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全面反攻与日本法西斯的垂死挣扎 .2
在抗联各分遣队以各种方式投入反攻东北的作战行动之时，教导旅主力也在积极备战。但是，由于形势的变化和其他原因，抗联教导旅没能成建制地参加反攻东北作战。按照苏军的建议，抗联教导旅宣布解散，旅内的中、苏、朝人员分别处置。400多名朝鲜抗日战士直接返回朝鲜。余下的330名东北抗联指战员（已在东北的各类小分队除外）由周保中、李兆麟率领，分期分批返回东北，分赴各地抢占和接收各大、中、小城镇，参加了光复东北的战斗。
苏联红军之所以能够以摧枯拉朽之势一举击溃关东军。固然是由于苏、日军力对比悬殊，苏军占据了压倒优势。但不容忽视的是，由于东北抗日武装和全中国抗日力量对日本侵略者的沉重打击，使关东军的实力大大削弱，特别是抗联部队的英勇作战直接支援和配合了苏军的进攻，八路军与苏军同时由南北进军东北，这3方面的力量合在一起，最终使日本关东军和伪满洲国陷入了灭顶之灾。
四日本法西斯投降，关东军溃灭
8月9日清晨4时，苏联宣战的消息传到日本，万念俱灰的铃木首相无可奈何地哀叹：“一切终于迫临矣！”〔日〕迫水久常（铃木内阁书记官长）：《日本投降内幕》，载《八·一五这一天》，第61页。铃木随即谒见天皇裕仁，在原子弹和苏联出兵的双重威胁之下，天皇被迫表示愿意接受任何和平条件。上午10时，铃木以是否立即接受波茨坦公告为议题召开紧急最高战争指导会议，但意见仍不能一致。9日午夜，铃木召开了请天皇参加的“御前最高战争指导会议”。天皇当众表示同意在“保持国体”的前提下接受波茨坦公告，军方首脑不敢违背天皇意志，于是会议做出了有条件接受波茨坦公告的决定，此时已是8月10日凌晨。
接着，铃木又召开了内阁会议，正式批准了停战的决定。10日上午7时，外相东乡通过同盟社，以新闻的方式向美、中、英、苏等国发出了乞降照会。照会称：“日本政府准备接受美、中、英3国政府领袖于1945年7月26日在波茨坦所发表其后经政府赞成的联合公告所列举的条款。而附以一项谅解：上项公告并不包含任何要求有损天皇陛下为至高统治者的皇权。日本政府竭诚希望这一谅解能获保证。且切望关于此事的明白表示，能迅速获至。”《反法西斯战争文献》，第317页，世界知识出版社，1955。
中、苏、美、英各盟国在8月10日上午几乎同时收到了日本的乞降照会。美国政府不愿从无条件投降的要求后退，但又不愿放弃这个能使日本投降的机会，于是以盟国的名义草拟了一份对日本乞降照会的复文，说明“日本天皇及日本政府统治国家之权力，即须听从于盟国最高司令官”，“日本政府之最后形式将依日本人民自由表示之意愿确定之”。《反法西斯战争文献》，第319页。美国政府在征得中、苏、英3国同意之后，于8月11日通过驻瑞士使馆将复文转给日本政府，并立即通过电台向全世界播发。
苏联政府虽同意了复文，但同时认为，日本的乞降照会既非无条件，也不是具体的，所以，苏军的进攻不能停。
8月12日凌晨，日本政府得到了盟国复文。但是，对于复文是否答应了日本的要求及是否接受这个复文，日本内阁成员仍争论不休、议而不决。此后3天中，日本政府陷于极度紧张与混乱之中，狂热的军国主义者们在面临灭亡的最后关头迟迟下不了无条件投降的决心。
国际反法西斯联盟和各国人民却没有耐心等下去。苏联红军仍如狂涛般杀向日本关东军。8月13日，美国战略空军奉命重新开始行动，1000架飞机对东京进行了猛烈轰炸。同时，麦克阿瑟将军指挥下的陆、海、空军继续对日军实施猛攻。中国抗日军民也在各地掀起抗日反攻的高潮。
13日下午，美国政府通过无线电广播，斥责日本缺乏诚意，明言“该复文决非盟国永久保障日皇地位之意”。前引《八·一五这一天》，第67页。这就彻底打消了日本法西斯继续讨价还价的念头。但是，面临绝境的日本军部仍在顽抗，直到8月14日还在叫嚣“为摧毁苏联的野心而开始新的全面作战，要持久地对付苏、美、中”。《昭和二十年的中国派遣军》，中华书局，1982，中译本，第63页。陆相阿南甚至宣称：“纵使茹草啖泥、匍匐山野，只要坚决战斗，相信死地自有活路。”《日本外交年表和主要文书》，下卷，1969年再版本，第635页。然而，这只是一小撮军国主义分子的疯狂梦呓。到8月14日，各路盟军继续向各地日军猛烈进攻，日本已真正到了“非投降即毁灭”的最后关头。在这种情况下，日本天皇不得不再次出面，于14日上午10日50分下令召开特别御前会议，在大臣们的一片哀哭声中被迫做出无条件投降的决定。天皇还下令尽快起草投降诏书，由他亲自向全国广播。日本政府于14日当天晚上便拟定了投降诏书，同时向各盟国发出了无条件投降的通告。
