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关东军进行阴谋侵略和法西斯统治中，关东宪兵队是其得力打手。宪兵队的发展大体上与关东军的发展同步，可以分为两大时期，若干阶段。即前期为从日俄战争到“九·一八”事变，后期为从“九·一八”事变到日本战败。早在日俄战争时，日本就在“满洲派遣军”中配置了宪兵，后在此基础上于1906年建立了关东宪兵队，隶属于关东总督府（后改隶于关东都督府）。其任务规定为：对日本驻东北的军队执行军事警察任务，以及对关东州、满铁附属地执行行政与司法警察任务。业务上受日本国内宪兵司令部的指导。1917年由于日本实行宪警合一体制，关东宪兵队长兼任警务总长，使其成为日本在东北殖民行政及军事司法的主导者。
1919年关东军独立时，关东宪兵队改由日本宪兵司令部直辖，其任务主要承担对关东军执行军事警察业务。至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前，关东宪兵队有本部（在旅顺）1个，分队7个，分遣所8个，人员共计218名。《满铁秘档选编》，第308～314页。在此期间，关东宪兵队的侵华活动主要有：
(1)从保护所谓日本权益出发，对当地的中国人进行监视，并搜集各种情报。包括政治的、军事的、经济的、文化思想的等各个方面。并对各要点地区，分别开展不同业务。如对“间岛”（延吉）地区，特别注重朝鲜民族独立运动与共产主义活动等情报。
(2)侵犯中国主权，干涉中国内政。日本宪兵和警察打着“合法司法者”的招牌，干着非法侵略的勾当。如关东州租借地的不断扩大，就是日本宪警的侵略活动之一。据统计，日本占据旅大期间，通过欺骗、强占手段，非法违约扩展租借地262平方公里。在这一过程中，日本宪警是侵略的主要执行者。
(3)镇压反日活动。在旅大租借地，日本宪警对反日活动十分恐惧，大肆进行镇压。如1922年旅顺师范学堂的学生举行反日爱国示威活动，遭到日本宪警的镇压。有30余人被捕，其中5人被判刑。《日本侵占旅大四十年史》，第92～93页。在延边地区，日本宪警于1919年制造了“三·一三惨案”，对纪念朝鲜“三·一”运动的示威群众进行血腥镇压。1927～1930年，日本又制造了四起所谓“间岛共产党”检举事件，残酷镇压反日活动。
(4)积极配合关东军的侵略活动。皇姑屯事件时，奉天宪兵队长三谷清是河本大作的得力助手。曾制造借口拒绝奉军执行警备任务，及提供所谓“南方便衣队”，企图混淆视听，掩盖罪恶。战后河本在其供述中承认：这场谋杀做得如此周到，是“事前取得了宪兵队长三谷清中佐的充分谅解”。《档案资料选编·“九·一八”事变》，第50页。“九·一八”事变前，关东军制造万宝山事件，关东宪兵队都积极参与和协助。此外，关东宪兵队还积极配合关东军在东北举行的军事演习，为关东军组织在乡军人会等军事后备力量。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出于侵占东北，进行殖民统治的需要，将关东宪兵队升格，改为关东宪兵司令部。直接隶属于关东军司令部。成为关东军进行“占领地统治”的骨干。不久，关东宪兵司令部在奉天、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锦州等地设立了5个宪兵队，17个宪兵分队。总人数达500多人。这时，关东宪兵队的任务规定为：“在关东军司令部的指挥下，在关东军行动的区域内，执掌治安与军事警察业务”。并同时执行原有的在关东州及满铁附属地的行政与司法警察业务。其工作重点在于，有效地配合关东军的行动。为此，日本军部通过了《战时宪兵作战要务令》，规定关东宪兵队的具体任务为：保护关东军的军事机密；防范和侦破针对日本的间谍活动；检查邮政通信；监视民众的言行。
1933年关东军攻占热河后，又设立了热河宪兵队，延吉地区原由朝鲜军管辖的延吉宪兵队也划归关东宪兵队司令部,关东宪兵队的规模又有所扩大。这时，由于中国人民抗日斗争激烈，关东宪兵队的任务重心又有所调整，转变为积极配合关东军的讨伐作战，巩固所谓“治安战”的成果。其具体任务：一是协助关东军对抗日武装进行讨伐；二是加强对反满抗日活动的镇压，包括监视、侦察、搜捕各反日团体和人士，破坏反日活动;三是协同伪军警确保重要城镇、交通、军事要地及重要设施的安全，特别是加强了对长城沿线和边境地区的防范。初步形成了法西斯殖民统治的宪兵网络。
