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嫌隙渐生施氏全家被囚(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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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日，施琅的家丁与右先锋镇黄廷手下的士兵因小事争执，施琅借故发泄心中郁闷，亲自率领数人赴黄廷的行营辱骂，并摔毁黄廷家中的器具。黄廷只得忍气吞声，待施琅离开之后，便径直到郑成功处告状。郑成功遂令黄山、黄恺等人前去诫谕施琅，而此时的施琅却已然乱了心智，紧接着又发生了怒斩曾德事件，从而一发不可收拾。
曾德原系郑彩部将，是郑军中的元老级人物，但似乎一直不太得志，在郑军中受施琅节制。此人见施琅失势，便擅自离去，又利用过去在郑军中的关系，投入郑成功营中。因为曾德在郑军中时间较长，郑成功对其难免多方偏袒，不仅容其投奔，还提拔为亲随。施琅获悉消息后，大为愤慨，派人将曾德捉回。郑成功闻讯后，“驰令勿杀”，施琅却悍然不顾，并振振有词：“法者非琅敢私，犯法安能逃？使藩主自徇其法，则国乱矣。”“促令杀之”。郑成功对旧部情义的多寡姑且不论，但曾德虽隶属于施琅部下，但乃郑氏旧部，郑成功认为不论他犯法与否，施琅都无权擅自将其处斩，何况已传令“勿杀”，施琅却违令不遵，是对自己权威的公然挑衅，不禁怒不可遏，断定施琅反相已露，遂决定彻底解决施琅，以除后患。不过他考虑得颇为周详，决定先向仍然手握兵权的施显下手。
正如杨英在《先王实录》中所说，郑成功在施琅杀曾德后已下决心擒拿施琅，他之所以没有马上采取行动，是对手握重兵的施显存有顾忌，若贸然动手，恐施显获知消息后铤而走险，发动兵变。因而郑成功隐忍未发，只是让施显劝告施琅：“藩无能作伤恩事也。”纯粹是一种安抚策略，行的是缓兵之计，不过是在等待时机。顺治八年（1651年）五月二十日，郑成功传令：所有将领均在船听候命令出兵，各镇将士分别由所辖之将领调遣指挥。援剿左镇施显归属黄山指挥调派，黄山派传令官廖达持令箭，命施显到自己的战船上商榷出军机宜。施显不知是计，欣然前往。刚刚上船，黄山便传令奉旨捆缚，关押在船舱。郑成功闻知施显已顺利就缚，“又令右先锋黄廷围厝拿施琅，令亲随黄昌围拿施琅父大宣并家属。”
学界普遍认为，施琅擒杀曾德是施、郑决裂的直接原因，因而记载颇为详细，各家的记载虽大体相同，又因各自立场有别而不尽一致。
据郑成功的书记官杨英在《先王实录》中记载：“琅有亲兵曾德，赴藩求拨亲随，藩与之。琅探知，即出令箭，将曾德拿回，立斩之。藩含之，尤未发。谕其弟显劝告之，曰：‘藩无能作伤恩事也。’琅益无忌。……（五月）施琅怨声颇露，益与弟显无忌”。到二十日，郑成功才传令：“在船听令出军，各镇分所辖提调。以黄山提调援剿左镇施显，令宣令廖达持令箭施显赴提调，商榷出军机宜。显至船，黄山传令奉旨捆缚，幽之船舱。又令右先锋黄廷围厝拿施琅，令亲随黄昌围拿施琅父大宣并家属。施琅交忠定伯林习山羁船工中，山令副将吴芳看守之”。从杨英的记载看来，曾德擅离施琅军营，投奔到郑成功帐下，在郑成功答应其请求的情况下，施琅还将其拿回处死，是对主帅郑成功的不敬。而郑成功对施琅则是一再忍让，终因施氏兄弟愈发张狂，不得不下令捉拿。杨英乃郑成功身边多年的书记官，一直随其左右，得其赏识，关系甚为亲密，在言及施、郑矛盾问题时，难免对郑成功有所回护，若以此论定施、郑交恶之责任全在施琅，显然有欠全面。
《台湾外纪》中江日升的记载则略有不同：“左先锋施琅从将曾德犯法当死，脱逃赂匿成功左右，琅侦擒之，功驰令勿杀。琅曰：‘法者非琅敢私，犯法安能逃？使藩主自徇其法，则国乱矣。’促令杀之。但持令者乃德挚友，回而不述执法前言，徒诡说：‘尔欲以藩令胁吾，面叱杀之’之语。成功大怒。次日，传诸将入船，令右先锋黄廷收琅，并父大宣、弟显贵，交林习山守于巨舰，习山令副将吴芳看之。”此外，陈衍的《福建通志·施琅传》与此叙述基本一致，而郑亦邹的《郑成功传》则更明确地写道：施琅“有标兵得罪，逃于成功，琅擒治之。驰令勿杀，琅已斩之。”从这些资料看来，曾德乃犯法当诛之逃兵，施琅擒斩他，是为了执法，而郑成功对曾德的眷顾则显然不当，为此而抒积怨，逮捕施琅及其父弟，则显然更加不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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嫌隙渐生施氏全家被囚(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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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李光地的作品为代表的清史资料对此事也有记载。李光地在《施将军逸事》中叙述说：施琅加入郑军后，“郑氏嫉害公，不相容，囚公舱中，欲杀之。公以计脱，郑遂杀其父若弟。”这种说法显然是因为施琅是清廷的有功之臣，故而对施琅有饰过之嫌，记载了郑成功逮捕施琅的事实，并把逮捕的原因简单地描写为郑成功嫉妒施琅，意欲加害之。显然有失公允，不足凭信。
