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围剿抗日武装第2期（1933年5月至1936年3月)
一东北抗日义勇军继续战斗东北人民革命军兴起
热河战役后，东北四省全部沦陷。各大集团抗日义勇军相继溃败，抗日武装斗争受到很大挫折。但东北人民并没有屈服，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一个新的抗日斗争局面开始形成。一方面原有的一些抗日义勇军继续顽强战斗，一方面中共领导的抗日武装越来越强大，逐渐成为东北抗日战场的主导力量。1抗日义勇军继续战斗
抗日义勇军继续在各地坚持战斗的主要队伍有：
在辽东，原自卫军系统的王凤阁部较为完整，仍有3千人，活跃于通化、辑安等地；方春生、梁锡福、徐达三、英若愚等部也拥众千人，坚持斗争。在辽宁三角地带邓铁梅部仍英勇抗战。1934年５月邓铁梅殉国后由苗可秀组成“少年铁血军”；后由白君实等领导继续战斗。李春润部由新宾转到凤城一带，会同李春光部坚持斗争。刘景文也重整队伍与敌斗争。在辽南张秉林(小北风)、顾冠军(靠天)、卢士杰等部，各率队5000余人开展游击战争。在辽西有高鹏振(老梯子)、贾秉彝等，在辽北栾法章领导的“辽宁中央地区民众抗日自卫军”威震一方，其队伍发展到4000余人。 还有金山好、赵亚洲等部也都顽强抗击日伪。
在热河较有影响的有：蓝天林创建的“抗日灭满救国军”，发展到3000余人。李天德领导的“热东抗日救国义勇军”，在喀左、朝阳、建昌一带打击敌人。郭文联领导的“仁义军”，人数几百，但威震敌胆。王文福(王老凿)率领一支不足百人的抗日队伍，在朝阳山区一直坚持抗战到光复。
在吉东，原救国军由代理司令吴义成和总参谋长周保中，将所部整编为4 个路军和1个救国游击军。主要有吴义成、周保中、姚振山、柴世荣、李延禄等万余人。在下江地区原自卫军孙朝阳、陈子鄂、郭怀堂、刘化南、李华堂等部5000余人坚持斗争。陈大凡等在绥滨、桦川组织抗日军1700人， 高玉山在虎林成立东北国民救国军，拥众5000～6000人。吉南宋国荣有千余人等。
此外，大刀会、红枪会、绿林武装等离散后潜伏各地，成为小股的反日山林队或百十人、或几百人，大小数百支，出没无常，袭扰敌人。
2中共领导的抗日游击队的建立
中国共产党在日寇入侵之初，就表明了坚决抗日的决心，但当时党在东北的力量薄弱，且受错误路线的影响，党的影响和作用并不大，但仍派人深入义勇军开展工作，播下了革命的种子。同时也组建了党领导的抗日游击队。
在南满地区，磐石游击队创立较早。在中共磐石中心县委的领导下，得到满洲省委等的支持和帮助，于1932年6月4日，在磐东小金厂成立了“磐石工农反日义勇军”，对外称“满洲工农反日义勇军第1军第4纵队”。11月满洲省委军委代理书记杨靖宇到南满巡视，将队伍整顿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32军南满游击队”。1933年初再经整顿，由袁得胜任总队长，杨靖宇任政委，下设3个大队，1 个教导队。 到1933年5月底，队伍发展到300余人。成为南满抗日骨干力量。
南满另一支游击队为海龙游击队。抗战初期，中共海龙县委派人到辽宁民众自卫军第9路包景华部开展工作。1932年底第9路瓦解， 海龙工农义勇军独树战旗。
1933年1月经杨靖宇整顿，改称为“中国工农红军第37军海龙游击队”。后与义勇军苏剑飞部会合，发展到80余人。
在东满地区,有4支党创建的抗日队伍。1931年12月，中共东满特委书记童长荣，提出创建游击队，开展游击战争的任务。在延吉、珲春、汪清、和龙等县开始创建游击队。
在汪清县，1932年3月在小汪清成立了以金哲为队长的游击队。在王德林救国军中成立了别动队。11月别动队及从宁安、安图退下来的抗日队伍加入游击队，组成汪清游击大队，梁成龙任大队长，下分3个中队。
在珲春县，以先期成立的别动队和赤卫队为基础，于1932 年夏，在大荒沟成立了以姜锡焕为队长的岭北游击队，在烟筒砬子成立了以姜一武为队长的岭南游击队。11月两部合并为珲春县游击队。1933年4月， 吸收救国军吴义成部30余人，成立了珲春游击总队，孔宪琛任总队长，朴泰益为政委。队员120 余人。