1935年关东宪兵队的机构和力量进一步得到加强和充实。在机构上，被称为“剃刀将军”的东条英机调任关东宪兵队司令官，同时又调来一批宪兵骨干，如荻根丈之助、齐藤美夫等。司令部机构也大为扩充，新设为二部四课，即总务、警务二部，经理、第一～三课等四课。这些表明关东军为进行法西斯殖民地统治，注意加强了宪兵等的镇压力量。至1937年初，关东军在“新京”、奉天、延吉、哈尔滨、齐齐哈尔、牡丹江、承德、海拉尔等地设有8个宪兵队，人员为3000人左右。
与此同时，关东军加快在伪满政权内部建立伪满宪兵队，使之成为日本宪兵队的助手，辅助关东宪兵队加强对伪满军的控制和对东北人民反日斗争的镇压。
早在伪满成立不久，日伪就在伪都新京设立了伪京师宪兵司令部，并在伪辽、吉、黑三省警备司令部下设立了督察队，执行宪兵业务。后又在伪军政部设立了宪兵课，掌握伪满宪兵业务。1934年在伪满军最高顾问佐佐木到一等人的策划下，于沈阳的伪中央陆军训练处设立了宪兵练习部（又称宪兵养成所，不久该部迁往吉林，改称宪兵训练所）专门培养伪宪兵骨干。1935年3月第一批约300名宪兵学员毕业，伪满公布了《陆军宪兵令》，开始正式组建伪宪兵队。其组织机构为：伪满宪兵司令部（设在吉林），伪首都和第1～5宪兵队（分别设于伪都新京和5个伪军管区司令部），每队初建时设有1个连，约50人，后陆续增加第2、第3连。
1936年以后，日伪又新设了牡丹江宪兵队（第6宪兵队），佳木斯宪兵队（第7宪兵队），并在伪兴安各省设立林西、海拉尔等宪兵分队，至1937年“七·七”事变前，伪满宪兵队扩展到8个宪兵队，共有伪宪兵约1700名。《长春文史资料》(2)，第128页。在伪都新京、沈阳、吉林、哈尔滨等东北主要城市和军事要地都设立了伪满宪兵队。这样，由日本关东宪兵队和伪满宪兵队两个系统，构成了关东军在东北进行法西斯殖民统治的宪兵双重体系。
“七·七”事变后，关东军为巩固侵华战略基地东北，进一步加强镇压体制，日伪宪兵队也相应得到扩展和加强。关东宪兵队司令部将原有2部4课扩展为2部5课，即将原庶务经理课分为庶务课和经理课。在警务部中于1939年4月又分设了第4班（又称通讯器材班），专门担负反谍报器材的研制工作。所属宪兵队也有所增加，1939年8月，在南满重镇大连设立了宪兵队，其主要任务一是保护重要军事设施，防范和镇压反日谋略活动，二是监控中国大陆与东北的海上通道，担负防卫东北南大门的任务。
为加强对苏作战准备，关东军加紧在国境地带设立宪兵队。1939年7月，在东部边境设立了东宁宪兵队，主要任务是协助关东军第3军防卫东宁至绥芬河段国境线。1940年2月，又新设了东安和北安宪兵队。这3个宪兵队属于国境宪兵队，其主要任务是保护关东军在国境地带的重要军事设施，以及对苏开战后配合关东军作战部队进入苏境活动。此外，关东军还于1940年在“满鲜”边境地区设立了通化宪兵队，主要担负监视和镇压抗联的活动及朝鲜民族解放运动。
为加强宪兵防谍和镇压的力度，关东军加紧建立特设宪兵队，1939年8月，以前述通讯器材班为基础，于伪都新京设立了代号为13986部队（通称86部队）的特设宪兵队，这是一支以无线电和化学技术等武装的秘密宪兵队，专门担负以“各种科学手段”侦破镇压抗日活动的任务。队长由警务部第2课长山村义雄兼任，下设6个分队。工作内容包括无线电探查、指纹采集和鉴定，毒品检验，文字笔迹鉴定等。
为加强所谓思想战，关东军从1940年5月开始组建思想宪兵队，制定了《思想对策服务要纲》和《思想宪兵队服务要领》。其中规定，思想宪兵队的目的是“为加强满洲的思想防卫而组成统一的侦察网，以此来完成思想对策工作，同时确立将来战争发生时的思想、情报、宣传、谋略之基础”。《档案资料选编》(4)，第288页。根据“要纲”和“要领”关东军陆续组建了思想宪兵队本部和下属的7个分队及15个分遣队，计有宪兵、宪补、宪兵补350人，另配有工作员，总计约500人。
至1941年8月，关东宪兵队扩大为15个宪兵队，57个分队，41个分遣队，10个分驻所。另有1个特设宪兵队，下辖6个分队；1个思想宪兵队，下辖7个分队，15个分遣队；1个宪兵教习队，辖5个训练中队。《档案资料选编》(4)，第30～37页。关东宪兵队的总人数由1935年的1800人增加到1941年的3800余人。《长春文史资料》(2)，第11页。此外，日本军部于1941年7月在日本国内编成的第1、第2野战宪兵队，亦开赴东北。关东军还以宪兵教习队为基础编成了第3野战宪兵队。这三支野战宪兵队每队兵力约为400人，参加了关东军对苏作战准备的特别演习。
