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关东军516部队生产的毒气制品有：芥子气（黄色1号）、路易氏气（黄色2号）、氰酸（茶色毒气）、碳酰氯肟（青色毒气）、联苯氰基胂（赤色毒气）。芥子气是一种糜烂性的毒瓦斯，路易氏气属于速效性糜烂毒瓦斯，氰酸是窒息性毒瓦斯，碳酰氯肟和联苯氰基胂都属于刺激性毒瓦斯。516部队研制的这些种类的毒瓦斯，除了直接做成毒气弹外，还把它装进迫击炮弹内。这些毒气弹，首先由与其毗邻的满洲第525部队（即关东军迫击第2联队）使用。
516部队在其驻地南约600米处设有大型地下仓库，贮藏着各类毒气弹20万发。这些毒气弹除了供应关东军和华北、华中、华南派遣军外，日本侵略军攻打菲律宾和在冲绳同美军作战时也都秘密使用过。
关东军进行化学战的主要方式有：撒播实验、活人实验、化学战演习，以及化学战实战等。
撒播实验，有的是通过演习方式进行，有的直接撒播在东北的村庄、道路、河川等，以观察效果。据曾在关东军化学部队服役的渡边国义，飞松五男、齐滕美夫等战犯供述，这种化学战实验曾在相当长的时间和广泛的地区进行。以下参见《细菌战与毒气战》第440～445页；《日军罪行录：吉林分卷》第318～320页。
1940年5月，在辽宁新民县辽河左堤防附近，日军对奉天甲种干部候补生进行瓦斯教育时，队长南部让吉少将命令关东军化学部用轻型坦克牵引散毒车，在长200米、宽400米的地域内散布持久瓦斯。结果，由于瓦斯蔓延，毒死了100多只羊，并使48万平方米的土地染上液状瓦斯，使这块牧地1年内不能使用，同时还毒杀了2名中国人。同年5月下旬至6月下旬，关东军化学部在伪兴安北省海拉尔日军飞机场两公里草原及村庄道路上秘密散布了面积2000平方米，毒量100公斤，杀伤效力1000名，毒气有效时间1星期的黄剂（糜烂性持久瓦斯），还在小河里放了附在放毒工具上的瓦斯5公斤，结果有6名中国农民通过放毒地区时，由于身体中毒腐蚀而死。7月中旬，关东军化学部于黑龙江省富拉尔基东4公里通向中国人村庄的道路和草地上散布了面积2000平方米，毒量100公斤，杀伤效力1000名，毒气有效时间1星期的糜烂性持久瓦斯，结果有5名中国农民通过散毒地区时中毒后身体受腐蚀而惨死，另有25名中国男女农民的手脚被毒瓦斯伤害。1944年8月，还是在这一地区，进行了同样的试验，毒死5名中国人，10人受到毒瓦斯腐蚀。从1942年5月下旬至1943年9月上旬，在伪兴安西省扎兰屯周围山地，关东军化学部练习队先后4次试验糜烂性毒瓦斯效力，共毒死10名中国农民，140名中国百姓手脚受到不同程度的瓦斯腐蚀伤害。1943年7月下旬至8月上旬，关东军化学部练习队在伪兴安西省碾子山东3公里山地施放了糜烂性持久瓦斯，毒死3人，50名中国农民手脚受到腐蚀。
1943年1月。在扎兰屯东南8公里山地，关东军化学部练习队进行山谷瓦斯发射训练，发射大型“赤筒”50个，大型发烟筒50个，迫击炮毒弹50发，被害情况不明。7～9月，关东军化学部练习队在碾子山多次进行“赤筒”发射实验，许多农民受到毒气伤害，使呼吸器官受了刺激伤。1945年6月上旬，关东军化学部练习队第1大队，在富拉尔基训练放毒时，曾发射赤筒30发，瓦斯气体流向距该地300米的富拉尔基通向齐齐哈尔的道路，使过路及耕地的10名中国百姓的呼吸器官受到损伤。
为了取得化学战最直接明显的效果，关东军竟残忍地以活人为对象，进行化学战实验。1936年12月上旬至1937年1月的一天，驻牡丹江的日本陆军医院，院长兵头周吉为了实验毒瓦斯（腐烂性）的效力，将3名农民监禁在外科的小屋内，倒背手绑着，将瓦斯涂在被害者身体上，然后观察其变化情况，第二天3人均死亡。
日军施放化学武器，可以说是随心所欲、为所欲为。日军独立守备步兵第九大队三中队的一名少尉军官，仅凭一时的冲动，向在吉林市北山西面2公里处的一位正在劳作的中国农民点放两枚中型喷嚏性瓦斯，使该农民中毒，之后，观看中毒后的中国农民惨痛之状取乐。
日军不但用化学武器杀害中国人民，而且还用来教训溥仪的“护军”。1935年夏天，日军宪兵在伪皇宫大墙外发现伪满皇帝的护军正在伪宫西花园假山进行军事训练。这支皇帝私人武装被日本关东军视为眼中钉，必欲去之而后快。日本宪兵随即在兴运桥外施放起催泪瓦斯，瓦斯越墙顺风扑向护军，护军喷嚏连连，鼻涕阵阵，痛苦万状，跑到水池边用水清洗，护军队长登上岗楼发现正在施放毒气的日军宪兵得意狂笑。
1935年9月10日，关东军在吉林省下九台进行瓦斯演习，从新京（长春）、吉林监狱提出被日伪收容的200名中国人作靶子，绑在一起，然后施放毒瓦斯全部杀害了。