各家史料所述尽管不尽相同，但是此时读书不多、缺乏涵养、好勇斗狠的施琅，斩杀曾德，成为施、郑关系彻底决裂的导火线则是可以确定的。曾德不过一介末将小卒，本无必要也不可能掀起如此大澜，令两位青史留名的杰出人物反目成仇。真正导致两人关系彻底走向决裂的是施、郑之间长期矛盾的最终冲突，是两人矛盾积累发展的必然结果。
施琅自入郑军之后，尽展其军事才能，南征北战，屡建奇功，其中以智取金、厦一役最为世人称道。施氏兄弟在郑军中分别统领着左先锋镇、援剿左镇两支劲旅，加之威望日隆，这不能不使郑成功有所忌讳。俗话说“功高震主”，施琅自幼自命不凡，咄咄逼人，多次拂逆郑成功之意，终被解除兵权，即使为郑军夺回厦门立下奇功，处境也难以逆转。他的人生理想就是建功立业、光宗耀祖，遭郑成功弃用令他怨气难消，深感前途暗淡，故多方滋生衅端，以发泄心中之不满与怨恨，“径自削发”、“辱黄廷”事件即是因此，曾德事件也是因此。
学界曾经议论曾德是否罪该致死，以及施琅是否有权处死曾德。其实曾德事件不过表象，无论发生怎样的事件，施琅的任何行动，都意味着是对郑成功权威的公然藐视和挑衅。假如曾德的确罪不当诛，是否意味着郑成功拘捕施琅全家具有合理性？是否意味着非得施琅满门不赦？根据以后事态发展，郑成功拘捕施琅全家只是过程，而彻底剪除才是目的。事实上，以施琅高傲狂妄的禀性，无论曾德是否犯有死罪，施琅是否有权斩之，此时满怀愤懑的他都不会放过曾德，其性格注定要以此来发泄对郑成功的不满。而同样满怀愤懑的郑成功的所作所为，无论施琅斩杀曾德是否有理，结果大抵如此，也就注定了施琅悲剧的命运。更何况郑成功已派人传令勿杀，施琅却一意孤行，显然是对统帅权威的藐视，甚至有寻衅之嫌；加之郑成功派遣的传令者为曾德之“挚友”，此人大概太了解郑成功暴躁易怒的性格，因而不排除从中挑拨，以激怒郑成功的可能。天时地利竟然如此不巧，两位历史的骄子就这样无可挽回地决裂了，进而引发了两人之间不可避免的悲剧，也成就了各自的惊天伟业。试想，如果当时他们各自后退一步，历史会是怎样？当然他们的性格不会后退一步，就像他们的性格决定他们一定会成就大业一样的必然。历史真的很奇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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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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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离险境后，施琅投奔郑芝豹，请其从中斡旋，以化解与郑成功之间的矛盾，然而等到的却是惊天噩耗。为报仇雪恨，施琅别无选择，毅然踏上西去之路——第二次降清，从此将姓名由“施郎”改为“施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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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人遭戮愤然二次降清(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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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身陷囹圄的施琅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等候着亲人们的消息。然而，一个又一个坏消息接踵而至：施显早已被拘，父亲施大宣和所有留在厦门的亲属均被关押。施琅感到了颤栗，看来郑成功不仅要惩治自己，同时还迁怒于无辜的家人；不但自己要遭受灭顶之灾，还要殃及至亲至爱的人。想到此，愤怒、羞愧伴随着不祥之感从心底升腾而起。
施琅既已被羁押，消息又从何而来呢？据《襄壮公传》记载：“时守公舟者，为林习山帐下，林故与公善，且敬事公，因嘱其善待。”负责关押看守施琅的忠定伯林习山向来对施琅十分敬重，因而与之关系十分友善。在接受了看守施琅的任务后，林习山心里十分矛盾，既为施琅的遭遇而不平，又难以违抗帅令，于是将看守施琅的责任交由副将吴芳负责，并嘱其善待之。郑军中有许多人都像林习山一样与施琅交好，对施家遭遇甚为同情，因而不顾危险，为其通风报信。因此，施琅虽身陷囹圄，但依然消息灵通。不久，有人捎来父亲施大宣口信：大限将至，父子同死无益，若有机会，你弟兄各自逃命去吧！施琅闻听此信，心如刀绞，然此时又一字条送至手中，内中只有短短一行字：“祸在今夜，速谋脱身！”字迹十分潦草，显然写就于匆忙之际。施琅不禁脸色微变，沉思片刻，随即大笑道：“此易与耳！”守卫士兵忙问其故，施琅曰：“藩欲吾输金二千，吾业有千余，再告贷数百则足矣。”众人信以为真，都为施琅即将解脱灾难而高兴。傍晚时分，施琅提出去借银子，卫兵不疑有他，一行二十余人遂押着施琅一同离船上岸筹银。行至一空旷偏僻处，施琅故意推说身乏，坐地不走，众军士疑心顿起，围了上来。冷不妨施琅霍然而起，迅敏地将士兵打倒在地，然后借着茫茫夜色，消失于茂密的树丛中。“夜二鼓，郑氏果遣人欲害公。见已遁，归报，乃环岛遍索。”前来杀施琅的人空手而回，郑成功立即下令全厦门戒严，遣人四处搜捕，并颁布命令：有藏匿施琅者，诛杀全家。