关东宪兵队在调整机构，增加兵力的同时，还普遍强化了特谍力量。即在宪兵队内普遍 设立了特高课，各宪兵分队分设特高班，以此有针对性地强化对伪满高级官吏的监控，以及对反日地下活动的侦破和镇压。各宪兵队根据所在地区的不同，特高业务也有所区别。如新京宪兵队特高课主要负责搜集伪满中央的情报，奉天宪兵队主要针对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地下活动。哈尔滨宪兵队专门负责监视白俄人的活动等。关东宪兵队通过这种秘密警察形式来维护法西斯殖民统治。
这一时期伪满宪兵队也得到充实和加强。在原有第1～6宪兵队和伪首都宪兵队及伪兴安宪兵队基础上，随着伪满行政机构的改组，伪军新军管区的设立，以及对苏作战准备的需要，伪满宪兵队兵力又有所增加，并设立了特种宪兵队。1938年5月，伪满宪兵队进行了改组，分成甲乙两种宪兵队，即从伪宪兵训练处的学员和各宪兵队中抽出约700人组成独立宪兵队，称作乙种宪兵队，该队在本部之下设有10个连，每连80余人，经过训练之后，先由第1～5连开赴乌云、呼玛、欧浦、漠河、饶河等5个边境地区，由当地的日本特务机关指挥，担负搜集苏联情报，进行国境监视，以及准备战时进入苏境执行破坏桥梁等谋略任务。第6～10连与本部驻在哈尔滨松浦镇，作为备换部队。《档案资料选编》(4)，第330～433页。
独立宪兵队属于执行谋略任务的特种宪兵队，其装备相当精良，除配有军马、机枪等一般装备外，还配有折叠艇，无线电等特种装备。该队连以上军官均由日本人担任、训练极为严密。1939年8月诺门坎战争期间，驻哈尔滨的5个连曾进行了轮换，并配备了登陆艇6艘，侵苏企图十分明显。但由于关东军很快遭到惨败，这支部队未有行动。其后由于军心不稳等原因，关东军于1940年8月将伪独立宪兵队解散。
各队余下人员则编成甲种宪兵队，继续留驻原地，但其任务由原来侧重承担地方警务与防卫转变为侧重承担军事警察业务。1939年5月，为便于与日本宪兵队有所区别，日伪当局公布了伪《宪兵总团令》。将伪宪兵队司令部改为伪宪兵总团司令部，各甲种宪兵队改为伪宪兵团及宪兵分团。警务课是宪兵团的主要机构，较大的伪宪兵团警务课下设有警务、特务、司法三个系，分别承担军官风纪等军事行政警察业务，思想对策，防谍任务，以及惩处军人违法业务等。
伪满宪兵队改组为伪宪兵总团后，其数量也有所增加。1939年以后，相继在佳木斯设立了伪第7宪兵团，在通化设立了伪第8宪兵团，在通辽设立了伪第9宪兵团，在海拉尔设立了伪第10宪兵团，在密山设立了伪第11宪兵团。到1939年秋，伪宪兵总团人数达1900余人。《长春文史资料》(2)，第129页。后由于1940年独立宪兵队解散，伪满宪兵人数一度有所减少，但1941年以后又有所增加。
这一期间，伪满宪兵除组成了对苏作战准备的独立宪兵队之外，还临时组成了若干专门宪兵队。①伪宪兵特别工作班，亦称特别技查班，共组成了三个班，专门从事无线电侦察及其他谍报业务，配合日伪军特务机关搜集情报。曾先后被派遣到内蒙锡林郭勒地区、三江地区、通化地区等地，进行特务情报活动，以及搜捕抗日地下人员。《档案资料选编》(4)，第391～397页。②冀东地区宪兵派遣队。1938年6月，伪宪兵总团司令部派出以宪兵上尉石川与一为队长由30余名宪兵组成的伪宪兵派遣队，随同伪兴安南警备司令部派遣的伪骑兵3个团，到冀东蓟县等地，进行讨伐作战，搜捕八路军和抗日群众。③三肇地区宪兵派遣班。1940年12月至1941年8月间，日伪对三肇地区实行大讨伐，为此从伪宪兵第4团中抽出30余名宪兵组成派遣宪兵班，在伪第4军管区主任顾问皆藤大佐的指挥下，配合日伪大讨伐。期间曾协助日伪军警镇压王岗伪军飞行队起义。《档案资料选编》(4)，第355页。
1941年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后，伪满洲国被纳入日本法西斯“战时体制”，日伪的镇压更为残酷。1942年1月，关东宪兵队司令部向下属各宪兵队发布了《昭和17年度思想对策服务要点》的命令，要求下属宪兵队将“思想对策”转入战时体制。其要点是：①警防与镇压苏联和中国关内对伪满的思想策动；②重点搜捕与镇压在东北知识界中的共产党及抗日组织；③彻底调查汉满蒙朝等各民族的反日思想动向，并予以防范和镇压；④警防与镇压太平洋战争爆发以来东北人民对日伪经济统制与掠夺的“扰乱”与反抗。《档案资料选编》(4)，第240页。
