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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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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施琅忠于清廷收复台湾的时候，满清的“异族”色彩已经被儒教文化所代替，因而被视为中国文化的正朔。按陈寅恪先生的观点，中国的民族问题是教化问题，所谓“教化”是指文教化育，这是汉族和其他民族的关系。陈寅恪先生用文化民族思想诠释民族问题，他提出，在北朝史中，凡关于胡汉之问题，实一胡化、汉化之问题，而非胡、汉种之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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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迅：序(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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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明清之际的历史人物，常常会面临尴尬的局面。甲申年（1644）李自成破北京，崇祯自缢，明亡。清军入关问鼎中原，福王朱由崧在南京称帝，其后有隆武政权，鲁监国、永历朝廷，史称“南明”，一直延续到南明永历政权覆灭之时的1662年。历史的吊诡在于，历代史书都把明朝的覆亡定于1644年，而非1662年。相对照的是，南宋在临安沦陷之后，宋蒙(元)战争从公元1235年全面爆发,至1279年崖山之战宋室覆亡，延续四十多年。公元1279年2月,南宋残军与元军在新会崖门海域(今属江门市)展开了一场历时20多天的大海战,双方投入兵力50余万,动用战船2千余艘,最终宋军全军覆没,战船沉没,海上浮尸10万,大臣陆秀夫背负年仅9岁的少帝投海而死，许多忠臣追随其后,据说达十万人之多。为什么史学界将南宋灭亡的时间定在崖山之战的1279年，而明代灭亡的时间却定在1644年北京失陷，崇祯自缢？1279年崖山之战标志着南宋灭亡,南明永历政权的覆灭的1662年为什么不标志着明朝的灭亡？一个潜在的问题是：史家似乎并不认为南明政权是明朝的正朔。但南明既不是割据政权，也不是匪伪政权，也不是伪僭政权。历史的吊诡极大地影响了对相关历史人物的评价，本书的主人公施琅就是一例。
施琅（1621—1696年），字尊候，号琢公，福建晋江衙口人。生于天启元年（1621年），卒于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早年，是郑芝龙的部将，顺治三年（1646年）随郑芝龙降清。不久又加入郑成功的抗清义旅，成为郑成功的得力助手、郑军的重要将领，积极参预海上起兵反清。后因微嫌与郑成功发生矛盾，施琅因父、弟被郑成功诛杀，再次降清。他先后担任清朝的副将、总兵、水师提督等。从康熙三年（1664年）开始，施琅就建议“当乘其（指台湾郑氏政权）民心未固、军情尚虚”之时，进军澎湖、台湾，使“四海归一”。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施琅率领清军渡海东征，一举攻克澎湖，招降台湾郑氏集团。他还针对当时清廷有人提出“宜迁其人，宜弃其地”的主张，上疏吁请清廷在台湾屯兵镇守、设府管理，力主保留台湾、守卫台湾。
明清之际是中国最为惨烈的一段历史。当时士大夫视满清为异族，而视南明为儒家纲常伦理的正朔。故以气节相标榜，举兵反抗，凡死节者，均以殉国难之“英雄”“烈士”载于史册。究其原因，则在这些士大夫体现了昭显中国文化传统的民族独立精神。此“民族独立之精神”，特指文化传统以及为其精髓的纲常伦理。职是其故，全盘接受儒家文化并身体力行之的清朝，于顺治十六年（1660），顺治帝前往明十三陵祭扫明崇祯皇帝；康熙十四年（1675），康熙帝赐前明诸臣抗节不屈临死致命者谥号，并建祠堂；乾隆四十一年（1777），乾隆帝命录殉节诸臣，并赐谥号。
施琅先随郑芝龙降清，又随郑成功起兵反清，后再次降清。后人于此，似并未多加评论。而当时降清的洪承畴、钱谦益诸人，则为后代所讥讽，名列贰臣传，其著作遭禁毁，乾隆批语：“其人实不足齿，其书岂可复存。”施琅先后担任副将、总兵、水师提督等。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施琅病逝于福建水师提督任上。康熙帝命于施琅墓前立碑纪述其功绩，并亲作《敕建碑文》。在碑文中，康熙称施琅“才略夙优，忠诚丕著”，谓其进征澎湖和台湾时，“能上度天时，下审地势；更行间谍，收拾人心”，建立大功后，“能遵从朕训，保有命名。”康熙又遣福建分守兴泉道、布政司参议王之麟连续三次谕祭施琅，并在祭文中赞扬施琅“忠勇性成，韬略夙裕”、“果毅有谋，沉雄善断”。同为明人降清，其升沉荣辱，盖棺论定，竟如此悬殊。