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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你估计夏粮亩产有多少斤？”霍达东关心地问。

“三千斤以上绝没有问题。”白村长经过几年的修炼，扯起谎、说起大话来已经毫不脸红了。

霍达东哼了声：“我是种过地的，怕是打不了这么多吧？”

“这是试验田。”白村长不动声色地解释着，这次，他不再看坐在一边的王专员的眼色了，因为他彻底学会了汇报工作的那套方法。

霍达东这才点点头：“若是试验田，产量还不算高，河南有个地方小麦亩产三千五百多斤哩，不过咱们要是平均亩产过千斤，也能放个大卫星。”

白村长抢着说：“我这是估计，咱这里天气凉，麦子收得晚，过十几天才开镰，说不定试验田的产量能到五千斤，平均亩产过千斤是板上钉钉的事了。”

“行。你现在要干的事是赶快给我成立人民公社。我听北京传来消息，说是河南遂平县出现了人民公社，也就是共产主义组织了。中央肯定要推广这个经验，咱们抢先一步，在你这里搞试点。王专员，地区和县里要大力支持，给白村长放点权。”霍达东吩咐着。

“霍书记，我们地区党委已经研究了，决定提拔白村长为县委副书记。这样，他可以更好地抓成立人民公社的工作。”王专员极力迎合着霍达东的心愿。

“人民公社是个啥东西？”白村长终于露出了他憨厚的一面。

霍达东还没有见到关于人民公社的中央文件，他只能按自己的想法说：“历史上出现过原始公社，巴黎公社，就是有饭大家吃，有活大家干，没有私有财产，一切都归公，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就是、就是咱们说的共产主义哩！”

“好！好！我们白水湾的农民比城里人先进入共产主义，太好了！”白村长有点手舞足蹈了，他是真的高兴，作为一个农民，任何一点能比城里人强的事，他都会喜笑颜开。

这次谈话之后，霍达东几乎每天都泡在白水湾拦河大坝的工地上，他竟然可以和年轻后生一样推着装满土的独轮小车一溜小跑，这让秘书杜娟颇为感动，他的形象更为深刻地印在她的心房中。

工地上在一系列政治口号的后面，是一条“大干三个月，雨季之前胜利合龙”的大标语。曾经有一个技术员向王专员提出过一个疑问：“这三个月就建成的土坝可以蓄水，但不一定经得住洪水的冲击。我认为宁肯慢点，也得大量加用石料。”

王专员一瞪眼：“慢是什么意思？这是和总路线唱反调！你要好好检讨资产阶级的保守、教条思想。这么高，这么宽的土坝什么洪水挡不住，咱们地区西边的长城，是土的，一千多年了，不还站在那里！”

霍达东不知道这小小的争论，其实他知道了也会站在王专员一边，农民的积极性无论什么时候也不能打击哩。

只不过大坝合龙时霍达东剪完彩就离开了白水地区，赶去陪同他一直颇为尊重的朱德同志视察黄河一带的水利工程。而人夏以后的第一场大雨就将白水湾土坝冲垮，白水湾村所在的县几乎全部被淹，夏粮虽已收割下来，但却被水冲走，可以说是颗粒无存。

不过，霍达东居然好长一段时间不知道这个事实，因为王专员发给省政府简报上不但说白水湾人民公社的试验田亩产达到了一万五千斤，而且说平均亩产超过了三千斤。

李仲海看到这个简报后，欣喜地拍着霍达东的肩膀说：“达东呀，这是你的功劳，你抓的点给咱们省争了光哩，今年咱们省上交国家的粮食就以这个数字为基点，咱们真正做到了一年等于二十年哩！中央保险会表扬咱们！”

“啥表扬不表扬的，只要农民说咱们好话，就是最大的表扬。”

“爸，爸，你快看，那柳树上结梨子哩！”霍达东的女儿霍红红尖声叫着，稀罕地跑到路边的柳树上，这个已经六年级的学生娃儿长得颇像她父亲，身材瘦高，头发浓密，鼻梁挺直，眼睛又大又亮，唯一与父亲不同的是她的肤色白哲，不像霍达东那样黝黑黝黑的。

在金秋时节，霍达东陪着已经挂上元帅肩章、身为国防部长的彭德怀在Ａ省内巡视工作，为了让女儿了解一下农村，他便顺便带上了霍红红。

霍达东从彭德怀一下飞机就开始陪伴，对于这个给过他人生极大帮助的人，他觉得完全可以像兄弟一样对待，但他却依然像以往一样尊称彭德怀为彭总。

彭德怀一见霍达东就说：“达东同志，听说你对上边来的同志不够友好哟。这次我彭德怀来了，是不是也要给个下马威？”

霍达东愣了一下，不解其意。

彭德怀见他面有疑惑，接着说：“去年何司令员来，你是退避三舍，给了人家一个闭门羹，硬是不接不送，半个月没露面，何司令员回去骂了娘哟。”

霍达东一下子轻松下来，哈哈大笑着：“我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酒逢知己千杯少，话不投机半句多，何司令这个人我不欢喜他，陪他干啥。你彭总来了，在咱省呆多少日子，我霍达东就陪多少日子。”

