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成功的一系列胜利，使清廷大为震惊，特遣内院学士叶成格、理事官阿山，偕同郑芝龙的四子郑渡，奉敕命入闽，招降郑成功，并决定答应郑成功的条件，将漳、泉、潮、惠四府划拨给郑成功安屯兵将。然而，此时的郑成功却再也无心与清廷周旋，故多方刁难，致使招抚不成，清廷迁怒于郑芝龙，将他囚禁起来。
顺治十二年（1655年）正月，郑成功攻下仙游县后，整编部队，开始以大规模海上贸易养兵自给。至此，郑成功的实力达到了空前的强大，军威盛极一时。
经此教训，清廷终于认识到郑成功非疥癣之患，更不可抚，于是命郑亲王世子济度为定远大将军，率三万满汉兵入闽，攻伐郑成功。然而，清政府并没有起用对郑成功甚为了解、又与郑成功有着不共戴天之仇、时刻盼望着统兵前去复仇的施琅，因为当时的清廷对施琅存有猜疑，不信任他的能力，更不信任他对朝廷的忠诚。
---------------
历经波折重新披挂上阵(3)
---------------
在征剿与郑军有密切关系的李定国抗清武装的活动中，施琅怀着复仇的强烈愿望，在长达一年多的征战过程中努力表现自己，卓有功绩。但两广战事结束后，顺治十二年（1655年）的二月，施琅就被解职，闲居于泉州。
其实根据当时的情况，清廷存疑于施琅也是很自然的。
施琅前后两次降清，易被认为是反复无常之人，清政府难免会对其产生猜疑。顺治八年（1651年）的三月，施琅在重新夺回厦门一役中，曾在阵前斩杀马得功之弟，马得功因而怀恨在心，伺机报复。顺治十一年八月，清廷招抚郑成功失败，马得功复任泉州总兵，十二月升任左都督，充任福建随征中路总兵。可以想见，马得功的复出并受到重用，使施琅陷入更加困难的境地。特别是由于施琅族叔施福原来不仅是郑芝龙的部将，而且还是其心腹亲信。郑芝龙于顺治三年降清后被挟持北上，实际上成为笼中之鸟。到了顺治十年（1653年）五月，清政府为了与郑成功进行和谈，始封郑芝龙为同安侯，但仍对他实行严密监视，郑芝龙与在闽眷属及家人的联系来往都须经清政府的许可和检查。施福与郑芝龙关系密切，他随郑芝龙降清后，却于顺治六年投归郑成功，后来又再次降清，清廷已对他不再信任。安平撤军后，施福无事可为，于顺治十一年（1654年）六月进京看望郑芝龙，翌年二月返回福建。这原本是人之常情，但清政府却视施福此行为严重事件。顺治十二年六月初五，兵部尚书李际其题《为盘获郑鸿逵家人李信吴梓事本》中称：“施福乃伪武毅伯，不知何时入京，现在郑芝龙左右。京城何地，岂能容此奸宄之徒藏匿耶！”其时施福已经降清，他做武毅伯是降清之前的事，而且他入京看望郑芝龙时，郑芝龙尚为清廷之同安侯。施福此行本无可厚非，却不料引起清廷的严重关注，并因此成为被通缉的钦犯，足见清廷对郑芝龙及其原部下的猜疑之深、防范之严。尽管施福已返回福建安海，清廷仍严令福建省督抚缉拿，逼迫施福为逃避清廷的追捕遁入厦门。
施琅于顺治十二年二月离粤返闽，回到泉郡不久施福就被通缉。施琅与施福“分则同宗，情同骨肉”，而且两人过去长期共事，施琅在《武毅伯特进光禄大夫加太子太傅忠将军X（左亻右外门内月）父公行略》中说“凡叔提兵征战，余未尝不在行间”，尤其是自顺治八年始，他俩同驻安平，朝夕相处。清廷对施琅、施福之间的密切关系当然清楚，因而施福的潜逃势必累及施琅，何况施琅原本就是郑芝龙的部将。当初施琅为躲避郑成功的追捕，逃离厦门进入安平，曾得到郑芝豹的眷顾。郑芝豹原已降清，但在顺治十二年的二月，只因他是郑芝龙的弟弟、郑成功的叔叔，清廷将其押解回京并囚禁起来。施琅与郑芝豹的关系也为清廷所顾忌。
施琅身怀血海家仇，渴望纵横沙场，但又苦于进身无门，时常郁郁寡欢。《襄壮公传》记载，施琅在泉州的一年多的时间里，施琅潜心读书，广结贤士。有位隐居儒者杨锡璜十分看重施琅的才略，遂结为忘年之交。又据《襄壮施公传》记载，施琅常与士大夫交往，一次相约同游清源山，至一山岩前，众人文兴大发，纷纷题词，施琅即兴凿石联句：“海静分明水月，山高咫尺神仙。”由此可见，施琅虽遭猜疑，却依然矢志不改。施士伟评价此联“有澄清沧海之志”。此联今仍存于泉州清源山之清源洞旁。
功夫不负有心人，机会终于给了一直在苦苦等待的施琅。有人向朝廷大力举荐他，更加出人意料的是，举荐施琅之人竟然也是降清的郑军将领，此人名叫黄梧。事实上，黄梧降清与施、郑矛盾有关，江日升在《台湾外纪》中详细叙述了此事。