其要点则在于，洪承畴、钱谦益诸人为士大夫，科甲出身，遵循儒家纲常伦理中“君为臣纲“自是题中应有之义；而施琅出身渔村，少年时既“采薪贩盐”，早年投奔老乡郑芝龙，由士兵而千夫长而副将而游击将军。施琅首次降清，是奉郑芝龙之命。名义上虽然也是明朝官员，但于洪承畴、钱谦益等以“君为臣纲”朝廷命官毕竟极为不同，因此史家历来并不以“君为臣纲”来评价施琅。而当施琅成为清朝的重臣，对其评价则又遵循儒家纲常伦理的标准，而其核心是“忠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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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迅：序(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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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贰臣传》是乾隆帝在乾隆41年正式提出编纂的，共收录了明末清初在明清两朝为官的人物120余人。乾隆大力表彰忠臣，即在明末清初因抗清遇难的明朝官员，下令编纂《贰臣传》。乾隆指出：这些人“遭际时艰，不能为其主临危授命”，从儒家道德出发，实乃“大节有亏”。列入《贰臣传》最著名的是洪承畴和钱谦益。
当施琅忠于清廷收复台湾的时候，满清的“异族”色彩已经被儒教文化所代替，因而被视为中国文化的正朔。按陈寅恪先生的观点，中国的民族问题是教化问题，所谓“教化”是指文教化育，这是汉族和其他民族的关系。陈寅恪先生用文化民族思想诠释民族问题，他提出，在北朝史中，凡关于胡汉之问题，实一胡化、汉化之问题，而非胡、汉种之问题。当时之所谓胡人、汉人大抵以胡化、汉化而不以胡种、汉种为区别。即文化之关系较重，而种族之关系较轻。（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第50页。）在民族问题的血缘、地域和文化这三大因素中，文化之教化居于首位，无论其属于什么血统，也无论其居住于何处地域，皆以“教化”即文化，定其“民族”之属性。历史学家陈垣提出了“华化”论对民族的文化性做出说明。他认为说历史上有文化同化的现象，所谓华化即中国文化同化现象。他具体定义华化之意义，在于“后天所获，华人所独者为断”。华化即指本有自己宗教、文字的异族接受中国内地儒家思想，也包括接受中原文字、习俗等。华化首先发生在中国汉人区内。“华文化”的中心地在中原，属黄河文化，其对长江、珠江文化区浸润与同化成功，形成中国文化的主干。华文化的辐射还在继续进行着，进一步影响周边少数民族，使之纳入中华文化区内。中国国疆版图之形成，主要不依赖武力，而是仁道自成，文教化育，“近悦远来”的自然结果。由此中国文化再越山涉海，向东方照耀，及至形成幅员辽阔的包括日本、韩国、越南在内的汉字儒学文化区，即现在所称的东亚文化区。近现代中华民族的形成，虽然以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为标志，但这个现代民族国家建立的依据，最根本的是在于文化决定了中国民族的形成。
清康熙一朝是清朝全面儒化的鼎盛时期，而康熙帝也是中国历史上极少数符合儒家“内圣外王”的君主。中国历代君主中享受圣祖庙号者，恐怕只此一人。康熙在位61年，殚精竭虑，勤于政事，用兵临敌，无所畏惧，定三藩，统一台湾，亲征格尔丹，进军西藏，平日力戒骄奢，节用爱民，不尚虚文，力行实政，提倡程朱理学，兼用西方科技。施琅施琅率领清军渡海东征收复台湾，是在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此时距甲申已39年，距南明覆亡也已21年，“反清复明”的活动已衰微消歇，明遗民大多垂垂老矣。这相当于两代人的时间。可以设想，时过境迁，儒家纲常伦理的依托已经从明朝转为清朝。例如著名明遗民黄宗羲，甲申后，黄宗羲毁家纾难，组成义军，鲁王任命为兵部职方司主事，又改任监察御史兼职方司主事。后为左佥都御史，又提升为左副都御史。清廷曾悬榜缉拿黄宗羲。南明永历政权覆亡，郑成功东渡台湾，黄宗羲则于后半生致力于讲学、著述事业。康熙十七年（1678），清廷准备修《明史》，特开“博学鸿儒科”，以延揽人才。叶方蔼向康熙帝推荐黄宗羲，黄宗羲辞谢不能。康熙十八年，黄宗羲的弟子万斯同、万言被征聘北上修史。康熙十九年，黄宗羲年已71岁，康熙帝下旨浙江督抚“以礼敦请”，黄宗羲仍然托病力辞。在给清朝官员的信中写道：“羲蒙圣天子特旨召入史馆……时以老病坚辞不行，圣天子怜而许之。”这与反清复明时骂清廷为“夷狄”、为“虏酋”，已经大不相同。康熙二十六年，黄宗羲在写给徐乾学的一封信中写道：“古今儒者遭遇之隆，盖未有两。五百年名世，于今见之。朝野相贺，拭目以观太平。”又说：“皇人仁风笃烈，救现在之兵灾，除当来之苦集，学士大夫皆以琴瑟起讲堂之上，此时之最难得者也。”黄宗羲这样的明遗民尚且如此尊崇清朝，更不用说没有经历甲申之变的士大夫了。有清一代代表中国文化传统和文化正朔得到了历史学家陈寅恪先生的肯定。