彭德怀也哈哈大笑起来。

一年以后，当彭德怀成为反党集团头目的时候，霍达东在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的古训下，无可争辩地被划人彭德怀的一群之中。

在Ａ省省会只住了一天，看了以前从不产钢的Ａ省省会到处是小高炉在冒烟，一堆堆铁锭、一块块钢坯堆成小山一样，对工业毫无常识的彭德怀还很满意，于是他急于要去农村实地看看，霍达东向白水地区王专员打了个招呼，告诉他有中央领导来视察，第二天就陪彭德怀来到了白水地区。

王专员特意安排了一个颇有丰收景象的县接待了彭德怀和霍达东一行人，也于是，天真无邪的霍红红不谙世事地叫嚷着，发现了那令她惊讶不已的奇迹。因为隔着一条水渠，人们过不去，只能看到密密的绿叶中露出一个个黄橙橙的梨子，王专员得意洋洋地介绍着：“这是农民们敢想敢干的结果，一会儿到了公社办公室，请首长们品尝摘下的果实。”

跟随而来的十几个记者们一个个赞叹着，纷纷拍照。

但是，孩子的天性使霍红红居然一下子就跳进了半人深的水渠中，趟过了几米宽的流水后，爬上去，认真地查看梨到底是怎样在柳树上生出来的。这种喜欢刨根问底的性格使她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尝尽苦头，但她依然执迷不悟，以至于后来她想为父亲做传，到处找人去了解当时的真实情况而没有结果时，她干脆放弃了这种念头，因为她不愿意让活得很真实的父亲不真实地留给后人。

她发现了柳树长梨子的奥秘，尖声叫着，嘲弄地说：“是用绿线线把梨拴在树枝枝上的，我看出来了，这骗不了我！”她如同捉迷藏时抓住了隐藏得很好的同伴那样欢欣雀跃，拍着巴掌乱跳。

然而，没有人理睬她在喊什么，尽管其实大多数人都听到了她喊的话。她不明白大人们为什么会是这样，为什么知道是假的了还故意装作是真的。当她长大了以后，当她看到一些人明知道某些事是错的却偏要违心地举手赞同的时候，也就明白了小时候为什么人们会把梨子绑在柳树上的假相当成真的柳树上结梨子了。

她一直保存着当时一个记者发表在Ａ省日报上的一幅照片，十二岁的她站在柳树下，呆呆地望着上面结出的梨子在沉思，照片下配发的标题是：她在向往明天。

是的，她是在向往明天，向往一个不说假话，也不教孩子说假话的明天。

其实霍红红多少还是误解了一些人，起码彭德怀和她的父亲霍达东就不是她所想象的对假东西视而不见的人。

在跑了一整天，她早早地睡下之后，霍达东在招待所的会议室中就狠狠地训斥了王专员：“王福仁，你先给我说清楚，为什么下午我提议到我亲自抓的点白水湾人民公社去视查，你却千方百计地拦着？那里到底发生了什么情况？彭总就是冲着我这个财神搞出来的产粮食的聚宝盆才来视察的，他要看看那收了一万多斤麦子的试验田秋粮能收多少。”

王专员哭丧着脸，终于说了实话：“霍书记，你批评我吧，我扯了慌，可我是不想给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抹黑哩，我不能因为一点天灾就使别的地方的人民的积极性受到打击哩。”

霍达东皱着眉着：“你说吧，咋回事？”

“发洪水，把白水湾大坝给冲了，他们那个县颗粒无收，秋粮又因天旱没水，可能也收不上多少，所以、所以不敢让彭总去看。”

“那就让我们看把梨用线线捆在柳树枝上？连个娃都骗不了！当着彭总，我是给你留着面子哩，我要是彭总的部下，看他……”

彭德怀推门进来了，严峻而气愤地说：“要是我的部下，谎报军情者一律拉出去枪毙！”

“彭总，坐。”霍达东忙招呼着彭德怀。

彭德怀指着王专员说：“当时我也是给达东同志留面子哩，柳树上结梨？男人还要生娃哩！你可以走了，从你那我听不到真话，我在外面自己转了两个钟头，倒是比听你这种人说三天三夜还管用！”

王专员满脸通红，悻悻地走了出去，一年以后，Ａ省在批判彭德怀和霍达东时，他成为态度最坚定、发言最积极、口气最强硬的人，为此，他还取代了霍达东，成为了Ａ省副省长、中共Ａ省省委书记，仅居于省长、第一书记李仲海之下。

见王专员被彭德怀轰了出去，霍达东有点愧疚地说：“彭总，王专员这个同志本质上还是好的，我一手把他提拔起来。这白水地区又是我重点抓的，有什么问题还是请彭总提出批评，我们一定加以改正。”

