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庆老人说：
我今年67岁，日军血洗九里六时，我13岁，住在下九里六南2里多地的山坡上的姑姑家。3月19日上午天还挺晴，过午就下起雪来了。大约两点多我听到汽车声，爬上土墙一看，日军来了48辆汽车，车上架着机关枪、大炮，大约有千把人，不大一会儿，双方就接火了，战斗打得十分激烈，从下午一直打到半夜。后来抗日军撤走了，日军闯进屯子开始烧房子，当时大人哭、小孩叫、猪叫狗咬，牛马在圈里烧得乱叫乱撞，真是令人心惊、惨不忍睹。
天刚放亮时，日军开始了大搜查、大追捕，对逃难的群众尾追不放。他们追上逃到东南山根下的28名群众，用草绳子把人一个个捆起来，叫并排跪在地上，然后用机枪都给打死了。接着日本兵又把东山坡的老王家围了起来，老王家是3间大草房，80来名群众躲在里面，危急时刻，一个老头走出屋，想向日军为大家说情，没等开口，就被日军开枪打死了。屋里人谁也不敢再出来，日军就把门窗封严，用机枪往屋里扫射，然后放火烧了这所房子。事后，房框里只见一大堆烧焦的人骨露着白碴，横躺竖卧，好不凄惨。
李福申老人说：
我今年已76岁，下九里六经过那次大难的人只剩下我一个了。那年我25岁，家住在下九里六屯东头山根底下，日本兵是从西头进来的，听到炮响， 我们全家就从东头跑到上九里六，幸未遭杀害。北山根下的老麻家，听到炮响，大人小孩都往外跑，日本兵发现后，用枪把他们都打死了。事后我到现场，看见他家十几岁的小女孩死后手还捂着眼睛，可见，是在恐惧状态中被日军枪杀的。老人被挑死在炕上，女人抱着孩子被挑死在炕下，男人挑死在门前，一家12口横躺竖卧在血泊之中。康希久一家7口人，躲进猪圈，也未能逃脱敌人的魔掌，全部被枪杀。梁俊峰一家12口人，也被日军用刀都挑死在屋里，两个20来岁的大姑娘，被他们祸害后也被枪杀。余永录一家躲在萝卜窖里，敌人发现后，用机枪都给突突（扫射）死了。其余人家，除了不在家的没遭到杀害外，没有一个幸免。
日军撤走的第二天，我们回去收尸，当时看到遍地是死尸，到处是血腥味，尸首能认出来的就单埋了，认不出的一起埋掉。那时人死得太多了，究竟谁死了，谁伤了是说不清的。但能在敌人屠刀下活过来的人，据我知道只有4个，一个是老徐头，嘴巴被子弹从左边穿到右边，算是幸存者；另一个是王贞，他的大腿被打个眼子，当时昏死在血泊中，日军走后，他醒过来逃到河地高家街；再就是老金家娘俩，在炮轰时，她们躲在一条土墙下，尘土把娘俩身上盖了一层，没被日军发现，算是拣了两条性命。
日军在九里六的暴行，据桦南县政协文史办根据当地老户提供的情况和县志记载统计，被日军杀害的群众有600多人，全家灭绝的近一半。烧毁房屋700多间，死伤牲畜100多头（匹），毁掉粮食20多万斤。
土龙山农民暴动是日本侵略者野蛮推行移民政策促成的。在镇压这场暴动中，关东军出动的飞机使“土龙山附近十七个村庄被炸平，五千多农民被炸死”。从3月12日起，日军的疯狂报复和野蛮屠杀就开始了。据桦南县政协文史办的调查材料，土龙山惨案中，日军先后血洗村屯12个，烧毁70余万斤粮食，死伤牲畜290余头。日军用机枪扫射、刺刀捅、战刀砍头，以及火烧、水溺、严刑拷打等多种手段杀害我同胞。那一幕幕的惨景使幸存者不能忘怀。这次大惨案的幸存者和见闻者的回忆，使我们仿佛又看见了当年日军的残暴，土龙山无辜百姓的惨死，历史怎能忘记？
血腥屠杀——关东宪兵队及其暴行矫正院 万人坑 无人区
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除推行“三光政策”这一较为突出的表现形式外，还有其他各种各样的表现形式，本节通过矫正院、万人坑、无人区三个较为典型的表现形式，揭露以关东军为首的日本法西斯在统治东北期间的罪行。
一矫正院
矫正院，全称矫正辅导院，有的叫做“保护监察所”、“更生训练所”等，虽然名称各异，其实质是一样的。1943年9月，日伪当局公布了《保安矫正法》和《思想矫正法》，标志着日本法西斯在东北推行矫正制度的法律基础的确立。