他在《王观堂先生挽词》的第一句就是：“汉家之厄今十世。”原注云：清代自顺治至宣统适为十朝。吴宓先生《空轩诗话》云：“寅恪尝谓唐代以异族入主中原，以新兴之精神，强健活泼之血脉，注入于久远而陈腐之文化，故其结果灿烂辉煌，有欧洲骑士文学之盛况。”此句直把清室比于汉室。所谓“汉室”或“汉家”，即儒家正统文化，故清室自是汉家。“汉家”、“汉室”不是“汉人”、“汉民族”，读者当自察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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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迅：序(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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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琅征台，就是在儒家文化正朔的背景下进行的。此时的清朝，已不是甲申年问鼎中原的异族，而是统一中国秉承儒家纲常和文化传统的帝国。因此，对施琅收复台湾的评价自然就纳入了正统的标准。据王熙《襄壮施公暨配累封一品夫人王氏诰封春恭人黄氏合葬墓志铭》记载：施公薨于位，康熙帝震悼，特下旨，施琅之祭葬从厚，加赠太子少傅、光禄大夫，谥襄壮。清廷对施琅的优渥待遇和嘉奖，自是由于施琅戮力王室（清廷），忠于王事（大一统），以政治涵义为主；而民间为施琅建立祠庙，尊奉为神明，每年祭祀，相沿成习，则出自于对台湾的文化认同，以文化涵义为重。
对明清之际历史人物的研究，多集中在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著名明遗民，以及陈子龙、夏完淳等文雄烈士，近代也注意到对钱谦益等人。安然先生的这部《施琅传》则是对非遗民的开拓性研究，与明遗民相对照，可以从中窥见中国文化在明清易代之际的深刻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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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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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父在世时，家境颇为殷实。施一举秉承了闽南人广行善事的美德，一生乐善好义，远近颇有美传。明朝末年，东南沿海地区倭寇横行，肆行抢掠，匪患不断。海边常有尸首漂浮，因浸泡太久，腐烂不堪。施一举时常出钱雇请众人打捞并掩埋这些异乡客。海滨沙土松软，为防野狗把尸首拖出来，他还常常设法加固这些墓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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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于乱世少年弃文习武(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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泱泱华夏神州，五千余年文明史，在滚滚的历史长河中，人杰辈出。
曾经叱咤风云的英雄，随着时间的行进，或渐被历史的黄沙淹没，或镌刻于历史之碑，为后世传颂。名利荣辱，或由个人身受；是非功过，留待后人评说。清朝初年福建水师提督施琅一生可谓传奇，以其不世之伟功，如星光闪耀在清季的天庭，至今仍依稀可见光芒。
公元1696年,即康熙三十五年，二月，康熙大帝御驾亲征，率大军第二次远赴西北，激战近四个月，横扫准噶尔部。受沙俄怂恿和支持的噶尔丹率残部仅数十骑，狼狈西窜。康熙一举荡平西北，除去了多年的心腹之患，班师归朝。
而一份六百里加急奏章，却使得凯旋者心情顿时沉重起来：所阅奏章，系福建水师提督施琅遗折《君恩深重疏》，施琅本人，则在康熙西征途中病逝于任上。为痛失忠心耿耿、功勋卓著的贤臣，康熙辍朝不出，独自在御书房黯然神伤。嗣后，他亲笔御书“襄壮公”三字，并颁发谕旨，赐施琅谥号为“襄壮公”，加封为“太子少傅、光禄大夫”。
爱新觉罗·玄烨八岁登基，年号康熙，在位六十一年，文治武功显赫，威名扬于四海。执政期间，所用的文臣武将，所封的王侯公卿，不计其数。而施琅之死，竟会让号称“千古一帝”的康熙如此悲痛，足见施琅在其心目中地位之特殊。