1936年6月，驻扎在吉林省延吉（当时是间岛省延吉）的关东军第960部队的“第二下士官候补队”进行“瓦斯化验训练”。由于没有实验对象就直接向中国居民区施放了5颗小型“赤筒”（喷嚏性瓦斯），毒气迷漫，散进10多户居民的家里，使50多名中国男女老少居民的呼吸器官受到毒害，不少人留下了终生后遗症。
1940年4月，日本陆军技术本部习志野毒瓦斯学校来中国东北试验毒瓦斯炮弹时，齐藤美夫作为警务长曾抽调宪兵组成有60名兵力的警戒队伍，并命令将被捕的30名中国人送给他们作为试验品杀害了。当时，得到一名叫白滨的大尉报告说，效果很好， 30名中仅有1名未死。
516毒瓦斯部队所进行的这些试验绝大部分是在秘密状态下进行的，当时的受害老百姓并不知道自己是如何中的毒，更不知道如何治疗。试验后，日军通过秘密跟踪调查，掌握实验效果。因此，时至今日，除日俘、战犯的供认外，在许多受害者已不在人世的情况下，揭露日本侵略者施毒杀戮我同胞罪恶行径的证人已很难寻找。
在用各类瓦斯进行试验的同时，516毒瓦斯部队还伙同731细菌部队进行毒气的活体试验。平均每天有4～5名中国人、苏联人、蒙古人或朝鲜人被当作试验品活活折磨死，这种活体试验至少进行过50多次。516部队进行人体毒气实验的情景，《魔鬼的乐园》一书作者森村诚一曾这样写道：“被关在玻璃罩里的‘马路大’瞪着愤怒的眼睛，想挣扎着冲出来，但身体被牢牢地绑住无能为力。516部队的队员们接通电源，打开旋钮……毒气进入玻璃罩时，‘马路大’发出声嘶力竭的叫喊，身体拼命地挣扎；接着眼睛一翻，口吐白沫，头忽地垂下去，生命就此结束。”
为了适应实战的需要，关东军经常组织各种化学战演习。在演习过程中，关东军竟拿中国百姓作为假想敌，实施化学战实战演习，屠杀了大量无辜平民。
1939年9月下旬，在吉林，日军第二独立守备队组织瓦斯军官的集合教育，在1000平方米的范围内散布了糜烂性毒瓦斯。这次“瓦斯教育后，没作善后处理，因而使路过该地的4名中国人患了瓦斯症”。《细菌战与毒气战》，第441页。
据研究表明，在1933～1941年期间，仅《陆军习志野学校校史》中记载的在中国东北的演习就达14次之多。步平主编《化学战》，第99页。其主要目的是进行冬季化学战的应用研究和检验毒气队在极寒地带的作战能力。其中包含准备进攻苏联的动机，具有明显的战略意义。
化学战实战。关东军不仅进行了大量的化学战实验和演习，而且还将化学武器应用到了实战当中。1939年7月，在诺门坎战争中，日军第23师团曾在海拉尔兵站兵工厂秘密运送4发甲号瓦斯弹（每发500公斤），供给第二野战航空队。四五天后海拉尔日军第一医院曾对死亡的苏军军官进行过检验，结果是因瓦斯弹中毒。《细菌战与毒气战》第440页。这表明，日军在诺门坎战场上使用了化学武器。
1945年，正义终于战胜邪恶，在世界反法西斯力量的反攻下，日本法西斯于8月15日宣布投降。但是，法西斯的战争余毒仍然留在中国的黑土地上。
第六部分：远东黑手——关东军特务机关侵华罪恶关东军特务机关述略
一关东军特务机关沿革
自日本作家森村诚一撰写的《恶魔的饱食》一书问世以来，人们大都知道在哈尔滨市郊的平房曾经有过一个食人恶魔——日本关东军“满洲第731部队”。但对于在哈尔滨市内还曾经存在过一个绝不亚于731部队的机关——关东军特务机关，恐怕知者不多。
日本自明治维新以后，开始走上了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同时也走上了“强兵富国”的侵略扩张之路。间谍特务活动就成了日本对外侵略必不可少的手段。日本的间谍特务活动，大致可以分为由军部指挥的军事间谍特务系统，由右翼团体（如犹存社）组成的民间特务系统，以及由外务省领导的外交特务系统。在军部系统中，又可以分为以参谋本部为首脑机关的陆军特务系统和以军令部为核心的海军特务系统。关东军特务机关属于陆军系统的军事间谍特务机关。
像关东军特务机关这样的特务组织是极其秘密的，其正式名称只记录在军部的秘密卷宗里。军事间谍的公开身份可以是名正言顺的武官，也可以是堂而皇之的顾问，还可扮成商人、学者，甚至和尚、仆人。有人称之为“穿西服的忍者”。 参见〔日〕山清行《陆军中野学校》（中译本），群众出版社，1984。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为日本的侵略扩张服务。他们的作用非同小可，甚至“一个人可以顶上一个师团”。