彭德怀叹了口气：“我不怪王专员这个人，我是痛恨那么一种好大喜功不实事求是的思想作风，这不是个别人，而是整整一批人。百团大战我就是好大喜功，结果使我党我军陷于被动，我多次向主席做过检讨。现在我们不应该再犯这种错误了。梨子绑在柳树上，这是骗谁呢？骗百姓？骗始作俑者？骗上级领导？可下来走走、看看，连个妹仔都骗不了。只能骗那些高高在上的官僚主义者。

“达东，我下来转转，不能叫视察，算是考察吧。我是看那些报纸上登的、简报上写的有点玄乎，什么亩产几万斤，什么红薯大得一辆汽车拉不下一个，什么麦穗密实得上面可以站一个娃儿，什么上面长高粱，下面结苞谷，什么用狗肉汤浇地能高产。我就是要到这些地方看看，是不是真的？是真的，我彭德怀走到哪给他宣扬到哪；是假的，我也要走到哪说到哪。

“达东啊，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是好事，是党中央的决定，咱们作为党员要坚决执行。问题是不能把好经让歪嘴和尚给念得跑了调调。我看现在是有点左了，冒进该反还是要反哩。

“我刚才以普通人身份找一些老乡谈了谈，他们有意见，主要是粮食不够吃。去年是丰收了，可都交了公粮，所剩不多，今年夏粮没丰收，可交粮还不能低于去年的数，老百姓就更没粮了。公共食堂办了几个月，现在开始喝面汤了。这个地区除入夏下了一场大雨就发了洪灾外，到现在还没下过雨，除了河边上少数的地，大都打不了几十斤粮，问题严重呀。我到别的省去也有类似的问题。达东同志，你要早点想办法，否则会出大事，民以食为天，农民没饭吃，别说大跃进、人民公社不干了，还会造咱们共产党的反！”

霍达东虽然点了点头，但此时他还不以为然，他觉得情况还不至于像彭德怀所说的那么严重。当然，他知道自己也必须更多地深入到公社一级的基层去，以免被王专员这样的人欺骗。

一九五九年的春节霍达东过得并不愉快。大年三十晚上，常雪倩告诉霍达东，她的前夫来了，她必须要带孩子们去见上他一面，但她保证，她绝不会与霍达东离婚，只要霍达东还要她。

霍达东冷冷地问：“咱们现在过的这样子跟离婚不是一个样？”

常雪倩摇摇头，认真地说：“不一样哩。除了咱们俩，没有人知道咱们之间的事。只要不离婚，咱们面子上都没啥难堪的。要是正式离婚，就会众说纷纭，影响大哩。”

“你既然从没爱过我，为啥不离婚？”霍达东终于问出这句憋了很久的话。

常雪倩深深地看了他一眼，忧郁地回答：“老霍，不管你信还是不信，我都是这样说，我对不起你，我不能用离婚再伤害你一次了。老霍，只要你不提出，今后不论发生什么情况，我都不会离开你。”

霍达东更为疑惑：“那你对你前夫的那种知识分子的爱呢？”

“盛在心里就够了。老霍，该说的我都说了，别的你也别问了。餐厅桌上我已经做好了八个菜，一个汤，你和红红、杜娟、勤务员一块吃吧。老霍，我、我得替孩子们着想，他们想见亲大哩。”常雪倩的嗓音有些哽噎，显然有无法言传的无奈和霍达东无法理解的痛苦沉重地压着她。没有任何人知道她的无奈和痛苦是什么，但她确实做到了向霍达东许的诺言，在他被削官为民、在他被押上批斗台、在他告别人世之际，她都没有离开过他。

常雪倩带着两个男娃出了家门之后，桂桂来把霍红红接去过年，她说：“别弄得红红总像个没娘的孩子，大过年的花炮也不买，鞭炮也不给放。”

其实红红一直管桂桂叫娘，而把常雪倩叫妈。这时她还不知道生下她的既不是常雪倩，也不是桂桂，而是另一个叫凤花的女子。见桂桂接她去过年，她二话不说就去穿棉外衣，她打心眼里愿意去桂桂那里。在桂桂那里，她可尽情地玩耍、嬉闹，而绝不会有人制止她。

桂桂要出门时，回头又对霍达东说：“弟哩，街上哪来那么多要饭的，大年三十都不回家，保险是家里吃不上年饭哩。看打扮都是庄户人家，你们当干部的也不想想办法。不是为人民服务吗？要饭的也是人民哩。”

霍达东愣了一下，皱了皱眉：“姐，你咋知道政府不管？这话别到处去说，让人听了说你专看阴暗面。”

桂桂没再说啥，拉着红红的手走出门去，把霍达东孤零零地扔在门厅里。

看着那么多菜没有人吃，霍达东没打电话，而是走到隔了他一排房子的李仲海家，死拉硬拽地将李仲海和李秋枫两口子给弄到自己家来，同吃年饭。两个人此时都绝不会想到，这是他们几十年生涯中最后一次共同过年三十，共同举杯迎新春了。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两个本来十分亲密的男人之间有了一种隔膜和生疏感，尽管他们都有着想改变这种状态的心愿，但实际上却无法做到。他们相互间几乎都不再向对方说心里话，公事公办的口吻却越来越强烈。

