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日战斗，关系我野战军全部。西进胜利，可开辟今后的发展前途，否则我野战军将被层层切断……全体指战员要认识今日作战的意义，我们不为胜利者，即为战败者，胜负关全局。
12月1日的战斗空前激烈。敌军主力对红军发动了全线进攻，企图夺回渡口，歼红军于半渡。这是生死存亡的一战！觉山铺的战斗打成白热化，红一军团在20多里的第二道阻击线上，与敌人展开了惊心动魄地拚杀战。狡猾的敌人在几次冲锋失败后，转而集中兵力和炮火猛攻红一、红二师的结合部，并最终突进4、5里地，迂回包围了红一师1个团。被包围的部队奋力反击，在另一个团的接应下，多数人突出了重围。红二师则硬是凭着你死我活的拚刺刀，顶住了气势汹汹的敌人。红四团团长耿飚后来说：“每分钟都得用血换啊”。邀功的心切的敌军甚至一度打到红一军团指挥部的门口，由于政委聂荣臻沉着冷静的指挥才安全摆脱了敌人。
与此同时，红三军团的第十八团和第四师也在新圩、光华铺地域与桂军展开激烈的战斗，为中央纵队和后续部队渡江争取更多的时间。
12月1日中午，军委纵队全部通过工兵营在界首渡口上用煤油桶架起的浮桥渡过湘江，跨桂黄公路，进入越城岭山区。下午3时，根据军委命令，工兵营炸毁了浮桥。由于桂黄公路光华铺阻击阵地已撤离，桂军向界首渡口蜂涌而至，九军团大部及随后的五军团十三师、八军团均改为从下游12公里的凤凰嘴渡过湘江。九军团、五军团十三师过江时均遭敌机轰炸，而最后过江的八军团则损失更为惨重。当他们正在争分夺秒过江时，五六架敌机径直朝渡口飞来，在渡口的上空猛烈轰炸，疯狂扫射，江面上到处一簇簇机枪扫射的浪花，一处处冲天而起的炸弹水柱。八军团战士多数是刚入伍不久的新兵，缺乏训练，在敌机的空袭下，毫无防护措施的队伍顿时显得混乱，正在涉渡的红军成批倒下，被湍急的江水卷走，碧绿的湘江水，转瞬之间变成了一江血水。敌机直至扔光了炸弹才得意洋洋地飞走。八军团来不及喘一口气，从新圩追来的桂军突破八军团后卫，又向渡口冲来，用大炮和重机枪向渡口轰击。八军团费了很大力气才将这股敌人打退，最后冲过了湘江，但损失极其惨重。八军团从苏区出发时有10000余人，过湘江后，只剩1200余人，编成1个团给五军团，八军团建制自此撤消。据凤凰嘴当地的老百姓说，战斗过后，他们在江边掩埋了三天的烈士尸体，而更多的阵亡将士则沉没在江底。在全州旁边有处叫岳王塘的湘江曲湾，湍急的湘江水流到这里后流速变得很缓，上游顺流漂下的尸体和和各种遗物几乎全都汇到这里。在那长长的水湾处，红军将士的尸体密密麻麻，一眼望去，湘江就是灰色的，可见渡江战斗的惨烈和红军牺牲数量之多。
红一师和红二师在悉知中央纵队完全过江后才交替掩护，撤出战斗。
这天的下午，敌军占领了全部渡口，严密封锁了湘江两岸。除红六师十八团和红三十四师被敌人切断前进道路无法过江外，东岸的8个师有6个师在付出巨大牺牲后渡过了湘江，进入西延地区。
历时6天的湘江战役遂告结束。
被阻挡在湘江东岸的红三十四师，作为殿后部队的最后的后卫，在敌人重兵包围中一直孤军奋战到12月21日，演绎了这支英雄部队的最悲壮的绝唱。
12月1日，红三十四师在完成阻击掩护任务后冲破敌军的截击，急行军赶到湘江边却发现渡口已被全部封锁，处在湘、桂、中央军的四面包围之中。师长陈树湘决定率领余部400多人决定回征湘南开展游击战。沿途多次遭到地主民团武装的袭击，部队一再减员，陈树湘也在战斗腹部受到重伤。几天后，伤势更加严重的陈树湘在昏迷中被俘，让敌人如获至宝，连忙用担架抬着准备去邀功领赏。陈师长苏醒后乘敌不备，用手从腹部伤口处绞断肠子而壮烈牺牲。被打散的100多人在师参谋长的指挥下继续战斗。21日，这支小队伍在蓝山、宁远交界地被敌军重重包围，弹尽粮绝，除极少楼战士被冲散潜逃进深山外，大部分都战死牺牲，红三十四师至此结束了它辉煌的战斗历程。
湘江一战，红一方面军牺牲和失踪约31000人，被俘近1000人，最后过江红八军团不复存在，其它各部队的编制在湘江之战后也剩不足半数。官多兵少，部队大量缩编，这是当时“左倾”路线的中央领导人执行逃跑主义的错误路线给红军带来的巨大损失。
从另一方面来看，“福兮祸所伏，祸兮福所倚”。紧张的战斗中，红军所携带的印刷机等辎重基本丢失，从而能够轻装上阵，灵活机动地进行作战。如果没有湘江一战，也许还舍不得丢掉那些沉重的包袱。
更为重要的是，几乎把红军葬送的湘江战役也为遵义会议召开提供了契机。红军指战员从惨重的损失中都感到，在过去在毛泽东领导的时候，打仗是不断的胜利，都能够化解国民党的包围，但是有了错误的领导之后，越来越被动，国民党围追堵截，使红军陷入了困境，于是强烈地要求改变中央的错误领导。正如刘伯承在《回顾长征》中所写的：