在和龙县，1932年春夏，在开山屯、大砬子、平岗、三道沟组建了4支小游击队。同年秋各队集中组成和龙县游击队，1933年春扩大为游击大队，大队长张承汉，政委车龙德。队员80余名，枪械50余支。
在延吉县，1932年春，在依兰沟和老头沟成立了两支游击队，后吸收花莲里赤卫队及山林队，于1933年1月成立了延吉县游击大队，大队长朴东根，政委朴吉，分3个中队，130余人。
在以上游击队的基础上，1933年春，东满特委组成东满游击队，王德泰任大队长，各县游击队编为中队，总计200多人，枪械80余支。并在4县地区建立了10块抗日游击根据地。
在吉东地区，先后组成了绥宁救国游击军、饶河农工义勇军、密山游击队、宁安游击队等。
绥宁救国游击军：1932年冬王德林救国军趋于瓦解，绥宁中心县委决定将李延禄领导下的补充第1团和赤卫2团3营从救国军脱离出来，于1933年1月组成抗日游击总队，后联合救国军王毓峰、冯宁臣部,成立“东北抗日救国游击军”，李延禄任司令、孟经清任政委、张建东任参谋长，下辖3个团，2个独立营和1个游击支队，全军共800余人。后转进密山地区。
宁安游击队：1932年4月，党派周保中到宁安开展抗日斗争。5月宁安中心县委组建了绥宁工农义勇军，不久加入了汪清游击队。同时派人到抗日队伍“平南洋”中开展工作。1933年5月，将其改编为“宁安工农义务队”，大队长李荆璞，下辖6个分队。1934年2月，周保中联合救国军柴世荣部等，与宁安工农义务队组成“绥宁反日同盟军”。5月宁安县委又组建了宁安反日游击队。一度受挫，8月重建，队长马连山，政治指导员陈翰章，有队员62人。
饶河农工义勇军：1932年10月，在饶河县委的领导下，组成了以崔石泉为首的6人特务队。1933年4月发展到40余人，在大叶沟成立了“饶河农工义勇军”，崔石泉任队长，金文亨为政治部主任。不久加入救国军高禹民部，编为第1 旅特务营。1934年2月重新独立，改为“饶河民众反日游击队”， 成为活跃在虎饶地区的抗日中坚力量。
密山游击队:在密山一带,中共密山县委于1934年3月20日组建了密山游击队,队长张宝山。队员34名。不久,张宝山叛逃,改由周子岐任队长。
在北满地区，党创建的抗日武装主要有巴彦游击队、珠河游击队、汤原游击队、海伦游击队等。
巴彦游击队：共产党员张甲洲回故乡发动抗日，于1932年5 月组成“东北工农义勇军”江北骑兵独立师，下设2个中队，200余人。6 月满洲省委派军委书记赵尚志等人帮助整顿队伍，赵任参谋长，下辖3个大队和1个模范队。8月攻下巴彦县城时达700人。11月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36军江北独立师”，张甲洲任师长，赵尚志任政治部主任，辖3个团。后屡遭挫折，年末减至70余人。
珠河游击队：1933年春赵尚志到义勇军孙朝阳部工作，任参谋长。同年秋孙部溃败，赵等7人携枪到达珠河。在县委的支援下，于10 月在三股流组建了“珠河反日游击队”，全队13人，赵尚志任队长。年底发展到70余人，辖5个中队。1934年6月改编为“东北反日游击队哈东支队”，赵尚志任支队司令，李兆麟任政委，辖3个总队及直属部队，共400多人。
汤原游击队：1932年10月，汤原中心县委在省委秘书长冯仲云的帮助下，以反日同盟会为基础，成立了“红33军汤原游击中队”，中队长李福臣，辖3个小队，由党团员40余人组成。不久受挫溃散。1933年1月重建，一度发展到60余人，又遭失败。是年冬在县委书记夏云杰的领导下，第3次建立“汤原反日游击队”，戴鸿宾任队长，夏云杰任政委。由80人很快发展到600 余人。
海伦游击队:1932年夏党派人策动伪军哗变，组成以顾风为首的抗日义勇军，编成1团，约200人。不久顾风牺牲，队伍瓦解。1934年春，党员孙玉久将义勇军“全友”队改编为海伦游击队，发展到200余人。1935 年春夏海伦县委派张云峰争取“明山”、“草上飞”两支队伍，组成另一支海伦游击队，共百余人。后张云峰牺牲，队伍溃散。
中国共产党直接组织和领导的抗日游击队，至1934年建成15支，活跃于东三省各地，虽然人数不多，武器也较差，在当时的抗日队伍的总数中微不足道，但党的领导有明确的政治纲领，组织纪律严明，个人的政治素质较好。为后来党建立统一战线，发展抗日武装奠定了基础。
3东北人民革命军的建立