据《襄壮公传》记载，施琅逃脱后，为躲避郑成功的追击，藏身于山洞之中，昼伏夜出。连续五天五夜，施琅未曾觅得食物，饥渴难忍，自思长此以往亦非良策，遂决定冒险下山，去找自己的部下苏茂。天色微明时，远远望见一早起的农夫在田间劳作，施琅四顾无人，便上前问路。农夫乍见，十分惊愕，心想就算是急于出门赶远路之人，也不至于起得如此之早。稍近，农夫不由惊讶万分地叫道：“尔非施公乎？本藩悬赏格购公急，犹在此乎！”农夫将施琅带至家中，先向母亲禀明了此事，然后杀鸡煮粥，让施琅饱餐了一顿。施琅对他不顾身家性命的义举非常感激。在农夫家躲了几天后，搜捕施琅的行动没有半点松缓，施琅怕连累这良善人家，决定离开。乘着夜色，农夫带着施琅上路了，一直送出十余里地，方才洒泪相别：“公行矣！誓为公死勿敢泄。”施琅再三对农夫表达感激之情，然后小心翼翼地继续赶路，逃至时任左先锋镇的苏茂家中。
据《襄壮施公传》中所记，关于施琅逃难过程，流传着这样一个神奇的传说。施琅告别农夫后，决定去找部将苏茂，夜雾中慌不择路，孤身来到大海边。不敢问路，只得藏匿于荒谷中，连续几天没吃东西，几乎饿死。这天一大早，施琅冒险出来寻找食物，正遇一退伍老兵在锄园种地，急忙躲入沟中。老兵远远地望见沟中卧着一只五花豹，惊得目瞪口呆，仿佛听见有人对其耳语：“是箕水豹避难到此。”待惊魂稍定，认出是施琅。施琅见只老兵一人，壮胆上前，向其问路并将自己的遭遇告诉了他。老兵听说过施琅的才能，对他温言相慰，并给他拿来食物。施琅告知欲去寻苏茂，老兵又代为引路，将其领至苏茂处，方才离去。这种传说虽然荒诞，但它折射出社会普遍存在的英雄情结，人们热衷英雄神话和被神话了的英雄。一方面人们对逃亡中的施琅寄予同情，另一方面满足了人们对英雄人物所特有的心理需要，更说明历史是后人撰写的这一事实。
苏茂曾是施琅部将，担任副先锋之职，为人磊落光明，重情重义。施琅突然出现，苏茂不禁悲喜交集，为安全起见，将施琅藏在自家卧房中，谋划营救之策。据《襄壮公传》记载，第二天，苏茂备好酒宴，召集施琅心腹旧将郑文星、张猷、杨文、林照及其弟林福等前来聚会。在酒酣兴浓时，苏茂故意试探众将，责备追捕施琅不力，众将尽皆面露愠怒之色，纷纷托辞离去。次日，苏茂再次宴请众将，又怒责众人，张猷、林照将筷子一掷，怒吼道：“若为公心腹，背义若此，吾曹何面目与俱生！”郑文星、杨文苏觉得蹊跷，追问缘故，苏茂见众将对施琅一片忠心，于是说：“君辈共仗义，是吾心也！”遂实告以“公今在是”。众将拜见施琅，相拥而泣。正在此时，一队人马奉命前来搜查苏茂的家。这些士兵逐个房间仔细搜查，最后搜查到卧房，只见苏茂之妻坐在床上，蚊帐高高地挂了起来，搜查者审视了一番，未见可疑之处。待搜查者远去，苏茂急入内室。此时，苏茂之妻已是两腿发软，站不起身，苏茂将妻子搀起，只见被子一掀，施琅从床上坐起身来。当天夜里，苏茂密备一只小船，领众将护送施琅上船。施琅终于平安离开了厦门，驾小船前往安平投奔郑芝豹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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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人遭戮愤然二次降清(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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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琅乘船离开厦门，族叔施福闻知消息，亲自驾船前来接应。施福于顺治三年随郑芝龙降清，旋即被题授为武毅伯原爵，与郑芝豹率十镇水师官兵征粤。李成栋反清归降南明政权后，施福于顺治六年曾往见郑成功，但拒绝担任职务，不久又归顺清朝。施琅逃亡的时候，施福已经随了大清，和郑芝豹一起领兵驻守于安平。在施福的接应下，施琅终于逃离了郑成功掌控的势力范围。
施琅之所以决定以安平为暂时的栖身之所，是因与郑芝豹一向交好，还因郑芝豹是郑成功的长辈，虽然他同郑芝龙一同降清，但仍然与郑成功关系密切，时有书信往来。施琅希望通过郑芝豹和施福从中斡旋，取得郑成功的谅解，恢复他和郑成功之间的主臣关系。郑芝豹答应了施琅的请求，立即修书一封，派亲信关往厦门，并叮嘱送信者向郑成功善言解说施琅之苦衷，得到回信即刻火速回报。
虽有郑芝豹等人居中调解，施琅仍忧心如焚，度日如年，每天都在焦急地盼望着消息，希望到得到郑成功的谅解与宽恕。到了如此境地，施琅依然愿意为郑成功效命，不惜低下他那高傲的头，请人代为前去求情，一方面说明他还不愿意与郑成功决裂，从而投靠清廷；另一方面是因为他的父亲、弟弟以及家人都被关押，施琅希望能让亲人们得到解救。这一点尤其是他企图修好郑成功的主要原因。
施琅是个崇尚尊宗敬祖、厉行孝道之人，大学士王熙赞扬他“天性孝友，事父母克尽诚敬，虽公务旁午，定省不懈。”施氏兄弟感情至深，他在《都阃安侯施公行述》中不无甜蜜地回忆儿时之事：施显“方稚龄，与保持同傅，肩随笑语，天性最相惬。”而施显也承继孝悌之家风，对兄长施琅极为尊敬和爱戴，他宁肯自己慨然赴死，也要施琅脱险。多年以后，当施琅在《都阃安侯施公行述》中叙述弟弟为掩护自己脱险而毅然放弃脱身之壮举时，仍激动不已。
