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冻伤实验。日军占领中国东北后，为了适应严寒地区的气候，镇压、讨伐中国抗日军民和准备北进苏联，在731部队第一部专门设立了冻伤研究班，班长为吉村寿人。吉村班研究的主要内容是人在什么样的气候下能冻伤和不同程度的冻伤会带来什么后果以及怎样治愈冻伤等。他们感到冻伤实验以动物为对象不能取得直接效果，所以，就以活人为实验材料。
1943年以前，冻伤实验是在室外进行的。每年的1月、2月或12月，平房的气候有时低于零下35℃。这时，他们就把被当作实验材料的中国人、苏联人，也有女人，从特设监狱中押出来，关进桶式的大院里，在端着上有刺刀的步枪的日本兵和手持木棍的特别班队员的监视下，露出手、脚、胳膊和大腿，接受不同时间的冷冻实验。这些实验对象都陆续失去知觉，甚至吉村班用木棍敲他们的胳膊和腿发出“梆梆”的声音时，才将其一个一个地拖进室内。
1943年，吉村班先后修建了一个小的和一个大的冷冻实验室。从此，冻伤实验随时都可以进行了。吉村班用活人进行实验有许多方式，如“抗寒”实验、“耐寒”实验、解冻实验、“治疗”实验等。其中，解冻实验尤为残酷。731部队队员把冷水浇在实验对象身上，冷水很快结成冰，然后，经过一定时间让冰融化，被实验的人发出阵阵痛苦的呻吟。有的冻伤人的手被立即插进温水或热水中，烫得脱去皮。经过反复实验，被当作冻伤实验材料的人不是被活活折磨死，就是冻伤部位溃烂，肉和骨头坏死、变黑而被截肢。即便有人幸存，731部队也还要继续把他们当作其他实验的材料使用。正如《赤旗报》记者下里所说，“马路大”无一生存，他们惟一的出口“就是焚尸炉的烟囱。他们只能化为灰烬从烟囱中出来。”〔法〕爱德华·贝尔著、刘汉全译《天皇裕仁传》，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2,第172页。
第五，毒气实验。这是731部队以活人为材料的实验方式中最残酷的一种。石井四郎的司机越贞亲眼看到731部队的队员每天将被关押的中国人推进密封的玻璃柜内，分别注入不同浓度（1度、2度、3度）、不同种类的毒气进行实验，直至将他们毒死为止。这种实验对象多是冻伤实验的幸存者。731部队除用活人进行毒气实验外，还使用毒气大规模地杀害反抗实验的被关押的中国人、苏联人。中央档案馆档案：上田弥太郎的供词。
第六，解剖观察。731部队对人体细菌传染实验，要经过临床观察、解剖观察和病理观察3个阶段。解剖观察，一般是作尸体解剖，但根据其需要，也进行活体解剖。活体解剖既有对病体的解剖，也有对健康人的解剖，以便作对比观察。解剖取出的脏器都作为标本陈列保存，供病理研究。
解剖室里，解剖台前，活生生的事实暴露了日本细菌战犯们刽子手的狰狞面目，证明731部队是一座地地道道的食人魔窟。
对尸体的解剖，731部队的刽子手们常常采取乱刀解剖法，即将尸体大卸八块，在脏器里取出菌液，然后把空壳尸体投进焚尸炉。原731部队队员田村良雄记述了他看到的尸体解剖的具体情景。他说，有一天，他跟着宇野诚技师来到特别班的解剖室，作解剖前的准备。解剖室里有3张解剖台，一张解剖台的排水口正在往下滴着鲜红的血，滴进放在下面的玻璃瓶里。消毒器里正在咕嘟咕嘟地煮着解剖器械。这里刚刚作完解剖。另一张解剖台上，停放着一个奄奄一息的人，一个等待死亡的被实验者。现在，就要对他进行死亡观察了。这时，铃木启之少佐和带班的细矢技师走进解剖室。随着铃木“开始”的命令，细矢暗示田村递过了解剖刀和止血钳，已被泼上消毒水的中国人脸庞紫胀、口里往外流着血，呼吸极度困难，处于昏迷之中。铃木看了中国人一眼后，又下令注射强心剂樟脑液。这时，被用脚镣、手铐固定在解剖台上的中国人猛然睁开眼睛，好像是要弄清这次行凶情况似的转过头来，但是，身体不自由了；眼里充满了气愤的泪水，凝视着棚顶；极干渴的喉咙里像是要发出追究暴行的叫喊似的，然而发不出声音，嘴仅是动动而已。与此同时，用左手转着摸中国人脖颈的细矢，用右手的手术刀沿着中国人的颈动脉“咔嚓”一声就切了下去，血“吱”地流了出来。遭受鼠疫病折磨和被宰割的中国人的头左右摆动着，颈部的绳索勒了进去，头部忽然下垂，昏迷过去了。田村惊慌地擦去血。宇野用止血钳子搅动着刀口，他一看见颈动脉，“咔、咔”两下便夹住了血管。细矢马上用手术刀切断了中国人的颈动脉。