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七年八月十一日傍晚，东京被笼罩在雨雾之中。这雨从清晨下起，一天没停，弄得街上空荡荡的；急救车的司机为马路上的畅通无阻而高兴，正可以加足马力飞驰。两辆急救车一前一后，拖着凄厉的呜咽疾驰而过。
医院楼门前的廊檐下有几个人在那里向敞开的院门外张望，看上去声色都很紧张。两扇大门几乎已完全隐没在灰濛濛的雨帘后面，依稀难辨。终于，由远而近传来了急救车的鸣叫。四个护理员急忙迎了上去，他们跟着还没停稳的车子跑了一段路，边跑便不住的向车内窥探。车子一停下来，护理员立即从地一辆车上小心翼翼的抬下一位上了年纪的妇女。那个年轻的下护理员没来得及把雨伞张开，几滴雨水落到了妇人的脸上，她睁开双眼，断断续续的说了些什么。在那一连串含混不清的呓语中，护理员只听明白了几个字：“小女儿……”
抬第二副担架时废了些周折，几位护理员全都淋了个透湿。担架上躺着的是一个裹着被单的姑娘，一张惨白的脸。枕上有一块被雨水洇开的血迹。
担架被轻轻的放到推车上，顺着磁砖路推向电梯。几位医院工作人员急匆匆地穿过大厅，隐没在走廊拐角处，这时一切才从新安静下来。
半小时后，一辆黑色大轿车驶到医院大门前。车一停，从里面立刻跳下来一个颇为标致的年轻人。他利落的把雨伞一撑随手把后座门打开，从车里笨手笨脚地钻出一位满脸皱纹的老先生，由那位殷勤周到的年轻人打着雨伞，直向医院楼门走去。
“黑田先生……”一位大夫拉开门，强抑着悲痛招呼着。
“她们在哪里？”
老先生疲惫着直视着大夫的眼睛，脸显得很平静，只是嘴脣在微微颤抖。
“夫人正在病房里输血。”大夫应声答道。
“女儿呢？”来人打断了他。
“令爱在手术室，黑田先生。她受了重物打击，我们正全力……”大夫想尽量把事情说得有希望些。
“不必瞒着我了，大夫，请告诉我真实情况吧。”
大夫的眼睛盯着自己的鞋尖，轻声说：
“颅骨粉碎性骨折。”
黑田不忍再听下来，赶紧点了点头。
“我想再看看她们。”
他在秘书和大夫的簇拥下，穿过医院的一条又一条走廊，向病房走去，杂沓的脚步声在两边瓷砖墙间久久地回荡着……
第二天，黑田先生郊外官邸地门前并排停着几辆漆光闪闪的黑色轿车。
这是一座欧洲传统样式地敦实小楼，四面有花坛环绕，从正门的梯阶上可以看到远处白濛濛的湖面。
在陈设简朴而宽敞的办公室里，坐着五个人。其中有两个是军人，一个是留着平头、带着深度近视眼镜地杉森中佐，另一位是本村少佐。还有两位是文人，过早发福、衣着考究的大出版商川本和个子小得简直象侏儒的拜志先生。第五位就是黑田。
客人们都默不作声。
从敞开的窗户可以听见有人顺着小路急匆匆的奔跑，踩着碎贝壳沙沙作响，大家不由得侧耳倾听起来。脚步声却突然停止了。隔了一会，又听见一阵气喘吁吁的声音，树枝也摇晃起来，黑田先生的六岁小外孙成濑正从树上向屋里窥望。
从孩子满脸高兴的表情可以看得出，他用这种方式钻到外公房间外已不是第一次了。可是，一看到外公投给他的少有的眼力目光，他脸上的高兴劲突然消失了，在看看其他四个人也是冷冷地看着他，这更叫他慌了神。
矮个子的拜志装出一副笑脸，向孩子和气地点了点头，可是这位先生的笑脸以及那副坐着连脚部都够不着地的怪样子，加上笼罩在外公书房里的沉闷气氛，真把成濑吓坏了。他从树上跳下来，跑开了，沙沙的脚步声很快消失了。
黑田终于先开口了，他说得很慢，似乎每说出一个字都需要他鼓足力气似的。他说他请几位光临并非为了替他个人分忧消愁，而是为了共同商讨关乎国家命运的几个大问题。在他看来，如果执行北进战略国家的命运很可能演变成悲剧性的结局。他也谈到有人曾表示不同意他公开自己的观点，甚至还接到过这类意思的恐吓信，但是在枢密院他还是作了直言不讳的演说。
