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投军从戎追随恩主附清(2)
---------------
这一年，闽南又遭大旱，在熊文灿的支持下，郑芝龙再度招纳漳州、泉州等地的灾民数万人，用海船运送到台湾垦荒定居。这些人到了台湾后，种得的粮食除了用于衣食必需之外，其余的均作为租税向郑氏交纳。从此，台湾的汉人不但增多了，而且许多荒芜的土地也逐渐得到开发。在台湾历史上，郑芝龙是组织大规模移民的第一人。对灾民们来说，郑芝龙的行为功德无量；对明朝政府来说，郑芝龙是替朝廷排忧解难，表现出了忠心；对郑芝龙个人来说，当然是财源滚滚，名利双收。
与此同时，郑芝龙开始了一系列积极的军事行动。他率军先后剿灭了海盗李魁奇、杨六、杨七、褚彩老、钟斌、刘老香等，并将投降者全部纳入麾下。崇祯六年（1633年）七月十三日，荷兰人为迫使明朝开放贸易，对大陆沿海地区发动突袭，击毁了大量明军船只，其中也包括郑氏的船只，令郑芝龙十分震怒。同年十月二十二日，郑芝龙会同闽、粤两省水师进行反击，在金门料罗湾大败荷兰人，焚毁了五艘大型的荷兰大夹船，缴获了一艘，烧死、生擒大批荷兰人，这是数十年间明王朝在海上从未有过的“奇捷”。之后，郑芝龙再次于福建湄州湾打败前来骚扰的荷兰人，焚毁多艘荷兰船舰。荷兰入侵者从此在福建境内绝迹。因战功显著郑芝龙升任福建总兵官，同时也取得了东南沿海的制海权，合法地掌控了东西洋贸易运作，连荷兰殖民者也被迫与郑芝龙修好，表示今后不再强行前往福建进行贸易，改由郑芝龙派船到台湾进行贸易。至此，郑芝龙一统东南海面，成为“闽海王”，再也无人与之争锋。没有郑氏的令旗，海上船只不得往来于台湾海峡，就连荷兰人的舰队也慑于郑氏的声势，不敢妄动。
据杨英《先王实录》记载，台湾海峡恢复平静之后，原来害怕海盗伏击的大陆商船开始源源驶向台湾，但凡是过往商船须纳税金，“每舶例入三千金”，郑芝龙每年从中获取高额利润，又“自筑城于安平，海舶可直通卧内，可泊船径达海，八闽以郑氏为长城”。安平也成为郑芝龙拥兵自守的军事据点和海上贸易基地。郑芝龙利用福建安平镇的航海和经商基地，打破官方的海禁，繁荣海市，富可敌国，并以强大的武装力量和雄厚的资本在国际市场上同荷兰、日本、南洋各国商贸公司进行竞争角逐，成为官商结合的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代表人物。至南明的唐王政权时期，郑氏的海上力量仍然是政权的支柱。正如郑芝龙对隆武帝所说：“三关饷取之臣，臣取之海，无海即无家。”由此可见，郑芝龙当时垄断了海上贸易，由此聚敛了巨额财物，这为他增强自己的军事力量提供了雄厚的资金保证。
为了进一步扩大武装力量，巩固海上霸主地位，郑芝龙以福建总兵的名义派遣手下将官招募军士，郑芝龙的五弟郑芝豹被派到了施琅的家乡晋江南浔乡一带，在很短的时间内招募了数千人，年仅十七岁的施琅就在从军者之列。
施琅入伍郑军，以其超乎寻常的神力当上了千夫长。明末清初，军队使用的武器以大刀、长矛、宝剑等冷兵器为主。而且作战都是面对面地厮杀，谁的武艺高强，谁就能致对方于死地，武功是取得胜利的基本保证，因而军队中武将的选拔主要依据武艺的高低作为标准。
关于施琅投军时因力举铁鼎而被任命为千夫长之事，在《襄壮公传》中是这样记载的：“明季，有主兵者募壮士，置巨铁鼎中庭，重不下千斤，集健卒数千辈，莫有举者。公熟视曰：‘无难耳！’奋袂一挈，行数十武，徐置，容色无纤毫改。主兵者骇曰：神力也！署千夫长。”这里的“主兵者”指的就是郑芝龙之五弟郑芝豹。从这里可以得知，在数千名军士之中，只有施琅一人能举起重达千余斤的大铁鼎，而且还能行走数十步而面不改色，足见其力量超人，不免惊为天人。
队伍来到厦门进行海战训练。军训伊始，施琅兴致盎然，但很快就感到厌倦乏味了，一则是大多数训练内容早已熟谙，二则是只能完全按照长官的命令行事，不允许提出自己的见解，这样的束缚对于自视不凡的施琅来说备感痛苦。
从军三年，由于地位低下，施琅从未见过郑芝龙，就连招募他的郑芝豹以后也再没见到。此人除了在招兵时赞叹了施琅的神力出众外，也仅仅把他视为一个力气稍大的莽夫而已，很快就将他遗忘了。这期间，施琅所在的部队参加了剿灭海盗的战斗，并取得了胜利。尽管立下些许战功，但官职却始终没有得到升迁，依然是个千夫长。而且他发现自己的上同才能平庸，打仗贪生怕死，争功却不遗余力，这让渴望大显身手、实现抱负的施琅感到失望和愤怒，于是萌生去意。正值此时，其弟施显从家乡前来投奔，于是施琅把千夫长之职让予施显，自己则回到了南浔乡衙口村的家中。