关东宪兵队为把“思想对策”深入到社会基层，认为必须弄清各阶层民众的心理状态和思想情况，彻底开展“思想秘密战”。为此，关东宪兵司令部于1942年7月又抛出了《关东宪兵队警务工作指针》，作为“思想秘密战”的指导方针。其要点是：①要把特务情报网安插到各民族各阶层的各个生活领域，把握民众对日伪统治的真正思想动向；②注意区分各民族的特性，把握各民族的思想动向；③注意通过流通、消费等各生活领域中反映出来的社会现象，捕捉民众动向的实质；④把握地区特点和特殊人，以此来弄清当地民众的思想倾向；⑤在商社及社团基层机构建立“可靠而持久”的秘密情报网，监视民众动向。参见傅大中《关东宪兵队》，第222～227页。
为贯彻这项“指针”，宪兵队录用一些效忠日本的朝鲜人和中国人为宪补和宪兵补，在各阶层、各领域精心培育了许多“优秀可靠”的特务和密探，在东北各地实行白色恐怖的特务统治。首先，宪兵队利用对其他警务机构和业务的统制权，在各机构，团体建立起秘密情报网，监视官吏，鱼肉百姓。如在伪都新京，由特高课特别情报班班长渡边千之等控制、利用吕荣寰的长子等人监视伪满高官；由思想对策班在建国大学、法政大学、师道大学等大学中发展密探，监视爱国师生。其次，通过密布各地的谍报网，加强对各民族，各阶层民众思想动向的侦察和监视，对社会传言严加追查，甚至连学生转学、百姓娱乐等生活琐事也不放过，动辄就以莫须有的罪名迫害民众。再次，将“思想对策”与防谍业务结合在一起，即把在边境地区对苏防谍业务与在东北内地破坏中共等反日地下组织结合在一起。一面派假情报员扰乱民心，一面加强对重点地区、重点目标的监控。为此，关东宪兵司令部于1943年6月发布了《如何查明苏联思想策略的真相》的文件，提出采取先入为主的积极工作方式，从调查和研究民众思想动向入手，发现线索，果断处理，并确定了四类地区和六种重点人，实行法西斯特务统治。
这一时期，伪满宪兵的力量也得到了加强，特别是加强了特高（特别高等警察）课业务。从1939年伪满宪兵队改编为伪宪兵总团后，各宪兵团就设有特高系（有的称特务系），随着战局日趋紧张，伪宪兵团不断强化特高业务，除加强原有对伪满军的监控等业务外，又增加了思想对策、防谍、基础调查等业务。所谓“思想对策”，主要指对伪满军内部思想言行的监控，研究和制定各种防范措施和对策。所谓防谍，可分为两方面，一方面是伪军内部的防谍，即防止反日活动从外部影响伪军；一方面是外部防谍，即对伪军的外部联系进行调查、监视，以消除伪军周边的反日因素。1943年以后，伪宪兵团中的特高系升格为特高课（后称特务课），在伪宪兵总团参谋处第3课的指挥下，特务警察活动进一步加强。
与此同时，伪宪兵数量也不断增加。1943年以后，在锦州设立了伪第12宪兵团，在内蒙科右前旗设立了伪第13宪兵团，在鞍山设立了伪第14宪兵团。至伪满垮台前夕，伪满宪兵团共有15个，分团37个，伪宪兵总人数达2700多人。《日伪宪兵与警察》，第219页。
伪满宪兵作为日本宪兵队的帮凶，这一时期的主要特务活动有：①监控伪军和搜集情报。伪满宪兵对各地的伪军军事机构及军人，以及伪满政府机构中与军事相关的部门等实行监视侦察，调查其思想动向，将掌握的情报通报给日本宪兵队等警务机构，采取压制、逮捕和镇压活动。中央军事机构、军队等是其重点监控对象，而且连与军事部门相关的宗教团体、娱乐场所等，都设有伪满宪兵的秘密侦探网，对伪军的内部和外部均实行严密的监控。②强化思想对策，伪满宪兵通过四处密布的侦察网，密切注意伪军内部及外部联系的思想动向。这项工作主要由特高课负责。其方法是，及时捕捉各种可疑线索，展开秘密调查，并与其他警务机构协同镇压。其实伪满宪兵往往捕风捉影，巧立罪名、滥杀无辜。③防谍工作是伪满宪兵的一项重要工作内容，对伪军内部来说，家属探访，雇用员工等，都要经过宪兵的审查；对那些受过惩处的官兵，都由宪兵严密监视，防止进行反日活动。从外部关系看，涉及军事设施的工程，伪军对外联系的有关团体等，都受到宪兵的监控。总之，伪满宪兵以伪军为主要监控对象，从内部到外部，从军官到士兵，以及与伪军和军事设施相关的各领域各层次，都受到宪兵的监视、侦察。
日本关东宪兵队作为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和殖民统治的工具，特别是“九·一八”事变后成为关东军进行法西斯殖民统治和镇压抗日的凶神，通过密布情报网的特务方式，以极其残酷的手段，屠杀中国人民，镇压抗日力量，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
一疯狂镇压反满抗日运动