福建古称“闽”，闽南的晋江地区位于东南沿海，晋江下游南岸，依山临海，东接石狮市，东北临泉州湾，东南与台湾隔海相望，西及西北与南安市接壤，北与泉州市区毗连，古时为闽越族居住的地区。秦汉时期，中原汉人为躲避战乱开始入闽，晋江地区与中原地区经济文化的接触遂日渐频繁。东晋年间，中原战乱不息，衣冠士族纷纷南渡，许多人便聚居在晋江中下游地区。五代十国至南宋末年，又有大批中原汉人进入闽南地区。北方大批移民的定居，给这里的世风民俗带来丰厚的古中原文化积淀。闽南民风淳朴，闽南人勤奋坚毅，崇尚礼仪，侠义乐善，有“海滨邹鲁”之称。这里地形复杂多样，以丘陵山地为主，可耕之地较少，番薯、大麦和小麦成为主要农作物。由于少耕地，临大海，这里渔业繁盛，盐田高产，当地人们的生计以渔盐为生。泉州是古代中国第一大港，素有“海上丝绸之路”美誉，与外地通商也颇为热络。
施琅就出生在晋江南浔乡一个名叫衙口村的小渔村，祖籍河南光州固始县，先祖在南宋时期入闽，到施琅已是第十六代了。
施琅祖父名一举，字玉溪，共育有二子：长子名施大宣，即施琅的父亲。施大宣，字应敕，号达一，生有三子。长子施肇科，字枢侯，早年亡故；次子施琅，字尊侯；三子施显，字安侯，小施琅三岁，生于明天启四年（1624年）。
祖父在世时，家境颇为殷实。施一举秉承了闽南人广行善事的美德，一生乐善好义，远近颇有美传。明朝末年，东南沿海地区倭寇横行，肆行抢掠，匪患不断。海边常有尸首漂浮，因浸泡太久，腐烂不堪。施一举时常出钱雇请众人打捞并掩埋这些异乡客。海滨沙土松软，为防野狗把尸首拖出来，他还常常设法加固这些墓地。为此施德馨在《玉溪公特记》中赞叹施一举道：“其泽及枯骨如此，则其生平行善，概可知矣。”明万历年间，晋江地区闹灾荒，施家收成大减，但每逢有人前来借粮，仍一如既往的慷慨，甚至到了后来连自家都无粮可吃的地步。其夫人许氏，与他同行善举。某年冬天，大雪铺天盖地，一乞婆流落到施家门口，许氏为她端上热腾腾的饭菜。那乞婆吃饱了又想借住一晚，许氏不但留她宿于家中，怕她寒冷，还让她和自己同榻而眠；次日饱餐一顿后，方才送她离去。施一举夫妇怜贫惜弱的义举，不仅在民间流传，在当地县志和时人的著作中亦有所述。
施大宣继承了其父仗义好施的品格，路遇不平，常挺身而出，主持公道，且为人谦和，热心助邻。施琅的亲家、清大学士富鸿基在其《皇清诰赠光禄大夫达一施公暨配累赠一品夫人洪氏合葬墓志铭》中如此赞誉施大宣：“求诸古人庶几陈太丘、荀公达之间。”称其为人堪与晋朝时的陈太丘、三国时著名的谋士荀攸荀公达相媲美。后来施琅担任水师提督后，为家乡做了许多好事，对族人多有关照，可谓代有传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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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于乱世少年弃文习武(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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灾难并不因施家的善行就放过他们。自明洪武三年（1370年）起，倭患不断，嘉靖四十年（1561年），浙江人王直、漳州沈南山、李华山、泉州洪朝坚等海盗集团，与倭寇勾结，大肆侵掠浙江、福建沿海。后虽经俞大猷、戚继光等共同抗倭，泉州一带倭患基本平息，但仍有小股倭寇流窜于台湾海峡，对福建沿海一带进行烧杀掠夺。万历年间，西班牙和荷兰殖民者又先后入侵我国的东南沿海地区，四处抢掠。可以说，晋江地区在整个明朝时期，一直战乱纷纷，加之连续不断的地震、台风、水患等自然灾害，使百姓生活雪上加霜。仅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泉州的一场暴雨，加之台风突袭，海水暴涨，晋江沿海所泊船只悉数损毁，溺亡万余众，人畜尸首浮于海面，其状惨不忍睹。
施家所在的南浔乡衙口村常遭倭寇和土匪的抢劫，施一举在一次避难途中摔断了腿，一只眼也因伤失明。不久后夫妻俩相继去世，从此家道衰落。
就在这动荡不安的日子里，明天启元年（1621年），施琅出世了。
有关他的出生，后人赋予了一段颇为奇异的传说。此说不但在民间广为流传，而且在有关施琅的各种著述中多有体现。施德馨所撰《襄壮公传》中记载：“公将诞，母太夫人洪有神授宝光之梦。觉而异之。遂生公。”陈万策在《施襄壮公家传》中说：“公将诞，母洪太夫人梦天神以鼓乐迎宝镜授之。寤而生公。”在施士伟的《襄壮施公传》里，对施琅的出生也有类似记载。施德馨是施琅的族叔，施士伟是施琅的孙子，他们的说法难免有溢美之嫌，固然不足采信；而陈万策系康熙年间进士，是康熙时期名臣李光地的学生，也记载过此事，足见施琅出生的异象之说流传甚广。
据说，天启元年二月十五那天，衙口村的村民正忙着整理自家渔具，做着出海的准备。突然有人大呼：“施家着火了！”众人闻声向村东头的施家望去，果见红光映天。大家忙扔下手中活计，赶往施家救火。待到了施家门外，却发现红光消失，只听得一阵婴儿洪亮的啼声传来。诧异之间，院门大开，施大宣满头大汗地走出，他听见了门外的喧嚷，此刻又见人们提桶端盆地围在家门口，不禁莫名其妙。乡亲们表明来意，施大宣大为感动，连连拱手道谢，并告知说他妻子刚刚生下了儿子。乡亲们这才转惊为喜，纷纷向施大宣道贺。这便是施琅出生时红霞满天的传说。
施琅满月那天，喜庆的鞭炮声回荡在衙口村的上空，村民们带着鸡、鸭、干鱼、鸡蛋、酒等礼物，络绎不绝地向村头的施家小院走去。根据当地习俗，这是一个重大的日子，所以施家广邀亲朋好友，给孩子做满月酒。