---------------
投军从戎追随恩主附清(3)
---------------
回到家乡的施琅并没有急于寻找新的出路，而是安心地等待了几年。他一方面悉心奉养双亲，另一方面多方打探消息，寻找适合自己发展的机会。三年之后，即崇祯十六年（1643年），施琅探知他的一位族叔施福在郑芝龙部队任职，且率军到了安平，遂决定前去投奔。施士伟的《襄壮施公传》记载：“癸未，祖年二十三，访族父故总兵福于安平军。”
施福，又名施天福，字昆玉，出生于万历壬子年（1612年），为施琅的族叔。关于施福的事迹，在《浔海施氏族谱·震公五世孙昌公二房支派》中有所记载：“当是时，有武毅伯福者，公族叔也，为帅府将中军。”施福不仅长得英俊潇洒，风流倜傥，而且志向远大，十八岁时投笔从戎参加了郑芝龙的部队，由于作战勇敢，又有谋略，深得郑芝龙的赏识和信任，很快就被提升为中军都司、帅府将中军之职，成为郑氏心腹。针对当时海盗猖獗、群雄并起、各地武装势力不服从官府号令等情况，施福提出“有向化者，说降之；崛强者，破灭之”的建议，得到了郑芝龙的赞同并依其计行事。这样，郑芝龙接收了前来投降的地方武装，剿灭了不愿归顺的强盗，彻底扫清了海上航行的障碍，垄断了海上贸易。可以说，郑氏集团能取得这些胜利，施福功不可没。
施琅初次投军，因施福正随郑芝龙与前来骚扰的荷兰海军在海上作战，未及关照。此次再投，经施福力荐，郑芝龙任命施琅为施福的副手。施福对这位二十三岁的侄子青眼有加，把中军的指挥权交付，让其充分发挥军事才能。对于郑芝龙的提拔之恩，以及叔叔施福的重用和信任，施琅心存感激。
崇祯十一年（1638年）九月以后，清军大举入关，攻掠了河北、山东，明王朝急忙调集大军北上。张献忠降明不到一年，又再次起兵造反。各地农民起义风起云涌。田地荒芜，赋税繁重，加上灾荒不断，洪水、大旱造成赤地千里，天灾人祸。饥民遍野，饿殍载道，父子、兄弟、夫妻相食和举家自尽的悲惨景象随处可见。一些强横之徒趁社会混乱之机，四处抢劫，各地盗匪日益猖肆。当时的福建和全国一样，也是强盗四起，时称泉郡的泉州更是山贼啸聚之地，占山为王的土匪大小数百股，四处打劫，杀人放火，奸淫掳掠，无恶不作。他们时聚时散，行踪无常，官府围剿多次也无甚收效。有一伙盗贼最为凶残，首领为叶绩和徐晃。他们凭借所占山寨的险要地势，屡败进剿的官兵，气焰十分嚣张。叶绩武艺高强，施德馨在《襄壮公传》中称叶绩“素猛鸷，号莫敌。”许多山寨的小股土匪都听从他的号令。
奉命剿贼的施琅决定“擒贼先擒王”，首先剿灭以叶绩、徐晃为首的这伙土匪。施琅率军来到泉郡，两军相逢，骄横的叶绩出马迎战，施琅舞动手中大刀，纵马冲向敌阵。二人交战只一回合，叶绩当即落马身亡，吓得其余贼兵狼狈逃窜。施琅下令乘胜追击，活捉了徐晃，全歼了这伙山贼。之后，施琅又一鼓作气，所向披靡地剿清了其他占山为王的盗贼团伙。一方面武力剿灭怙恶不悛的悍匪，一方面大行招抚活动。施德馨《襄壮公传》记载施琅“遂广招募，搜山越岭，锄其根蒂，扫靖江、赣、闽、粤三百余贼盗之寨，降巨魁数十。”剿灭山贼的行动，是施琅首次独立率军作战。他采取剿抚并用、以战逼降的策略，取得了全面胜利，显示出智勇兼备的军事才能。从此，施琅威名显著，被提升为游击将军。
正当施琅在福建剿灭山贼之时，明王朝的丧钟一声声地敲响着。1640年，李自成率起义军攻入河南后，提出了“均田免粮”的口号，反应了农民对土地的强烈要求和减免沉重的赋税的迫切愿望，受到了广大农民的热烈拥护。闯军迅速发展壮大起来，逐渐控制了河南全境和湖北的广大地区。崇祯十六年（1643年），李自成在豫西襄城一带与明军决战，基本消灭了明军主力。第二年便在西安建立“大顺”政权，不久挥师东进，攻入北京城，崇祯皇帝在煤山上吊自缢，为明朝二百七十余年的历史划上了一个悲怆的句号。
历史的大潮倾覆了大明王朝之后，继续滚滚向前。李自成的农民军进入北京后，无视所面临形势的严峻：明朝强大的残存势力，清兵的虎视眈眈，大顺军缺乏巩固的后方基地。相反地，群臣们忙于劝进，以便获得封赏；将官们急于享乐，似乎攻下北京城后就可高枕无忧了，到处洋溢着忙乱的欢庆气氛。此时的李自成以为清兵不会在短时间内南下，自己可以招降驻守边关的吴三桂，之后便可率大军南下，一统全国。然而，招抚吴三桂的计划却失败了。当吴三桂闻知爱妾陈圆圆为农民军所占，遂为红颜而怒发冲冠，表示与农民军不共戴天。他一面领兵袭据山海关，一面派人前往清营乞师。李自成亲自率军东征，于山海关激战。吴三桂与清军联袂大胜农民军，并乘胜追击。李自成退回北京，见大势不妙，匆匆登基即位后便率军向陕西撤退。清兵以吴三桂为先导，对农民起义军穷追不舍，李自成终在湖北九宫山遭戮，轰轰烈烈的明末农民起义宣告失败。清军打着为明朝“复君父仇”的旗号入关，1644年10月，清世祖福临即位，“号曰大清，定鼎燕京，纪元顺治”，揭开了中国历史的又一幕。