军部系统的间谍特务，初期或以驻在国武官、顾问的名义公开地进行特务活动，或乔装打扮秘密刺探情报。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日本军部对华特务活动中，曾出现过“青木机关”和“坂西机关”等著名的特务机关。在甲午战争、日俄战争中，军事间谍曾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其规模相对有限，也未形成固定制度。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期，日本军事间谍特务活动才出现了一个新高潮。
日本军国主义推行侵略扩张的“大陆政策”，始终以中国和俄国作为最大的敌手。日俄战争后，日本攫取了“南满”权益，欲图向“北满”和内蒙发展，攫取所谓“满蒙”权益。为此，对俄军事间谍活动不断加强，曾派遣中岛正武、石坂善次郎等“俄国通”情报军官，到北满和俄国进行间谍活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列强各国忙于欧战，日本认为“大正天佑时代”来到了，加紧在亚洲的侵略扩张，军事间谍活动更为活跃。日本军部一面派遣大批军官前往俄国考察军事和收集战时情报，一面着手制订了推进设立谍报据点的计划。拟定从1916年8月至1918年2月在西伯利亚中部和东部、1918年3月在中国西部扩大设立新的谍报据点。西原征夫：《全录ハルピン特务机关》，每日新闻社，1980年，第17～19页。这个计划表明，日本军国主义决心乘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有利之机，迅速扩大日本的势力范围。其构想是，以朝鲜和南满为基地，展开扇形扩张攻势。一面向北取代俄国在北满的地位，进而向西伯利亚发展；一面向西攫取内外蒙权益，进而向中国西北推进。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后，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扩张更增添了“防止赤化”的色彩。日本为积极准备出兵干涉苏联，军事间谍活动更为猖狂。此前，军部已在早就建立的军事间谍据点哈尔滨设立了“黑泽机关”和“武藤机关”。1918年春，军部决定谍报部门总动员，实施间谍扩张计划。谍报首脑参谋本部第二（情报）部长中岛正武亲自前往哈尔滨，俄国班长坂部十寸穗赶赴海参崴。8月，日本发表“出兵宣言”，伙同英美法等帝国主义国家武装干涉苏联。至年底，日本先后出动第12、第7、第3师团，占领了远东地区及外贝加尔的赤塔地区。这期间，日军派出以武藤信义为首的特务机关进驻高尔察克反动政权所在地鄂木斯克，成为有史以来日军向西和向北推进最远的陆军部队。
但是，帝国主义的支持并不能阻挡红军的猛烈攻势，日军在各地遭到沉重打击。最令日军头痛的是“如何解决第一线部队遇到的纯作战以外的各种复杂问题”。对此，军部经研究认为，有必要在军队配置军事外交机关，以解决上述问题。关于这个机关的名称，采纳高柳保太郎的建议，军部于1919年2月决定将军事间谍机关正式命名为“特务机关”。 西原征夫：《全录ハルピン特务机关》，第24页。各机关原则上归军司令官统辖，在军参谋长指挥下开展业务。其任务规定为“统帅范围以外的军事外交和收集情报”。日本近代史料研究会：《日本陆海军の制度·组织·人事》，东京大学出版会，1979，第468、492页。由此，日军特务机关正式出现。
1919年秋，日军经过整顿确定以下特务机关，即海参崴、尼科尔斯克、伯力、布拉戈维申斯克、赤塔、伊尔库次克、鄂木斯克、哈尔滨。同年春，日本调整殖民地侵略体制，将关东都督府一分为二，分别设立了关东厅和关东军。哈尔滨特务机关转隶于关东军。其后，日本虽然几次轮换军队，先后动用了11个师团，最多时达73万人井上清：《日本军国主义》（第二册），商务印书馆，1985，第214、230页。,仍无法改变干涉失败的局面，不得不于1922年6月发表撤兵声明，10月狼狈地从苏联撤出军队（库页岛除外）。日军特务机关也随之撤出，只在北满的哈尔滨、满洲里和黑河保留了三个据点。
此后，关东军侵略野心不死，以哈尔滨作为“北向”情报战略的中心据点，一面加强中苏边境地区的间谍据点的建设，密切注视苏联的动向，并积极指导所谓“白俄工作”；一面加紧进行对苏作战情报资料的研究。其重点一是北满的兵要地志，一是中东铁路及西伯利亚铁路的运输能力。为此，关东军与满铁相勾结，别出心裁地搞出了一个“满铁嘱托员制度”。即选拔优秀的情报军官出任哈尔滨特务机关助理，并以满铁哈尔滨事务所调查课嘱托的身份进行间谍活动。首任嘱托为神田正种大尉，其后有大内孜少佐。他们所刺探的情报和研究的成果，对日本后来发动“九·一八”事变及迅速占领东北发挥了重要作用。