顺治十二年（1655年）八月，郑成功派黄廷、万礼统领苏茂、林胜等二十余镇将领、兵丁六、七万，南征广东潮州府属揭阳县城。平南王尚可喜、靖南王耿继茂、两广总督李率泰统兵大举来援。十二月，清军在揭阳附近扎下四大营盘，待机而动。双方相持到顺治十三年（1656年）二月，黄廷召集诸将商议作战机宜，左先锋苏茂积极主张进兵决战，并自告奋勇打前阵。黄廷采纳了苏茂的建议，出城决战，由苏茂任前锋，前冲镇黄梧、护卫左镇杜辉等接应。当苏茂率部出击时，遭到清军伏击，苏茂临危不惧，冲入敌阵，挥刀直劈横砍，身上多处受伤，仍力战不退，等候黄梧等来援，对清军实施夹攻，或可反败为胜。然而，郑军将士越来越少，清军越来越多，仍不见黄梧等援兵，苏茂率残部杀出重围。此时，黄梧等人方才翻越狭窄难行的小道前来接应，而清军却挟得胜之势，蜂拥而至，黄梧等人抵敌不住，被清军打败，郑军此战全面失利。
---------------
历经波折重新披挂上阵(4)
---------------
郑成功得知揭阳战败，下令放弃该地。三月，黄廷领南征将士回到厦门。郑成功立即召集文武官员，议商揭阳丧师之罪。郑成功提出，苏茂轻敌致败，黄梧、杜辉未及时应援，均当处斩。众将跪告求情，才仅斩苏茂，杜辉捆打六十棍，黄梧寄责，戴罪图赎。
郑成功御将之道以严著称，由于过于严苛，往往失之于偏激。苏茂在揭阳战役中虽轻敌寡谋，但勇于进战，负伤突围，本应薄责示警，以观后效，但郑成功却决意将其处斩。其实郑成功早有杀苏之心，只是一直在寻机而已。顺治八年（1651年），郑成功在追捕施琅时，曾下令有藏匿施琅者杀其全家，而苏茂却胆敢藏匿施琅于家中，并助其逃离厦门。郑成功获悉后，并未加以惩处，让其继续担任左先锋镇，并不是当时未起杀机，而是出于稳定军心的需要，因为施琅、施显被囚禁后，郑军中多达十几位将领冒险营救，甚至郑成功的叔叔郑鸿逵、郑芝豹等人亦参与其中。若以放走施琅为由斩杀苏茂，势必使其他参与营救施琅者人人自危，甚至可能迫使他们铤而走险，或投降清朝，或举兵相抗。因此，为避免因小失大，郑成功不得不强压怒火，但始终怀恨于心，必欲杀之而后快。此番揭阳战败，正好给了郑成功杀苏茂的理由。然而，让郑成功始料未及的是，此次小罪大罚，斩杀苏茂，引起了一些郑军将士的不满。郑成功恐生内乱，急忙补救，不仅亲自撰文致祭，还厚殓苏茂，并优待家眷。然而后果还是出现了。
郑成功处死苏茂后，即派黄梧和苏茂的族弟苏明镇守海澄县。黄梧因思自己揭阳之役牵连受责，目睹郑成功之苛责重罚，便心怀二心，遂邀后冲镇副将苏明一同降清。苏明正为兄长苏茂被枉杀而怒气难平，闻听黄梧所言，正是“固所愿，不敢请尔”，欣然应从。1656年（顺治十三年）六月二十四日夜间，黄梧、苏明带领部下将官八十余员，兵丁一千七百余名投降，将海澄献与清廷。海澄之失，给了郑成功沉重的打击，不仅失去重要据点，而且损失了大量的军需物资。杨英《先王实录》叙述说，郑成功在得知黄梧等人献城降清，急忙亲自率部前往收取，却挽救不及，只得痛心地叹息道：“吾意海澄城为关中河内，故诸凡尽积之。岂料黄梧如此悖负？后将如何用人？”
黄梧投降清廷，让负责征讨郑成功的定远大将军济度和即将上任的浙闽总督李率泰兴奋不已。因为在这年的三月，济度统兵攻打厦门、金门，不仅未能攻克，反而损船折兵。沮丧之时，黄梧来降，使之不费吹灰之力即夺得了清军屡攻不下的海澄，这无疑成了他们的一大功绩。于是济度和李率泰联名上奏皇帝，建议封黄梧为海澄公。顺治接到济度等人的奏折后，也十分高兴，随即下旨重赏黄梧。八月十七日，清廷封黄梧为海澄公。
黄梧降清，对施琅来说不啻为一大转机。据《清史稿·黄梧传》记载，黄梧降清后，还未等到海澄公的官印送达，就急忙修书给总督李率泰，大力举荐施琅。他在给李率泰的信中写道：“施琅者，仇贼甚深，知彼知己，胸有成算。其输款本朝已久，一出受事，即着微劳，且智能无比，忠诚素矢。宜假以事权，俾尽展所长，与梧戮力驰驱，必能剪除海孽。”在黄梧看来，郑成功时而移师海上，时而登岸攻击，往来行踪不定，欲消灭之，非熟悉情形者不能。施琅对郑成功充满仇恨，对朝廷忠诚不二，施琅不仅知彼知己，而且才智超群，如能启用施琅，和他一起为朝廷效力，定能剪除郑军，安宁海疆。
正是由于有黄梧推荐于前，济度、李率泰保举于后，施琅才改变了其“郁郁不得志”的命运，顺治十三年（1656年）八月，施琅被任命为同安副将，命运之神再一次眷顾了这位卓尔不凡之人。施琅开始有了崭露头角的机会，此后在与郑军的斗争中，施琅逐步获得清廷的信任，最终获得专征台湾之权，并一举平定台湾。施琅与郑成功不共戴天，因而殚精竭虑，矢志谋求报仇，直至灭掉郑氏方才甘心，现得清廷重用，郑成功最为担心之事已经不可避免。
