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越来越紧迫，问题却越来越多，方友春十分着急。他意识到：他们正在策划着一个严重的阴谋。显然，这个阴谋的基本条件就是在苏联境内实现。可是，究竟是什么呢？方友春手头掌握的材料还是支离破碎的，怎么也穿不成一条合理的思路。是不是再来吓唬“妻子”呢？不能再装傻瓜了！这当然能给“妻子”来个措手不及，因为她万万没料到。可是，这样做会把整个事情弄糟，而在这件事上已经花费了如此多的时间和精力，绝不可半途而废，不管怎么说，事情已经到了决定性的关头。
方友春决定接着事情的逻辑发展，先弄清分配给他的包房位置是偶然的呢？还是有某种必然性。这个问题的解决与其它许多问题有关，至少可以判断方友春、亚历山德拉·季莫菲耶芙娜和这节国际车厢中的其他乘客之间有什么关系。
列车即将进站，开始减速了。方友春站在走廊里，望着窗外，心里却想：“第六号包房里，也就是我们的左边，乘坐的是带有护照的日本官员……在我们右边是什么人呢？”
路轨旁的建筑物一掠而过。
“车停多久？”方友春拦住一个快步走过的列车员问道。
“很久，一个小时。”
等列车员走出了这节车厢，方友春拉开了第四包房的门。空无一人。卧铺上的被褥平平整整，烟灰缸干干净净。再下一间包房也是如此……
车停稳后亚历山德拉·季莫菲耶芙娜走上月台，买了酸黄瓜、苹果、煮土豆等一大堆东西，然后艰难地抱着大纸包回到了自己的包房。正要迈进门，却吃惊地停住了脚步，方友春和那几个提箱都已无踪无影了。
亚历山德拉·季莫菲耶芙娜手里的食物一下子都落到了地上，土豆和苹果滚得满地都是。她又站了几秒钟，完全失去了理智，然后沿着车厢快跑，跳上月台，用发狂冒火的眼睛在人群中搜寻着，可是到处都看不见方友春的身影。
她又奔回车厢，惊恐万分。站在走廊里，竭力想稳定一下自己的思绪，这时，突然听到第四包房里有人轻声地哼着歌曲。萨沙一个箭步冲了过去，把门推开一看:方友春正趴在上层铺上一边看着窗外，一边哼着歌曲。
她压着满腔的怒火，问道：“你在这干什么？”
“我搬过来了，”方友春象没事儿似的笑着说，“这边好些。反正这间也空着。这里风小一点，而且……”他用眼睛暗示地瞅了一下包房的板壁，压低了喉咙，接着说：“咱们干嘛要和别人紧挨着？咱们是干什么来的，你不知道吗？咱们是负有秘密使命的！……而且很快就要接到任务了。又要进行秘密谈话，又要……可是隔壁是外国人。万一出点事……？”他意味深长地用一个指头在“妻子”面前比比划划，“我一会儿去跟列车员说一声，你放心好啦，反正无所谓。”
“你怎么这么多事？”亚历山德拉·季莫菲耶芙娜气得咬牙切齿，一字一板地说，“谁给你出这些主意的？蠢驴！”
方友春的忍耐也到了极限。
“好吧，那就请你滚出去。”他既不吵闹也不激动，“我讨厌死你了。趁早拿着你的东西滚蛋！”他抄起亚历山德拉·季莫菲耶芙娜的一个皮箱，往下一扔，“我就在这了，就这样吧。”
亚历山德拉·季莫菲耶芙娜万般无奈，两眼里涌出来泪水。她瞅着方友春的后背，虽有满腔怒火，却又无法发泄。她想，要是拿起木棍照着方友春红铜般的后脑勺打去，那该多解气。但是，想得太远了，她还是控制住自己，尽可能柔声柔情的说：“亲爱的，喏，求求你，劳驾，咱们回去吧！”她甚至拍拍方友春的后背，可是方友春一动没动。“我求求你了，回去吧，必须这么做！”