如果说哈尔滨特务机关是关东军针对苏联的“北向”间谍中心据点的话，与此相对应，针对中国的“北向”中心据点就是奉天特务机关。自清末民初以来，奉天就是东北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日俄战争后，日本在旅顺设立了关东都督府，旅顺成为军部“对满”间谍特务活动的中心。但由于东北的政权中心在奉天，日本侵略者感到鞭长莫及。为解决这一问题，关东军成立后，于1920年5月设立了奉天特务机关。该机关作为关东军的代言人，在“九·一八”事变前的任务是，刺探东北的政治、军事、经济情报，干涉、控制和颠覆东北政权。可以说，这一时期关东军特务机关的工作重心在奉天。由于奉天特务机关的重要，一直由关东军直辖。关东军特务机关“对满”工作的次重心在吉林。早在关东军独立之前，军部就于1918年6月设立了吉林特务机关。其主要任务是协助“奉天大哥”开展以张作相为代表的吉林政权的工作。
“九·一八”事变前，关东军特务机关“对满”工作的一个主要特点是，通过派遣军事顾问的途径“指导”东北政权。自清末以来，日本骗取中国政府同意其向中央和地方政权派遣军事顾问，大批日本军人便堂而皇之地成了中国各级政权的座上客。在东北的日本军事顾问主要有：菊池武夫、町野武马、本庄繁、松井七夫、土肥原贤二等人。这些顾问名义上是由中国各级政府招聘的，实际上是日本军部安插的耳目。他们打着“顾问”的招牌，成为潜入中国各级政权内部最阴险的间谍。
这样，关东军特务机关在北面以哈尔滨特务机关为中心，主要开展对苏间谍活动，在南面以奉天为中心据点，从事对华“谋略”工作。战后苏联获得一份关东军特务机关制定的秘密谋略计划，曾拿到远东军事法庭作为重要证据。《全录ハルピン特务机关》，第42～43页。其主要内容是：进行反苏反共反犹太宣传；破坏西伯利亚铁路；在远东建立反共组织；加强“外蒙工作”；镇压在满洲及中国关内的“赤色”团体；准备通信谋略措施；制订与北满作战一体化的谋略计划。为落实这个计划，哈尔滨特务机关在原有俄国班之外，新设了中国班，与奉天特务机关配合，加强“对满”工作。
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东北后，关东军特务机关的工作重心有所转移，即由“对满”工作转向以“对苏”工作和对华北、内蒙的谋略工作为重心。“对满”工作本身也转变为维持关东军在东北的殖民统治。
在“对苏”工作方面，关东军加强在所谓“满苏”边境地带设立间谍据点，主要有珲春、密山、三河、海拉尔等特务机关，下面还有许多分派机关及派出所，形成了以哈尔滨特务机关为核心的较大规模的对苏情报网。机关本部也不断刷新，至“七·七”事变前，新设了白俄事务、文书谍报、特别谍报、特殊移民等业务内容。“七·七”事变后，关东军在伪满军中建立了一支由白俄组成的秘密部队，称为“浅野部队” 《全录ハルピン特务机关》，第178～184页。,实际业务由特务机关的小野少佐指挥。这是日军最初的非正式的情报部队。1939年关东军挑起诺门坎战争，哈尔滨特务机关组成两个战场情报班协同作战。事后军部总结惨败教训，对情报业务研究得出四项结论：①情报机构编制化；②刷新提高业务；③设立野战情报队；④设置俄语教育队。根据这个结论，关东军对特务机关进行了大改组。
原来的哈尔滨特务机关，只是在业务上掌握各地的特务机关，而行政人事方面则由关东军司令部第2课统管。这在实际工作上有很多不便，于是关东军决定彻底刷新特务机关，于1940年8月正式设立关东军情报部。原哈尔滨特务机关改为情报部本部，各地特务机关改为情报部支部。本部最初主要直辖“北满”各支部（同时指挥大连支部），不久又在内蒙设立阿巴嘎支部，活动范围不断向西扩展。
在“对华”工作方面，关东军以奉天特务机关为中心，策划了挟持溥仪、上海事变、制造伪满傀儡政权等阴谋。1933年关东军侵占热河之后，又将黑手伸向华北、内蒙及西北，策动冀东傀儡政权，制造察东事件，拉拢内蒙王公，策划建立伪“蒙古军政府”，发动绥远战争。
在“对满”工作方面，日本占领东北建立伪满政权后，关东军成为日本法西斯在东北进行殖民统治的“太上皇”。军、警、宪、特是其统治的主要支柱。特务机关作为关东军实行法西斯统治的工具，在维持伪满政权方面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在伪满初期的警务委员会等统治机构中，特务机关是其重要组成部分。“七·七”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为进一步扩大侵略战争，加紧开展所谓“秘密战”。关东军特务机关一方面加强对苏谍报谋略活动，一方面加强对“反满抗日”活动的镇压和破坏。为此，关东军决定在原有特务机关的基础上，又在伪满政权内部设立由其直接控制的特务机关——伪保安局。形成“日满协作”的大特务系统。伪中央保安局由关东军参谋部第2课控制，伪地方保安局由各地的特务机关指挥。
