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世界新格局与日本法西斯主义的兴起
一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世界新格局
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各种矛盾斗争激化的最高表现。然而战争引起革命，各国人民的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和殖民侵略压迫的斗争蓬勃高涨。以列宁为首的俄国布尔什维克，领导俄国人民首先突破了国际帝国主义阵线，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从而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那样，“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一次胜利的社会主义十月革命，改变了整个世界历史的方向，划分了整个世界历史的时代。”《毛泽东选集》第628页。
现代,世界仍然处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但世界格局出现了重大变化。不仅原有的帝国主义国家中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和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矛盾依然存在，而且增加了社会主义国家和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其后随着法西斯主义的出现，又形成了法西斯主义和反法西斯主义的矛盾。这些矛盾是世界资本主义总危机的不同表现。在这些矛盾中，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民族解放运动，以及法西斯主义等各种力量相互斗争，世界局势错综复杂，形成了波澜壮阔的世界现代历史进程。
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表明俄国人民选择了社会主义制度。在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的领导下，苏联人民粉碎了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和国内的反革命叛乱。很快从战争的创伤中解脱出来，走上了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相继完成了两个五年计划。在短短20年赶上了欧美资本主义国家，年轻的社会主义国家不仅站了起来，而且成为世界政治舞台上十分重要的力量，特别是在反法西斯斗争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在社会主义革命的推动下，民族解放运动出现了蓬勃兴起的局面，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为争取民族独立，进行了英勇的斗争，取得了反抗帝国主义殖民侵略和统治的重大胜利，对帝国主义体系给予了巨大冲击。
在无产阶级革命和民族解放运动的冲击下，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发生了极大动摇。资本主义国家开始寻找摆脱危机的办法和途径。一些国家通过缓和阶级矛盾，谋求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使资本主义危机出现了缓和的局面，如以美国的“柯立芝繁荣”为突出表现的相对稳定和发展。而另一些封建性和军事性较为浓厚的国家，法西斯主义出现后，与反动传统相结合，带动国家政治朝着法西斯化的方向发展。由于法西斯主义反对共产主义，反对资产阶级民主，反对民族解放运动，推行极权主义的独裁和疯狂的侵略战争，因此，法西斯主义与反法西斯主义的矛盾斗争，成了世界现代史各种矛盾的焦点。
在帝国主义的国际关系中，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帝国主义国家建立了重新分割世界的凡尔赛——华盛顿体系，一面干涉和对抗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一面继续压迫和奴役殖民地半殖民的国家和人民。但是，在社会主义革命和民族解放运动的冲击下，加上帝国主义自身无法克服的矛盾，以及各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发展不平衡，这一体系也随之宣告破产，帝国主义的矛盾又以新的战争形式来加以解决。