至此，中国人已经不能动了，嘴角微弱地痉挛，从动脉流出的鲜血流进了田村拿着的30CC的软木塞瓶。不一会儿，忽然停止了。中国人留下了一句满怀仇恨的话：“鬼子！”于是，他的脸色迅速地变了，咽气了。接着细矢倒拿着手术刀，从尸体的上腹部到下腹部，再从下腹部到胸部，洋洋得意地切割下去。然后，又拉开骨锯，锯断肋骨，露出全部内脏。这时，为了制造细菌，杀害更多的中国人，他们又用培养细菌的银耳和医用玻璃器皿，在培养基上使劲地涂抹。20分钟后，中国人的肉体被分割了，滴着血的肉块散乱地丢在解剖台上。他们看着这个被惨杀的尸体，像一只只吃饱了的狼。过了一会儿，他们又回到解剖室连续“作战”了。〔日〕田村良雄：《细菌战——七三一部队的野蛮行为》(中国归还者联络会编《三光——日本战犯侵华罪行自述》)，世界知识出版社，1991,第27页。
1943年，731部队计划用一个男性少年作为“实验材料”，进行一次对比性病理研究。但是，特设监狱里没有这种“实验材料”。于是他们按照北野政次的决定，在长春街头发现了一个中国流浪儿，并以政治嫌疑犯的罪名把他抓起来，押送到平房，然后杀害了。原731部队的一名队员说：把抓来的一名年仅12岁的少年进行活体解剖，肠、胰腺、肝、肾、胃等各种内脏从睡眠状态中的少年体内顺次取出，经一一分理，砰、砰地扔进铁桶里，再立刻把铁桶里的脏器放入装有福尔马林液的玻璃容器内盖好。取出的内脏，有的还在福尔马林液里不停地抽动。〔日〕森村诚一：《魔鬼乐园》，第一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5,第79页。
除上述实验外，731部队以活人为材料的细菌战实验还有：
人血和马血换用实验，即将马血注入人的动脉血管里，或把人血注入马体内，观察人、马及其血液的变化。
真空环境实验，即将人塞进密封的实验室内，用真空泵将实验室内的空气抽净，然后观察人窒息直至死亡的变化过程。
人体倒挂实验，即将人头在下、脚在上地倒挂着吊起来，观察人受折磨而死的过程。
移植手术实验，即将人的手、脚互换接肢，或将直肠直接连在胃上，或将肝、脾、胃摘除，进行观察。
梅毒传染实验，多在女“实验材料”身上进行。
细菌武器性能实验，即将被实验的人押入坦克内，用火焰喷射器对着坦克喷射，观察在什么情况下人能被烧死；或用步枪、手枪对着纵向排列的被实验的人发射带细菌的子弹，观察子弹穿透人体的程度；或使用“手枪式”、“手杖式”的小型细菌武器向被实验的活人射击，观察这种武器的效能。
731部队往往把这些实验拍摄成纪录影片或绘制成画面存档，同时采集各类标本作为“科研”的成果进行陈列。对于各种实验结果也都有记录，例如：往人的静脉里注入5CC空气就是致命量，人就会死亡；马血注入人体的反应是，超过100克，人感觉到痛苦，而到500克左右，人就会死亡；低压真空环境中，空气压降到05以下时，人的血管就开始破裂，眼睛鼓出来，1分钟时间就会窒息而死；人体倒挂致死需几个小时，等等。
3以活人为靶子的野外实战演习
731部队在准备细菌战、毒气战的过程中，还不断地进行野外实验，检验它生产的各种细菌、病毒、毒药以及毒气武器的效能。它把这种实验称为“实战演习”。
为了进行野外实验，它根据实验的内容、目的的需要及地理位置、气候条件等，在一些地方设立了实验场。这些实验场分为两种，一种是固定的，如731部队附近的城子沟和安达、佳木斯、陶赖昭等地的实验场，较为常用的是安达实验场；另一种是临时性的，如在肇东县的满沟（今肇东镇）、呼伦贝尔草原和牡丹江一带山区等地。在这些实验场，既进行对各种动物的实验，又进行对活人的细菌武器的攻击、传染实验；有时进行细菌武器或毒气武器单品种的实验，有时还实行细菌武器和毒气的混合实验。进行一些综合性实验的时候，731部队、100部队以及516毒气部队、附近日军的“细菌、毒气谋略队”都参加实验活动。其实，731部队、100部队的野外实验场就是比实验室规模更大、更残酷的杀人场。