8月15日中午12时整，日本广播协会播出了天皇宣读《停战诏书》的录音，日本帝国主义正式宣布无条件投降了。
曾经狂妄至极、不可一世的日本侵略者，给中国人民、亚洲人民和世界人民造成沉重灾难。现在，在世界反法西斯阵线的联合打击下，它终于低下了罪恶的头，正义与和平的力量取得了最后胜利。
在苏联红军的迅猛进攻之下，惊慌失措的关东军未及进行有组织的全军抵抗，便被迫放下武器，缴械投降。
在苏军发起进攻的第三天，即8月11日夜，山田乙三即率领关东军司令部匆忙撤往通化，傀儡皇帝溥仪也随之出逃。逃到通化的关东军司令部本拟在那里指挥全军防御作战，然而，由于前线部队在苏军进攻和围困下陷于混乱状态，通讯联系多已中断。撤至山岳之中的总司令部根本无法了解各处战况，指挥即宣告失灵。山田乙三等只好坐以待毙。
8月14日下午，关东军得到次日将有重要广播的消息，当即预感到日本将要投降。山田乙三和秦彦三郎当即率僚属乘飞机返回长春。当天夜里又收到陆军大臣和参谋总长发来关于停战的电报，并指示：“明天15日正午，将有重要广播，请收听。”草地贞吾：《关东军作战参谋的证言》，转引自《八·一五这一天》，第177页。
8月15日中午，12时整，广播中响起了天皇裕仁宣读诏书的声音。关东军的首脑们虽然对投降已有思想准备，但真的听到由天皇亲自宣布的停战决定，仍如五雷轰顶一般，一个个呆若木鸡。无可奈何地接受了彻底失败这一冷酷的现实。
收听了停战诏书以后，关东军司令部于8月16日清晨开幕僚会议，研究决定关东军的去向。一部分少壮派军官竟然不顾死活，主张“彻底抗战”，要打到最后一兵一卒。最后由山田乙三宣布决定：“圣断已下，本军只能奉戴圣旨，全力以赴终战……”
8月16日下午，关东军司令部收到了日军大本营陆军部发来的关于立即停止对苏作战行动的“大陆命第1382号”和就地进行停战交涉并交出武器的“大陆指第2544号”命令。据此，山田乙三于当天通过长春的广播电台，向远东苏军总司令华西列夫斯基元帅提出了停止军事行动的建议，又于17日晨向各部队下达了停止战斗、交出武器的命令。关东军司令部还指定由总参谋长秦彦三郎出面与苏军交涉停战缴械事宜。17日上午，秦彦三郎奉命匆匆飞往哈尔滨，与苏联驻哈尔滨总领事馆接洽之后又返回长春。
18日，远东第1方面军副参谋长谢拉霍夫少将率空降部队在哈尔滨空降，会见了秦彦三郎。19日，秦彦三郎乘苏军飞机前往远东第1方面军司令部所在地扎里科沃，会见了苏联远东军总司令华西列夫斯基元帅和远东第1方面军司令麦列茨科夫元帅等高级指挥官。华西列夫斯基对关东军如何投降做了指示；秦彦三郎提出尊重日本军人名誉和保护日本侨民的要求。之后，秦彦三郎又乘苏军飞机返回长春，安排投降事宜。
8月19日，后贝加尔方面军特命全权代表阿尔捷缅科上校奉命乘飞机前往关东军司令部所在地长春，向关东军司令官山田乙三提出了关东军无条件投降的要求。山田无可奈何地接受了要求，并第一个解下军刀交给阿尔捷缅科，表示投降。〔苏〕谢·马·什捷缅科:《战争年代的总参谋部》（中译本）第550页。20日，关东军总司令部参谋部改为对苏交涉班，派副参谋长松村知胜前往扎里科沃〔日〕《关东军》(2)第468页；一说为德乌霍夫斯克，见松村知胜《关东军副参谋长手记》。，进一步交涉投降细节。9月2日，日本外相重光葵和参谋总长梅津美治郎，在美国军舰“密苏里”号上向盟国代表签署了无条件投降书，日本法西斯宣告彻底失败。9月3日，华西列夫斯基元帅抵达长春，听取了山田乙三关于关东军投降进展情况的报告。9月5日，关东军总司令部解除武装，宣布解散。至此，在东北横行一时，作恶多端的关东军，终于寿终正寝。9月6日，山田乙三、秦彦三郎等关东军高级将领被解送到哈巴罗夫斯克。
与关东军总司令部投降过程相比，关东军各部队投降的时间有早有晚，情况不一。总的看来。16～20日大部投降，少数部队稍晚一些，个别也有不服从命令，拒不投降的。