二日本法西斯主义的兴起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在上述时代因素影响下，日本帝国主义很快从“大战景气”转变为危机四伏。在国内,1918年发生了“米骚动”，这次运动虽然是群众自发的社会运动，但“具有了破坏资本主义运动的浓厚色彩”《日本现代史》（二）第121页。。1921年春夏爆发了战前最大的工人运动——神户工潮。1922年7月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建立了日本共产党，日本工人运动有了很大发展；农民运动也蓬勃发展起来，1922年4月成立了日本农业组合，组织农民与地主展开了租佃斗争；被歧视的部落民，为争取自主解放，于1922年3月成立了全国水平社，要求取得平等权利和自由民主。在国外，朝鲜人民不堪忍受日本帝国主义的压迫，于1919年3月，爆发了全国规模的全民族独立解放斗争——“三·一运动”，给日本侵略者以沉重打击。同时，在巴黎和会上，日本企图霸占原属德国的中国山东权益，引起了中国人民的强烈反对，由此爆发了“五·四运动”。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使中国人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出现了新的高潮。在上述日本帝国主义内外全面危机的情况下，日本统治阶级谋求以新的统治方式来挽救危机,而法西斯主义的出现，正迎合了天皇制统治的需要，使之朝着天皇制法西斯主义的方向发展。
法西斯主义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产生的历史现象。季米特洛夫曾指出：“由于资本主义总危机的日益强烈的尖锐化和劳动人民大众的日益革命化，统治的资产阶级就日益乞灵于法西斯主义……执政的法西斯是金融资本的极端反动、极端沙文主义、极端帝国主义的公开恐怖独裁。”《季米特洛夫选集》第39～41页。就是说，在无产阶级革命和帝国主义时代的历史条件下，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已经“不再能够以资产阶级民主和国会制度的旧方法来维持他们对广大群众的专政”《季米特洛夫选集》第39～41页。。统治阶级为了巩固他们的政权，欲求以极端的民族扩张主义和恐怖专制主义，反对共产主义、反对民主主义、反对民族解放，建立超国家的世界性独裁体系，这就是法西斯主义的基本内涵。
由于各国社会历史条件的不同，法西斯主义在各国亦有不同的类型。日本法西斯主义的根本特征是，法西斯主义与近代天皇制相结合，促使统治阶级内部的军部、官僚、政党等政治力量向法西斯化转变，形成了“自上而下”的法西斯化过程。另一方面，法西斯主义的社会运动（包括民间的和军队中的）又“自下而上”地推动了国家法西斯化进程。也就是说，日本的法西斯化是在近代天皇制框架内完成的，是近代天皇制发展的极端形式。因此说日本法西斯主义是天皇制法西斯主义。在这一过程中，军部势力是法西斯化的主导力量，日本法西斯化首先是军部法西斯化，军部法西斯通过对外发动侵略战争，对内进行恐怖政变，把近代天皇制推向“高度国防国家”的法西斯主义轨道。因此也可以说日本法西斯主义是军事的法西斯主义。
20世纪10年代末，法西斯主义在西方的德国、意大利泛起的同时，在东方的日本也盛行起来。如“超国家主义”、“天皇日本主义”、“农本主义”、“国本主义”等等。其中最有影响的应首推北一辉的“超国家主义”。1919年，北一辉写成《国家改造原理大纲》（后改名为《日本改造法案大纲》,以下简称《法案》）。主张对内动用“天皇大权”，凭借军事力量，实现“国家改造”，建立军事独裁政权；对外以“国际无产者”的姿态,执掌世界联邦的牛耳。桥川文三编《超国家主义》第293页。另一个法西斯主义巨头大川周明，提倡“天皇日本主义”。他认为：日本是以“皇统连绵”的天皇为最高元首的道义国家，天皇至高无上；日本文明是“世界无以伦比的精神”，“是整个亚洲思想及文明的真正体现和有力保护者”。《日本历史》20，第89页,岩波讲座。法西斯“农本主义”者权藤成卿宣扬“社稷国家论”，鼓吹社稷是人类社会的本源，基于“自然而治”的“君民共治”是日本国体的真髓。主张“信考古典，重归社稷，劝民自治”小林英夫:《昭和法西斯主义者群像》第202页。,恢复到大化革新的社会。日本法西斯主义的思想核心是天皇主义,各派都提倡以天皇为核心，建立绝对权威的专制统治，维护日本国体，振兴日本精神。
