

回到省政府，李仲海甩给他几份文件，恼怒地说：“达东，你看看，敌人已经猖狂到什么程度了，要挖共产党祖坟，赶共产党下台哩。你抓紧时间看看，下午省委开扩大会议，要向敌人反击了。达东，叫你回来就是要你发重炮哩！”

霍达东委实不清楚省城发生了多么严重的问题。他只知道政治生活中的头等大事是整风，毛主席在去年就在中国共产党的八届二中全会上打过招呼：“我们准备明年开展整风运动，整顿三风：一整主观主义，二整宗派主义，三整官僚主义。”

今年春天，整风确实开始了，无非是让大家提意见，帮助党和政府改进工作，减少党内外、官和民的矛盾，以免发生去年一个叫匈牙利的国家所发生的暴力冲突，那次冲突是由苏联派兵给镇压下去的。

霍达东开始阅读文件了，第一份就是Ａ省党外人士、副省长、Ａ省大学校长马圆的反党言论：

“我相信共产党是真心地请我们这些党外人士提意见的，即使不是真心的也没有关系，只要问题摆出来，允许公开争论也不是坏事。毛泽东倡导‘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只要能真正做到‘十家齐放，十家争鸣’就是中华民族的一大幸事，一大进步，也是共产党向着真民主的靠拢。

“我最近回了一趟陕北的老家，看到那里的农民依然过得很清苦，刚刚获得的土地又被强制性地变为公有，使农民们内心深处很反感。我了解到几年前那里闹灾，饿死了不少人，但一些官员高高在上，以怕给新中国抹黑为理由拒绝上报和求得赈济，一些农民出省来高价买粮，还被枪毙。这说明共产党执政以后，已经忘记或叫做忽视了农民。

“我想给共产党提出两点意见，一是好大喜功，一是独断专行。

好大喜功表现在方方面面，任何工作都有这种现象，不踏踏实实地去做，靠搞个运动，喊上几句口号，然后上报一组自欺欺人的数字就算万事大吉。这在粮食问题上表现得尤为突出，我们省是个缺粮省，产不了那么多粮食就不要吹那么大牛皮，到时候完成不了收购计划，还是强迫农民卖口粮，让农民挨饿。

“独断专行的封建观念在共产党许多干部、尤其是高级干部中还根深蒂固地存在着，他们参加革命本身就是农民起义，而不是从理论上接受了马克思主义。

“不让人讲话，不敢让反面意见公开见报，是共产党独断专行的首要表现。一些学术上的争论动不动就变成政治问题，采取压制方式；提出政府一些工作上的问题，就是揭露阴暗面，就打成反党集团或反革命集团。这是思想治罪，不是以法治国。

“我认为还是实行真正的多党合作比较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不应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而应该相互竞争，相互促进，相互监督。这样，社会就会平衡起来，不会因一个人的失误而将整个民族拖入灾难的深渊。”

这些言论是经过整理的，已经显现不出锋芒毕露、咄咄逼人的气势，但霍达东依然可以想象已至古稀之年的马圆那深深的忧患和对某些官僚们的无比义愤。不过，他觉得应该就一事说一事，不应该都归结到共产党身上来，这显然有点片面。汪精卫当初还是共产党的发起人呢，后来不是成了大汉奸，你能说汪精卫搞的那一套也是共产党的做法？

他又翻阅了其他几份文件，刊登的也是一些对各级领导提意见的言论，还有Ａ省大学因党委书记撕学生贴的大字报而造成学生罢课的动态。他有点茫然，不知这次整风如何收场。他问李仲海：“仲海，这整风也得有个结果吧？”

李仲海点点头，又拿出一份写有绝密二字的文件来：“这是毛主席亲自写给全党的信，叫《事情正在起变化》，毛主席认为这些向我们党恶毒攻击的人是坚定的右派，要进行坚决而无情的反击。”

霍达东连忙接过这份只在中共高级干部内传阅的文件，认真地翻阅起来。七月流火，但Ａ省省会一九五七年的夏天并不让马圆感到燥热，他反倒觉得有一股强大的寒流袭来，这仅仅是因为《人民日报》上刊登了一篇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马圆知道，他在毛泽东面前又一次要甘拜下风了，尽管他从来没有和毛泽东正面交过锋。他可以预见到他不远的将来，那绝不会是俯首着称臣，而完全可能是阶下囚。

他没有坐在黄河岸边的观河楼上，这是住到Ａ省省会数年来的第一次例外。他是坐在自己家中的那间办公室内，将门紧紧地关上，告诉家人没有他的吩咐不许来打扰他。

他的办公室其实就是他的书房，这里摆着八个他从旧货市场买来的红木书柜，这些书柜的年代至少可以推溯到清朝的乾隆年间，书柜中装满了线装书和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及一些经典文学作品。