1933年初，中共中央发表了《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入华北愿在三条件下与全国各军队共同抗日宣言》(简称《“一·一七”宣言》)，又发出了《给满洲各级党部及全体党员的信》(简称《“一·二六”指示信》)，提出了建立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满洲省委在5月和7月做出决议，表示接受中央的新策略。从而把东北抗日游击战争推向了一个新阶段。自1933年9月至1936年2月，相继建立了东北人民革命军第1～6军。
东北人民革命军第1军：1933年夏，磐石游击队与义勇军、 山林队组成了“联合参谋处”，9月18日正式改编为“东北人民革命军第1军独立师”，辖2个团等，约300人。10月海龙游击队也加入独立师。1934年2月，独立师与另外16支抗日队伍代表在临江县三岔子附近召开会议，决定成立“抗日联合军总指挥部”。杨靖宇为总指挥，除独立师外，其他队伍编成8个支队。11月中共南满临时特委成立，正式组成“东北人民革命军第1军”，军长兼政委杨靖宇，政治部主任宋铁岩，参谋长朴宗翰，辖两个师约800人。活动于临江、通化、新宾、江 、金川、抚松等南满地区。
东北人民革命军第2军：1934年3月东满特委在延吉县张芝营召开会议，决定将4县游击队合编为东北人民革命军第2军独立师，朱镇任师长、王德泰任政委，辖4个团，约900余人。同年秋与10余支抗日武装联合， 成立了“东满抗日联合军指挥部”，推王德泰为指挥，朱云光为副指挥。1935年5 月独立师正式扩编为东北人民革命军第2军，军长王德泰，政委魏拯民，参谋长刘汉兴，政治部主任李学忠，辖4个团及军直属部队，约1200人。活动于绥宁、宁安、敦化、安图等东满地区。
东北人民革命军第3军： 1935年1 月，东北反日游击队哈东支队改编为东北人民革命军第3军，军长赵尚志，政治部主任冯仲云，暂编1个师，辖3个团及军直属部队，共500余人。3月与土龙山农民抗日武装谢文东部和吉林自卫军李华堂部，组成东北反日联合军总指挥部，推赵尚志为总指挥，李华堂为副总指挥，谢文东为军事委员长。
东北人民革命军第4军：1933年6月，李延禄率领救国游击军一部，由宁安北上密山地区，在满洲省委吉东局和密山县委的帮助下，联合10余支抗日武装，于7 月组成“东北人民反日革命军”。1934年3月，密山县委创建了密山游击队。9月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派吴平到吉东巡视工作，将反日革命军和密山游击队合并组成“东北抗日同盟军第4军”，军长李延禄，参谋长胡伦，政治部主任何忠国，辖1个师，3个团，230余人。1935年8月饶河游击队200余人加入第4军。到1935年9月,发展为7个团及2个独立旅，1600人。活动于密山、宝清、依兰、勃利等9县。
东北人民革命军第5军：1934年8月，重建的宁安游击队加入由周保中领导的“绥宁反日同盟军”，转战于宁安、汪清等地，力量不断壮大。1935年2月， 根据党的决定，将绥宁反日同盟军改为东北人民革命军第5军，军长周保中，副军长柴世荣，参谋长张建东，政治部主任胡仁，辖2个师，7个团，近千人。以八道河子为根据地，活动于宁安一带。
东北人民革命军第6军：汤原游击队于1933年底重建后发展迅速。1934年9月汤原太平川伪自卫团张传福部反正，加入汤原游击队，当年秋在亮子河扩编为汤原反日游击总队，戴鸿宾任总队长，夏云杰任政委，辖3个中队，500余人。年底发展到700多人，时人民革命军第3、4军等相继来到汤原。在他们的帮助下，1936年1月底，以汤原游击总队为基础，正式编成东北人民革命军第6军， 军长夏云杰、代理政治部主任张寿(李兆麟)，参谋长冯治纲，辖4个团及军直属队，约千余人。
此外，活动于五常一带的“双龙队”自1935年春以来，经常与人民革命军第3军共同抗击敌人。1936年2月，在中共珠河县委和第3军的帮助下，将该部改编为东北人民革命军第8军，军长汪雅臣，参谋长王维宇，政治部主任侯启刚，所部800余人。
从1933年秋到1936年春，随着抗日游击队的发展和人民革命军的建立，党领导的抗日武装不断壮大为6、7个军共6000余人，逐渐转变为东北抗日战场的中坚力量。南满、东满、吉东和北满4大抗日游击区联成一片。党贯彻抗日统一战线的方针， 团结各抗日武装，使东北抗日游击战争走向一个新阶段。