矫正制度是日本法西斯为维护其殖民统治和进行侵略战争的产物。1941年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以后，所谓“日满一体”的体制进一步加强。为了确保“大东亚圣战”，日本法西斯不断加强对海外殖民地的统治和掠夺资源。对于关东军来说，维持伪满统治的稳定，加紧掠夺东北资源，成为十分迫切的问题。关于维持伪满统治稳定问题，虽然在关东军的强大武力围剿之下，大规模的抗日武装斗争有所减缓，但由于日本法西斯的残酷统治，人民生活更加困难，各种问题不断出现，社会不稳定因素仍在增长，因此关东军认为需要采取更为有效的治安对策。关于掠夺资源问题，日本占领东北后，就将东北作为侵略战争的战略基地。在关东军的控制下，伪满当局制定了两次“产业开发五年计划”和“北边振兴计划”等战争计划，以确保侵略战争的需要。为此需要大量的劳动力加以保证。虽然日伪当局在“七·七”事变后就颁布了《国家总动员法》和《劳动统制法》（1938.12），推行强制的战时劳动体制，但仍无法满足劳动力需求。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这个问题更为突出。于是日伪当局决定，在强化政治统治的同时，通过各种刑法以解决劳动力不足的问题。这也是《保安矫正法》和《思想矫正法》出笼的一个重要背景。
为了达到巩固伪满政权，获取充足劳动力以保证掠夺的需要，两个“矫正法”别出心裁地打着预防犯罪的名义，提出通过“保安矫正”、“预防拘禁”等措施，“以资达到治安保持之目的”。为此，对于“有犯罪之虞”者，必须进行矫正。所谓“有犯罪之虞”者，包括“浮浪”、“劳动嫌忌者”和“可能犯有政治罪者”等。这里提到的“浮浪”和“劳动嫌忌者”，表面上是指无业者和流浪者，实际上是为搜刮劳动力找借口。总之，只要被认为“有犯罪之虞”者，都会被押送到矫正院，接受无限期的“精神训练”，即长期服苦役。这个“大东亚圣战决战下的行刑及保安拘留制度”，既是日本法西斯镇压中国人民的残酷手段，又可以获得大量无偿的劳动力，满足侵略战争的需要。
为实行矫正制度，日伪当局在原伪司法部刑事司的基础上设立了司法矫正总局，任命原刑事司长中井久二任局长。该局除接管原刑事司所掌管的伪满监狱（刑务所）行政外，主要是推行矫正制度。其主要工作就是在东北各地设立矫正辅导院。最初一批矫正院设在奉天、哈尔滨、鞍山、本溪湖、抚顺等五个城市，以后又陆续在鹤岗、密山、佳木斯、阜新等地增设了一批矫正院，至1945年，日伪当局在东北各地设立的矫正院达几十所。在有的地方虽然名称不同，如奉天的“济生院”、伪新京的“更生训练所”，但其实质基本相同。在一些较大规模的矫正院之下，还设有矫正分院。如鞍山的矫正辅导院本院有1500人，分院有800人；抚顺的矫正辅导院本院有800人，分院有250人左右。1945年3月，甚至还在抚顺设立了“少年矫正辅导院”，不到一个月，就关押了500人。直到日本投降之前，日伪当局还计划在西安煤矿建立一个辅导院。《满洲动乱下の矫正》第424～425页。
矫正院中如此之多的“嫌疑者”都是以什么“罪名”被抓进来的呢？
日伪当局抓捕“嫌疑者”采取的方法主要有两种：一是平时的“个别索出”（即个别逮捕）。李春荣是一个被扣上“莫须有”罪名抓进矫正院的例子。李春荣是家居绥中的小贩，由于对日伪警察的敲诈不满，去县里告了一状，便引来的灾祸。1944年9月，李正走在串亲的路上，被警察带走，在毒打逼供下，被扣上“经济犯”的罪名，送进了千山矫正院（后又转到弓长岭矫正院）。在矫正院里受尽了折磨，直到光复才得以回家。《绥中文史资料》第2辑。有的人就因为卖了自家西瓜，就被扣上“经济犯”罪名关进了矫正院。二是集中的“一齐索出”（即成批抓捕）。1943年11月，在哈尔滨道外船厂做工的40多人，突然被抓了起来，未经任何审讯，就被绳索捆住，用闷罐车送到了弓长岭矫正院。《苦难与斗争十四年》(下)，第56页。又如1944年春，日伪抚顺市警察局，在抚顺闹市区以“抓浮浪”为名，一次就抓捕无辜群众300多人，经酷刑审讯后，将其中250多人送进了抚顺矫正院。伪满史料丛书《伪满社会》，第131页。
为了使用劳动力方便，日伪当局大多将矫正院或其分院设立在矿山、工厂附近，并建有严密的防范设施。如伪奉天矫正院周围设有电网。进了矫正院与进监狱是大同小异。矫正院可以说是日本法西斯统治和迫害人民的别出心裁的产物，是德国法西斯集中营的又一翻版。被抓进矫正院的人，不仅在肉体上受折磨，担负沉重的劳役，过着非人的生活，而且在精神上要强迫接受“矫正”，身心两方面都受到严重摧残。
首先，进了矫正院就失去了人身自由，成了日本法西斯驱使的“奴隶”。各矫正院周围大都用高墙和电网围着，派有重兵把守。被矫正者进入矫正院后，都要强制换上写有醒目“犯”字的号衣，外出劳役都由荷枪实弹的军警押送。为防止被关押者逃跑，有的矫正院对被关押者剃眼眉或割衣袖。