满月酒这一习俗也称为“请送庚”，仪式内容为“压胆”、“加志”、取名等等，主旨为祝愿孩子将来成长为勇敢的人。一般由婶娘背负婴孩，手擎破伞，绕自家的房屋走一圈。边走边用竹杖敲地并以闽南语喊着“老鹰”；为使孩子日后不畏风险，还要在婴孩胸前压上一轻巧的小秤锤，此举叫“压胆”。命名也是诞生仪礼中的重要内容之一，施琅此时取名“施郎”，此名一直沿用到他降清后，才改为“施琅”。那次的改名，显然蕴有更名励志的含义。
由于第一个儿子早亡，这次为施琅做满月，施大宣自然是一丝不苟，所有的仪式都进行得严肃认真。这一天让他感到最为高兴的，是前来祝贺的乡绅庄际昌对施琅未来的预言。这位名满四乡的庄际昌认为小施琅生有异相，将来必有所为。庄际昌在明朝的己未年，即公元1691年，参加了科举考试，在会试、廷试中，他都是第一名。天启年间，因魏忠贤掌权，刚正不阿的庄际昌辞官归乡。据施德馨的《襄壮公传》记载：“公少倜傥，气骨不类恒儿。乡荐绅庄公际昌一见大惊异。”
因为乡绅的这句吉言，更为了改变施氏家族的命运、为了儿子的前程，施大宣决心让孩子接受最好的教育，施琅七岁时就被送往私塾读书，并且是“授经课，督益无虚日”。
烧香信佛在古代的晋江颇为盛行，此地唐朝时就享有“泉南佛国”之誉，由于晋江的东面沿海有中世纪世界著名的商港，随着经济和海外贸易的发展，世界各大宗教也伴随着经济、文化的交流，沿着陆路和海路传入晋江，使之云集了多种教派。外来宗教与道教以及本地自生的信仰，长期共存，互相渗透。现在，摩尼教、印度教虽早已失传，日本教也已绝迹，但在晋江华表山还留有举世罕见的摩尼教草庵遗迹。另存有道教、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和天主教的寺观教堂五六百座。此外，还有大量民间信仰的乡土神祇小宫庙数千座。千余年来，寺庙宫观在晋江民间影响深广，各有信教群众若干。笃信神灵的人们每行一事，先往神灵面前祷告一番，祈得保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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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于乱世少年弃文习武(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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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大宣送子读书是家中一件大事，自然要拜神。由于社会动荡不安，民生窘迫，村子里仅一座小尼姑庵香火尚存。小施琅在母亲带领下来到这座定光庵，香烟缭绕中仿佛见到泥塑的神像动了起来，随他一起下跪，一同起立。如此奇异之事，不仅施士伟和陈万策在著述中均有记录，而且在陶元藻的《靖海侯施琅传》中也有记载，说施琅“幼时，游里中定光庵，诣神稽首，见神随拜起。”或许这只是孩子的一时错觉，大人们听了却都认为是奇迹，随之传扬开去。
母亲怀胎时神授宝镜的梦示、出生之际红光满天的吉兆、满月便现“气骨不类恒儿”的贵相，此次拜神时又见神像随之起伏的异象，所有这一切为儿时的施琅笼罩了神圣的光环。其父施大宣对此深信不疑，并认定了由于自家祖辈行善事，积阴德，感动了上天，不仅回报给他一个儿子，还预示了这个儿子将来必定会出人头地、拜将入相。这一观念在他的脑海里根深蒂固。施大宣说：“吾家代有隐德，今儿曹巍然头角，晋槐窦桂，固非所拟。然公侯将相芝醴，岂根源者。”并每每将这一观念灌输给施琅，使幼小的心灵初省人事便自命不凡，其后性格中的自负自傲、争强好胜等等显然也由此形成。所谓性格即命运，这一个性自始至终影响着他，使他遭遇挫折、九死一生，也使他功成业就、名扬千古。
在私塾学习的几年里，他接受了儒家思想的启蒙教育，诸如修齐治平、忠孝礼义的行为规范在他的心中扎下了根，并影响着他后来的人生，也为他奠定了一定的文化基础，有助于他后来成为熟读兵书、长于兵法、广有谋略的名将。
正当施琅在偏远的小渔村中渴望通过读书应试，从而求得功名富贵、封侯拜相时，大明王朝已经风雨飘摇，行将崩坏，而即将到来的混乱时世必定会影响到无以计数的个体命运。
中国封建历史数千年，各王朝延续了二百年以上者为数不多。明太祖朱元璋建立明朝初始，总结前朝教训，凡事以民为重，厉行节俭，发展生产，大明王朝曾盛极一时。自1572年明神宗朱翊钧继位后，无心朝政，纸醉金迷，经济急速衰退，明王朝开始走向衰亡。明熹宗登基后（1621年），其乳母客氏与太监魏忠贤勾结祸乱朝政，之前与东林党争斗的诸党及非东林党成员均投靠魏忠贤，形成庞大的阉党集团，结党营私，擅权纳贿，滥施酷刑，冤狱不断，政局动荡，人心惶惶。政治统治昏暗，统治者奢侈挥霍，各级官僚贪污腐化，军费开支庞大，课税名目繁多。繁重的赋税，再加上连年旱涝灾害，使原本穷困潦倒的百姓，更加衣食无着，四处逃亡，终于被迫揭竿而起。农民起义遍及各地，直接威胁着明王朝的统治，动摇着其统治的根基。而明朝军队军纪松弛、欠缺军饷，实力大幅度下降，无力进剿。
