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围剿抗日武装第3期（1936年4月至1941年3月）
讨伐东北抗日联军
一东北抗日联军的建立1935年夏，东北各路抗日武装战斗方酣，但由于缺乏统一指挥，基本上是各自为战，只能在一定时期、一定地区进行一定程度的配合。而面对的却是在统一指挥下的日伪军的有计划、有组织的围剿。因此，统一建制，以便统一指挥，就成了亟须解决的问题。正当此时，中共中央，在中国工农红军的长征路上，发表了著名的《八一宣言》，提出建立全国统一的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的主张。消息传来，东北各路抗日武装纷纷响应，并着手进行组建东北抗日联军的准备工作。
1935年9月，2军西征部队在蒙江那儿轰与1军会师。1、2军领导干部举行了联席会议，就联合作战和筹建抗日联军总司令部等问题交换了意见。1935年11月11日，东北各抗日武装以东北抗日联军的名义，发表了《致关内军政领袖及各法团电》。1936年1月，2军一部在军长王德泰率领下北上，到达镜泊湖与五军军部会师。1月20日，在北湖头召开了2、5军党委特别会议，讨论了两军配合作战和成立东北抗日联军总司令部等问题。
在南满的1军、东满的2军和吉东的5军加紧联系的同时，北满与吉东的部分抗日武装，包括人民革命军第3军、第4军、汤原游击队、民众救国军谢文东部和吉林自卫军李华堂支队，也于1936年1月26～28日，在汤原县吉兴沟召开了“东北反日联军军政联席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有赵尚志、李延禄、张寿、夏云杰、谢文东、李华堂、冯治纲等人。会议通过了关于组织东北反日联合政府和成立东北反日联合军总司部的决定，推选赵尚志为总司令，张寿为总政治部主任，李华堂为副司令。
1936年1月，前往莫斯科向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汇报工作的中共东满特委书记兼东北人民革命军第2军政委魏拯民返回东北。2月5日到镜泊湖与周保中会晤，并在南湖头召开了第2军与第5军党委联席会议。会上魏拯民传达了共产国际“七大”关于建立反法西斯人民阵线的决议和中共代表团的指示，讨论了加强二、五两军的合作和筹建东北抗日联军等问题。
上述一系列会晤和会议，为东北各地抗日武装统一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的工作，打下了基础。
2月10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以中共中央的名义，下达了《为建立全东北抗日联军总司令部决议草案》，提出全东北抗日军队要统一名称，一律改为“东北抗日联军”。
2月20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发表了由杨靖宇、王德泰、赵尚志、李延禄、周保中、谢文东和汤原游击队、海伦游击队署名的《东北抗日联军统一军队建制宣言》(下称《宣言》)，宣布废除抗日武装不同的名称，将东北的人民革命军、反日联合军、反日游击队一律改为东北抗日联军、抗日游击队，并随时准备参加正在酝酿的全国统一的抗日联军。《宣言》的发表，把东北人民抗日武装斗争推进到了一个新的阶段。根据《宣言》的规定，东北各地的抗日武装，自1936年2月至1937年11月，陆续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第1～11军。
东北抗日联军第1军：1936年7月，中共南满特委在金川县河里后方基地会家沟密营，召开了南满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会议决定把东北人民革命军第1军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第1军。军长兼政委杨靖宇，政治部主任宋铁岩，参谋长安光勋。下辖第1、2、3师。
东北抗日联军第2军：1936年2月，魏拯民同周保中会晤后返回安图县2军游击区。3月上旬，在安图县迷魂阵召开了2军领导干部会议，决定将东北人民革命军第2军改编为抗日联军第2军。军长王德泰，政委魏拯民，政治部主任李学忠，参谋长刘兴汉。