据证实，在城子沟实验场，有一次进行炭疽菌的传染实验，731部队将马、牛、羊、猴、兔、鼠等实验动物运到实验场，然后，用飞机在200～300米的上空投掷炸弹，炸弹爆炸后，穿着白色防护服的731部队队员蜂拥而上，检查实验的效果，记录着有关的数据，他们走后，往往留下尚未烧尽的木炭和被烧焦了的各种动物的尸体。在这里，731部队还进行毒气实验。他们把被毒死的动物就地解剖，把其内脏取走，剩下的尸体浇上汽油就地烧掉。对活人进行毒气实验时，是把实验的人用特别囚车从731部队运到实验场，然后，将其转移到台车上，台车有手推车的一半大，上面装有一根柱子，被实验者被绑在这根柱子上。台车可以在铺好的轨道上直接进入实验室，同时，将狗、鸡、鼠等动物也一起放进去，然后关上门，开始实验。
在安达实验场，1944年冬，731部队队员曾把五六名戴着手铐、脚镣的被实验人从卡车上拖下来，倒背双手绑在间隔20米左右的木桩上，飞机从低空将炭疽弹投向目标，炭疽弹爆炸后，使被实验者感染上肺炭疽或皮肤炭疽。然后，将他们运回实验室检查感染情况，并使其在“治疗”过程中死亡。这种炭疽弹扩散面大，传染力强。据原731部队队员说，参加实验的汽车上的尘土都沾有细菌，把这些尘土抹在培养基上又会生出菌来。中央档案馆档案：上野的证言。1945年4月，石井四郎曾组织参加第二次支队长会议的人参观安达实验场的野外实验。在这次实验中，一架轻型轰炸机从150米高的空中投下不少颗“石井式”炸弹。这些炸弹在50米高的空中爆炸，里面填装的炭疽菌迅速扩散，4名被实验者被弹片擦破的皮肤感染上了皮肤炭疽菌；吸入鼻腔内染上了肺炭疽。然后，他们“被押回部队监狱，观察其病变情况，死后又做了尸体解剖”。中央档案馆档案：原秀夫的证词。
731部队在各个实验场用活人为靶子进行野外实验的项目、方式、次数是很多的。除上述实验外，还有在哈尔滨附近的松花江的一个荒凉小岛上用迫击炮向几十名被实验者发射用硅藻土制造的炭疽炮弹的实验中央档案馆档案：山内丰纪的证词。和用电流引爆细菌的实验中央档案馆档案：田村良雄的证词。等等。
血腥屠杀——关东宪兵队及其暴行日本关东军第100部队的罪行
一关东军第100部队的建立及其机构
长春市西南10多公里一带，在东北沦陷时期是日本关东军的驻地。这里建筑栉比相连，构成环绕几十公里的日本兵营网。其中有一块独立地带，东西宽约05公里，南北长约1公里，上面不规则地分布着平房、楼房。这个神秘的地方就是日本关东军严密封锁的特别军事区域，日本侵略者在我国东北制造细菌武器的另一大本营——日本关东军第100部队所在地。该部队是与日本关东军第731部队齐名的又一细菌恶魔。
日本关东军第100部队的前身是关东军临时病马收容所，它于1931年11月在奉天（今沈阳）成立。历任所长有兽医中佐小野纪道、兽医专家安达诚太郎、兽医中佐高桥隆笃。1933年初准备细菌战，扩建了病马收容所。之后又改称关东军马匹防疫部，原所长改称部队长。
1936年春，日本天皇裕仁颁布敕令，要求在中国东北建立两支专门从事细菌战研究的部队，以担负“特殊的秘密任务”。根据这一敕令，日本关东军在哈尔滨平房，建立了“第731部队”（对外称“关东军防疫给水部”）；在长春的孟家屯建立了“第100部队”（对外称“关东军军马防疫给水部”）。
1939年至1941年7月，关东军马匹防疫部正式改称为“第100部队”，不久，兽医少将、细菌学家若松次郎就任第100部队部队长，直至日本无条件投降。
若松次郎就任第100部队部队长后，其下迅速聚集了一批日本陆军兽医、军医，有生物、植物、细菌、微生物、解剖、工程、化学、药物、农艺学等方面的专家。他们之中有些还是具有博士学位的学者。部队里的文官（技正、技佐）也都是相当于陆军校尉级的具有专业技术的人员，他们手下都配有专业人员做助手。第100部队成为一支由专家和专业技术人员构成的特殊部队。
第100部队的人员来自日本在中国的各作战部队，一般经常保持在600～800人。
该部队下设第一至第四部和总务部，并管理一个实验农场和牧场。
第一部，主要以关东军所属部队的军马为研究对象，同时重点研究各种动物的血浆。通过对军马和动物血浆的研究，取得并总结制造鼻疽菌、痈疽菌、传染性贫血菌的方法；研究能导致马匹迅速死亡的病菌和生产这些病菌的方法。该部下设有若干分部，各分部的细菌研究工作在关东军兽医处处长高桥隆笃的亲自监督下进行。
第二部，也称生产部，主要从事进行细菌战的研究工作，是第100部队的关键部门。部长更换了几任，村本少佐、穗坂中佐、雄板中佐等数人曾任该部部长。1943年前，该部下设5个分部：第1分部为“细菌分部”，主要研究与繁殖各种传染人畜以及植物的病菌，如伤寒、霍乱、赤痢、副伤寒等疫菌；第2分部为“病理学分部”，重点研究鼻疽、羊痘、牛癣、炭疽热等牲畜病毒。第3分部是管理用来实验的动物的分部，其实验材料不仅包括牛、羊、马和江豚、白鼠等动物，而且也包括用来做细菌实验的活人；第4分部为“有机化学分部”，主要研究与生产化学毒物和毒药，以及这些药物的防治、解毒方法等。第5分部为“植物学分部”，主要研究毁灭植物和农作物的毒物、毒菌，“负责探求用细菌毒害或传染植物的方法”。
