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二五团一营因为欠饷，三十名士兵大闹营部，把营长唐云岐蒙起脑袋揍了一顿，还差点儿火并了。等唐春秋赶到现场，唐云岐已是鼻青脸肿，见了团长，只流泪不说话。唐春秋雷霆震怒，喝令将闹事的兵们捆起来查处，唐云岐却连连摆手说算了算了，别把事情越闹越大。
唐春秋冷静下来一想，捆起来也的确不是办法，老话说法不责众。再说欠饷也确实存在
，兵们背井离乡当兵打仗，衣衫褴褛粗茶淡饭，多数人连鞋子都是草编的，连每月三块大洋的军饷都拿不到手，也难怪有怨气。自从到了天茱山，军部要求各部队就地筹饷，可是筹起来比登天还难。兵荒马乱的，你根本就找不到政府。就拿安丰县来说，全面抗战爆发之前，同时存在过四个县长，一个是原先北洋政府委派的，到了民国二十五年还说自己没有接到撤状，还是正宗的县长；一个是桂系委任的，原先是桂军的一个团副，桂军撤离了把他撇下了，他还带着税务科长、财政科长、教育科长一干人等忙乎着征捐收税；一个是共产党委派的，也有自己的一套体系；还有一个是国民政府委派的，衙门倒是设在县公署里，各类官员也是五脏俱全，但这个政府的基本职能就是向老百姓要钱，要来的钱自产自销，没见向上面交了多少。令人难以置信的是，日军打来之前，这四个县长还曾经联署办公，主要是商量增收战争费用和分配这些经费。有这样的官场结构，老百姓又焉能不水深火热？打起仗来焉能不一哄而散？
现在，这些县长大老爷们是很难见到了，共产党的县长办共产党的事，天茱山抗日游击支队没有饿死，说明共产党的县长没有闲着；国民政府委派的县长偶尔也露上一面，但不是来交纳军饷的，而是手背向下，向一二五团哭穷要办公经费的。要么就是告状，要派军队剿匪。
据说过去江淮土匪也给安丰县委派了一个“县长”，算上这个“县长”，安丰县就曾经在同一时期存在过五个县长。土匪委任的“县长”当然不会直接找老百姓要钱，而是通过国民政府的县长要“保护费”。不给，那好，土匪是干什么的？绑票，撕票。据说，在安丰县所有的县长当中，土匪的“县长”最威风，说话最灵。
关于军饷，据说是一二五团的老问题，再往大里说，也是国军的老问题。
当天晚上，唐春秋秉烛夜读，翻开兵书，没想到一句话扑面而来：无计之计，只有一避。他烦躁地把书扔到铺上，骂了一句，真他娘的活见鬼了。
过了好半天唐春秋的心绪才渐渐平息下来。痛定思痛还是痛，浑身的不舒服，来到院中，披衣独坐。这是江淮之间的山区，隆冬时节，夜寒袭人。一二五团驻地是砖瓦场的民房，兵荒马乱的，没有人再动心思修楼盖房，场主已经远走他乡，只剩下一个荒芜的院落。除了团部在山坡上有几间瓦房，营连以下散布在山根处数十幢草房里，有的甚至是用草木临时搭建的窝棚。
从团部向西，是团直山炮连驻扎的双河集。陆安州一战，这个连队四门炮丢了两门，十挺轻重机枪损失过半，兵员从一百二十人锐减至六十七人。是部队战斗不力吗？是的，从现象上看是这样的，兵无斗志，畏敌如虎，一触即溃，溃不成军。可是，唐春秋觉得，问题不是那么简单的。从历史上看，中国的士兵是骁勇善战的，“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裹尸马革英雄事，纵死终令汗竹香”……这些千古流芳的名言名句，不都是中国军人义无反顾的壮举写就的军魂之花吗？可是如今怎么啦？一个弹丸岛国，居然就把泱泱中华打得七零八落屁滚尿流，简直岂有此理！这一切到底都是怎么回事？
实在是想不明白了，索性叫上护兵，登上马靴，巡查防务。
在炮连的一号哨位上，唐春秋让带岗的排长把当班的六个哨兵集合起来。兵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不知道这一天他们的团座内心经历着一次又一次的激荡，生怕自己做错了什么，半夜三更让团长亲自捉住，又要招致鞭笞或者饿饭的惩罚。
当唐春秋面无表情地踱到队列前面的时候，一个士兵的膝盖竟然抖了起来。唐春秋奇怪地问，你抖什么？那个兵更慌了，因此也抖得更厉害了，结结巴巴地说，一营闹饷、那阵子，我就是、就是、就是在边上、看看，什么、也没说，长官、长官饶命……
唐春秋说不清是厌恶还是怜悯。他很注意地看了一下士兵们的着装，军装是破的，有一个居然穿着单裤，膝盖以下基本上裸露，脚上的鞋子也是破的，脚指头多数在外。
你的鞋子呢？难道就没有一双好鞋子？
报告长官，还有一双布鞋，留着打仗穿。
唐春秋扭头问带哨的排长，上个月不是每人发了一双胶鞋吗？还有军装，给他们了吗？
排长迷迷瞪瞪地看着唐春秋说，长官，我不知道，只发了一双布鞋，还有一双草鞋。
你是怎么回事？唐春秋问一个耷拉着肩，身体一个劲儿摇晃的兵。那兵竭力振作精神回答，报告长官，俺也不知道咋回事，头昏眼花，脑门发烫。
唐春秋伸手摸摸兵的脑门，对排长说，发烧了，叫卫生兵。
排长苦笑着说，长官，卫生兵的药包里啥也没有，俺们头疼脑热从来不吃药的，扛一扛，三两天就好了；扛不过去的，那就听天由命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