迷魂阵会议后，2军军部率主力经敦化、桦甸两县，到达抚松、蒙江一带开展游击活动。魏拯民，为了向中共南满特委和1军传达共产国际“七大”精神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指示，研究1、2军建立集中统一指挥中心等问题，于1936年6月到达金川县河里地区会家沟与杨靖宇会晤。7月上旬，南满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之后，紧接着由魏拯民和杨靖宇共同主持召开了东满、南满党的特委和1、2军主要领导干部联席会议（即河里会议）。会议鉴于抗联第1、2路军主力业已胜利会师，经常互相配合作战，活动地区已经连成一片，决定成立第一路军总司令部，以便统一指挥。总司令杨靖宇，副总司令王德泰，政委魏拯民。辖抗联第1军和第2军。第1军辖3个师，番号不变；第2军各师改为第4、5、6师。另外第2军增设独立旅、旅长方振声，政委尹俊山。辖两个团。
东北抗日联军第3军：1936年8月1日，当《八一宣言》发表一周年之际，东北人民革命军第3军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第3军。军长赵尚志，政治部主任张寿。辖7个师，到10月又编成3个师，共辖10个师。
东北抗日联军第4军：东北抗日同盟军第4军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第4军。军长李延禄奉命进关开展统战工作，由李延平代理，政治部主任黄玉清。辖3个师。1936年11月，4军第2师扩建为抗联第7军，抗联四军又以原5团为基础组建了新的第2师。后又将原自卫军2旅残部编为第4师，至1937年春共辖4个师。
东北抗日联军第5军：1936年2月，在镜泊湖南湖头召开第2军和第5军党委联席会议之后，东北反日联合军第5军立即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第5军。军长周保中，副军长柴世荣，政治部主任胡仁，参谋长张建东。辖1、2、3师。
东北抗日联军第6军：1936年9月，东北人民革命军第6军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第6军，军长夏云杰，辖8个团。1936年11月，军长夏云杰牺牲。由第4团团长戴鸿宾代理军长。1937年2月2日，在中共北满临时省委书记冯仲云的主持下，在汤原境内6军军部召开了军政联席扩大会议，确定戴鸿宾任军长。蓝志渊任政治部主任，冯治钢任参谋长。部队扩编为4个师。
东北抗日联军第7军：1936年11月，中共下江特委将活动在饶河地区的东北人民革命军第4军第2师扩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第7军。军长陈荣久，参谋长崔石泉。下辖3个师，每个师各辖一个团，共9个连。
东北抗日联军第8军：1936年9月18日，中共珠河中心县委将谢文东的民众救国军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第8军。军长谢文东，副军长藤松柏，政治部主任刘曙华，参谋长于光世。原有的4个团编为2个师，自1936年底到1937年5月又编成4个师。
东北抗日联军第9军：1937年1月，东北民众反日联合军总司令部将李华堂支队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第9军。军长李华堂、参谋长李向阳，政治部主任李熙山。辖3个师。
东北抗日联军第10军：1936年9月18日，中共珠河、汤原中心委和3、6军党委在汤旺河沟里帽儿山召开了联席会议，决定将东北人民革命军第8军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第10军。同年冬正式成立。军长汪亚臣、副军长齐云禄（后叛变被处死、由张忠喜接任），原参谋长王维宇任政治部主任。
东北抗日联军第11军：1937年10月东北抗日联合军独立师，在富锦县二区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第11军。军长祁致中、政治部主任金正国、参谋长白云峰。下辖1个师。第1师代理师长李景荫。师下辖3个旅。
1936～1937年，东北抗日联军第1～11军先后成立后，分别活动在南满、东满、吉东和北满地区。活动在各个地区的抗联部队，为了更好地配合作战，需要集中统一指挥。因此，南满的第1军和东满的第2军，在1936年7月，即已联合起来成立了第1路军。