黄梧降清，不仅使郑军丧失了海澄这一重要据点，而且又使郑军多了一个劲敌。黄梧而后又向清廷献“平海五策”，提出迁地禁海以困郑军，得到清廷的支持。顺治十三年（1656年）六月即颁布了“禁海令”，并派兵部尚书苏纳海到福建推动，致使郑军遭受沉重打击。有后人评说：“黄梧密陈平海之策，气死成功逼困郑经”。黄梧之降，直接起因是苏茂被斩，实则乃为郑成功与施琅冲突所致，是施、郑冲突所诱发的“后遗症”。郑成功为他所犯的不可原谅的错误再一次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
历经波折重新披挂上阵(5)
---------------
施琅在担任同安副将之初，并未拥有多大的职权，尽管只是跟随在济度、李率泰的标下效力，听从他们的调遣，但毕竟开始迈出了通往成功道路的第一步。
郑成功率军进逼福州，济度遣军驰援时，副将施琅被任先锋。施琅终于得到了一次与郑军直接交战的机会，可惜尚未抵达，郑军闻清兵来援，即撤军至闽安镇、罗星镇。之后，施琅开始利用自己过去在郑军中的威信，对郑军将领进行招抚和劝降，颇见成效。
顺治十四年（1657年）九月，李率泰督清军攻闽安镇和罗星镇，施琅再次为先锋，率队前往作战。这两个地方是扼守福建省城福州的门户和要冲，地理位置十分重要，郑军筑城镇守。战斗从八日开始，十日，闽安镇被攻克。郑成功闻讯后，即率兵来援，郑军护卫前镇陈斌死守罗星镇，以待援兵。为赶在郑成功来援之前攻下罗星镇，施琅修书陈斌，劝其归降。陈斌率部困守四天之后，见援兵迟迟未至，又突围不成，遂率众而降。郑成功率军行于途中，得知陈斌已降，只得回师厦门。
据彭孙贻《靖海志》记载：“时施琅归清，为同安城守，在总督（李率泰）军前，使人招降陈斌。麾下兵皆欲降，斌遂降，后说李率泰，尽杀之南台桥，凡五百人。”李率泰听从了施琅的建议后，决定斩杀这批投军。施琅之劝杀陈斌，显然与施、陈之间的宿怨有关。顺治七年（1650年）六月，施琅因潮州一役浮桥不克而与陈斌结怨，七月，陈斌率兵逃走，不久后降清。顺治十二年，他又反清再归郑成功，被郑成功授为护卫前镇。陈斌当年出走，使郑成功怨恨并猜忌施琅，加速了施、郑关系的决裂。如此宿怨对施琅来说是不可能消除的。顺治八年（1651年）郑成功杀施琅父弟至今，已经整整六年，仇恨的火焰时刻在灼烤着施琅的心，复仇的情绪却无从宣泄。施琅在招降陈斌后，趁机劝说李率泰杀掉陈斌，一方面是报复陈斌，泄心头之愤，另一方面是以显自己与郑军势不两立、一心事清的决心。
一般来说，处死降将总不是一件光彩的事。其实，陈斌被处斩与作为这次战斗的最高首领李率泰有直接关系，弑陈斌以泄心头之愤不是他一时冲动。前一时期，由于郑军攻占了浙江沿海地区，身为浙闽总督的李率泰自然受到顺治皇帝处罚，罚俸半年。此番陈斌率部顽强抵抗四天，陷入孤立无援的绝境后才被迫投降，令清军付出巨大代价，这更让李率泰大为恼火。因此，施琅提出杀尽陈斌等郑军将士，正合李率泰之意，于是一场杀戮开始了。据《台湾外纪》记载，“总兵施琅遣人招斌。斌率卢谦等投诚，全师至福州。（率）泰令大厅按册内花名领赏，五人一队，从东辕门入，由西辕门出，即收其器械，枭首有千余人。”将陈斌、卢谦也一并杀之。
此事充分反映出施琅恩怨分明、睚眦必报，这种极端的表现难免私愤色彩。这样的个性也使他很难在选拔和使用人才方面做到惟才是举，一视同仁。那些令他心怀芥蒂而颇有才干的人难得真正重用。
经此一役，施琅恶气尽出，又使清军在郑成功回援之前即夺取了罗星塔，自然劳苦功高，被实授为同安副将，领军驻守同安，成为清廷派驻同安的最高将领。郑成功的抗清基地厦门，与同安相近，而被郑军占据的X（左氵右丙）州也与同安近在咫尺。施琅镇守一方，手握军权，这既表明清廷对他的信任，也使施琅有了直接与郑军交锋的机会。
施琅利用自己过去在郑军中的影响，大力实施招抚策略，果然在同安前线屡试不爽，不断有郑军将士应施琅之召来降。《襄壮公传》中记载：“公（施琅）运方略捍御，前后擒其骁将十数辈，所招降万人。贼由是气夺，而濒海获稍安焉。”
虽然施琅使郑成功连失海澄、闽安两个要地，但郑军力量尚未受到严重削弱。郑成功开始将战略重心转向北伐。在他看来，南京曾为明朝开国京城，第一个南明政权也定都于此，攻下南京并收复长江中下游各地，即可获得半壁江山，复兴大业也将由现在的出没海岛之间，转移到龙盘虎踞的石头城，明清相峙的局面也将大为改观。这就是郑成功等人发动长江战役的基本战略意图。
