舞厅的修复工作正在加速进行。木匠的锤子敲得叮当山响，地板工在镶补地板，油工在油漆剥掉的墙皮，玻璃工在换玻璃。
方友春脸上的伤口已经愈合，青肿也快消了。他又是原来那个快活的舞厅老板了，谈笑风生，在工人中间跳来蹿去，伸手动嘴，忙个不停。
一天早晨，舞厅门前突然出现了田川先生和他的助手。方友春赶紧满面陪笑地跑出去迎接贵客。
“看来方先生是日见康复了！”田川抬一抬礼帽，一字一板地说，“方先生真是精明强干啊……”
方友春顿时精神抖擞，引着客人在大厅巡视，一面讲述着几个星期之后那里将要何种改观。他借修缮之际决定在增设一些改扩建项目：诸如改造辅助间的结构了，在地下室增建小舞厅啦，扩建舞台啦，等等。
客人们彬彬有礼地听着，用心地巡视着，不住地点头以示赞赏。后来，田川先生总算找了个时机贴近方友春小声说：“我们最好能谈一谈……”
方友春立刻有忙个不停，把客人引进自己的办公室，取出一瓶威士忌和三只高脚杯，但田川以手相阻，示意不饮，方友春又把酒杯收藏起来。
好一段时间他们只是相对而笑。终于，银行经理从口袋里掏出一个细长的小本，往桌子上一扔。
“这是给你的，”他说道，“护照。”
方友春大吃一惊。
“我有护照！”他立即扑向挂在椅背的外套，伸手到口袋里乱翻乱摸，嘴里说着：“您等等，我这就能找到，马上……”
“不用了，”田川笑着拦阻他，“您那个护照是长期的，这个是新起的，临时的。”他又从口袋里掏出一个信封，扔掉护照旁边：“这是火车票。”
“什么火车票？到哪儿去的？”方友春更加慌神了。
“是西伯利亚特别快车的车票，到莫斯科的……这里还有一张旅游服务的保险单。”田川继续含笑解释。
“什么？”方友春喊叫起来，“这是为什么？不成！甭想！您这怎么可以？！”方友春一把抓起车票和护照，猛劲儿顺着桌子面甩掉田川面前。“回到那边去？求求您吧，怎么着都行！”方友春双手捂胸，泪水在眼睛里打转。“我才舒口气，您让我多活几年吧！……我求求您了！我刚把事情安置好……我这里还在装修……您不是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我是逃出来的，逃出来的，明白吗，逃出来的！那边会把我枪毙的。求求您吧！”
方友春只想给坐在靠背椅中的田川下跪，却被襄理抓住胳膊应按在椅子上。
“您将以一位中国公民的身份出现。”田川平静地说，仿佛全然看不见方友春的歇斯底里，并且好像问题也早就定妥了一样，“仅仅作为一个旅游者，任务并不复杂，极其简单。您将在途中接受任务。到了莫斯科即刻返回。”
方友春向着银行经理抬起那张惨白的脸，双唇颤抖地嘟囔着：“求求您了……”
田川再次温和地笑笑，在办公室里踱了一趟，继续说：“放心吧，亲爱的方。这会是一次舒心畅怀的旅行。顺便告诉您，您还有可能添置些新装。您的服装都不大考究，我们为您上路再缝制几套。裁缝即刻就到。”
“什么新装？……”方友春刚想再说，但是没带说完就挥了挥手止住了，因为他明白在反抗也是毫无意义的。他从口袋里掏出手帕，擦了擦前额，轻声问道：“我当着舞厅人员该怎么说呢？”
“您就说出去办事，需要离开两个多星期。或者其他类似这样的理由都可说，您自己考虑吧。”
方友春又再次哀告，这时电话铃响了，田川拿起了听筒。
“是的，”他说，“当然，正在等待……”把听筒挂上，说：“是裁缝，他这就到，请把自己整理一下吧。”
方友春懒洋洋地点了点头，慢腾腾地走进了洗澡间，随手锁上门。他洗了把脸，对着镜子照了照自己。一丝笑意滑过唇边。“我这么快就被派上用场了。”方友春思索着。“究竟好还是不好呢？……”他擦干脸，坐在澡盆边上。“什么任务呢？……真想知道究竟会给快乐的方某这样一个傻瓜什么任务，自己刚刚被录用了几天……这个问题应该认真思考一番……”
办公室外有人敲门。方友春听到了开门和关门的声音。当他从洗澡间出来时，仍是一脸哭丧相。办公室里除了田川和他的助手之外，又多了一个矮小的日本人，矮的简直像个侏儒。
“吓，拜志亲自出马了！”方友春脑子一动，“简直是相媳妇来的。”
“这是裁缝，由他为您裁制服装。”田川说着，不无敬意地望着那个侏儒。
侏儒笑嘻嘻地一再点头。他目不转睛地盯着方友春看，然后开始量尺寸。为了让裁缝够得着量肩宽，方友春只好坐到椅子上去。
“你们难道不能找一个正经像样的裁缝吗？”方友春扫兴地嘟囔着。
“住嘴！”田川出其不意恶狠狠地说，同时迅速瞥了裁缝一眼。裁缝心平气和地继续干着自己的活计。
方友春没想到自己的话会引起他这么大的火气，惊得只眨眼睛，看看银行经理，又看看这奇怪的裁缝。
裁缝给方友春量好了尺寸，鞠了个躬，退了出去。
“明天衣服就做好。”田川很快说完，就急急匆匆的跟着拜志后面走了。襄理事先已把护照和装有车票的信封放到一个显眼的地方，这时也跟着走了。