二关东军分散配置，一齐讨伐
《塘沽协定》签订后，关东军向关内的进攻暂告结束，把目标转向伪满洲国内地，实行“治安第一主义”的根本方针，企图彻底消灭东北的抗日武装，稳定伪满的统治。
1933年6月上旬，关东军制定了《以恢复治安为目的的用兵计划（要旨）》《满洲事变作战经过》(二),第238页。和《关于治安维持之一般指导方针》《大讨伐》第3页。,提出了新的治安方略。第一，在讨伐方针上，要求“在关东军统辖和指导之下，日满两国各机关共同协力剿灭匪贼”。以前的讨伐是以关东军为主体，部分伪军配合，而此次则提出“全面协作、共同讨伐”。第二，在以武力讨伐的基础上，加强治安的行政、法律方面建设。通过完善警务机构，解除“不良”武装，收缴民间武器，组建各村落自警团组织，健全并巩固“满洲国之治安维持机构”，逐步达到由伪军“独立”完成治安任务。第三，在讨伐方式和用兵要领上，由原来的大兵团重点讨伐，改为“分散配置，一齐讨伐”。即首先划分各兵团（师团或守备队等）的警备区域。其次，将各大区域再划分若干的警备队。各警备队再以步（骑）兵1个中队为标准的兵力，分驻于“交通、经济、政治等要点，或兵匪策动之根据地”，形成“治安维护网”，同时进行讨伐。第四，由日军援助和训练伪满军警，提高其警备力，使之逐渐代替日军，担负起“维持治安”的任务。
关东军各部队于7月初大体完成分散配置。10月中旬独立守备队的力量得到增强，由原来的1个增加到3个，至12月初编程完毕，并做了重新部署。到1934年4月，关东军兵力有所变动，第7、第3、第16师团和独立混成旅团先后进入东北，第6、第8、第10、第14师团和混成第14旅团，返回日本。关东军的兵力保持在3个师团，1个骑兵集团（辖2个骑兵旅团），1个混成旅团，3个独立守备队及飞行队等，总兵力约4万余人。
关东军为贯彻新的治安方针，于6月重申了《关东军讨匪手段概要》《大讨伐》第5～6页。,指出“恢复治安的手段，有讨伐、有招抚、有政治工作。讨伐是军队恢复治安的惟一手段”。在武力讨伐基础上，施以招抚和政治工作。并对讨伐的方法，招抚的条件和处理等做了明确规定。
为建立新的治安体制，关东军主要采取了以下措施。
第一，加强伪军的建设。在伪军政部最高顾问多田骏的指导下，伪军经过一段时间的裁减和整备，到1933年8月，总兵力为11万余人，初具规模。在此基础上，1933年9月，日本参谋本部下发了《满洲国陆军指导要纲》《现代史资料》(7),第590页。,规定“满洲国陆军平日处于驻满帝国陆军（即关东军）指挥官实际领导下，承担该国内治安之任务”。根据这一要纲，关东军主要通过大量派遣退役将校充任伪军官的途径来控制和指挥伪军，充当讨伐的帮凶。
第二，加强治安行政机构建设。关东军为贯彻所谓“军官民一致”的治安方针，于1933年6月10日，成立了“治安维持会”。其目的在于：“统制有关维持治安的关东军、满洲国及其他有关各机构间的联络和计划。”《满洲事变作战经过概要》(二),第241页。其组织构成：基本设中央、省、县三级委员会，若干地区设地区委员会。在中央，由关东军参谋长担任委员长，伪军政部、民政部次长担任副委员长，委员由关东军，伪满各有关机构人员组成，并设干事长，由关东军参谋部第一课长担任。在地方，委员长由关东军各地区部队的参谋长或守备队长担任。各级治安委员均听从关东军的旨意。这一点与此前以伪军政部为核心组成的清乡委员会相比，有了很大发展，正式形成了关东军指挥下的“日满一体化”治安体制。治安维持会既是有关治安的行政机构，同时也负责有关治安的咨询、立法和审议。
第三，建立保甲制度，日伪为使“匪民脱离”，用中国古代的地方自治性保甲制度，于1933年12月伪满颁布了《暂行保甲法》，1934年初又颁布了《暂时保甲法施行法》和《关于实行保甲法须知》，建立起法西斯殖民统治的保甲制度。保甲法由保甲制组织、适用连坐法和自卫团组织三部分组成，保甲组织以10户为1牌，以村（或相当于村的区域）内的牌编成甲，以警察署管辖区内的甲组成保。保、甲设正副保、甲长，牌设牌长。统由警察署长指挥监督。牌内住民如违反法规，除处罚本人外，牌内各家长负连带责任，一并受罚。保甲内由18～40岁的当地居民组成自卫团，逐渐从原来有薪（职业性）常备制改编整理为义务轮换制。自卫团负责人团总、团长等受警察署长、保长、甲长的指挥和监督。