第1方面军，司令部于8月10日由牡丹江撤至敦化。19日，司令部和敦化附近的第139师团向苏军投降。23日，司令官喜多诚一大将等被送往伏罗希洛夫。第3军司令部及所属部队，经与苏军第25集团军司令契斯佳科夫上将交涉，于19日有秩序地缴械投降。第5军司令部及所属第126、135师团，17日在横道河子向苏军投降；第124师团残部，23日在宁安附近投降。方面军直辖的第128师团残部，17日在罗子沟以西缴械；第134师团，20日在方正投降。
第3方面军，由于后贝加尔方面军代表普里图拉少将率空降部队于19日占领沈阳，司令部及驻沈阳附近部队当即缴械投降。20日，司令官后宫淳大将等被送往赤峰。第30军司令部，19日由长春移至公主岭，20日向苏军投降。所属部队于19、20日分别在长春、四平地区先后向苏军投降。第44军所属的第107师团，27日在音德尔地区投降。第44军司令部于13日移至沈阳，20日，司令部及所属部队分别在沈阳和辽阳地区缴械投降。方面军直辖的第138师团于28日在抚顺缴械。
关东军直辖的第4军，司令部于8月11日由齐齐哈尔出发，12日移至哈尔滨，18日向苏军投降。所属部队，第123师团17日在孙吴，独立混成第135旅团21日在瑷珲，第119师团17日在大兴安岭阵地，独立混成第80旅团18日在海拉尔，第149师团19日在齐齐哈尔，分别缴械投降。防御朝鲜北部的第34军，司令部及所属部队，于8月24日在咸兴地区投降。另外，关东军直辖的第125师团于24～26日在梅河口投降。
关东军缴械投降以后，被苏军俘虏的有148名将校，59万余官兵，他们分别被集中到指定地点，大体以1000人左右为单位，编成1个劳动大队。劳动大队打破原有编制，由各部队人员混合编成，军官与士兵分开，编为军官大队。劳动大队分别在东满(佳木斯、牡丹江、掖河、东京城、敦化、延吉等地)，北满(孙吴、北安、绥化、哈尔滨、嫩江、齐齐哈尔、博克图、海拉尔等地)，中、南满(吉林、长春、公主岭、四平、沈阳、鞍山、海城、锦州、承德等地)和朝鲜北部4个地区编成。在东满地区编成220个大队，共21万人；在北满地区编成70个大队，共74万人；在中、南满地区编成140个大队，共152万人；以上在东北地区共编成430个大队，约436万人。在朝鲜北部编成68个大队，共66万人。总计498个大队，502万人。从1945年9月1日开始，东北地区到1946年5月10日，朝鲜北部地区到1946年9月25日，关东军俘虏被分批解送到苏联。〔日〕《关东军总司令部》，第287～298页。大部分收容在西伯利亚、黑龙江地区和沿海州；一部收容在中亚地区的哈萨克和乌兹别克；少数收容在俄罗斯西部(乌拉尔山脉以西)、高加索、乌克兰东南部以及蒙古等地。个别还被收容在北极圈内的边远地区。例如，在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边区最北部太梅尔民族州接近北纬70°的诺利尔斯克地区，就有1个收容所。《满洲国的末日》235页。
随着日本法西斯的无条件投降，以及关东军的迅速溃灭，由日本侵略者制造的伪满洲国也走到了尽头。8月9日，关东军决定撤往通化的同时，要求伪皇帝溥仪及伪满政权首脑和重要机关一起南撤。溥仪等虽然并不愿意轻易放弃“新京”，但在关东军的压力下只有从命。8月10日，伪满政权召开“防卫会议”，按照关东军的指令，宣布伪满“迁都”。伪满政权分为撤退和留守两部分。这次会议实际成了伪满垮台前的一次散伙会议，此后伪满政权便分崩离析了。
于是在一片混乱中，伪满开始大逃亡。溥仪指使众人收拾细软，烧毁文件，仓皇出逃。伪满大小官吏也各奔东西，争相逃难。在行将灭亡之际，这些寡廉鲜耻的汉奸，还不忘大捞“国难财”，将“国库”的钱财瓜分一空。溥仪给侍从人员每人分发了4万元“安慰费”。张景惠给东京汇款5000万元，以留作后路。伪都市长于镜涛将市署存款2000万元分给手下官员，自己拿了400万元。还有伪都保存的大量鸦片、贵金属等都被劫掠一空。同时，伪满政权仍未忘记销毁罪证。在伪都由武部六藏指挥，将伪中央政府的机要文件，秘密档案等均付之一炬。其他各地伪政权也同样将罪证材料焚烧一空。就连作为伪满精神象征的平时顶礼膜拜的“建国神庙”也被焚毁，“天照大神”在浓浓黑烟中被送上天,这对日本天皇、关东军和伪满政权是一大讽刺!