1941年夏，日本为准备对苏战争，实施“关特演”，关东军间谍特务活动更为活跃，新设了第5课，由原奉天特务机关长池田纯久任课长，主持所谓“占领地行政”研究。此后虽然日军实行“南方优先”战略，但关东军的对苏工作继续得到加强。特别是在谍报和谋略方面，新设了矶野谋略部队、临时航空队、一面坡训练所，以及情报部教育队、通信班等机构和部队。特情力量和力度明显加强。但是，随着日本在太平洋战场日益走向穷途末路，关东军实力大为削弱时，不得不采取“持久守势”战略，情报部也相应发生转变，原有边境攻势间谍据点不断收缩。到1945年夏，日本颓败之势已十分明显，关东军为负隅顽抗，决定将情报部所属机关和部队连同宪兵队等改编为特别警备队，企图以游击战和秘密战的方式弥补不可收拾的颓势。但未等改编完毕，苏军就发起了大举进攻，关东军迅即败亡。二关东军特务机关的业务
关东军特务机关是日军最大的间谍情报机构，业务上受关东军参谋部第2课指导。奉天和哈尔滨机关是关东军特务机关的两大支柱。“九·一八”事变前，奉天机关是主导机关，“九·一八”事变后哈尔滨机关渐次占据主导地位。至1940年哈尔滨机关改编为关东军情报部本部，形成了规模庞大、手段多样、制度较为完善的军事间谍系统。哈尔滨本部设有6个班，第1班（总务）、第2班（文谍）、第3班（白俄）、第4班（谋略、器材）、第5班（情报）、第6班（宣传）。下属支部14个，其下有分派机关、派出所数十个。其他隶属或指挥的机关和部队7个。参见《全录ハルピン特务机关》，第80页表。其任务主要有谍报、宣传、谋略、防谍、人员培养等。
谍报是关东军特务机关的主要工作。分为文书谍报、人员谍报和科学谍报。科学谍报主要指用无线电截听等科学手段窃取情报，这项工作主要由关东军通信队负责。特务机关主要负责文书和人员谍报。
文书谍报（简称“文谍”）是指通过各种印刷物获取情报。这项工作在1935年前后初步形成规模，由第2班负责。1941年前后已有日本军官37名，白俄52人。主要分析资料有苏联的真理报、红星报、劳动报以及各种军事、政治、经济杂志。另外还有“音情”和“音秘”资料。前者指高速莫尔斯电报资料，后者指旁听无线电话资料。各种文书情报资料由资料班集中管理，分析研究。1945年6月，情报本部召开了一次关于日苏开战形势分析会议，文谍班根据资料分析，提出苏联会很快发动进攻，但关东军对这一意见未予采纳，而判断苏军进攻时期在入秋以后，结果被苏军打得措手不及。
人员谍报在关东军内部称为“哈尔滨机关特别谍报”，即通过派遣特务打进苏联驻哈尔滨总领事馆窃取情报。这项工作是从1936年安藤时代后期由山本敏少佐开始的。后由小野少佐继续。最初由山路翻译官操纵白俄米哈伊诺夫，与总领事馆电信员接触，偷取往来无线电文。关东军通过这一渠道获得了大量情报，甚至有南洋英美军队作战构想的情报。曾任哈尔滨机关长的关东军总参谋长秦彦三郎自我吹嘘说：“最近‘哈特谍’提供的有关南方的敌情极为重要，就连大本营收集南方情报也要依赖‘哈特谍’，为此不胜荣幸。”《全录ハルピン特务机关》。其实，有些情报是苏联故意透露给日本的，有些则是假情报。但关东军仍自鸣得意地认为“每月五、六千日元的巨款没有白花”。
与这种平时谍报相对应，还有战时野战情报业务。诺门坎事件时，哈尔滨机关派出了两个战场情报班，但效果不佳。为弥补这一缺陷，关东军情报部设立了野战情报队，编制为军官数人，兵力两个分队，配有无线电和汽车。
关东军特务机关还有一种极端秘密和残忍的谍报手段，就是从所谓“越境入满者”口中获取情报。这项任务由“保护院”负责。“保护院”实际是非法拘留外国人（主要是苏联人和蒙古人）的集中营。本部设在哈尔滨市郊的香坊，主要关押苏军战俘。初由伪哈尔滨市公署负责,1942年2月移交情报部管辖。另一处设在内蒙王爷庙，主要关押蒙古战俘，由情报部兴安支部主管。“保护院”的正式名称叫关东军特别调查部内蒙古ァバカ会编《ァバカ特务机关》。,分为总务班、情报班、工作班、宪兵班、警备队（步兵2个分队）等。这里经常关押着150～200名所谓“越境者”，大部分是苏联军人，也有苏联市民被日本国境守备队拘留后押到这里。“保护院”通过刑讯逼供，弄清他们的身份，再分别处理。对有利用价值的进行策反，予以逆用。对一般无价值者充做苦力。约在1943年底有约100人被送往阜新煤矿，后来至少又有两回。而对态度顽抗或不守“院规”者，则按关东军的指令，送到平房驿站（即731部队）去。