从1935年起，伪满采取重点主义，实施“保甲特别工作”，计划三年内完成163个县保甲特别工作。第一年指定伪首都警察厅和哈尔滨警察厅所辖的50个县为特别工作重点县，第2年又有52个县被指定为重点县，第三年又进行了其余61个县的保甲特别工作。伪满宣称：“在建国初期的治安维持上，保甲制度的功绩很大。”“达到了预期的维持地方治安”的目的。伪满洲国治安部：《满洲国警察史》(中文本)第218页。
以上表明，自1933年以后，以关东军为首的日伪治安肃正工作有了新的变化。由单纯依靠武力围剿向军事、政治等多种手段并举转变；由以关东军为主导力量向“日满合作”转变；由以军警等武装力量为主体向“军官民一体化”转变。整个治安工作开始走向体制化和多样化。按照关东军的说法，治安工作分为“治标”和“治本”（后又加上思想工作，统称政治工作）两项工作。《满洲国史·分论》,第50页。所谓“治本”指武力讨伐以外的政治的、行政的、法律的、思想的等各种手段。从1933年开始，关东军采取“治标”与“治本”二者并用的方针，以达到完成治安肃正的目的。
三日伪1933年夏至1934年秋的讨伐
关东军及伪军在1933年5月至1934年9月期间，主要在以下地区展开讨伐。
东边道地区，关东军主要讨伐杨靖宇领导的第1军独立师和王凤阁等义勇军。王凤阁在日伪两次讨伐东边道之后，率部退入临江、通化、辑安三县交界的山林中，依山筑寨，与敌斗争。1933年7月上旬，日伪军警在独立守备队司令官井上忠也的指挥下，沿安奉路、沈海路出动讨伐。其中约3000名日伪军扑向老爷岭。王凤阁避实就虚，躲开敌人主力，在南阳盆地歼灭敌一股小部队，而后又转入山林与敌周旋。敌未捕捉到王凤阁踪迹，败兴收兵。10月，汉奸纪大作出任通化县伪警察署长，率军警200余人到大庙沟讨伐王凤阁，中王部埋伏，死伤30余人。纪大作侥幸逃走。
杨靖宇领导的独立师成立后，活跃于磐石一带。10～12月，敌以日军第10师团为主力，纠合吉黑伪军，总计约1万余人，连续发动讨伐。面对来势汹汹的敌人，杨靖宇将独立师化整为零与敌周旋。11月在金川县旱龙湾战斗中满洲省委常委金伯阳同志不幸牺牲。独立师主力在旱龙湾战斗后向三源浦转移。11月24日奇袭了驻该地的伪军邵本良部第9连，一举攻占了三源浦。而后转进大小荒沟一带的山林中。
1934年2月，在独立师的领导下，于临江县三岔子18支抗日军组成了抗日联合军总指挥部，推举杨靖宇为总指挥，隋长青为副总指挥。除独立师外，其余抗日队伍编成8个支队。随后独立师分兵北自磐石、桦甸,南至临江、通化地区，联合各抗日军，在较短的时间中粉碎了日伪军12万人的围攻，开辟出8个县的新游击区。人数发展到370余名。
在辽宁三角地带，在日伪1933年春季的讨伐中，邓铁梅、刘景文、李春润和李子荣各部损失均重。但经过一段恢复，6、7月间又活跃起来。于是日伪发动了第3次大讨伐。从7月中旬至11月初，历时3个多月。敌采取步步为营，分兵进剿的战术，以凤城、岫岩两县城为据点，企图将义勇军分而击之。义勇军则采取游击战术，忽而集中兵力攻打村镇，忽而化整为零转入山林。在这次讨伐与反讨伐的斗争中，可分为南北两个作战地区。
南部战场以龙王庙和红旗街等地为中心展开，义勇军以李春润部为主战斗较为激烈。终因敌众我寡，李命各部转移至汤山城、高丽门和哨子河左岸及沙里寨等地。
8月在与敌抢夺军火的激战中，李春润身负重伤，于9月上旬转至山东烟台治疗,14日施行手术后不久便溘然长逝，时年33岁。在其临终前遗嘱中，仍鼓励大家继续抗日，“以期最后成功”。《李春润抗日殉国纪实》第77页。
在北部战场，刘景文部除将一部派往大洋河两岸配合李春润部作战外，刘率一部在北至黄花甸南到哨子河一带与日伪军展开游击战。邓铁梅部主力则集中在尖山窑根据地。8月上旬邓派出部队连续袭击了凤城车站等地。有力打击了敌人讨伐部署。
至9月底,敌人的讨伐告一段落。至11月初日军逐渐撤出三角地区，伪军也调整了防地，第3次讨伐结束。李春润、李子荣部损失较大。李子荣在李春润殉国后留在了关内，所部只有敖喜山、阎生堂等坚持斗争。刘景文在艰苦环境中失去抗日信心，化装入关，所部由任福祥、曹国仕等指挥。只有邓铁梅部较为完整，仍有千余人在凤、岫交界的山区坚持斗争。
1934年1月下旬，日伪又发动了第4次讨伐。主要攻击邓铁梅部。敌人在义勇军活动的地区，实行集村并屯，建立保甲，进行经济封锁，使义勇军陷于极为艰苦的困境，邓铁梅为保存实力，将部队编成30～50人的小部队，分散隐蔽活动，寻找有利时机打击敌人。