8月12日凌晨，在滂沱大雨之中，伪皇帝溥仪携其后妃和近亲仓皇登上出逃的专列。与其同行的还有“帝室御用挂”吉冈安直、侍捧天照大神三件神器的桥本虎之助，以及伪总理大臣张景惠和伪参议府议长臧式毅等人。专列途径通化，于13日到达临江县大栗子，设立了临时“行宫”和伪政府（次日迁回通化）。然而，伪皇帝和伪大臣们未及喘息，就迎来了日本无条件投降。关东军随即决定停止抵抗。作为傀儡的伪满洲国已经名存实亡了。但是，日本侵略者仍要将傀儡收场戏演完。8月16日，武部六藏召开会议，商讨伪皇帝退位和伪政权解体问题，制定了伪皇帝退位诏书稿。17日晚上，在大栗子矿业所，由武部代表日本和关东军导演了伪满洲国皇帝的“退位仪式”。参加的伪大臣们神色黯然，垂手而立，溥仪脸色发青，用机械的语调宣读了由日本人拟定的送葬词——“退位诏书”。而后，伪大臣们抛下溥仪，作鸟兽散,竞相逃命。次日，溥仪出逃时，竟无一人送行。
直到这时，关东军仍然严密控制着溥仪，命其亡命日本。8月18日夜，溥仪抛下“皇后”和“贵人”，只带他的兄弟溥杰和几个近亲，在日本人桥本和吉冈的“陪同”下，乘火车前往通化。19日晨，溥仪一行分乘关东军提供的飞机飞往沈阳，准备换大型飞机转赴日本。当飞机飞临沈阳时，机场已被苏军控制,溥仪等人刚下飞机就成了苏军的俘虏。
伪满政权垮台后，汉奸们自知罪孽深重，但又不甘心退出历史舞台，互相还在争权夺势，演出了丑态百出的闹剧。8月18日，张景惠等伪满重臣们逃回长春后，策划成立了“治安维持会”，其中还恳请武部六藏、松本益雄等日本人参加指导。苏军进驻长春后，张景惠等人竭力奉迎苏军，企图蒙混过关，继续升官发财。然而，伪装和欺骗掩盖不住他们民族罪人的丑恶嘴脸。8月底至9月中旬，苏军对张景惠、臧式毅、熙洽等汉奸实行逮捕，使这些民族败类落得了可耻的下场。同时，苏军对原伪满政权中的日本人官吏也采取了行动，逮捕了伪国务院总务厅长官武部六藏、总务厅次长古海忠之，以及伪国务院各部次长、协和会骨干等一大批日本侵略者，将其押往苏联，使侵略者受到了应有的惩罚。
关东军的灭亡余论历史没有结束(1)
余论历史没有结束——关东军罪恶仍在继续
历史自有公论。对于阻碍人类社会进步，破坏世界和平的反动势力，必将遭到所有希望进步、爱好和平的人们的唾弃和惩罚。正义终将战胜邪恶。对于军国主义推行侵略扩张政策，发动侵略战争，给人类社会带来巨大灾难的种种罪行，必将遭到人民的审判和清算。然而，历史又不无遗憾，由于国际社会的各种矛盾斗争，一些国家出于自身利益及其政治需要，对于本应受到严惩的战争罪犯实行纵容和包庇，没有彻底铲除军国主义的战争根源，军国主义的阴魂不散，成为人类进步和社会发展的重大隐患。而且，至今侵略战争的毒害仍然残留在一些地区，给那里的人民生活造成危害，给那里的自然造成破坏，侵略战争的遗毒还没有彻底清除。
一历史性审判
法西斯被消灭了。法西斯发动侵略战争，给人类社会发展造成了巨大灾难。法西斯所犯下的种种罪行必须彻底清算，法西斯战争罪犯必须给予严惩,这是所有正义的人们的共同心声。因此，战后在欧洲进行了纽伦堡审判，主要是对德国法西斯进行审判。在亚洲进行了东京审判，主要是对日本法西斯进行审判。
早在1943年的《开罗宣言》中，就已经提出“制止及惩罚日本之侵略”。1945年的《波茨坦公告》更明确指出：“吾人无意奴役日本民族或消灭其国家，但对于战争罪犯，包括虐待吾人俘虏者在内，将处以法律之严厉裁判。”日本法西斯投降后，1945年12月，苏、美、英三国外长在莫斯科召开会议，决定成立“远东委员会”和“盟国管制日本委员会。”成员由苏、美、英、中、法、荷、加、澳、新西兰、印度和菲律宾等11国代表组成，共同担负管制日本和惩办战犯的任务，并授权盟军驻日最高统帅部为执行机构。1946年1月，由驻日盟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发布了特别通告和《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宣布成立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准备对日本战犯进行审判。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确定了战犯的三种犯罪情形：甲、破坏和平罪；乙、战争犯罪；丙、违反人道罪。在具体审理中，相应将远东战犯分为甲、乙、丙3级。东京法庭只负责对日本甲级战犯的审判，乙、丙级战犯的审判分别在新加坡、马尼拉、关岛、伯力、沈阳、太原等地进行。据统计，被盟国起诉的日本各类战犯总数为5423人，被判刑者4226人，其中被判死刑者941人。《大东亚战争全史》第1015页。
1东京审判