在这个年三十的年饭桌上，两个人几杯客套的酒过后，就开始了工作上的交锋。

“仲海，今年咱们上报中央的粮食计划无论如何不能高于去年了。另外，去年的计划咱们也是明显完不成了，也该如实向中央汇报，让中央削减。”霍达东本来心中就因家庭问题不大痛快，因而神情有点阴沉。

李仲海情绪倒并不算坏，他将又一杯酒一饮而尽，笑着问：“达东，你啥时候也变得缩头缩脑哩，是不是老了？敢想敢说敢干的闯劲先进了坟墓？咱们省粮食计划一年上一个新台阶，这可是你提出来的哩，你想打退堂鼓？”

霍达东似乎自觉理亏，有点乞求李仲海似地说：“仲海，可实际上收不上那么多粮食哩，几个地区不是涝就是旱，后半年壮劳力又都去大炼钢铁，耽误了收成，产量抵不上五七年的一半。刚才桂桂来时说，看见街上有不少要饭的，这说明农民手里没粮了。”

李仲海严峻起来：“达东，不要被虚假现象蒙住了眼睛，要饭的都是啥人？是懒汉，是想不劳而获者，是流氓无产者，不值得同情，也不说明问题。还有一些落后农民，把粮食藏了起来，要做工作，去动员，有时候也要采取强硬措施，粮食收购计划一定要完成。前几天我去北京开会，已经向周恩来总理拍着胸脯打了保票，你可不能让周总理说我李仲海吹牛皮、说大话呀！”

霍达东不吭声了，默默地喝了口酒，见杜娟和李秋枫早早地坐到了隔壁的客厅去了，浑身有了一种吃不下饭去的感觉。他拉李仲海两口子来的本意是想叙叙旧，让心情愉快起来，没想到适得其反，心情更加烦闷了。

午夜，鞭炮声如同当年战场上的枪声一样几乎毫无间歇，此起彼伏，在鞭炮声中，李仲海去慰问还在挑灯夜战的一些守在小高炉前等待出铁的人们，而霍达东一个人漫步在街上，去查看桂桂说的要饭的，他没发现，杜娟一直关切地、却又不引人注意地跟在他身后不远的地方。

他确实看到一些裹着羊皮露宿在街头的男女，甚至还有几岁的娃儿缩在母亲的怀中可怜巴巴地看着穿着棉袄的城里娃在点燃花炮，而那面黄肌瘦的母亲则乞怜地望着每一个从她身边走过的行人，早已冻麻木了的手僵直地端着一个小铝盒，里面有半个馍，还有几个亮晶晶的硬币。

霍达东在每一个要饭的面前俯下身去，询问几句情况，然后塞给他们几角钱，直到他兜里再也没有一分钱为止。

不知不觉，他走到了火车站，发现火车站中居然不像以前的年三十晚上那样空空荡荡，门可罗雀，而是有不少打着行李卷的农民在等着东去的列车，他去问了一下，都是因没粮吃而逃荒的饥民，其中多数竟然是白水地区的。

霍达东的头真的发昏了，他不知怎么走回省政府宿舍的，而且差点又走进马圆的家，幸亏一直跟在他后面的杜娟阻止了他，他才算回到了自己的卧室内。

他记不起来杜娟是怎么把他伺候睡下的，但他却忘记不了他一闭眼就开始做的那个噩梦：在一个悬崖前，他站立着，崖下是一条深深的谷沟，里面是无数具白骨，但这些白骨的脑袋却栩栩如生，其中有土匪黑狼，有马孝贤，有他大，有马牙子的婆姨，有刘平，有李古，有马牙子，有马方，有他认识的和听说过的所有已经死去的人，他们都在冲他微笑，而他身后却是李仲海、李秋枫、马圆、桂桂以及所有他认识和听说过的还活着的人，他们也在冲他微笑。他要往前走，跳下悬崖，后面的人却突然都发出狞笑声。而他要转过身往回走，沟底的人却都发出凄笑声。

“分成两半，你只有分成两半！”一个声音告诫着他。

他不愿意，可是他又无法抗拒，他看着背后的人伸出了刀，也看见沟底的人伸出了刀，两把刀在最后居然合拢在一起，从他头顶劈了下来，不是从正面劈的，而是从侧面劈的，于是，他变成了两个，一个是有脸和前半截身子的霍达东，一个是没脸却有脑子和后半截身子的霍达东。

他终于恐惧地嘶吼起来，想去抓住什么似地扑向一侧，一个柔软的身躯被他抱住了。他喘着粗气睁开眼，发现台灯在亮着，只穿着毛衣而显出丰腴胸脯的杜娟正坐在床边关切地望着他，他的双手刚好搂在她的腰上。

“你一睡下就在说胡话，我怕你是生病了，就没走，在这守着你。”杜娟解释着。

霍达东让自己安静了一下：“谢谢你哩，小杜，去睡吧，我没事。”