吉东的抗联部队，也于1937年10月，根据中共吉东省委的决定，成立了东北抗日联军第2路军。第2路军是以第5军为骨干，以第4、5、7军为基础，联合第8、9军和姚振山的东北义勇军及王荫武的救世军组成的。总指挥兼政委周保中，副总指挥赵尚志，参谋长崔石泉、政务主任黄玉清。
北满的抗日部队，早在抗联成立之前，于1936年1月26～28日在汤原县吉兴沟召开的东北反日联合军军政扩大会议上，已决定成立东北反日联合军总司令部。
1938年6月，中共北满临时省委第八次常委会议决定，组织抗联第3、6、9、11军向黑嫩平原远征，并建立西北指挥部。1938年底，抗联西征部队先后到达小兴安岭西麓的海伦后方游击根据地。1939年1月，建立了东北抗日联军西北指挥部。总指挥张寿，政委冯仲云，副总指挥许亨植，参谋长冯治纲。西征部队编为4个支队两个独立师。1939年4月12日，中共北满省委决定撤销东北反日联合军总司令部，以抗联第3、6、9、11军为基础，成立东北抗日联军第3路军。总指挥张寿，政委冯仲云，参谋长许亨植。辖东北抗联第3军、第6军、第9军第2师郭铁坚部、第11军李景荫部。
东北抗日联军的成立，标志着东北抗日战争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而日伪对抗日武装的围剿也随之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二日伪的“治安肃正三年计划”
“第二期治安肃正工作的结果，虽取得了相当的成绩，但仍很有限，原因是反满抗日匪团发生了质的变化，由于中共和苏联的领导，这些匪团转入共产党的指导（意为‘领导’——笔者）下，联合战线日趋加强”。这是日本出版的《满洲国史》的作者们的评价。不错，进入1936年以后，东北抗日武装的确发生了质的变化，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东北人民革命军发展为东北抗日联军；二是以共产党领导的抗联为核心的统一战线的加强。经过日伪1935年秋冬大讨伐，抗日武装虽然受到不少损失，数量有所减少，但却更坚强了。所有坚持下来的主要抗日武装，无论是共产党领导的抗联也好，或是义勇军（如王凤阁等）也好，都抱有抗战到底的坚定意志。因此，对于日伪来说，这些抗日武装并不是一扫可灭的。针对这种情况，关东军一改过去按季度（某年某季）制订讨伐计划的做法，于1936年2月制订了1936年4月至1939年3月，为期三年的《满洲国治安肃正计划大纲》（以下简称《大纲》）。妄图确立长期的治安对策，有步骤有计划地彻底剿灭抗日武装。其总的设想是：“第一年，以铁路沿线和某城为中心，对其周围一日行程之地区实行完全整肃。第二年，对二三日行程内之地区，第三年，大致实现确保全国的治安。”
《大纲》有以下三个特点。
(1)是长计划、短安排。长计划，主要是关东军制订的三年治安肃正计划。此外，伪满政府根据关东军的三年计划，也相应地制订了《三年治安肃正计划纲要》。关东宪兵队司令部，为贯彻执行关东军的三年计划，又制订了《关于昭和11年4月至昭和14年3月警宪施行之满洲国治安肃正计划大纲》。这些都是长计划。
在贯彻执行三年计划的过程中，每一年都订有年度计划，称为《××年度关东军治安肃正计划纲要》。年度期限为当年4月至第二年3月。还分期，例如1936、1937年度，都分三期，第一期为4月1日至7月末，第二期为8月1日至11月末，第三期为12月1日至第二年3月末。这就是短安排。
此外，有的地区，还根据不同的情况，订有一定时期的计划。例如1937年6月，关东军司令部制订的1937年7月至1938年3月《东北防卫地区治安肃正纲要》和与此相适应关东宪兵队制订的1937年7月至1938年3月的《东北防卫地区警务机关治安肃正计划纲要》。
(2)点面结合。三年计划期间，以重点讨伐为主。重点讨伐地区是伪三江、滨江、吉林、间岛四省及奉天、安东两省之一部（即东边道和三角地区）。同时兼顾面上的讨伐。重点地区之中还有重点，南部重点地区之中的东边道北部，北部重点地区之中的三江地区是重点的重点。重点讨伐也不是同时进行的，而是有先有后。1936年10月至1937年3月，先对东边道北部进行所谓“独立大讨伐”；1937年7月至1939年3月对三江地区进行所谓“特别大讨伐”。