---------------
投军从戎追随恩主附清(4)
---------------
一般说来，一个经济文化落后且人口甚少的民族，要想征服有高度发展的封建经济和文化且人口众多的民族，是极其困难的。因此清军入主中原之时实施武力征服，对各地汉族人民进行血腥而残酷的屠杀，“扬州十日”、“嘉定三屠”就是清军进行严厉镇压政策的明证。黄宗羲的《嘉定三屠纪事》记录了清军在嘉定屠城的惨剧：“乙酉七月初四日嘉定城破，清兵屠城，肆其杀掠。家至户到，小街僻弄，无不穷捜。刀声砉砉然，达于远迩。乞命之声嘈杂如市，所杀不可数计。其悬梁者，投井者，断肢者，血面者，被斫未死，手足犹动者，狼藉路旁，弥望皆是。投河死者，亦不下数千百人。三日后，自西关至葛隆鎭，浮尸满河，白膏浮于水面，舟不得行。大家闺秀及民间妇有美色者，青天白日当众奸淫，而重妇节者，惨死无数。清兵拘集民船，装载金帛子女及牛马豕等物三百余艘而去。其时孝子慈孙，贞夫烈妇，才子佳人，横罗锋镝，尙不可胜纪。谓非设县以来，绝无仅有之异变哉！”
清兵入关后，随着政治中心南移，大批满族贵族、官吏、满蒙汉八旗官兵随之涌入北京。从顺治元年（1644年）十二月清政府颁发“圈地令”，至顺治四年正月，先后三次大规模圈占土地，把近京各州县的无主荒地分给各满族贵族，这实际上是对汉族人民的野蛮掠夺。与此同时，清廷还配合实行“投充法”，即允许各旗收纳失去生产手段的贫民，充作“役使之用”。投充法实质上是逼迫汉族农民依附于满族贵族，补充扩大农奴队伍。被掳掠的农奴不堪虐待，纷纷逃亡，为此清廷又颁行了“逃人法”，规定“逃人鞭一百，归还本主。隐匿之人正法，家产籍没。邻右甲长乡约，各鞭一百，流徙边远。”“圈地令”和“投充法”维护了农奴制生产方式，厉行“逃人法”，则把农奴牢牢禁锢在庄园里。清军入关后推行的这一系列弊政，再加上对其他各民族施行民族歧视和压迫政策，激起了广大汉族人民的强烈反抗。顺治二年，清政府又颁布“薙发令”，强令废除明朝衣冠、剃发梳辫，改从清制，以此作为进一步确立满族贵族统治的象征，更激起了各地、各阶层人民的激烈反抗。为了避免与汉族人民的矛盾骤然加剧，清廷又宣布暂缓一年执行。占领南京以后，清廷认为心理上征服广大汉族人民的时机已经成熟，再次颁布“薙发令”，所征服的地区，以十日为限，“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这种高压政策使得被征服地区人民的反抗情绪更加高涨，未被征服地区人民的抵抗更加顽强。而且，其时的汉人视满人为外来民族，称之为“狄”、“虏”。在他们心目中，只有明朝才是汉人的正统正朔。
此时原来反明的农民起义军转而拥明抗清；原来企图联合清军镇压起义军的明王室转而联合农民起义军，抵抗清军。福王的弘光政权失败后，明室遗臣先后拥立鲁王、唐王、桂王等宗王，在两广、福建地区举起抗清复明旗帜，各地民众纷纷以“反清复明”为口号，进行抗清斗争。一些知识分子怀着强烈的汉民族气节，义不降清，甚至奔走呼号，并积极参与抗清斗争。清代著名思想家、诗文家顾炎武，以及同时代的思想家王夫之、黄宗羲，都参加过抗清斗争，并始终不愿应召到清廷做官。
清兵占领北京后，一批汉族官绅纷纷南下，遂在江南一带形成了以汉族大地主阶级为主体的政治中心，史称南明政权。1644年5月，崇祯帝的从兄福王朱由崧由凤阳总督马士英等人拥戴，在南京称帝，建元“弘光”。弘光政权建立于危难之际，寄望于南方各拥有重兵的将领维持江山，于是封郑芝龙为“南安伯”，他手下的将领也各有升迁，施琅遂任副总兵。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这句话对弘光小朝廷来说是最恰当不过了。弘光政权建立后，没有制订出正确的对付清政府和农民军的策略，而是一厢情愿地想“借虏平寇”，竟天真地遣使赴北京“酬虏通好”，遭清政府断然拒绝。然而，弘光政权毫无警醒，满足于偏安江左，满足于江南富庶的物质生活，享受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的生活，其腐朽程度较之崇祯时期有过之而无不及，统治阶层内部矛盾也日趋尖锐。弘光小朝廷大肆勒派军饷，增加赋税，甚至公开卖官，贿赂公行，政治腐败到极点。第一个南明政权建立不到一年，即宣告灭亡。弘光帝逃往芜湖，很快被俘获。马士英、阮大铖逃到杭州，未及逃跑的许多南明官僚纷纷投靠清王朝。