其次，处于非人的生活状态。据曾被关押在弓长岭矫正院的刘万忠回忆《绥中文史资料》第2辑。：住的地方是对面大炕，破玻璃窗户四面透风，睡觉时以鞋当枕，和衣而卧。冬天墙壁挂满霜雪，冻得睡不着，起床时身边都是霜雪。夜间大小便时必须几个人一起去，还得赤身裸体，与睡觉时必须穿衣服正好相反。有一次我上厕所忘了脱衣服，被辅导士发现，打了一顿耳光。吃饭是一日两餐，都是发霉的秫米稀粥，副食是每顿一条一指宽一寸长的咸菜。吃饭前都要盘腿正坐，低头默祷，然后才准吃饭。由于饥饿人们不得不以吃树叶和烂棉絮，甚至有的人竟把监房里的老鼠抓住吃了下去。《不能忘记的历史》第276页。就连当时担任过伪司法矫正局保健科长的日本人松冈功也认为，犯人是处于最低的生活水准之下，已经到了“人类的极限以下”。《满洲动乱下の矫正》，第13页。
第三，除生存条件极端恶劣外，日伪当局还人为地制造苦难。例如，关押密度极高就是一个严重问题。据在伪奉天监狱担任过文书的铃木信司回忆，本来只能关8个人的监房，却硬塞进去30～40人，结果犯人只能人挨人地坐着，动弹不得。如果有人出去“方便”，回来就没有自己的位置。在这种环境下，有的人竟是这样坐着死去的。《满洲动乱下の矫正》，第356页。
第四，沉重的劳役。由于日伪设立矫正院的目的之一就是要解决劳动力不足的问题，所以尽管矫正院的条件极端恶劣，但日伪当局始终实行“矫正即劳动，劳动即矫正”的原则，强迫被矫正者进行沉重的劳役。据刘万忠回忆，每天4点钟起床，在每道深30米的矿井里干12个小时活，常年不见太阳。作业任务是每人每天装3车，共计18吨，完不成不许出井。延长一、二小时是常有的事。不仅劳动时间长，强度大，而且还不许休息，如因疲乏直直腰就要挨打，有一次我一直腰，立即挨了3镐把。更严重的是在掌子面不许四下观望，因此常有被落下的矿石砸死的。最危险的是冒顶，有一次冒顶，正在作业的全小队90人都被砸死了。《绥中文史资料》第2辑。更甚者还有给“辅导工人”带着镣铐迫其工作的。
第五，在肉体上和精神上施行残酷的“矫正辅导”。所谓“思想矫正”，实际就是进行奴化教育，宣传所谓“大东亚圣战”。而对于敢于反抗或破坏“院规”者，则施以酷刑。按照《矫正辅导院令》，对“辅导工人”必要时可以使用刑具。毒打、带铐、上滚笼等刑罚手段多种多样，在酷刑下致死者不计其数。
第六，由于生活条件恶劣和辅导士及看守的残酷迫害，矫正院中疾病流行严重。几乎所有的被关押者普遍患有浮肿病。对于患病者，矫正院不仅要减其食粮，而且不给及时治疗，或根本就不给治疗。因此，被关押者最担心的就是患病，一旦患病就等于宣判了大半个死刑。刘万忠就亲眼看到，许多重病号不能出工干活，被活活打死。在这样的残酷迫害下，矫正院的死亡率惊人之高。一些曾在本溪工作的日本人说道，那里的死亡人数同每年新进来的人数基本上是相同的；平均每天都有十几人死亡，而到了日本快要投降的1945年6～8月，每天竟有近30人被抬出去，3年就死了1万人。整个矫正院的死亡率为1000∶240。《满洲动乱下の矫正》第165页。另据日伪当局对通化矫正院调查统计，仅在押500名“辅导工人”中，即先后死亡近200人，死亡率高达40%。伪满史料丛书《伪满社会》，第134页。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据日伪档案记载和有关案犯供认：“被辅导关押者，因不堪奴役的悲惨境地，起而反抗暴动和逃跑事件也多起发生。”1944年以后，在抚顺、鞍山、本溪湖等矫正院或劳役作业场，陆续发生过13起集体暴动和逃跑事件。1945年1月，抚顺矫正院的被“辅导工人”，在原八路军干部张继武、宋庆昌的率领下，组织了两次集体暴动和逃跑事件。他们手持木棒、铁锹，同日伪警察和看守展开了殊死搏斗。伪满史料丛书《伪满社会》，第136页。
矫正院是日本法西斯制造的人间地狱，当时曾流传着这样一首民谣：矫正辅导院，活赛阎王殿。活着抓进去，死后算出院。伪满史料丛书《伪满社会》，第134页。这座“活阎王殿”是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重大暴行之一。
二万人坑