清顺治十五年（1658年）三月，郑成功命各镇舟师回厦门，在厦门港筑演武亭，精选良将锐卒，整编大军，训练营伍，筹集粮饷，准备大举进攻江南。五月十三日，郑成功留黄廷、洪旭、郑泰等镇守厦门，自率甘辉等部北征，举兵攻入浙江沿海，准备入长江，不幸在海上遇到飓风，沉舟舰五十艘，漂没官兵八千人，覆舟丧师，被迫撤退回厦门。但郑成功并未气馁，又于清顺治十六年（1659年）六月，亲率十七万水陆大军，兵分八十三营，开始第二次北伐。郑军在崇明岛登陆，一路势如破竹，各地官兵纷纷闻风而降。七月战至焦山，破瓜州，接着攻克长江的重要门户镇江，围困南京。这一事件极大地震动了朝野，顺治甚至准备御驾亲征，对郑军进行镇压。
---------------
历经波折重新披挂上阵(6)
---------------
然而，郑成功却没能抓住时机迅速攻取南京。瓜州、镇江两战大捷以及大批州县望风来附，使郑成功陶醉于眼前的胜利，认为南京指日可待，不费吹灰之力。此时，清军总督琅廷佐困守南京城内，无力抵抗，假意愿和郑成功谈判投降，郑成功误以为真，竟拖延了两个月之久，没有及时以全力攻取南京。统率盲目乐观的情绪也影响到整个部队的状态，大军久囤兵于坚城之下，将士们多以为大功即将告成，整日无所事事，竟遨游江上，日夜饮酒作乐，意志亦渐渐松弛。清将梁化凤趁郑军战斗力涣散之机，率兵从南京城内突然出击，郑军毫无戒备，全军大乱，纷纷溃退，郑成功的骁将甘辉被俘而亡。清军乘势大举反攻，郑成功立脚不住，仓卒退出长江，返回厦门。
郑军北伐失败，陆军损失近半，仅将领就战死数十人。回到厦门，郑成功认真总结北伐失利的经验教训，正待重整旗鼓，清军已尾随追击而至。为保存实力，郑成功一面调兵遣将，整编操练将士，一面征集粮饷，修造船只，制造武器弹药等，严阵以待。
在郑军北伐时，施琅趁厦门兵力空虚之机，多次主动出击，与留守厦门的黄廷交战，屡获战功。据《明清史料》福建巡抚刘汉祚上奏的《福建巡抚刘汉祚揭帖》所述，顺治十五年（1658年）六月，被施琅多次袭击而损兵折将的黄廷，抑制不住心中的恼怒，率二千余名郑军士兵，乘战船从小崎登陆。黄廷将大队人马埋伏于小崎，然后分兵一支直接进入同安，行诱敌之计。施琅识破了黄廷的计策，于是将计就计，先派兵百余名前去骚扰，缠住黄廷的主力部队，自己则率部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歼灭了小股郑军，之后立即前去增援攻打小崎的部队，对郑军形成前后夹击之势。施琅因父亡弟殒而积攒了数年的怨气，在对郑军的拼杀中迸发出来，他杀入阵中，猛不可当。黄廷不觉心胆俱寒，不敢与之交锋，急忙下令退兵。施琅率军乘胜追杀，直抵海岸。郑军见形势急迫，争相上船逃命，慌乱中两船翻覆，船上郑军士兵尽皆淹死。这一战施琅大获全胜，斩杀无数，并缴获许多武器装备。
施琅在郑军中曾与两个人不睦，一个是陈斌，另一个就是黄廷。顺治八年，施琅与黄廷曾为部下兵丁的争吵而发生矛盾，并因此加深了郑成功对施琅的不满，后黄廷又奉郑成功之命，率兵包围施宅并将其逮捕。现今陈斌已死，施琅与黄廷分别驻守清、郑双方斗争的相邻阵地同安和厦门，并且均为主将，正所谓冤家路窄。黄廷愤施琅以前擒杀自己的部下官兵，不顾厦门因郑成功北伐而兵力空虚，竟亲自率兵上岸袭击同安，却又一次损兵折将，败于施琅之手。施琅凭其勇猛善战，屡败黄廷，既尽了同安副将之责，也泄了心中之恨。
施琅还利用郑军北上内部治军松懈之机，大事进行招抚活动，以瓦解郑军的力量，收效明显。据刘兴祚上奏的《福建巡抚刘汉祚揭帖》称，顺治十五年（1658年）六月二十一日，据同安副将施琅报：伪正兵镇左营都督佥事郭禄、游击陈昌、黄贤、伪援剿后镇副中军参将吴升、伪五军效用守备许壮、伪木武镇中军游击林胜，前来投诚。七月初二，又据施琅报称：招到伪副将王仕璋自中左携家眷，并都司王旭、家丁曾唐等共七名前来投诚，缴到伪怀远将军印一颗、伪总兵关防一颗、伪牌一张等情。……七月二十五日，又据施琅报：伪后提督下领班都司王兴国、伪援剿左镇右营下总班守备吕春，前来投诚。
郑成功北征失败，实力大损，被迫退回厦门。清政府决定乘胜追击，企图在郑军喘息未定之机，攻取厦门，一举消灭多年来的心头大患。顺治十六年（1659年）十月，福建总督李率泰亲临沿海各地察看形势，施琅、黄梧陪同巡视同安、浔美等各进攻厦门的前沿阵地。顺治十七年（1660年）三月，清宁南将军达素率兵至泉州，调集各路人马，催促船只，配备兵员，准备攻厦战役。
此时，西南抗清武装大势已去，郑军在进攻南京时又遭受惨败，整个抗清形势转入了低潮。郑成功不愧为杰出的军事家和政治家，在危急时刻，显示出不同凡响的军事和政治才能，为迎接清军对厦门的进攻做好了一切准备。