施琅胞弟施显手握一镇重兵，威名赫赫，颇受将士拥戴，军中有“飞将军”之誉。施琅在《都阃安侯施公行述》中对施显有详尽的介绍。施显少年时同施琅一起上私塾，后兄弟两人弃文习武，再后来跟随施琅加入郑军，跃马挥刀，纵横敌阵，所向披靡，无人敢撄其锋。攻打云霄一役中，挥刀斩落张国柱于马下，其勇猛可见一斑。施显因屡立战功，被提升为援剿左镇，该镇亦为郑军中的劲旅。施显治军恩威并施，赏罚分明，重情重义。施显手下一将领陈贵被敌军俘虏，敌方要挟千两银子的赎金，施显立即送去了银两。当时其他部将都认为敌人向来不讲信用，不必白费银子去赎陈贵，但施显说：“受金不归，背约在贼；求生不救，负义在我。”表示宁受对方欺骗，也不能担不义之名。不仅郑军将士深为感动，连敌方也叹服其高义。施显对部下也很理解和宽容。部将林嘉瑞打算私自潜往敌方，事败被获，依军法当斩，部将向施显哭诉原由：并非叛逃，实为探望患病老母，想归家相见一面而已。施显查得属实，乃释之，并助银三十两。后这名部将奉养老母至寿终后，感念施显不杀、赐金之恩，又重新回归郑军。施显体恤下属难处，常济人于危困之中。他率兵驻守于潮阳时，一次郝尚久率领部队突然前来偷袭，部将戴捷因身患重病无法迎战，遂领兵退却，防地陷入敌手，依法亦当斩。施显得知其确因患病，而非怯战，便亲自率兵破敌，而后将功归于戴捷名下，使其免受处罚。可以说，受过施显之恩德的部将极多，由此深受将士们的爱戴，其部下将士多愿为其效死，因而在施显落难时有许多人不惜冒死相救，固然说明施琅兄弟在郑军中拥有较为深厚的力量，广为将士爱戴，也是对主帅惩治施琅兄弟的表态。
后来施琅在《都阃安侯施公行述》中述及，“岁辛卯，余构怨于郑氏，遭禁舟中。时弟领兵潮、惠间，闻信驰归省，亦被逮系谯楼上。”平常受过施显之恩的将校，如林嘉瑞、戴捷、何佑等人，私下商议说：“吾曹称尚义，何以脱主于厄耶？”于是与林猛、黄安、林揆、陈贵、杨文、林照、张猷、林承、吴壹等十余人众，乘夜至施显被关押之所，贿赂看守之人，打开牢门的锁。众将拥着施显正欲离去，施显忽然停下脚步，询问其兄长现在何处，诸将告知还未得到施琅的确切消息。施显听后，脸上愁云密布，低头不语。众将恐迟则有变，催其速行。当施显再仰起头来时，这位平素只流血不流泪的铮铮铁骨男儿，竟已是泪流满面，谓众将曰：“吾羁此，郑氏犹未急索吾兄；吾去，则索吾兄必力，将安所逃？且吾幸得一儿，兄尚未有出，倘吾死，而兄得脱吾所愿也。尔曹速为吾兄计，勿以吾为念。”在立即就可获得自由、获得生机之时，施显却为让兄长有更大的逃生机会，毅然选择了放弃。直到当施显得悉施琅脱险后，才额手称庆道：“吾兄得脱，吾死无憾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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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人遭戮愤然二次降清(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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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在安平的施琅每天坐卧不宁，急切地盼望着厦门来信。这天终于有人送信来，然而书信不是来自郑成功。施琅阅信后脸色阴沉。在《都阃安侯施公行述》中他叙说道：“当余之初脱难入内地也，郑氏犹包藏祸心，不忘相贼害，潜遣其帐下吴丰至安平行刺。安平夫人侦知其诈，先期驰息告余。”施琅得悉此消息，不禁悲愤满腔，郑成功必欲置自己于死地，竟然一路追杀而来。郑成功的三叔郑鸿逵闻知消息，也从白沙来到安平庇护施琅。
郑成功不仅没有接受众人的调解，而且还派遣吴丰潜入安平，企图刺杀施琅，以绝后患。行刺未果，却使施琅的心理发生了变化，对恢复他与郑成功之间的关系感到了深深的绝望，更加为亲人的安危感到担忧。
郑成功得知行刺失败后，甚感脸上无光，便将满腔怒火发泄在施大宣和施显身上。据康熙五十四年《浔海施氏族谱》载：在施琅逃脱一个多月后，郑成功搜捕、暗杀施琅均不成，遂于顺治八年（1651年）的七月初八杀了施显，十六日杀了施父施大宣。父、弟被杀之噩耗传来，施琅不禁肝肠寸断，虎目泣血，悲愤难抑。正所谓“男儿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伤心处。”杀父之仇，不共戴天，男儿生于天地之间，如若不能报得此仇，岂不枉活世间！施琅再无牵挂，辞别郑芝豹，最后面向东方的厦门岛望了一眼。他知道，终有一天，他一定会重新踏进厦门，而且是以胜利者的身份。然后，施琅满怀凄凉之情，毅然转过身去，迎着一轮西沉的落日，踏上了西去的道路，夕阳的余晖将施琅的身影拖得很长很长……清朝历史上即将迎来它的第一个水师提督。
这一次，连郑芝豹也觉得郑成功行事极端，对施琅降清持同情和支持的态度。道光刊本《福建通志·台湾府二·杂录》中有载，郑芝豹“察成功终无宥琅意，纵使去，琅后诣官军降。”至此，施琅归降了清廷，也将名字“施郎”改为“施琅”，开始其另一番人生。是年，施琅三十一岁。
此时的施、郑二人已陷入不共戴天的对立境地。为报杀父杀弟之仇而降清成为施琅当时的惟一出路。原来的得力部将变成了难于对付的劲敌。施琅再次也是彻底的降清了。据陈万策《施襄壮公家传》记载，郑成功在听说施琅降清之后，不禁仰天长叹：“楚国之患，其在子胥矣！”陶元藻《靖海侯施琅传》记载，郑成功追悔莫及地说：“吾留一患与中原矣！”