所谓“宣传”工作是特务机关的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关东军为达到反苏反共、发动战争的目的，推行民族分离的思想对策。这种宣传政策的主要对象是俄国人和蒙古人。在“五族协和、王道乐土”的总方针下，对俄国人主要以反苏反共、复兴俄罗斯帝国为口号，鼓动白俄反对苏联。这方面工作，在哈尔滨特务机关的指导下，主要由白俄事务局担当。其手段有利用广播，文艺演出以及各种集会等。对蒙古人以吹捧其崇拜的偶像成吉思汗为根本理念。为此，关东军不惜重金，在兴安军官学校附近的山冈上，建造了一座十分壮观的成吉思汗庙。这对欺骗“蒙系”军官为其卖命起到了不小的作用。1944年秋，当时在参谋本部第2部任职的昭和天皇的弟弟崇仁亲王三笠宫，到兴安视察以蒙古人为骨干的第2游击队时，对这支关东军的“羽翼部队”非常满意。《全录ハルピン特务机关》。
所谓“谋略”，主要是指以非常手段破坏铁路、桥梁、军事设施等的间谍活动。日军称之为“威力谋略”。关东军从将来对苏作战考虑，认为使用“威力谋略”是确保对苏作战优势的重要手段。为此，关东军从1936年开始组建白俄谋略部队。先后组成松花江、横道河子、海拉尔三支部队，统称“浅野部队”。“关特演”期间，关东军将浅野部队一部派往“满苏”边境的漠河地区，准备实施“威力谋略”。同时又在昌图组建了士兵为蒙古人的矶野谋略部队矶野谋略部队初隶属于伪满治安部，称为第868部队，由关东军直接指挥，1943年3月改称第53部队，转归情报部指挥，1944年7月改编为正规日军，番号为关东军第2游击队。,准备开战时对外蒙实施谋略作战。虽然关东军十分器重这两支部队，但一直未能派上用场，最后在关东军的大崩溃中化为乌有。此外，关东军还策划了“K号工作”的谋略计划，企图仿造苏联舰艇，袭击伯力的桥梁和江上设施。最终未能实行。
所谓“防谍”，对关东军来说，就是防范敌方（主要是苏联、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势力以间谍方式危害其安全及伪满的统治。这项工作称之为“秘密防御战”。其任务主要由关东军宪兵队负责，伪满保安局协助。
所谓“人员培养”，就是专门系统地培训间谍人员。“九·一八”事变后，关东军为加强间谍情报人员的力量，于1933年开始实行所谓“北满研究员制度”，派遣参谋军官到特务机关学习和研究谍报业务。诺门坎事件后，关东军为加强对苏情报业务，设立了俄语教育队（第345部队），分为普通科和高等科，后又增加补习科。主要培养掌握俄语的谍报人员。在专业技术培训方面，关东军为提高间谍工作的技术含量和机动能力，从1943年开始组建临时航空队（第377部队），主要培训远距离活动的间谍人员。这支部队被称为情报部骄子。但由于关东军在颓败局势下采取守势战略，不得不于1945年1月将其解散。另外情报部还于1943年建立了谍报和谋略人员的秘密培训基地——一面坡训练所（第322部队），下设一个谋略队和四个谍报班。1945年3月解散的临时航空队并归到一面坡训练所，使该部队成为最主要的间谍培训机构。最后与关东军一起败亡。情报部教育队（第471部队）是专门培训野战情报人员的机构，于1944年7月成立，下设三个中队和一个军官学员班，第2期学员未及毕业就遭至败亡。三关东军侵华“谋略”述要
关东军特务机关是日军最大的间谍谋略部队，人员最多时达4000余人。自1919年正式成立以来，作为关东军有力的“羽翼部队”，通过密如蛛网的间谍据点，以极其卑鄙和残忍的手段，犯下了滔天罪行。
“九·一八”事变前，关东军特务机关的重心是所谓“对满”工作，在关东军参谋部的指导下，主要通过奉天特务机关和日本顾问两个渠道，相互配合地展开阴谋侵略的特务活动。
1925年郭奉战争期间，当郭松龄举兵进逼奉天，张作霖政权岌岌可危之时，关东军为维护日本帝国主义在东北的利益，认为必须“扶张抑郭”，遂派参谋长斋藤前往奉天，通过张作霖的顾问町野武马与张密商，斋藤表示，关东军全力支持张作霖政权，要求张出卖东北权益。参见常城《张作霖》，辽宁人民出版社，1980，第145页。正是由于关东军的武力支持，才使得张作霖政权起死回生。
1927年东方会议后，日本帝国主义展开了侵略扩张的新攻势。关东军作为侵华急先锋，积极策划侵略东北的阴谋，制造了皇姑屯事件。在这一过程中，特务机关是积极参与者。其一，所谓“南方便衣队”就是通过特务机关找来的，企图混淆视听、嫁祸于人。事发后，特务机关长秦真次为其遮掩，反而增加了人们的怀疑。其二，事件发生后，特务机关在奉天城内制造了多起爆炸事件，为关东军行使武力寻找借口。其三，特务机关暗中支持日本退役军人荒木（中国名黄慕），在东北军中组建所谓“模范队”，以作为发生突发事件时的内应。
