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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达东不耐烦地一挥手：“我现在要自己去看，我不想听别人骗我的话了。”

他带着杜娟、白社长和勤务员上了汽车，扔下王专员，直奔白水湾村而去。王专员愣了一下，恨恨地嘟哝了句什么，但也赶快叫了车，尾随而去。

几个小时以后，霍达东在白水湾村的村口下了汽车。他抬眼望去，村落依旧，土地依旧，河流依旧，但是稀疏的树木在盛夏之季却是光秃秃的，地里几乎没有人在干活，几个在阳光下似乎变小了的人影蹲在光秃秃的土里不知在寻找和挖掘着什么。村里没有鸡鸣，没有狗吠，也不见牲口跑来蹿去，死气沉沉的，好像当年被土匪侵袭后一样，不同的只是没有硝烟和火光。

霍达东叹了口气，马上走进村去，轻车熟路地到了妞妞家，他上前去敲门，大声说：“妞妞，你霍爷爷看你来了，给你带了书和本子，还有花铅笔。”

没有动静，死一样的沉寂。

白社长一把推开了门，吼叫着：“石锁，石锁，霍书记来看妞妞了，给她带了饼干。”

还是没有人回答，一种不祥的感觉充斥了几个走进院子的人的心，他们犹豫着，到底走不走进那被太阳照射着的房间。

白社长没那么多想法，他走上去几步，推开了正房的门，然后愣了一下，冲进去，随即传出他的声音：“石锁，你还活着不，活着就说句话！”

听到白社长问话的口气，霍达东急忙也跟进了正房，他看到了石锁几乎不成人形地躺在炕上，一动不动，头发和胡子都长长的，几乎遮掩了整张只剩下皮和骨头的脸，透过窗子的阳光照射在他头顶处，好像在那里聚起了一圈光环，他的眼睛睁得大大的，胸脯还在微微起伏，但是已经没有力气说话了。

“妞妞呢？妞妞？”霍达东一边让勤务员赶快找水来，一边焦虑不安地间。

石锁的眼珠动了一下，向一边斜斜，那意思是明确的，妞妞在边上那间房内。

霍达东冲白社长说了句：“憨柱，无论如何给石锁找点吃的。”然后和杜娟急步转到了边上那间房内。

那间房内同样洒进了夏日的阳光，妞妞就笼罩在这阳光中，但她一点都不美丽，她的身躯肿得撑满了打着补钉的花衣裤，脸上的肌肉开始腐烂。一群苍蝇和头发连成了一片，如同一块黑色的布片遮盖她的头上，见到有人凑近，苍蝇“嗡”的一声飞了起来，露出了妞妞那开始长蛆的脸和正在脱落的头发。妞妞的枕头被嘶咬开了，里面的荞麦皮流淌在她的头边。

杜娟一下子捂住嘴，一阵恶心过后，眼泪扑簌簌地流淌下来。她手中的饼干掉在了地上，摔散开来。

霍达东闭上了眼睛，久久地沉默着。突然，他不顾一切地抱起了妞妞，走出房间，走出院子，走出村落，走向田野，来到了白水河边。

他蹲下去，脱去妞妞的衣服，用清凉的河水洗去妞妞身上的蛆虫和腐肉，然后，又抱起她，漫无目的地沿河畔向前走着，走着。

追出来的杜娟只听到远远地方传来一声野兽般的嘶吼：“霍达东，你是个尿，你算啥共产党员啊！”

开仓放粮！

打开粮库的大门，向白水地区和全省的灾民放粮！

在返回Ａ省省会的一路上，霍达东的脑海中只翻腾着这一个念头，他已经饿了三天了，但他却丝毫没有饥饿感，他的痛苦早已经使他没有任何食欲了。

回到省会，他径直到了办公室，拨通了庐山的电话。省委第一书记、省长李仲海正在那里参加一个据说叫“神仙会”的中央会议。

“仲海，我要开仓放粮了，再不放粮，农民要造反哩！”电话一通，霍达东直截了当地表示了自己的态度，他认为李仲海会支持他。因为据他所知，这次中央会议的中心就是反左倾，反浮夸，反冒进，要进行调整。

然而，李仲海却声音冷漠：“啥农民造反，我看是你要造反！开啥仓？放啥粮？那些粮食是按国家计划收购的，要动用必须经中央批准，谁给你权力开仓放粮？”