从日本投降盟军就开始发布命令，逮捕日本战争嫌疑犯,到1945年12月共指定110名前日本军政领导人为战争嫌疑犯。其中许多自知难逃法网的法西斯分子畏罪自杀，如日本陆相阿南惟几，前参谋总长杉山元，前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等日本法西斯军人；前首相近卫文，前厚生省大臣小泉亲彦等政府首脑；恶贯满盈的东条英机自杀未遂被拘捕。在被拘捕的战争嫌疑犯中，还包括梨本宫守正等日本皇族，澳大利亚代表还将昭和天皇列入了战犯名单，要求追究天皇的战争责任。但是由于美国政府的庇护，昭和天皇未被追究。
从1946年3月远东国际检察局开始进行被告选定工作，最后确定了东条英机等28名被告。他们当中大多数都参与了对中国的侵略战争，像东条英机、土肥原贤二、板垣征四郎、梅津美治郎、南次郎、星野直树等人，都曾在关东军和伪满洲国任要职，犯下了滔天罪行,现在他们终于受到了应有的审判。
1946年5月，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原日本陆军省礼堂正式开庭，由中美英苏等11国为原告，以“破坏和平罪，战争犯罪，违反人道罪”向28名被告提起控诉。长达42页的起诉书详细陈述了1928年1月1日至1945年9月2日期间，日本在国内建立法西斯体制，与德、意共谋为侵略别国、瓜分世界而进行的侵略战争的罪行，以及违反国际公法和人道之各种屠杀和犯罪行为，共列举出55条罪状。
在对日本战犯的起诉中，公诉人最先陈述了日本法西斯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中国东北，制造伪满洲国，奴役东北人民的罪行。指出在这一侵略过程中，最积极参与的被告有：荒木贞夫、土肥原贤二、桥本欣五郎、广田弘毅、板垣征四郎、松冈洋右、南次郎、大川周明等8人。为了揭露和证明日本侵略东北的罪行，法庭传唤了溥仪、武部六藏到庭作证。溥仪在法庭上留下了长篇证词，揭露了日本侵略东北的罪行，虽然他也企图极力掩饰自己勾结日本侵略者的行径，但仍然是极为有力的证词。武部等人对日本侵略东北，制造伪满洲国的罪行供认不讳，证明了日本侵略的真相。中国代表向哲浚也用大量事实，陈述了日本侵略中国的滔天罪行。在审判期间，日本前外交大臣松冈洋右、前海军大将永野修身病死，法西斯理论家和骨干大川周明发狂诊断为精神病而中止受审。
至1948年11月，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宣读了长达千余页的判决书。内容分为3部共10章，阐述了日本在20年中计划、准备、发动和执行侵略战争的史实，陈述了日本侵略者在这一过程中所犯下的种种罪行，其中有2节专门揭露了日本对中国东北的侵略和掠夺。判决书最后认定25名被告有罪，宣布对其进行惩罚，判决如下：判处东条英机、土肥原贤二、广田弘毅、板垣征四郎、木村兵太郎、松井石根、武藤章等7人绞刑；判处荒木贞夫、桥本欣五郎、俊六、平沼骐一郎等16人无期徒刑；判处东乡茂德和重光葵有期徒刑20年和7年。12月23日凌晨，在东京巢鸭监狱，东条等7名战犯被绞死在死刑架上，受到了历史应有的惩罚。
东京审判历时两年半之久，对日本的主要战犯进行了正义的公正的判决，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第一，东京审判代表了所有遭受法西斯残害人们沉冤昭雪的要求，代表了所有企盼世界和平，要求人类发展的心声，代表了正义终将战胜邪恶的历史法则。法西斯战犯罪有应得，死有余辜。对法西斯战犯的审判是全世界人民求和平求进步的伟大胜利。第二，东京审判中所确立的一系列国际法准则，如反和平罪、战争罪、反人道罪的界定，成为战后国际关系原则的重要内容。1946年12月，联合国大会就确认了上述原则为国际法原则。这些原则在法律的高度上确定了侵略战争是犯罪这一人类共识，有力地驳斥了侵略者编造的“解放”、“圣战”、“共荣”等谎言；警告一切企图制造阴谋、发动侵略战争的好战分子，如果敢于破坏和平，发动侵略战争，必将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落得身败名裂的可耻下场。第三，东京审判的各项记录和判决书等文件，是极其重要的历史文献。它所依据的日伪政府及组织的档案文件，以及千余名亲历者的证词，都是确凿的第一手资料，具有不可动摇的权威性，是日本法西斯犯下滔天罪行的永久记录，决不容许翻案和否定。至今，一小撮军国主义残余势力，仍然坚持军国主义的侵略立场，提出“东京审判否定论”，企图为侵略战争翻案,这只能引起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们的强烈谴责和高度警惕。