***************
*第五部分
***************
清军与郑军在厦门海域展开激战，不习海战的八旗军以惨败告终。清政府除继续“迁界禁海”对郑军进行经济封锁外，还实行招抚恩养的新的策略，以分化瓦解郑军。同时，清政府认识到必须加强水师建设，这给熟悉风潮水汛的施琅提供了再次晋升的机会。顺治十八年（1661年）的三月初一，郑成功率领众将士在金门“祭江”，表达誓死收复台湾的决心。郑成功的这次远征，将使他的名字在史册上永放光辉。
---------------
扬帆启航郑氏收复台湾(1)
---------------
由于南京一役清军大败郑军，便心生骄傲，并没有清醒地认识到郑成功所损失的仅是陆军，而水师却毫发未伤，因而低估了郑军的力量，在战前单纯准备武力进攻，完全忽略了对郑军的招抚工作。郑成功攻南京严重受挫，将士伤亡惨重，这势必使郑军内部对坚持抗清产生消极影响，倘清廷能抓住这一有利时机，在大兵压境的形势下，对郑军展开政治攻势，进行招抚，完全可能使郑军内部分化瓦解，更有利于武力进攻。然而，清军盲目乐观，认为此役即可重创郑军，海疆可就此安静，因而不仅在战术上不予重视，而且还放弃了对郑军实行剿抚并用的策略。清军在战略上的失误，客观上不但造成了郑军内部的稳定团结，而且还把郑军官兵逼向了破釜沉舟的绝境，反而令他们作战更加神勇。
顺治十七年（1660年）五月初八，清军布置进攻厦门：由福建总督李率泰、海澄公黄梧督率百艘大型兵船出海澄港到厦门；由安南将军达素、同安副将施琅统率小型兵船，从同安港横渡高崎到厦门。是日，官兵皆下船待发，约定初十进兵。
原本李率泰曾约广东碣石总兵苏利、饶平总兵吴六奇、南洋水师副将许龙率部赴闽，共同围攻厦门。吴六奇接信后，即会同两位将领整顿战船，统一旗帜颜色，准备出征。然而，广东的平南王尚可喜却以郑成功尚有战船在广东海面游弋为由，仍令三人驻守广东，后虽经吴六奇等人力争而得以入闽作战，但已延误了战机。当他们到达福建海面之时，厦门之战已结束两日了。吴六奇、苏利、许龙所辖之三镇清军，长期驻扎于沿海地区，是清军中仅有的较为熟悉海战之部队，而且已与郑军有过多次交锋，积累了与郑军作战的经验，他们未能参战，在相当程度上削弱了清军的进攻力量，为清军惨败的原因之一。
清军在盲目乐观而又准备不充分的情况下，对厦门发动了进攻。阮旻锡《海上见闻录》和江日升《台湾外纪》等诸多史籍均记叙了这场惨烈的海战。
初十，黄梧乘潮落率战船四百余艘出海门，乘风顺流进逼厦门，郑成功亲自督师迎战。此时郑军处于逆风，顶风逆流与清军交战，对郑军十分不利，但深谙水情的郑成功知道这种状况不会持续很长时间，待风势水流转向之时，优势就会在己一方。于是，郑成功令所有战船全都沉砣停泊，不得擅自起锚交战。清军船队则乘风顺流而至，对着郑军船队后面的陈尧策、周瑞指挥的两条战船猛烈开炮，战船被炸沉，船上郑军将士全部殉难。然而，清军见郑军其余的战船停泊不援，不觉生疑，担心中计，于是纷纷落帆停舵，远远地进行炮击。这个战术指挥上的失误，使清军丧失了乘风顺流的有利战机。郑成功见状大喜，为拖住清军，他下令全力用大炮进行还击。双方在海面上展开了炮战，一时间炮声轰轰，硝烟弥漫。战至近午，潮平风转，郑军一方变为乘风顺流。郑成功当即下令反攻，郑军战船拔锚而起，向清军战船冲去。黄梧到此时方才醒悟，但为时已晚。清军在长时间的炮战中并未占得上风，已呈疲惫之态，又处于逆风逆流，而且所率官兵多为不习海战之满族八旗士兵，他们“舍弓马长技”，而与郑军“争衡于舟楫波涛之间”，被杀得纷纷落水。双方激战正酣，郑泰率五十只战船又加入战斗。原来镇守厦门的郑泰侦知广东清军并未参战，便派战船前来合击清军。郑军迅速确立了战斗优势，杀得清军大败，击沉战船十三艘。
有三艘清军战船逃至一小岛，郑军的战船蜂拥而至，将其团团围住，清军抽刀举箭，拒守于岸边。郑成功亲自赶到，派部将马信进行劝降。走投无路的清军只好放下武器投降，当夜这批已降兵将被溺毙于大海之中。关于此事，《台湾外纪》这样记载：“有船三只，见圭屿，欲拢岸。舵公不允，众疑有异心，杀之。登岸远望，乃海中孤屿，绝地也。欲再下船，成功船已蚊至，无奈抽矢出刀，据岸拒之。功见有四百余众，遣马信折箭为誓招之。诸人计穷，乃投刀矢降。后亦被成功溺于海。”
出海门一路的清军大败，高崎战场的情况也大抵如此。