万人坑，一般是指日本帝国主义在掠夺资源（主要是矿产资源），修建工程（主要是军事工程）过程中，残酷使用或迫害中国劳工，从而形成的尸体集中地。其实从广义上看，应当包括由于日本侵略者进行屠杀所造成的抛尸地，即由于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罪行所造成的尸体集中地。从时间上看，万人坑的形成可以分为短期、中期、长期三种情况。短期形成的万人坑，大多是由于日本侵略者在讨伐过程中进行大屠杀，而形成的万人坑。如平顶山万人坑就是日本在半天之内屠杀我平民百姓3000余人，然后焚尸弃于沟中，便形成了万人坑。中期形成的万人坑，一般是在建设某一工程，在数年中日本侵略者残害中国劳工等形成的万人坑，如丰满水库和“国境阵地”的万人坑。长期形成的万人坑，是指日本侵占东北后，在矿山、工厂等地长期奴役中国人民所形成的万人坑。可以说，日本侵略者不仅对活人进行残酷的迫害，而且对死者也采取非人道的肆虐，万人坑就是最好的证明。下面通过几个典型的万人坑，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
1白家堡子惨案及其万人坑
这是一个典型的屠杀型万人坑。
白家堡子是吉林省通化县兴林乡的一个村屯。1936年7月15日，日本侵略者以讨伐为名，在这里屠杀了平民百姓400余人，制造了骇人听闻的白家堡子惨案。参见《通化文史资料》第1辑。
“九·一八”事变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奋起抗击日本侵略者。东满地区是抗联一军的活动地区。兴林乡大部分地方是当时河里后方基地，医院、被服厂等后勤部门都在这里，部队整训等也都到这里来。于是兴林乡地区便成了日伪的眼中钉。1936年日伪制定了“治安肃正三年计划”，其中对东满的讨伐是一个重点。
1936年7月，我抗联部队在雷家门沟伏击了日军的讨伐队。日军认为白家堡子周围方圆50里是“通匪区”，决定对这一地区进行报复性讨伐。7月14日，日军通过地方保甲的排长，欺骗老百姓第二天都到大荒沟去开会，给老百姓分粮食。但一般老百姓担心不知日本人葫芦里卖的什么药？都没打算去。
次日晨，日军中山大尉带领一个中队，突然闯进白家堡子地区，见人就抓，用绳子捆住，赶往大荒沟一带。一些反抗不走和行动不便的孕妇、老人等，当时就被杀死了。中午，日军将抓捕的400多老百姓集中到大荒沟警察署院内，分批进行刑讯，一些被宣布为“通匪”者，当即就用刺刀捅死或勒死了。然后日军分批将百姓押到刑场，用刺刀杀死，尸体如山。最后剩下不多的人被赶到东山根，日军用机枪扫射，全部杀死。在这次屠杀中，日军残忍地用刺刀挑破孕妇的肚子，将婴儿挑在刺刀尖上玩耍。
第二天，警察派人到东山根去掩埋尸体，先后挖了九个大坑，掩埋尸体总数为374具，加上原在家被杀者和重伤后死亡者，总计杀害平民百姓400多人。解放后，通化县人民政府于1965年在白家堡子建立了死难同胞纪念碑，在碑后建一座水泥围砌的坟丘，将死难者的尸骨埋在了里面。1983年12月，吉林省政府将白家堡子惨案地列为吉林省第三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让人们牢记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恶。
2丰满万人坑
吉林市南20公里有一座闻名遐迩的水力发电设施——丰满发电厂。高91米，长1100米的重力拦江大坝，拦住了滚滚的松花江，使坝上形成了一个长达200公里的人工湖——松花湖。丰满大坝是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期间，自1937～1943年，用了长达6年的时间建成的。这座被日本侵略者称为“亚洲第一工程”的施工现场，正是日本帝国主义奴役和残害中国人民的罪恶之地。可以说丰满大坝是由中国劳工的血泪和尸骨堆成的。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将东北作为侵略战争的战略基地，急于开发动力资源。经过勘查，选定丰满为最佳位置，并很快制定了建设计划。1936年关东军两次指示伪满政府，提前修建第二松花江丰满水力发电所。1937年9月，这项工程正式动工。根据工程设计，坝体为210万立方米的钢筋混凝土结构的重力型大坝，最高水位标高266米，最低水位标高248米，总储水量125亿立方米；坝下厂房内安装最大为7万千瓦的巨型发电机10台（第一期完成8台，第二期完成2台），总发电量为120万千瓦。如此庞大的工程，在当时机械化程度不高的情况下，需要的劳动力是相当多的。据伪水利电气建设局的一份资料披露，为修建丰满发电所，每天要有12万劳工被分成日夜两班劳动。另据伪吉林省永吉县警察局警务科副野田茂供认，从1936年10月至1943年9月，7年使用劳动者2250万人次，平均每天使用1万～12万人。总计使用劳工约8万人左右。伪满史料丛书《日伪暴行》，第535～536页；《日军暴行录：吉林分卷》第167页。