东京审判以其历史的进步的重大一笔载入史册，但它也有不尽如人意的一面。由于在整个审判过程中，美国操纵了检察和执行权，决定了审判带有明显的美国色彩。美国的战后对外政策极大地影响着审判进程，致使审判产生了许多缺陷和偏颇。
首先，没有彻底追究战争罪犯。由于美国注重强调日本对美国发动太平洋战争，所以在某种程度上降低了日本对中国及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侵略罪行。这从美国把东条英机放在“头号战犯”上就表明了这一点。而在中国作恶多端的前中国派遣军司令官西尾寿造、前华北派遣军司令官多田骏、曾任首相及朝鲜总督的阿部信行等，皆未被列入被告之内。再则东京审判注重强调日本军部在侵略战争中的罪行，而减轻了日本政府、天皇、重臣势力、财阀集团等的罪行及责任。如在确定战犯嫌疑者名单时，澳大利亚提出了将昭和天皇列入其名单之中，而美国却在确定被告的名单中划掉了天皇的名字。按照麦克阿瑟的说法，“天皇顶得上20个师团”，“为顺利实行占领统治，要最大限度地利用天皇，不能将天皇作为战犯起诉”。《东京审判秘史》,第133页。对于积极支持侵略战争财阀集团，本来有12名财阀，如“满业”总裁鲇川义介、满铁理事大藏公望等，已作为战犯嫌疑者被捕，但国际检察局却以“没有把握判定有罪”为由《东京审判秘史》，第196页。,将12名财阀排除在被告之外。而且在审判被告的进行中，又不断释放战争嫌疑犯，“审判”与“免究责任”微妙地交叉着。《东京审判秘史》，第8页。到1948年12月24日，即东条英机等7人被绞死的第二天，麦克阿瑟将岸信介、川良一、儿玉誉士夫等剩下的17名甲级战犯嫌疑者全部免诉释放，并宣布不再进行甲级战犯审判。《阴谋·暗杀·军》，第205页。这使一大批日本首要战犯逃脱了审判和惩罚。1950年3月，麦克阿瑟又下令，将仍在服刑的日本战犯按所谓“宣誓释放制度”予以释放，使那些本来判刑就轻的战犯，刑期未满就得到了释放。有的重返政界，再任要职。如重光葵被提前释放不久就当上了外相和副首相。
其次，若干重大战争罪行未被追究。日军进行的细菌战（主要是关东军第731部队）和化学战，是十分重大的犯罪行为，却在东京审判中未被追究。“二战”期间，美国为了研究细菌战，于1943年在华盛顿郊外建立了戴特里克机构，了解到日军在中国东北准备细菌战的情况。战后美国立即派专家到日本和中国等地调查日军细菌战的实情，掌握了许多罪证材料。1946年1月，盟军统帅部拘捕了石井四郎和北野政次。国际检察局得知后要求立即审讯石井，但遭到拒绝。其原因主要是美国要垄断日军细菌战的成果，为其所用。所以确定了对石井四郎等细菌战犯免于追究的方针。这样，在美国的庇护下，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起诉书中没有提及日军进行细菌战的史实，石井等战犯逃脱了历史的审判。关于日军进行化学战的犯罪情况，中国方面提出了战场报告，证明日军曾在中国、缅甸等地使用过毒气武器，国际检察局也从日军机关搜查到了有关化学战的重要资料——《日中战争中化学战例证集》，大量事实完全与中国的战场报告相吻合。因此，要证实日军进行毒气战这种违反国际法的行为，大概要比证实南京大屠杀事件更容易。《山县有朋意见书》,第25页。但结果与细菌战的情形一样，没有被提交法庭审判。
上述情况表明，美国出于反苏、反共，巩固其世界霸权地位的需要，在东京审判中，有意袒护战争罪犯，肆意免究战争罪行，给东京审判留下了抹不掉的历史污点,给日本军国主义的复活留下了余火;对战后日本乃至世界历史的发展，产生了相当大的负面影响。
2伯力审判
伯力审判是1949年苏联军事法庭对日本关东军细菌战犯进行的审判。早在东京审判期间，苏联就力主追究日本进行细菌战的责任，并通过国际检察局向美国军方提出要求，建议将石井四郎等3名731部队首要人员转交东京法庭审判。但是，这一要求最终被美方拒绝。于是，苏联决定根据自己掌握的罪证材料，对拘押在苏联境内的部分日军细菌战犯单独进行审判。
1949年12月25～30日，苏联滨海军区军事法庭在哈巴罗夫斯克（伯力）举行对“前日本陆军军人因准备和使用细菌武器被控案”的审判，史称“伯力审判”。被提交法庭审判的有：前日本关东军总司令官陆军大将山田乙三、前日本关东军医务处处长军医中将隆二、前日本关东军兽医处处长中将高桥隆笃、前日本关东军第731部队部长军医少将川岛清，前第731部队分部长少佐柄泽十三夫、前第731部队部长军医中佐西俊英、前第731部队支队长军医少佐尾上正男、前日本关东军第五军军医处处长军医少将佐藤俊二、前日本关东军第100部队科学工作员中尉平樱全作、前第100部队工作员上士三友一男、前第731部队第643支队医务实习员上等兵菊地则光、前第731部队第162支队医务实验员久留岛司，一共12名被告。