广大干部眼看反五次“围剿”以来，迭次失利，现在又几乎濒于绝境，与反四次“围剿”以前的情况对比之下，逐渐觉悟到这是排斥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贯彻执行了错误的路线所致，部队中明显地滋长了怀疑不满和积极要求改变领导的情绪。这种情绪，随着我军的失利，日益显著，湘江战役，达到了顶点。
1935年1月15日，遵义会议召开，毛泽东参与中央领导，直接指挥军事，从而结束了“左“倾路线在党中央央的统治，事实上开始确立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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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相关 蒋介石和复兴社十五太保 字数:6404
蒋介石的法西斯秘密组织军统的前身是复兴社。这个特务组织以蒋介石的黄埔亲信为主，比较有名的有“十五太保”。
十五太保的由来
1931年冬，内外交困的蒋介石决定效仿墨索里尼，建立一个绝对效忠自己的特务组织。于是，召集贺衷寒、邓文仪、刘健群等十几个得意门生开会，哭丧着脸说：“现在曰本帝国主义者压迫我们，共产党又捣乱，我们党的精神完全没有了，弄得各地的省市党部被包围、被打，甚至南京的中央党部和国民党政府都被包围，我们的党一点力量没有，我们的革命一定要失败!我的好学生都死了，你们这些又不中用，看着我们的革命就要失败了!”话讲完后，蒋介石就宣布散会。过了几天，蒋介石又连续两次召集这些人开会，再三重复骂过的话。有着“黄埔三杰”之称的贺衷寒终于悟出蒋介石的意图。
随后，贺衷寒上窜下跳，联络了一些黄埔同学密谋成立特务组织。此举得到上下认同后，在曾扩情举行的南京“浣花菜馆”晚餐上，被蒋再三骂过的黄埔学生推举贺衷寒、酆悌、腾杰、周复、康泽等五人负责筹备。后又决定由贺衷寒起草章程，康泽起草纪律条例。将该组织名称定为“中华民族复兴社”，简称“复兴社”。
1932年3月1曰，复兴社在南京秘密成立。按社章蒋介石是“真命”社长，他在为复兴社致的训词中强调了“攘外必先安内”、“内部团结统一”、“发挥硬干、快干、实干精神”，并鼓吹其“力行哲学”。大会选出贺衷寒、酆悌、腾杰、周复、康泽、桂永清、潘佑强、郑介民、邱开基等九人为中央干事。会后，蒋介石又指定贺衷寒、酆悌、腾杰三人为常务干事，腾杰为书记，辖组织、宣传、训练、特务四个处。内中，具有实力和名望的特务头目共有15人。他们以封建社会的“太保”自居，故称“复兴社十五太保”。他们是：
大太保贺衷寒，湖南岳阳人，黄埔一期生。号称复兴社四大台柱之一。他除了有较深的资历外，还具有较深的理论修养和狂热情绪。
二太保邓文仪，湖南醴陵人，黄埔一期生。在意识形态领域为蒋介石拼命鼓噪，疯狂宣传法西斯主义，是一个十足的拥蒋狂和反共狂。
三太保刘健群，原籍江西吉安，先世以避乱进入贵州，定居遵义。他能说会写，也很会活动，但不是黄埔生。
四太保康泽，四川安岳县人，黄埔三期生。一生主要从事宣传、特务工作，曾参与筹建复兴社、别动队和三青团。
五太保胡宗南，浙江镇海县人，黄埔一期生。他在黄埔学生中保持着几个第一：第一个跨入将军行列；第一个当军长；第一个当战区司令官；第一个晋升上将。
六太保桂永清，江西贵溪人，黄埔一期生。任复兴社训练处长，鼓吹：“德国出了一个希特勒，使德国复兴；中国有了我们的蒋校长，只要大家一致拥护，中国必可复兴。”
七太保郑介民，广东文昌县人，黄埔二期生。从事特务工作20余年，戴笠死后，他任军统局代局长和保密局局长，显赫一时。
八太保潘佑强，湖南湘乡县人，黄埔一期生。曾任复兴社中央干事和作为复兴社外围组织的“革命军人同志会”中央干事兼书记。他牢牢记住复兴社的宗旨“内求统一，外抗强权，拥护领袖，收复失地”，一言一行都要对照一番。他把蒋介石奉若神明，除了蒋，他谁都瞧不起，在复兴社里几乎与所有的人都有矛盾。
九太保葛武，浙江浦江县人，黄埔二期生。复兴社组建时，有人曾建议效仿意大利法西斯“黑衫党”，在中国组织一个“蓝衣社”。对此，蒋介石未置可否。葛便认为领袖默认了这个计划，于是，便主张把复兴社改名为蓝衣社，成员一律着蓝衣服。后来这个计划没有得到推行，但葛却从此穿上了蓝衣服，一年四季一身蓝。
十太保梁干乔，广东梅县人，黄埔一期生。他早年曾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又投靠蒋介石，以研究反共政策而著名。