“什么必须？为什么？”方友春依旧脸朝着窗子，问道。
“算了……就算我求你了……咱们回去吧……”
“你要是必须回去，就走你的吧。我就在这了，哪儿也不去了。我没有什么必须的。”
亚历山德拉·季莫菲耶芙娜又在卧铺旁站了一会，突然走出了包厢，甩手关上了房门。
“是这样。”方友春头脑中思想翻滚着，“照这么看，他们为我配备各种证件和手枪又必须让我坐在与日本相邻的包房……这可有点……”
他跳下了卧铺，等了一会，打开了通向走廊的房门。
火车仍在站台上停着。亚历山德拉·季莫菲耶芙娜不见踪影。
现在要快，行动要快！方友春迅速地走向了走廊的头里，敲了敲二号包房的门。
“请进。”传出一位老妇人的声音，她正是方友春和亚历山德拉·季莫菲耶芙娜在餐车上的邻座。
“抱歉，夫人，”方友春激动地说，“只有您才能帮助我……我有件不幸的事。”他颤抖着叹了口气。
“发生了什么事啦，亲爱的？”老妇人惊愕地直眨眼睛。
“是这样：我们俩又吵嘴了……我搬到旁边一个包房去了，可是她不同意……总之，我骂了她。”方友春的声音真的颤抖起来了，“是我的错，我的脾气太坏了，我自己也明白……她跑掉了，我担心……她太容易感情用事了……我请您，恳求您，把她找回来吧，她就在附近，也许就在月台上……”方友春握住了老妇人的手，“如果她是独自一人，就请您陪陪她，跟她扯点别的……如果她旁边有别人，那就不必了……不过，求您不要告诉她，是我叫您去的，否则就更糟了……”
老妇人听完了方友春的一番忏悔之言，很富于表情地看了他一眼，意思是：瞧你说的！然后就迈着小碎步沿走廊往车厢出口走去。
……车站大厅的小卖部柜台前站着两个人：亚历山德拉·季莫菲耶芙娜和石田。
“您是疯了还是怎么了？”石田凶狠地盯着亚历山德拉·季莫菲耶芙娜，声音低的几乎听不见，“把规定都忘了吗？”
“我有特殊情况……”
萨沙很清楚，她把石田叫下车这一行为已十分粗暴地违反了规定，因此可能使整个行动遭到失败，不过她的神经实在支持不住了。
“怎么回事？”石田焦躁地问。
“他自作主张地搬到另一个包房去了，而且不想回来……”
“猜到了吧？”
“什么也没猜到，只不过又是瞎胡闹罢了。依我看，他就是个神经病。不知从那里找了这么个怪物。”亚历山德拉·季莫菲耶芙娜刚要发发牢骚，诉诉苦水，可是抬眼遇到了石田冷冷的目光，只说了句：”他不断地破坏我们的计划，得想点办法才行。”她干巴巴地结束了谈话。
“这事我无权过问，”石田断然拒绝，“您自己去想吧……不过……您可以和列车员去商量一下，这样最省事……”
老妇人满面红晕，喜气洋洋地快步走了回来，在车厢门旁握住了方友春的手说：“没事儿，亲爱的，放心吧。她在小卖部呢，和我们车厢那个年轻人在说话……就是那位穿灰西装的高个日本人。您知道吗？就是和外交官同行的那位。”老妇人笑了，用手指指方友春，“当然啦，她有点激动，不过我想，一起都过去了……”
谁也没注意到，亚历山德拉·季莫菲耶芙娜什么时候已走到四号包房的门前。
“请您对他严厉些！”她吩咐着与她同行的列车员，并一下子把门撞开。
包房内空无一人，列车员不解地看了看亚历山德拉·季莫菲耶芙娜。
“他在哪儿啊？”
亚历山德拉·季莫菲耶芙娜无言以对，她气得下巴直打颤。