随着法西斯主义思潮在日本的泛滥，各种各样的法西斯团体纷纷出现。从1919年日本第一个法西斯团体犹存社成立开始，到1933年已达500余个。江口圭一编《体系·日本现代史》(1)，第149页。这些组织大多各树一帜，随立随散，未能形成像德、意那样的统一强大的法西斯党。这是造成军部掌握法西斯运动主导权的原因之一。但更主要的是由于军部是天皇制统治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天皇制赋予军部的“统帅权独立”，决定了军部的特殊地位。法西斯主义者非常明确军队是“国家权力的实体”《现代史资料》4，第37页。,极为注重争取军部势力。著名的军部法西斯分子西田税就是犹存社的重要成员。而行地社包容了荒木贞夫、板垣征四郎等军部骨干分子，被称为“日本法西斯大本营”的国本社，有东乡平八郎、上原勇作、永田铁山等一大批高、中级军官。木下半治:《日本右翼の研究》第60页。大川周明等人以大学寮为基地，与军部上层往来密切。故大学寮有“昭和军阀储水池”之称。北一辉则通过西田税将《法案》传入军内，许多下级军官接受其思想后，遂成为法西斯主义分子。
另一方面，由于军国主义的传统。军人“对国际形势最为敏感”。《石原莞尔资料·国防论策》，第397页。面对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的形势变化，军部中产生了“高度国防国家”思想。主要内容一是军备现代化，二是经济军事化,三是国民总动员。1917年8月，时任参谋本部中国课兵要地志班长的小矶国昭起草了《帝国国防资源》，其中指出：“为保证帝国生存，于平时就应做好战时经济自给的准备。”《陆军军需动员》(1)，第40～42页。1920年5月，永田铁山写成《关于国家总动员的意见》的报告，提出建立国家总动员体制，这个报告后来成为军部“幕僚派”改造国家的理论依据。同年佐藤钢次郎发表了《国防上的社会问题》，提出了“国民军队化”、“军队社会化”的国防国家构想，意在建立军部独裁体制。可见，军国主义的专断性与法西斯主义的独裁性在本质上是相通的。军部需要用法西斯主义武装自己，巩固天皇制统治，建立世界霸权。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法西斯主义也就成了军国主义的代名词。这样，法西斯主义与军部势力结合，更加增强了其维护天皇制的“使命感”，认为“但凡古今革命，皆由军队运动而成乃是历史性规律”末松太平:《私の昭和史》，第24页。。“国家改造”的历史任务理所当然应由军队担负。于是，在军队上下形成了所谓“军内革新派”。
早在1921年，当时在欧洲的永田铁山、小敏四郎、冈村宁次等人集会于德国的巴登巴登，商讨了“总体战”体制问题。以此为起点，军部法西斯“幕僚派”着手建立“高度国防国家”的准备。他们回国后于1923年组织了“二叶会”，后又组成了有东条英机、铃木贞一等人参加的“木曜会”。1929年，“二叶会”与“木曜会”合并为“一夕会”。成员包括东条英机、板垣征四郎、冈村宁次、河本大作、石原莞尔等著名法西斯军人，在第一次会议上，决定了三项议案:①刷新陆军人事；②以解决满蒙问题为重点；③拥立荒木贞夫、真崎甚三郎、林铣十郎三将军，建设正规陆军。安部博纯:《日本法西斯主义研究序说》第190页。他们明确地把“国家改造”和对外侵略紧密联系起来。与军部幕僚派相对应，以部队下级军官为主体，形成了“青年军官派”法西斯。1927年以西田税为头目组成了“天剑党”，包括陆海军军人40余名。该组织声称是“以《法案》为经典的实行之剑”《田中五郎》《北一辉》第282页。,形成了以北一辉、西田税为首的“青年军官”法西斯运动轴心。还有成立于1928年的“王师会”，以藤井齐为首，包括古贺清志、中村义雄等40余名海军军人。他们与民间法西斯井上日召、大川周明等人联系密切。
1930年9月在“干犯统帅权”论争和“满蒙危机”的形势下，以桥本欣五郎为首的在日本最具代表性的军事法西斯主义团体“樱会”组成。重要成员有坂田义郎、口季一郎、根本博、田中弥、长勇、田中清等人。他们大多是重要军事部门的军官。“樱会”在其《趣旨书》中指出：“本会以国家改造为最终目的，为此，必要时即便行使武力亦在所不辞”。《现代史资料》(4)，第58页。他们还认为现在的外交家已经堕落为“国际妓女”，有损于无与伦比的国体。中野雅夫编《桥本大佐手记》第15页。因此，必须实行“国家改造”，振兴天皇国体，“樱会”有这样一个特点，它既吸收了“幕僚派”成员，也接纳了“青年军官派”人物，还同海军法西斯团体“王师会”、“星洋会”等有着密切联系，与民间法西斯保持着经常往来，从而决定了它在激进法西斯运动中的突出地位。至此，从中央军事首脑部门到地方部队的日本军队中，法西斯主义从思想上、组织上与军部势力紧密结合起来，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反动逆流。此后，军部法西斯便开始了疯狂的侵略战争和凶残的军事政变，推动国家法西斯化。
日本帝国主义对我国东北的早期侵略关东军的独立与张作霖的崛起