---------------
投军从戎追随恩主附清(5)
---------------
弘光政权灭亡后，在福州又出现了第二个南明政权，即隆武政权。1645年的闰六月初六，唐王朱聿键由“南安伯”郑芝龙等迎入福州。次日，正式就任监国；不久后，又在臣僚的拥戴下于闰六月二十七日即皇帝位，纪元从七月初一起改称隆武元年，以福州为临时首都，政府名为天兴府，以原福建布政使司作为行宫。这就是南明史上第二个政权，史称“隆武政权”。由于此政权为郑芝龙所拥戴建立，因此郑芝龙被晋封为平虏侯，很快又被封为平国公。随着郑芝龙的位高权重，施琅再次得到升迁，被提拔为佥都督，担任左冲锋，其弟施显也被授予锦衣卫仁武营将领之职。
接连得到升迁的施琅，一方面感激郑芝龙的知遇之恩，另一方面也希图建功立业，有所作为，以遂平生之志。然而，为攫取更大的权利，郑芝龙竟拥兵自重，挟制朝廷，无意进取。首席大学士黄道周对郑芝龙拥兵观望十分愤慨，自告奋勇督兵福建，联络江西，援救徽州、衢州一带的义军，欲为隆武政权打开局面。1645年7月22日，黄道周率领勉强拼凑的三千多士卒踏上征途，但掌握兵马钱粮大权的郑芝龙却只拨付一个月的粮饷。师出不久，兵饷无继，黄道周只好凭自己的声望和书法，亲笔书写委任状，沿途召募一些忠勇之士。黄道周虽也读过一些兵书，还曾为《广百将传》做过注，但却只是纸上谈兵，未曾亲历沙场。部下兵将大抵是应募而来，缺乏作战经验，仅凭一腔热血奋勇向前。施琅当时充当其偏裨，随同黄道周出征，凭其独到的军事眼光，施琅认为依靠这样一支队伍同清朝正规军作战必败无疑。据李光地的《榕村语录》记载，施琅曾向黄道周“献奇策”，提出遣散所招募来的福建沿海地方之兵，只带少数精兵强将由小路直接进入赣州，以首席大学士督师的名义节制和调遣南赣、湖广、广东、广西等地总督、巡抚、总兵，会师进取。此时的施琅已经能够用战略的眼光来看待与清军的战争，第一次显示出军事方面的高瞻远瞩和深谋远虑。但是，黄道周为人迂执，不达权变，施琅之计未被采纳。不愿陪着送死，施琅径自返回福建，随施福退守于分水关。黄道周一意孤行，鼓勇率部与清军对垒，很快战败被俘，守节不屈而亡。
就在施琅退守分水关之时，福州的隆武政权又一次面临灭顶之灾，而一手酿造这灾祸的正是郑芝龙。
1646年初，建立才半年的隆武政权外有清兵大军压境之患，内有争权夺利之忧。更为严重的是，手握重兵的郑芝龙为了保存自己的实力，在乱世之中既能求得生存，又可保住富贵，竟然无意抗清。为了摆脱郑芝龙的控制，隆武帝朱聿键曾打算以御驾亲征为名，离开福州到江西。但郑芝龙为挟天子以自重，不愿失去这个傀儡皇帝，于是下令几万军民长跪于道，阻止隆武帝离开。之后，郑芝龙见南明政权大势已去，遂动了降清的念头。顺治三年（南明·隆武二年，1646年）五月，早在1642年就已降清的洪承畴，向清朝的征南大将军贝勒博洛提出了招降郑芝龙的建议。洪承畴（1593～1665年），字彦演，号亨九，福建南安英都霞美乡人，原为明朝经略大臣，被清军俘获后，先是坚拒不降，后为皇太极的诚意打动而归顺。在得到清廷的同意后，洪承畴和晋江人、福建御史黄熙胤联名写信劝郑芝龙降清。六月，清军进逼福建时，接到劝降信的郑芝龙已决意投降，于是郑芝龙、郑芝豹兄弟拥兵不进。八月，郑芝龙把有着五百多艘战船的水军全部撤回晋江安平，并将驻守在分水关的施福和施琅的部队调回。镇守仙霞关的郑鸿逵闻讯逃窜，清兵即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攻陷其地。仙霞关乃福建之门户，地势险要，此处一失，清军遂长驱直入，直捣福州。隆武帝匆忙逃到汀州，被俘后绝食死于福州，又一个南明政权灭亡了。
1646年九月，征南大将军博洛派遣泉州绅士郭必昌为信使，去安平招抚郑芝龙，许诺任用郑芝龙为闽粤总督。郑芝龙大喜，遂决意降清。江日升在《台湾外纪》中有这样一段叙述：郑成功闻知郑芝龙将降清之讯后，急忙赶来劝阻，他痛哭着对父亲说：“夫虎不可离山，鱼不可脱渊；离山则失其威武，脱渊则登时困杀，告父当三思而行。”但郑芝龙不顾郑成功苦谏，仍决定于十一月北上福州降清。临行前，他再次派人到金门，劝郑成功一同降清。郑成功带信给父亲，信中写道：“从来父教子以忠，未闻教子以贰。今吾父不听儿言，倘有不测之祸，儿只有缟素而已。”郑芝龙无奈，只好独自率兵前往福州投降。
---------------
投军从戎追随恩主附清(6)
---------------