春秋时期吴国大夫伍子胥是当时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伍子胥原为楚国人，文韬武略，勇而多谋，其祖父伍举、父伍奢、兄伍尚均是楚国的忠臣。楚平王疑太子欲谋乱，迁怒于太子太傅伍奢，将伍奢、伍尚杀害。伍子胥被迫逃亡吴国，发誓必灭楚国，为父兄报仇。伍子胥后来之所以能成为“楚国之祸”，在于其投奔吴国之后，得到了吴王阖闾的信任和重用，并借用吴国的力量灭了楚，报了父兄之仇。郑成功将施琅比作伍子胥，说明他不仅了解施琅的才干，还洞悉施琅事亲至孝、和睦亲属，深知施琅定会为报杀父弟之仇而报复郑氏。盛怒之后，郑成功预感到施琅今后定将为患郑氏，深感杀其亲人失策，为了有所挽回，以及为郑氏家族今后安危计，郑成功网开一面，释放了施琅的其余家眷亲属。然而，仇恨的种子已经种下，而且在施琅的心中扎下了根，再无任何回旋的余地。
施琅怀着血海深仇第二次降清，成为其人生重要的转折点，也向着他完成一生中最辉煌的事业迈出了第一步，台湾未来的历史也因此而改写。
关于施琅再次投清，史上屡有非议，激烈者甚至视施琅为“叛徒”、“汉奸”，其情可鉴。长期以来史界褒郑贬施，在对待历史人物的评价方面不能不说有失偏颇。这是一定历史时期汉人皇权观念长期影响的结果，同时也是因为郑成功在那个特定时代的特殊身份和历史作用所致。后人在观照历史时，所映出的影像多少有些变形。而往往这些变了形的影像又加大了人们对历史的曲解力度，进而造成或强化了后人之间的误会、隔膜、割裂，甚至族群对立。
华夏民族最先形成始于中原地区夏、商、周的立国。到春秋战国时又逐渐形成了华夏居中，称为中国，夷蛮戎狄配以东南西北，五方之民，共称“天下”，号为“四海”的格局，为后世中国发展形成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奠定了历史文化基础。春秋初叶，诸侯争霸中原，在“尊王攘夷”的旗号下，激发了诸夏（后称华夏）的民族意识和民族优越感，民族矛盾激化。战国时期，在大认同的历史条件下，华夏诸国皆已承认自己为炎黄子孙。秦始皇为秦汉以后统一多民族中国的形成与发展，迈出了实质性的一步。此后汉民族成为统一的多民族中国的主体民族，并使这一基本格局贯穿中国古代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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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人遭戮愤然二次降清(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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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汉时期，汉族封建统治者采取民族歧视压迫政策，以大民族的优越感俯视边疆各民族。后在十六国及北朝时期，汉人曾一度成为被统治和被压迫民族。之后，汉人便作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主体民族，直到1279年由元灭掉南宋，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起来的以游牧民族统治者为主的政权。尽管在这期间其他一些民族在北方也建立过政权，如契丹族建立的辽、女真族建立的金，均因未能入主中原，未成中国的正统。元朝时期，汉民族的优越感丧失殆尽，汉人的地位低下，成为蒙古人与色目人压迫的对象，于是汉族人民以各种形式起来反抗元朝暴虐的统治。朱元璋以“驱除胡虏，恢复中华”为口号，于公元1368年攻陷元大都，在金陵建立明朝，不过百年的元朝寿终正寝。从民族文化发展进程来看，可以说，中国古代历史就是一部在争取大一统的前提下，各民族之间统治与反抗的历史，惟有今天才倡导并基本实现了民族平等。
明朝末期朝廷腐败，党争激烈，皇帝昏庸，明朝的江山已成岌岌可危之势，农民起义、满清入关加速了其灭亡。在清王朝建立之初，由于受华夷之别传统观念的影响，一些汉人以狭隘的民族情感来看待明、清政权的更替，将满族视为异邦，不承认入主中原的清政权可以代表中国，甚至将清兵入关视为异族入侵，把满族贵族建立清朝统治视为亡国。特别是在士大夫阶层，对清朝统治尤不能忍，幻想着恢复大汉民族建立的大明王朝，他们纷纷效忠于南明政权，反对入清朝为官，并视做官事清为“汉奸”，鄙夷这些“叛国”行为。同样，在这种民族主义思想的支配下，当时及后来很长一个时期，郑成功作为民族英雄所建立的伟大功绩，不仅是从荷兰殖民者手中收复台湾，主要的是因为他作为明朝孤臣坚持抗清而青史垂名。在当时多数汉人心中，郑成功是明朝忠臣，是匡复汉权的象征，是反抗异族统治、延续汉族历史的民族英雄。到了清朝末年，有志之士为救国救亡，推翻清朝腐朽的封建统治，仍延续了“反清复明”这一口号，用以激发民众情绪。为当时斗争的需要，郑成功抗清的意义被人为地夸大，被奉为极尊崇的地位。于是本着“汉贼不两立”及“为贤者讳，为尊者讳”的传统观念，对历史人物的褒贬，自然而然就用所谓忠与奸、贤与佞等二元观念进行简单的区分，施琅既然背叛郑成功投清，当然就是郑成功的对立面，理当受到谴责和唾弃。