在面上，关东军将东北划分为东、西、南、北、中、东北、东南、西北、西南，9个防卫地区，每个地区驻有日军师团或独立守备队，由师团长或独立守备队司令官任防卫司令官，统一指挥驻该防卫地区内的日伪军警。每个县分散配置一定数量的日军，负责并组织驻当地的日伪军警维持治安，随时进行讨伐。
(3)治标、治本、宣抚、思想工作并行。
伪满的《三年治安肃正计划纲要》规定：“以剿灭既存匪贼的治标工作为首位，并行以普及贯彻建国精神的宣传宣抚和警防镇压共产主义、反满抗日及其他不良思想的政治工作，以及通过适当施政，来分离匪民，控制和稳定民心的治本工作。”《满洲国警察史》第300页。
所谓治标工作，就是由日伪军警对以抗联为主的抗日武装进行武力讨伐，由日本关东军和伪军政部（1937年7月1日改为治安部）组织进行。
所谓治本工作，是与治标工作相配合的各项工作。其目的有两个方面：一是妄图彻底切断抗日武装的粮食、物资、武器、弹药和军事情报的来源，使之陷于困境，如建立集团部落，划定无人区，收缴民间枪支等；二是最大限度地为日伪军警防止抗日武装的袭击和对抗日武装进行讨伐创造有利条件，如加强警备公路建设和通信网络等。治本工作，主要有以下各项。
第一,建立“集团部落”。治本工作的核心是建立“集团部落”，切断群众与抗日武装的联系，即所谓“匪民分离”。其具体做法是，强迫散居山林峡谷的群众，集中到日伪军警监视范围内的开阔地区，建立“集团部落”。
每个部落中心都设有警察派出所，配备有10人以上的武装警察，对群众进行监控。有的重要部落还驻有日本守备队。
部落中的18～40岁的男子，都被强迫编为自卫团，受军事训练，拿着棒子站岗放哨。实行严格的保甲连坐制度，一家出事，十家连坐。12岁以上，不分男女都发给居民证、通行证、购买携带物品许可证，出入大门必须持有这些证件。
集团部落，实际上是变相的集中营。
第二,划定无人区。与建立集团部落同步进行的是划定无人区。无人区规定为“匪区”。无人区划定之后，无人区内的居民必须在限定的期限之内搬到指定地点，建立集团部落。逾期不搬或未搬完者，房屋、物件一律烧毁。以后凡进入无人区者，必须持有规定的证件，否则一律以“匪”论处。
第三,建设警备公路。警备公路与一般公路不同，它是专门为所谓“治安肃正工作”来修建的。警备公路大体分为三种：①联系县城及日伪军警驻地的公路，主要是为了便于日伪警备机关的联系；②由省、县或日伪军警驻地通向抗日武装根据地或抗日武装活动频繁地区的公路，主要是为了便于“讨伐”；③联系警防所（设于由集团部落接近抗日武装根据地及其通路的无人区，由50～200名伪警组成)及防卫（集团）部落的公路，主要为了便于警防所及防卫部落之间与警备本部之间互相联系，互相支援。
“治安肃正三年计划”制订之后，鉴于抗日武装基本上活动在交通不便的地区，为了便于“讨伐”，急需整备警备公路。因此，与“治安肃正三年计划”相适应，制订了“警备公路三年计划”，工程预算总额为18724万元，1936年新建公路35665公里，1937年新建56825公里，1938年新建25223公里，三年合计新建警备公路117713公里。
第四,建设警备通信网。日伪军警的通信设备有三种：有线通信、无线通信和信鸽。
有线通信（警备电话）,线路分为干线和支线。干线为中央机关与省、省与县和县与县之间互相联系的线路；支线为县与警察署与分驻所之间互相联系的线路。
三年计划期间，先后由民政部警务司拨款总额为1663397元，新建线路10121公里。
无线通信,1935年以前，伪满共有无线电台68台，报务员75名。1936～1939年新增电台114台，报务员184名。电台多数为固定电台，也在讨伐部队中配备有少数随身携带的移动电台。固定电台，除配备在伪中央机关、省政府、县政府外，有些国境警察队、海边警察队，森林警察队和一些“治安肃正”办事处、警察署，也逐步配备了无线电台。
信鸽,1935年开始使用，当年从日本购进信鸽300只。1936年增加1440只，1937年增加960只，1938年增加1200只。主要配备国境警察队、森林警察队和警防所。
第五,收缴民间枪支。这一措施主要目的是防止枪支、弹药流入抗日武装手中，同时还可以用来武装日伪的群众性武装团体。例如1937年拨给三江省1万支洋炮。用来装备集团部落的自卫团。后来又拨给日本开拓团步枪2万支。短枪发给伪警察和部分伪军，总数不下3万支。
收缴民间枪支，从1933年即已开始，到1935年末已收缴98万支。1936～1938年又收缴了79万支。到1940年共收缴205万支，包括各种枪支。以1938年为例，在收缴的22万多枪支中，步枪16386支，短枪6583支，自动短枪53支，轻机枪27挺，重机枪5挺，猎枪96支，洋炮198089支。
