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日军准备细菌战罪恶活动的由来
日军进行细菌战活动是从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开始的，至1945年战败为止，历经30年。其时间之长、规模之大、罪恶之重，是包括法西斯德国在内的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不能与之相比的。在此期间，它在中国的东北及华北、华中和华南等地的细菌战活动由小到大，不断升级，恶性发展；由以动物为实验材料到使用活人进行实验；由室内实验到野外实验，直至投入实战；由培养、繁殖、传播细菌到制造多种类型的细菌武器；由训练细菌战人员到研究、确定细菌战的作战方式；由建立细菌战基地到在各地大规模地扩充细菌战特种部队、完成战略部署、形成具有一定作战能力的完整的进行细菌战的体系与指挥系统。
日军进行细菌战的罪恶活动经历了初期准备、大规模实验和实战3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为1916～1933年。这是进行细菌战活动的初期准备阶段。 在此期间，主要由石井四郎等军国主义分子对细菌战进行狂热鼓吹，在日本设立了研究机构，进行多种细菌的培养、使用方法以及防疫的研究。
1916年，日本陆军军医学校就在“细菌学”课程的教学中讲授如何“进行家畜细菌战”，并告诉学员将炭疽菌撒在干叶上，是使友军在不利的情况下撤出危险区的有效措施。安达诚太郎笔供，日本帝国主义侵档案资料选编《细菌战与毒气战》，第186页。中华书局，1989。1918年，日军逮捕了一名在瑞典红十字会任职的俄国密探亚历山大，并“在审讯中知道他正在搞细菌研究并拥有大量细菌。于是，日本军部决定进行细菌战研究。初由陆军省医务局开始研究”。河本大作口供，《细菌战与毒气战》，第47页。后曾将任务交给东京科学研究局，要求它“研究出一种或多种为人力所无法抗拒的秘密杀人武器”，然而，限期内没有完成，致使日军的细菌战研究活动一度中断。
1927年，日本召开“东方会议”， 制定了以武力侵占中国的方针和国策。随着其对外侵略、扩张政策的推行和实施，它的细菌战活动又恢复了，并加快了发展速度。当时，这一活动首先是从日本陆军省军医署课长隆二推荐军医大尉石井四郎研制“秘密杀人武器”开始的。
石井四郎，1892年（明治二十五年）6月25 日生于千叶县山武郡千代田村大里街（今芝山街）的一个有名的地主家庭。读完高中后，1915年作为陆军委托生考入京都帝国大学医学部。大学毕业后，以军官候补生的身份参加了陆军。1921年为二等军医（相当于中尉），1924年为一等军医（相当于大尉）。不久在其岳父东京帝国大学校长、日本著名生物化学专家荒木寅太郎活动下， 进入了京都帝国大学研究生院。1927年完成关于防疫学的学术论文，获医学博士学位， 并任陆军军医学校教官。 1928～1930年，受军部派遣，石井赴欧洲进行考查，并到了苏联。在此期间，他了解到许多有关细菌战的情况，认为“正合我意”。佟振宇:《日军侵华与细菌战罪行录》，第18页。从此，石井开始了细菌战研究的罪恶历史。回国后，石井一边担任传染病学的教师，一边利用教学实验室秘密进行细菌武器研究，并得到了一批日本军国主义分子的赏识。于是，他开始青云直上，飞黄腾达。
1931年，日军发动“九·一八”事变后，军国主义分子的侵略野心更加恶性膨胀。战争狂热达到了极点。与此同时，石井四郎研制细菌武器的主张也更得到日本政府、军部及一批军国主义分子的大力支持。他们丧心病狂，置国际公法、人道主义于不顾，提出了进行细菌战活动的计划，并上报日本天皇。日本天皇批准了这个计划。1932年8月，日本军部根据天皇的敕令， 晋升在东京若松町的陆军军医学校担任“军阵防疫”教官的石井四郎为军医正（少佐），并配备5名助手， 组建了“细菌研究班”，对外称“防疫研究室”。从此，石井四郎便在“防疫”之名掩护下，正式开始从事细菌战的罪恶活动，并亲自参与和指挥了日本进行的每一个重大行动，犯下了累累罪行。
1933年，日本陆军参谋本部批准，耗资20万日元，将“防疫研究室”扩建为“防疫研究所”。这个研究所在石井四郎的主持下，并按照他的“军事医学不仅仅是医疗和预防，真正的军事医学其目的在于进攻”《东京是细菌战的中心》，《赤旗报》1950年2月8日。的反动理论，从事霍乱菌、伤寒菌、鼻疽菌、瓦斯坏疽菌的培养、使用和防疫方法的研究，石井四郎还将其称为日本“制造军火工厂的楷模”。《东京是细菌战的中心》，《赤旗报》1950年2月8日。