苏联方面在正式审判日本细菌战犯之前做了大量准备工作。首先，对各被告进行了预审，取得了大量的口供。其次，苏方还搜集到一部分关东军有关进行细菌战研究的命令、档案等文件证据。此外，苏军还于1945年11月与中国东北民主联军合作，对哈尔滨西南郊平房的731部队遗址进行了实地调查。苏联检察部门在上述工作的基础上拟就了起诉书。起诉书首先明确指出：日本帝国主义为进行对外侵略，“曾立意大规模地使用、并且在局部上已经使用过细菌战武器这种大批灭绝人命的罪恶工具”。起诉书揭露了日本关东军于1935年建立731和100两支部队从事细菌研究和细菌战争，特别是利用活人进行细菌实验，以及在对华战争中使用细菌武器和准备“对苏细菌战”等鲜为人知的罪行。同时指出，各被告在预审中对所犯罪行均供认不讳。
法庭首先由检察部门宣读起诉书，上述各被告对起诉书上所控的各项罪状都当庭服罪，并进一步交代了自己的罪行，法庭还讯问了前关东军司令部干部部长田村正大佐、前731部队634支队卫生兵古都良雄等16名与此案有关的证人，取得了有力的证词。法庭最后还听取了苏联医学院士茹可夫代表法医专家委员会宣读的鉴定书，认定了731部队和100部队等机构从事细菌试验、进行细菌战争的事实。
1949年12月30日，军事法庭宣读了对日本细菌战犯的判决书。判决书认定了起诉书中列举的各项罪状，陈述了日本进行细菌研究和细菌战的罪恶历史，确认日军“在进行使用细菌武器的罪恶实验时杀害过成千数的中国公民和苏联公民”，而其用意在于“把人类卷入新灾祸的苦海”。《审判材料》,第578页。判决书确定了各被告的罪状。判决山田乙三等12名战犯全部“禁闭在劳动感化营内”，其刑期分别为：山田乙三、隆二、高桥隆笃、川岛清各25年，柄泽十三夫、佐藤俊二各20年，西俊英18年，三友一男15年，尾上正男12年，平樱全作10年，久留岛司3年，菊地则光2年。《审判材料》,第581～583页。
伯力审判做了东京审判应该做却没有做的事，它第一次使日军进行细菌实验和细菌战的罪恶行径昭示天下，代表深受其害的中国人民和苏联人民对日军细菌战犯进行了严正的声讨和惩罚。1950年，苏联在莫斯科公开出版了《前日本陆军军人因准备和使用细菌武器被控案审判材料》。这一惊人材料的公布在全世界产生了强烈反响，并成为查证日军进行细菌战活动罪恶史的重要开端。
伯力审判也有不足之处。这就是伯力审判尚未全部“弄清731部队进行过多次活体解剖的真相”。这是因为受审的731队员隐瞒了部分事实，他们貌似坦白，对已经暴露的犯罪事实反复作证，而“对没有问到的事情只字不提”。然而这只不过是掩盖一时，如今这种种罪行早已大白于天下。还有，石井四郎、北野政次等细菌战元凶未被推上被告席，也是伯力审判的一大缺憾，但这并非它本身的过错。
1950年2月1日，苏联政府因在伯力审判中证明日本天皇裕仁和石井四郎、北野政次、若松侑次郎、笠原幸雄等5人是准备和实施细菌战这一“反对人类的滔天罪恶”的主要战犯，特照会中、美、英3国政府。建议成立国际特别军事法庭，审判上述5名战犯。中国政府于2月8日复照苏联政府，表示完全同意苏联的提议。然而，美、英政府却避而不答。苏联政府为此又于1950年5月30日、12月15日先后两次照会美、英两国政府，同时将照会副本送交在华盛顿的远东委员会会员国代表。但是，美、英两国最终拒绝了苏联的建议，对日本细菌战首要战犯的追究也就此被搁置起来。不过，苏联的照会本身就是对日本细菌战犯的揭露和声讨，并在国际舆论界引起强烈反响。
3国民党政府的审判
1944年5月，联合国战争犯罪审查委员会伦敦总会通过决议，在中国设立远东及太平洋分会，并由中国政府担任分会主席。11月，分会正式成立，邀请美、英、法、澳、荷、印度等10余国代表参加。1945年12月，国民党政府有关部门与分会组成战犯处理委员会，制定了审理与执法的规定，并在南京、广州、武汉、沈阳、太原等地设立了审判日本战犯军事法庭。从1945年底至1947年底，各军事法庭共受理战犯案件2435件，已判决的318件，不起诉的661件。判处死刑的110件，其中罪行严重者，如南京大屠杀的主犯谷寿夫、田中军吉、向井敏明等，均被判处死刑。判处徒刑的208件，宣告无罪的283件。国民党东北行辕军事法庭也逮捕了322名日本战犯，判处原抚顺煤矿矿长久保孚、原抚顺县副县长山下满男等23人死刑；判处原康德新闻社社长染谷保藏、原锦州高等检察厅次长坂井又七郎等106人无期徒刑和15年以上有期徒刑。