1943年，第731部队石井四郎确认鼠疫武器为主要细菌武器，并得到日本参谋本部批准。为了配合第731部队加紧鼠疫武器的生产，关东军司令部决定将原先属于第1分部的职能以及其他各分部的一部分职能和人员转交给新成立的第6分部，委任军医中尉平樱全作为第6分部部长。专门生产、制造细菌武器。
第三部，与该部队对外称谓完全相符，即真正负责关东军所属各部队的军马防疫与饮水问题的研究。
此外，还有总务部、资材部和训练部，其职能与731部队有关的部门大致相同。总务部不仅管理部队的日常事务，其下还设有设计分部、研究分部等部门。此外还管辖一处占地60多垧的“实验”农场和一处占地20多垧的牧场。被拘禁在守卫处禁闭室内用来进行细菌试验的人，也归总务部管辖。
训练部也称教育部，主要负责本部队人员和关东军各部队人员在使用研究细菌武器方面的培训。原第100部队队员三友一男，就曾到训练部培训过，他在苏联伯力受审时说：“我进入该部队后，进过炭疽热菌和鼻疽菌培养训练班。”后来，他一直从事这些细菌的培殖工作。
第100部队科学技术人员占人员总数的2/3。平樱全作在苏联伯力受审时供认：仅第二部人员中就“计有官佐20名、科学工作员30名及技术人员50名”。担任该部各分部部长职务的“都是细菌学专家、植物学专家、有机化学专家或病理专家，其中有些是现役军官，有些则是受雇的科学工作人员”。
前关东军兽医处处长高桥隆笃也承认：“第100部队各支队及各兽疫部队长均由细菌学医生充任。”
第100部队建立后，它同第731部队一样，也在总部之下设立了若干支部。据资料记载，第100部队分别在大连、拉古（位于牡丹江市市郊）、克山设立了3个支队。1941年7月又在四平设立支队。同时在关东军司令部所指挥的部队里，还奉令建立了军团兽医部队，分驻在克山、东安、鸡宁、东宁、四平等地区。
由于第100部队也是日军部用来进行战争的保留项目，因而它也成了日本军部的宠儿，其经费是十分充足的。据原关东军兽医处处长高桥隆笃在苏联伯力受审讯时供认:第100部队“经费有两个来源：一部分是日本陆军省拨给该部队人员的给养费，另一部分是日本陆军省拨给关东军制造防疫药品的费用”。而“研究和生产细菌武器的款项是按关东军秘密经费开支路线，由第二侦探部发给的”。与第731部队的经费一样，这是国会议员所无法知道的一笔巨大开支。第100部队仅在1944年4月至1945年4月一年时间内，上面就拨给给养费和防疫药品制造费共计60万日元，拨给研究和生产细菌武器费共计100万日元。高桥隆笃供认说：“这个数目并没有限制过我们，因为必要时可按需要增拨款额。”
二关东军第100部队的细菌战实验
第100部队主要研究、制作针对动物、植物的细菌武器，同时，也研制人畜并用的细菌武器。所以，在第100部队，动物、植物、被捕犯人都被称为“实验材料”，第100部队利用这些“实验材料”进行各种细菌实验。
第100部队以动物为细菌实验的主要对象，在20余栋房舍、1万多平方米的场地里，饲养了大批动物，其中以鼠和马为最多。
1950年，长春市政府两次组团到第100部队遗址实地调查，他们从饲养场地规模及设备、装置情况推算：可养20日鼠、荷兰猪、家免等几万只以上。尤其20日鼠1个月可繁殖一代，拿1万只来计算，去掉死亡雄鼠，月可增至15万只，经常保持1万只活的，那么每月最低也要有5000只20日鼠供试验使用。
第100部队每年可有1万匹马供试验使用。在该部队本部的后面有专门的马匹实验室，内设做免疫血清用的解剖台5个，但固定架只有1个，这说明饲养动物，并不是为了抽血做血清，而是为了试验细菌。每个实验室里都有焚烧炉，这毫无疑问是为做细菌试验而备，试验后，“实验材料”就烧掉，避免移动感染。
第100部队对牲畜的实验过程是这样的：他们有意将染有传染病菌的牲畜驱赶到附近的村庄和牧场，以试验这种病菌的传染效能。第100部队有自己的牧场，设在距本部10公里外的八家子一带。这里是对牲畜进行细菌实验的一个重要场所，牧场附近从来不准中国人通行。第100部队所属2630支队技术员桑原明供认：1945年8月该支队将鼻疽菌掺和到燕麦里，喂给60匹马吃。然后，将其全部驱赶到附近村庄和牧场，结果，致使这些村庄和牧场的大批牲畜死亡。