二731部队的建立及其机构
1933年８月，日本开始在中国东北建立大规模的细菌战基地，加紧研制多种细菌武器，使用活人进行室内和野外的实验，从而使日军的细菌战活动发展到了大规模实验的阶段。
1祸移中国东北
随着日军侵略战争的不断扩大，石井四郎的细菌战活动也更加疯狂。他向陆军大臣荒木贞夫递交了一份报告，说“由于军部不断指导和鼓舞，使得以石井中佐为首的细菌研究班，对于细菌武器的研究，迅速地得到了一定的成绩。现在，我们感到，对细菌武器的研究，是必须加以实验的时候了。我们要求军部，把我们全体调到满洲，使我们用来维护皇军的细菌武器得以高度的发展。”
军部批准了这个报告，决定在中国东北建立细菌战基地。这个决定，用心是险恶的，其理由：一是在东北容易获取细菌战实验的材料；二是东北靠近苏联，气候等自然环境也相仿佛，可直接对其实施细菌战，符合“北进”的战略需要。因此，1933年8月， 在哈尔滨市的南岗宣化街和文庙街的中间地带秘密设立了一个新的细菌战基地，即“石井部队”，其化名为“加茂部队”，对外也称为“关东军防疫给水部”。与此同时，在距哈尔滨70多公里以外的五常县背荫河还附设了一个细菌实验场。
当时，石井部队下设两个部（又称大队），一个是总务部，一个是研究部。研究部分为两个中队，一是从事防疫给水研究及其设备制造的“南栋中队”，队址在本部院内；二是从事细菌研究及其实验的“交通中队”，队址在背荫河。
石井部队本部驻地在日本陆军第七医院的南院，因此这里称之为“南栋”。“南栋中队”在医院的掩护下，秘密研究、生产石井四郎发明的“石井式”滤水器。“交通中队”的驻地背荫河，在五常县境内拉（拉法）滨（哈尔滨）铁路线上。“九·一八”事变后，关东军很快占领了背荫河，并将该地选为细菌战实验基地。经伪满政权批准，强行将该地48户人家赶走，建立起特别军事区域。佟振宇:《日军侵华与细菌战罪行录》第34页。它由日军大尉中马管辖，因此称之为“中马城”。其四周筑有高墙、电网、炮楼、护城壕，并有重兵把守，警戒森严，与世隔绝，极端秘密，像一座关押要犯的监狱，所以，人们又叫它“东满大狱”。
在这里，石井部队曾用活人进行惨无人道的实验，残害中国军民。据东北抗日联军负责人之一的冯仲云在《东北抗日联军十四年奋斗简史》一书中揭露:中马城里关押的人都是日伪当局从中国东北各“矫正院”、收容所秘密押运来的。在牢房里戴着手铐、脚镣，没有人身自由。他们经常被提押出去，提押出去之后就很少能回到牢房了。当监号里的人减少后，又有新的犯人补充进来。其实，那些提押出去的人是被关进了地下室，并分别绑在墙壁的铁钩子上，由身穿白大褂的日本军医用粗大的针管强行从他们的动脉血管里抽血。其中，有的人由于抽血过多，身体衰弱，失去了使用的价值，就被骗出去，用斧头砍死；或以治病为名，给其注射一种剧毒药物害死。这些被残害的人都由专门人员秘密拖到炼人炉焚烧。焚烧后，骨灰也就地埋掉，不准留下一点痕迹。这个焚炉由石井四郎的二哥石井刚男（当时化名细谷）负责。
1933年，时任关东军参谋的日军中佐远藤三郎（后任关东军副参谋长）在背荫河视察时看到了使用活人实验的情况。他在日记中写道：“被试验者一个一个严密地关在栅栏里，把多种病原菌移植于人体内，观察其病情的变化。”《将军的遗言——远藤三郎日记》，《黑龙江文史资料》，第24辑，第222页。在其11月16日的日记中对此做了更详细的记载：“按第二班担当毒气、毒液测验和第一班负责电气试验的分工，分别对各两名‘共党匪’进行实验。使用炭酰氯在毒气室进行5 分种的试验，引起严重肺炎者，迄至昨日依然生存；而被注射15毫克氰酸化合物者，约20分钟后即失去知觉。对用2万伏高压电流进行多次试验者，仍未使其致死， 最后注射毒液终将其杀死；第二个人，通过以5千伏高压电流反复试验， 并未使其致死，最后通电流数分钟，终将其烧死。”《将军的遗言——远藤三郎日记》，《黑龙江文史资料》，第24辑，第217页。当时任关东军副参谋长的冈村宁次也写道：“因使用了活人代替旱獭动物，当然会取得良好的效果。”“特别是在冻伤治疗方面，获得在摄氏37℃热水中浸泡是最好的结论，这是根据对活人进行生、杀、再生的宝贵试验而取得的结果。”《冈村宁次资料》，转引自《黑龙江文史资料》，第221页。
1933年中秋节夜晚，被关押在中马城中的30多名囚犯暴动越狱，其中王子扬等12人幸存，投奔了抗日联军。因此，石井部队在背荫河“中马城”进行细菌战实验的秘密暴露了。东北抗日联军第三军多次对它进行了袭击。石井四郎在其细菌试验准备工作发生一次大挫折《将军的遗言——远藤三郎日记》，《黑龙江文史资料》第24辑，第216页。的情况下，将“中马城”拆毁，迁往“南栋”。