日伪为达到彻底扑灭义勇军的目的，公开悬赏捕捉义勇军领导人，宣称：有能捕获或密报者，“赏给大洋壹万元”《盛京时报》1933年8月14日。，同时进行策反工作。曾任邓铁梅卫队长的沈廷辅经不住诱惑，投降了敌人。1934年5月底，邓铁梅在凤城县小蔡沟张家堡子（今属岫岩县大营子乡）养病时，被沈廷辅带领敌人捕去。1934年9月28日，邓铁梅被秘密杀害于沈阳，时年43岁。
邓铁梅殉国使义勇军遭到极大损失，其后队伍在苗可秀、刘壮飞、阎生堂等领导下，继续坚持抗日斗争。
在东满（间岛）地区，由党领导的汪清、和龙、珲春、延吉各县游击队不断发展壮大，1933年10月达到700人。并联合山林队，开辟了东满抗日游击区。11月，日伪发动了“第1期讨伐”动用了第10师团和大批伪军，以及各地的伪自卫团。敌采取“设点封锁”，“骑兵游动搜索”，以及跟踪追击等战术，进行疯狂围剿。初期抗日军战术不灵活，多采取打“硬仗”的办法，死守根据地，结果在强敌面前反而使根据地损失不小。但也有的游击队采取伏击和迂回战术，对日伪军打击很大。抗日军在战斗中不断总结经验，逐渐改变了局面，到1934年初，东满游击队发展到900人。
1934年1月，日伪又集结6000余兵力发动了“第2期讨伐”，重点进攻汪清、延吉游击根据地。在延吉县，延吉游击队在王德泰的指挥下，采取伏击和突袭的战术，与日伪军作战20余次，在3月底八道沟伏击战中，击毙日本警察巡察部长大武等数人。
在汪清县，汪清游击队在东满特委的领导下，联合其他抗日军，顽强抗击敌人。3月敌集重兵在十里坪追剿中共东满特委书记童长荣领导的机关和群众，在突围战斗中，童长荣不幸身受重伤，光荣牺牲。
在敌人进攻汪清、延吉时，和龙、珲春游击队多次出击，配合了汪清、延吉两县的反讨伐斗争，粉碎了敌人的“第二期讨伐”。此后，在东满特委领导下，各县游击队正式编为东北人民革命军第2军第1独立师，并向安图开辟新游击区，于7月攻占安图重镇大甸子，同十余支抗日队伍组成了“抗日联合军指挥部”， 8月中旬，联合军猛攻安图县城，对敌震动很大。
据日伪供称：1934年4～10月间，抗日武装出没次数103次，人数3537名。《满洲评论》第8卷、第7号。
在吉林省，由日军第10师团担任“治安维持”。在这里自卫军和救国军余部还有相当数量；中共领导的游击队也逐渐发展起来，使得“这一地区的治安比起其他地区极为逊色”《满洲事变作战经过概要》(二),第244页。。于是，关东军决定进行“吉林省秋季讨伐”。10月，关东军调集第14师团一部和1个骑兵旅团，以及大量伪军，并要求在珲春的朝鲜军协力讨伐。
在这一地区活动的主要有原救国军李延禄部、周保中部和吴义成部等。
日伪军于10月中旬开始进攻以后，孔宪荣（于1933年9月潜回东北）、吴义成指挥各部退守汪清大甸子一带，在敌人的重兵围攻下伤亡、溃散严重，各部大多独自行动。年底大甸子失守后，吴义成所部仅剩百余人，转入东宁老黑山一带的山林。
周保中部则以游击战粉碎了敌人的围剿。1934年2月中旬，周率部返回宁安，联络各抗日军，成立“宁安东南乡救国军第1游击区同盟军办事处”（简称“反日同盟军办事处”）,3月初改为“绥宁反日同盟军联合办事处”。同盟军以周保中部救国军和宁安工农义务队为基干，吸收救国军柴世荣、王毓峰、傅显明、王汝起、裴振东等部，组成了党领导的抗日统一战线队伍。5月宁安县委又组成宁安游击队，增强了同盟军的力量。不久，敌就发起进攻，在同盟军密营——平日坡、团山子、八道河子等地发生战斗，各有伤亡。为保存实力，同盟军决定分兵活动。由周保中率领柴世荣旅，傅显明团等组成东满派遣队，赴绥芬大甸子协同2军独立师作战；由胡仁、李荆璞率一部向石头河子等地西征；由孟泽清率少部分人留宁安活动。
在哈东地区，自卫军大部队失败后，仍有10余支抗日山林队活动，其中孙朝阳率领的“朝阳队”较为著名。1933年6月孙朝阳率部进入宾县以南山区，队伍很快发展到近千人。中共派人到该部工作，其中赵尚志以其军事才能被提拔为参谋长。8月孙部攻占了宾县，日伪军在飞机的支援下大举围攻。孙部撤退时发生混乱，损失较大。孙率残部退入苇沙岭山林中。9月敌特诱骗孙朝阳入关，并鼓动除掉赵尚志，赵得知后率6人携枪出走。孙受骗到达哈尔滨时被敌逮捕遇害。队伍溃散。
