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候，西伯利亚特快列车真越来越快地向西驶去。
方友春在包房的上铺和衣而卧。亚历山德拉·季莫菲耶芙娜手里拿着一本书躺在下铺。
国际车厢平稳地摇晃着。几乎所有的包房都客满，只剩下一两个空位子。
直到此时，亚历山德拉·季莫菲耶芙娜对眼下的事情还是只字不提。拿着富士银行买的另外两张车票的人还一个没有露面。他们是在这节车厢上，还是在另一节上，甚至他们是否在这列车上，方友春都全然不知。他在通过几节车厢到餐车的时候，曾对旅客进行了仔细地观察，但暂时没有一个人引起他的怀疑。相邻的包厢里是一位携带随处从的日本外交官。依次往下是：两位老太太，一位记者。再往下是一对青年夫妇，意大利人。此外，国际车厢里面再没有其他人了。
现在方友春感兴趣的是：亚历山德拉·季莫菲耶芙娜是否知道这次行动的全部内情。她也完全有可能和自己一样，仅是整个链条中的一个环节。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亚历山德拉·季莫菲耶芙娜也必须等待某人的指令。可是这又是怎么回事？她是在富士银行经理办公室里被介绍给拜志和杉森的，她肯定知道对方是谁，故此拜志当然没有必要掩饰自己的身份，为了保密而另向她做一番介绍。由此推断，亚历山德拉·季莫菲耶芙娜一定知道此行的目的。也许，她并不知道全部情况，但一部分肯定是知道的……方友春看着自己行李架上的东西：有亚历山德拉·季莫菲耶芙娜的提箱，她的帽盒。湿巴摩送来的黄皮箱立在旁边。
“让我再从头分析一下吧，”方友春思索着，“一个几天前才被雇佣的、历史有疑点的、愚蠢倒霉的中国人，身负日本特务机关的重任，带着伪装的妻子，同去那个他好容易才逃出来的国家。而此行的目的仅仅是为了在莫斯科度过两天即兴返回……他根本不知道自己的任务。缝制的三套西装，除了自己的和“妻子的”行李之外，还有一个根本不知道里面装了些什么的皮箱……出他们之外，列车里应该还有两个人。那两个人是谁呢？中国人方友春究竟在扮演什么角色呢？且不能着急，时机一到自会清楚……”
车厢结合处在不断地碰撞，那只黄皮箱倒了下了。“好啊，他自己到凑上来了。”方友春暗自发笑。
箱子倒下的声响惊得了亚历山德拉·季莫菲耶芙娜，她迅速看了看方友春，方一动不动地躺在那里。
“不，我不干了，”方友春哭哭啼啼地抱怨道，“我不干……拿我当傻瓜还是怎么着？凭什么叫我去？凭什么？都过了两天了。到底叫我干什么？我往哪里送？”
“等需要的时候，你就什么都知道了，再忍耐一下吧。”亚历山德拉·季莫菲耶芙娜不关痛痒地说着。
“什么叫‘忍耐一下’？！”方友春发火了，“什么意思？我可不是游历美洲！我是好不容易从苏联逃出来的，明白吗？”
亚历山德拉·季莫菲耶芙娜继续看她的书。
“这太不诚实了，”方友春看着“妻子”，用颤抖的声音说，“如果你知道而不说，那可太不诚实了……我们是合伙干一件事呀！可不能这么折磨人哪……我睡不着，吃不下。这样不发疯了吗？！不知道上哪里去，也不知道干什么去，整天提心吊胆的。替我想想吧，设身处地的为我想想吧！”
“这是不可能的！”亚历山德拉·季莫菲耶芙娜冷冷地笑着说，“再怎么设身处地，我也不会站在一个酒吧老板的角度考虑问题！”
“你为什么这么跟我说话？”方友春哭丧着脸说，“为什么你们都这样跟我说话？你们凭什么瞧不起我？我就想知道我去干什么，还有你们在捣什么鬼？”
“‘你们’是指谁说的？”亚历山德拉·季莫菲耶芙娜笑笑说。她放下书，站了起来。
“指所有你们这些人！”方友春转身向前，“这些搞政治的人！”
亚历山德拉·季莫菲耶芙娜拍了拍他的后背。