除了书柜外，靠窗子还摆着一张宽大的写字台，另外有一对沙发和一个花架在角落处，墙上有一幅郑板桥的书法真迹和一幅张大千抗战时期送给他的山水画，这画显然不是大千先生的力作，但依然能显出这位大师的深厚艺术功底。

写字台上的一杯茶水早已经没有热气，这说明他已经在书房中坐了很久。他一直陷在深深的思索中，他并非在为个人和家人的命运担忧，而是在为整个中华民族的命运焦虑，更令他感到悲哀的，是他绝没有任何能力去改变目前这一切。

整整一个白日间，他都处于被批判和围攻之中，而言辞最为激烈的则是霍达东。霍达东显然对他向党提出的意见恼怒万分，更对于他数年来不能改变立场而痛心疾首，但他不能不承认，霍达东的话确实代表了大多数人目前的认识水平和情感状态。

“马先生，人要讲良心哩，你作为一个有学问的师长，更要实事求是，不能道听途说，以点带面，以偏概全。你向党提的意见完全是不正确的，是你一贯对中国革命的偏见和误解所造成的。你能当众讲出来，好得很，让大家一块帮助你改造思想。

“这一段时间，我一直在农村，农民们对进入社会主义的积极性是空前未有过的。我敢说，要求入高级社的农民比当年我砸粮库时还要踊跃，就像过年一样。没有人强迫他们，走社会主义道路能过好日子，为啥不高兴呢？而且事实也证明了社会主义道路的优越性，今年夏粮总产量初步估计将创历史最高水平。

“你说共产党好大喜功，这要看好什么大、喜什么功。我们好大事业，大干劲，大前进，大发展，喜人民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之功，喜人民过上好日子之功，这有啥错哩。

“你还说共产党独断专行，这更是毫无根据。你应该清楚，从有共产党那天起，党干的哪一件大事不是依靠广大民众来完成的？包括解放后农民成立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工商业公私合营，不都是群众有了要求，有了行动，我们再去推广经验。至于个别人有官僚主义作风，那不能说明整个共产党就都是独断专行！

“马先生，我认为你应该好好深入群众，不要只关在书房里做糊涂书生。你去看看农村的巨大变化，听听农民们心中对党和社会主义的真情实感，你那种认为中国搞的不是真马克思主义的想法就会不那么顽固了。总之，你要好好改造思想，这种改造会是很痛苦的事，但苦尽甜来哩。”

霍达东的中肯发言赢得了与会者的热烈掌声。唯有李仲海面无表情地说：“霍达东同志带了个好头，开了第一炮，但还远远不够尖锐、深刻，我们要万炮齐轰，对右派分子们向党和人民的猖狂进攻猛烈还击，把他们的恶毒灵魂炸得粉碎。马副省长可以说是我们省右派的挂帅人物，先批倒他，右派们就会树倒猢狲散，便于我们各个击破！”

于是，经过专门挑选的工人、农民、解放军、学生的代表们一个个义愤填膺地对马圆展开了一番比一番猛烈的批判。

马圆只是静静地听着，不加任何驳斥，该说的话他已经说过了，现在再说也无非是重复而已。

他明白，他己经被划为了执政者的敌人，李仲海正在不知为什么而逐渐变态的心理使他的这个学生在整起人来时总呈现出一种无法抑制的快感。当然，若不是李仲海当省长，而是什么王仲海、张仲海，也一样会对他采取无情的抨击。

而霍达东所表现的是一种善意，他痛恨和不能接受的是他的一些观念，而不是他这个人。但正因为如此，马圆在为霍达东担忧，同情右派在共产党看来往往就是右派。

马圆的推断在仅仅两年之后就被验证了！

马圆终于停止了沉思，拿起笔来，伏在宽大的写字台上开始记下今天的日记：

我注定再也没有能力投身进社会生活之中，那一个又一个巨大的漩涡将我无情地抛到激流之外。于是，我成为了一个可有可无的旁观者，如同每日在观河楼上看着黄河沉甸甸地流淌向远方一样，注视着历史在我身边变幻莫测地滑过。我不再是弄潮儿，而只能是纪录潮汐变化的观海者。

我本应该坚持我被任命为副省长时的那个原则，在官场上一言不发，冷眼旁观，但我在七十岁时又冲动了一次。看到那么多热血青年真诚地向新官僚们发起攻击，看到那么多声望显赫的知识分子和大艺术家们向共产党坦诚地陈述心声，我又怎么能沉默下去呢？