他知道，他要把她搂到身边，她是不会拒绝的。不过，他绝不会产生这种念头，他要想和她有点什么风流韵事，早在一年前就可以发生了。他只是她感情生活中的长辈，只是她工作中的上级，而没有丝毫可能成为她的忘年情人，他说不出是为了什么，但他确实是这样想和这样做的。

杜娟没有丝毫被拒绝后的怨恨，她甚至已经觉得很满足了地走出门去。

·３３·

陕北汉子霍达东自做主张，不顾阻拦地强行打开了共产党的粮库，向灾民放粮。这距离他二十岁时砸反动官府的粮库整整相隔了三十九个春秋，这期间经历了中国共产党诞生、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三反、五反”、反右派、大跃进等一系列巨大的、有些是震惊世界的历史事件。

这两次举动也许并非一个人生命历程的重复，也不能用等号相联系，但作为一个中国的农民来说，这两次举动的出现都是必然的、毫无疑义的，那就是：力图改变农民悲惨的命运，解救农民于水深火热之中！

霍达东是怀着一种极为矛盾的心理状态与李仲海等人乘坐火车到北京参加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的。

北京己经遍布春天的气息，杨柳返绿，燕子飞舞，为共和国建立十周年献礼而建设的十大建筑有的已经完工，有的正在紧张施工，古老肃穆的古城因着这些建筑而平添了些异样的情调，只是那灰色的高大城墙依然使人感到一种传统的束缚。

刚刚住下，和霍达东与李仲海在延安时就熟识的老朋友习仲勋同志拿着个小册子来找他们了，此时习仲勋已经身为国务院副总理。

“仲海、达东同志，这是近期各地农村情况汇编，你们省春荒出现了八十万灾民，我可替你们担着心哩。怎么样，要不要我向周总理打个招呼，先发点救济粮过去，再把你们五九年的征购粮数字减一点？”习仲勋对这两个陕北老战友还是很关切的。

李仲海如同受了侮辱似地顿时涨红了面孔，已经发福的身体抖动了一下，他急着问：“谁说我们省有八十万灾民，这是造谣哩！”

霍达东垂下头，低声说：“中央要数字，是我派人去统计的，不十分精确，可也八九不离十。”

李仲海勃然大怒，他那因受伤而留下一块疤的额头闪出晦暗的光：“霍达东同志，这么大的事你怎么能不经过省委讨论呢？这简直是目无组织纪律，回去省委常委要讨论这件事，要、要处分……”

霍达东有些愧疚和不安，他嗫嚅着：“中央要数字要得急，所以我就没向省委汇报，谁知道中央会出情况汇编哩，我……”

习仲勋不好参与一个省内的争执，他笑笑说：“这都是参考，准确情况以这次大会你们的发言为准。达东是好意，想给省里减轻点压力，仲海也是好意，不愿让省里的形象受到损害，没啥可争的。好了，我就是先来看看你们，生活上有啥不方便的只管提，我这半个管家一定尽力解决。”

习仲勋走了，李仲海还是不依不饶地又训了霍达东好一会儿。

霍达东没有反驳，因为这个问题正是他心理矛盾所在。

春节过后，他跑了Ａ省省会周围的一些农村，发现春荒已经很严重，不少村子已经缺粮断炊，有人还悄悄地告诉他有饿死人的情况发生。不过他没见到，也就没有当真，生病也会死人哩，咋一定就是饿死的。不过，粮食问题确实已经十分严重。

他在一个人民公社已经冷冷落落地食堂里吃了一顿饭，已经是特殊照顾他了，只有一个馍和一碗玉米面稀饭，其他陪同人员则只有稀饭喝。

他问社长：“你给我说实话，粮库里还有多少粮？不说实话我撤你的职！”

社长哭丧着脸说：“还有几千斤玉米种子，你们喝的稀饭就是用种子磨的面，你吃的那馍是花十块钱高价买来的。”

“那社员吃啥？”

“有一半人逃荒去了，剩下的吃刚冒芽的榆树叶子和去年留下来的沤肥的红薯蔓。不过，请霍书记放心，只要抗过这三个月，麦子收下来就没问题了。咱绝不会拖大跃进的后腿，绝不会给人民公社抹黑。”那社长激动地表示。

“好同志哩！”霍达东拍了他肩膀一下。

回到省城之后，他就准备参加北京的人民代表大会，没有时间往更偏远的地方去了解情况了。

从感情上讲，他一点也不愿意Ａ省出现灾民，出现粮荒，出现任何不好的现象，作为Ａ省的领导之一，他也不愿被人家看笑话哩，尤其是不能给那些反对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这三面红旗的人授以口实，他是坚决拥护这三面红旗的，因为他认为这三面红旗可以让农民走入天堂。

然而，从理智上讲，他又不得不承认现实。这现实还很严峻哩，几十万人没有饭吃，这对任何一个主管农业的副省长来说都不是件光彩的事，也不是件容易解决的事。若视而不见，假装没有，只会是自欺欺人，到时问题更为严重了，负责任的仍旧是他。