2新魔窟平房
在“中马城”的囚犯越狱事件发生不久，石井四郎就向日军参谋本部提出了迁移扩大石井部队的计划。这个计划适应了日军对外侵略、扩张政策的需要。1936年，日军参谋本部根据天皇的敕令，在中国东北建立起两支特种部队:一是在距哈尔滨市区20公里的平房镇设立“石井部队”，即“满洲第731部队”对外称“关东军防疫给水部”；一是在长春孟家屯设立的“若松部队”，即“满洲第100部队”，对外称“关东军兽疫预防部”。对于日军建立部队， 进行细菌战及其与日本天皇的关系问题，日本细菌战犯们是供认不讳的。据原日本关东军司令部医务处长、中将隆二交代，“第731部队是奉日本天皇裕仁1936年敕令建立的”，“这道敕令曾印成多份分发到日军各部队，以便使全体军官一体知悉”。隆二受审记录摘录，《前日本陆军军人因准备和使用细菌武器被控案审判材料》，第107页。731部队第四部（生产）部长、军医少将川岛清也供称：“1935～1936年间， 已由日本参谋本部和陆军省按照天皇裕仁诸次密令，在满洲境内成立有两个用来准备和进行细菌战的极端秘密部队活动。”起诉书，《前日本陆军军人因准备和使用细菌武器被控案审判材料》，第107页。迁移和扩大石井部队的计划被批准后，日本关东军便在平房火车站以北4 公里的地方，即三家子、黄家窝堡、刘家窝堡、正黄旗五屯、正黄旗头屯、正黄旗三屯等6个村屯中间地带进行地质、水文勘测，并圈定了6平方公里的军事用地。并且，按照5公里之内不准有中国居民居住的规定，将距其不足25公里的黄家窝堡4 个村屯划为强迁之列。为此，伪哈尔滨警察局香坊警察署平房驻在所贴出告示，限村民一个月内迁出，逾期不迁，民房除由日本军队留用之外，其余全部拆除和烧毁，损失自负，违抗者以“法”论处。强迁民屯，霸占良田，给平房中国居民造成很大灾难。据调查，以上村屯被强迁546户,拆除和占用民房1638间，霸占良田610垧。 日本侵略者就这样把中国人民世代居住的家园变成了屠杀中国人民的细菌战基地。在新魔窟的“国防道”之外，又设立了“国境地带”，范围包括21个村屯，占地面积3224平方公里。如果再将方圆30公里的军用仓库，机场设施算在内， 整个哈尔滨南郊几乎成了新魔窟的属地。佟振宇:《日军侵华与细菌战罪行录》第64页。
1936年初，石井部队开始了大规模的营建，相继修筑了本部大楼、实验中心大楼（四方楼）、特设监狱和水源地、供水室、火力发电厂、铁路专用线、专用机场、物资仓库、锅炉房等附属设施以及宿舍、神社、广场、运动场、花园、医院、学校等生活设施。1938年6月，石井部队本部及大部分人员、设备迁至平房。于是，这里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设施最完备的细菌战基地。它拥有庞大的研究、生产、实验机构和3000多名人员，年经费1000万日元以上，具有大量的先进设备和设施。其中，孵育器4500具，几天内就可生产3万万亿细菌及传染媒介物。 其规模和能力远远超过了法西斯德国秘密设立的“波兹南细菌学研究院”。所以，连日本关东军司令官山田乙三视察该地之后都说：“那里制造细菌武器的研究工作与生产活动之巨大规模，竟使我极端惊异。”山田乙三受审记录摘录，《前日本陆军军人因准备和使用细菌武器被控案审判材料》，第91页。
打着“关东军防疫给水部”招牌的石井部队本部移驻平房后，对外名称也由“加茂部队”改为“东乡部队”， 番号为“满洲第六五九部队”。1941年，启用“满洲第731部队”番号。1945年5月， 又将其番号改为“满洲第二五二二部队”。为了便于叙述，以下均使用“731部队”这一简称。 由于731部队是日本最大的一支进行细菌战的特种部队，有着不可告人的特殊的职能和重要的战略作用，所以，日本关东军对它采取了极为严格的保护措施。
1938年6月30日，日本关东军司令部发布了第1539号命令， 将731部队营区周围大约40个村屯、120多平方公里的地域划定为“特别军事区”。 “特别军事区”内的“甲号地段”为特别控制的“无人区”，不准中国人居住；在它的周边设立了界牌，上面写着“非特别军事区域内的人，未经批准不得入内，如有违者，依法论处”。拉滨线上的火车通过这个区段时，必须在前站放下窗帘，严禁旅客向车外张望。包括日本空军在内的任何飞机都不得飞越其上空，如发现违航者，可强迫着陆，否则予以击落。