当时，奉郑成功之命防守五通、高崎的是右虎卫陈鹏。右虎卫是郑军精锐，其官兵都是经过严格挑选和训练的壮勇者，战斗力极强。不过，这年的四月，清军进攻厦门之前，陈鹏密通施琅，谋为内应。施琅将情况通报给李率泰，李率泰同意接受陈鹏的投降。陈鹏遂与施琅约定，当清军来攻时，鸣放空炮，以迎接施琅渡过五通，让清兵从高崎登陆。初十上午，施琅与达素所率同安一路清军驶至高崎，与郑军殿兵镇陈璋所率的水师狭路相逢，双方展开遭遇战。陈璋所部船少兵弱，抵敌不住，即引兵退走。清军遂从赤山坪登岸，陈鹏闻知清军将至，令所部勿动。此时防守高崎岛近海阵地的是郑军的右协陈蟒，而陈鹏事先却并未将决定降清之事告知陈蟒。陈蟒见清兵船只靠近岸边，纷纷弃船登岸，形势危急，不等陈鹏号令，便率兵便掩杀过去。清军见郑军冲来，误以为是迎接他们的，因此毫不防备，清军被杀了个措手不及，顿时死伤一大片，仓皇而逃。陈蟒又下令用大炮对清军进行猛轰，在震耳欲聋的炮声中，清兵死伤过半，近岸的海面上全都飘散着破碎的船只和清军士兵的尸体。这时，郑军殿兵镇陈璋汇合水师吴豪，率船赶来，截断了清军的退路，将清军团团包围，击沉船只十之八九。陈鹏对情势的变化措手不及，大感惊愕，待稍稍清醒之后，清军已是溃不成军。为了掩饰自己欲降清军之罪，亦率辖下将领林雄、刘雄、刘俊等率兵参与围攻。清兵被杀及淹死者不计其数，被俘三百余人，后均被郑军断手割耳放回。施琅抵敌不住，保护着达素，拼命杀出重围，退回同安港，达素随即率残部回福州。不久，郑成功查知陈鹏欲降清之过，遂将其逮捕，凌迟处死，祸及全家。
---------------
扬帆启航郑氏收复台湾(2)
---------------
高崎战场同样遭受惨败，充分表明清军此次进攻厦门缺乏周密的部署和详尽的计划，显得盲目和冒失。陈鹏既已密通施琅，清军也接受其降附，理应派人与之详商接应清军登陆的计划，并预先制定好各种应付意外的具体措施。然而，迎接清军的却是不知情的陈蟒所部，致使清军一靠岸就遭到迎头痛击，这是高崎战场失败的关键原因。
清军此番大举攻厦，几乎全军覆没，一向在陆地上所向无敌的八旗劲旅，终于领教了郑军水师的强大威力。从此之后，直至郑成功去世，清廷再也未曾议及进攻厦门。虽说清军这次失利的因素很多，但不习海战、不谙风汛潮汐，是其遭受惨败的主要原因之一。为了建立一支足以与郑成功相抗衡的水师，清廷认识到必须任用深悉海上作战之人，于是在厦门之战失利后不久，清廷即升任施琅为同安总兵。
由于施琅此役只是作为达素的副将参战，并没有实际的指挥权，他的活动在诸多史料中均只有寥寥数字，仅提及他随同达素率同安一路清军赴高崎。施琅熟悉风汛潮汐，精于海上作战，厦门惨败对他后来征战的战术和用兵都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后来在康熙二年（1663年）十月，施琅率领清军攻取厦门、金门的战役时，特别注意与降军密切联络，以免重蹈覆辙。此外，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施琅领兵征台时，所选用的将士皆为熟悉风汛水性的汉人；重视战略战术，经充分准备后才对澎湖的郑军发动进攻；讲究风向潮流的顺逆，待寻到乘风顺流的有利时机才与郑军决战；注意对郑军进行招抚，以分化和瓦解郑军的力量，终于兵不血刃收复台湾本岛。凡此种种固然是因施琅富有谋略，熟悉风汛水性，但与厦门海战所给予他的启示不无关系。
亲历攻厦之战惨败的施琅，悉心总结失败教训，深感清军不习水战实乃进攻厦门失败之根由。因此他一边加强防守，以防郑军乘胜进攻福建沿海地区，一边积极操练军队，以提高部队的作战能力，特别是开始考虑建立一支强有力的水师队伍，以便与郑军抗衡，同时密切关注郑军的动向，注意情报搜集。施琅在耐心等待着清廷委以重任的时刻。
厦门一役，施琅的对手郑成功以其杰出的军事指挥才能和政治才能，布防严密，亲率水师迎击出海门进攻一路之清兵，并根据海上作战的特点，充分利用风汛制敌战术，将士戮力同心，抗敌英勇，击败清军的进攻，显示出强大的海上作战能力，进一步巩固了其以金、厦为中心的抗清根据地。然而，郑成功并未陶醉于眼前的胜利，在冷静分析了当下形势后，将目光投向了万顷波涛之中。这一次，郑成功极具战略远见的谋划将使他永垂青史。