郑芝龙在前往清营投降时，深具戒心，为防不测，亲自“挑选好汉盔甲鲜明者五百人随从”。施琅当时已是总兵，年轻力壮，武艺高强，被选为随行人员；作为郑芝龙的心腹大将，施福也随同前往。
顺治三年（1646年）十一月十五日，郑芝龙率领心腹部将五百，分乘五艘战船抵达福州，谒见贝勒博洛。博洛做出一副仰慕已久状，对他大加赞赏，还折箭为誓，许以重用。然好景不长，春梦易醒。欢宴三日之后，博洛忽在半夜传令拔营回京，命郑芝龙随军北上。郑芝龙心知中计，但已是羊入虎口，随身所带士卒又被安置于别营，孤身一人只好听凭博洛摆布了。“神龙失势，与蚯蚓同”，不管郑芝龙在东南海面是多么大的一条巨鲸，一旦离开了战舰精兵，顿时成了失水之鱼。郑芝龙委婉地向博洛求情，表示就他个人而言既然已经归顺朝廷，进京“面圣”正是自己的愿望，不过留在福建沿海的长子和兄弟拥有相当兵力，自己一旦进京，呼应不灵，恐怕海上从此多事。然而，在博洛看来，只要掌握了郑芝龙，郑氏家族必然群龙无首，何况即使为郑芝龙的安全着想，也必会惟清廷之命是听。因此，博洛让郑芝龙当面写了几封信，借以招抚郑氏子弟和部将，随后便挟持着郑芝龙上京去了。可惜郑芝龙商人似的精明，最终落在老谋深算的博洛手中，为史所笑。
在清军的严密监护下，郑芝龙到了北京，虽然清廷授以官职，实际上却如笼中之鸟，被软禁了起来。就是在此情况下，施琅随郑芝龙无可选择地投降了清朝。
郑芝龙于顺治三年十一月十五日北上福州降清，十一月三十日清兵攻占安平。江日升的《台湾外纪》描述了清军占领安平后的情景。凶残的清兵在安平烧杀奸淫，安平镇十室九空，鸡犬不宁。郑成功的母亲翁夫人(田川氏)未及逃走，担心受辱，遂切腹自尽。消息传出后，郑成功既愤父亲的降敌，又痛母亲的惨死，国破家亡，遂决意投笔从戎。
1624年出生于日本平户的郑成功原名郑森，系郑芝龙与日本女子翁氏所生。明崇祯三年（1630年）十月，七岁的郑森回到晋江安平，随即“延师授学”，因其聪慧活泼，读书颖悟，才思敏捷，甚得师友喜爱。八岁便通晓四书五经，十岁时就能写八股文。崇祯十七年(1644年)，郑森二十一岁，以榜首进南京国子监太学，所著文章立意高远，词藻华丽典雅，并常于学习之余舞剑学射。郑芝龙喜出望外，想利用手中权势为儿子买个状元。郑森知道后又气又羞，对父亲说：“为国为民做事，要靠真正的本领，我不做欺世盗名的事！”在南京，郑森师从儒学大师钱谦益。
清顺治二年（南明隆武元年，1645年）八月十四日，郑森在郑芝龙的引荐下朝见了隆武帝。《台湾外纪》中记叙了郑成功初见隆武帝的经过。面对隆武皇帝的问话，郑森引用岳飞的话，应声答道：“文不贪财，武不怕死，江山可保矣。”隆武帝见郑森气宇非凡，言语明朗，甚奇之，对他说：“惜无女配卿，卿当尽忠吾家，无相忘也。”遂赐郑森国姓朱，改名成功，不久又封其为“忠孝伯”，任命为御营中军都督，并赐予尚方宝剑，仪同驸马都尉。从此，世称郑成功为“国姓爷”，时年二十二岁。受此厚待，郑成功内心深感震动，于是以匡复明室为己任，效忠天朝。
郑芝龙降清时，郑成功痛哭劝谏而无果，只得离去，在叔叔郑鸿逵帮助下秘密前往厦门。郑芝龙被胁迫北上后，清军又迫降郑成功。郑成功不肯屈节污名，为明志，他在南安丰州的孔庙，焚烧了象征书生身份的儒衣青巾，并言：“昔为儒子，今为孤臣，向背去留，各行其是，谨谢儒服，惟先师昭鉴之！”长揖而去。1646年（顺治三年）十二月，郑成功率领陈辉、张进、陈霸、洪旭等愿从者九十余人，分乘两艘战舰入海，树起“杀父报国”义旗，招兵买马。不久郑鸿逵、郑彩也各率所部追随郑成功入海抗清。
在明朝，儒家思想的教育尤以忠君为先。郑成功自幼习儒，参加过乡试，进过太学，可以说忠君思想在他的头脑中根深蒂固，隆武帝对他的恩遇更使他感到“粉身难报”，产生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报国之心，即使那是萎靡不振的南明小朝廷。因而他不愿与父同行，独自走上了一条布满荆棘的坎坷之路。
---------------
投军从戎追随恩主附清(7)
---------------
关于施琅跟随郑芝龙降清，从他的个性和史料来分析，可以说是命运使然，也可以说是时势弄人。施琅虽然读书不多，但主动降清的可能性不大。事实上，在随郑芝龙降清之前的那段时间，施琅一直在参加抗清斗争。郑芝龙是顺治三年十一月降清的，而顺治二年的七月，施琅还随黄道周赴江西抗清，直到顺治三年五月，施琅仍率兵驻守闽境。不过短短数月间，施琅便随郑芝龙降清了。个中缘由关乎施琅的品行操守，因而引发史家聚讼。
