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一整天方友春是在家里度过的。他谁也不见，也不接电话。
为了对下一步棋作出某种决定，他必须与党中央派来的人会面。
昨天，在富士银行经过四个小时的商谈之后，快活的方某已经被日本特务机关雇佣了。他勉勉强强、委委屈屈地总算是同意下来了。他们暂且没告诉他任何具体的事情，不过在与他告别的时候确实礼貌有加，还答应帮他修复舞厅，还要找腊祖莫夫斯基算账（田川装得与腊祖莫夫斯基有一面之识似的）。方友春到家没有两个小时，富士银行就打发人送来了一张装在信封里的支票，支票上是一笔相当可观的数目……
晚上七点，方友春在自己的房间里用过晚饭，往沙发上一躺，睡着了。八点半他醒了过来，起身进了浴室，详细查看了一番开始愈合的伤口，随后便坐到办公桌旁开始等待。立在办公室角落里的大钟瓮声瓮气地敲了九下，方友春拿起了电话。
“我要国民旅社……三十七号……我找艾利赫·冯·李登别尔格先生听电话。”当三十七号房间的人接电话的时候，他说，“我是为家具的事……”他静静地听了对方只有几秒钟的讲话，说了声“好吧”，就挂上了听筒。
方友春来的旅社楼前时，天色已经大黑，他穿过正厅，走上二楼。房间在走廊的尽头。走廊上空无一人。方友春敲了敲门，门内有一个男人的声音用德语回答。
“为家具的事……”方友春说，于是便得到允许，走了进去。
方友春一迈进门就站住了－－－－屋内漆黑一片。
“请把门关严。到里边来吧，靠窗有吧椅子。”仍然是那个声音在黑暗中说。
方友春关上了门。
幸而尚有街灯微弱的光线天花板和墙壁上，否则这间屋子里就真是黑得伸手不见五指了。方友春向前走了几步，便被什么东西绊了一个趔趄，他悄悄地笑了起来：“我说，我等了您三年正，而您却这样来接待我。”
那人没有言语。
方友春走到窗前，坐到椅子上。
“我们就这样摸黑坐着吗？”他感兴趣地探问。
“是的，就这么坐着吧，”房间主人冷冷地回答，接着问：“您怎么样，事情顺利吗？”
“如果不照镜子的话，还好。腊祖莫夫斯基砸了我的舞厅，我向富士银行求援，被他们雇佣了。具体任务暂时还没有。修缮费是给了。又给了购置新家具的钱，我都收下了……”
往下方友春他对富士银行各方面的看法，讲了他对拜志和杉森到来的推断以及对黒田被杀的想法。
房间的主人留心地听着。沉默片刻之后便操着冷冷的、平淡的声调说：“延安和共产国际本不打算动用您。但是因为您比任何人都更接近目标，所以对您下达了行动的命令。形势艰难，日本人正在酝酿一次严重的行动，可是共产国际的心脏苏联还没有足够的力量进行应付欧亚两面作战。意大利已经是法西斯分子掌了权，德国法西斯在欧洲采取了咄咄逼人的扩张行动，他们的东方轴心日本对苏联也是虎视眈眈。尽管诺门罕战役取得了完胜，但如果此时日本军部北进派象“九一八事件”一样发动对苏联远东的全面进攻，那将是灾难性的，苏联将陷入与轴心联盟的战争而不能自拔，这正是英美法等帝国主义最愿意看到的。一旦远东被日本占据优势，不仅苏联对中国的军事援助将停止，而且被远东苏军牵制的日本战略预备集团－－－关东军主力将全面入关，中国到那时将象朝鲜一样全面沦陷。……”房主人站了起来，转过身去，点了一根香烟。火柴的亮光瞬时映出了他的身影、白衬衫和修建得很短的头发。他深吸了一口烟，坐回到椅子上，又继续讲：“在日本，请记住：任何方式的挑衅，包括那种突如其来的方式，都有可能。任务是：与日本人一起工作，深入、准确地分析他们的行动。这是您和莫斯科方面联系的证据和指令。要想以前一样，小心、谨慎。莫斯科没有备用方案。暂时没有，就这些。”
他不说话了。
方友春觉得联络员的白衬衫在黑暗中象一个白点在四处飘动，香烟的红火头在空中平稳地移来移去。
“您准备好了吗？”
“准备？”方友春苦笑了一下，“我一年前就准备好了。我应当怎么称呼您？”
“不必称呼了。两个小时后我就将离开这里。”
“什么？”方友春的心紧缩了起来，“您离开这里？！您是怎么了？发疯了？”
一想到自己又将孤身一人，无依无靠地活动，心里不禁发寒。他是怎样地期待过这个人啊！听到联络暗号时，他曾是多么幸福啊！而且，在舞台被砸，他自己挨打的时候，他能忍受住痛苦，也正是因为他知道孤独已经结束了，家里人没有忘记他，而且需要他……终于有了联系，可又怎么样呢？从头再来吗？”
“我一个人有什么用处？”方友春气愤的低语道，“我在这里憋闷了整整三年，既没有联络，又没有自己人，也没有任务！……延安是把我忘了吗？您……你自己设身处地地想一想。三年没有自己人谈话是什么滋味？所受的都是侮辱和蔑视，这是什么滋味？叫你陪着笑脸，在警察局长面前一个晚上跳上一个半小时的舞，是什么滋味？我一切准备就绪都快两年了，就等工作了。可是没有联络我能干什么？等于个零！总之，就是这样。”方友春的声音十分坚定，“请转告延安：要么派人跟我联系，给我人和工作所需的一切，要么我……”
“好的，”主人冷冰冰地打断了他，“我转告，一回去就转告。”
“我想知道究竟是什么时候？”方友春不肯罢休地追问道。
“只要一回去……”联络员重复说，“假如我会的去的话。我这不是正准备回去吗？”
他在烟灰缸里熄灭了烟蒂，又说：“我的话说完了。”
一阵难堪的沉默。只听到床头柜上的自鸣钟在滴答作响。一辆马车轰隆隆地驶过沿街驶过。
方友春唇上的伤口裂开了，他坐在那里，像孩子似的舔着渗出的血。后脑仍阵阵作痛，整个身子象压上来千斤重担，恨不能马上回自己的办公室里去，躺在沙发上蒙头大睡，长久地睡下去，永远也不要醒来。
方友春重重地叹了口气，用手掠了掠头发，嘶哑地说：“就算我没说吧，不要往心里去。请您原谅，千万不要介意。”
主人仍没言语。双方都默不做声，还是方友春又问：“您是乘火车来的吧？”
“是的。”
方友春站了起来：“请不要见怪。我一定尽力而为，完成一切任务，坚持到底。”
他把手伸向对方，那人紧紧地握了握。
“这我都知道。大家，延安那边，也都知道。千万小心谨慎。”那人说完，出人意料地笑了起来：“您这一招儿想得可真绝－－－每天早晨拉着车跑步。我看见了。”
方友春笑了笑：“有什么办法呢？我是快乐的方某，城里的疯子。”
联络员握住方友春的手，出乎意料地以“你”相称了。他低声说：“你甚至想象不出你现在对莫斯科和延安是多么重要。对党中央……祝你顺利吧。”
方友春直起身来：“顺便问一句，你在莫斯科那边认识不认识一个诨号叫‘西班牙人’的人？”
“不。”联络员想了想，回答说。
“真遗憾。好吧，祝你一路顺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