一关东军的独立如前所述，1918年夏爆发的“米骚动”，是“一战”后日本资本主义总危机的重要表现。这次运动导致了军阀寺内正毅内阁垮台，继之上台的是被称为“平民宰相”的原敬，组成了日本第一个正式的政党内阁。原敬内阁面对动荡不安的局面，决定“用有秩序的变迁来制止国内的变动”。《原敬日记》，1919年4月2日。提出了“改善教育、整备交通、振兴实业和充实国防”的四大政纲。在对外政策方面，由于朝鲜“三·一”运动的冲击，迫使日本首先进行了殖民地制度改革。于1919年4月将关东都督府一分为二，设立了关东厅和关东军司令部，“三头政治”变成了“四头政治”。表面上看，文武分立，各行其是。其实，为日本军国主义以武力侵略开辟了一条捷径。按照《关东军司令部条例》的规定，关东军司令官由陆军大、中将担任，直属于天皇，受参谋总长（军令）和陆军大臣（军政）的指挥。其职责是“统帅驻关东州及南满陆军部队，防卫关东州和保护南满铁路及沿线”。这种规定便于关东军秉承军部旨意，动辄以“防卫”和“保护”的名义，独断专行（日语叫“独走”）地行使武力。事实上关东军从诞生之日起，便成为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东北的急先锋。
二张作霖的崛起与日本
从1919年关东军独立到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日本对中国东北的侵略主要表现在与以张作霖为首的东北当局的关系上。张作霖，字雨亭，1875年生于奉天（今辽宁）海城，青少年时流浪江湖，作过货郎、兽医、小买卖等，与赌徒流氓厮混。甲午战争时，曾一时充军，后加入“绿林”，在辽西割据一方。1902年受抚于清政府，任游击马队营管带。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张作霖率部由洮南进入省城奉天，以军事力量为后盾，逐步控制了奉天军政。从此,张作霖与日本的关系逐渐密切起来。1912年1月，张作霖拜访了日本驻奉天总领事落合谦太郎，表示“我深知日本在满洲有许多特权，而且和满洲有特殊关系”，“如果（日本）对我有何吩咐，我一定尽力而为”。《日本外务省档案》，缩微胶卷，MT115。同年12月，又拜访了路经奉天的日本关东都督福岛安正，亦表示“愿按日本指示行动”。对于张作霖的表态，日本侵略者很满意，一种意见认为“在对满政策上，充分研究利用张作霖是必要的”。此后，扶植张作霖就成为日本侵略东北的一项重要政策。张作霖也进一步与日本勾结，壮大自身实力。
1915年10月，张作霖借赴汉城参加日本召开的所谓“始政纪念博览会”之机，拜会了朝鲜总督寺内正毅，极力“表白自己的意见，与寺内肝胆相照”园田一龟:《怪杰张作霖》第86页。张作霖在这次活动中赢得了寺内的好感，增加了日本统治阶级对他的重视。不过这时日本还没有把张作霖作为唯一的支持对象，还有一些人主张利用宗社党搞所谓“满蒙独立运动”，为此还实施了暗杀张作霖的计划，未能得逞。
1916年6月，张作霖被北洋政府任命为奉天督军兼省长，进一步攫取了奉天军政大权。10月，寺内正毅上台组阁，决定支持张作霖统一东北。张日勾结更为密切起来。张作霖对其日本顾问菊池武夫说：“我对日本在满蒙有特殊利益十分理解”，愿意“与日本提携，维持东三省及东蒙的安宁秩序”。《日本外务省档案》MT117。日本内务大臣后藤新平（曾任满铁首任总裁），在一份报告中指出：“张作霖并无宦途履历，与中央政府亦无密切因缘，而在满洲则有特殊之势力与地位。……张氏心中唯有权势利欲，别无他种知识。彼认日本在满洲有绝大势力，反对日本于彼不利，倾向日本于彼有益。”如果日本能“利用张氏”，则日本在“满洲”就可以“为所欲为”。《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七）第55页。这段话对张日关系说得非常明白了。
此后，在日本的支持下，张作霖逼走握有部分奉天军权的冯德麟，驱逐吉林督军孟恩远,于黑龙江省内乱之中夺取了黑省军政大权。1918年北京政府任命张作霖为东三省巡阅使，张遂成为东北王。在此期间，日本还几次从朝鲜银行给张作霖贷款，在财政上援助张作霖。
张作霖雄踞东北之后，又企图问鼎中原，争霸全中国。为此他在日本的支持下，数次进军关内，穷兵黩武，进行军阀战争。而日本帝国主义则通过支持奉系军阀的武力扩张，达到攫取“满蒙”权益，控制中国的目的。
1920年7月，北洋政府直、皖两系军阀发生冲突，张作霖乘机派兵入关，助直倒皖，与直系共同控制北京政府。但很快直奉矛盾又突出起来。于是奉张企图依靠日本争霸中原。1920年9月，张作霖访问关东军司令官，提出“要想出中原，成大事，如不得到日本更大的援助是不可能的”，恳请日本给予大力援助。为此，张派于冲汉为特使赴日，往访原敬首相等日本首脑。日本政府遂专门召开内阁会议，决定“必须使张放心，并给予相当的待遇”。原敬首相在其日记中写道：“其实，张虽欲以日本为背景扩张其势力，而我欲于东三省发展，亦必须对张优待，此乃双方利益不期谐和之事也”。《原敬日记》第9卷第138页。这是对张日相互利用关系的极好注释。1921年5月，日本政府在《关于对张作霖的态度》决定中，重申“援助掌握满蒙实权的张作霖，以此来确保我国在满蒙的特殊地位”。《日本外交年表及主要文书》(上)，第524页。