不仅如此，731部队在日本侵略军中还占有特殊的地位。军部对其实行双重领导。它在序列上属于关东军，关于细菌武器的生产，使用等有关问题都由关东军司令官负责。在司令部内设有专门委员会，主席由参谋长担任，全面协调731部队的各种活动，行政指导部门是关东军司令部第1部（作战），业务主管部门是关东军军医处，1939～1945年，军医处长一直由细菌战的积极鼓吹者和支持者隆二担任。同时，731部队的最终决策权属于日本参谋本部。其所需科研人员、设备、原料等都由参谋本部直接掌管，细菌战的研究、生产及其成果等，均由关东军上报给参谋本部（或大本营）最后裁定。它的配备也与其他部队不同，人员级别高、机构庞大、设施先进。其中，有中将1名，少将4名、校官（佐级军官）80余名、判任官（委任官）和技师300 余名。731部队堪称日军中开支最大，待遇最优厚，学者最多，技术力量最强的部队，除部队自身的专家外，满洲医科大学等科研机构的许多学者、专家也无一不在其收罗之中。
731部队的部队长，1936年至1942年7月为石井四郎少将（后晋升为中将）；1942年8月至1945年2月为北野政次少将；1945年3～8月为石井四郎中将。731部队本部下设8个部。另外，还管辖设在孙吴、海拉尔、牡丹江、 林口等地的4个支队和设在大连的1个研究所。
8个部如下。
第一部为细菌研究部，北川大佐、菊地少将等曾任部长。第一部的主要任务是研究细菌战所需各种细菌的特性和培养、制造、使用等方法，以及实验（包括对人体实验)。该部下设从事鼠疫菌研究的“高桥班”、从事病毒研究的“笠原班”、 从事细菌传染媒介物——昆虫研究的“田中班”、从事冻伤研究的“吉村班”、从事赤痢研究的“江岛班”、从事霍乱研究的“凑班”、从事病理研究的“冈本班”和“石川班”、从事血清研究的“内海班”、从事伤寒研究的“田部班”、从事结核研究的“二木班”、从事药理研究的“草味班”、从事立克次氏体（包括跳蚤）研究的“野口班”、从事细菌对人传染适应性研究的“川上班”。
第二部为细菌实验部，初由太田澄大佐任部长。第二部的主要任务是， 在野外条件和战斗环境下，实际检验由第一部研制出的细菌的使用效能，并制造相应的细菌战等细菌武器。这个部除用动物和活人进行细菌实验外，还通过“八木泽班”从事植物病毒研究和传染试验；设置了“石井”动物饲养班和培殖细菌传染媒介物的分部；在正黄旗三屯西南城小沟设立了临时实验场，在安达镇东35华里的鞠家窑附近设置了靶场；还有为细菌实验服务的“航空班”、“无线电班”和“气象班”。
第三部，为防疫给水部，江口中佐任部长。这个部设在哈尔该市内的原“加茂部队”的旧址“南栋”。731部队本部迁往平房后，它改为第三部。其任务是负责关东军所属各部队的用水检查和消毒事项。它辖有滤水器制造厂和在哈尔该西郊杨马架子的秘密生产土陶瓷的“石井式”细菌弹壳制造厂,以及在平房的各类细菌武器的研制场所。
第四部，为细菌生产部，川岛清少将任部长。第四 部是名副其实的细菌生产工厂，经过研制，实验所取得的效果，都在这里进行培养和生产。该部初期设4 个生产课，1943年合并为两个分部。每个分部按照各自的分工独立进行多类细菌的制造，由柄泽班、有田班、朝北奈班和山口班完成从细菌繁殖到细菌武器装配的全套工序。其每月生产能力为培养各种细菌200～300公斤。
总务部，部长初期由中留中佐担任，后期由太田澄大佐担任。该部是731部队的中枢部门，权力很大，不仅负责整个部队的文秘、人事、财务、计划、后勤和劳工管理等工作，还负责与宪兵队联系和接收供细菌战实验使用的囚犯。它下设调查课，包括秋贞班、调查班、庶务班、兵要地志班、照明班、印刷班、电报室、图书室、邮政所；管理课，包括劳务班、工务班、建设班；庶务课，包括动力班、酒保、食堂、宿舍等；还有人事课、会计课、企画课、标本陈列室。其中，劳务班是管理、监督、调配中国劳工的机构。731部队从营建开始，日伪当局就从哈尔滨、阿城、海伦、佳木斯、牡丹江以及锦州、大石桥、海城等地强征和招骗了一批又一批劳工，在这里从事奴隶般的劳役。据调查， 在731部队盘踞平房的9 年间， 强征来的劳工达5000余人。在它的种种非人虐待和残酷迫害之下，除2000名本地劳工幸存外，其余3000多名外地劳工基本上都悲惨地死在这个魔窟里了。
训练教育部，部长初期由园田大佐担任，后期由西俊英中佐接任。它是专门培训从事细菌研究、实验生产和使用细菌武器人员的部门。下设卫生兵教育队、特种人员训练队、少年队等。据西俊英供述，自1944年以后， 每年都要为关东军部队至少要培养300名善于使用细菌武器的专门人才。前陆军审判材料。
器材供应部，部长由大谷少将担任。它除了负责生产细菌武器的各种器材、设备的贮存与供应外，还担负着实验动物的运输及各类菌苗、疫苗的贮存任务。下设第一、第二仓库和兵器库、菌苗库、血清库等。