我等待的是对我的宣判。在历史上，我曾逃避过一次，但这次无论如何是逃避不了的。

马圆结束了他今日的日记，抬起身子，望着夜幕早已经铺盖住大地的窗外，他觉得自己也正处于这黑暗之中。

Ａ省日报在头版以黑体字公布了Ａ省首批右派名单，并以大半版篇幅点名对其中的头号人物马圆进行了批判。同时，Ａ省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了全体会议，以举手方式一致通过了罢免马圆副省长的议案。

关于对马圆的最终处理方案，霍达东和李仲海产生了分歧。李仲海要将马圆扫地出门，送到农村去接受农民的改造。这倒不是他的发明创造，而是当时国务院颁布的对右派分子的“出路”。其实，若不是毛主席说过对右派分子“一个不杀，大都不抓”的话，他觉得对马圆的处理完全可以像对马牙子的处理一样。

他说：“马圆的罪行比马牙子厉害十倍哩，危害大百倍哩。土地革命时期我们就让他逃过了一次，那叫放虎归山。我们现在绝不能养虎为患了，否则广大人民群众会说我们是姑息养奸！”

他的额头上有一块青伤，在他声色俱厉地说话时，那青伤泛着血光，他说这是他不小心在门柜上碰的，而他每隔十天半个月，头上都会有这种青伤出现。一旦有这种青伤出现的时候，他的脾气就格外坏，对人的态度就特别凶恶，除了他自己，没有人知道这是为什么。

霍达东则觉得对马圆这样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都有过贡献，尤其是年事已高的人不应该在肉体上有过于严厉的惩罚。

他说：“战争年代我们还优待俘虏哩，只要敌人放下了枪，咱们绝不虐待。马圆已经表示了，他今后绝不开口再说共产党的一个不字，我看生活上就维持现状算了，他还能有几年活头？”

霍达东说这话时当然不知道实际上马圆比他和李仲海活得时间都长，而且死去时最为平静。倒是李仲海最先死去，而且死得最为痛苦，他是在肉体和心灵都倍受摧残的情况下，精神完全崩溃，吊死在房门上的。李仲海本来可以完全不理睬霍达东的意见，因为在党内他是省委书记，而霍达东只是副书记。但他婆姨李秋枫的一番话使他改变了一定要把马圆一家送到农村去的念头。

李秋枫用嘲弄的口气对他说：“一个马圆就把你吓成这个样子？他一个糟老头子能翻得了天？别让人家把你看成个胆小鬼哩，好像身边住着个右派就让你坐卧不安，胆颤心惊，脆弱不堪，一推就倒。反过来说，你经常看到马圆，可以使你经常保持一种警惕性，随时提防右派分子的进攻，也不无益处哩！”

就是这番话，使马圆最终留在了黄河边，依然可以每天到观河楼上去看黄河，听黄河，想黄河。而霍达东实际上除了因为与马圆的特殊关系，对他的处理有所同情外，对其他右派的处理就没有什么怜悯之心了。他认为，对于这些敢于反对党，反对社会主义，与农民们唱反调的人绝不需要客气。

他亲自批准了对他所管辖的几个部门按百分之五的比例抓出的右派的处理方案，一律遣送到白水地区，让那里正在大干社会主义的农民监督他们，改造他们。

因而，当两年后他被当成反对党，反对社会主义，与农民唱反调的人揪出来示众时，他哑口无言，自食其果，连叹惜都没有了。

·３２·

陕北汉子霍达东站在热烘烘的砖炉子边，看着锤头砸开下边的炉口，随着泥块的破碎，一股红红的铁水像粘稠的岩浆一样汹涌地流淌出来，但因炉子只有两人多高，容量不大，又似拉急屎似的，屁眼一张，喷出些粘乎乎、黄灿灿的稀屎之后，肚子立刻空荡荡的了。

霍达东的脸被烤得红扑扑的，眼睛也被映得红光闪闪，他兴奋得如同一个大孩子，几乎要像捧起陕北登了场的那金黄色的小米一样去捧起铁水，幸亏杜娟拦住了他。他不停歇地大声问：“这就是钢了？能造汽车、造拖拉机、造坦克的钢？农民也能炼出钢？祖祖辈辈种地的农民也能炼出钢？真的奇迹哩，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创造出的奇迹哩。同志们，你们说，对不对？”

一直站在他另一侧的白水地区王专员连连点着头：“霍书记，这就是钢，不仅农民能炼出钢来，学生、军人、店员、机关干部都能炼出钢来，只要走社会主义道路，听共产党、毛主席的话，任何人都能创造出奇迹来！”