“周总理在庐山，你向他请示一下吧。咱们省确实困难，我刚从白水地区回来，那里已经饿死上千人了！”

李仲海一定怔了一下，但马上又说：“达东，那只是局部，你要看大局，现在庐山上正在展开一场严肃的斗争，一股攻击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邪风由彭德怀刮起来了，他和一些人就是抓住局部问题试图否定三面红旗，否定毛主席的领导。你开仓放粮，不正是给这些人提供了炮弹吗？告诉你，绝不能开仓放粮！”

“可……”

“不要说了，达东，这几年你已经在右倾的路上走得够远了，你再不悬崖勒马，就滑到马圆那些右派一边去了！好了，不能再多说了，马上要去开会，和彭德怀一伙进行面对面的针锋相对的斗争了。达东，我警告你一句，你要是固执己见，这次我也救不了你哩！”李仲海挂断了电话。

霍达东沉重地放下了电话，他搞不清楚庐山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也不会知道彭德怀在这次会议上不仅给毛主席上了提出批评的万言书，还在西北小组会议上作了毫不掩饰、格外坦率的反冒进发言，他说：“反右以来，政治、经济一连串的胜利，党的威信高了，得意忘形——说得意忘形可能重了一点，总之是脑子热了……毛主席与党中央在中国人民心目中的威信之高，是全世界找不到的，但滥用这种威信是不行的，问题不少……要找经验教训，不要埋怨，不要追究责任，人人有责任，人人有一份，包括毛泽东在内。总的责任在中央，不在下面。”

他也不知道，去年他陪彭德怀视察了省里的一些地方后，彭德怀又去了湖南，然后说出了这样的话：“这不是朝主席脸上贴金，而是抹黑！要是主席晓得了这里面掺有假，他是笑呢，还是哭？我看他哭笑不得！”

假如霍达东此时知道了这一切，他是否还有勇气开仓放粮？后来并没有人问过他，连他的女儿霍红红都没有问过。而且，历史不能假设，一个伟人和一个凡人一样，他的举动都不能假设。

发生了的事才能评说，而没有发生的事评说也毫无意义。

霍达东还是开仓放粮了！

他和李仲海通完电话后，郁闷地向家中走去，此时天上布满了乌云，一场雷雨即将到来。

他先见到了已经下班回家的常雪倩，常雪倩告诉他：“老霍，我把两个男娃送走了，送到了他们的父亲那里，这样我可以有更多的精力去工作。而且，不知道这吃不饱饭的日子还得拖多久，他们的父亲怕毁了娃儿的身体。”

霍达东第一次冲常雪倩发火了：“你咋不把全中国的娃儿都送走，就你的娃儿稀罕？中国人的事要靠中国人自己解决，我就不信天底下有共产党解决不了的问题，都不替农民说话了，还有我霍达东一个人替农民说话，天塌下来，我顶一分钟，顶半分钟也要顶！”他的火气正在凝聚为一股豪气。

常雪倩凄婉地笑了笑，她没有反驳霍达东，她内疚，觉得对不起他，是她让他在生活上太孤独，太苦闷，因而，也就太抑郁，太沉重，他愿意发泄就让他发泄一下吧，发泄了兴许就舒服一些。

然而，由于常雪倩的不反驳，使霍达东并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泄，他依然积郁着太多的东西，在内心滚动、沸腾，却不能喷发。桂桂来了，她浑身上下水淋淋的，头发和衣服都贴在越来越单薄的身体上，那肋条骨、那扁平的胸脯清晰可见，显然雷雨的前锋已经抵达Ａ省省会了。

她不顾常雪倩在场，一下子扑到了霍达东的怀抱中，泣不成声地嘶叫了一句：“弟，活不下去哩！”

“咋啦？”霍达东扶住她消瘦得只剩骨头架子的肩头。

“我那养女一家人、一家人全、全给饿死了，她家乡来、来了个人，让她想办法给搞点粮，要不全村人都要饿死……”桂桂喘了口气，又接着说：“还有、还有红红……”

“红红咋啦？”霍达东和常雪倩立即吃惊地问。

“红红不吃饭，她说要省下粮，给一个、一个叫妞妞的女娃吃。妞妞是谁？叫她来吧，叫她和红红一起吃……”