皇姑屯事件后，关东军又将“谋略”矛头指向以张学良为首的东北政权。一方面对张学良威逼和引诱，关东军司令官亲自出马恫吓，而日本顾问土肥原别有用心地写了一个叫“王道论”的东西臼井胜美等：《日本昭和史的最后证人——张学良》，辽宁大学出版社,1993，第44～45页。,劝诱张学良当“满洲皇帝”，遭到张学良的严词拒绝。另一方面，特务机关散布流言蜚语，挑拨东北政要的关系，企图造成东北政局的混乱。这是发生“杨常事件”的一个原因。
东北易帜后，关东军不甘心失败，开始策划侵占东北的新阴谋。除在军事上加紧准备之外，在政治谋略方面更为猖狂。其一，1931年春关东军制订了《处理满蒙问题的方案》《石原莞尔资料·国防论策》，原书房，1971，第78页。,其中一个方案就是运用谋略创造解决“满蒙”问题之机会。根据这个方案，关东军进而制订了《蒙古独立计划》和《间岛独立计划》等。其二，军事间谍活动更加频繁。从1929年到“九·一八”事变前，关东军组织了三次较大规模的“参谋旅行”，一面考察战略要地，收集军事情报；一面为发动战争进行演练。另外还派出大批军事间谍，深入边境禁区刺探情报。中村事件就是最为突出的军事间谍案。案发后，关东军又将其作为发动战争的重要口实。其三，为将东北军主力牵制于关内，削弱东北的防务力量，关东军与军部中央密谋，派遣土肥原前往天津，策动阎锡山、石友三叛乱。阎锡山在关东军的怂恿下，从蛰居地大连秘密返回山西伪满史料丛书《“九·一八”事变》，吉林人民出版社，1993，第101～104页。,但其老奸巨猾，未敢轻举妄动。石友三则在土肥原的支持下发动叛乱，虽很快被东北军击溃，但迫使东北军增调关内，造成东北防务空虚。日本军部达到了调虎离山的目的。
关东军发动“九·一八”事变后，很快占领了东北三省，建立起伪满傀儡政权。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得力于间谍特务活动。其一，日本通过长期推行“恩惠”策略，使许多东北军政要人见利忘义，有的很早就成了日本侵略者的走卒，有的在事变后经不住刺刀威逼或高官厚禄引诱变节投敌。如熙洽、张景惠等人。其二，事变后关东军利用汉奸，打着“民众自愿”的旗号，在占领地建立“维持会”，其实权完全操纵在日本顾问或指导员手中。这是关东军控制地方政权的重要形式。其三，溥仪成为伪满傀儡政权名义上的最高统治者，主要是关东军阴谋活动的结果。事变后关东军研究认为，溥仪是未来东北新政权首脑的最为适任者，于是在土肥原的主谋策划下，关东军将溥仪蒙骗、挟持到了东北，然后逼其就范于关东军的“儿皇帝”。其四，关东军的军事行动都有特务谋略活动的紧密配合。如关东军在进攻黑龙江过程中，就设立了齐齐哈尔特务机关，派遣林义秀出任机关长，担负劝降马占山和刺探军事情报的任务。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也几次前往哈尔滨等地，开展对马占山的工作。马占山一度降日，板垣曾自鸣得意。
伪满政权建立后，特务机关作为关东军统治东北的重要工具，与关东宪兵队构成镇压“反满抗日”的两把主要屠刀。如果说宪兵队是明目张胆的刽子手，那么特务机关就是乔装打扮的屠夫。伪满政权的镇压机构可以分为两个系统，即所谓“日系”和“满系”，基本上是“日系”指挥和控制“满系”。在特务系统中，与关东军特务机关相对应，在伪满政权内部设有保安局等特务机构和组织。保安局在业务上受关东军特务机关的指挥与监督，其成员清一色都是日本人，并被赋予“可以不经审判直接处决”的特权。因此特务机关的罪恶就显得更为隐蔽和无法无天。如1939年伪三江保安局就以所谓“苏联间谍”名义，将两名中国人秘密杀害于松花江上。在1941年日伪制造的“三肇惨案”中，伪滨江保安局将抗联领导下的5名农民秘密毒死。中央档案馆等编《伪满宪警统治》，第702、674页。保安局还在各地设有秘密监狱，如长春的“东亚寮”、“东兴寮”，哈尔滨的“松花塾”，奉天的“敷岛寮”等。在这里不知有多少仁人志士惨死在特务机关的屠刀之下。
关东军特务机关不仅是法西斯统治的重要工具，而且还是积极参与细菌战和毒气战的罪犯。在731部队进行实验用的“马路大”中，有许多苏联人和蒙古人就是从特务机关所属的“保护院”转运来的。据曾任“保护院”副主任的山岸研二供称：1945年内被分批遣送到那里（731部队）去的总共约有40名苏联公民。《前日本陆军军人因准备和使用细菌武器被控案》，外国文书籍出版局，1950，第154页。