“行了，消消气吧，”她和解的说，“你这是何苦的呢，嗯？……我要是什么也不知道。时间一到，就会把任务告诉我们的。被发神经了，走，吃饭去吧。……”
方友春哭丧着脸，从上铺笨拙地爬了下来。
走廊里空无一人。他们经过通道，又穿过一节车厢。方友春在前，亚历山德拉·季莫菲耶芙娜在后。快到餐车前，方友春站住了。
“你先去，我就来……”他用眼睛示意厕所的门，“就给我订一份牛奶。餐车上的饭我不爱吃。”
餐车的门呯的关上之后，方友春又等了几秒钟，便从厕所里溜出来。他掏出一把铁路专用的三棱钥匙，插到钥匙孔里转了一下，门拉手的上方出现了“有人”的字样。
他顺道跑回自己的包房。进去后，回身把门反锁上，一跃便跳到上铺，把黄皮箱拿过来，先查看了一下锁、皮带，有用耳朵仔细听了听，没有什么异样。这时他不慌不忙地解开皮带，从小茶几上的筐里的毛线球中，顺手抽出一支毛活针，把尖的一端插进锁孔里去。
“稳住，稳住，”方友春不停安慰自己，“时间还有。”
锁扣咔哒一声，开了。箱子里放着男人的衣物。几件汗衫、领带和内衣内裤，还有方友春每天早晨穿着跑步的那件睡衣，是几天前才送到洗衣店去的。
方友春小心翼翼地尽量不把衣服弄皱，一件件从箱子里取出来，叠放在沙发上。拿空之后，他又把箱子拎在手中掂了掂分量，觉得沉甸甸的。他用手把盖和底摸了一遍，没有发现什么可疑的迹象。有查看里一下四框，嗷，原来如此，在后框上有个夹层。
方友春用毛线针尖端仔细地起开暗盖，暗盖打开了。夹层里面放着一支手枪。方友春用手帕垫着，把枪轻轻地从箱子里拿了出来。手枪柄上刻着一圈字：“奖给英勇的红军指挥员、为实现世界革命的理想而奋斗的战士。第七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一九二零年十一月十七号。”方友春垫着手帕的另一角握着枪管，先把子弹取出来，然后又把枪机拆开，轻轻地把撞针簧拿出，放到口袋里。
他把手枪放回原处，又把衣服一件件地放回了箱子。他心里推断：“既然这只手枪瞒着我，那就很可能是来对付我的。需要时再安装弹簧并不难，现在这样倒是安全些。”
餐车里是空旷的，没有几个人。除了亚历山德拉·季莫菲耶芙娜之外，用餐者只有田村先生和他的那个年轻护卫。
“日安，夫人，您来点什么？”侍应生笑眯眯地说。
“先给我丈夫来杯牛奶，他这就来。”亚历山德拉·季莫菲耶芙娜看了看表。
自从亚历山德拉·季莫菲耶芙娜第一次见到方友春之后，一种莫名奇妙的不安和烦躁就总在缠绕着她。这样一个又愚笨、又琐碎、又胆小的家伙，时不时地用用一双狗眼瞟着她，整宿整宿地唉声叹气－－－简直叫人不堪忍受！自从亚历山德拉·季莫菲耶芙娜与日本人合作以来，她还是第一次感到这样不自在。
她是二十一岁那年从苏联逃亡出来的，出身于维亚特卡的一个旧军官家庭，父母挖空心思想使自己的女儿幸福，而他们对女儿幸福的设想有都和列宁格勒联系在一起。他们使尽了各种正当和不正当的手段，总算拉上了为数不多的几个关系，并攀上了唯一一门列宁格勒的亲戚－－－－一位退役的将军的遗孀，这样他们才得以把萨沙送进斯莫尔尼学院。
萨沙后来每当回想起自己最初几年的学习生活时，总觉得除了种种的羞辱－－－自己的卑躬屈膝、自尊心所受到的ling辱以及由于贫穷和土气而受到的嘲弄－－－历历在目以外，便在再无其他的东西了。她对自己的过去感到羞耻。当然，对童年她也有温情脉脉的回忆，她会想起小时候坐到阳光投到地板上所形成的一个小光斑中的情景，或者是第一次看到河中行驶着轮船那种神奇的感受；可是一想起家中的地板是木板刷油的，而不是橡木的，家乡的河也并不是两岸花岗岩堤岸的涅瓦河；而只是两岸葱绿的，架着小木桥的，村妇在岸边捶打着衣物的，一年一度跑着冰排的维亚特卡河－－－－一想起这些，萨沙美好的回忆就全都被破坏了。