首先，施琅少时受业于私塾，接受儒家思想教育，从小即有忠孝情结，并影响其一生。可以说，成年后的施琅行为的出发点均是基于忠君思想和孝悌观念。郑芝龙乃郑军主帅，施琅作为郑军的一名总兵，随郑芝龙转战各地，在他心目中，听命于郑芝龙乃是其本分。
其次，施琅成长于明末清初动荡时代，政权更迭频繁，先是明朝，之后是李自成的“大顺”政权，明朝灭亡，清军入关，最后是南明小政权。当时的中国局势混乱不堪，社会思想意识形态也较为混乱。他所眼见的只是政权的更迭所导致的战火纷飞，百姓深受其祸。对于年轻的施琅来说，明朝的专制残暴及不断的战祸使他的家庭陷入贫困，在他的思想中既无明朝政权的至上，感情上也未体会到明朝政权的亲切。至于北方的大清，施琅就更无感情可言，他的降清与清廷毫无关系。这个时期的施琅在思想意识中，“忠”即是效命于军队统帅郑芝龙，因而此次降清实为一种无从选择的追随。
第三，当初施琅依其叔施福投于郑芝龙旗下，很快为郑赏识和提拔，施琅得以掌握兵权，有了独立率军作战的机会，以及展示自己军事才能的舞台，地位也得到提高。俗语云“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何况施琅所受乃知遇之恩，这对素重知恩图报的施琅来说，自是难以割舍。施琅跟随郑芝龙投降清军，以及后来又追随郑成功反清（尽管有诸多原因），都与他对郑氏的报恩之心有很大的关系。
纵观施琅的成长经历、性格以及思想意识的形成，可以肯定地说，当时的施琅并不具备明确的政治理念，心中谈不上国家、民族的概念，也不存在如同前朝旧臣那样的道义和情感负担，更没有也不可能有上升到民族概念的精神追求，朝廷之于他遥远而神圣，不同的朝廷无论从概念上还是从感受上都是大同小异的。
***************
*第三部分
***************
施琅及八百将士身陷绝境，郑成功救施琅于危难之中，由此改变了命运……施琅追随郑成功转战各地，接连取得军事胜利，郑军力量逐渐强大。施琅献计智取厦门，不仅使郑军有了稳固的后方基地，更为郑氏集团坚持六十余年的抗清斗争奠定了基础。
---------------
反正重归辅佐郑氏创业(1)
---------------
施琅及八百将士身陷绝境，郑成功救施琅于危难之中，由此改变了命运……施琅追随郑成功转战各地，接连取得军事胜利，郑军力量逐渐强大。施琅献计智取厦门，不仅使郑军有了稳固的后方基地，更为郑氏集团坚持六十余年的抗清斗争奠定了基础。
郑芝龙被裹胁前往北京之时，跟随其一同降清的施福被“题受原爵”，并被授予总督十镇官军的大权，施琅则仍任总兵，表面上颇受重用，但这不过是清政府对归降将士采取的羁縻手段，同时也是利用郑芝龙旧部征剿东南抗清武装的策略而已。
1647年十月，施琅嘱咐施显在家奉养父母，自己则奉命跟随施福、郑芝豹，率兵入粤，持郑芝龙的牌扎，到白沙开展招抚活动。他们在甲子门击溃了“海寇”苏成，招降了明总兵林瑜等人。尔后，施琅又受施福、郑芝豹的派遣，随同广东提督李成栋、监军戚无弼等援剿顺德的海寇，不多时日，施琅就协助李成栋肃清了广东境内的土匪及一些反清武装，控制了整个广东。
此时中国南方的局势十分混乱。隆武政权灭亡后两个月，即顺治三年（1646年）十月初十，朱由榔在广东肇庆就任监国。他生性懦弱，遇事毫无主见，担当中兴大明重任实在是难为他了。朱由榔任监国七日之后，传来赣州失守的消息，顿时惊惶失措，急忙逃往广西梧州。这一举动使永历政权在广东失去了人心，其直接恶果是上演了一出同室操戈的闹剧。十一月初五，唐王朱聿*（左为钅,右为粤）抢在朱由榔之前，在广州正式称帝，改明年号为绍武元年。尽管这个政权在这年十二月即被清军摧毁，其年号从来没有使用过，但在南明史上仍习惯称之为绍武政权。朱由榔等人闻知朱聿*（左为钅,右为粤）登基消息后甚为后悔，又于十一月十二日急忙东返肇庆，于十八日宣布即皇帝位，以明年为“永历”元年。这样，在广东一省之内，同时建立起了两个南明政权，各自拥有抗清武装，并各有拥有追随臣民。然而，两个政权却不顾大敌当前，彼此间为争夺所谓的皇室正统，置国家大局于脑后，原本就不强的抗清力量遂为争夺名号而相互攻讦，乃至兵戎相见：先战于三水，官僚们仍然因袭了过去朝廷内的党争故态，一切都以个人和小集团的利益为中心，尽管有少数正派官僚以民族大义为重，希望共赴国难，挽救危局，但其呼声也湮没在纷争的鸦噪之中。就在绍武政权同永历政权自相残杀之时，清军在佟养甲、李成栋统率下由福建经潮州、惠州向广州急速推进，一路摧枯拉朽，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直扑广州。十二月十五日，仅存月余、其“业绩”就是打了一场争夺帝位内战的绍武政权犹如昙花一现、转瞬覆亡。佟、李占领广州以后，随即挥师向肇庆进发。永历皇帝又故伎重演，仓皇逃至梧州，复又逃至桂林。永历政权自建立之初便处于颠沛流离之中，到1662年，永历帝父子被吴三桂用弓弦绞死，南明最后一个政权结束。这一政权存活了十五、六年之久，反倒是南明小朝廷中气数最长者。