诊疗部，部长由永山大佐担任。它负责日本人的疾病预防和治疗；设有诊疗室，日本军人家属医院等。佟振宇认为，诊疗部不是治疗一般疾病的部门。它是为在培植细菌过程中，不慎感染细菌的人进行抢救而设立的。因此，在魔窟内即使是日本人也要写保证书，保证将遗体交总部“处置”。佟振宇:《日军侵华与细菌战罪行录》第92页。
另外， 还有一个与各部平行的管理监狱的“特别班”由石井四郎的二哥石井刚男掌管。
德国侵苏战争爆发以后，德、意、日3国结成同盟，日本企图建立所谓“大东亚新秩序”。基于这一战略目的，它进一步加紧细菌战的准备。1940年12月2日，日本天皇裕仁又发布了敕令， 要求在进攻苏联的各个战略要地建立细菌战基地，即建立731部队的各个支队，扩大731部队及其细菌武器的生产。据此在由日军大将、首相、陆相东条英机签署的《关于建立和分布石井部队4个支队的命令》中说，“在石井部队下， 分设有许多交由日本关东军各部队和各兵团指挥的支队，它们的任务是准备在战争中，实际使用该部队的细菌武器。”其附件中，日军参谋本部对建队的时间、驻地以及配置人数都提出了要求，规定每个支队名额为300人，并指示各支队可以接纳雇员， 雇员人数不得超过各支队全员的30%。据此，731部队在海拉尔、孙吴、牡丹江、林口等地分别建立了4个支队， 1941年8月， 号称“关东军防疫给水部”的石井部队及其各支队改用了秘密番号：本部为731部队，海拉尔支队为543支队，孙吴支队为673支队，牡丹江支队为643支队，林口支队为162支队。海拉尔支队，支队长为加藤恒则少佐,驻在海拉尔市西南15公里处， 有从事细菌研究、实验的日本人员226名。由于该支队地处内蒙草原，所以海拉尔支队成为供应细菌和实验用黄鼠的大户，储有黄鼠3万只以上。另外，该部队还经常与第100部队共同进行细菌战研究。佟振宇:《日军侵华与细菌战罪行录》第112页。孙吴支队，支队长先后由佐佐木少佐，西俊英中佐担任。它驻在孙吴镇西山，有从事细菌研究、实验的日本人员136名。有材料证明，早在1933年春，关东军就在孙吴建立了细菌部队，时称2645部队。该部队曾进行了细菌战的实验，并以活人为实验对象。佟振宇:《日军侵华与细菌战罪行录》第49页。牡丹江支队，又称海林支队，支队长为尾上正男少佐。它驻在海林县海林镇东北的后腰屯（今福利屯），设总务部、第一部（培殖老鼠和跳蚤）、第二部（细菌研究）、供给部、训练部，有从事研究、实验的日本人员200名。林口支队，支队长为木神原秀夫少佐。它驻在林口县的林口镇和古城镇之间，设总务课（计划、经理、庶务）、第一课（细菌传染的研究和动物的培养）、第二课（防疫给水研究）、资材课（各类器材和物品的保管）， 有研究、 实验的日本人员226名。
这样的战略布局，不仅可以按品种、数量扩大细菌武器的生产， 发挥各支队直接进行细菌攻击的作用，而且还能在战局不利，哈尔滨的731部队本部或者某一支队遭到毁灭性打击时，使细菌战不受到根本性的影响。因此，石井四郎到海拉尔543支队视察时说：“日、苏战争迟早难免，因此我军亦在生物化学战上，应特别提高自己职能涵养；对于细菌战，我们是有信心的。”“为避免敌方轰炸的破坏，要分散培养细菌的设备，供战时使用”。中央档案馆档案：汤浅谦的证言。所以，731部队本部不断地为各支队补充人员、更新设备，使各支队的规模迅速扩大。原731部队细菌生产部的课长唐泽富雄在法庭上供称：“1944年上半年，731部队的设备很大一部分分散到各支队去了。”1945年3月， 在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日本的处境十分不利的情况下，日军参谋本部又发出增加细菌武器生产的训令，关东军司令山田乙三满足石井四郎提出的条件，不惜任何代价地为731部队及其各支队增加了人员和设备，作垂死的挣扎。
在731部队的庞大机构中，除8个部和4个支队外，还有1个研究所， 即大连卫生研究所。其前身是满铁卫生研究所，1925年8月，始建于大连市下葭街20号。 它是日本侵略者设在中国的第一个细菌研究机构，相继开展了对细菌、血清、疫苗的研制及病理、化学的研究和药品、饮用水、食物的实验。“九·一八”事变后，它不断增加人员，扩大规模，设置了血清贮藏库、鼠疫研究室及鼠疫预防液制造室等。731部队本部移驻平房后，大规模的细菌战的研究和细菌的培殖、细菌武器制造急需防疫及其研究也同步进行。其中，血清和疫菌是至关重要的。因为731部队在进行细菌战研究和实验的过程中，使用血清和疫苗既可检验细菌和病毒的效能，又能防止队员被细菌和病毒传染而丧命。为此，日本关东军以军方需要血清和疫苗为由接收了满铁卫生研究所，并将它划归731部队管辖，改名为大连卫生研究所，又称“满洲第319部队”单文俊:《深究大连731》。,同时对其业务做了调整。该所所长是安东洪次医学博士。下设有研究课、制造课、资材课、总务课等，总数约250人。研究课主要负责研究鼠疫、霍乱等约10种传染病菌，定期到哈尔滨接受课题任务。制造课人员最多达150人，主要担负制造细菌、 药剂和繁殖动物，其中饲养跳蚤是一项重要工作。该所与本部一样，也进行活人实验。据战犯潮海辰亥供认，曾批准过一次活人细菌实验。《细菌战与毒气战》第174～175页。