1922年4月，第一次直奉战争爆发，两军在长辛店，马厂等地激战7天，结果奉军大败，退回关外。北京政府下令免去张作霖本兼各职，听候查办。然而，张作霖虽然兵败，但实力犹存，特别是有日本的撑腰，张作霖竟宣布东北“自治”，仍然割据东北。并整军备战，企图东山再起。对此，日本对奉张给予了极大支持，除供给大批军火外，日本还帮助张作霖扩建奉天兵工厂，增派军事顾问，协助训练军队。日本政府在1924年5月制定的《对华政策纲领》中强调，“目前对东三省实权者张作霖，依据既定方针，继续给予善意的援助，以巩固其地位”《日本外交年表及主要文书》（下）第61～62页。
在日本的支持下，奉军经过两年整备，决心与直系决一雌雄。1924年9月，以江浙战争为导火线，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在战争中日本施尽伎俩支持奉张，不仅在军事方面派出军事顾问团指挥奉军作战，供应武器弹药，出动军舰到秦皇岛，伺机干涉，而且通过军事间谍策划倒直联盟。在日本军部的撺掇下，冯玉祥于10月23日发动北京政变，导致直军迅即瓦解。
第二次直奉战争以奉系胜利而结束。
不久，张作霖进入北京，拥段祺瑞为“执政”，控制了北洋政府，其势力扩展到了华北，进而伸展到了长江下游地区。但是，奉张连年穷兵黩武，给人民带来了严重灾难，并且疯狂镇压工人运动，反对革命，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反对，一些军阀也乘势发起反奉战争。这种局势导致奉系内部矛盾不断激化，酿成了郭松龄反奉事件。
郭松龄，字茂辰，辽宁沈阳人。早年毕业于北京陆军大学，参加过辛亥革命。后加入奉军，在两次直奉战争中功勋卓著，成为奉军中举足轻重的将领之一。1925年11月，郭对张作霖镇压革命，穷兵黩武极为不满，与冯玉祥订“合作密约”七条，举兵反奉。郭军很快攻占了锦州，兵刃直指奉天。当时奉军大部都在关内，张作霖在奉天只有少数卫队，奉张政权岌岌可危，于是张作霖便向日本求救。日本“在满”各机关认为，郭军举事使“满洲受到赤祸威胁”，并有破坏日本“满蒙”权益之虞，主张“援助陷于困境之张作霖，使之东山再起”。参见满铁档案：“总体部3083卷”。12月上旬，日本政府做出决定，令关东军“速施警告，做适当配置”，实行武力干涉。于是，关东军一面发出警告，禁止两军在南满铁路沿线附近作战，以阻止郭军进攻;一面派出浦澄江大佐等人，向郭军提出所谓“援助”条件，企图诱使郭松龄承认奉张与日本签订的一切条约，遭到郭的拒绝，关东军遂调动部队向奉天集中。不日，日本政府又做出增兵“满洲”的决定，从日本和朝鲜增派部队进入东北。当郭军进抵奉天附近时，省城已由日军把守。在日本帝国主义的武力干涉和支持下，张作霖得到喘息，调来援军，在巨流河会战中，郭军兵败，郭松龄夫妇被俘，惨遭杀害。
上述事实表明，张作霖的崛起及其发展，是在日本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得以实现的。作为回报，日本则利用张氏权力攫取了许多权益。在铁路方面，1922年张作霖批准日商在吉林省合办天图（天宝山至图们江）铁路。1925年张作霖实际控制下的北京政府与满铁签订了《吉敦铁路承造合同》。这两条铁路是日本长期策划的“满鲜联络第二通道”重要线路吉会（吉林至会宁）路的组成部分，具有重要的战略价值。1924年奉日签署了《洮昂铁路承造合同》，使日本势力伸向了黑龙江省。在矿业方面，1916年在张作霖的许可下，以满铁资金成立了中日合办“振兴铁矿公司”，使日本控制了著名的鞍山铁矿。由日本大仓财阀控股的本溪铁矿，得到了张作霖允许减税的好处。在“土地商租权”方面，日本通过“二十一条”获得了该项权益，但在袁世凯死后中国未予承认。而张作霖却在1917年以奉天督军兼省长的名义发布“训令”（《奉天省长公署训令》第306号），承认该项权益。此外，张作霖还聘用日本军人为军事顾问，至皇姑屯事件止，张作霖聘用的日本顾问达10多人参见陶尚铭《张作霖和他的日本顾问》、《文史资料选辑》第51辑。,日本顾问是日、张勾结的重要纽带。
张作霖在出卖民族和国家利益的同时，还镇压反日运动，为日本侵略者效劳，当然也包括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中国人民掀起了反日斗争高潮，张作霖对革命运动进行了疯狂镇压，派出军警监视学生，限制其行动自由。对此日本深表感激。常城:《张作霖》第78页。1920年在延边地区发生了“珲春事件”，中朝人民起而反抗日本侵略者，日本驻朝鲜军队出动,进入珲春地区进行镇压。张作霖不但不制止日本侵犯中国主权的行为，还派兵协助日本进行镇压。这些充分暴露了张作霖卖国求荣，为日本效劳的丑恶嘴脸。