一项工程使用如此庞大的劳工群，在世界上是罕见的。他们或是被欺骗或是被强抓来的。
(1)1941年以前，主要是从关内骗招劳工。
1937年关东军决定由日本法人大东公司负责供应修建丰满发电所所需劳工。该公司在丰满设立了吉林工人管理所。在天津设立了招工处，进行欺骗招工。据许多丰满劳工幸存者回忆，欺骗手法之一是，谎告做工地点。如1939年大东公司以到青岛做工为谎言，从上海欺骗陈文连等150余名劳工。1940年5月，以到天津做工为名，骗招金孝发等500多名劳工。《日军暴行录：吉林分卷》第168页。欺骗手法之二，以假编的优厚待遇为诱饵，引平民百姓上钩，如宣扬到丰满修“水磨电”可以发大财，有大米、白面吃，住单身宿舍，带家属给安家费，每天可以挣到一块多钱等等。《日军暴行录：吉林分卷》第168页。许多人在这种骗人的诱惑下，怀着过好日子的心愿到寒冷的东北，结果是招工时所说的条件一条也没有实现，反而将性命扔在了丰满大坝。除在关内骗招劳工外，在吉林等地也用了同样方法骗招。
(2)收编保安补充队，充作劳工。
“七·七”事变后，日军将冀东保安补充队（国民党地方武装）缴械收编，收编后说：凡是愿意到锦州修马路的可以留下，每月开双饷，修完后负责将大家送回唐山。当时有约2000名士兵被骗，由大东公司将这批人装进闷罐车，连锦州的土地一下都没踏，就被押到了丰满。《日军暴行录：吉林分卷》,第169～170页。
(3)强制使用勤劳奉公队和摊派劳工。
日本法西斯在国民组织化过程中，于1942年11月颁布了《国民勤劳奉公法》和《国民勤劳奉公队组织令》，规定不能被征为“国兵”者，都有义务参加“勤劳奉公队”（即所谓“国兵漏”），从事每年4个月“国民皆劳”的无偿劳动。从1943～1945年日本投降，每年都有大批的勤劳奉公队在丰满劳动。摊派劳工也是根据“国民皆劳”体制，强行按行政区划要民众出劳役。据统计，每年有250万人被强征从事无偿劳动。《日军暴行录：吉林分卷》，第170页。在丰满邻近的旺起乡，就有百余人被摊派到丰满做劳工。摊派时规定干6个月，实际上干了8个多月。而且不止摊派一次，有的被摊派多次。《日军暴行录：吉林分卷》，第172页。
(4)驱使犯人，抓“浮浪”，充当劳工。
日伪统治者肆意抓人，扣上各种罪名，将许多人投入监狱，这些囚犯成了他们任意驱使的“无料劳力”（即不付报酬的劳力），而且从事危险和繁重的劳动。据当事者回忆，1939年在丰满大屯采沙场，经常有400～500名犯人在劳动，他们身穿囚衣，有的戴着脚镣。此外，日伪当局还以抓“浮浪”为名，滥捕平民百姓充作劳工，有的被抓后送到矫正院，强迫劳动，有的抓住后直接送到丰满工地。农民刘福田就是在住店时被日伪警察抓住，送到了丰满充作劳工。
这些被骗招、被强征、被抓来的劳工，在生活条件和劳动条件极其恶劣的情况下从事着繁重的劳动，遭到日本侵略者的残酷迫害。仅从劳动情况看，在地面筑基工程中，冬季机械无法作业，全凭劳工一镐一镐地刨。为加快工程进度，日伪当局强迫劳工掏洞取土，但不采取保护措施，所以塌方事故此起彼伏。据刁歧山回忆，有一天，“掏窟”时出现塌方，100多人被捂在土坑里，小鬼子知道了不让救，这些人全被压死了。《日军暴行录：吉林分卷》，第192页。据劳工徐子臣亲眼所见，1943年一次塌方，就有30多名劳工死于非命。《日军暴行录：吉林分卷》，第173页。高空作业同样令人毛骨悚然。随着大坝增高，劳工必须爬到坝顶作业面干活，其危险性极大，劳工要求装软梯以保证安全，日本人概不予理睬，结果经常有劳工从坝上摔死。张英林是死里逃生的一人，他回忆道：“每天爬呀爬，最高爬过17层，每层20米高，手攀在木框上火辣辣的，手指已僵硬得不能弯。等到手挽着上面的一根立柱，迈腿跨上去，心这才落下底，可是再往下一看，心又会扑腾扑腾跳起来。”在这样的惶恐和劳累中，灾难终于降临了。一天夜里“仍然顺着水泥盖子往上爬，当我爬上最后一块，手已握住了上面的立柱，就在这时，仿佛立柱随着身子歪了下去，结果自己一倾斜，就从坝上摔了下去”。《日军暴行录：吉林分卷》，第173～174页。幸运的是张英林落在了一个水泥坑的空地，才算拣了条性命，如果稍错开一点位置，那就粉身碎骨了。