关东军特务机关不仅是活动于我国东北的恶魔，而且还将黑手伸向内地，远至西北。“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日本法西斯为转移国际视线，保证伪满政权的出笼，在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的主谋策划下，由日本军事间谍田中隆吉挑起了“上海事变”。关东军攻占热河后，对华北和内蒙虎视眈眈，伙同日本华北驻屯军，开展所谓“华北工作”。在奉天特务机关长土肥原的主持下，日本制订了分离华北的计划。按照这一计划，日本侵略者或拉拢所谓“名望者”，如北洋将领吴佩孚、孙传芳等，企图造成华北“自治”的局面；或以武力支持汉奸叛乱，如制造了以汉奸殷汝耕为首的“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或不断挑起事端，逼中国方面就范，如“张北事件”、“察东事件”等。日本通过上述各种谋略工作，迫使中国签订了《秦土协定》、《何梅协定》等屈辱条约，使华北成为“灰色”地区。在经济领域，特务活动也无孔不入。特务机关伙同满铁制定了对华北的经济蚕食政策，在贸易、金融、关税等方面展开侵略。对于内蒙，关东军也早有侵略野心。
纵观日本关东军特务机关的历史，我们认为：
第一,间谍、谋略、特务活动是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扩张的重要手段，其破坏性和危害性极大。
第二,关东军特务机关作为日本最大的军事间谍机关，其形成和发展是与军国主义的侵略扩张相适应的，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扩张的必然产物。
第三,关东军特务机关是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扩张和进行法西斯殖民统治的重要工具，犯下了不可饶恕的侵略和战争罪行。
第四,在内容上主要可以分为谍报、防谍、谋略等若干方面，其中在谋略工作方面的“功绩”是十分显著的。
第五,关东军特务机关的工作，在方向上主要可以分为“对华”和“对苏”两大方面，“九·一八”事变之前，工作重心在“对华”（即“对满”）方面，其后转为以“对苏”工作为重心。
远东黑手——关东军特务机关侵华罪恶关东军侵华“谋略”活动
如前所述，关东军侵华“谋略”活动，主要是在东北，如制造皇姑屯事件、“九·一八”事变、伪满洲国等。本节主要阐述在东北以外关东军所进行的“谋略”活动。一关东军与“上海事变”的阴谋
1932年1月28日，日本海军第1遣外舰队司令官盐泽幸一向中国上海市政府发出通牒:
“目下上海租界内外人心动摇，形势不稳，时局恶化，工部局已经宣布戒严，而各国军队亦已严密戒备。帝国海军鉴于多数邦人住居闸北一带，为维持治安计，欲以兵力配备该处，以负保安之责。本司令希望中国方面应将闸北方面所有中国军队及其敌对设施从速撤退。”而且，在尚未得到中国方面答复前，日本驻上海的海军陆战队就于1月28日23时30分，按预定作战计划，向闸北中国驻军阵地发起猛烈进攻。日本帝国主义蓄意制造的“一·二八”事变，在日军不宣而战的情况下爆发了。
那么，这次事变是怎样引发的呢？又与关东军有什么瓜葛呢？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中日民族矛盾骤然上升。中国人民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这种形势也引起了国际社会的极大关注。当时一些主持正义的国家和人民纷纷谴责日本的侵略行径。国际联盟也就中国东北问题展开了辩论，而此时关东军正在加紧制造伪满政权。在这种形势下，关东军认为，有必要在中国南方某个重要城市制造一个事端，一则可以转移国际社会对中国东北的视线，以便使伪满洲国顺利诞生；二则可以试探英美等国的反应和让步程度，伺机扩大侵略战火。于是，在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的主谋策划下，一个阴谋计划出笼了。
据这一阴谋的指挥者和实施者田中隆吉田中隆吉(1893～1972)日本岛根县人，经广岛陆军幼年学校入陆军士官学校(第26 期)。 期间板垣任其区队长。1914年毕业。1927年作为参谋本部中国研究员，在北京张家口活动。1929年在参谋本部中国课任职，1930年10月任驻上海武官。1932年接受板垣命令，制造了“上海事变”。1935年3月任关东军参谋，1936年指挥伪军挑起绥远战争。1939年1月任兵务局兵务课长，1940年12月任兵务局长，1942年9月转入预备役。战后作为“证人”参加东京审判。在战后供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