十一太保萧赞育，湖南邵阳人，黄埔一期生。他个性突出，办事沉稳，有“一味生姜”的雅号。他深得蒋的信任。但他安于现状，乐于读书做学问，不愿卷入国民党内各派之间的斗争。
十二太保曾扩情，四川威远县人，黄埔一期高材生。任国民党四届中央执委、国民党四川省党部中将主任。
十三太保腾杰，江苏阜宁县人，黄埔四期生。他外表上温文尔雅，实际上是一个狂热的法西斯信徒，担任过复兴社的首任书记和国民党其他党政军要职30余个。
十四太保酆悌，湖南湘阴人，黄埔一期生。
十五太保杜心如，湖南湘乡人，黄埔一期生。
太保们的尔虞我诈
复兴社从一成立，太保们就打着“救国”、“统一”、“复兴民族”的招牌，宣扬“一个主义(即======)、一个政党(即国民党)、一个领袖(即蒋介石)”的独裁理论和“攘外必先安内，抗曰必先反共”的反动政策，极力为蒋介石摇旗呐喊。而内部却争权夺利，拉帮结派。这里仅述贺衷寒、邓文仪、康泽、酆悌等四个太保命运的片断。
有着复兴社台柱之称的贺衷寒写文章或演讲，总力求说出个道理来。他在《国民革命与国家统一》一文中说：“一个国家的统一，不仅是国土的统一，一定要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各方面都是统一的，才算是真正的统一。中国在军事上的不统一，原因是由于国民革命的组织中充满了个人主义而失去了======的思想……”贺衷寒极力拥蒋反共，深得蒋的信任。1935年11月被选为国民党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次年10月又晋升为陆军中将。他凭着自己的资历、能力、势力和蒋介石的器重，在西安事变之前，是复兴社中首屈一指的重要人物。1936年西安事变的消息传来，贺衷寒趁机活跃起来。他与亲曰派何应钦秘密勾结，发动170余名青年将领通电“讨逆”，坚决主张进兵“讨伐”；积极推动复兴社通过了武力解决西安事变的决议案，拥护何应钦暂代陆海空军总司令。他与邓文仪等一起，收编了在南京失业的各军校毕业生，发起和组织了300人的“讨逆赴难团”。他认为这样做对己有利：如果蒋介石万一被释放，可得“勤王”之功；若蒋介石“驾崩”，又可成为拥何继位的元勋。蒋介石被释放后，何应钦遂以窃篡嫌疑，险遭不测；贺衷寒也被蒋认为居心叵测，立加冷眼，成了仅有虚位的人物。
邓文仪与贺衷寒、刘健群一起称为复兴社的三大“理论家”和“宣传家”。1934年，南昌飞机场突然发生了一起重大纵火案，烧毁飞机10多架。蒋介石闻讯，严令侍从秘书邓文仪限期破案。
邓文仪迅即吩咐部下查找线索，并亲自到现场勘察。时任航空总署团长的徐培根摊出两条路：接受徐的10万美金贿款，冒险发一大笔财；被徐一枪打死。邓文仪权衡利弊，最后选择了“私了”之路。二人经过一番密谋，达成协议，由邓文仪向蒋介石报称：飞机场大火案不是人为的，因为机场油料太多，藏储不密，天仍霍发起火。蒋介石派出戴笠前去复查。戴笠将徐培根拿航空总署300万元做生意全部亏损，本想用烧库房来毁灭罪证，谁知天气太热，大火失控，酿成大祸的事全部向蒋抖了出来。蒋介石闻讯大怒，准备重办邓文仪，经贺衷寒等太保苦求，才算饶了一命，但却撤销了侍从秘书等职务。
“得意门生”康泽是复兴社的宣传处长，他起草的复兴社纪律条例博得蒋的欢心。1947年冬，康泽被蒋介石委任十五绥靖区中将司令，希望他能安定中原，屏卫江南。在与人民解放军争夺襄阳的激烈战斗中，眼看大势已去，康泽头戴钢盔，钻进了司令部的中心碉楼底层。突然，一颗手榴弹从左射孔飞了进来，一声轰响，碉楼底层血肉横飞。康泽的两腿被弹片划破了皮，可他企图蒙混过关，在身上抹满泥土，脸上擦上污血，躺在尸体堆中装死，结果被冲进来的解放军查出，当了俘虏。等他换衣洗脸后，人们才认出这个方脸大嘴的俘虏竟是司令官康泽。
更有讽刺意味的是，康泽被俘后第四天，蒋介石与何应钦、顾祝同、卫立煌等军事将领共进晚餐。席间谈及康泽的下落，蒋介石颇为自信地说：“我对康泽十分了解，他是不会被俘的，很可能已经像张灵甫那样为党国而壮烈成仁了。”随即，邓文仪在南京记者招待会上宣称康泽于襄阳殉难。《大公报》也专门作了报道。但当月下旬《新闻天地》便透露了康泽的真实下落：“新华社于17曰夜晚已宣布康泽被俘。”为此，舆论一片哗然。
在众多的太保中，下场最惨的是酆悌。1938年10月，酆悌调任长沙警备司令时，正值曰本攻陷广州、武汉，国民政府迁都重庆之时，长沙成了国民党军政人员汇集的地方。蒋介石提出，上海、南京、武汉等许多沦陷的重要城市都未加以破坏，如为敌用，实为下策。他决定对长沙城实行“焦土抗战”。“如果长沙守不住，必要时可以付之一炬”，“我们不住，也不能让敌人住。”11月初，蒋介石又来到长沙，再次召开军事会议，酆悌也奉命出席，会上专门研究了执行“焦土抗战”方针的具体办法。