当然，张作霖作为一个大军阀，勾结帝国主义是由其本性和时代条件所决定的。但这种关系在一定条件下也会发生转变。还不能说张作霖是完全死心塌地依赖于日本，当他势力较弱或出现危机时，他会极力讨好日本，而当他羽毛丰满，势力强大起来,就不那么听话了。概括地说，张作霖与日本的关系，一方面张作霖需要依靠日本的支持，扩大自己的势力和影响;一方面日本企图利用张作霖扩大“满蒙”权益，控制中国。两者是相互利用的关系。他们从各自利益出发，在一些问题上可以达成妥协，在一些问题上也存在着矛盾。总的来说，在20年代中期以前，张作霖对日本投靠的一面较多，从1924年张作霖第二次入关以后，随着其势力的增强，不能不考虑与英美等国的关系，不愿听任日本的摆布，张日之间的裂痕扩大起来。而日本随着法西斯势力的兴起，法西斯化的侵略倾向日益严重，对中国东北的侵略更加疯狂起来，彻底解决所谓“满蒙”问题，也触及到了张作霖的根本利益。因此张日矛盾也不断激化起来。
日本帝国主义对我国东北的早期侵略东方会议与皇姑屯事件
一东方会议1927年日本爆发了空前规模的金融危机，使国内矛盾日趋尖锐。与此同时，中国北伐革命蓬勃高涨，席卷长江两岸，北洋军阀统治摇摇欲坠。在这种国内外极度动荡局势下，日本成立了以军阀头子田中义一为首的政友会内阁，外务次官由与军部和右翼团体关系密切的森恪担任（实际代理外相），田中内阁刚上台，就改变若内阁所奉行的协调外交，实行对华武力干涉的强硬主张，于5月第一次出兵山东。接着，为加快推行大陆政策，于6月末至7月初召开了“东方会议”，专门研究对华积极政策。会议由田中主持，参加会议的有：外务省方面的森恪、出渊胜次、亚洲局长木村锐市、通商局长斋藤良卫、欧美局长堀田正昭、驻华公使芳泽谦吉,以及驻奉天、汉口、上海总领事；军部方面，陆海军次官、参谋本部和军令部次长、关东军司令官武藤信义；此外还有殖民地重要官员和内阁的重要成员。
会议分析了中国的局势，重点研究了所谓“满蒙政策”。制定了公开的《对华政策纲领》，共计8条，其要点：第一，当日本在华之利益“有受非法侵害之虞时，将断然采取自卫措施”,这表明日本决心不惜使用武力干涉中国内政。第二，“满蒙”权益是日本的特殊利益，“万一动乱波及满蒙……不论来自何方，均将予以防卫”。第三，为确保日本在“满蒙”的特殊地位，将对“东三省实力派”予以支持,这表明日本决心将东北从中国分离出去，建立亲日政权参见《日本外交年表及主要文书》(下)，第101～102页。。
会议还研究了实施“满蒙”政策的策略问题，出现了两种策略主张。稳健派主张采取“内科方式”，即以强硬外交为手段，以经济渗透方式，逐步扩大其利益,他们较为担心以武力干涉方式容易引起与欧美列强的直接冲突。强硬派主张实行“外科方式”，即在强硬外交的基础上，不惜动用武力侵华，准备必要时与英美进行战争。当时，关东军司令官武藤信义曾探问田中，推行“满蒙政策”如引发世界战争怎么办？田中表示：“有决心和准备”《蒋介石秘录》中文本，第7册，第66页。。
会议还就解决“满蒙”问题的关键——如何对待张作霖政权问题进行了讨论，提出了“逼张从日”（因张作霖已经不太听话了，故需让其顺从）或放弃张作霖，另外拥立“东三省实力派”的意见。总的看，“放弃论”已成为主导策略，但如何“放弃”意见有所不同。田中等人认为，应在张作霖衰败之前，做最后的勒索，然后再抛弃之。为此，田中与满铁社长山本条太郎和张作霖的顾问町野武马进行了密谋策划，决定从所谓“满蒙”问题中最突出的铁路问题着手，逼张就范参见町野武马《张作霖被炸前后》。而军部中央和关东军则主张干脆换掉（其中一些人主张除掉）张作霖，另立顺从于日本的“适任者”。
实际上，以上政策和策略在东方会议召开之前已经进行了充分酝酿。日本外务省亚洲局长木村锐市曾提出一份《关于中国时局对策的考察》的报告《年表及文书》(下)，第98～100页。,其中重点谈了对待张作霖问题，认为以前那种“总是以张作霖为唯一（支持）目标的作法是极其短见的”，应“及早将张作霖之沉浮与帝国在满蒙特殊权益之维护区别考虑”，因此，“对他不仅不应给予援助，必要时还应对他施加压力”。就是说，日本侵略者已经认识到，在北伐革命的形势下，已经不可能继续扶持张作霖，需要改弦更张了。关东军则更为积极，提出了《关于对满蒙政策的意见》，主张“满蒙乃我帝国多年奋斗之基业……我既得权益绝不允许侵害”；为确保“满蒙”权益，如果张作霖不能满足日本的要求，就要另外拥立“适任者”，并由日本顾问掌握外交、财政、军事等行政主权；这个政权应从中国独立出来，实行“自治”。对此，如果中国方面敢于抗拒和排斥，关东军将不惜行使武力。参谋本部:《昭和三年中国事变出兵史·附录》第46～47页。关东军的这一论调被东方会议所采纳，成为田中内阁对华政策的主要内容。