第六,铁路、公路两侧禁止种植高棵作物。日伪为了防止抗日武装利用铁路两侧高粮、包米等高棵作物，袭击火车，1933年开始禁止在铁路两侧各500米之内种植高棵作物。后来又鉴于抗日武装经常在公路上袭击日伪汽车，1935年又规定在“国道”和警备公路两侧各200米内禁止种植高棵作物。由于农民的强烈反对，不得已于1937年将公路两侧的禁种范围由200米减到100～50米；1938年将铁路两侧的禁种范围由500米减到400～200米。
治本工作的其他有关措施如保甲制度，自卫团等，在集团部落中都有所涉及，不再详述。
所谓宣抚工作，就是由宣抚小委员会,通过广播、电影、讲演等手段，进行“建国精神”、“王道乐土”、“日满亲善”、“一德一心”,以及“通匪”、“纵匪”、“窝匪”、“济匪”、“反满抗日者要受到严厉制裁”等反动宣传和恐吓活动，并通过医疗、救助等手段，施以小惠，恩威并用，妄图笼络民心，控制群众，从思想上切断群众与抗日武装的联系。从这个意义上看，也是一种“治本工作”。但日伪一般不把它包括在“治本工作”之内、而是单列一项。
所谓思想工作，主要是镇压共产党和一切反满抗日的“不法思想团体”及个人。这项工作在关东宪兵队的统一指挥下，由日伪宪兵和警察进行侦察、逮捕、刑讯、审判和处置。
三东边道“独立大讨伐”
所谓东边道“独立大讨伐”，就是没有日军参加，完全由伪军“独立”地对东边道进行讨伐。
过去日伪对抗日武装的大规模讨伐，都是以日军为主，伪军辅之。但关东军一直想让伪军能够早日担负起讨伐抗日武装，维持“治安”的担子来，以便使分散配置的日军集中起来，进行训练，准备对苏作战。这次东边道“独立大讨伐”，就是一次尝试，一次检验。伪军政部最高顾问佐佐木到一，1936年11月24日在通化军政部讨伐指导部的一次会议上的讲话，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他说：“此次所以单纯以满军独自力量肃清这一地区，是因为要检验满军以现有机构——有顾问以下日本人交织在内的现有机构的讨伐肃清能力究竟如何，完全是试验性质。”“现在皇军仍在各处流着鲜血，并且为了治安工作用去了极大的力量，牺牲之大有目共睹。如能把这种费力之事委之于满洲国各机关，由其承担，皇军便可以减轻负担而从事其本来任务。”《东北大讨伐》第315页。
所谓“独立”大讨伐，其实也并不是完全独立的，从上到下都是由日本顾问、指导官，教官控制和指挥的，伪军仍然是傀儡。关东军的这一招儿，不过是为了“减轻负担”，减少流血“牺牲”，让伪军去当炮灰。
东边道“独立大讨伐”，是关东军根据“治安肃正三年计划”决定的。1936年7月10日关东军参谋长板垣征四郎命令伪满军政部最高顾问佐佐木到一，“贵官在第二期中，指挥尽量多的满军，主要在东边道北部（辑安、通化、柳河、辉南、金川、江、临江、抚松、长白各县和磐石县东部、桦甸、安图两县南部），以满军独立彻底进行治安肃正。”这里的“第二期”是指1936年度治安肃正计划的第二期（8～11月）。关东军1936年度第二期《治安肃正要领》规定：“军政部最高顾问……尽量将满洲国军向北部东边道方面集中……使之独立担任桦甸、安图两县南部和北部东边道的治标工作。”据此，伪军政部于1936年8月26日发布《满作命第1号》命令，对东边道独立大讨伐做出了部署。10月1日，在通化设立了讨伐指导部，佐佐木到一任指导部长，伪第1军管区主任顾问河崎大佐全面负责组织指挥（相当于参谋长）。伪第1军管区司令官于琛澄也在通化设有讨伐司令部，在讨伐指导部的“指导”下具体指挥。下辖5个地区司令部，参加讨伐的伪军共计12个旅（包括教导队和靖安军）、2个团，约25万人。此外，在桦甸、安图地区还有伪第2军管区的配合。
敌人把讨伐部队分为：堵击部队、扫荡部队和游击部队。他们的任务是：堵击部队：凡抗日军行动要路、出口一律封锁；扫荡部队：遇有情报时，或出“奇袭”，或在抗日军意料以外进行搜索；游击部队：经常在山里穿梭般行动，以使抗日军的活动受到阻碍。
东边道“独立大讨伐”，1936年10月1日正式开始，而组织准备工作从8月就开始了。讨伐的主要对象是抗联第1路军和王凤阁的自卫军。还有吴义成的救国军。
当时，抗联第1路军总司令、第1军军长杨靖宇组织第1军第1师第3师西征、不在东边道；第2军第5师留在绥宁地区；在东边道的有第2军军部、第4师、第6师和第1军第2师，在第1路政委魏拯民和第1路军副总司令王德泰率领下，活动在江、安图、抚松、临江、长白一带。