郑成功所分析的形势无疑仍是严峻的。首先从全国的角度看，西南地区的抗清武装已基本失败，全国境内已无其他的反清武装能对清军起到牵制作用，在今后漫长的时期内，郑军将独立作战，面临清军的全力围剿；其次从眼前掌控的地区看，厦门离内陆太近，狭窄的海峡天险不足凭恃，一旦有失，则全军毫无退路可言。金、厦二岛，乃弹丸之地，可供回旋的余地太小，不但征取粮饷十分困难，就连安顿家属都存在问题。正如明末清初的著名学者、有“台湾孔子”之誉的沈光文在《台湾赋》中所说：“金门寸土，不足养兵；厦门丸城，奚堪生聚？”可见金、厦两地对图谋反清复明宏志的郑成功不具有战略意义；从地区的角度看更令郑成功发愁，那就是此时清廷已采纳黄梧的“平海五策”，在东南沿海实行“禁海”、“迁界”，从经济上对郑军进行封锁。因此，在击败进攻厦门的清军后，郑成功并未因胜利而稍有懈怠。清帝病逝，新帝继位，为郑成功赢得了时间，可以对未来的发展进行详细的规划和考虑。此时郑成功想到了另辟根据地，他将目光投向了父亲曾进行过大规模开发的富庶之地——宝岛台湾。
台湾，西隔台湾海峡与大陆相望，距大陆最近处仅百余公里；东临太平洋，向北渡海可达日本，向南可通往东南亚、太平洋及印度洋各国，扼西太平洋航道之中心，是中国与太平洋各国的交通枢纽。台湾海峡呈东北—西南走向，北通东海，南接南海，也是中国海上交通要道。是东、南海之间往返的船只的必经之地，来自欧洲、非洲、南亚和大洋洲到中国东部沿海的船只也必须通过这里，从大西洋、地中海、波斯湾和印度洋到日本海的船只—般也要由此经过，素有海上咽喉、中国“七省藩篱”之称。台湾岛内湖泊、河流纵横交错，瀑布风采各异，景色秀丽，成为台湾宝贵的自然风光之一。台湾气候冬无严寒，夏无酷暑，雨量充沛，因而森林资源丰富，植被茂盛，种类繁多，自然条件易于稻米生长，是天然粮仓。
---------------
扬帆启航郑氏收复台湾(3)
---------------
有鉴于此，郑成功力排众议，正式提出收复台湾。当时的台湾为荷兰人所占。事实上自十六世纪中叶以后，西班牙、葡萄牙等列强相继侵扰台湾，或掠夺资源，或进行宗教文化侵略，或直接出兵占领。因此，收复台湾就是要直接对西方侵略者开战。台湾本岛地形东高西低，人口会聚西部，以“澎湖为门户，鹿角为咽喉”。郑成功根据敌情地形，确定了作战方案：首先收复澎湖，以此作为前进基地，然后乘涨潮之机，通过鹿耳门港，实施登陆，切断台湾城、赤嵌楼两地荷军的联系，分别予以围歼，最后收复台湾全岛。
顺治十八年（1661年）三月初一，郑成功率领众将士在金门“祭江”，举行了隆重的誓师仪式。三月二十三日，郑成功率大军二万五千人人，分乘两百多艘战船，浩浩荡荡离开金门料罗湾，向澎湖出发。经过近一年的激战，郑军给了霸占台湾的荷兰人以致命的打击。康熙元年（1662年）二月一日，荷兰总督揆一在台湾城外正式向郑成功呈上投降书，荷兰侵略者对台湾三十八年的殖民统治终告结束，台湾终于回归祖国。
郑成功收复台湾后，对投降缴械的侵略者采取宽大政策，照顾他们的生活，并允许他们带走个人财产。揆一领着不足千人的残兵败将狼狈离开了台湾。此后，郑成功废除了荷兰人的殖民制度，改赤嵌楼为承天府，置二县，设安抚司于澎湖，派重兵驻守，总称台湾为东都；为纪念故乡，又改热兰遮城堡为安平镇。同时，郑成功实行屯田政策，令数万军眷随军赴各地大量垦荒，大陆民众也陆续迁往台湾，在台湾南部和西部的彰化、云林、新竹等地形成一大批村镇。他还推广铁犁牛耕等生产技术，使台湾经济迅速发展。郑成功登岛后，对汉民和原住民一视同仁，平等对待，颇受当地各族百姓拥戴。
收复台湾成为郑成功短暂的生命历程中最辉煌的事迹，夺取台湾后不久，永历皇帝朱由榔被杀，永历政权就此灰飞烟灭。郑成功也因内外交困，心力交瘁，于清康熙元年五月初八(1662年6月23日)病卒，时年三十九岁。郑成功一生短暂，但数百年来作为民族英雄受到海内外华人的无比尊敬。美国人詹姆斯·戴维逊在其著作《台湾之过去与现在》中评价郑成功是“东方现代史上最杰出的人物”，有“坚强的意志、如火的热诚”，以极强的能力统帅着手下的各方杂烩。这位光绪年间美国驻台总领事甚至认为，“他不残忍，至少与同时代在战争中功勋卓著的欧洲人比较”是这样。
郑成功去世后，其子郑经由厦门的洪旭、黄廷等人拥立继位，康熙三年（1664年）八月改称台湾为东宁。郑成功子郑经、孙郑克塽前后治理台湾二十一年。郑氏祖孙三代理台，奖励制糖、制盐，兴办工商业，发展贸易，开办学堂，改进原住民的农业生产方式，这些措施极大地推动了台湾经济、文化的发展。经过郑氏政权的经营，台湾摆脱了落后状况，社会进步，经济与大陆富庶地区齐肩，遂成为中国一个美丽富饶的岛屿。此系台湾史上一重要的开发和发展期，史称“明郑时代”。
收复台湾是郑成功戎马生涯中最光辉的业绩，其重大意义在于驱逐了殖民侵略者，维护了中华民族的利益，确保了中国版图的完整性。台湾同胞为纪念郑成功，将郑经原在台湾创建的郑氏家庙称为“开台圣王庙”。光绪元年（1875年）清政府采纳福建船政大臣沈葆桢的建议，将“开台圣王庙”扩建为“延平郡王祠”，列入国家祭典。