说实话，给脸上抹黑；不说实话，又昧良心，他左右为难。于是，他只能借那个公社社长的话来安慰自己，“抗过三个月，麦子收下来就没问题了。”他把全部希望寄托在一九五九年的收成上，但愿千万不要发生任何天灾。在这个时候，他绝不可能、也根本不敢去考虑人祸。

在中央的汇报会上，当着周恩来总理的面，霍达东根据Ａ省临时定的调子，将农业形势描绘得一派大好，并说灾民只是个别县里的情况，主要是领导不力，请中央放心，Ａ省还没有到需要救济的程度。

不过，他还是为自己的工作留下了一个余地，没有上报一九五九年Ａ省粮食收购要比去年还增加多少亿斤的数字。

霍红红在闹浮肿，本来清瘦的她一下子变得虚胖起来，常常头晕眼花，身上一按一个坑，有一次还昏倒在教室里。老师打电话让霍达东去了趟医院，医生小心翼翼地告诉他说：“霍书记，您的女儿是严重的营养不良，她正在发育时期，营养一定要跟上。”

霍达东皱了皱眉头，将女儿接回了家。他不能不承认，Ａ省严重缺粮的灾难已经像瘟疫一样袭进了他这个Ａ省主要领导的家。

从打入春以来，省会就已经实施了严格的粮票制度，而肉、蛋、油更是每人每月以两计。有人曾提议给局以上干部每月特供一些肉、蛋、油，但在省委常委会上被李仲海坚决否定掉了。

他义正词严地说：“让我们搞特殊化吗？让我们与广大人民产生隔阂吗？这不是照顾我们，这是在害我们！延安时困难不困难？可我们军民一致，上下一致，同甘共苦，不是照样度过了难关吗？！今天这点困难算啥，连延安的一半都顶不上哩，那时我们除了饿肚子，还要打仗，现在，我们紧一紧裤腰带，和全省人民一同战胜困难，夺得今年粮食大丰收。我提议，不但不要特殊照顾，每个人再从定量中减去两斤粮，以显示领导吃苦在前的作风。另外，对于那些搞特殊化的干部必须严肃处理，发现一个撤职一个。还有搞宣传工作的，要讲大好形势，要煽风点火，不准泼凉水，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来之不易啊！”

粮食少，又没有油水，大人们还可以忍受一段时间，但像霍红红这样的孩子就顶不住了。

霍达东只能搂着女儿给她讲革命战争时期艰苦奋斗的故事，而常雪情则悄悄地给她的前夫写了封信，希望他能寄些营养品来，她的两个男娃也同样出现了浮肿哩。

让霍达东更为心急如焚的是夏粮并没有喜获丰收，五八年就出现的一系列问题使冬小麦播种时就埋下了祸根，撒种不及时，出苗稀疏，管理跟不上，加上开春以后，又逢大旱，有的地方继续颗粒无收，有的地方亩产不上百斤。

但令霍达东惊讶的是，各地区上报到省政府的简报中似乎灾民的问题并不严重。他知道，这肯定是李仲海对宣传口的人做出的宣传大好形势的指示在起作用。他决定还是要亲自去看一看。

霍达东接到了白水湾村的女孩子妞妞写来的一封信：

霍爷爷：

您好。

我是妞妞，我快要饿死了，我们公社已经饿死了几十个人了。您快来救救我们吧！几年前，您从土匪手中救了我们，现在，粮荒和土匪一样要夺走我们的生命。

霍爷爷，您就是共产党，共产党不会让我们饿死，对吗？共产党万岁！

妞妞

１９５９年６月２２日

霍达东被妞妞的这封来信震撼了，他知道妞妞是不会欺骗他的。

他马上给省政府车队打电话，让他们派一辆吉普车来，他要立即赶到白水地区去。

正要出门，一个面黄肌瘦、衣衫槛楼、一头散乱长发的男子拦住了他的去路，而且“噗通”一下子跪了下去，连连在水泥台阶上磕着头，不停地乞求着：“霍书记，你饶了我吧，我对不起你，对不起党。你饶了我吧，不，不，你毙了我吧……”

勤务员一把拉起了他，霍达东这才认出他是白水湾人民公社的社长憨柱。

“憨柱，你这是咋啦？”霍达东虽然心中已有几分明白，但还是问了一句。

白社长无力地瘫坐在地上，喘了几口气，说：“霍书记，饿死人啦，社员们围着县政府要粮吃，可县政府哪有粮哩。霍书记，总路线好，大跃进好，人民公社好，都是我憨柱不好，都是老天爷不好。你给我们那里的乡亲们拨点粮吧，你毙了我都行，几千老老少少啊，吃了大半年草叶子、树叶子了。再吃，就要吃人了……霍书记，你毙了我吧，也省得给咱们党脸上抹黑，是我憨柱一个人坏的事……”霍达东眉头紧皱，挥了下手：“走，带我去看，你要说了假话再毙你也不迟！”

吉普车在一段坑洼不平的路上刹住了车，霍达东开门走了下来，眼睛盯住了车前面不远处横在路边的一个人，站住了一动不动。他是在提起自己的勇气，假如那是一具尸体，千万不要露出惊慌之情。