更为严重的是明朝北方的后金——即后来的清朝，在努尔哈赤和皇太极的励精图治下，国力日增，势不可挡。面对不断地兴兵南下的后金，明朝军队无还手之力，望风即逃。崇祯自1627年登基以来，也曾力图振作，雄心勃勃地想做个“中兴之主”，即位的第二年就惩治了为害多年的大宦官魏忠贤及其党羽，并将其罪行诏告于天下。然而积重难返，明朝的大厦内有蛀虫噬咬，外有风雨侵蚀，已经变得腐朽不堪，行将倾塌了。
覆巢之下，安有完卵。繁重的赋税、连绵的兵祸，必然殃及到施琅的家乡，也直接影响到他的成长。少年施琅未能完成学业，仅念过几年私塾便无奈辍学了。据收藏于晋江施琅博物馆的《西山杂记》记载，少年施琅因家贫而开始了采薪贩盐做佣工的生涯，以分担家庭重担。正如孟子所云：“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
闽南地区多丘陵山地，山上覆盖着茂盛的森林。在一群上山砍柴的少年中，出现了少年施琅的身影。十三岁的施琅已是身材高大，且身大力不亏，尤其双肩双臂的力量，更是超乎常人。每次砍柴时，施琅总是比别的孩子砍得又快又多，别的孩子背一小捆柴下山已累得气喘吁吁，他背一大捆却轻松自如。
晋江濒临大海，海岸线蜿蜒曲折，临海的地势平缓，非常利于渔、盐业的发展。很久以前，晋江的盐业就非常发达。北宋时期，晋江以浔美和丙州为中心地，开始制盐，并设置了管理盐场的大使厅，对盐实行官府专卖。到了南宋，允许私人开盐场，不再实行专卖，便于增加收益。到了明朝，在晋江设有盐场畦丁，负责对盐税的征收。浔美盐场和丙州盐场在当时最为著名。盐场是依照明代的里甲制来组织的，每个盐场分为五团，每团有总崔、称子各一人，团首四人。总崔相当于里长，负责对盐民的管理和盐税的交纳。距离衙口村几十里的地方有浔美和丙州两个盐场，除了上山砍柴，少年施琅还要和成年人一起去盐场挑盐。早晨天未见亮就上路，到盐场装上盐，再走上十多里的山路，将一担数百斤盐送到海边码头的船上，可见这项劳务异常艰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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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于乱世少年弃文习武(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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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古英雄多出自草莽之间。施琅秉有坚强的意志、不屈的性格，后来以六十三岁的高龄尚且领兵出征，跨越波浪滔天的大海，一统台湾，多少得益于他少年时期艰苦生活的磨练。而他一直志存高远，从未沉沦，与家庭教育有关，也与这期间遇有高人指点有关。史载：“施琅家贫，采薪于西畲山，得识翁。时琅十三岁，有膂力。常与翁时为龙湖亭许五斗佣工。”以及施琅“会异人，授异书。”
晋江地区历来人才辈出，人文荟萃。自实行科举制度以后，出现过文武状元八名，进士一千二百余名，是福建乃至全国著名的进士县之一。诸如世称“开闽学先河”的欧阳詹、政治家曾公亮、大诗人林外、思想家李贽、史学家何乔远、军事家俞大猷、书法家张瑞图、文学家王慎中等等。大理学家朱熹曾惊叹道：“此地古称佛国，满街都是圣人！”如此一个人才辈出之地，在战乱频仍的明朝末年，智者隐于其间，实不为怪。因此，施琅才有可能遇上隐士并受其影响，才有可能身处逆境而志不稍懈。
关于施琅挑盐，民间流传着一个颇为神奇的故事，记载于《西山杂记》中。一个寒冬的早晨，乡民王老头起来上茅厕，刚迈出房门，借着熹微的星光，忽见一只花斑大豹卧于屋檐之下，他顿时失神，呆立在寒风中。然而，好一会儿过去了，却未见花豹扑将上来，反听到鼾声如雷。王老头甚感诧异，惊魂稍定后仔细一瞧，眼前分明是个衣着朴素、身材魁梧的年轻人坐在扁担上打瞌睡呢。老人忙唤醒年轻人，让进屋中。这个年轻人就是施琅。原来，他挑着盐赶了半夜的路，又饿又困，见一农舍，便在屋檐下避风处歇息，因太过疲倦，不由得倚着墙角打起盹来。
这是施琅早年化身豹形的传说，后来在施琅与郑成功交恶后的逃亡途中，曾再次出现与之类似的说法，在史料中均有记载。历史上大凡英雄人物，民间传说往往附会以神奇色彩，就像杨家将中的杨六郎，在传说中即是白虎星下凡，每遇危急关头，便化身白虎，以逃脱困厄。这类传说就像人们所津津乐道的英雄出生神话一样，表达了人们对其超凡能力的崇敬之情。在寻常百姓看来，英雄之所以成为英雄，必定得之于鬼神之力。施琅化身豹形等一系列传说，传达着人们对他的敬仰并将其神化。有人甚至据此推断，施琅既为“豹精”，在郑军中声高盖主，因而才招致郑成功的嫉恨和猜忌的。
在艰苦的劳作中，少年施琅开始了对自己前程的构想——与其无缘读书求官，不如顺势做乱世英雄。对于习武的选择，成为施琅人生中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从而影响到他的一生。