第100部队对利用植物进行细菌实验也是非常重视的。部队内有高级植物学家和专业人员组织针对植物的细菌研制工作。第100部队从毗邻驻地的大广乡农民手中掠夺了60多垧土地，作为对植物进行细菌试验的“农场”。据当地农民回忆，“农场”里的庄稼长得“挺怪”，有的长势非常好，有的却非常糟；有的果实累累，有的却颗粒不结。第100部队的“农场”实际上是其毁灭农作物的试验田。
第100部队在频繁的牲畜及植物的细菌试验中，取得许多“可喜”成果。原关东军司令部兽医处长高桥隆笃曾向梅津美治郎总司令官汇报了第100部队的生产能力。他说：“第100部队在一年内能制造的细菌数量是：炭疽热细菌1000公斤，鼻疽细菌500公斤，锈菌100公斤。”可见该部队生产规模之巨大。
第100部队最丑恶、也最鲜为人知的活动是它同第731部队一样，也用活人做细菌实验。
第100部队有一个“牲畜掩埋场”，距本部很近，位于西北侧，东西约半华里，南北约1公里。1949年春天，大广乡的农民到这里挖取马骨（卖钱或做肥料），结果挖出来的有马骨头也有人骨头。他们还在焚尸炉旁挖出个大竹筐，里面装满了人骨灰。这些死难者的尸骨暴露了第100部队用活人做细菌实验、残杀无辜的罪恶秘密。日本战犯的供词、耳闻目睹者的控诉也证实了这一血的事实。
日军曹长（上士）实验员三友一男供认，他在第100部队里，经常参加用活人做细菌感染或毒物药杀活动。他证实：“用活人做实验，通常都以‘实验材料’称呼他们。”第100部队与第731部队也有不同处，即除留少数人继续做实验用外，大多数人是“实验”后被枪杀。
特别是研究与制造化学毒物时，第100部队大多是用活人做实验。1944年8月，三友一男奉命在两周内对“实验材料”进行多次实验。他遵照松井技师的吩咐，曾给“实验材料”注射了氰化钾。在注射前，谎称是给“实验材料”治病，从不同剂量的氰化钾注射中寻求效果数据。经过连续实验，结果，一些“实验材料”被实验折磨而死。
实验员木章供认：“第100部队曾用家畜和活人来试验细菌效能。这个部队内专门饲养马匹、乳牛及其他牲畜。并且还单独拘禁有一些活人。我之所以知道这点，是因为我亲自看见过。”
兽医师福住光田供认：“为了确定这种毒药的效能，曾用动物和活人来进行实验。”
曾参观过第100部队的韩尉在《日军细菌杀人罪行的见闻》中写道：“我听说过100部队是设在长春市郊（石虎洞）的一个专门研究生物细菌的特种保密部队，也听说过有些乞丐被弄到里面去不能活着出来。”在第100部队工作过的中村吉二也对韩尉说过：“日本宪兵队，每星期都往100部队送活人做实验。”《吉林文史资料》第14辑。
曾参观过100部队的李野光（他当时是伪满军政部直属陆军军需学校学员）回忆说：“那位军医大尉领我们到一间陈列室门前……满屋又粗又高的玻璃缸，黄色的福尔马林药水里浸泡着人头、手臂、大腿、心、肝、脾脏和生殖器等，简直令人无法看下去……”
大广村农民也耳闻目睹了一些第100部队残杀活人的暴行。
家住大广村的农民刘万仁被第100部队拉去做苦力，有一天，他亲眼看到一位姓杨的马车夫被日本军医拖进隔离室，诬说他得了传染病。当这个姓杨的从隔离室推出来时，浑身已缠上白布，以后，再也没放出来。大广乡农民王会回忆,“1945年，眼看苏联红军快到了，日本鬼子连忙给每个劳工注射一针。当时有300多人，死了十分之二三，能够出去的，也染上严重的‘虎列拉’，这批劳工是双阳县的。”大广村农民也成为第100部队实验的对象，有时，第100部队藉注射为名，说是给农民打针防病，实际上却是抽一大管血。日本投降前夕，大广村农民阎洪喜被日本军医抓了进去强行给注射了一针药物。阎洪喜回家后不久便得了伤寒病，并传染给了家人，一个三代五口之家，最后只剩下祖孙两人。
第100部队不仅在本部利用活人做细菌试验，在支队也是如此。第100部队在公主岭的支队就设有监狱和禁闭室。在这里的实验，经常由水野、木二人执行。在一次化学毒物实验中，就有3名“实验材料”被毒死。
第100部队到底用了多少活人进行细菌实验，通过细菌实验残杀了多少人？现在还无法统计。不过，从农民挖出的死难者尸骨和火化炉旁积存的人骨灰看，被第100部队杀害的人是大量的！