“东方会议”后，日本内阁和军部将会议所决定的内容，汇编成一份题为《帝国对满蒙之积极政策》的秘密文件，上奏给天皇，作为日本的最高层决策。这就是在史学界众说纷纭的被称为《田中奏折》的文件。虽然对这一文件的真伪，历来争论不休，但文件所提出的“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的侵略构想，与历史发展的史实十分吻合。这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思考。
二皇姑屯事件
1阴谋的策划与实施
根据“东方会议”所确定的“对华积极政策”，日本加快了以解决“满蒙问题”为首要目标的侵略步伐。东方会议后，田中将原来的“保张”策略改为“逼张亲日”。为此田中颇费苦心地“赠张作霖人偶一具”，暗示你为我掌中之孩童，必须从命《时事新报》，1928年6月14日。。随即田中加紧逼张活动。主要途径一是通过驻华使领馆，采取外交手段；二是通过与张关系密切的日本人。最主要的问题就是有关东北铁路的交涉。据张作霖的顾问町野武马供认，田中和町野及“满铁”社长山本条太郎经过密谋策划参见町野武马《张作霖被炸死的前后》，《中央公论》，1949年9月号。,逼张草签了“满蒙新五路协约”。山本得意地说：“这等于购得了满洲，所以不必用武力来解决了”森义彪：《炸死张作霖与町野武马》，《日本周报》，1957年3月25日。。没想到皇姑屯一声巨响，把他们的美梦炸飞了。
日本军部与田中的想法有所不同，认为只有以武力才能根本解决“满蒙问题”。东方会议期间，武藤司令官强烈主张“满洲问题依靠外交根本得不到解决，除依靠武力之外别无他途”森克己：《河本大作大佐谈话》1942年12月，《满洲事变内幕史》(下)，图书刊行会，1976，第264页。。会后武藤就把这种主张作为“内训”在关东军内传达了。当1928年春国民革命军再次北伐后，日本军部认为使用武力的机会来到了。但寻找什么样的契机行使武力，军部中央颇费思虑。这时河本大作认为：“当目前南方派北伐方酣之际，采取于满蒙方面内部使之发生动摇之手段，使奉天军阀陷于内外形势压力下只有崩溃之境地，乃为解决满蒙问题之契机，较之仅依靠摇摇欲坠之蒋介石、冯玉祥等外力，期待形势发展，更为可靠。”河本的意图是，应趁南北双方酣战之际，造成奉系内部瓦解和崩溃态势，乘机在东北建立“亲日政权”，从而根本解决“满蒙问题”。不要等到张一败涂地时再做手脚，那样将会“丧失千载良机”参见《河本大作致荒木贞夫、松井石根的信》1928年4月27日。。
河本的想法代表了整个军部的意向，但又与军部中央略有出人。军部一种意见认为，当奉军败退关外时，以维护治安之名义，将其全部解除武装，然后“再以赤手空拳的张作霖为对手”。据此，日本政府于5月18日分别向南京政府和北京政府提出了“觉书”（备忘录）。声称：“当战乱发展至京津地区并祸及满蒙时，帝国政府为维持满洲治安，将采取适当而有效的措施。”军部中央随即命令关东军主力向奉天集中，准备向锦州、山海关方面出兵。然而，出兵的“奉敕命令”终未下达，反而接到了“中止既定方针”的命令。
关东军企图“名正言顺”地动用武力的计划破产了，便穷凶极恶地开始实施暗杀计划。1928年5月下旬，关东军决定“卸磨杀驴”,干掉张作霖。关东军司令官村冈长太郎指派参谋竹下义晴去北平，与驻华公使馆武官建川美次（实为日本军部特派监视张的大特务，后来“九·一八”事变前夜以第二［情报］部长身份秘密来到沈阳）和驻天津日军指挥官联系，准备在华北除掉张作霖。河本得知这一情况，认为“华北方面有没有敢干这种事的人，实在不无疑问”，便自告奋勇地说：“让我干吧！”河本大作：《我杀了张作霖》，《文艺春秋》1954年12月号。
河本认为：“只要把这个头子干掉，他们（指奉系军阀）就会四分五裂”河本大作：《我杀了张作霖》，《文艺春秋》1954年12月号。。“如果不以清算二十年来总账之决心来对待，满蒙问题就不可能得到根本解决”《河本大作致矶谷廉介的信》(1928年4月4日)。。“除此之外，没有解决满洲问题的第二条道路”。所谓“二十年总账”概指自1904年日俄战争以来的“中日悬案”。所谓“满蒙问题”是指与我国东北地区（民国初年主要包括辽、吉、黑、热四省）有关的诸问题。其中最为突出的就是日本与袁世凯政府签订的“二十一条”。此外还有东北铁路、商租权、移民问题等等。也就是说解决所谓沉积“二十年总账”的“满蒙问题”是谋杀张作霖的根本目的。
于是，河本立既着手制订暗杀计划。暗杀地点最初选在新民以东的辽河铁桥，经侦察发现奉军戒备森严，无从下手。后经多方研究，最后选定沈阳城西北的“三洞桥”。暗杀手段有两种，一是袭击列车。在铁轨上安置脱轨器，造成列车脱轨，组织“拨力队”袭击列车。二是用炸药炸车。为了“不留痕迹地达到目的”，河本选择以第二个方案为主，第一个方案为辅。接着，河本把负责“三洞桥”地区守备任务的独立守备队第二大队第四中队长东宫铁男找来，布置实施方案，命菅野工兵中佐负责准备电气工具和炸药，派神田大尉和桐野中尉协助实施《河本大作笔供》,1953年4月11日，《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九·一八事变》中华书局，1988。。至5月底，一切准备就绪，静待张作霖闯入“必死之阵”。