从史籍的记载来看，施琅弃文习武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一是家道败落，延师就读无以为继。施德馨在《襄壮公传》中写道：“既而赠公遭受外衅，家落。公未及冠，学书未成，弃而学剑。”其二，弃文学武与其弟施显的建议有关。“稍长，读三国史，弟慨然有感，抵掌告余曰：‘大丈夫当磊磊落落，着勋名于千古。今四方骚动，正英雄建立时，吾兄弟膂力不让古人，安用伏首三家村事经生伎俩为！’余闻言壮之。”施显说这番话时年仅十岁，和施琅一样力大异于常人，而且生就一副侠义心肠。施琅、施显兄弟感情笃厚，施琅所著的《都阃安侯施公行述》就是专门记述施显的。其三，更深层次的原因则是明朝统治摇摇欲坠，社会危机四伏，必然对施琅人生道路的选择、人生目标的确立产生影响，正所谓时势造英雄。当然最主要的应该是施琅的性格特征决定的，从小喜欢玩枪弄棒、生性好动的施琅，最终“读书未成”，“弃而学剑”。
施琅十五岁那年，是崇祯九年（1636年），后金皇太极改国号为“清”，正式建立了清朝，并向明朝大举进攻，连续攻下燕京附近州县，俘获人口牲畜十八万。之后，皇太极又亲率清军进攻朝鲜。当朝鲜告急，可大明朝廷却无力出兵相援。第二年，在清军的大举进攻下，朝鲜国王向清军投降，皇太极前往朝鲜受降。这样，清朝不仅进一步增强了自己的实力，扩大了势力范围，解除了南下进攻明朝的后顾之忧，更重要的是，明朝政府面对朝鲜求援而不应，充分暴露出这个曾经显赫一时的大帝国的虚弱和无能，致使清军攻占明朝的信心骤增。在国内，税赋繁重，百姓还要额外交纳以防御北方及镇压农民起义的名义征收的所谓“三饷”，即“剿饷”、“练饷”和“辽饷”，沉重的税赋使得经济委顿、民不聊生，声势浩大的农民起义终于全面爆发。1628年，由于陕西连年饥荒，高迎祥等纷纷率众起义。他们攻城掠地，诛杀官吏，起义队伍不断发展壮大，已成燎原之势。1636年，李自成接替被官军诛杀的高迎祥成为起义军领袖，号称“闯王”，率领起义军转战于陕西、河南、四川、山西等地，接连大败明军。崇祯皇帝束手无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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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于乱世少年弃文习武(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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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全国各地连续出现重大自然灾害。1632年黄河泛滥，沿河军民溺毙者不计其数；1634至1637年，山西、陕西、河南等地连年大旱，赤地千里，甚至出现父子、夫妻、兄弟相食的惨剧。然而，明朝的各级官吏却毫不怜恤，依然横征暴敛，致使民不聊生，怨声鼎沸。广大百姓走投无路，纷纷揭竿而起，投奔起义军，加速了明朝的崩溃。
少年施琅对赋税的沉重有着切身的感受，对沿海地区的乱局更是亲睹亲历。从1629年到1635年，海盗刘老香等人不断在沿海地区进行抢掠，令百姓难有一天的安宁日子。尽管崇祯皇帝亲自过问防御海盗的措施，明朝军队也屡次进行剿捕，但多劳师无功，收效甚微，直到最大的海盗集团郑芝龙所部投降明朝以后，才由郑芝龙领兵剿灭了刘老香海盗团伙，沿海地区的匪患稍事平息，但战祸却一直绵延未断。
严酷的现实使施琅认识到，在动荡的时代，习武比学文更为有用，更易出人头地。据陈万策《施襄壮公家传》记载，明朝末年之时，施琅学成无人能敌之本领。施士伟《襄壮施公传》里也说：施琅“见明季所在多窃发，遂学万人敌。”施琅不再专注于谋生糊口，犹如当初学文一样，怀着建功立业、光宗耀祖的信念，开始苦习武艺武学。
关于施琅此间习武经历，多有资料记载，其中以《西山杂记·观音石篇》所载最为详尽：施琅“遂拜识武举人蔡秉元，尽得蔡家干戈诸法。琅之弱冠，偕蔡宣挟石炉，炉之重千有六百斤，其力足称雄。”尽管《西山杂记》中所记载的资料多为街谈巷议，其真实性不必细究，不过倒是从侧面反映了施琅在年少之时已练就了一身好武艺。经过几年的苦练，十七岁施琅已是十八般武艺无所不通，剑术尤为高超。此外，施琅从小力大无比，习武几年中又刻意加强了膂力训练，每天练习举石炉，从二百斤到三百、四百斤……据传，最后竟然能抱起重达千斤的石炉。各种行军布阵、作战方法、用兵谋略同样无所不精，成长为一个武艺超群、多谋善断的“智勇万人敌”。施德馨的《襄壮公传》写道：“从其师习战阵击刺诸技，于兵法无不兼精。遂智勇万人敌。”陈万策的《施襄壮公家传》记载：施琅“精晓五花阵法。以居滨海，尤善于水师，海洋中风云气候，讲之甚悉。”施士伟在《襄壮施公传》中所言更为了得，说施琅“窥测天文地理，讲究阴阳顺逆、阵伍离合之法……凡钩距、骑射之技，旌旗、炮火之制，靡不兼通；生于海滨，波涛起伏，舟楫驾泊，知之尤悉。智勇沉雄，多谋善断，慎明去就，不屑苟合。”总之此时的施琅已是智勇双全，本领超群了。