国民党政府组织的军事法庭，审判了一批日本战犯，使一些罪大恶极的战犯受到了应有的惩罚，但是，由于国民党出于利用日军残余力量进行反共内战的需要，对日本战犯的惩治并不彻底。如被中国共产党列为首要战犯的冈村宁次，蒋介石却让他作秘密军事顾问，策划向解放区进攻。后在全国人民的压力下，被迫对其进行审判，但结果却宣判他无罪，引起全国舆论大哗。1949年2月，国民党政府竟不顾人民的反对，将冈村宁次及已判刑的260名日本战犯释放回国，遭到了广大人民和中国共产党的严厉谴责。
4新中国的审判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为了彻底清算日本法西斯的侵华罪行，也为了改造日本战犯，教育人民，中国人民政府决定对日本战犯进行审判。1950年7月，苏联将969名日本战犯和溥仪等伪满战犯移交给中国。中国政府将这批战犯关押在抚顺监狱。1953年抗美援朝战争胜利后，最高人民检察院已经进行了长期侦讯、调查，为审判进行了充分准备。同时，通过教育战犯们对自己所犯罪行也有了不同程度的认识。审判的各种条件已经具备。
1956年4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关于处理在押日本侵略中国战争中犯罪分子的决定》，确定了处理战犯的原则。根据这一决定，最高人民法院组织了特别军事法庭，对45名重要日本战犯进行审判。法庭分设于沈阳和太原，于1956年6月开始公开审判。
在沈阳法庭，6月9～19日审理了铃木启久等8名战犯的犯罪事实。根据近2000人的控诉、检举和证词，确凿证实上述罪犯犯有屠杀罪、破坏和平罪和违反人道罪等罪行，分别判处13～20年有期徒刑。7月1～20日，法庭再次开庭，审理了武部六藏等28名伪满军政界的战犯。公诉人当庭出示了各种罪证，包括档案等文件315件，证人证词360件，被害人及亲属的控诉书642件，以及被告本人的证词，陈述了各被告的犯罪事实，指控他们犯有侵略中国战争罪，制造伪满洲国侵略中国主权罪、残害和屠杀抗日志士及平民的屠杀罪和违反人道罪等罪行。各被告对所列罪行均表示认罪，有的竟情不自禁地跪地低头，请求法庭给予严惩。《中国归来的战犯》,群众出版社,1984,第172页。最后法庭宣布了对武部等28名被告的判决，分别判处12～20年有期徒刑。太原军事法庭对富永顺太郎等8名被告进行了审判，调查证实上述罪犯在侵华战争期间进行间谍特务活动，残害中国人民，以及抗战后破坏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各种罪行，宣布判决8名战犯8～20年有期徒刑。
新中国所判决的45名日本战犯，只是在押战犯中的一小部分。对于大多数在押战犯，中国人民政府根据他们认罪和悔罪的表现，实行了从宽处理。1956年6～8月，分3批将1017名日本战犯免予起诉，即行释放，陆续回国。对已判刑的日本战犯，也根据其表现，实行了减刑处理。到1964年4月，最后一批日本战犯也被提前释放回国。
沈阳审判和太原审判，是新中国代表人民对日本侵略者的清算和惩罚，是对日本侵略罪行的严正声讨。特别是沈阳法庭对伪满日本战犯的审判，对侵略者在东北的种种罪行进行了彻底地揭露和声讨，为受尽苦难的人们申了冤雪了恨。同时，可以看出新中国的审判与东京审判有着明显不同。在东京审判中，日本战犯气焰嚣张，拒不认罪，甚至公开进行军国主义宣传。而在新中国的法庭上，全部日本战犯都认罪服法。这是中国人民政府对日本战犯实行教育、改造政策的结果，也是新中国法律制度的胜利。当然，我们对千余名日本战犯实行了宽大处理，但这并不是说中国人民原谅了日本侵略者的罪行,而是显示了新中国的伟大气魄和长远眼光。中国是提倡礼仪仁慈之邦，不念旧恶，与人为善是中国人民的传统美德，对日本战犯的宽大处理，表明了中国人民对日本人民的宽大胸怀和友好意愿，对远东及世界和平做出了重大贡献。许多被宽大处理或提前释放的日本战犯，受到了深深的感化，成为中日友好的积极推动者。如由他们组成的“中国归还者联络会”，多年来一直为追究日本侵略战争和促进中日友好事业的发展不懈地努力工作。
历史是无情的，也是公正的。对于反人类，反进步，反和平的倒行逆施，终将得到历史的审判。当今日本一小撮右翼势力极力否认侵略战争，妄图为侵略历史翻案，不过是螳臂挡车，不自量力。人民的力量是不可战胜的，正义终将战胜邪恶这是不可动摇的历史法则。
二关东军的遗毒
关东军被消灭了，法西斯战犯受到了审判。但是关东军的遗毒仍然存在。一方面由于美国的庇护，在东京审判中关东军进行细菌战和化学战的罪恶未被追究，以石井四郎为首的细菌战罪魁逍遥法外，继续为非作歹。一方面关东军在败亡之际，不甘心最后的失败，播撒了大量细菌，遗留了大量化学武器，继续给中国人民造成危害，造成东北自然资源的破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