第100部队不仅在实验室条件下和野外实验场条件下进行各种细菌攻击武器的实验，而且还组织别动队（关于“别动队”，在第100部队中有各种不同的称呼，如“演习队”、“远征队”、“特殊考察队”、“侦察队”等等）,多次深入前沿阵地进行各种活动，尤其是日本即将战败之时，其活动更为猖獗。
前第100部队别动队队长平樱全作在苏联伯力受审时供称：“第100部队长若松少将曾告诉我说，在一旦发生战争时，日本空军就会根据我所收集的情报，在毗邻苏、蒙边境的各区域内，散播鼻疽菌、炭疽热菌、牛瘟菌等，以便传染牲畜。”
为此，关东军司令部发出作战命令，要求别动队在中苏边境选择地点，做一次假想的“远征演习”。1942年夏季，第100部队奉关东军兽医处处长高桥隆笃的命令，组织了由村本少佐率领的别动队。于三河地区结尔布勒河一带进行了细菌传染实验。不仅动用牲畜做各种细菌实验，而且对河流、水井也进行实战投放细菌实验。目的是在最近似苏联国境的气候条件下来检验细菌武器的效能。1944年3月，关东军司令部责成兽医部长、中将高桥隆笃命令第100部队组织“远征队”到海拉尔地区，侦察附近的道路、夏冬牧场、贮水池，以及当地饲养的牲畜头数和分布状况。其目的是：一旦日苏战争爆发，便在中苏边境进行细菌战，制造牲畜死亡和居民点混乱。
这次“远征队”写在军部档案上称“别动队”。队长由少将若松次郎部队长下令，委任中尉军官平樱全作担任。委任令则由第二部长中佐惠坂下达。同时配备了7名士兵和技术员。并要求队员万一阴谋失败，也不要暴露出去。
1944年6月，高桥隆笃再度命令，第100部队组织别动队到兴安北省地区进行活动。其主要任务是调查“毗邻苏联及蒙古的各地区居民的牲畜数量”，确定“这些牲畜的情形，夏季和冬季牧场所在地，收割牧草地段，道路和蓄水池情况等”。其活动目的是“为了一旦与苏联作战时，便能大量传染牲畜，藉以进行细菌破坏活动”。1945年3月间，第100部队又到南岗河一带进行了又一次远征活动。这次活动先由雄坂中佐领导，后由山口少佐代替。参加这次远征的有20余名科学工作员。
第100部队在上述整个活动过程中，曾先后4次向其部队长若松次郎少将和关东军兽医处长做过汇报。关东军兽医处处长高桥隆笃对第100部队的“远征”活动，自始至终听取汇报，做指示，并将综合情况3次向关东军司令官山田乙三大将汇报。山田乙三听取了汇报后，分别命令关东军第731部队、第100部队加紧研制各种烈性细菌和药物，探求大批毒杀人和牲畜的办法。
1945年8月9日，苏军突破中苏边境的日军防线。第100部队虽按原计划执行，将染有病毒的牲畜全部赶到苏军后方，但他们自己却没有逃脱惩罚，被苏军捕获，送上远东军事法庭审判台。
血腥屠杀——关东宪兵队及其暴行关东军进行化学战的罪恶
一日军化学战概要
生物化学武器是战争中对人类和自然伤害极大的破坏性武器。因此，国际社会对以这种武器进行战争提出了限制，如两次《海牙公约》、《布鲁塞尔条约》、《华盛顿协议》、《日内瓦议定书》等。日本是这些条约的签字国，并批准了前4个条约。然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对国际规则视而不见。大量使用化学武器，造成了大量的人员伤亡，犯下了滔天罪行。
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末期，日本从欧洲了解到化学武器使用情况，着手进行化学战的准备。1918年，日本军部在陆军省内设立了临时毒气委员会，聘请22名科学家研究毒气的生产、使用及化学战训练等有关问题。1919年4月，军部派遣以久村种树久村种树：日本化学战早期倡导者之一，曾任科学研究所调查班长，运用班长，1928年8月任第3部部长，1932年任所长，1936年8月升任陆军技术本部长、陆军中将。为首的考察团赴欧洲，调查欧战中使用化学武器的具体情况。同年8月，军部又设立了专门进行兵器研制的陆军科学研究所，其中第2课负责有关火药化学武器的研制。1921年10月久村回国后给军部中央提交了一份综合调查报告，强调“在未来的战争中取胜的秘诀之一是科学性的奇袭……制造毒气是当务之急”。《军事历史》1998年第2期，第46页。军部对久村的意见十分重视，立即采取措施，在陆军科学研究所第2课设立了研究化学兵器的专门机构，每年拨给大量经费。由此日本化学战的准备工作正式开展起来。步平主编《化学战》，第9页。