为了准确掌握张作霖返奉时间，河本除派竹下去北京侦探外，还在京奉线沿途山海关、锦州、新民等地，派出石野芳男、神田泰之助、武田丈夫等密探，使用军用电话与关东军参谋部联络。为了混淆视听、嫁祸于人，河本还自作聪明地导演了一出“南方便衣队”的戏。他通过宪兵队和特务机关，骗来三个中国游民，其中一人觉得不妙，中途侥幸逃跑。其余二人被带到“三洞桥”，刺杀现场附近。据事后调查，二人各持有俄国制炸弹一个，衣袋中查出密信三封，内容暗示他们要在东北举事。河本没想到这件事后来反倒弄巧成拙，败露了马脚。
6月初，张作霖不甘心情愿地发表了“出关通电”，于3日离京返奉，当他以为已安全到达家门口时，不曾想却遭到了日本人的暗算。6月4日凌晨，河本得到张作霖即将到达奉天的准确消息，亲自坐镇设在东拓大楼内的临时关东军司令部，密切注视着“三洞桥”方面的动静。5时23分终于传来了震耳欲聋的爆炸声,河本心喜若狂，后来回忆说：“随着轰燃的爆炸声，黑烟腾空飞起200米，我以为张作霖的骨头也飞上天了，这可怕的黑烟和爆裂声，令人毛骨悚然。”河本大作：《我杀了张作霖》，《文艺春秋》1954年12月号。
据当事人张作霖的随从温守善回忆：“火车离开皇姑屯车站，张作霖坐的那节专车，只有张作霖、吴俊升（黑龙江省督办）和我。由于当时正是早晨五、六点钟，张和吴都望着车窗外的晨光和庄稼，边看边谈。当这节专车穿行老道口交叉点时，轰隆一声，烟尘滚滚，沙石纷飞，把车箱炸碎。……张作霖被炸出约三丈远……咽喉处有一个很深的窟窿，满身是血。”《辽宁文史资料》第22辑，第161～162页。关于被炸情形，据事后调查报告，张作霖所乘列车共计20辆，由机关车算起第9～12辆共4辆被炸毁。“第10辆大包车系大元帅、吴督办、仪我（也写作仪峨）顾问等所乘，车身几乎全部毁坏，仅剩前方门及门框并框侧木板，而后方脱落一轴，二轮向右倾斜，并有火烧痕迹”。“北首铁桥完全坠落，其栏杆正压在饭车右侧，其副桥则坠落于其南首。副桥之南端炸有大形洞二处，口径均逾尺”。报告判断：“足证药性之猛，用药之多，决非手腕之力所可抛掷，必系预先装置”。档案：《外交部特派奉天交涉员署4683/842》。
2皇姑屯事件评析
这样一个凶狠而阴险的阴谋，有人说是河本大作的个人行为，或者说仅仅是关东军的独断专行，那么，究竟应该怎样认识这个问题呢？
河本大作在1953年的供述中，一方面承认了策划皇姑屯事件的阴谋罪行，另一方面以“我察知司令官的企图……我认为……我选定……”等一连串的“我”来供述，最后说:“总之，皇姑屯事件的重大问题，其全部责任应归我担负《河本大作笔供》,1953年4月11日，《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九·一八事变》，中华书局，1988。,装出一副“唯我独行”的样子。现在的日本人也有这样的认识，皇姑屯事件是河本大作的个人独断行为。或者认为,皇姑屯事件是以河本为主谋的关东军的独断行为。我们认为这种认识是肤浅的也是不够准确的。
事件发生后，日本军部于6月12日发表声明，诬称爆炸事件是“南方便衣队”所为，但侥幸逃跑的那个人已被东北当局控制，说出了事实真相。东北当局又根据现场调查及事前的种种可疑现象，已判明爆炸是关东军干的森岛守人：《阴谋·暗杀·军刀》，岩波书店，1950，第22页。。只是为了稳定局势，才未予公开。
另一方面各种消息不胫而走，传到了日本，在日本统治阶级内部掀起了所谓“满洲某重大事件”的轩然大波，甚至触及了最高统治者昭和天皇，并导致了田中内阁的垮台。然而令人不解的是，这个在日本统治阶级内部“路人皆知”的重大事件，最后对肇事者未作严厉处置，仅以“警备疏忽”为由，给予关东军司令官村冈和河本等人行政处分而了结。对外未予公开，使之成了一段历史之谜。直到战后才真相大白。十分明显他们是在袒护凶犯，掩盖罪行。
对于这个问题，从当时昭和天皇异乎寻常的表现，就可以看得更为明白。据近年来一些新史料披露，关于皇姑屯事件，田中曾两次上奏天皇。第一次是1928年12月，上奏说：“关于张作霖被炸事件，窃以为似乎我帝国陆军军人中，于某种程度上有其事件元凶之嫌疑，目前正责令陆军大臣调查”。田中腹案打算将河本交军法会议，从严处理。可是，1929年6月第二次上奏时，却来了个180度大转变，奏曰：“鉴于事件发生于关东军守备区域，乃进行慎重调查，然可确认其真相之证迹一无所获，于我军部军人中亦未确认出与之有关者。……鉴于无重大影响波及他者，故依行政处分，匡正军纪。”《日本昭和史的最后证人——张学良》，臼井胜美著，刘立善译，辽宁大学出版社,1995，第31～34页。天皇听了顿时震怒道：“此话与上次所言迥异……这不是有违前言吗？你提出辞呈吧！”《昭和天皇独白录》，《文艺春秋》，1990年12月号。田中终于灰溜溜地下台了。由于天皇发言而导致内阁垮台，这在日本近代史上是空前绝后的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