任何一个民族都需要英雄。回望历史，这些为民族而勇于献身的英勇精神是应该也一定要去理解何颂扬的。尽管依当今大中华的视角观察，这些英雄的行为对象、行为准则和行为内容难免狭隘甚至迂腐，可这种为理想、为族群敢于献身的精神，无论对汉民族和大中华民族来说，都是重要甚至必需的。由此也就不难理解一些人在评价郑成功与施琅时，自然会褒扬效忠明朝的郑成功，而对为清朝统一海疆做出过杰出贡献的施琅不以为然。以今天的社会现状和对历史的反观，没有必要把本没有也不该有的两人的对立继续强化和夸大，形成一褒一贬、非此即彼的状态。否则已经不是出于一种民族精神的弘扬了。部分人现今某种过分的褒郑贬施，除去狭隘的情感因素外，不能不说也在一定程度上对一定的政治愿景有着某种程度上的企盼，这一点在今天的台湾岛内表现得较为明显。
随着南明的灭亡，直至清朝末年，特别是晚清时期的腐败，使得汉民族主义在中国得以延存并被强化，影响至今。在如此历史文化背景下，对历史人物与事件的认识也难免带有较强汉族主体意识。受儒家思想的深刻影响，明朝最为强调忠君，朝臣中多有忠烈，虽后来不少人降清，却非品质低下、贪图荣华富贵之辈。在明朝将领中，诚然有兵部尚书史可法这样“舍生取义”的烈臣，但降清的经略大臣洪承畴却也不该被视为鄙俗之辈。洪承畴自幼读经，博览群书，从小就树立了治国平天下的宏愿。松锦之战，从崇祯十四年（1641年）九月至第二年三月，洪承畴被困于松山达半年之久，明朝援军因害怕清军不敢前来，城中粮食殆尽，最后城破被俘。开始洪承畴坚拒不降，决心“杀身成仁”，甚至以绝食相抗。但后来他亲身感受到皇太极的礼遇，再联想到明廷的腐败堕落、崇祯帝的残暴乖戾，最终降清。洪承畴在清朝为官20多年，佐理机务，招抚江南，经略五省，提出诸多建议和举措，比如建议清朝满族官员也须“习汉文，晓汉语”，倡导儒家学说，淡化满汉隔阂；为了缓和满汉之间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他主张对抗清武装采取以抚为主、以剿为辅的策略，及一系列减轻百姓负担、刺激经济发展的措施，尽量避免过多的武装冲突和流血等等，为促使清廷迅速完成祖国统一大业和安定社会秩序起到了积极作用。当然在那些坚持满清民族主义的王公贵族眼中，汉臣依然是“贰臣”。与此相对应的是，那些明朝的忠臣们，还深陷于腐败朝廷的党争之中，他们的忠诚并没能减缓日益堕落腐化的明王朝覆没的速度，反使百姓深受战祸之害。所幸的是，时下中华民族各族一视同仁的观念成为学界的基调，对洪承畴予以了客观公正的评价，认为其所做所为某种意义上说顺应时代大势，对中华民族的安定和发展起了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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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人遭戮愤然二次降清(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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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历史人物与事件的评价，不仅要客观地分析当时的历史背景、社会环境，以及历史人物的思想、认识、性格等因素，还必须要分析事件的演化、人物的行为是否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是否是符合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才能对其行为做出公正的评判。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在悠久的历史长河中，各民族都为中华民族的发展做出了各自的贡献。满族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早在其入关之前就与中原地区有着广泛而密切的联系，甚至皇太极也是清朝的地方官吏。清朝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朝代，其间，形成了中国现代意义上的疆土概念，创立了各民族和睦共荣的局面，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明、清政权更替，是中华民族内部矛盾冲突的结果，清朝以朝气蓬勃的姿态取代了明朝的腐朽黑暗统治，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不论是什么人，只要他的所作所为有利于缓和民族矛盾，有利于民族团结，有利于国家统一，并促进社会的安定，都应该得到肯定和赞扬。施琅降清后，力主收复台湾、建设台湾，在客观上既维护了中华民族的统一，又实现了台湾的发展，善莫大焉。