“畜生！”她咬牙切齿地骂着，无力地瘫软在走廊的弹簧座椅上，但突然跳了起来，因为她忽然听见五号包房里有人在唱歌。
亚历山德拉·季莫菲耶芙娜一下子推开了门，恶狠狠地站在门口瞅着方友春。对方正在若无其事地在自己的卧铺上躺着。
“萨沙，我决心不再和你吵架了，”方友春解释道，“我们前面的路程不长了，你又爱找茬、爱挑刺儿，完后我们回去，你再说我一顿坏话，我这是看、何苦呢？你说是不是？”说着他高兴地笑了。
亚历山德拉·季莫菲耶芙娜进了包房，坐在床上，疲倦地合上了双眼。
火车终于徐徐地开动了。车站大楼，小摊贩，车站建筑都缓缓地在车窗外向后退去……
“好啊，总算弄清了些事情，”方友春望着窗外独自思考着，“另外两个拿着富士银行车票的人，其中一个就是那位日本外交官的护卫，姓石田。我听外交官是这么称呼他的。这是一……第二是，我们的包房必须定在五号，与他们为邻。这就是说，需要找一找……另一个人，田川在哈尔滨给第四个人订了票，可这个人是谁尚不得而知……萨沙知道这个人吗？石田知道吗？他们中间谁是头儿呢？石田？萨沙不是找他接头来着？……也可能正相反，和他接头的正是为了保护头头儿的安全？……不管怎么说，在这种形势下，她的举动太冒失了。神经支持不住了。这倒不坏。人在这种情况下，往往会做错事……当然，行动的进程、行动的计划，至今还不清楚，还需要设法在他们的队伍里引起一些混乱。”方友春越想越高兴，甚至脸上露出了笑容，这时，一个很好的主意产生了……
也正是八月十九日这天清晨，帕沙·弗金在哈尔滨的大街上闲逛着，无精打采，心灰意懒，对周围的一切似乎都失去了兴趣。他对这个城市曾抱有多大的希望啊！现在，他到这里已经一个星期了。一个星期来，一切都事与愿违。高傲的工程师帕沙·弗金正逐渐变成一个流浪汉。
他已经漫无目的地在街上走了好几个钟头，因为他确实无处可去。他先是不知所谓地踢着一个火柴盒往前走，后来在一家咖啡馆门前停住了脚步，用鼻子嗅了嗅，刚想迈步进去，门却呯地关上了。帕沙从店门的玻璃上看到了自己的模样：胡子拉碴，眼皮红肿。“啊，要叫费多罗夫斯基看到我这副模样，不知他会多高兴呢！”
他一转身，看到街上跑过一辆人力车。车上坐着一位肥头大耳的老爷。帕沙拔腿就追。
“科夫洛夫先生，请等一等，稍候一分钟！”帕沙喊着，“请问我的事怎么样了？我叫弗金，是工程师。您还记得吗？您说您需要一个送信的而。我同意！……科夫洛夫先生，我同意！求求您了，可别逼得我走投无路啊！你停一停不行吗！”他最后一句是冲着车夫喊的，“你没瞧见这在谈话嘛！”
科夫洛夫用手杖捅了捅车夫的后背，车夫更加快了脚步。帕沙站下来，气喘吁吁。他弯腰拾起一块小石子，朝着渐远的科夫洛夫的宽阔后背掷去。
他站在一条空荡荡的狭窄街道的中央，那里有一座显眼的高大建筑，正门有一行大字：“东京富士银行哈尔滨支行”。帕沙并不知道银行经理田川正从窗内窥视着他。
“他靠什么生活？”田川向襄理问道。
“公爵时不时地周济他点吃的－－－那个罗托斯舞厅的厨师。”
襄理的目光与经理的目光相遇，摇摇头，说道：“此人毫无用处，饶舌，愚蠢，自负，而且喜怒均形于色……”
“但却是个自由人啊！”田川笑了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