“原来如此，”方友春只剩下一个人的时候心里揣摩到，“我们弄到什么了？弄到了一份中国公民身份的护照，一张西伯利亚特别快车的火车票和一张甲级旅游保险单……刚雇佣的特务，而且还是个怪诞不经的人，竟要委派他去完成一项由拜志亲自支配的任务。任务的具体内容这个特务还需要到车上才能知道，这就是说，除他以外，同车还有另一个知道这项任务的人－－－看来还不一定是个职业特务。就只一个人吗？这可得一开始弄清楚。”
他自语道。
拜志从方友春那里出来，走过拐角，便坐进了汽车。杉森中佐抱歉地看了看自己的上司。
“再次请您原谅，拜志先生，应让您来办这种事情。”他一手抚胸，负疚地说。
“没什么，杉森先生，”侏儒笑盈盈地回答，“您生长在富家，不必从小靠在裁缝铺当学徒来糊口，这并不是您的责任。”
拜志的情绪颇好。杉森感到了这点，所以趁势问道：“这位方某其人如何？”
“完全是个地地道道的草包。”拜志回答。
第二天早晨方友春醒的很早。这一宿他只睡了两个来小时，脑子沉甸甸的。他费了好大气力爬起来，用脚摸索着穿上拖鞋，走进洗澡间，站在淋浴下面。
这种状态他已有很久没有体会了。上一次这种感觉是在醉酒之后体会到的。从打他来到这里，他只饮过一次酒，当时是像冯·李登别尔格一样的一个交通员通知了他母亲去世的消息。从此方友春在世上就是孑然一身了。那次是唯一可能被人看到师哲远喝醉的一次，不过他并没有被任何人看到。师哲远平时滴酒不沾，只喝牛奶。这并不光是因为工作要求这样，师哲远知道，在一瞬间的松弛之后，需要付出多大毅力才能重镇精神继续工作。
师哲远不仅仅在这方面严格要求自己，他还能做到与过去，与留在那边的一切，与离开六年的家断绝一切关系。
他有时也回忆起自己的妻子，但是她温柔的形象却随着时间的流逝在记忆中逐渐模糊起来……
妻子李淑英和他们的小儿子被白匪军活活地砍死了，因为匪徒们知道了红军指挥员师哲远和她们的关系。得知妻儿的死讯之后，师哲远一连好几个月不能入睡。他参加了最危险的战斗，拼命地厮杀，故意去与死亡相碰。但是死神竟绕过了他，有时被打死的同志一个个在他身边倒下，甚至他胯下的战马被子弹贯胸而过，猝然栽倒，而他却活了下了，似乎命运注定非让他活着复仇不可。
与李淑英结婚以后，他仅有两次机会同妻子在一起，同自己的小儿子则只有一次。那时的师哲远竟不敢抱自己的这个小活物，李淑英笑他笨手笨脚，并且总以这方面她比丈夫灵巧而大为开心。
从那时起到现在已经过了八年了。他一直不间断地工作，终于起来作用。创口渐渐愈合了。师哲远没有保存一张李淑英的照片，因此她的形象渐渐淡漠了，在记忆里只留下她那响亮的笑声，这笑声师哲远有时在梦中还能听到。而梦中的情景又是多么可怕。他总是梦见一个五官不清的女人，蓬松的长发衬着一张白皙的面孔，整个身影似乎像是隔着一层布满水汽的玻璃那样模糊不清。然而那笑声却是逼真的、清晰的、经久不息的。有时同一梦他能一连做上几次，这渐渐成了一种折磨。遇到这时候，他就强迫自己醒来，干点什么事情：翻番信件、账单啦，做做体操啦，不管做些什么吧，只求战胜这固执的感情上的依恋，因为这种依恋之情总力图把他带回到过去，消磨他的意志力，摧残他的力量……
方友春关上淋浴，用手巾把全身擦干，穿上睡衣，回到了办公室。他坐到桌旁，开始在纸上信手图画。他想集中思路时总是这样，必须对发生的事情再做一遍认真的分析。
可不可能被人怀疑呢？当然，这总是可能的。田川必定对一切人都怀疑－－－他干的就是这一行嘛。有没有对方友春产生怀疑的重要依据呢？……当然是有的。哈萨克斯坦的生活，红军里的服役……但是偏偏选中了他来担任某项行动的主要角色。尽管也可能不是什么重要角色。可是对他的录用是由拜志亲自认可的。由此可见，分配给方某的角色定非无足轻重……。现在看另一面，师哲远能不能因为某件事暴露自己的关系呢？……不，这是不可能的，因为他没做过具体的工作。在国民旅社的会面是发生在被日本人录用之后的事，而且艾利赫·冯·李登别尔格是以家具推销员的身份登记的，方某与其接触是完全顺乎自然的。
师哲远放下铅笔，搓了搓脸，重又拿起铅笔，信手画了一辆小火车头，烟筒里冒着烟……
也许，他们正需要这样的人？正需要有这样经历的人－－－生长在哈萨克斯坦，当过红军的人？可是，究竟那点经历是他们需要的呢？
师哲远把铅笔插回到桌子上的笔筒里，仰在靠椅上。
啊，他是多么需要有人商量呀！……他是多么思念“西班牙人”啊！
严格地说，不经党中央同意，师哲远是没有权利决定乘西伯利亚特快去进行这次跨国旅行的。不过，他也并没有看出这次旅行会给他今后的工作造成什么威胁，更何况现在与中央联系实际上是不可能的。
特快在后天一早开车。
“拿破仑是怎么说的？”师哲远忽然想起了拿破仑说过的一句名言：且先把仗打起来，再来弄清怎么打。
“车到山前必有路啊，”他说出了声，“应该走一遭。拜志和杉森是不做小买卖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