霍达东的泪水一下子淌了出来，他想不到自己年近六十时还会流泪。他的头一下子本能地靠在桂桂的胸脯上，以往多少年，每当他的头枕在这并不丰满的胸脯上时就会感到安宁、祥和，就会睡得安稳。而现在，他的头靠在这再不柔软的温暖的胸脯上时，却感到了一种壮烈，一种责任，一种要拯救什么的强烈冲动，他在这胸脯上得到的太多，他应该为这胸脯付出了！

于是，他想起了那个倒毙路边的老妇。当时，他竟然会将那老妇与桂桂重叠。现在他明白了，他把她们都当成了母亲，当成了他从没有谋过面的母亲。正由于他从没有在作为个体的母亲的怀抱中生活过，于是，他对母亲的爱才会如此广泛而博大。

他站了起来，大声叫着：“小杜！”

一直在门外站着的杜娟走了进来，同样心情凝重地问：“霍书记，什么事？”

“给我通知省政府所有在家的干部和粮食局贾局长，运输局洪局长，全部赶到一号粮库，开仓放粮！”霍达东断然发出指示。

杜娟没有犹豫，立即开始拨电话。

而常雪倩也没有任何阻止的意思，尽管她作为局级干部多少知道国家粮库的粮绝不能一个人说放就放，如同银行的钱绝不能一个人说拨就拨一样，但她还是没有表示态度。她只是在想，假如这样能让她从来没有爱过却又共同生活了十几年的善良男人获得心理上的安慰，她愿意和他共担哪怕是最严厉的处罚。她送走了两个男娃之后，再也没有什么可以担忧的了。

闪电划破了浓重厚实的乌云，如同一支倚天利剑劈开了被荒凉遮掩了太久的沉重土地。雷声滚滚，好似一架古老的木轮牛车拉着超载的历史行走在永不平坦的沧桑之路上；大雨傍沱，有如巨人苍凉而悲壮的泪水天洪般向人世间倾泻。Ａ省省会一九五九年盛夏最狂暴的雷雨在夜晚降临了。

Ａ省一号粮库坐落在郊区的黄河边上，有铁路和公路直接伸入库区，平时戒备森严。粮荒开始以后又加了双岗的大门被打开了，近百辆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生产的解放牌汽车、苏联生产的嘎斯牌汽车、老式日本丰田牌汽车、陈旧的美国十轮卡车排成长队从粮库门口长龙一样排列到浓郁的黑暗之中。粮库站台边上，飞起的宽大屋檐下几十辆火车货车车厢也停靠在那里，几支巨大的探照灯在雨帘中明晃晃地来回扫动，上百个穿着雨衣的人们在探照灯的照射下似乎是一群蚂蚁在魔鬼眼睛的注视下可笑地爬动。

“装车！”霍达东站在第一辆卡车的车斗上，声嘶力竭地喊了一声。

省政府的干部、粮库的装卸工、甚至还有附近闻讯赶来的居民，冒着倾盆大雨，把一袋袋的白面、玉米面、小米装上了已经支起帆布篷的卡车车厢和货车车厢。

省政府办公厅主任已经是第三次附到霍达东耳边小声劝阻了：“霍书记，这是要犯错误的呀！”

霍达东的热血早已经沸腾，他不愿再讲什么道理，只是冷冷地哼了一声：“你这尿要怕犯错误，你就给我滚！再跟我啰嗦一句，我就把你从车上扔下去！”办公厅主任不敢再说什么了，但他马上去找电话，准备向依然在庐山的李仲海汇报。来粮库之前，他已经打过一次，线路不通。

一连扛了十几袋百斤重粮袋的霍达东直起腰来，杜娟不失时机地递给了他一块毛巾，他擦擦脸上的汗水和雨水，看着那些在紧张搬粮的人们，一阵感慨，似乎整个人生的历程一下子浮现在他的眼前：

他灵巧地躲避着子弹，指挥着成千的灾民潮水一样拥进金城镇的粮库，将那里的粮食抢劫一空，上万名灾民活了下来；

他在官兵对他搜捕盘查之后，一股突如其来的冲动使他将嫁给他数年还依然是处女之身的婆姨桂桂按倒于床上，使自己成为了真正的男人，也使桂桂成为了真正的女人；

他和李仲海一同在马圆家二楼的书房内，站在中国共产党党旗下，庄严地、虔诚地向党宣誓，要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终生；