后来，鬼子为了减少上坝时间，让劳工站在“洋灰盒子”（简易吊材料用的装置）里往上吊，经常有劳工被从“洋灰盒子”上甩掉，或撞在大坝上摔死。1943年8月，一次吊机事故，“洋灰盒子”碰在大坝上，20多名劳工全部摔死了，有的身子竟穿在大坝的钢筋上，其状惨不忍睹。《日军暴行录：吉林分卷》，第174页。
大坝合龙时，鬼子不顾劳工的死活，带着一批劳工拿着棉被和木板等堵截江流，然后浇筑混凝土。由于水面不断上涨，水压越来越大，只听“轰”地一声，江流把人墙冲开，200多名劳工被卷进漩涡冲走了。伪满史料丛书《日伪暴行》第540页。
在丰满的劳工，每天干着12小时沉重的劳动，同时还受着日本侵略者的残酷迫害。在丰满有日本宪兵队，伪满宪兵分团、警备队、劳务股，以及数千名监工、拉杆、工头等。他们像毒蛇一样，对劳工随意打骂，抓人，把莫须有的罪名扣在劳工头上，施以毒刑，进行残酷的人身和政治迫害。
一年秋天，有6个山东劳工在劳累和生活困苦之中，不由得勾起了思乡之情，正谈论间被拉杆发现，将6人叫出工棚外，不由分说绑了起来，然后抡起木棒劈头就打，嘴里还叫着：“看你哪个还敢想家，想家我就让你们回老家。”结果这6名劳工被活活打死。伪满史料丛书《日伪暴行》，第541～542页。
为了脱离火炕，劳工逃跑事件时有发生，然而在日伪的严密看管下，逃出去的人很少，许多被抓回来的劳工惨遭迫害。据曾任丰满警察署特务系主任的金泽武夫在战后供认：“任职时，对当时丰满修坝工人进行了残酷统治。在这期间，我亲自或指挥部下，逮捕了大东公司及正岛组逃跑的工人300余人，并进行了毒打，因拷打致重伤者50多名。我亲自拷问10余名，然后强迫其做苦工。……并令水电局警备队逮捕所谓有政治思想嫌疑分子70余名，经过严刑毒打，送回水电局做苦工，并对这些人进行监视。这些人因劳动条件不好惨死的有30多人。”《日军暴行录：吉林分卷》第185～186页。
日寇对被抓回来的劳工施以酷刑，其刑法有：“打棒球”，即将劳工装进麻袋，吊在树上，用木棒猛打；“冻冰棍”，冬天被抓回来的逃跑者，被扒光衣服捆在树上或木杆上，然后往身上浇冷水，活活冻死。“鬼推磨”，用大筐装土反扣于地下，让受刑劳工扒在筐上，身上横一条扁担，然后两人在扁担两头压，直到扁担压折，五脏六腑被挤压碎了。即使在酷刑下没死的劳工也难逃厄运。据劳工刘瑞祥亲眼目睹，鬼子把没打死的劳工，用铁丝拧住双手双脚，把伤口撒上盐，扔到江里去了。最多一天拉出去138人，5天就死了300多人。伪满史料丛书《日伪暴行》第542～543页。
由于没有劳动保护措施，生活条件极端恶劣，所以在丰满劳工中伤病屡发，疾疫流行。劳工一旦得了伤病，不仅得不到医治，反而受到更残酷的虐待，能够活下来的极为少见。
1941年，上海劳工金孝发所住工棚中，有28人因生病被隔离在小屋里，因不给医治，有19人死亡。1938年夏，在堤坝基地东侧，有3名劳工推“轱辘马”运土，连同“轱辘马”一起从十几米高的山崖上滚了下去，3名劳工受了重伤，但还活着。可是日本监工硬是把他们扔进了松花江。1943年春，在火车站东8栋工棚里发生疾疫，每天都有几名劳工生病。日伪当局为防止疾病蔓延，一天清晨，突然有一辆汽车送来30多名日本警备队员，把住两栋工棚的房门，不许劳工出来。然后将汽油浇在工棚上，用火点着，硬是将工棚里的劳工当作伤寒病人活活浇死在里面。其中仅有一名劳工死里逃生。《日军暴行录：吉林分卷》，第181页。
丰满劳工在危险、沉重的劳动和日本侵略者的迫害下，每天都有大批死亡者。建坝初期，劳工的尸体在大坝周围就近掩埋。时间长了，尸骨异味薰天，日伪当局决定把大坝北面，距离丰满街镇约2公里的地方专门作为埋尸地。后来人们将这块地方叫做“丰满万人坑”，现为丰满陵园。日本侵略者将这块地方叫做“中国人义地”。在设义地之初，死亡劳工尚有一口薄木棺材，后来死的人多了，就用席子卷，或用麻袋（也有草袋）装成“套合卷”，扔在万人坑里。再往后连草袋也不给了。夏天用车把尸体拉到坑里一扔了事。冬天则进行“集中处理”，将尸体用铁丝捆住，堆在一起，存到一定数量，再用爬犁拉到“义地”。有的劳工得了重伤病，还没死也被扔到了万人坑。