他已经见过很多尸体了，但是，他还没见过共产党领导下被饿死的尸体。他不能接受的不是死亡，而是他的子民被饿死的这个事实！

由于喝了些水，吃了两个馍，又在车上休息了大半天的白社长此刻有了些精神，他率先窜过去，踢了那人一脚，见没动静，转回头喊着：“饿死啦！”

霍达东问：“你能肯定是饿死的？”

白社长使劲点着头：“我见得多了，没错，走吧，前面还能碰上。”

他如同报功似地说，因为这证明了他没说假话。

听到白社长肯定的答复，霍达东走了过去，看到那倒毙路边的是一个老妇，她身上的衣服不知已经被什么人扒走了，近乎全裸地僵硬在尘土中。从那只剩一层黑黄皮肤而绝再看不出什么肉的身体来看，她已经被饿了很多日子了，那对如同两个空荡荡的纸口袋一样的塌瘪乳房和两个因哺乳过孩子而特别硕大的乳头使霍达东竟然想起了桂桂的形象。他浑身一阵发冷，觉得这念头确实让他不寒而栗，难道桂桂和这老妇有什么近似之处吗？他不敢再想下去。

“霍书记，上车吧，还要赶路，否则天黑前到不了白水市。”杜娟心情沉重地劝说着霍达东。

霍达东上了车，但天黑前还是没有赶到白水市，因为他们一路上受到了三次阻截。

第一次阻截他们的是一群约有几十人的男女老少，他们要不就是全身浮肿，要不就是骨瘦如柴，一个个都面带菜色，走起路来摇摇晃晃的，看见汽车也不知躲避，司机不得不让汽车停住。

霍达东下了车，拉住一个驼背的老汉问：“兄弟，你们这是干啥去？”

“逃荒。”老汉有气无力地说。

“没饭吃了？”

“早没了，连树皮都吃不上了，树都砍去炼钢了。你是省里来的官吧！你给我们说说，啥地方大跃进搞得好，啥地方的人民公社还随便吃，我们到那去。”老汉反问起霍达东来。

霍达东苦笑了一下，这是个没法回答的问题，他当然不能说哪里大跃进都没有搞好，哪里都没有随便吃饭的人民公社，可他也说不出这些灾民应该去的地方，他只能劝导着：“先找找你们县里面的领导，他们没啥法子吗？”

“县里面？毁就毁在县里面的领导身上了，不让我们种地，说是粮食够吃了，都去炼钢，炼出一堆铁渣子来，结果是没有钢，也没有粮，只剩下一群灾民去逃荒，他们让我们想上哪就上哪。”老汉愤怒地控诉着。

霍达东一时也没有什么好办法，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们从车边走过，看样子，这些人走不到Ａ省省会，就会有一半人倒毙路边，他让司机打开后车箱盖，把装在一个面袋子里的半袋子烧饼都送给了那些难民，这半袋子烧饼是他带的几天的口粮。

那老汉颤颤巍巍地接过半袋子烧饼，一下子跪在了地上，一边磕头一边说：“你是共产党里的好官，你的大恩大德我们永世不忘，我们要能活下去，一定好好搞大跃进，好好搞人民公社……”

霍达东不忍心再听下去，坐上了汽车。

在车上，白社长问：“霍书记，干粮送人了，到时候你们吃啥？”

“饿着，农民们能饿着，我咋就不能饿着。我也吃过草根、树叶子哩。”

白社长嘟嗽了句：“半口袋干粮只能救几个人，可下面有几十万人等着救啊。”

第二次被一群人将车堵住是黄昏时分的事。那是一群拿着扁担、木棍、甚至还有大刀片子的年轻后生，虽然一个个也都是面黄肌瘦，但却显出凶恶之相。

“站住，站住！”

“停车，把东西都搬下来！”

这显然是一群拦截过往车辆、试图抢劫粮食的灾民。勤务员掏出了出差时不离身的五一式手枪。

霍达东瞪了勤务员一眼，让他把枪塞回去，训斥着说：“这不是地富反坏右，他们是饿的，人饿极了啥事都干，几十万人，你这一支枪打得完吗？”

霍达东又下了车。白社长赶快跟在后面，边走边吼：“干啥，你们干啥？还有点王法没有？这是咱们省的霍书记，霍副省长！”

“嗬，是个大官，保险带着吃的，上去抢！”一个为首的吆喝了一声。

几十个年轻后生不由分说，一拥而上，把汽车里的东西全部抓了出来。然而，除了几件衣服和公文外，只有一包饼干能吃。这饼干是杜娟听霍达东讲了妞妞的来信后，想方设法搞来带给妞妞的。

为首者打开了那包饼干，几十个人咽着口水，都盯住那淡黄色的，不够一人分一块的面粉烘烤制品，为首者使劲喘了口气：“一人半块，人人有份！”

“不能吃！”杜娟突然站了起来，声色俱厉地阻止着。

为首者凶狠地狞笑了一下：“你给我靠边，我们只有一条命，反正饿死也是死，抢点东西吃还能活。你们这些当官的不管我们农民的死活，惹急了我们，先吃了你！”