萨沙选了父母有权有势的瓦连卡·里沃娃做朋友，是毫不奇怪的。瓦连卡妩媚而又单纯。她够不上优等生，因为世界上她最喜爱的是跳舞、女红和夜间在宿舍里唧唧喳喳地讲鬼故事。瓦连卡很佩服萨沙，萨沙在学校里名列前茅，博闻多识，最叫瓦连卡羡慕的是萨沙能够记住读过的东西。
萨沙也眷恋着瓦连卡。触动萨沙心的，与其说是里沃夫家中的豪华和阔气，不如说是瓦连卡接待她时的那种随随便便的态度和得知萨沙自己梳头、自己编发辫后的那种打心眼里吃惊的神态……
越接近毕业，姑娘们在谈话中就越经常地涉及到“未婚夫”啦，“出嫁”啦，“嫁妆”啦，这一类的事情。那个唯一可以畅通无阻地从外面直接进入学院的卖油炸包的小贩，也越来越频繁地在蓝底把秘密情书夹带进来。宿舍里直到深夜还是一片叽叽喳喳的耳语，不过谁也没兴趣再讲那些神鬼故事了。
在瓦连卡的生活中，“未婚夫”这个词终于落实到了一个高身量、白面皮、留着一部栗色美髯的工程师弗拉基米尔·康斯坦丁诺维奇·阿基莫夫的身上了。他虽非出身名门，但是家境充裕，本人又留学国外，而且最主要的是－－－瓦连卡学着父母的私房话，叽叽喳喳地对萨沙热切地说－－－该人“注定前途无量”，于是萨沙意识到应该采取行动了。友谊归友谊，这时可顾不了那许多。瓦连卡有钱有势，可以无需过多地操心自己的婚事，而她萨沙唯一的资本就是青春和容貌呀。
她决定第一步先破坏阿基莫夫和瓦连卡的婚约。为达到这个目的，萨沙开始施展她的手段，向瓦连卡编造了一段工程师沾花惹草的艳史，又向她转述了一封落在自己手里的书信，信中工程师应有一些显然是针对瓦连卡和他母亲的冷嘲热讽。不久这位蒙在鼓里的阿基莫夫就被瓦连卡一家不加任何解释地拒于大门之外了。但是，实行预谋好的第二步计划－－－把工程师弄到手－－－却意外受到了阻碍：心灰意冷的阿基莫夫出国了。毕业之后，瓦连卡和她的母亲搬进来莫斯科郊外的别墅，萨沙也同她们在一起。在那里，她们听到了肃反扩大化的消息。瓦连卡和她的母亲又决定逃到英国，因为里沃夫先生由于工作上的关系已在那里多年了。这一家并没把革命看在眼里，所以萨沙也就心甘情愿地接受了她们的要求，住在她们列宁格勒的住宅里挨过这场动乱。
当然这场“动乱”是挨不过去的。很快萨沙就被迫从里沃夫家搬了出来－－－某机关占用了这个房子。萨沙有一段时间是靠从里沃夫家带出的一些首饰和古玩度日的，但是这种情况维持不了多久，于是萨沙不得不出去工作了。那时的日子，萨沙再也不愿去回忆。在一次偶然情况下，萨沙得知阿基莫夫工程师已经回国了。更可喜的是，他还当上了铁道部的一个大干部，萨沙忧郁的心豁然敞亮起来，这真是命运把他派遣回来的。
她去找阿基莫夫，阿基莫夫立刻认出了她，并且热情地接待了她。可是事情的发展完全不像她所期待的那样。她要求把里沃夫家的房子还给她，至少给她几间屋子，并要求使她有可能不必天天跑到那个讨厌的公司去上班而能安闲地生活下去，可是阿基莫夫没有答应她的要求。当年因为萨沙曾经编造过那段惹是生非的信件史，她甚至觉得自己与工程师之间确实存在某种不一般的关系，所以现在听了工程师劝她应该工作而且应该与国家共命运的一席话之后，她觉得这简直是对她可怕的侮辱和背叛。
当天她就去了契卡，并宣布说有重要的事情汇报。她被带去见了首长。她要求阿基莫夫，说他原来是个奸细，与逃亡分子里沃夫一家有深交，现在却装成一个忠诚的苏维埃干部。契卡人员留心听他讲完之后就说有事要离开一下，要求她把所说的事写成书面材料。他去了很久，在这段时间内萨沙已经写满了四页纸，并且已经预感到了一种宿仇得报的快感。契卡人员不是一个人回来的，后面跟着阿基莫夫。
“您认识这位女公民吗？”契卡人员问。
“认识，”阿基莫夫回答，叹了口气又加了一句：“很遗憾。”
契卡人员把萨沙的四页举报材料递给了他。阿基莫夫读完之后，没说别的，对萨沙一眼都没看，要求不必惩处她，快些让她走算了。他没有称呼萨沙的名字，只是说“她”。