开始时，尸体还掩埋一下，有个坟丘。时间长了，秃坟累累，“义地”已经尸满为患。于是日伪当局就搞了一次平坟，将浅埋或暴露出来的尸骨，集中归成大堆，挖了几个百米长，数米宽的大沟，把尸骨像扔柴火一样往沟里一扔。1974年，丰满阶级教育馆（今丰满劳工纪念馆）在发掘丰满劳工遗骨时，就曾在一条沟里发现一处平坟后的劳工尸骨堆。在尸骨堆中，有的尸骨是无头的，头颅碎裂的、断肢的、头颅上钉着钉子的，还有的张着大口，其状令人惨不忍睹。《日军暴行录：吉林分卷》，第191页。
1940年以后，日本侵略者对死亡劳工的尸体基本不做掩埋，拉尸队把死者拉到沟里一扔，任凭野狗、乌鸦为死者殡葬。据劳工张海林回忆，其父得了重病还没断气，就被把头从工棚里拖了出来，拉到万人坑，张海林再三请求拉尸队长挖个坑把父亲埋了，拉尸队长硬是不准。张海林无奈，只好用几块石头压住盖尸的棉被，含悲离去。3天后，张海林不放心父亲的尸体，借口帮忙又去了万人坑，结果他父亲的尸体不仅被犬雀食尽，而且连骨头也不全了。《日军暴行录：吉林分卷》，第191页。到了夜晚，万人坑里狼嚎狗叫，阴森恐怖，令人毛骨悚然。
当时，在劳工中流传着这样一首催人泪下的歌谣：
日本鬼子狠又凶，
拿咱工人不当人，
冻饿摔死上千万，
丰满东山有个万人坑。伪满史料丛书《日伪暴行》，第543页。
丰满万人坑究竟有多少劳工长眠在这里？准确数字是无法统计的。根据前述野田茂供认估算，平均每天有2人死亡，7年就有5千多人死亡。从丰满劳工纪念馆多年的调查看，野田的估算显然不够。有材料认为，埋进万人坑的死难劳工有1.5万多人。《苦难与斗争十四年》(下)，第294页。可以说，丰满万人坑是名副其实的“万人”坑。它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罪证，是中国人民遭受苦难的见证，是人类历史上不该发生的悲惨的历史往事，值得人们很好地深思。
3五顶山万人坑
这是因日军修筑秘密军事工事——“国境阵地”而形成的万人坑。
五顶山又叫乌尔古力山，是赫哲语孤山之意。位于富锦县东南20公里。在一望无际的三江平原上，它是惟一的一个突兀支撑点。因其地理位置险要，关东军决定在这里修建永久性军事工事，称之为日军在东北的“陆路航空母舰”。为修建这一军事工程，关东军使用了两万多名劳工。这些劳工除一部分是从热河、辽宁、吉林抓来的之外，基本上是从关内河北、山东等地抓来的抗日武装人员和所谓“政治嫌疑分子”。他们大都被戴上“黑帽子”，秘密运到五顶山。
被抓来的劳工一旦进了五顶山就难以活着出去。当时这项工程是绝密的，就连在山外设防的伪靖安军也难进山一步。劳工的看守全部由日军担任。日军将全劳工分为区、棚、队、班。山内分为东西南北4个区，每区下设若干棚，每棚有120余人；棚下设有2个队，每个队4个班。每棚设一个日军小队看押，每区设有狗圈（30余条狼狗）和医务所各一处。
2万余名劳工被集中到指定地点劳动，由武装日军及狼狗看押，上下工都要戴上套住头的黑帽子，每天左手扯一条绳子行走，右手持工具，到劳动现场时帽子方可摘下，既不知道去现场的往返路线，更不知具体的作业地点，看管和监视极为严厉。
五顶山上的劳工是绝不会活着出山的，挖山洞、修碉堡、建秘密军用仓库等重要军事绝密工程，工程结束后全部劳工将被秘密屠杀。开山打石、筑路盖棚的劳工虽可移往他处继续劳作，但也别想活着出五顶山，只是时间的早晚罢了。
日本法西斯屠杀劳工的方法是极其残酷的。富锦文化局的刘学让同志根据其调查在《白骨累累五顶山》一文中记述了日军屠杀中国劳工的手段如下：
一是劳工“医疗所”和“狗圈”：劳工每天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低劣的狗食不如的伙食，一年四季穿“纸衣”，住席棚，被折磨得骨瘦如柴，病倒的劳工甚多。但是劳工最怕生病，有了病也挺着出工，劳工们也帮忙隐瞒，一旦被发觉（多半是卧床不起者），日本兵便拉着送去“医疗所”，有去无回。劳工们把“医疗所”和狼狗圈看成一码事，生病的劳工加上传染之名后便是狼狗圈的“美餐”。日本人为防止活人被狼狗吞噬时发出惨叫声，事先给病人打上麻醉针，而后投入大狗圈。日本人对山里所有的狼狗很少喂其他食物，大都以中国劳工骨瘦如柴的身躯为食，个个吃得膘满肉肥，皮毛发亮，整日瞪着一双血红的大眼。
二是贻害劳工的大烟土：日本侵略者对中国劳工惟一的“优待”是劳工自入棚编号起，每人每日发一个大烟分，半年后发两个，超过一年的每日发3个大烟分。因此劳工全染上鸦片烟瘾，就是离开五顶山劳工区也无法生存。名义上“优待”，“治病”，实际上是慢性杀人。一项绝密工程竣工，不费一枪一弹，只要3日停发大烟，全棚劳工便就地长眠。