霍达东从这个为首者的话中不知咋的听出了自己三十九年前煽动农民砸粮库的声音。他的心收紧了，莫非共产党也到了要被农民砸粮库的地步了吗？

杜娟的神情黯淡了，她难过的说：“我叫你一声农民兄弟，这饼干真的不能吃，这是带给一个奄奄一息的农民的女孩子的。有了这包饼干，她可能就活下来；没有，可能就会死。而你们少吃半块饼干，并不会有太严重的后果。我求你们了。”为首者的神色缓和了，问：“那女孩子是你的亲戚？”

“不是。”

“那你为啥要救她？”

“因为她给霍副省长写了一封信，让霍副省长救救挨饿的农民们！”杜娟的声音悲壮起来。

为首者愣了一下，举着饼干的手慢慢下垂，终于，他把饼干递回到杜娟手中，然后自己一抱头，蹲在地上，嘟浓着：“我心软，我、我心太软，你们再找个头吧，我干不了……”

霍达东想，若还有机会碰上这为首的后生，他一定要认识他，而且想办法培养他当公社社长，县长，他觉得这后生和他年轻时有相像之处哩。

汽车再一次被人群挡住是快到白水市时，这一次的人约有数百之众，抬着十几具尸体，在月光下有如一片幽灵。他们正在步履沉重地向白水市走着，见到后面来了汽车，不知是否有人指挥，一下子全回过身后，然后齐齐刷刷地跪在了地上，无数双眼睛迎着灯光，每一双眼睛中都映出两个黄色的光斑，让人感觉到好像是鬼火。

霍达东再次下了车。白社长又跟在后面，他看见跪在最前面的那个人，很惊奇地叫起来：“你不是红星社的马社长吗？你这是干啥？省里霍书记来查看灾荒情况来了！”

那个被称作马社长的抬头看了一眼，但没有站起来，依然跪着，大声说：“霍书记来了更好，求霍书记给我们评理！豁出我这个社长不干了，我这个党员不要了，也要争个理字出来。”

霍达东阴沉了脸：“马社长，你不站起来，我不听你说话。你这是干啥哩，咱是社会主义，不是封建王朝，见官要下跪。起来，全都起来！”

马社长站了起来，但他不说话，那数百人都不起来，看来马社长是他们心目中的首领。马社长冷峻地说：“霍书记，我们是找王专员说理的。你来了，更好，我们找你说理！”

“啥事情？”马社长咽了口唾沫，由冷峻转而悲愤地大声说：“去年秋粮就没收多少，今年夏粮基本绝收，可王专员非逼我们交够计划中的公粮。去年，我挨家挨户磕头作揖，除了粮种，每家再没剩下一粒粮，全交了，勉强完成了任务，换回来一张奖状。可全社人吃草根、树叶子过了半年光景，过年时有大多数人家连饺子都没吃上。今年夏粮绝收，我跟王专员汇报，说是杀了我也收不上粮了。他不信，说是社员们私分了粮，埋在地下，还要派别的公社的民兵营来挖地三尺。我要有粮，我能让人饿死吗？那是我娘，全社第一个饿死的。我要让王专员看看这些饿死的人，我要和他评理，没有粮，拿啥交？我们这几百号人都送上来了，要粮没有，要命有一条，我就不信共产党里没有信真话的！”

白社长小声说：“马社长，讲话要有原则。”

马社长更愤怒了：“啥原则？现在最大的原则是不能再饿死人了！否则共产党还有啥脸领导农民！”

霍达东的脸已经像铅块一样灰暗，心情沉重得如同被压上了磨盘，他咬了咬牙，低声说：“马社长，你要相信我霍达东，给我三天时间，我一定给你个结果。若不相信，你就抬着尸体继续前进，去地区，去省里都行，我绝不拦着，憨柱！上车，走！”

马社长愣了一下，终于一挥手，跪着的人们都站了起来，为汽车让开了路。马社长没有带人继续前进，他相信了霍达东，但霍达东没能给他彻底解决问题。霍达东只是个人同意了减免红星社的征购粮，他甚至减免了整个白水地区的征购粮。然而，Ａ省省委没有同意，在霍达东成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之后，他的一切指示均告作废。马社长及整个白水地区所欠的公粮在秋粮中补交，秋粮补交不齐，来年夏粮再补交。整整三年，马社长及白水地区的农民都是在饥饿和补交所欠公粮中艰难地度过的。

白水地区王专员是天亮时才知道霍达东一行人来到了自己的辖区。这是白社长通知他的，毕竟白社长是他的属下哩，县官不如现管，白社长绝不敢惹恼王专员。于是，王专员也知道了霍达东一路上遇到的情况。

他一见到霍达东，立即就表示态度：“霍书记，我工作没做好，我承担全部责任，我现在已经进行了周密的安排。到秋收时，眼前的这些困难就会不复存在了。我马上安排农业处、水利处、物资处、公安处的同志向您汇报工作，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