“好，实在太好了！小杜，把我带来的那些废铁从车上搬下来，送给白水地区的同志们去炼钢。王专员，去年咱们白水地区的粮食产量在全省夺了红旗，今年希望你们在全民大炼钢铁上还能夺红旗。”

霍达东挥动着手臂，有如当年他指挥农民们去攻占肤郡县城，他委实有点昏了头，因为他从没有领着那些拿着红缨枪、大刀片、土枪的乌合之众真正攻占下来肤郡县城。王专员多少有点阿谀之嫌地说：“咱白水地区是霍书记直接抓的试点，绝不能落在后面，丢了霍书记的脸。今年粮食产量要在全省放卫星，人均钢产量也要在全省拿第一！”

“你给我把胆子再大点吧，粮食产量要在全国放卫星！”霍达东更为冲动。

王专员愣了一下，忙说：“还是霍书记觉悟高，我坚决执行霍书记的指示。我们要在全地区提出口号：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

霍达东脸一沉：“这是混话，我是当过农民的，光凭胆种不了地，胆子只是勇气。真要夺高产还要靠科学，要大修水利，多施肥，深耕地，用良种，勤管理，偷一分懒，减一分产，种地造不了假哩。”

“是，是。”王专员绝不与霍达东争辩一句，反右派斗争还没有完全结束，他知道如果他对领导有一句不满的话完全就可能因此被戴上反对党的领导的帽子。实际上，他已经亲自给二十多个平时总给他提意见、不听话的人戴上了右派帽子。

杜娟抱来了一堆铁器，其中有菜刀、铁铲、铁门销、铁床腿，司机还提着一口炒菜的铁锅和煮水的铁壶。

霍达东对周围的人大声说：“我家里已经不做饭了，全都吃公共食堂，用不着这些做饭的家伙，都送来炼钢。王专员，你们这儿的食堂普及了没有？”

“霍书记，正在普及。去年粮食获得了大丰收，粮库里盛都盛不下，农村里早就搞公共食堂敞开肚皮吃了，现在各县和地区机关也在搞吃饭不要钱的试点，共产主义嘛。另外，我马上以地区党委的名义发文件，让党员带头向霍书记学习，把家里做饭的东西全拿出来炼钢，做到家家户户不冒烟，全吃大食堂。”王专员兴致勃勃而又斩钉截铁地发出了誓言。

“好哩，有你这话我就放心哩，我霍达东一定要把白水地区搞成全国的一面红旗，成为全国农民率先进入共产主义的典范。走，跟我到白水湾村去，我在那住几天，总结一下全面的情况。”霍达东离开了白水地区专署所在城市白水市郊区的一个村庄。当汽车驶出村庄后，他回头张望了一下，只见那里浓烟滚滚，烟筒林立，而路边的一片片防风林却只剩下一个个不过膝盖的树墩子，那些树都被砍去大炼钢铁了。

但他没有在意防风林的消失，而是感慨万分地说：“烟筒林立是形容城市现代化的一个形容词，可现在农村也烟筒林立了，这不是说明咱们的农民们也现代化了吗？想不到哩，在我不到六十岁的时候就看到了共产主义。”

站在白水湾村外的白水河边，霍达东迎着迷人的夕阳，居然哼起了已经久违了的陕北黄土高原的信天游：

东山那个日头落西山，

庄户人就盼那一点好吃穿。

日头那个落了月亮升，

今年哟嗬又是个好光景。

在白水湾村住了近十天，每天霍达东都处在一种昂奋的状态中，似乎又有一次青春在他身上勃发着，他绝不认为这是因为年轻姑娘杜娟在他身边对他的影响，也不会认为这是一个行将就木、快到花甲之年的人的回光返照，他只相信这是整个社会的欣欣向荣给他带来的无限激情，农民们过上好日子给他带来的欢喜。

自从去年底《人民日报》提出了“大跃进”的口号之后，他就觉得越活越年轻了，毛主席的胆略使他绝不怀疑毛主席说的“我们三年基本上赶过英国，十年超过美国有充分把握”的话。一九四六年时，延安被胡宗南占领，有很多人怀疑共产党会不会又回到井冈山时期，而毛主席竟然就断言只用三到五年时间打败蒋介石，实践证明他的预言是对的。那么现在全国上下一条心，毛主席的预言还有什么可实现不了的呢？

中共中央在一九五八年春末召开的八大二次会议中通过了毛主席创议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就是遵循着这条总路线，霍达东到他所熟悉的白水地区来抓粮食产量，抓大炼钢铁。

白水湾村的老老少少几乎没有一个闲着，白村长向霍达东汇报时说：“一半人到五里路外去修大坝。大坝修成了，半个县的地就全变成水浇地了，剩下的人准备大炼钢铁和夏收，连小学生都动员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