王凤阁部活动在通化、辑安、临江西部一带。吴义成部活动在桦甸、安图、抚松一带。
东边道独立大讨伐分3期进行。
第1期，10～11月，全面铺开讨伐，重点是抗联第5、第6团和王凤阁部。7日讨伐指导部下达“满作命第8号”，各地区部队都编组了“游击队”。经过半个月左右的“游击”，王凤阁在辑安县的根据地遭到破坏。但没有发现抗联部队。
10月21日，敌讨伐指导部又下达“满作命第11号”：从10月25日开始，各游击队同时向临江西北地区王凤阁部发起总攻，至11月20日结束。结果还是没有捕捉到王凤阁。
在此期间，抗联第2军第4师200余人，于10月10日在安图县南部东清沟与伪第2军官区第7旅第10团发生战斗，击毙石川隆吉大佐和河村中佐以下数十名。
东清沟战斗后，敌纠集5000余名兵力，对抗联部队紧追不舍。王德春率部转战于抚松、临江、江各地，出没在林海雪原，与敌人兜圈子，终于把敌拖得疲惫不堪，被我军甩掉。
10月末，王德泰率抗联第2军军部和第4师主力，进入临江抚松地区活动。11月初，拔掉了大阳岔据点。而后，王德泰又率部来到抚松县小汤河。敌探知后，立即纠集伪军600余人，利用夜间袭击小汤河村。王德泰沉着指挥部队，打退了敌人的进攻，歼敌60余人，但我军也牺牲了军长王德泰以下13人。
讨伐的第一期，据日伪的记载，共进行战斗350余次，使抗联、王凤阁部队一些小股抗日武装，受到很大的损失，但其主要目的并未达到。佐佐木到一不得不哀叹道：“遗憾的是本期讨伐的主要目标东边道匪首王凤阁未能捕获。”《东北大讨伐》第266页。
11月15日，讨伐指导部下达“满作命第25号”，开始了为期一个月的第二期讨伐。讨伐的重点地区是临抚地区的抚松、临江、长白三县。12月上、中旬重点讨伐临江、长白一带的抗联。抗联有时避其锋芒，有时主动出击。在此期间的主要战斗有：五道河战斗、十三道沟战斗、七道沟战斗、黑瞎子沟战斗等。
12月下旬，敌讨伐重点转向吴义成部。敌人判断，吴义成“在瞎子河南方地区”，遂分几路向吴部基地进攻。吴义成部受到很大损失。
1937年1月敌开始第三期讨伐，到3月末基本结束，重点是在临抚地区围剿抗联，在临抚以西地区围剿王凤阁部。
1936年12月31日，讨伐指导部下达“满作命第48号”，部署伪军进行讨伐。抗联为了粉碎敌人的计划，决定只留一部分主力在长白和临江县坚持斗争，以吸引敌人；其余部队转移到抚松县境，跳出了敌人的包围圈，并相机打击敌人。从1月至3月，2军各部进行了小夹皮沟伏击战，明水沟伏击战等战斗，到3月下旬，基本上粉碎了敌人的讨伐，抗联2师、4师、6师主力在抚松县东满大牛沟密营会师，总结了1936年秋季以来反讨伐斗争的经验。
敌在临抚地区围剿抗联部队的同时，在临抚以西地区疯狂搜剿王凤阁部，1937年1月，敌下达“满作命第50号”，要求“全力搜捕匪首王凤阁，同时彻底歼灭小匪团”。敌此次讨伐采取拉大网的办法。集中10几个旅团四面围剿王凤阁。敌人如此兴师动众，搜寻两个月，始终未能找到王凤阁。到3月上、中旬，敌终于“得到了王凤阁部队约100余人在八道沟东北山地密林中活动的情况”,于是出动2000余人将老虎顶子团团围住，激战三昼夜，王凤阁部损失严重，迫不得已于3月26日夜突围，进入通化县第三区六道沟东方约6公里的王凤阁沟。敌又跟踪追来。由于连日苦战，已经人困马乏，弹尽粮绝，王凤阁及其妻儿和5名战士在突围中终于被俘。4月1日在通化被杀害。
历时半年的东边道“独立大讨伐”至此基本结束。
四三江地区“特别大讨伐”
东边道“独立大讨伐”基本结束以后，日伪将讨伐重点移向三江地区。
伪三江省，辖14个县。当时，抗联的11个军，除1军、2军在南满，10军在五常、舒兰、苇河一带外，其他8个军，基本上都集中在三江地区。
1937年3月8日，关东军司令官植田谦吉下达“关作命第965号”命令及所附《1937年度关东军治安肃正计划纲要》。其“方针”是“除三江省外，满洲国全部地区，准备在日本军人后援下，初步以满洲国各机关的力量，独立担任肃正工作。”“对三江省，在适当的时期进行特别工作。”这是因为，在三江地区，抗联部队集中，不仅数量多，军政素质也较好，战斗力较强。所以，关东军在《纲要》的“方针”中，不得不把伪三江省除外。对三江地区，还是得关东军亲自出马，赤膊上阵。而且不仅指挥军事，连伪行政权也一并统揽，带有非常时期的军事管制性质，即所谓“具有浓厚的军政色彩”。与其他地区相比，这些都是特别之处，所以叫“特别大讨伐”。