他率领着农会会员，在离官府不远的地方挂上了农会的大匾；

他冒着枪林弹雨，熊熊烈火，向肤郡县县城疯狂地冲锋；

他被官府称为红匪，和十几个死里逃生的战友们躲在山沟沟里，过着野人般的生活；

他在毛泽东住的窑洞里，听着毛泽东言语激昂、又城府颇深的谈话，然后向他提出了解决边区经济困难的办法；

他娶了桂桂给他带来的年轻女子凤花；

他以私人情感打动了已经是国民党抗日将领的马圆，打通了贩运边区土特产品的安全通道；

他被何司令员恶人告状，险些整得一蹶不振；

他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结婚，娶了一直欺骗他感情但又对他很好的常雪倩；

他亲眼看着马方仅仅为了经受已经经受了二十年的考验，用嘴叼着炸药包去炸毁他亲哥哥设置的坚固防线上的碉堡，而马方经受这考验的唯一目的就是为了入党；

他只身进入马圆的军部，说服他战场起义，使黄河大堤未被炸开，数十万人免遭不幸；他亲自带领参加剿匪，使Ａ省边远地区的人民终获解放；

他在马牙子的判决书上签了字，将自己的老战友送上死亡之路；

他再也不能容忍马圆对党和毛主席的攻击，和李仲海一同将他们的入党介绍人打成Ａ省头号大右派；

他深入农村，动员组织了Ａ省第一个高级合作社，第一个人民公社；

他……

不，他眼前浮动的根本不是这些，此时此刻，他眼中只有那一幕幕让他撕心裂肺的惨景：

倒毙路边的老妇；

有气无力地走向远方的一群群灾民；

风雪中露宿街头的乞讨者；

因营养不良而昏倒的女儿红红；

几百人向他下跪申请免交公粮的人民公社社员；

因饥饿而死身上长了蛆却无人掩埋的女孩子妞妞……

农民，他们大都是农民啊，还有什么比农民正在受苦受难而更让霍达东痛苦、愧疚和难以忍受的呢？

他也是农民，他始终改变不了他农民的性格，他脖子上始终挂着那盛着一撮黄土的荷包。

他不懂马克思主义，他参加革命的唯一目的就是因为革命才能改变中国农民祖祖辈辈的受人欺侮的低贱命运，而这目的也是他唯一所信奉的真理。

现在，农民又在受苦受难，他不愿意深思农民们为什么还会受苦受难的原因，他只想尽快使这些农民从苦难中解脱出来！

他只有这一个想法，只有这一个念头！

雨更大了，地上的积水哗哗流淌。

天更黑暗了，装满了粮食的汽车向那无边无际的黑暗中驶去……

·３４·

陕北汉子霍达东在李仲海下了庐山，回到Ａ省对他开仓放粮的错误进行揭发批判时，拒不认错。

“饿死了人谁负责，我开仓放粮是为了党和社会主义的形象，是为了农民不骂娘！”他粗着嗓门在省委扩大会议上喊着。

李仲海一拍桌子，厉声说：“霍达东同志，你这话和彭德怀如出一辙，你们把自己打扮成救世主、梁山好汉，口口声声为了农民，可更多的农民的积极性被你们给打击下去了，这对党和社会主义的危害比饿死几个人严重得多。我们从来都是先算政治账，后算经济账的。霍达东同志，你必须深刻检查你对灵魂深处的资产阶级的丑恶、反动思想，彭德怀比你官大哩，比你口气硬得多，最后他不是也要检讨。”

“我没错，我检讨啥哩。我从来不否定三面红旗，从来不反对党和毛主席，咱们省的第一个人民公社是我抓出来的，第一颗高产卫星是我放的，我就是见不得农民饿死，你们在场的哪个人愿意看着农民饿死？有种的站出来说！”霍达东的额头上青筋毕露，眼睛喷着狼一样不屈不挠的光。

“别给自己脸上贴金……”

“要谈问题的实质……”

“反右时你立场就不坚定……”

跟霍达东共事多年的人们纷纷叫喊着，他们都极力表示着自己的党性原则。白水地区王专员站了起来：“我请求省委批准将霍达东同志送到我们白水地区参加一次批判右倾机会主义的群众大会。他总是表白他代表了农民，这次让他看看农民们是如何仇恨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他会从中受到深刻教育的。”