“九·一八”事变后，面对日本法西斯的侵略，中国各民族、各阶层人民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日本法西斯则动用军警宪特等镇压机构，以残酷的手段镇压反满抗日运动。关东宪兵队除配合关东军进行大规模的军事围剿之外，在平时指挥其他镇压机构，成为实行白色恐怖的主导力量。
在日本统治东北的14年中，以宪兵队为首的日伪当局进行了较大规模的逮捕与镇压。
1“六·一三”事件
1936年6月，日本关东宪兵队下达命令，对北满共产党地下组织进行了一次有预谋，有计划的大规模逮捕和镇压。
1936年初，中共在东北建立了东满、南满、北满、吉东4个省委和哈尔滨特委，领导东北抗联和人民坚持抗日斗争，对日伪统治给予了沉重打击。因此，日伪当局始终把中共作为镇压的主要对象。是年春，齐齐哈尔宪兵队侦知当地新闻、教育界有反满抗日活动。经调查判明，在满洲里、齐齐哈尔、牡丹江等北满地区，有大量的共产党人秘密活动，于是关东宪兵队决定在北满实行大逮捕。为此，由时任关东宪兵队司令部“思想对策”主任兼警务部第3课长的宇津木孟雄起草制定了侦察计划和命令方案，并向各个宪兵队进行了传达。
6月初，关东宪兵队向关东军司令部报告了侦察结果，得到实行大逮捕的批准。原定于6月底某日实施，由于6月6日海拉尔军队抓捕的北满特委任福路等人于押送途中逃跑，关东宪兵队司令部提前于6月10日下达了逮捕命令。并召开紧急会议，制定了《以哈尔滨为中心的一齐检举共产党计划一览表》进行了周密部署。《档案资料选编》(8)，第42页。
从6月13日开始，日伪警宪特在齐齐哈尔、哈尔滨、海拉尔、牡丹江等地，一齐出动实行大逮捕。仅第一批抓捕人数就达149人，其中哈尔滨52人，齐齐哈尔38人，海拉尔11人、牡丹江48人。此后继续在各地抓捕，总人数达213人，其中教育工作者87名《黑龙江文史资料》(28)，第14页。,大多是教育界、报界的爱国人士。如黑龙江《民报》社长王甄海，《大北新报》画刊社编辑金剑啸，伪龙江省教育厅长王宪章（国民党黑龙江省党部常委），教育厅体育股长姜赓年，龙江省立日语专修学校教师麻秉钧，省立第一师范教师王柱华等人。
日伪当局对抓捕的爱国抗日人士进行残酷刑讯，据时任齐齐哈尔宪兵分队上等兵的土屋芳雄交代：曾采用灌凉水、上大挂、棒打等酷刑残害被捕者，有的被当场迫害致死。在日本宪兵队审讯王宪章时，他高声怒斥敌人：“士可杀不可辱，头可断不可侮”，并挥拳与敌搏斗，当即被宪兵枪杀。《黑龙江文史资料》(2),第14页。日本宪兵队对被捕者进行刑讯折磨后，分别做出了死刑和不同刑期的判决。1936年8月，日伪将在齐齐哈尔被捕者王甄海、金剑啸、麻秉钧、王柱华、阎达生等5人判处死刑，26人被判徒刑；8月15日，王甄海等5人于齐齐哈尔北郊英勇就义。10月，日伪对丁立足等52名在哈尔滨被捕者，判处死刑15名，无期徒刑5名，有期徒刑25名，其他缓刑。《档案资料选编》(8)，第31～50页。
这一事件是日伪镇压共产党及反满抗日的第一次大规模的行动。
2“四·一五”事件
1937年4月15日，日伪宪警特对北满以哈尔滨为中心，以及南满奉天、抚顺等地的中共地下组织又一次进行了大规模的逮捕和镇压，并残害了一大批无辜群众。
1937年3月，哈尔滨日本宪兵队从叛徒的供词中，获得了中共哈尔滨特委的组织机构及有关人员的活动情况，于是召开警宪特务镇压机构会议，制定了大逮捕计划，确定在日本宪兵队的统一指挥下行动。从4月15日晨开始，日伪当局在苇河县等哈东特委活动地区，逮捕中共抗日人员及无辜群众207名，其中中共苇河县委书记杨树森、地下党员伪苇河县警务科警长张霭如等均被逮捕，使哈东特委地下组织遭到严重破坏。
同时，在哈尔滨逮捕哈特委书记韩守魁等110人，在安达、双城、阿城等地也抓捕了数十人。《档案资料选编》(8)，第117页。接着又将逮捕扩大到奉天、大连等地，至11月，共有中共党员、团员及爱国群众745人被捕入狱，其中198人被杀害。《东北沦陷十四年大事编年》第228页。中共哈东特委、哈尔滨市委、奉天市委、大连市委，以及海伦、呼兰、抚顺等县委、特支等遭到严重破坏。
在“四·一五”逮捕中，日伪还制造了“法政大学事件”和“口琴社事件”。据时任中共哈尔滨市委书记张瑞麟的回忆，市委宣传部长冯策安与交通员艾风林根据市委决定，假扮夫妻建立临时家庭，以掩护地下活动。其行动被伪哈尔滨警务厅特务科密侦郎树勋探知。在“四·一五”大逮捕时，冯策安被捕后在敌严刑下出卖了原法政大学毕业生、中共党员于维范和刘芳声。敌在逮捕2人时，从其家中搜出法政大学同学名录和结义金兰谱，认为是中共地下组织名单，于是敌人按名单抓捕了赵魁（中共党员）关文明等12人。