赵尚志脱离孙朝阳部以后，在满洲省委和珠河县委的帮助下，于1933年10月创立了珠河东北反日游击队。在珠河地区和哈绥路沿线，展开活动。游击队在发展中注意团结其他抗日武装。1934年3月，在哈绥路北的秋皮囤，赵尚志根据县委的指示，联络10多支抗日军首领，成立了“东北反日联合军司令部”，推赵尚志为总司令。4月联合军发展到近500人。5月下旬联合军攻打宾县，激战一昼夜，未能攻克。联合军的这一行动对敌震动很大。
敌人的军事进攻未能消灭抗日军，又采取暗杀手段，敌特周光亚混入我军内部，企图刺杀赵尚志未遂。为粉碎敌人的瓦解阴谋，巩固联合军，1934年6月底，对各抗日军进行改编，正式编成了“东北反日游击队”哈东支队，赵尚志任司令，李兆麟任政委，梁佐术为参谋长，全军编成3个总队，9个大队，共450余人，其中9个中队180余人为党直接掌握的部队。
在三江地区，自卫军余部于1933年下半年陆续活跃起来，成立起各种名称的山林队，中共遂派党员进入各山林队开展工作。于8月上旬，联合各山林队成立了“东北民众反日义勇军”，青山为总指挥，高裕堂为参谋长，共产党员张文藻为政治部主任。全军编为3个大队，共550余人。中旬，联合军向汤原县城发动猛攻，虽未攻克，但鼓舞了抗日士气。不久各部在转移中失去联系，联合军实际解体。10月间，汤原、鹤立的日本宪兵队进行大搜捕，使汤原县委和各地党员损失很大。不久，夏云杰领导重建县委，并于11月末建立汤原游击队。
1934年2月，关东军为消灭吉东北及下江地区抗日武装，命第10师团（含第2独立守备队）、第14师团在各自的警备区域内展开讨伐，特别对下江地区要求两师团密切配合，“以期彻底剿匪”。面对敌人讨伐，汤原游击队避其锋芒，转入敌后，粉碎了敌人的“2月讨伐”。7月，游击队扩编为汤原游击总队，戴鸿宾为总队长，夏云杰为政委，李仁根为参谋长，辖4个队，150余人。
在依兰县，1934年3月爆发了轰动一时的土龙山农民暴动,歼灭了由日军第63联队长饭朝吾率领的日伪军讨伐队100多人。参见《吉林文史资料》第2辑。暴动发生后，敌调集大批兵力，对暴动农民和当地群众疯狂报复、屠杀。从3月12日起，几日内就血洗12个村屯，屠杀居民1100多人。在敌大兵压境下，暴动农民队伍转移到半截河一带，于3月12日成立了“抗日民众救国军”。推谢文东为总司令，景振卿为总指挥，辖5个大队，共1400余人。3月19日，敌第10师团平岗部队前往讨伐救国军，在九里六屯遭到救国军阻击，日军死伤北川大尉以下74人。救国军伤亡约30人。此后，救国军以横岱山为屏障，与敌展开游击战，多次袭击日本移民团和矿山。在5月初攻打湖南营移民团的战斗中总指挥景振卿壮烈牺牲。不久谢文东率队东去虎林，在敌军的围剿和“政治工作”之下，部队离散严重，到7月底谢率部返回土龙山时，队伍仅剩300人。
在完达山区，自卫军将领陈东山收集余部，并联络救国军余部，组织起2000人的队伍，在密山一带活动，另一支自卫军高玉山部于3月初在虎林成立“东北国民救国军”，吸收各抗日队伍，很快发展到10个旅，约5000多人。5月下旬连克饶河、抚远，控制了三个县地区。中共组建的游击队也加入高部，编为特务营。
8月，敌松田联队率日伪军千余人讨伐高部，先占黑嘴子，再围虎林城，高部奋战未能抵住，8月23日虎林陷落。高部经过整顿，于 1月下旬反攻包围虎林，与敌激战，特务营3连几乎全体阵亡，高率残部于1月底退入苏境。此前陈东山部在密山一带亦受到敌人重兵压迫，由密山县南进入苏境。日伪军继续向北推进，于2月初和中旬占领了饶河和我国最东北角的抚远，至此，东北的县城全部陷落。
到1934年春，东北抗日武装的特点是，义勇军和绿林抗日武装日趋衰弱，而党领导的革命武装逐渐壮大起来。整个抗日武装的数量有所减少，但质量却不断提高。
四日伪1934年秋冬季大讨伐
1934年2月的日伪讨伐以后，关东军认为：“反日满政治匪群几乎消灭，而且红匪的根据地大部覆灭……满洲的治安急速恢复，概已乐观。”佐佐木到一：《关于对满洲治安现状的悲观事态》东洋文库藏。于是关东军按既定方针，除在少数地区仍然分散配置外，从1934年3月开始，撤收分散配置，各兵团集中训练，转向对苏作战准备，治安任务则逐渐由伪军警等承担起来。伪满改称帝制后，计划将东北4省划分为10省，伪军的治安警备也根据这一变化，于7月撤销原警备司令部，改设军管区制（参见伪军一章）。从1934年秋到1935年春夏，日伪的重点讨伐主要指向东边道、东满、哈东、绥宁及锦热地区。