李仲海沉思了一下，当场同意了。

霍达东的精神支柱轻而易举地崩溃了。

在白水地区有着几千人参加的批判右倾机会主义、捍卫三面红旗的群众大会上，那些曾经在接到霍达东开仓放的粮后而一个个热泪盈眶、感激涕零的农民们纷纷上了台，以发自内心的愤怒斥骂着霍达东：

“你是条披着人皮的狼，你和那个叫、叫彭德怀的穿一条裤子，想反对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想推翻共产党的领导，让我们广大贫下中农吃二遍苦，受二茬罪，这是痴心妄想！”这是马社长的发言。

“你想用小恩小惠来破坏我们农民和共产党的血肉关系，没门！告诉你，我们贫下中农就是饿死，也不会反对共产党和三面红旗，谁反对共产党和三面红旗，我们就坚决打倒谁！”这是石锁的发言。

“霍达东，你是想着法子给党的脸上抹黑，给我们贫下中农脸上抹黑，我们以前被你的虚假面貌欺骗了，现在总算看出了你是有狼子野心的家伙，不管你用啥花言巧语，也别想让我们贫下中农走回头路。我曾吃过你两个馍，现在还给你！”这是白社长的发言，他用两口浓痰还回了霍达东给他吃的两个馍。

“还给你玉米，呸！”

“还给白面，呸！”

“还给你豆子，呸！”

“还给你小米，呸！”

“还……呸！”

“还……呸！”

口水、浓痰、鼻涕，一股脑地甩到了霍达东的身上。本来，他认为农民们不会真正对他霍达东有啥反感，他们只不过是来应付了事。可他没想到这些农民们全都是认真的，毫无虚情假意，他们从心眼里仇恨他，因为他的行为是在反对共产党。

他真的反对共产党吗？

假如开仓放粮挽救数十万灾民的生命就是反对共产党的话，那他就承认！就无所推脱地承认！就只能承认！

“我，我有错……”从不认错的他低下了他并不高贵但却不易屈服的头。

李仲海在主席台正中间第一排座位上冷冷地、有一种病态快感地笑了，他低声向身边的王专员说：“农民是支持我们党的，因而也就是伟大的！”

在他说了这句话七年之后，也是在盛夏季节，还是这些斥责霍达东反对共产党的愤怒农民们，每人掏出仅能掏出的几分钱，凑出了几百元钱，组成了一个东进战斗队，乘坐不要钱的火车抵达了李仲海那时任省委书记兼省长的沿海某省的省会，静坐二十四小时，绝食四十八小时，后来在当地“红卫兵”的协助下，终于将李仲海揪上了批判台，给他的脖子上挂上了反对共产党、反对毛主席、反对社会主义的三反分子的大铁牌。在所控诉的他的罪行中间，有一条是由于他的官僚主义和恶霸作风，导致Ａ省饿死了数万人。

而王专员那时则是被揪回白水地区，与白社长、马社长等一批已进入地区行署的官员一同被批斗，结果王专员当场心脏病发作，死于批斗台上，白社长被打成了终身残废，马社长一头撞死在自己母亲的墓碑下。

霍达东终于做出了检讨，在Ａ省省委扩大会上，他面无表情、两眼呆痴地说：

“我有错，我对不起党，对不起毛主席，我罪该万死，我……”

到最后，霍达东已经完全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了，但他依然在不停地说着，不停地批判着自己。

两年后当他被送到中央党校学习时，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后“造反派”对他这个落水狗进行批斗时，他都是这样咒骂和批判自己的……在他心灵末梢最敏感处只有一点，那就是绝不敢和毛泽东唱对台戏。

一九七六年九月的一天，也就是在他辞世前不久的一天，他的女儿霍红红兴高采烈地告诉他一个消息：“老毛死了！”

他听到这个消息后一愣，随即抡圆了胳膊给了已经有了娃儿的女儿一个大耳光，这是他第一次打女儿，也是最后一次打女儿。打完这个耳光之后，他就躺倒了，一直躺到他死。

一九五九年九月底，中共Ａ省省委下发了两个正式文件，一是《省委关于以霍达东同志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一是《右倾机会主义反党分子霍达东同志的反党言行》。