在此期间，郑成功在广东和福建沿海一带坚持与清兵作战，起初跟随他的仅三百余人，粮饷和器械都很缺乏。顺治四年（1647年），郑成功自称“招讨大将军”，在南澳招募军队，筹措粮饷，修船练兵，之后将所招募的数千人带至鼓浪屿进行训练，又派黄恺到安平镇继续筹饷。郑成功广召文武人才，沿海农民、渔民、水手以及不愿随郑芝龙降清的将士悉数投于其麾下。原浙江巡抚卢若腾、进士叶翼云、举人陈鼎等相继而来，郑成功对他们礼敬有加，每遇重大事情均征求其意见，逐渐形成了一个共同决策、联络各地抗清势力和治理地方的文官幕僚班子。同时，郑成功凭借其在隆武政权的地位以及郑芝龙的关系，不断扩大军事实力。不过一年时间，郑成功组建了一支兵卒十万余、战船五百艘的声势浩大的军队。顺治五年（1648年）三月，郑成功攻同安，战于店头山，清守将弃城逃遁。五月攻泉州，围攻了七十天，直至九月清总督陈锦率师来救，方才撤退。郑成功退兵后，得知永历帝即位，不禁以手抚额欢呼道：“明室有主！”当即遣人赴肇庆，奉表朝见永历帝。十月，永历帝遣使封郑成功为威远侯，郑成功从此奉永历为正朔。
---------------
反正重归辅佐郑氏创业(2)
---------------
1648年（顺治五年、永历二年）正月二十七日，清朝的江西提督金声桓、王得仁擒杀巡按董学成、布政使迟变龙、湖东道成大业等，宣布反清复明，在整个东南隅引起强烈震动，而此时郑成功也攻下了福建同安。东南地区四处战火不断，清政府穷于应付。
李成栋攻占广东后，自以为功勋卓著，两广总督一职非己莫属，岂料清廷在人事任用方面总是优先选用所谓辽人。同李成栋一道从福建进入广东的汉军总兵佟养甲尽管没有多少军队，也没有多大战功，却因其辽人身份而被任命为两广总督兼广东巡抚，李成栋仅被任命为两广提督，不仅无权过问地方政务，而且在军事行动上还要受佟养甲的调度和节制。原先的同僚地位变成了上下级关系，李成栋内心的不满逐渐积蓄。到1648年正月，当江西提督金声桓、副将王得仁反清归明的消息传来时，李成栋认为时机成熟，决定反正易帜。四月十五日，他在广州发动兵变，剪辫改装，用永历年号发布告示，宣布反清归明。总督佟养甲仓皇失措，被迫剪辫，违心地附和反正。李成栋搜出佟养甲所藏总督印章，在广东全境发布文告，并派兵驻守各个关口，尊奉永历帝为正统，一时间完全控制了广东全境。
此时，施琅正率兵在广东北部的南雄，李成栋因为贪图个人利益而起兵反清的行径为他所不齿，因而对其起兵之事不予支持，率部离开了李成栋所控制的南雄，撤往粤东的潮州地区。由于李成栋的势力范围很广，控制又严，而从南雄至潮州千里之遥，沿途的艰难困苦可想而知。“余历险间关驰归”，这段艰难的行程共历时九个月，直到翌年（1649年）一月，施琅才抵达潮州。然而，更大的危险在等待着他。
其时驻守潮州的是李成栋手下的健将郝尚久，由于起兵诛杀了原清朝派驻的潮州总兵，攻占潮州后，被李成栋委任为总兵。施琅“自南雄抵潮郡。适潮将郝尚久者，粤师辖也。阳犒师牛酒，而包藏祸心，召诸部阴为图公。公侦知其事，急拔众走饶平，据守月余。”施琅在饶平坚守待援。然而，被困月余，郝尚久的部队越围越多，攻势也越来越凶猛，急切盼望的援兵却不见踪影。无奈之下，施琅“踞守阅月突围出，且战且行，连日夜间关险阻。”可以想见这场追逐战的惨烈。经过殊死拼搏，在付出了惨重代价后，施琅率领仅余的几十人突出重围，暂时摆脱了郝尚久的追击。
此时，一些旧部下前来投奔。此前施琅从闽入粤时，曾在潮阳招降过郑芝龙的旧部，这些人由于不愿到广东北部，因而未随施琅前往，大多散落在附近的村落。此时这些人“闻公至，皆迎拜拥护以行”，施琅“遂集劲卒，得八百人，至黄岗暂憩焉。”
施琅率部撤到黄岗，处境依然危险，但接下来究竟何去何从，施琅心里茫然。广东被李成栋所控制，郝尚久的追兵仍然虎视眈眈，随时可能形成围剿之势，而清军见死不救，这支八百多人的小队伍时刻处于覆灭的危险境地。混沌乱世，路在何方？
正当施琅深陷焦困之际，一位白衣客突然造访，此人便是改变了施琅一生，又与之恩怨相伴一生的郑成功。
郑成功原本驻兵于鼓浪屿等小岛，因素知施琅兄弟能征善战，智勇双全，遂一直希望借助其才能，进一步壮大自己的实力。当他闻听施琅受困于黄岗，特意率兵赶往迎接。走投无路的施琅能得到郑成功的如此礼遇，内心自然十分感激，因而倾心顺从。就这样，顺治六年（1649年）的二月，施琅跟随郑成功走上了反清复明的道路。