日本陆军进行化学战的基本情况是：
化学战的研究。主要由陆军科学研究所承担，在化学兵器班的基础上，1925年4月。该班扩大为科学研究所第3部，由岸本绫夫任部长，研究人员有高等官员20名，总员100人。当年研究经费为15万日元。1941年6月，该部主体改编为陆军技术本部第三技术研究所，仍然从事化学武器的研究，直至日本战败投降。
化学武器的制造和装填。1927年日本军部决定在位于广岛县竹原市忠海町3公里的濑户内海的无人岛——大久野户岛建立生产毒剂的工厂，从8月开始征用土地，至1929年5月完工。日军在化学战中使用的毒剂大部分都是由设在该岛上的“陆军兵工厂忠海兵器制造所”生产的。因此大久野岛有“毒气岛”之称。随着日本发动侵华战争的进展，1941年时忠海制造所的化学武器生产达到高峰。仅毒气生产一项，各种毒剂合计1579吨。步平主编《化学战》，第52页。继忠海兵器制造所之后，日本陆军又在北九州小仓市建立了曾根兵工厂，主要担负毒剂装填工作。此外，东京的第2兵工厂、广岛兵工厂也制造和装填毒气弹。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又陆续在中国沈阳、南京、济南、广州、汉口等地设立了毒气弹制造和装填工厂。有的甚至还制造毒剂。
化学战的训练。日军在建立化学研究机构的同时，就开始对部队进行化学战教育。这项工作最初由陆军科学研究所兼任，据时任关东军参谋的石崎申之回忆，关东军对化学战训练十分积极。“1931年进行化学战教育时，教育总监部考虑到当时满洲正值事变前的紧张之际就没有要求处于国防第一线的关东军派专修员，但是关东军教育部主任石原莞尔（‘九·一八’事变的主要策划者之一,时任作战主任参谋）强烈要求派员参加，于是我就被派出参加了这次教育”。石原还说：“等你回来，关东军必须进行化学战普及教育……一定要加强化学战的训练。”步平主编《化学战》，第80页。由此可见，作为侵华急先锋的关东军，早在“九·一八”事变之前就已经在积极准备进行化学战了。
“九·一八”事变后，为提高化学战的能力，日本军部认为必须大力培养化学战骨干人才。为此，1933年4月，由陆军大臣荒木贞夫签发了《陆军习志野学校令》（“军令陆第6号”），在千叶县津田町成立了陆军习志野学校。据初步统计，该校培训的化学战人员达1万多名。步平主编《化学战》，第80页。这些人员作为化学战骨干回到作战部队，进行化学战的教育和实施。这所学校可谓“日本陆军化学战的摇篮”。后来，日军又在各野战兵团设立了化学部，也担负化学战人员的培训任务。
化学战的实施，随着日本侵略战争的扩大，日本在各野战兵团设立了化学战部队，如迫击联队、大队等，其任务是使用化学武器进行战争。关东军第516部队就是其中最为典型的一支。
除日本陆军进行的化学战之外，日本海军和空军（航空兵）也进行了化学战。日本海军于1923年就在设于筑地的海军技术研究所中开始进行毒气研究，以后又转移到设在神奈川县的“相模海军工厂”，进行毒气的研究和制造。此外，日本海军在横须贺，吴市港、广岛、佐世保等地也设有化学武器生产厂。根据日本学者吉见义明研究表明，仅据不完全统计，“二战”期间，日本海军生产毒气至少760吨，战败时仍贮存有268吨；生产各种毒气弹70600发。步平主编《化学战》，第76页。日本空军进行的化学战于1931年开始着手，主要由设在立川空军基地的第3航空技术研究所负责。
日本侵占东北之后，为进一步侵略中国，进攻苏联，开始加强关于冬季和严寒地区毒瓦斯的研究和试验。为此，日本军部专门抽调化学战军官进入关东军，开展这项工作。据日本《陆军习志野学校史》记载：“1933年末以来，一直有一名习志野学校的军官在关东军司令部任职，他的任务一是负责关东军各部队的化学战实施及研究，一是负责习志野学校在中国东北的化学战研究与试验。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以后，进一步加强了在东北进行化学战的研究和准备。”1937年8月，为在中国东北试验兵器，以陆军技术本部及陆军科学研究所派驻关东军的常驻军人为骨干，在齐齐哈尔设立了关东军技术部。有关化学战的研究、试验等事务归新设立的关东军技术部化学兵器班，而有关教育、训练的事务仍旧由司令部（参谋部第三课）担任。步平主编《化学战》，第136～137页。