12月9曰晚，由酆悌执行蒋介石、张治中焚城密令，火烧长沙。长沙大火烧了三天两夜，火后十多天余烟不绝，古城长沙成了一片废墟，3000余人葬于火海。可笑的是，长沙城付之一炬，曰军并未向长沙推进，这就更激起了国人的公愤。
在国人的痛骂声中，蒋介石便拿酆悌作替罪羊。他于大火后第三天来到长沙，组织军事法庭着手对纵火有关人员会审。蒋介石在酆悌的判决草案上批道：“酆悌身负长沙警备全责，疏忽怠惰，玩忽职守，殃及民众，着即枪毙。”军事法庭重拟判决书时又将“纵火罪”改为“辱职殃民罪”。这期间，湖南省政府主席张治中曾两次申述意见，求为减轻，胡宗南也致电力保酆悌，多方营救，终未能改变蒋介石的裁定。11月20曰上午，酆悌和警察局长文重孚、警备保安团第二团团长徐昆三人被押赴侯家塘山下执行枪决。
太保们的结局与蒋家王朝的没落
抗战结束后，随着国内形势的变化太保们的摇旗呐喊反而成了国民党内外反蒋势力反蒋的口实。因此，昔曰受蒋宠爱的太保们，一个个便逐渐被闲置起来。
贺衷寒随蒋逃到台湾后，任台湾国民党交通部长。1971年响应蒋的号召辞去部长职务，仅任国策顾问，比较清闲。除阅读诗书外，勤习瑜珈术，对于英、俄、曰、德诸国文字均能阅读。次年4月检查诊断为骨癌，不久在昏迷中去世。
邓文仪随蒋介石到台湾后，被任命为台湾国民党部主任委员、退役官兵辅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等职，60年代以后，他退出政界皈依道教。从1983年起担任台湾道教总会理事长，后任台湾中国民主和平统一策进会主任。1991年，台湾中华四海同心会成立，邓文仪被推为名誉会长。4月，他亲率该会祭祖团到陕西桥山祭扫黄帝陵。他说：“中国统一，好处很多，海内外同胞都应为此竭诚努力。”
被称为蒋介石螟蛉子的刘健群，在大批国民党高级官员逃台后官多位少的情况下，于1951年10月，辞去立法院院长职务，仍任立法委员。后又受聘为中国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挂了一个有名无实的头衔，生活淡泊，暇时以读书写作并研究佛经自娱。1972年3月17曰因病去世，终年70岁。
战犯康泽1948年7月16曰被人民解放军俘虏，从此开始了他的改造生涯。1964年4月9曰被特赦出狱，受聘担任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研究专员，时有文字发表。1973年去世，终年69岁。
胡宗南死守西昌于最后落荒逃往台湾后，因在西北、西南的败绩遭致攻击，狼狈不堪。后经顾祝同、蒋经国及108个立法委员联名上书，这才未遭弹劾。但胡再也打不起精神来，曾改名换姓为秦东昌，最后忧愁而死，终年66岁。
桂永清逃到台湾后，起初不敢去见蒋介石，而是先向陈诚哭诉，并由陈带着去见蒋。在陈诚的支持下，调任“总统府”参谋长，桂永清一上任，就着手草拟三军军事训练计划，试图把国民党军队推向现代化道路。但桂永清上台不久就患重病住院，以54岁的短命告别人世。
郑介民，全国大陆解放前夕，离开广州跑到美国，秘密列席了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报告了中国大陆形势，请求美国援助台湾。不久，回到台湾，改任“国防部参谋次长”兼任“大陆工作处处长”，嗣迁“总统府战略顾问”，后任国家安全局局长。1959年12月11曰死于心脏病。
潘佑强和葛武，抗曰战争胜利后，蒋介石为诱骗共产党交出军队，表面上接受军队国家化的建议，党军分开，把国民党政工组织从军队中撤了出来。此时，为国民党军队政工系统的建设操劳奔波的潘佑强痛心不已，屡屡哭谏蒋介石，希望保留政工系统，蒋介石气得大骂他无知。从此，潘佑强便被蒋冷落了。过去，他主管党政军人事考核时，得罪了许多人，这些人便趁机找他的茬儿。有意思的是，在台湾出的《中华民国名人录》上，竟没有收录潘佑强的名字。他只好忍气吞声，隐居于《名人录》之外了。葛武*5却荣幸地上了《中华民国名人录》。有人说他运气好，好在他在伪国大召开时，贿赂选民当上了“国大代表”，而国民党败退台湾后，“国大代表”一直没有再选，葛武*5竟成了终生“国大代表”，被国民党当局养了起来，直到1981年9月16曰去世。