这两份文件使霍达东的人生实际上在社会生活中完结了。作为一个红匪，支撑着他无所作为甚至无所事事地继续活了十七个年头的是那装有黄土的荷包和五台山老和尚送给他的那串沉香木捻珠。

二十世纪末的一天，霍达东的女儿带着两个作家到了Ａ省，想收集点当年霍达东的情况，看看可不可以写一本报告文学以祭奠自己的父亲。然而，没有人知道霍达东是谁，活得有滋有味的人们只知道帝王将相和流行歌星，还有美国总统和日本首相。

霍红红失望了，然而两个作家却正是由此，才发誓一定要使霍达东从历史的尘埃中露出本来面貌，他们唯一担忧的是：这种既不赚钱又不为某些官僚看好的书是否能够出版？

初稿于一九九六年六月二十六日

海南一间陋室中

修改于一九九七年三月一日

北京城乡交界处后记

后　　记

任何一个曾经拯救了几十万条人类生命的人都值得我们跪拜，无论其被所处时代认为是高贵者还是卑贱者，也无论其人生际遇是辉煌的还是悲惨的。

我就是为了一个曾经拯救过几十万条人类生命的人而产生了创作冲动，继而一气呵成了几近四十万字的长篇小说。

这部充满热烈而沉重情感和文字的书将奉献给那个我从未谋面、也再不可能谋面的、而却永远令我缅怀和敬仰的老人及这位老人唯一的女儿——我称为大姐的端庄而刚强的中年女性。

我写的是一段历史。

历史在我眼中不是镜子，不是长河，不是一件件发黄的纸，而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或是他们的尸骨，或是他们的灵魂，或是他们惊天动地的举动，或是他们平淡无奇的人生，只有在描绘人物时，我才会觉得生命的价值所在，也才会觉得艺术的价值所在。

我不想媚俗，迎合芸芸众生的某种趣味自然是文学和艺术的堕落；但我同样也不想媚雅，迎合几个自以为是的、只会孤芳自赏的所谓浑身透着文化味的学者同样是一种无聊和沉沦。我只是以我的热血去铸就我所认识的真实，通过一个个独特的人物去展示过去，并告诉未来，这将高居于俗和雅的问题之上。

当我行走在被称为陕甘宁边区的黄土高坡之时，当我从一个窑洞出来又钻入另一个窑洞之时，当我站在被炎黄子孙赞赏了几千年的黄水堤岸之时，当我遥望着巨龙般伸向天际的长城之时，那个老人点点滴滴的经历在我脑海中汇聚成为一个以往文学作品中从未塑造过的形象。他不再是他，他成为了中国农民的命运，而他永远只能是他——陕北山沟沟里的一个朴实的农民。

当我最终因着听来太多的关于这个老人的故事而要将某种思绪在蒙蒙细雨中喷发出来之时，我这样想：假如我们还相信有良心存在的话，这位老人无疑可以被称为中国农民的良心！

感谢韩少功、蒋子丹、和谷、邢增仪、患患等海南文坛的朋友在我这部作品还是提纲之时就真诚地提出了极其宝贵的修改意见，使思想更为凝炼，使人物更为鲜活，使文化底韵更为丰厚，使艺术风格更为个性化；当然，更要感谢的是陕西籍作家、教授张浩文，他不但陪同我在他的家乡感受以往生活的厚重、苍凉，而且还对作品本身的文化、风情、民俗的谬误进行了指正，并且亲自校阅了一遍。我必须承认，这部作品中有他们的心血所在。

窗外又是蒙蒙细雨，正应了“清明时节雨纷纷”的千古绝句，在这种欲断魂的阴郁日子里，很适合人思考些沉重的，所谓忧患的问题，尽管海南被不少经院学者认为是没有文化，只有欲望的旗帜在飘扬的浮躁之地，但并非在这里生活的所有人都整天骚动不安。否则，我对面房子中的韩少功何以会写出《马桥辞典》？

不过，在写完一部长篇之后，我实在不愿意再把自己抛入某种深沉状中，也不愿“细数窗前的雨滴，细数门前的落叶”，以作忧思状。我觉得对生活、历史、自然、社会的那些激情和反思都已经融进作品之中，或深刻，或肤浅，或震撼，或平淡，自有读者评说，无需用后记赘述。

读者永远是我的上帝。

一九九七年四月五日于府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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