阿基莫夫出去之后，契卡人员告诉萨沙，阿基莫夫是一位契卡的高级军官，在党内是个极受尊重的人；因为她诬陷别人，本应受到严惩，但是契卡还有很多事情要办，无暇纠缠在一些无病呻吟的小姐们歇斯底里的胡言乱语之中……
在萨沙住的楼房里，有一位红军指挥员，萨沙决定偷出他的手枪打死阿基莫夫。她确认她的不幸全来自他。
手枪偷得很不成功，主人失窃后当即发现了。萨沙逃奔到街上，有人在后面追赶，她头也不回地向后开了一枪，没打中，她把枪扔到雪堆里，逃脱了。恐惧驱赶着她离开列宁格勒，等她冷静下来，发现自己已经到了尼日尼。这恐惧的心理催促她回维亚特卡老家去。在尼日尼的码头上，她和几个老家的熟人不期而遇，她因为惊恐万分，竟把一切实情和盘托出。他们一起商定，老家那边肯定已在搜捕她了，出路只有一条－－－逃离苏联。
起初她逃亡到瑞士，后来又去了加拿大。所到之处，她都添枝加叶地向当地的流亡分子讲述她与苏维埃政权的斗争，她被扣在契卡的经过和刺杀红军指挥员未成并与追捕者互相射击的冒险经历。这些故事使她成了反苏维埃政权的英雄。他自己也对这一点深信不疑了。
萨沙取道日本来到了当时已成为白色流亡分子的东方根据地－－－哈尔滨。在这里，亚历山德拉·季莫菲耶芙娜被日本特务机关雇佣了。
三年前，按照日本特务机关的命令她嫁给了中东铁路局的一个苏联雇员，目的是诬陷他私贩白面来诋毁苏联官员的声誉。亚历山德拉·季莫菲耶芙娜一会想起那段与她所憎恨的人同居生活以及后来这人的被捕，觉都睡不安稳。这次真是谢天谢地，给她的任务中没有这种要求……
“真是的，这个傻瓜有跑哪去了？”亚历山德拉·季莫菲耶芙娜心急火燎地又看了一下表。
这当儿餐车的门开了，进来的是卡尔·施耐德而－－－一个从哈尔滨上车，留着短须的外国人。他向亚历山德拉·季莫菲耶芙娜鞠了个躬，便靠窗坐下了。
亚历山德拉·季莫菲耶芙娜猛地站起来，朝门走去。
“太太走吗？”侍者惊讶地问。
“不，不，我这就回来……”
厕所门锁着。门把手上面显示一、着“有人”两个字。萨沙退到窗前，点燃了一根香烟。
“他可别吓得在里面上吊了吧？”她一面眺望着窗外掠过的一望无际的大森林，一面想着。车厢由于结合处的轻微碰撞而摇晃着。亚历山德拉·季莫菲耶芙娜疲倦地想着：“上帝啊，这路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终于门锁响了一下，方友春慢腾腾地从里面走了出来。他惊慌地盯着“妻子”问：“出什么事了？”
“什么事也没出。”亚历山德拉·季莫菲耶芙娜轻蔑地看了他一眼，回答说。
“我还以为行动开始了呢……”
田村先生正坐在自己的包房里看书，有人敲了敲门。
“您叫我吗？”站在门口的是石田，那个护送田村先生的年轻保安人员。
“是的，石田。我打算在路途中按自己的平日的作息时间表行事，我已经跟你说过了。我从两点到三点休息。现在差十分两点。”
“我本想在五分钟之后来给您铺床的。”
田村先生站起来走了出去。就剩下田村一个人了。他迅速地把床铺放开，铺上被子，又轻轻地走到门边，侧耳听了听，无声息地锁上了门。然后他脸朝墙壁躺在卧铺上，躺了一会儿，旁观者还以为他想睡觉呢。石田尽量不动姿势，双眼凝视着他选中了的墙上的一个地方，从口袋里抽出一根细绳。他用手指把绳的一端按到壁上，撑起身子，用另一只手拉着绳子，量了一下这一点到车厢外壁的距离，长度约为半米。他把绳子的两端都打上结，站起身来，又把绳仔细叠好，踹进了衣袋。他弄平了被褥，同样不动声色地打开了门锁。
“您可以休息了，先生。”石田说完，行礼退了出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