郑成功东渡驱逐荷兰人，占领台湾的根本动因是为了给反清复明寻找一个根据地。郑成功进攻南京遭到失败，多年来苦心经营的沿海一带的根据地丧失殆尽，几万大军龟缩于金、厦两个小岛上，清政府又实施海禁政策。可以说，郑成功收复台湾实为形势所迫。在此之前，郑成功与台湾岛上的荷兰人相互间进行过大量的贸易，郑家的私人船队也曾经一度控制东亚和南海的国际贸易，只是因为时事逼人，为建立一个长久稳固的抗清根据地，至少是找个让自己稳定的落脚之地，郑成功必须驱走荷兰入侵者，收复台湾，以完成匡复明朝汉室的大业。如果我们要求郑成功收复台湾的动机必须是为祖国一统，驱逐外虏，要求对于处在绝地求生状态的郑成功具有我们今天意义下的祖国感念，否则就认为他行为的思想意义不高，显然是错误的。必须记住的一个历史事实是，郑成功从外国侵略者手中夺回了台湾，此举对以后的中国意义重大。
---------------
扬帆启航郑氏收复台湾(4)
---------------
清军厦门大败后不久，顺治十八年（1661年）正月初七，顺治皇帝病逝，顺治第三子、年仅八岁的爱新觉罗·玄烨继位，年号康熙，朝政大权落入以鳌拜为首的四辅政大臣的手中。清廷陷入朝政更迭的纷繁事务，无暇顾及对郑成功采取军事行动，正值此时传来郑成功取台的消息。想到郑成功由此可能会以台湾为根据地，与金、厦两地郑军相呼应，今后征剿郑军势必更加困难，清政府之气恼可想而知。急切间却对郑成功无可奈何，只好拿囚禁于北京的郑芝龙出气，顺治十八年（1661年）十月初三，郑芝龙被杀弃市，在京家眷无一幸免。
厦门惨败使清廷认识到郑成功海上实力的强大，深感短时期内消灭郑军绝非可能，为限制郑成功的发展，也为最后消灭郑军创造条件，清政府发布了《迁界令》，即将沿海地区的居民全部迁入内地，增兵防守海疆。由此可知，当时清政府尚无很强的领土主权的观念，海权的概念就更无从谈起了。
《台湾外纪》记载，早在顺治十三年（1656年），投降清廷的郑军将领黄梧就向清政府献“迁界之策”，其主要内容是：郑成功据守金门、厦门两个弹丸小岛，虽屡经清朝大军征讨，却剿之不绝，至今尚有强大之实力，究其原因是沿海民众给予了郑军大量的粮、油、铁、桅船等各种物资的援助。如若将山东、江、浙、闽、粤沿海居民全迁徙入内地，设立边界，布置防守，则郑军得不到物资补给，将不攻自灭。此外，黄梧还提出了“禁海”的建议，即将所有沿海船只全部烧毁，寸板不准下水。所有江河之上都竖起桩栅，不准货物越界，派兵时刻了望，违者立即处死。如此只需半年时间，海贼的船只无法修葺，自然朽烂，而且郑军人数虽然众多，只要粮草不济，自然瓦解，不需交战即可困死郑军。同时，浙闽总督李率泰也上奏道：沿海各省应立下严令，不准许一只船下海，违者立即处以重刑。
顺治皇帝采纳了这些建议，于顺治十三年（1656年）六月颁布了《禁海令》。严格禁止商民船只私自入海，不允许用大陆的产品、货物进行海上贸易，有违禁者，不论官民，俱行正法，货物充公，违令者之财产奖给告发之人；负责执行该禁令的文武各官失查或不追缉，从重治罪；保甲不告发的，即行处死；沿海可停泊舟船的地方，处处严防,不许片帆入海；如有从海上登岸者，失职的防守官员以军法从事，督抚议罪。
禁令虽严，但并没有得到严格执行，仍不断有人与郑军暗通线索，更有贪图厚利者，继续与郑氏贸易往来，而当地的一些官吏也为利益所驱，常有监管不力之事发生。
而迁界之事在《清世祖实录》中有详细记载，顺治十七年（1660年）六月，清军厦门战役失利之后不久，浙江监察御史季振宜旧事重提，又上书分析征伐郑军的形势，建议在禁海的基础上实行迁界。他认为，东南之地本是天下最为富庶之地，全国的赋税大半出于东南，但近年来由于郑军成为闽、浙、江南三省之重患，朝廷屡次用兵，以至各地饱受战火蹂躏，民生凋敝。要想从根本上扫平郑成功，朝廷须耗费大量的人力和物力造船，不习水战的八旗子弟还须冒风波之险前去征战。因此，季振宜建议：闽、浙、江南等地应首先注重防御，而后才行征剿之策。防御之法应以断绝郑军物资来源为主，福建的漳州、泉州、兴化、福州，浙江的温州、台州、宁波、杭州、嘉兴，江南的崇明、江阴、通州、镇江等处，应由督抚镇、都统、章京等官员驻防，各率精兵，严密防守，可使三省之兵声讯相通，互相支援，如此一来，郑军无处可补给，只能坐以待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