三各种惨无人道的细菌战实验
731部队进行的细菌战实验，从实验对象上可以分为利用动植物进行的细菌战实验和以活人为对象的细菌战实验；从实验场所上可以分为实验室实验和野外实验。
1利用动植物进行的细菌战实验活动
细菌研究离不开对细菌传染媒介物的研究， 而细菌传染的最理想的媒介物就是某些昆虫，这些昆虫的宿主又往往是某些动物。因此，细菌的研究离不开动物。动物既可以培殖疫菌，又可以检验疫菌的效力，还可以充当传播疫菌的工具。所以，731部队、100部队等都非常重视利用动植物进行细菌战的实验活动。为此，它们饲养了大量的各种各样的动物。其罪恶目的就是为了研究和生产残杀人及牲畜的传染病菌，进行细菌战争。
在731部队，设有石井特别饲养班。由于这个班有特殊的重要性，所以，班长是由石井四郎的三哥、畜牧师出身的佐级军官石井三男担任的。这个班有数十栋动物舍，分别饲养着牛、马、羊、猪、狗、鸡、骆驼、猴、江猪和各种鼠。鼠是从日本专程运来的。由于供不应求，所以，731部队便极力在中国东北的各种鼠中寻找替代鼠种。当他们通过研究发现黄鼠是一种有效的传染细菌的动物以后，一面发动大批人马捕捉，一面组织专业人员进行大力繁殖。
在731部队，还有田中昆虫研究班，也叫“田中研究室”，班长是田中技师。田中班的昆虫动物舍专门研究和培殖跳蚤、虱子、臭虫、苍蝇、蚊子等。 这里饲养的红眼老鼠的特殊用途就是通过它繁殖跳蚤。在这里，为了保密，日本人把跳蚤叫“粟子”，把虱子叫“穗子”，把老鼠叫“饼子”。
在731部队，老鼠的用途最为广泛。因此，731部队及其各支队，都把繁殖鼠类作为主要任务。石井特别饲养班饲养的老鼠数量最多，连负责它的日本雇员也说不清到底有多少。 所以， 人们称731部队为“老鼠部队”是不无道理的。
1941年6月22日，法西斯德国对苏联发动了大规模的侵略战争。当时，日军参谋本部向731部队发出了加紧准备细菌战争并于短期内必须完成培殖200 公斤跳蚤的任务的训令。为此，石井四郎立即召开各部部长会议。他说：“一切扩大细菌武器生产办法之所以必须施行，因为国际形势已发生变化，已开始的德对苏战争和关东军准备实施反苏军事措施的‘关特演’计划，要求我们军队应当充分具有细菌武器，以及在必要时去反对苏联。”
然而，当时731部队包括各支队在内，最大生产能力是3～4个月繁殖出45公斤（约145亿只）跳蚤。这是一个十分惊人的数目。尽管731部队具备生产和储存足以够用的各种细菌的条件以及随着战争的进展与扩大所需要的细菌，但是，由于跳蚤、虱子、臭虫等细菌传染媒介物的生产既需要有计划地按规定的程序进行，又因为其生命有限，不可能大量、长期地储存，所以，要繁殖200公斤跳蚤， 至少需要一年多的时间。为了在“短期”内繁殖200公斤跳蚤，惟一的办法是扩大生产规模。然而，由于细菌传染媒介生产量的增大，存栏的鼠类数量又远远满足不了采血和繁殖跳蚤的需要。于是，根据第二部部长太田澄和器材供应部部长大谷章一的建议，以中国东北的黄鼠、土拨鼠代替日本白鼠，作为跳蚤的宿主进行大力繁殖。
1945年5月以后，战事更加紧张，日军参谋本部要求731部队短期内生产1～2吨跳蚤，所以，老鼠更是供不应求了。于是， 石井四郎召开各支队长及大连卫生研究所所长会议，叫嚣为分担日军苦战的困难而全力以赴地加紧准备细菌战。一时，731部队饲养鼠类的品种和数量成番论倍地增加，甚至连石井特别饲养班的鼠舍都容纳不下了，不得不在本部楼的走廊里也摆满了鼠笼子。各个支队也把主要力量投放在老鼠的繁殖上。 日本关东军还把饲养老鼠纳入了备战计划，命令各军事机构、陆军医院以及各军用仓库都要饲养白鼠，供给731部使用。为了解决老鼠数量不足的问题，731部队采取了捕捉黄鼠的办法。他们分别组成专业捕鼠队到荒郊野地和城镇、村屯去捕捉黄鼠。有时还抽调劳工参加捕鼠队。