1937年6月11日，植田谦吉又下达“关作命第995号”命令，及所附1937年7月至1938年3月《东北防卫地区治安肃正计划纲要》，部署伪三江省特别大讨伐。根据这一命令，关东军特派当时在东北的5个主力师团之一第4师团前往三江地区，第4师团长松井任东北防卫地区司令官，全面负责三江地区的特别大讨伐。与此相适应，又调整了伪军管区司令官，派遣日本顾问进行指挥。
特别大讨伐，仍采取“治本”与“治标”相结合的办法，大体分为两个阶段进行。
1937年7～10月，为第一阶段，以治本工作为主。治标工作主要是分散配置部队，收集情报，就地进行讨伐。
治本工作以建设集团部落为主，妄图隔绝群众与抗日武装的联系，以断绝粮道，切断情报来源，使抗日武装陷于困境。日伪特别修订了集团部落建设计划，将康德4年（1937年）度预定数目78个增加150个，共228个。集团部落的建设，给抗日武装在粮食、衣物和药品的补给、情报的获取以及作战行动等方面，造成了很大的困难。
1937年11月，敌人的军事布置已基本完成，对集结在三江地区的抗联部队形成包围之势。于是开始进入治标为主的第二阶段。所谓治标，就是武力讨伐。日伪军武力讨伐的主要目标有两个：一是破坏密营，妄图消灭抗联的根据地；二是捕捉抗联部队，妄图消灭抗联的有生力量。
从1937年11月至1938年6月，敌多次向抗联密营发动进攻。例如：1937年11月上旬，敌2000余人进攻七星砬子，抗联第8军4师、6师和第11军的密营遭到破坏。其中5军某连在抗击日伪讨伐中谱写了壮烈篇章。1938年3月，敌300余名向5军密营进攻。我军3师8团1连在小孤山顽强战斗，激战竟日，敌始终未能突破。是役击毙日军27名，伪军20多名。我1连连长李海峰、指导员班路遗等12人壮烈牺牲。为了纪念12名烈士，第2路军总指挥在追悼大会上宣布，将小孤山命名为“十二烈士山”。
面对敌人凶猛的攻势，为了打破敌人“聚而歼之”的阴谋计划，跳出包围圈建立新的游击根据地，打通与其他抗联部队的联系，1938年4月，中共吉东省委决定第2路军向西南远征。敌得知我军动向，四处围追堵截，我军损失严重，但仍英勇抗敌。其中，1938年10月发生了“八女投江”的壮烈事迹。至年底，4军军长李延平、副军长王光宇先后牺牲，部队全部溃散。第5军也损失惨重，第二路军西征失败。
1938年6月，中共北满临时省委决定，组织抗联第3、6、9、11军，向西北进行第二次远征。以3军、6军为主体的西北远征部队一路上摆脱敌人的尾追，冲破敌人的堵截，经过千辛万苦，浴血奋战，终于跳出了日伪军在三江地区的包围圈，保存了抗联的一部分主力，粉碎了“聚而歼之”的企图。于年底分别抵达海伦县境，在黑嫩平原开辟了新的游击区。1939年1月，成立了东北抗日联军西北指挥部，将两次远征到西北的抗联部队，编为4个支队，决定依托小兴安岭山区，在黑嫩平原地区开展游击战争。
1938年初，日伪军开始向饶河地区大举进攻。抗联第7军为了避敌锋芒，决定除留军部与敌周旋外，1师、2师转至同江、富锦地区，3师转至宝清与5军3师共同开展游击战争。
抗联各部队在反讨伐战争中，在防御作战的同时，也相机出动进攻，积极打击敌人。例如：1937年8月，在5军副军长柴世荣的指挥下，抗联各部向刚刚驻在三道通的日军发动进攻，击毙击伤敌人40余名。8月20日，抗联5军、8军和独立师各一部，在周保中的指挥下，在桦川县孟家岗截击日军黑石部队，击毙敌300余人。1938年9月28日，抗联第7军参谋长兼代军长崔石泉率部，在挠力河下游的西风嘴子，伏击了归敌日野支队支队长日野武雄少将的汽艇，击毙敌日野以下39名。
敌人对抗联在军事围剿的同时，还加强了政治瓦解工作，由日伪宪警组成的田中工作队和日军各部队中的特设游击队，通过侦察、诱降等手段，围剿抗联。第8军军长谢文东，第9军军长李华堂等，就是在敌人的“特别工作”下叛变投敌了。
1937年7月至1939年3月，历时21个月，日伪军出动数万之众，对三江地区的抗日联军进行的大讨伐，虽未完全达到“聚而歼之”的目的，但也使抗联部队遭到严重的损失。在三江地区的8个军，有3个军（4军、8军、9军）完全解体，其他各军也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失。特别严重的是损失了不少优秀指挥员，他们绝大多数是在战斗中英勇牺牲，也有个别病逝和被叛徒杀害的。
日伪军三江大讨伐基本结束以后，转战到黑嫩平原的3、6、9、11军部队，成立了东北抗日联军第3路军，继续开展游击战争。第2路军的5军在牡丹江下游和穆棱、宁安一带，7军仍在虎林、饶河、抚远、同江地区，坚持战斗。
五“东南部治安肃正”