口琴社是成立于1935年的进步群众文艺团体，地下党员姜椿芳、金剑啸等参加其活动。该团体曾演奏进步抗日乐曲，在群众中有很大影响。在“四·一五”日伪抓捕冯策安时，将同院的口琴社职员唐嘉伟捕去，唐在敌严刑拷打下，供出口琴社活动及其成员。于是日伪从4月18日抓捕了侯小古、王湘等原口琴社成员10余人，并将这一事件当成共产党案件上报伪中央警务司。
日伪对“四·一五”事件的被捕者施尽吊刑、电刑、上大挂等种种惨不忍睹的酷刑，使被捕者轻者失去健康，留下终身伤痕和残疾。如对艾风林刑讯时，日本宪兵泉屋扯开她的外衣，赤裸出她的胸部，用木棍拨打她的乳房，狂笑不止。对法政大学学生赵魁审讯时，残忍地往生殖器上狠踢，当场被活活踢死。仅法政大学被捕的12人中就有7人因刑讯致死。《日军暴行录：黑龙江分卷》第178页。
3“三·一五”事件
“七·七”事变后，抗联和党领导的抗日救国会在三江地区十分活跃，给日伪以沉重打击。于是日伪将“思想对策”的重点由滨江地区转向以佳木斯、汤原、依兰为中心的三江地区。对中共北满临时省委和吉东省委领导下的反日组织及抗日救国会，进行了一次大检举、大逮捕。
1937年7月，佳木斯日本宪兵队组成的“特务工作班”和伪满警特别搜查班，在汤原县侦察、逮捕了中共汤原县委宣传部长尹洪明，了解到中共北满临时省委及其领导的反日救国会组织的情况。接着在汤原日本宪兵分队队长藤原广之进的指挥下，日伪宪警逮捕了汤原、勃利等县的中共干部，并将这一情况上报给佳木斯日本宪兵队。于是日伪决定对三江地区的中共及抗日组织进行大逮捕。
1938年3月，在佳木斯日本宪兵队本部召开了日伪宪警各有关人员的联席会议，研究制定了实施大逮捕的计划。据佳木斯宪兵队《关于“三·一五”大逮捕的报告》中说,“对于本管区内的（中共）北满省委和吉东省委的领导机关、党员及其外围团体，预定以3月15日为期，进行全面逮捕”。《黑龙江党史资料》(9)，第155页。
3月15日凌晨，以佳木斯宪兵队所属各宪兵分队为主，并纠集军警特等千余人，采用各种手段实施大逮捕。或对重点地区和目标包围搜查，或利用叛徒辨认逮捕，或伺机密捕。仅三天时间就逮捕中共地下组织和抗日救国会成员315人。至7月上旬又逮捕了下江特委组织部长赵明九等13人，以及中共佳木斯市委书记董海云（董仙桥）等党员和抗日群众60余人。日伪在这次行动中，共逮捕了党员、干部、群众387人，其中中共地下组织和抗日救国会成员330多人，抗联人员50多人。伪满史料丛书《日伪暴行》，第346页。
这次大逮捕，中共北满临时省委和吉东省委所属的汤原、依兰、桦川、勃利、富锦、佳木斯五县一市的中共地下组织和爱国群众组织均遭破坏。汤原县委因县委书记高雨春、组织部长周兴武、宣传部长尹洪明的被捕，致使其他干部全部被捕、下属各区委及抗日救国会分会均遭破坏。依兰县委书记刘洪泰、桦川县委书记赵明九、富锦县委书记刘善一等被捕，其所属基层组织受到严重破坏。
日伪统治者对被捕的中共党员和爱国群众，进行了极其残酷的精神上和肉体上的折磨。被害人葛延宗控诉：“殴打是最普遍的，另外还有灌凉水、老虎(凳)、跪砖头、举大棍、过电等等。”日伪对中共佳木斯市委书记董仙桥实行“疲倦轰炸”，昼夜不停审讯3天，不给水喝、不让睡觉，并施以酷刑，使其几次昏厥，又用冷水喷醒，继续审讯。对于年仅18岁的桦川中学生李树昌，敌人采取诱供不灵之后，便采用灌辣椒水、上大挂、坐电椅……最后用烧红的烙铁烫在他的脊背上《日军暴行录：黑龙江卷》第183页。,但是敌人灭绝人性的兽行并没使共产党人屈服。
在进行酷刑审讯之后，对抓捕的300多人中的112名中共党员和爱国群众，进行了所谓审判，将高雨春等18人判处死刑，其中2人在刑讯中被折磨致死，其余分别被判处无期或有期徒刑。
“三·一五”大逮捕，堪称是日本关东宪兵队有史以来对中共实行镇压的规模最大和最凶残的一次，据宪兵队的一份报告，“中共东北党（匪）于游击区之抗日共产运动，以昭和13年（1938）‘三·一五大逮捕’时处于顶点。由于实施思想对策，其下属地方组织大都被逮捕消灭”。《东北抗日运动概况》，第77页。
4“安东事件”惨案
1936年11月至1937年1月，日伪统治者以“肃清东边道”一带的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为借口，在这一地区疯狂抓捕爱国知识分子，制造了震惊全国的“安东教育大惨案”。