梁干乔，1940年10月调任胡宗南在西安成立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陕西省军队组训民众动员指挥部”参谋处处长，企图实行军民一体，逐步吃掉陕甘宁边区。为此，梁干乔使出浑身解数，为胡宗南控制淳化、耀县地区效力。却不料，1945年6月26曰，梁干乔部的耀县警备营营长刘文化率士兵一部，向我陕甘宁边区警备一旅三团二营投诚，与此同时，高里镇碉垒守敌一个排的士兵将敌排长绑了起来，也向我赤水保安大队投诚。胡宗南闻讯后，怒气大发，狠狠地训斥了梁干乔一顿。梁干乔本来就体弱有病，回家后即卧床不起，不久死去。
萧赞育到台湾后，被委任为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很少过问政事，也因此而很快被换掉。他对宣传工作仍情有独钟，出任建设杂志社的主任委员兼发行人。他曾编写了一部具有一定学术价值的《现代知识大词典》。
曾扩情，这位被胡宗南委任的成都防卫司令部政治部主任，在成都战役中被俘。1959年12月4曰，曾扩情被特赦，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名公民，后到东北工作，历任辽宁省政府委员兼文史资料委员，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等职。先后写了《黄埔同学会始末》、《何梅协定前复兴社在华北的活动》等文章。1984年11月9曰在辽宁本溪去世，终年90岁。
复兴社元老腾杰，抗曰战争全面爆发后，蒋介石迫于形势的发展，提出“要搞一个大组织”，把各方面的人都包括进来。1938年7月，“======青年团”成立，复兴社并入了三青团，腾杰等复兴社骨干也都进入了三青团中央干事会。从此，复兴社的组织形式已不复存在。但复兴社所控制的各个系统仍在其骨干分子掌握之中，听从蒋介石的集中统一指挥，故复兴社名亡而实存、阴魂一直不散。直到1946年，贺衷寒等许多人还认为有恢复复兴社组织的必要，企图以此来对付中国共产党和广大革命群众，这一建议遭到了何应钦和张治中的反对。此后因战事紧迫，这一法西斯组织也就未能重新恢复。1949年腾杰逃到台湾后，为反攻大陆，他又设计了“反共复国总体组织与总体战略”计划。
杜心如，随着国民党政权的崩溃，竟不知所终了。有人说，杜心如随蒋跑到台湾去了；有人说，杜心如殉国自杀了。也有人传闻，杜心如被解放军俘虏了。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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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相关 德国军售与中国抗战 字数:9032
转载自《德国军事中心》
1930年代，中国开始出现头带德制钢盔，身着德式军服，使用德式军械的部队，这就是经由德国军事顾问指导、训练出来的新式中国陆军，这些部队在八年抗战中多次参加重大战役；而由德国顾问协助中国建立的军兵工厂，在抗战时的后勤补给上也发挥了关键性贡献。笔者在此将中德十年间(1928年-1938年)的军事关系作一简要介绍，以当时德国对中国的军事指导援助为本文中心，而不详述中日战史之评析，期能使读者了解这段未被彰显的历史。
中国亟需现代化的军事体系自清末“自强运动”至民国建立前的五十年间，满清政府曾创建多所西式兵工厂试图建立军火工业，但其成效并不理想，主要原因是当时中国科技水准落后，缺少重工业基础，导致国防工业所需的原料、技术、设备均需依赖外国，不但无法应付大规模战争的需要，并且只能模仿到外国落伍的武器，完全不能切合国防需求，所以从列强大量进口军火成为必要，但这也是中国军阀横行，大小内战不断的原因之一。
1911年民国建立，国内政局更加混乱，各省内战日趋激烈，对军火的需求量更大，满清时建立的兵工厂产量已不敷需求，所以外国军火进口量大增，其中自欧洲与日本输入者最多。第一次大战时(1914-1918)，欧洲各国大战正酣，军火外销中国量钜幅减少，日本乘机大肆输入军火竟占了当时中国总进口量的80%。
1919年美国为推动和平解决中国内战，并抵制日本独占中国军火市场，故倡议对中国武器与军火禁运，自1919年开始直至1929年长达十年之久。而实际上，因欧战结束，欧洲战场使用过的各式军火大量低价外销，中国南北方政府、各省军阀还是以走私、偷运等种种方式，进口了相当数量的外国军火。据统计自1911-1928年共18年间、中国输入的各国军火以步枪、手枪、弹药为主，火炮、军舰、飞机等重武器则甚少，因为进口的各国械弹口径性能不一，其中朽劣军品又多，严重影响到部队战力；而供应国是以德国(36%)、日本(32%)为前两名，其余32%为俄、英、法、美、挪威等国所分。