在日伪军开始三江地区“特别大讨伐”的同时，日本帝国主义在关内先后发动了“七·七”事变和上海事变，把从“九·一八”开始的侵华战争，扩大为全面侵华战争；对此，中国也开始了全面抗战。随之，东北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地位也发生了变化，由局部的独立抗战，变成了全国抗战的一部分。因此，在日伪军三江地区“特别大讨伐”期间，抗联第1路军为了配合全国抗战和策应三江地区抗联部队的反讨伐斗争，在南满和东满地区，积极地进行游击作战，以牵制敌人。他们四处伏击火车和汽车，破坏交通线，袭击伪警察署、分驻所和集团部落以及进攻城镇和日伪军据点。例如：1937年10月25日，魏拯民指挥2军夜袭辉南县城，打死日伪军数十名，缴获大批物资；10月31日，杨靖宇指挥1军，在宽甸县双山子和四平乡之间伏击日军守备队，击毙水出大队长、陆岛小队长以下20多人；6月6～12日杨靖宇和魏拯民，共同指挥了伏击伪军李（景清）旅的战斗，歼敌140多人。由于抗联1军1师师长程斌于1938年6月底叛变投敌，1军和2军改编为3个方面军和1个警卫旅。1938年8月2日，杨靖宇指挥所部，在老岭山区长岗，痛歼伪李旅，伪旅长李景清仅带少数残兵逃走。至此，这个号称“满洲剿匪之花”的伪军李旅，被抗联消灭殆尽，对敌人的打击是很沉重的。
总之，在日伪军进行三江地区“特别大讨伐”期间及其以后，抗联第1路军，在南满地区积极作战，给敌人很大打击。因而，到1939年3月日伪的“治安肃正三年计划”，虽然随着三江地区“特别大讨伐”的结束而告结束，但远未达到“大致实现确保全国治安”的预期目的。于是，日伪不得不以抗联第1路军为目标，继续进行所谓“东南部治安肃正”。
“东南部治安肃正”，亦称“通化、吉林、间岛三省日满军警联合大讨伐”，又因其讨伐的头目叫野副昌德，所以也叫野副大讨伐。在引文中，为了方便，将视情况分别使用。
“东南部治安肃正”，早在1938年底就开始策划了，1939年5月，在吉林市成立了讨伐司令部，司令官为第2独立守备队司令官野副昌德少将。
参加讨伐的日军有：独立守备队，6个大队，约6000人。伪军有：7个旅，2个教导队和1个团，约25万人。讨伐的对象是杨靖宇、魏拯民领导的抗联第一路军，据敌人掌握“约有3000余人”。讨伐的范围，为伪通化省和间岛省全境以及吉林省东部。
在讨伐正式开始以前，敌人进行了充分的准备。一是调动、编组和部署部队；二是出动军警强迫农民在9月末以前进行秋收，严禁粮食外运，以断绝抗联的粮源；三是搜索无人区，摧毁山寨，使抗联无处藏身；四是向整个讨伐地区的居民发放按有指纹的居民证，以便在讨伐过程中搜捕潜伏在居民中的抗日人员。
整个讨伐，从其过程来看，大体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1939年10月至1940年3月。讨伐的主要目标是杨靖宇及其率领的第1路军司令部、警卫旅和第1方面军。
敌讨伐开始后，1路军决定采取化整为零，分散游击的办法，粉碎敌人的讨伐。杨靖宇率军部及警卫旅，转战于桦甸、金川、江等地，多次粉碎了敌人的追剿。1940年初，由于叛徒出卖等原因，杨靖宇行踪被敌发现。敌集结重兵追捕。2月23日，在江县三道崴子，杨靖宇与敌进行了最后的英勇搏斗，壮烈牺牲。尔后，第1方面军余部仍在艰苦环境下坚持斗争，直到4月损失严重而解体。敌在集中兵力讨伐抗联第1方面军的同时，也对第2、第3方面军进行了讨伐。第2方面军主力，在金日成的指挥下，于敦化、抚松、桦甸等地与敌周旋。1940年2月又转进和龙、安图，打了几个漂亮的伏击战和歼灭战，取得了反讨伐斗争的胜利。第3方面军以团为单位，进行游击战争，在敦化、延吉、桦甸、宁安等地，时而隐蔽，时而出击，粉碎了敌人的讨伐。
第2阶段，1940年3～9月，杨靖宇牺牲以后，日伪军认为在伪通化省的讨伐任务已基本完成，3月开始把讨伐重点转向吉林省东部和伪间岛省北部地区，伪第2混成旅调归伪第2军官区指挥，伪通化省的警察大队，大部调到间岛省。讨伐的主要目标是第一路军政委兼副司令魏拯民、第2方面军指挥金日成和第3方面军指挥陈翰章。
这一阶段第1路军各部仍分散进行游击活动。
警卫旅一部由政委韩仁和率领，转战桦甸、敦化、安图、延吉、和龙等地。警卫旅另一部约200人，由旅长朴德范率领，在东宁至汪清间活动。9月朴德范在汪清县天桥岭西方被敌逮捕叛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