施琅不愿加入李成栋的反清武装，却舍近求远加入了郑成功的抗清斗争，是基于他的认识和情感的。施琅与李成栋相处时日总计不过一年有余，难以对其产生信任感。况且，施琅胸怀大志，就李成栋的才能而言，也不是可以托付之人。此外，如果施琅在粤北参加李成栋的反清行动，势必连累其在晋江的亲人，而粤北又距晋江甚远，倘若家中有难，则鞭长莫及。事实证明，施琅脱离李成栋是明智的选择。到了第二年（1649年）的二月，清军收复了广东各地，李成栋兵败身死。而加入郑成功的抗清队伍，则有着多方面的原因：
首先也是最重要的理由是，当时施琅身陷黄岗，面临着被郝尚久消灭的危险。而清军并未施以援手，八百将士处于进无去路、退有追兵的艰难境地。在这危急关头，为了自身及投奔自己的旧部的生命安全，追随郑成功是施琅最为明智的也是惟一的选择。
---------------
反正重归辅佐郑氏创业(3)
---------------
其次，施琅对郑成功较为了解，确信郑成功是非凡之人，跟随郑成功不仅能得到重用，还可以成就一番大业，比较符合施琅长期以来渴望建功立业的心理追求。郑成功在施琅遭受挫折、处境困难之际，远至黄岗迎请他入海，在时机的选择上显得十分高明，这也易于打动施琅。可以说，此时的施琅对郑成功是充分信任的，而且自始自终都佩服郑成功的才能。施琅从十七岁起就加入郑芝龙的军队，后来成为其手下的著名将领，直到郑芝龙降清，前后达九年。而郑成功从日本回国，此后一直生活在郑芝龙身边，加之施琅比郑成功年长三岁，彼此当有所了解。郑成功谓“素悉公（施琅）英名”，说明郑成功对施琅的才能颇为赏识，而施琅对郑成功的敬佩可以从后来他和李光地之间一段关于“奇士”的谈话中得知。据《榕村语录》中记载，一天，李光地与施琅闲聊，曾谈及有关当世奇士的话题。李光地问：“施尊侯其生平所见人物有奇士否？”施琅答曰：“满州开国老将或有能者，不及见矣，今日殊少，汉人亦少也。黄石斋先生自是忠烈，自幼铁骨，肢体俱残，百折不回，卒就义……只是无用人，做不成甚么事。”李光地执意相问，施琅良久答道：如果一定要我说出今世奇人的话，当首推郑成功，他秉性刚毅果断，广有谋略，其次，比我略微逊色一点的应算是刘国轩。足见其对郑成功的才能评价之高。
另外还有一个因素也不可忽略，那就是施琅具有很强的孝悌观念，他必须为亲人家眷的安危着想。郑军的主要活动地区在闽南和粤东，距晋江不远，而且当时活动的中心安平与南浔乡仅咫尺之遥，施琅投奔郑成功一方面便于与亲人相聚，另一方面解除了后顾之忧。事实正是如此，施琅加入郑军后不久，施显也因家乡正经受着战乱，便护送家人来到郑军中与施琅团聚。这样，施琅、施显一道效力于郑军中，共同征战，开始了幼年时向往的“著勋名于千古”的征战历程。
最后一点是，当时的施琅并无强烈的忠君爱国的思想，对建功立业的渴望之强烈使他并不在乎建功立业的地点与方式。随郑芝龙降清本非他的政治追求，事实上他当时也没有明确的政治追求。那么脱离清军也就不存在心理障碍了。
无论基于何种原因，总之施琅率其八百壮士，追随郑成功走上了反清的道路。在以后的征战中，施琅所统率的这批劲卒，成为郑成功部队的重要力量。
1647年下半年，郑成功还只是定国公郑鸿逵的助手，由于加强了自身力量的积聚，到1648年，已形成一支清军不可小视的军事力量。
郑成功部将主要来自四个方面：一是跟随他起兵的洪旭等少数将领；二是福建沿海应募而来的有志之士，如海澄人甘辉、漳浦人蓝登等；三是跟随郑芝龙降清后拨归的佟养甲、李成栋部下，即1648年李成栋反正后由粤返闽的将领，如施琅、洪习山、黄廷等；四是清廷派驻东南沿海的少数仍怀故国之思的将领自发来归。郑成功对于这些不同出身的将领，大体上都能做到一视同仁，惟才是举。在军事组织方面，郑成功做了精心的改编，主要为了防止出现将领拥兵自重、飞扬跋扈的局面，这是他总结了弘光、隆武政权姑息养奸的教训而采取的措施。郑成功治军严厉，绝不允许部下对自己的命令有丝毫的违抗，否则将严惩不贷。正是由于建立了极为严格的军事组织和纪律，郑成功才成为了一名真正的统帅，而不是徒有虚名的盟主。但同时这种严酷治军的指导思想，也使郑成功显得寡恩薄情，即御下极严，吝于奖赏，苛于责罚，用法严峻，稍拂其意，动辄杀戮，是后来造成郑军将领纷纷叛离的原因之一，尤其后来在处理施琅一事上，更是郑成功的重大失策和过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