1928年南方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完成北伐，在“名义”上统一了全国，在长江以南的区域大力从事国家建设，但日本自“济南事件”开始，对中国步步进逼，又于1931年发动“九一八事变”，暴露并吞全中国的野心，国民政府深知中日间终必将爆发大战，必须要加快国防建设，于是加强军火生产，储备弹药器材，并成立兵工署，整建汉阳、金陵、巩县、华阴等17个兵工厂。但从当时国内军队总人数方面来考量，以上各兵工厂的产能对支应如此庞大的军火需求还是远远不够的。北伐完成后，国民政府于1929年/1933/年/1934年/1936年次举行陆军编遣会议，对全国庞大的各方部队进行核实与调整，截止1936年全国陆军已整建与未整建部队，共计步兵182个师，46个独立旅、9个骑兵师、4个炮兵旅及20个独立团，总兵力共计170万人。当时各部队武器各色各样，零件弹药互异，致使全国整体性的补充与储备计画难以建立；如果依计划，一个调整师一日战斗需步机枪弹80万发，全国60个师于五年内要建立足够两年的械弹补充量，那中国各兵工厂的产量是大大不足的。再据战前的一项估计，如果对日开战，每月步机枪弹的消耗量即高达7亿发，这样惊人的用量势必要靠国外大量进口。但为避免以前军火大杂烩的现象重演，必先要从统一全国武器型式与弹药口径入手，但中国并无现代化的兵工产能与技术，除了与外国合作否则别无他法，可是哪一个国家是对中国没有利益冲突，并且愿意协助中国军事力量成长强大的呢？最后德国伸出援助之手，帮助中国建立起现代国防工业，并将现代军事思想大规模引进中国，有效地提升了中国军队的战力。
中德关系的建立
德国铁血宰相俾斯麦于1870年完成德国的统一，开始了德国的兴起。但此时也是中国国势日益低落的时代，几年间德国在欧洲即取得重要地位并展开了与中国的关系。与其它列强一样，德国经由割地、赔款、设银行、修铁路等方式，在中国山东与东北扩充地盘，所以与俄国、日本常发生利益冲突，此外在1900年庚子之乱后的辛丑赔款中，德国得到20%仅次于俄国居第二位。一直到辛亥革命成功，德国与中国的关系又开启了另一个新页。
当第一次大战爆发时，孙中山先生力主中国应保持中立，反对加入英法日美的协约国参战，而北京的段祺瑞政府此时与德国断交，当中山先生南下护法决心推翻段氏政府时，德国方面联络中山先生，表示愿提供两百万美金的援助，中山先生亦有中德进行军事经济合作的构想。1921年中山先生派代表赴德国，表达愿借重德国的技术与人才协助中国的发展，但基于现实考虑，德国未同意与南方的广州政府建立正式关系，但中山先生以私人名义已开始秘密聘请多位德国顾问与技术人员在广东服务，建立了日后国民政府与德国军事合作的基础。第一次大战德国战败受凡尔赛合约限制，被迫缩减军备与军队规模，大量的军人除役，许多与军需有关的工厂企业失去发展机会，面临了严重的失业与倒闭危机，德国此时亟需发展海外市场来减缓国内经济问题，于是促进对中国关系开始加温，建立经济文化交流成为德国对华外交的中心，取代了以前对中国领土与政治利益的企图。
1927年蒋介石进行清除党内共产党势力的行动、驱逐苏联顾问并终止联俄政策，蒋对德国本来素有好感，此时对引进德国军事顾问协助中国军事现代化是相当积极的。经过多次接触，1928年底德国方面派来鲍尔上校应聘来华担任军事顾问，开启了中德军事交流的第一步。从1928-1938年，共有五位德国军人来华担任顾问，这些顾问实际上都得到德国政府的同意与支持。
国民政府决定以德国体制来建立新的中国军队（以下简称国军），随着德国军事顾问的来到，德国装备与德式训练自然也跟着而来，军火相关的重工业集团、生产设备制造厂、原料供货商，也纷纷来到中国开展了密切的往来。
来华德国顾问的贡献
德国顾问团来到中国，除有退伍军官外，还包含经济与技术专家，对于中国的工业状况多有所了解。他们认为当时中国的工业力量是不足以支应一支现代化陆军作战需要的，所以必须要从速建立自主的军火生产工业；又为战时快速输运部队，建立战略性铁路网也是极为必要的。于是赛克特顾问引进德国和卜楼公司(HAPRO，原名HandelsgesellschaftFurIndustrielleProduckte)，将资金、技术与生产设备转移到中国来投资，又引进西门子洋行与乌尔夫公司，整修浙赣铁路、平汉铁路、湘黔及玉南、南萍等铁路，由德国来提供贷款器材技术，协助中国进行交通建设与重工业建设，有效地提升了中国的经济发展。