在治安措施方面，为与关东军的集团配置相配合，日伪认为治安维持会仍有继续存在的必要，但“在主体上应转到满洲国方面上来，日军处于指导和支援的地位”。《满洲国警察史》第292页。在防卫地区治安维持会下，增设了地区治安维持会，县治安维持会也进行了改组，基本上由伪县长担任委员长。其他各项“治本”工作，宣传工作等也得到加强。虽然敌人的力量更加强大起来，讨伐更加残酷，但东北人民没有屈服，顽强坚持抗日。
一方面党领导的武装不断发展壮大。“它是目前满洲反日队伍中最坚强和最有战斗力的队伍，在几个重要游击区域（南满、东满、珠河等）人民革命军与赤色游击队已经初步形成了一切抗日队伍中的中心力量和运动中的骨干与领袖。”《中共满洲省委为粉碎冬季大讨伐给全党同志的信》。连敌人也承认：“他们的干部具有一定的觉悟，在共产党领导下保持着思想上的宣传性，在这一点上同一般土匪或政治匪有所区别。”《满洲国警察史》第294页。
另一方面，义勇军、山林队等抗日军，队伍越来越分散缩小，许多首领在党的帮助教育下，带领队伍加入党领导的抗日武装，也由于党加强了在抗日军中的基层工作，使许多武装接受党的领导，壮大了统一战线下的抗日队伍,许多较小的武装往往几股联合起来，共同抗敌。
由于党领导或受党影响的抗日武装不断壮大，日伪的讨伐重点也逐次指向这些队伍及其所在地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军及其抗日统一战线武装，成为这一时期抗击敌人讨伐、开展游击战争的主力军。在东边道地区，杨靖宇率领的独立师忽而南下，忽而北上，搅得敌人不得安宁。敌为彻底“治安肃正”，于8月初制定了《东边道特别治安工作实施要领》。9月初，日军在三毛司令官的指挥下，出动本间、浅野、川村、板津、胁坂、岩永等支队，以及大批伪军警和自卫团，开始“东边道联合秋季大讨伐”。东边道军民不畏强敌，开展游击战争，在9月至11月初的两个月中，与敌战斗158次。
在对敌斗争中，党注意开展统战工作，争取和改造各抗日军，在江南先后建立起6个游击大队。在江北9月时被改编的直属游击连已达18个。使党领导的人民抗日武装力量壮大起来。
11月上旬，在粉碎了敌人秋季讨伐攻势的形势下，在临江县（今浑江市）四道二岔地方召开了南满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东北人民革命军第1军，辖2个师。尔后第1师以龙岗山脉为后方根据地在通化，临江、柳河、新宾等地活动；第2师以江、金川、抚松为后方根据地，中心活动区域为磐南、海龙、西安、桦甸等地。
1935年1月，日伪又展开冬季讨伐。我军分散活动，与敌游击周旋，军部在杨靖宇率领下，1月中旬在临江县红土崖伏击伪军1个骑兵连，缴获枪马甚多，但军参谋长朴翰宗不幸牺牲。敌人的冬季讨伐未获成果。
4月，杨靖宇率军部和1师一部，第3次进入桓仁宽甸游击区，5月中旬在桓仁样子沟战斗中，1师师长李红光身负重伤，光荣牺牲。5月底，除留一部开辟辽东游击区外，杨靖宇率部返回临江根据地。敌除集中主力讨伐杨靖宇部外，还用相当兵力，讨伐了王凤阁部。
在东满地区，日伪讨伐的主要目标是2军独立师。讨伐开始后，独立师实行战略转移，各部主动撤出延吉、和龙、汪清、珲春原根据地，以灵活机动的游击战反击敌人的讨伐。从1934年冬到1935年4月，较大战斗达40余次，其中较著名的战斗有，1月的安图车厂子战斗，4月的大荒沟包围战和安图伏击战等。
1935年5月30日，根据满洲省委的指示，独立师正式扩编为东北人民革命军第2军。2军成立后，注重恢复和发展与各抗日军的关系，在《告各反日部队的信》中，提出了建立抗日联合军的四项主张，得到各抗日军的拥护，关系较为密切的主要有救国军吴义成部、孙团、李团、史旅等约1500人；反日山林队有久战、爱民、靠友、青山等部。
在2军成立前后，根据3月联席会议的决定，1、2团挺进敦化、额穆地区。3、4团进军宁安，东宁地区。其中，1团在西进途中，于5月2日在哈尔巴岭颠覆了从朝鲜会宁开往长春的202次国际列车，敌报道这是“京（长春）图（们）线开通以来发生的最大惨事”。《协和》第9卷第148号。3、4团在北进与4、5军取得联系开辟新游击区的进军中，6月间，在东宁县老黑山痛歼伪靖安军1个连百余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