天下大乱，群雄纷争，战火四起，正是英雄大显身手之际。施琅经过少年时的能力储备期，怀着青春的热血和昂扬的志气，迎着纷飞的战火走去，去迎接属于他的壮阔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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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军从戎追随恩主附清(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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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着无限憧憬的施琅从戎之初，便显示出过人的神力，力夺千夫长之职。当清朝的八旗军以迅疾之势席卷中原大地。郑芝龙见大势已去，不顾郑成功的苦劝哀告，决意降清。他带领亲信壮士五百人前往福州投降，其中就有施琅的身影……
“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长大成人的施琅正待举步走出小渔村，到动荡纷乱的广阔天地里一显身手，实现多难兴邦的宏大抱负，达成光宗耀祖的人生目标。恰逢此时，已经降明并担任参将之职的郑芝龙，为进一步扩大势力，委派其五弟郑芝豹前往晋江南浔乡一带招募军士，当地的许多青壮年为了谋求生路，大多前往投军。施琅与父亲商议，表明了投军的意向。施大宣困于家境窘迫，为儿子前程计，只得同意施琅从戎。富鸿基在谈到施琅从军这件事时曾说：既值明朝末年，“沧桑鼎沸”，社会动荡不安，施大宣“勉令改业，于是宫保公偕弟都阃安侯君杖策从戎”。施琅背起行囊，迈出了他终生戎马生涯的第一步，也因之开始了与郑氏一脉四代人纠缠不清的恩怨。
郑芝龙字曰甲，号飞黄，明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出生于福建安石井一小吏家庭，共有兄弟五人。由于他在家中排行老大，因此叫“一官”或“郑一”，后改名郑芝龙。郑芝龙自幼聪明伶俐，但却不喜读书，专好拳脚棍棒。天启元年（1621年），郑芝龙的父亲去世，十八岁的郑芝龙带着弟弟郑芝虎、郑芝豹赴广东香山澳，（即今澳门），投奔了舅父黄程。黄程是个海商，在澳门从事海外贸易，他收留了郑氏兄弟，让他们学习经商。其时澳门已为葡萄牙占领，不少福建人在那里与葡萄牙人做买卖。在商业竞争和利益角逐中，郑芝龙很快展示出了智慧和才干，并学会了一点葡萄牙语，还毫不犹豫地接受了天主教的洗礼，以期尽快融入葡萄牙人的社会。同时，他像许多闽南人一样，渴望向海外发展。1633年五月，郑芝龙替舅父黄程贩运货物来到日本平户，之后便侨居日本，继续从事商业活动和对外贸易，并娶日本女子田川氏为妻（中国史籍中称该日本女子为翁氏）。根据日本学者伊能嘉矩的《郑氏异闻》中记载，田川氏是侨居在日本平户的中国侨民翁翌皇的养女。郑芝龙结婚第二年有了儿子，取名郑森，即郑成功。
历史上的日本平户居民以打渔和以到中国沿海劫掠为生。在海外贸易开发之前，那里就是穷乡僻壤。初来乍到的郑芝龙得到当地闽南乡亲帮助，做过裁缝，也卖过鞋子，生活十分困顿。不久，他得到贵人的扶持，从此时来运转。此人就是中日通商贸易史上的传奇人物——李旦。李旦是泉州人氏，原在马尼拉经商，资产十分雄厚，拥有一支船队，专门从事海外贸易，是当地侨界首领。郑芝龙曾帮李旦从澳门带货到平户，因而与李旦相识，开始为李旦做事，渐成当时最有势力的海商属下，并“以父事之”。作为李旦的义子，他的生活和事业从此走上了坦途。
十七世纪上半叶，荷兰人已是西方海洋经济世界的“超级大国”，其军事和商业复合体“东印度公司”到处拦截葡萄牙和西班牙商船。1622年，荷兰人占领澎湖。明天启四年（1624年）初，郑芝龙被李旦派到澎湖，担任荷兰人的翻译。其当时荷兰人为垄断对日贸易，指使一些中国船只在中国沿海掠夺，郑芝龙身为与荷兰人合作的海盗之一，为荷兰人执行在台湾海峡拦截前往马尼拉的中国帆船的任务。同年夏秋之交，荷兰人在明军的压力下撤出澎湖，转移到台湾大员，修筑“热兰遮”和“赤嵌城”两个要塞，侵占了台湾南部地区。
1625年春，郑芝龙弃荷兰人，率众往来于台湾与日本之间，开始了亦商亦盗的海上生涯。同年八月，李旦在日本病逝后，他的事业全归这位义子掌控，郑芝龙由此成为海盗集团首领。
门户自立的郑芝龙，不断招兵买马，继续扩大势力。先后合并了当时台湾的其他汉人武装力量，又从大陆招募人员到台，并从福建招徕了郑兴、郑明、杨耿、陈晖、郑彩等部将。他把部下分设为参谋、总监军、督运监守、左右谋士等机构，进行有效管理，建立了初具规模的郑氏地方统治政权，成为当时海上最大的武装集团。
郑芝龙海上势力的日益扩张，引起了明朝统治者的恐慌，屡次派兵追剿，均以失败告终，这使明朝政府重新认识了郑芝龙的力量。在无力继续剿灭郑芝龙海盗集团的情况下，朝廷意图利用郑芝龙与荷兰人抗衡，同时剿灭其他“海盗”，因此改变了对郑芝龙的策略，由消灭变为绥抚。而郑芝龙也早有归顺朝廷之心，他虽然拥有庞大的财力，也有相当的军事实力，但在政治上始终没有地位，在人们特别是朝廷官员的眼中，他只不过是一介海盗头子。郑芝龙曾私下派心腹部将对明军的将领们说：“苟得一爵相加，当为朝廷效死力，东南半壁可高枕矣。”崇祯元年（1628年）八月，在泉州知府王猷的建议下，福建巡抚熊文灿派卢毓英对郑芝龙进行招抚，郑芝龙率部向明朝投降，诏授海防游击，任“五虎游击将军”。于是，郑芝龙离开了多年经营的海上贸易根据地台湾，转而坐镇闽海，此时他已有部众数万、船只千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