“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各界民众纷纷组成抗日组织，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是其中之一。该会详情参见王驹、邵宇春《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救国会是由各阶级各党派爱国人士自发组织的有爱国统一战线性质的抗日救亡团体。1932年救国会成员，原安东林科中学校长李献庭，曾秘密潜返安东开展救国会活动。
1935年12月，伪安东省教育厅在安东召开教育工作会议。借此机会由伪安东省教育厅长孙斗南（孙文琢）召集参加会议者中主张抗日救国的各县代表李云霖、左秀海等13人，“名义上是研讨教育工作，实际上是秘密组织抗日救国会”。会议一致同意以安东省教育会为主，成立安东救国会。孙斗南、秦有德（林科学校校长）分别担任正副会长。之后，在伪安东省庄河、凤城、桓仁、岫岩、宽甸等县，成立了救国会分会。各救国会成立后，积极开展抗日救亡工作，并影响到工商界及民众之中，这种情况引起了日伪当局的恐惧和注意，派出特务密探，寻找线索，罗织罪名。
1936年由于汉奸的出卖，桓仁救国会的活动被敌查知，实行了两次大逮捕，抓捕了工商界和教育界等百余人，进而又查出救国会与安东教育局有关系。于是大逮捕从桓仁波及到安东。11月12日夜，安东日伪当局出动宪兵、警察几十人，在安东市和安东县大肆抓捕抗日爱国者，先后抓捕了伪安东县教育局长邓士仁，教育局学务股长刘国安、礼教股长宋安东，以及各学校长及骨干张镇藩、于学礼、秦有德、李庆善等三四十人，伪安东省教育厅长孙斗南、伪安东总商会会长孙荣明也遭到逮捕。不久，大逮捕从教育界株连到工商界，“荣庆常”经理雪志山，“合兴义”经理焦馨一等20多人被逮捕，至12月，在安东省城就有近百人被逮捕。
与此同时，日伪当局在安东各县，出动大批宪兵、警察，大肆抓捕各县爱国人士。在岫岩，敌抓捕了县教育局长江敦友，教育会长关桂生，农务会长于瑞庭，内务局长夏治生等14人。在凤城，日伪抓捕了县教育局长何泮林，中学校长李云霖，职业中学校长左秀海，凤城女中教务主任袁中怡，以及小学校长、教务主任关子荣、姜振昌、赵际清、马庆贵、李绍岩等19人。在宽甸，日本宪兵队在汉奸的指引下，逮捕了万字会长王冠五，亚新医院院长王锡忱，伪宽甸县教育会长、县师中学校长丛树春、职业中学教师李秀等。后又抓捕了县财务局长栾继先、职业中学校长吴凤宸，县女中校长邹绍南、县内务局长杨春华，农务会长吕武臣，商务会长李铭三等21人。
此外，在通化、庄河、辑安等又相继抓捕了很多爱国知识分子。据伪中央警务统制委员会编的《在安东省内破获秘密结社组织反满抗日救国会的情况》统计，这一事件被捕者达311人，其中安东97人，桓仁115人，通化26人，宽甸21人、凤城19人、岫岩14人、庄河14人、辑安3人，临江、长白各1人。《日军暴行录：辽宁分卷》第88～89页。
日伪当局将被捕的爱国者，当作“思想犯”和“国事犯”，分批押到安东宪兵队，进行“突击审讯”或采用“劝诱”方式，或严刑逼供，或残酷折磨爱国者。在敌人的淫威面前，绝大多数爱国志士和救国会成员表现出了“身受囹圄苦，救国志不移”的爱国精神。日伪在审讯伪安东县教育局长邓士仁时，威逼他说出“同党”，不成便用皮鞭打、灌凉水、灌煤油。邓士仁被折磨得遍体鳞伤，几次昏死过去，但仍没有一句口供。敌气急败后，竟将邓空吊起来，致使其当场死亡。然后敌残忍地将邓士仁尸体送到连山喂狼狗了。《铁岭文史资料》(4)，第120页。
伪安东总商会会长孙荣明，在敌审讯中英勇不屈，对任何事情均不承认，只承认为函馆震灾募捐一事。并怒斥敌人：“函馆地震只是几万人受灾，是小灾；东北失陷是三千万人受了大灾，难到不应当救吗？”伪岫岩县农务会长于瑞庭被审讯时，怒骂日本侵略者：“口唱王道，实是霸道”,被活活打死。女中校长关英华在敌严刑拷打时，乘敌不备，抓起案上的刀砍向敌人，当场壮烈牺牲。敌在审讯桓仁教育界人士王贡生时，见其拒不招供，便想出花招，在他孩子面前对其用刑，孩子不忍父亲受摧残，便劝其父招认，王则厉声说道：“大丈夫生而何欢，死而何惧？”大义凛然，视死如归，被敌人活活打死。宽甸县万字会会长王冠五备受酷刑，仍意志坚定，一字不吐，被敌折磨致死，扔进狗圈喂了狗。此外，左秀海，丛树春等爱国志士都表现出了舍生救国，以身殉难的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在敌人酷刑审讯中，有7人被折磨致死。《日军暴行录：辽宁分卷》，第89～91页。