三是惨死于日本屠刀下：日本兵对劳工的要求异常严格，无论现场干活、往返路上，或住地食宿，劳工稍有违纪、反抗、逃跑的迹象，便当众用战刀砍头示众。在施工现场，对“磨洋工”的，不慎损坏工具的，轻者一顿毒打，重者砍头。
四是掺有毒药的饭菜：一项工程结束后，日军借开“庆祝会”名义给劳工准备一份平日吃不到的饭食，劳工们常年不见米面，狼吞虎咽地吃下掺有毒药的饭菜，时间不长，劳工便一排排“规矩”地死去。第二天日本人以“劳工得了传染病全部死亡”为名，为防止传染倒上汽油，放火焚掉。
五是集体送劳工“回家”：日军为杀人灭口，军事工程结束时大讲：劳工辛苦大大的，送劳工回家种地多多“出荷”。让劳工到指定地点集中点名上车，戴上黑帽子后用汽车送往“万人坑”集体枪杀。
日军屠杀劳工手段之残忍，令人发指，就是对山下村屯里抓来的马车夫也不放过，住富锦市大榆树乡定屯的马运荣，就是被日军抓进山里用战刀屠杀的13名车夫中，幸免逃脱的见证人。
1945年8月，关东军日暮途穷，作垂死挣扎，到处抓捕劳工修筑五顶山未完工事。8月9日，马运荣同13名赶车农民被日军抓住，强迫他们抢修工事。运送准备撤退的军用物资。这时苏军已经进攻，飞机不时在山上盘旋、轰炸，这天下午，日军将这批劳工带到南山坡上，用军刀砍杀。马运荣脖颈被砍成重伤，肋下被连刺数刀，幸好主动脉没被砍着，马运荣半夜醒来爬出了魔窟，侥幸逃生。《黑龙江文史料》第19辑。
从1942年至1945年8月，在五顶山军事工程中有两万多名劳工，惨死在日军屠刀之下。
4鹤岗东山万人坑
鹤岗煤矿自1932年8月沦陷于日本侵略者手中到东北光复，侵略者共掠夺原煤1554万吨。“万人炕”，作为日本侵略者殖民掠夺的产物，在鹤岗主要有大陆和东山两处。
东山“万人坑”位于今鹤岗东山区东岗路北侧现新一煤矿办公大楼东800米处，它是日伪时期鹤岗死难劳工遗骨埋葬地，在长40米、宽30米、深有7米的范围内抛弃了近万名死难矿工的遗体。1968年10月，掘开东山“万人坑”一角，在长10米、宽8米、深2.5米的坑内，就堆积着死难者的尸骨千余具。1981年东山“万人坑”被列为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站在鹤岗矿务局东山“万人坑”的展览馆内，面对眼前的堆堆白骨，我们仿佛看到40余年前这里荒芜、悲凉的凄惨景象。
现今的“万人坑”原是长满柞树、桦树、青草的乱尸岗子，劳工死亡后被弃尸山野随处掩埋，任凭鸟兽啄食，风吹雨打。当时扔死难劳工的坑并非是为扔人而专门挖的，据老工人魏文元回忆：当时井下采空区需要沙子回填，挖沙后形成的坑，以后便成为专扔死人的坑。日本投降后，鹤岗煤矿工人自觉组织起来去拣死难者的尸骨，用了3天时间将拣到的大量尸骨埋入7个坑里，“万人坑”的名称就由此而来。
日本侵略者为加紧对鹤岗煤炭资源的掠夺，为多出煤炭满足侵略战争的需要，大量增加采掘工人，他们不计资源损失，采取广开井口，多设工作面，加大劳动强度，延长劳动时间，进行掠夺式野蛮开采。因劳工生活条件艰苦，缺少卫生设施和生产安全措施，造成劳工大批死亡。东山“万人坑”内劳工的死亡多由以下几方面造成：
一是在严酷的劳动统制下井下矿工劳累致死。
日本侵略者为大量掠夺煤炭，实行“人肉开采”、“以人换煤”政策，每条巷道每车煤都凝聚着劳工的血汗。井下工人作业极为艰苦，原始的手刨肩扛，操作环境恶劣，矿工嘴叼油灯，背荷重载，要从百米甚至几百米深的坑下爬出坑口，一不小心就会连人带煤滚下坑去。每人每天必须用镐头刨二三吨煤，工作时间长达12小时，完不成任务不准出坑并减少伙食供给。
据老人廉成山回忆：“1942年兴山二坑从关内招来1000多名18～30岁的工人，因干活时间太长，吃的全是橡子面和发霉的包米面，喝臭水沟里的水，到后来这些人只剩下90多人，其余的人都被活活累死了、饿死了。”鹤岗矿务局矿史办材料。
南山矿退休工人许延岭说：“康德六年（1939）为修南一东线铁路，从天津招来外包工600多人，日本人为加速对我煤炭的掠夺，不顾工人死活，逼迫加快施工进度，工人们吃不饱、穿不暖，披星戴月干着繁重的体力活，铁路尚未修好，人已累死500多，全部扔到东面的荒山坡上。”《鹤岗文史资料》第1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