施琅降清后又反清，反清后再降清，有人认为他是个反复无常的利益小人，据此断定施琅的品质恶劣、道德低下。这种评价既脱离了特定的历史条件和对人情人性的理性分析，又缺乏对施琅个人性格、思想形成的了解，显然有失公允。施琅之首次降清，乃是奉郑芝龙之命，并无太多自己的主观愿望，也无所谓为贪图个人功利之念，与其品德高尚与否无涉。施琅再次降清，则是因为郑成功完全断绝了与施琅和解的可能，杀其父弟已使施琅与郑成功成为不共戴天之仇敌。为报仇雪恨，他降清也属人之常情，因而施琅的第二次降清属于被逼上梁山，与个人品德问题无涉。更何况施琅出身卑微，自幼饱受战乱之苦，除去建功立业、封侯拜相这些正常追求以外，他最高尚的追求无非就是希望百姓早日结束离乱之苦。倘若认为施琅在明知郑成功必杀之的情况下，仍须为忠主而不降清，坐待屠戮，那更是不切实际且不人道的看法。而以此认定施琅的品德低下，当然是苛责。
郑成功自起兵竖旗抗清以来，经大小战役百余次。在艰苦的征战中，郑成功虽然每每以褒奖来鼓舞斗志，但其执法严峻，“果于诛杀”，常以杀立威。被郑成功诛杀的部将，单单在《先王实录》中记有姓名的就多达七十余员，有的还祸及妻儿并全家。被诛杀者，除了有几起定为贪污罪外，其他多是战场上“怕死不前”的，有的的确该杀，但像杀施琅之父弟这样的冤案、错案并非绝无仅有。据阮旻锡《海上见闻录》记载，郑成功“用法严峻，果于诛杀。府尹杨朝栋以小斗散粮，杀其一家；又杀万年县知县祝敬，家属发配。”这种轻率的祸及无辜的做法，无疑在郑成功伟大的一生中留下了瑕疵。杀害施琅之父弟可谓郑成功一生中最大的错杀案，盛怒之下不计后果的行为，使郑成功不但失去了施琅和施显两员战将，还为自己树了强敌，留下后患。
郑氏家族依靠海上活动起家，清军不习海战，这是郑军能够长期活跃于东南沿海的重要原因。然而，由于郑成功处置失当，导致施琅这样一位杰出的海军将领投入清廷怀抱，使清廷能够建立一支足以同郑军相抗衡的水师，对后来收复郑氏家族长期据守的台湾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施琅二次降清，可以说既是施琅的悲剧，也是郑成功的悲剧。但于民族的统一来说，显然就不能用这一感念来表述了。千秋历史，功过是非，自有后人评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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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经波折重新披挂上阵(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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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琅满怀复仇雪恨的强烈愿望，枕戈以待，但天意难测，却受到清廷的无端猜忌，被解职遣返回泉郡。黄梧降清，给施琅带来了转机，施琅自此走上清朝的历史舞台。这期间郑成功挥师北伐，南京城指日可待，不料却功亏一篑。清军尾随而至，即将展开一场海战。
施琅降清后，被派驻于同安。他的心中燃烧着复仇的怒火，时刻准备率军冲向厦门，以雪心头之恨。然而，施琅并未得到重视，而且由于清廷对郑军策略发生了变化，施琅急于报仇雪恨的愿望落空了。
此时，一些明末农民起义军余部组成的抗清队伍，在西南部十分活跃。他们与郑成功遥相呼应，频频进攻清军，并连战连捷，势力渐壮。清顺治八年（1651年）十二月，郑成功重占漳浦，并攻下诏安、平和两县。同月，为了增加军饷，扩充实力，郑成功接受参军冯澄世的建议，以晋江县安平为主要贸易港口，与日本通商，并联通吕宋、暹罗、交趾等国海上贸易交通线，开始大规模发展海上贸易。次年（1652年）正月，郑成功攻入海澄，二月又取长泰、平和、诏安等县。五月，清军水师进攻厦门，郑成功令陈辉督水师迎战，两军遇于崇武，清军战败，弃船登岸遁走。
漳州位于福建东南部，东濒台湾海峡，与厦门隔海相望，从东北到西北与泉州和龙岩相接，西南与广东的汕头毗邻。如今台湾人口中三分之一的祖籍在漳州，是侨、台胞寻根谒祖之地。漳州西北多山，东南濒海，雨量充沛，四季常青。据考证，早在1万年以前就有先民在这里生息，周划为七闽地，秦属闽中郡，唐垂拱二年（686年）始建州治于漳江之畔（今云霄境内），故名漳州。唐贞元二年（786年）迁至今址。明代曾是对外贸易的重要港口。
从四月开始，郑军进攻漳州，清军总督陈锦赴援，战于江东桥，陈锦败退同安，郑成功遂围漳州城达六个月之久。漳州城内食尽，人相食，尸体枕藉，军民死亡数十万。九月，清都督固山金砺率领浙江、直隶八旗满兵及汉军共万余骑驰援漳州，兵至泉州驻扎，郑成功方撤离漳州。顺治十年（1653年）五月，清将固山金砺率师围攻海澄，郑成功身当矢石，战况惨烈，城破百余丈，积尸填河，清兵大败而退。六月，永历帝晋郑成功为漳国公，又封为延平王。郑成功修筑海澄城，巩固据点。七月，与清兵战于崇明之平阳沙，于舟山击败清军。
这一时期，郑成功为壮大郑军战斗力量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清军对郑成功屡剿不利，而西南地区的抗清武装在李定国等人的率领下，又与郑军遥相呼应，不断挫败清军，取得了一系列战役的胜利。鉴于此，为瓦解郑成功的抗清武装，以利于彻底扑灭西南、东南两地的抗清战火，清政府开始考虑采用剿、抚并用的办法，改变了对待郑成功一味进剿的策略。