除饲养、捕捉外，731部队和日伪当局还采取摊派的方式， 向东北人民强征黄鼠。 731部队通过伪平房区事务所向“平房特别军事区域”内的居民索征黄鼠，每月每户必须上缴5只。铁路沿线和各支队附近地区征收黄鼠的任务量更大， 包括学生在内，每人每月必须上交5只。1945年2月12日，日本关东军向 伪满洲国兴农部提出了索要黄鼠的计划。于是，伪兴农部次长给四平、奉天、龙江、滨江、北安、锦州等省发出通知，要求在本年内捕捉黄鼠30万只，由协和会、青年团协助。
731部队等除大量利用老鼠进行细菌战的各项实验外，还用狗培殖狂犬病菌，用马研究炭疽和鼻疽，用牛和羊以及猪制造牛瘟和羊瘟与猪瘟，用鸽子进行病菌的传染。在植物方面，它们不定期从事植物病毒的研究。例如用小麦进行“黑穗病”传染。
2以活人为“材料”进行的细菌战实验活动
日军在准备细菌战的过程中，在大量生产鼠疫、伤寒、霍乱、炭疽等细菌的同时，还进行以活人为材料的细菌及细菌武器效能的实验。这种实验是惨无人道、灭绝人性的。日军细菌部队在侵华期间，通过这种实验杀害的中国军民数量之多是十分惊人的。据日本细菌战犯供称：“第731部队内每年因受烈性传染病实验而死去的囚犯，大约不下600人。”川岛清受审记录摘录，《前日本陆军军人因准备和使用细菌武器被控案审判材料》，第61页、第121页。“本部驻扎在平房站附近的5年之内，即从1940～1945年间，通过这个杀人工厂，因染致命细菌而被消灭的，至少有3000人。”川岛清受审记录摘录，《前日本陆军军人因准备和使用细菌武器被控案审判材料》，第61页、第121页。。另外，据当时在平房基地负责印发机密文件的园尾估计，3000人死于这种试验。731部队问题专家、日本共产党《赤旗报》记者下里估计，“受害者达1万人”。〔法〕爱德华·贝尔德著、刘汉全译《天皇裕仁传》，第172页。上面的两个数字，仅仅是731部队这一个“杀人工厂”的5年间的估计，而不是所有日军细菌部队在整个侵华期间杀害中国军民人数的统计。显然，日本侵华期间，日军细菌部队杀害中国军民的实际人数远不止3000人或1万人，其准确数字不知要比这种估计多出多少倍！
用活人作为“实验材料”，早在731部队初创时的背荫河实验场就开始了。他们把这些人称为“丸太”（日语读“马路大”，是“原木”的意思）。石井四郎使用的第一批“实验材料”是3名中国抗日志士。他们从中、苏边境的鼠疫传染疫区捕捉来40只疫鼠，并在其身上取下染有鼠疫跳蚤203只，然后将从这些跳蚤体内提取的液汁注入到3名中国抗日志士身上。结果：第一个人19天后发烧达394℃;第二个人12天后发烧达40℃。最后，他们都在昏迷的状态中被解剖了。对此，石井四郎还亲自写了检验报告。
据原731部队队员证实，用活人进行实验方法五花八门、数以百计，手段更是惨不忍睹。主要有以下几种。
第一，各种细菌传染的实验。细菌传染实验方法有四五种，通常使用的是“菌液注射法”和“菌液内服法”。在进行菌液注射或菌液内服时，731部队队员对实验对象采取的是先诱骗，后强制的手段。他们或是说给实验对象打预防针，或是偷偷地把鼠疫菌、霍乱菌、伤寒菌、赤痢菌掺入牛奶、水、瓜果里，让实验对象吃喝。后来，实验对象发现了731部队队员的阴谋，进行了绝食、绝水的斗争。于是，731部队在其欺骗办法行不通的情况下，就采取了强制手段。他们先把实验对象提押出来，然后将其绑架在柱子上，由持着手枪、皮鞭的特别班成员在旁边监视，如果发现违抗行为就用皮鞭抽打；对特别顽强反抗者，则当场击毙。这样，731部队的实验人员就把菌液注射到实验材料的体内，或者灌到其嘴里。通过灌菌后的观察发现，霍乱、伤寒等胃肠道传染病菌致人死亡的效果最明显，死亡率最高。在不治疗的情况下，大部分人在3～7天死亡；白喉菌也能产生致人于死命的效果；鼠疫菌通过胃肠传染的效果极差，仅有个别人死亡，其死亡原因也不在胃肠道的感染，而是呼吸道的感染所致。
1943年5月，由关东军司令部军医部调至731部队担任实验分队长的山下升在供述他所犯下的罪行时说：“我在731部队是专门负责对活人进行细菌实验的，特别是搞灌菌实验。强行灌菌的对象有中国人，还有俄国人，同时还有女的。在我担任细菌实验分队长的一年多时间里，仅灌菌实验就使用了100多抗日分子，他们多数死亡了，没死的又通过另外一种方法实验把他们都杀害了。”中央档案馆档案：山下升供词。
第二，三种细菌传染方法的对比实验。1942年1～2月间，731部队的三谷班用45名“马路大”作为鼠疫菌的注射、埋入和内服3种方法对比实验的对象。每种实验又分为01克、02克、03克鼠疫菌液3组，每组5个人；埋入量、内服量、注射量相同。实验结果：注射传染法效果最明显，注射最低量（01克）的被实验者1天以后即死亡中央档案馆档案：上田弥太郎的证词。;其次是埋入传染法；发病最慢的是内服传染法，被实验者经过6天才死亡。于是，参加实验的731部队队员上田弥太郎把这3种实验所产生的效果制成了比较表。从此，他们把注意力集中到注射传染法的研究上。