1939年5月11日，化学兵器班作为化学部（代号516）而独立出来。第一任部长由技术部部长小野行守兼任。化学部的任务与中央的科学研究所的任务大体相当，即化学战的运用，化学、医学、兽医学方面的研究及气象的研究等领域。在这之后技术部迁移到新京（长春），化学部占了原技术部的全部土地与建筑。化学部同毗邻的迫击第2联队（1938年5月设立，部队代号525）共同成为化学战研究的中心。
1942年10月左右，由一个毒气大队和一个迫击大队组成的部队作为化学部的练习队。于是，历来是协作关系的实战部队成为隶属于化学部的部队，关东军化学部成为名副其实的化学研究的一大中心。
关东军化学部是隶属于关东军的重要部队，在关东军的勤务令中，有专门关于该化学部的一节，内容为：
“第94，关东军化学部长隶属于关东军司令官，负责向关东军提供化学战的准备，进行化学战的资材的调查、研究、试验。
第95，关东军化学部为执行上述任务，在得到关东军司令部允许后可指挥迫击联队长、特种汽车队长，同关东军气象队长及其他队长协商后，亦可使用其部队。”步平主编《化学战》，第136页。
同时，在日本陆军化学部队中，关东军化学部的地位远较其他的化学部或化学实验重要，它虽然隶属于关东军，但实际上是日本陆军化学战研究、训练机构在中国的支部。该部队的250名成员大部分是技术军官，曾在日本习志野学校培训过。516部队共设5个课，即总务课，负责以下各课的统筹工作；第一课，负责毒气探测和毒物合成；第二课，负责毒气防护研究；第三课，负责毒气治疗研究；第四课，负责化学剂研究。1939年，516部队在佳木斯建立了一座挂有“三井花园”牌子的秘密研究所——“三岛理化研究所”（因该研究所由日本人大岛和福岛掌管，受伪三江省警务厅特务科长兼三江地方局理事官岛村三郎所辖，故名“三岛”）该所表面上是在进行“科学研究”，实际上从事毒剂、细菌实验等不可告人的勾当，并为516、731部队提供实验对象，是关东军进行细菌战和化学战的重要基地和秘密监狱。
除516部队之外，关东军指挥的化学战部队还有：
迫击第2联队（满洲第525部队），该联队于1938年5月在齐齐哈尔组建，是日本陆军第一支迫击联队，也是关东军化学部队的骨干力量。曾参加了诺门坎战争。1941年“关特演”时，迫击第2联队改编为迫击第10大队，该部队一直与516部队关系密切，是关东军化学部的重要实施部队。
迫击第10大队（满洲第526部队），1941年由迫击第2联队改编，当时关东军为准备对苏战争，便以第10大队为母体组建新的化学部队。到1942年10月，由于派出人员过多，余下部队与特种车第1联队合编组成关东军化学部练习队。
以上部队是长期与关东军化学部协作密切的化学部队。
此外，迫击第11～14大队，都是以第10大队人员为骨干在东北编成隶属于关东军的。后随战局变化陆续调往南洋和日本。这些部队也在关东军的指挥下进行了化学战实验和训练。步平主编《化学战》，第123～129页。
二关东军的化学战实验及实战
对于516部队所进行的罪恶活动，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一直是个谜。直到几十年后，曾在516部队服过兵役的高桥正治和若生重作才走出战争的阴影向世人揭露了这个部队的秘密。据他们回忆，516部队不仅对外严格保密，而且内部各部门之间也不能随意往来，而且每个加入这支部队的人都必须接受法西斯式的特殊训练，不仅通过教材了解各种毒气的外形特点，化学性质，还要亲身体验毒气。有一次在讲堂上，军曹滕川及助手当场将毒气释放出来，队员们没有人敢动。当10多分钟后门被打开时，讲堂内的人已被毒气呛得拼命咳嗽，头昏脑胀，眼泪、鼻涕横流，好不容易喘过气来，只听军曹和助手大声喝道：“好好记住，这就是毒气！”《东北沦陷史研究》1999年第2期，第54页。
化学武器是进行化学战的物质基础，日本陆军研制的进攻性化学武器（包括化学毒剂）大致可以分为14类，百余种。其中被制式化的化学毒剂达9种之多。从时效性上看，可以分为一时性毒气和持久性毒气。日本在侵华战争期间，使用大量化学武器，造成中国军民伤亡8万多人。这中间，关东军化学部队也是重要的实施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