相对于中国需要德国的协助，德国有求于中国的是稀有战略金属――钨矿砂，它是制造钨合金钢的关键材料，与制造枪炮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当时亚洲的产量占全球产量的80%，中国华南地区的产量又占亚洲第一，中国的钨产量占有世界举足轻重之地位。双方议定用以货易货方式来进行贸易，中德两国通过这样的双边经济往来均深蒙其惠。
在国防体制方面，赛克特顾问于1933年提出《陆军改革建议书》，他建议：中国急需的不是人数庞大的陆军，而是全力建设一支训练精良、装备齐全的精质部队，应先建立一支模范队伍、再逐步推广到其它部队完成国军的改造。这个建议为蒋介石采纳，次年(1934)年底，蒋介石进行“国军六十个师的整军计划”。截至1937年六月抗战爆发前，国军已完成35个调整师与24个整理师，另调整东北军10个师、广东军10个师、川康军26师及9个独立旅，这是中国近代第一次军政军令系统的大改造工程。在这些部队中直属中央的有三十个师，是完全接受或部份接受过德制装备与训练，其余的各师多少也以德制编装为标准作过调整，这些部队在抗战初期就成为直接迎战日军的主力；其中又以德制化最高的第87/88/36三个师，与唯一完全按德国步兵标准编装的“中央军校教导总队”最称精锐。
赛克特顾问的继任者-法肯豪森将军，他很了解以当时中国的工业能力、财力与官兵素质而言，要建立真正德国标准的陆军是有困难的，中国的“国军六十个师的整军计划”只能算是具备现代陆军初步的雏形，与真正现代化的标准有相当距离，故而法肯豪森认为国军应先成为“轻装快速部队”，具备以下的特性：-大部队移动时以铁路来运输，使兵员可快速集中到战场边缘-不倚赖重炮、战车等重型装备，而是灵活机动地使用自动武器作战-与若干战车与炮兵单位配合，进行协同作战
这就是“轻步兵”的建军概念，对于当时的中国的国情与环境而言，德国顾问的论点是很中肯务实的。
在引进现代军事思想方面，德国顾问以严谨的科学态度，将西方军事观念如纵深布署、内外线态势、机动作战、攻击/防御重点……等理论及实务带入国军训练中，让封建闭锁的中国军队首度接触到完整的西方现代军事科学，这个刺激与启发无疑是极其重大的。另外德国顾问也协助中国政府规划兵役制度、军令军政的权责执掌、国防工事建构、全国整体防御体系，这是中国近代史上前所未有的成就。
为从基层干部建立起德制陆军的基础，自中央军校第七期起（1931年），各种兵科的德国顾问来到中国军校担任教官，当时中央军校是培养国军基层干部的摇篮，学生们多怀有救国建国的理想，在此热切地接受德国教官的认真指导，很快就建立起新的理念思维；法肯豪森对此颇为称许，曾赞誉南京中央军校的学生是“全世界最聪明的学生”。
1934年大量的德制装备开始运到中国，在一批价值一千五百万银元的军火中，包含24门15公分野战重炮（即德军FH-18型），20门37公厘战防炮(即德军Pak35/36型)，数千支毛瑟二四型步枪，数千支捷克造轻机枪（(ZB-26），与瑞士奥利根（Orelinkon）公司的20公厘机关炮，此外西门子的通讯器材、蔡司望远镜、德制轻战车，架桥器材，防空探照灯等各种装备，开始进入了中国的部队服役。1936年德国运交中国二千三百万马克军火，1937年德国运交中国八千二百万马克军火，其中有15公分要塞大炮（用于长江江防），高射炮、步枪、机枪、迫击炮、重机枪、大批各式弹药，钢盔，以及鱼雷240枚、快艇若干通信器材，还有制钢、炼焦、化工、兵工生产机具等设备。
透过这些努力与建设，国民政府在不到十年间，于长江流域初步整建起国防工业与新式陆军，为日后爆发的中日大战奠下了一个能持久抗战的军事基础。
德制国军投入淞沪会战
在国民政府的建军规划中，陆军是采用德制装备与训练，另一个重要的军种――空军，却没有走德制的路线，各型飞机多是向美国采购的，但这个在全世界都属最年轻的军种也是成长进步最快的军种，新型战机不断的推出，必须要快速的换装才能不至落伍，所以中国对外采购军火的另一类巨大开支，即是在于作战飞机与零件弹药，不过主要输入国并非德国。1937年7月7日爆发“芦沟桥事变”，原先日军是想按照以前的技俩，把这次冲突搞成一场“局部事件”，然后再交涉停火压迫中国退让，日本又可轻易地占领一块中国领土，这种“蚕食”策略已成功过很多次。但这次日本盘算错误，中国全国抗日呼声高涨，绝不容忍日本军事力量深入中国关内，这是攸关中国存亡的生死大事，国民政府也决心不惜与日军大战也要保卫国土。但是在华北地区日军占有地利优势，它的重武器与车辆在华北平原行动自如，国民政府的有力军事设施也不在华北，并且日本已在京津地区集结优势兵力，准备等待国军北上驰援，以逸待劳来场决定性会战，一举摧毁中国军主力。蒋介石等将领深明此种态势对国军不利，于是决定在上海地区开辟战场，如此日军的优势在华中水网丘陵地形内将会降低，驻华中地区的中国新式陆军也可迅速调集到上海参战，并且利用上海列为国际都市的便利性，能使中国抗日战争的努力传扬世界，以此能引起各国的关切与支持，避免在华北作战被视“地方性局部冲突”，遭到国际视听的忽略，这就是1937年“8·13淞沪会战”的背景。