1942年10月，731部队的宇野诚技师在田村良雄的协助下进行了一次细菌免疫的实验。他们首先对5名被实验者各抽5CC血液，测定其免疫价；次日，对其中4人注射了4种单纯合疫苗；一星期后又注射一次；而对第五个人始终没有进行预防注射。11月中旬，他们又一次对4个人抽血测定免疫价；然后，对所有的5个人分别注射了含有005克鼠疫菌的1CC液体。三天后，被实验者都发了病，在隔离期间3人死亡，尸体被送到第一部笠原班，由铃木启久执刀，一个一个地解剖了。其余2名染有鼠疫的人被送到诊疗部，在“治疗”的幌子下，继续当作实验材料，最后还是死于“白衣野兽手下”。中央档案馆档案:田村良雄的证词。
1943年1月中旬，在第四部第一课课长铃木启之少佐的指挥下，由宇野诚技师负责，田村良雄为助手，以检测鼠疫菌毒力为目的，对监禁在特设监狱中的2名中国人进行了菌液注射实验。这两名中国人顽强反抗并怒骂他们是“白衣野兽”。特别班和田雇员等把他们强行捆绑起来，宇野诚技师将含量003克的鼠疫菌1CC液体注射到了他们身上。3天后，这两个人感染了鼠疫病，不久便死去了。
第三，两种疫苗的对比实验。1942年5月中旬，731部队第四部细菌班成立了一个“A”号人体实验队，实验内容是对渡边和山内使用超声波制造的疫苗与中黑大尉和细井雇员使用日本陆军军医学校方法制造的疫苗进行对比实验，实验材料是活人，实验地点在“特别班”的7号、8号牢房内。他们选定了20名被实验者，首先由小林嘱托（非正式职员）和细井技师对被实验者进行预防接种，给其中的8个人注射用超声波制造的霍乱疫苗，对另外8个人注射了用陆军军医学校的方法制造的霍乱疫苗，其他4人没有进行预防注射。20天后进行人体感染实验，田川技师和千叶技师把霍乱菌掺入牛奶里并让20名被实验者喝下去。由于这种霍乱菌对人致死量为1‰ 克，所以，被实验者难以活命。然而，实验结果是，接种超声波制造的疫苗的8个人中，除1人稍有腹痛、头痛之感于第二天即复原外，其他人无任何反应；而注射军医学校方法制造的疫苗的8个人中，多数吐泻,3名重症，1名死亡；没有进行预防接种的4个人都先后发病，并于第三天全部死亡；这次实验之后，731部队又改用鼠疫菌进行了多次对比实验，结果都证明超声波制造的疫苗具有特效。于是，石井四郎命令用超声波大量生产疫苗。
实验对象被做了各种细菌实验之后和临死之前的痛苦、挣扎、惨状令人毛骨悚然，十分可怕；日本细菌战犯们刽子手的狰狞面目也更加令人憎恨。对此，一名原731部队的队员做了比较真实、详细的自述，他说：“我走进了研究室。占有二三层的研究室，全都迷于疯狂杀人的实验，研究室里充满了动物的尸臭和血腥气。我进入研究室内巡视了一下，几天前注射的老鼠和土拨鼠，被脏东西污染的毛倒竖着,筋疲力尽的动物在蠕动。人死了，动物死了，对于人来说应该是可悲的事情，但作为细菌战爪牙的我，却很高兴。这些现象意味着细菌毒性强烈，这和自己的飞黄腾达联系起来了。我把这一带的动物一直看完。‘毒性都不错嘛！’我一边微笑着，一边把死了的老鼠肚子撕开，取出脾脏、肝脏，开始培养。7点钟是量取中国人体温的时间。我想动物到这种程度就会死去，有这样的毒性，‘丸太’也一定死了，像昨天那样的反抗也许不会有了。跑进消毒室，取来器械，打开特别班进口的铁大门，递过出入许可证。我来到监禁中国人的两栋楼房中的一栋——7号楼。抬着担架、穿着防菌衣的两个男人跑到面前来了。在担架上放着被切开肚子、敲破头、砍掉脚而成为肉块的中国人,他的血在滴落着。我看到这个被惨杀的身体，暗自想道：‘得赶快干了。是哪个班的？’我用军官惯用的那种举动，把头低下，往当中凝视，快步走近3天前被注射鼠疫菌的中国人住着的12号房间，战战兢兢地偷看里边。中国人由于被我注射了鼠疫菌，难受得浑身乱动，趴倒在床上吐血……‘见鬼去吧！这可好了。’过不大一会儿，我开锁进入里面。知道我走进来的那个中国人，在口角滴着血当中抬起头，脸上满染血污，目不转睛地盯着我。我知道他们没有任何抵抗力。‘畜生！死去吧！’我用脚上橡胶长靴的尖头突然踢去，咕嘟咕嘟从中国人口中吐出的鲜红的血洒满了床席。‘鬼子！一定报仇！’中国人满身滴答着血，想要站起来，没有力气，突然倒了下去。‘过一会儿分成八半。把这个浇上。’我用带来的消毒药水把中国人的全身浇遍，留下使他憎恨的话后就走了出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