据《郑成功档案史料选辑》之《密奏招抚郑成功稿》记载，顺治九年（1652年）的九月，有廷臣向顺治提出招抚郑成功的建议：“成功等作贼既久，狼子野心，臣等非敢保其不变，亦难必其就抚。但今湖南、川、广处处用兵，力不暇及。且湖南之贼，或由江西，或由广东，皆可通闽，万一勾连狂逞，为祸愈大。故姑以招抚一策，先将此贼牢笼，息兵养民，察其动静，苟有反侧，仍即剪除。”顺治采纳了这个建议，随即敕谕浙闽总督李永泰，命他着手招抚郑成功。《郑成功档案史料选辑》之《敕谕刘清泰招抚郑成功等稿》记载，顺治皇帝曾说：“朕又想郑芝龙既久经归顺，其子弟即我赤子，何必征剿？若成功等来归，即可用之海上，何必赴京？”为表明和谈诚意，清廷先后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顺治十年（1653年），清廷封郑芝龙为同安侯，命郑芝龙派家人送海澄公敕印入闽，招郑成功降，并有福建总督刘清泰附书，保其安全。不久，清廷又派郑成功之弟郑世忠持郑芝龙书信前往劝降。
从斗争策略的需要出发，郑成功遂同清廷虚与委蛇。起初他借口福建巡抚张学圣曾袭占厦门，制造事端，受抚难以服众；接着又提出就抚条件，反复以清朝对待投诚之人不能善待始终为由，坚持必须有三省之地安插军队，方才与清廷商谈投降事宜。
急于从东南地区抽调兵力以进剿西南地区之抗清武装的清廷，为使郑成功尽早来降，下令逮捕了偷袭厦门的福建巡抚张学圣、总兵马得功等人。同时，因安平靠近厦门，清廷为进一步表示诚意，又撤掉了安平驻兵。《襄壮公传》中说：“公（施琅）驻安平，方枕戈谋复仇，值当事有异议，撤安平兵。”安平驻军被撤后，原驻守安平的郑芝豹被勒令回京，施福也被撤去职务，就此失去了眷顾施琅的能力和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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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经波折重新披挂上阵(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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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以武力进攻为主，转变为以和谈招抚为主，清政府对付郑军的策略一变化，使施琅急于报仇雪恨的愿望落空，他无奈地离开可以直接与郑军作战的安平，于顺治十年随清军入粤，征剿西南各地的抗清武装。
开赴广东，再次来到了潮州这个当年受辱之地。不过此次前来，施琅已身着清军制服，随同的是浩浩荡荡的清军铁骑。清军此次南下，征讨的对象是施琅的冤家对头郝尚久。早在顺治六年（1649年），跟随李成栋反清的郝尚久图害施琅，在那次战役中，致使施琅的两位从弟战殁，施琅亦几为所害。顺治七年，施琅奉郑成功之命攻打潮州，再次与“不清不明”的郝尚久交锋。而郝尚久恃地形之利，施琅连攻三日不下，因而遭到郑成功的讥讽与奚落，使施、郑结怨加深。也就在那个时候，郝尚久又投降了清朝，但到了顺治十年的三月，他又再次反清归明。因此，清政府在与郑成功达成暂时的和谈协议后，遂遣师会剿郝尚久。
施琅跟随靖南王耿继茂等对潮州展开了猛烈围攻，潮州城岌岌可危。万般无奈之下，郝尚久急忙遣使向郑成功求救。郑成功闻知消息，即派遣北镇陈六御率兵赴援。可当郑军来援之时，郝尚久却因过去与郑成功之间产生过激烈的争斗而心存狐疑，不敢打开城门迎接援兵。郑军赴援不成，陈六御遂率兵退走。在清军强大的攻击面前，潮州城破，郝尚久走投无路，投井而死。
攻破潮州城后，施琅又随军征讨李定国等抗清武装。顺治十一年的上半年，西南抗清将领李定国出师东征，连破高州、廉州、雷州等地，同时遣使约郑成功南下会师，共图收复新会城。清政府手忙脚乱，急派固山金砺为靖南将军，统官兵赴广东，会同平南王尚可喜、靖南王耿继茂和总督李率泰合力剿讨。十二月，驰援的清军打败围攻新会城的李定国，接着又先后于兴业、横州等地再败李定国的部队。李定国撤退至南宁，清军继续穷追不舍，于是高州、廉州、雷州等地又被清军攻陷。
此时的郑成功趁清军集中力量对付西南的反清武装，而清廷与自己和谈之机，分遣郑军至福建沿海各地筹措粮饷。顺治十一年（1654年）十二月，郑成功率部攻漳州，守将刘国轩献城归降，漳州所属十余座县城尽皆归郑。在这一时期，郑成功的最大收获就是得到了刘国轩这名得力战将。后来，刘国轩战功显赫，颇似当初的施琅，成为郑氏家族的擎天支柱。紧接着，郑成功又抓住时机，转攻泉州所属诸邑，同安、南安、惠安各县望风迎降。独泉州一城，郑军无法攻陷。据《台湾外纪》所载：“诸邑惊惶，咸归附焉。而泉属诸邑亦望风投降，独泉州城守韩尚亮与施琅结为刎颈之交，即教其开壕筑台，拥兵坚守。成功令人说之不下。”原来，施琅在降清后，因闻泉州参将韩尚亮乃逸群才俊，不愧名将之风，遂与之深相结纳。施琅熟知郑成功曾多次兴兵围攻泉州，于是预先教给韩尚亮守战之法，以防备郑军进攻。当郑军于顺治十一年底围攻泉州时，集中了不少兵力，使用了当时所拥有的各种攻城器械和武器，但韩尚亮在兵力薄弱的情况下仍能固守孤城，使郑军知难而退，其中重要的原因之一即是得力于施琅的传授。由此可见，施琅降清以后，马上就积极投身于对付郑成功的活动之中，而且发挥了较大的作用，郑成功开始为他的错误付出了代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