日伪经过刑讯逼供和初审后，将主犯解往奉天（今沈阳）陆军监狱，进行所谓复审，给爱国者扣上了“反满抗日”、“叛国犯”、“国事犯”等莫须有的罪名，强行进行了非法判决，除在刑讯中被折磨致死者外,共有38人被判处死刑，140人被判处无期徒刑。《日军暴行录：辽宁分卷》，第91～92页表。
被判极刑的爱国人士，在法庭上表现出了视死如归的英勇气概，左秀海在给其妻镜青的遗书中说：“……所恨者，未能杀敌首万千，以消我胸中豪愤耳。”他在赴刑场的刑车上高呼：“中华民族万岁！”“抗日救国万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这一壮举使日伪宪警十分惊恐，忙将刑车开回监狱，用棉花将左秀海嘴堵上，用黑布蒙住其双眼，又押赴刑场。其他爱国人士也都高呼：“抗日救国万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口号，慷慨就义。《丹东文史资料》(3)，第27页。
这次惨案主要集中在安东教育界和抗日救国会，但株连甚广，达300～400人，很多是无辜群众。此案在时间上延续达三、四年之久，在地区上除安东地区外，还波及到奉天、海城、铁岭等地。这次惨案是日本法西斯在统治东北14年中对教育界爱国知识分子进行的最大规模的镇压和极为残酷的血腥大屠杀。
5大连“放火团”事件
所谓大连“放火团”事件，系指1937～1942年期间，日本帝国主义对大连地区陆续发生的放火破坏事件进行侦察，对大连国际反帝情报组织和抗日志士及无辜群众进行迫害、屠杀的事件。
日本占领东北后，中国人民展开了各种形式的反抗斗争。在大连地区，1934～1940年，建立起由爱国进步青年（包括一部分中共党员）组成的国际情报组（又称大连国际反帝情报组）。该组织接受苏联红军参谋部军事情报组领导，以破坏日军占领区的军事设施为主要目标，主要活动于大连地区。1933年底，该组织主要负责人纪守先、赵国文、黄振林等，经在苏联进行秘密训练之后，回到中国，在大连、上海、青岛等地开展工作。至1937年，该组织在大连的工人中间发展组织，队伍扩大到几十人，多次成功地进行了放火、破坏铁路等抗日活动。据不完全统计，该组织从1935年开始第1次实施放火爆破，到1940年5月约有57次放火行动。《日军暴行录：辽宁分卷》第192页。其中较大的行动有:
1938年4月，由秋世显领导，对甘井子石油会社第15、16号仓库实施放火，将日军储存的6万桶石蜡、石油烧掉，其损失最低估计约在70万日元以上。1938年6月，在秋世显、邹立升领导下，放火焚烧了码头4个仓库，大量布匹、糖、纸张、罐头、水银、机器等物资全部被烧毁。其后又两次焚烧了伪满石油会社工厂、关东军被服仓库、大连火车工厂、大连市内东泽木材工厂、特许品制造工厂各一次。1939年夏,大连台山屯满洲油漆株式会社起火。1940年2月，大连日清、三泰两油坊起火。
这些接连不断的放火，给日本帝国主义以沉重打击，日军遭受毁坏和损失的军需物资达2300万日元左右，并扰乱了日本在关东州的统治秩序，使得日本统治者谈“火”色变，加紧对放火者的侦察和调查。由于大连国际情报组成员，在放火过程中表现得机智勇敢，技术高超，最初日本统治者一直以为是自然火灾，后来因从现场发现了化学药品引爆的痕迹，才开始注意追查起火原因，相应建立起一套防谍机构，大规模搜捕放火者。其机构主要有：①特殊警察队。1938年4月，关东州警察部组成一个专门对付抗日放火人员的特殊警察队。由警察部长任队长，各警察署长为班长，设有特别班，负责化学药品的检验，以及采用科学办法（如无线电搜索）侦破。②防谍委员会。1938年6月，为加强对重点设施、工厂的防备，在各警察署及各重要工厂均成立了防谍委员会，除加强警备设施、防火设备等建设外，还对工厂和重要地点实行严密监视。③水上警察署。1938年关东州警察部设水上警察署，加强对水上通道的船舶和旅客管理，搜捕抗日分子，断绝大连与华北、华中等抗日力量的联系。④关东州劳务协会，成立于1938年10月，“关东州”厅长官亲任会长。其目的在于强化对劳工的管理和控制，如实行工人登记制度等，以此来侦察工人中的抗日动向。⑤外事警察课，由镇压抗日“有功”的警察和特务组成，其任务是检举、取缔“侵害日本帝国利益”者，特别是外国人间谍及政治犯。此外，日本侵略者还在工厂、码头等重要场所，利用汉奸作为耳目，采取广布密探的白色恐怖手段，企图破获放火事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