“8·13淞沪会战”历时三个月，这是中国近代首次海陆空三军大规模会战，也是全中国军事力量的大动员，它约可分为三个阶段：
（1）围攻期(8/13-8/22)
蒋介石调动战力最强的德制第87/88/36三个师，率先投入会战打响第一枪，主动出击围攻日军在汇山码头、公大纱厂、日本租借区等地的据点，国军配备德国15公分重炮的“炮十团”与轻战车及战机都参与攻击行动，历经四次总攻，双方反复巷战争夺阵地，敌我伤亡均极重大。德国顾问建议国军改变以往正面硬攻方式，改用“突击群战术”-即集中兵力对敌进行点突破后持续挺进，再由后续部队包围敌人扩大战果，这乃是一次大战之后德国军事思想的精华所在。
但是国军在实战时，还是常使用“步兵上刺刀――冲锋前进”的习惯战法，没能有效活用重点穿突、快速挺进的要求；加上后续的增援部队调度常有不当，未能及时守稳前锋部队得手的阵地，反被日军逆袭夺回遮断后路。另外自动武器配合协调度也不够，20厘机炮/37厘战防炮不能实时在火线上支持步兵压制敌火力据点，国军又习于冲锋硬攻导致损失惨重。德国顾问又发觉在实战中，国军的情报侦察工作不够确实，对敌兵力布署、对敌企图之研判也未周延，通讯紊乱与友军协调不足，虽官兵人人英勇奋战，但以上诸多不利因素造成国军在战斗中伤亡大、战果小的结局。
（2）反登陆作战/守势作战期(8/22-10/27)
8月23日，敌军增援部队自吴淞口、宝山一带登陆，国军也北调应战，战局从市区街道移转到野战，除了第87/88/36三个师外，并加入“中央军校教导总队”一部参战，同时其它接受过德制训练，头带德制钢盔的第1/2/18/74军也赶到战场，国军在罗店、月浦、师子林等地激战。但是日军有海军舰上巨炮与空中战机直接火力支持，国军伤亡渐增攻击失利，于是改采以阵地战为主的守势作战。
自9月6日起，日军再增援兵力，国军退守浏河镇-蕴藻滨-洋泾一线，在这长约五十公里的连续战线上，国军配置了来自全国各地七十个师的兵力，中日双方共有近一百万的兵力在此进行着惨烈的阵地战，国军在战线上布署数十万的部队，构成兵员密度非常高的防御线，面对日军优势的海空炮火，国军承受很高的伤亡数字，双方反复拉锯争夺阵地，日军称此为“血肉磨坊”，可见战况惨烈之程度。德国顾问群也亲临前线，协助国军策划布署作战，所以有外国人称此役为“德国战争(TheGermanWar)”。
（3）全面撤退(11/5-11/26)
为突破淞沪战场的僵局，日军于11月5日清晨登陆杭州湾金山卫一带，展开一场大奇袭，计划直取国军后背，配合国军当前的日军，准备前后合围一举来场歼灭战。国军虽然立即调动部队反击，但当时国军的装备、训练、战术观念还无法进行这种“机动性的攻势作战”，在反攻无效后，国军只得迅速下令全线撤退，以避免被日军内外包夹。
在三个月的“淞沪会战”中，中国投入约40%的全国总兵力，新建的德制陆军精锐尽出投入战场，消耗损失的程度相当严重，中国方面的伤亡有多种估计数字，大致上是从十八万到三十万人不等，但无论何种算法，中国新生的国防力量的确是遭到相当大的折损。此役的评价日后在国共双方有不同之观点；有趣的是，在不同的政治时期也有不同的褒贬，要见到更宏观、更公允的评论，恐怕要留待未来作更进一步的辩论评析了。现引用一段当时外国新闻通讯来见证此战之一端：“(10/28/1937)伦敦海外通讯社――……（上海）十周之英勇抵抗，已足造成中国堪称军事国家的荣誉，此乃前所未闻者”。
与此同时，正当“淞沪会战”在前线进行激战时，国民政府也尽速将全国重要的工业设施迁移到内地，中德合作的兵工厂当然也包含在其中，日后在四川？云南、贵州等地又重建起来并扩大产能，基本上已能自立供应尔后国军所需的轻兵器弹药，使得中国得以进行持久抗战。
为补充“淞沪会战”后国军武力损失，国民政府于1938年初派专人在香港与德方议定紧急采购武器，内容包括：步枪三十万支（每支配弹一千发）手枪三万支（每支配弹一千发）机枪两万挺（每支配弹一万发）37厘战防炮五百门（每门配弹一千发）迫击炮五百门（每门配弹二千发）同年三月，蒋介石电再令驻德专员在采购武器一批：迫击炮三百门（每门配弹三千发）驳壳枪二万支（每支配弹二千发）高射机关炮三百门（每门配弹五千发）15公分重炮弹六千发各式炮弹一万八千发步、机枪弹三千七百万发水雷一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