“就在出事的第二天，”黑田缓慢地环视了一下在座的人，“我的女儿就死在医院里了，内人至今还躺在医院里……昏迷不醒……来历不明的暴徒所使用的手段太残酷了。”
他叹了口气，停了下来。
客人们依旧保持着沉默。这种冷场明显流露出一种敌意。这四个人恨透了黑田，只是对他的权势无可奈何。而现在他们都清楚，黑田先生的权势和这权势赋予他的威力正在渐渐消失。至于黑田，虽然他自己还不确知将遭到什么样的厄运，可是已经预感到某种不祥的征兆。这种预感，再加上恶梦般的幻影－女儿衬在血枕上的惨白的脸－更使他意识到有一个无法抗拒的正在来临。但是，他表面上却异常平静。在亲人惨遭不幸之后，他自己已经做好了最坏的准备。
“黑田先生，”杉森轻声轻气地开了腔，“我们也同您一样深感悲痛啊，－这简直是天大的不幸……不过，您召唤我们睐商讨政治，这倒叫我们诚惶诚恐……我们不过是一些武夫……那里有资格参与解决关系到日本前途地大事呢？”他环视了一圈桌旁的同行，继续说:"愚见以为，您在枢密院的演说已经充分表达了您的意思。这不过是两天前的事吧？而今天您又莫名其妙地着我们这样的人共同探讨……”他笑了一下，指了指在座的几个人，“军部情报处主任和我－都是军人，不过尊敬的川本先生作为我们日本最大的出版家，出版界的巨头，他当然和我们不同了。”
“我本来没有和诸位商讨的意思，杉森先生，”黑田说。他又恢复了原有的平静，语气也顿时透露出威严，“我的目的是说出我的观点，以便让它在你们那个圈子里得到广泛的了解。这也是我把川本先生也请来的原因……”
黑田笑了一下，他意在叫人明白，权势和力量暂时还在他这边，所谓商讨，不过是他的一种屈尊的客套而已。
“敬请原谅，”杉森立刻意识到了横亘在他们之间的地位的差异，但仍旧彬彬有礼地回敬了一句，“不过，在枢密院还没有就此问题拿出意见之前，就公布自己地见解，难道您不认为为时过早吗？”
“这一点早已有人提醒过了，不过，这是我个人的意见。”黑田客气地顶了回去，“我仅以个人地名义发表这些意见……”
黑田停住了，他突然感到身上的力量正在消失。近日发生的一连串事件使他心劳神伤，现在他坐在这里，回味着自己说的话，险些忘了眼前坐的是政敌，应该百倍振作精神来对付他们。看来既然已成背水之势，就非干到底不可。
连黑田也不知道自己沉默了多久，当他总算打起精神来要把话接着说完时，他才再次看清了面前那几张毫无表情的面孔。
“总之，你们这些军界的先生们，在诺门罕战败后当然是主战的了，”黑田厌倦地说，“是啊，这我是知道的……此外我还知道，有那么一派主张非与俄国全面开战不可的人……”他苦笑了一下，“我不反对战争。我同意，在某种情况下战争会是解救民族危难的唯一出路。但是现在，在现阶段，我认为谈北进战略还未时尚早。俄国固然已被肃反弄得衰弱不堪，可是我们并没有聚集起足够的力量……双面作战足以耗尽日本的国力使日本在战争中败北，我是决不允许这种事情发生的。”他摊开双手苦笑了一下，似乎为上面的话表示歉意。
一直保持沉默的侏儒拜志把头稍稍往前一探，以一种无可奈何的神态笑着说：“黑田先生，贸易永远是政治，但是政治可并不永远就是贸易……”
“就算是这样，可是我既将赴莫斯科洽谈生意，此时此刻这就使政治，而且是唯一可行的政治。这是和平的政治，可靠的政治，长远的政治，灵活的政治。只有这种政治能解救日本免遭灾难。但是这需要耐心。”
老人的声音增添了力量，他的身子也挺直了，好像他所信的东西给他带来了生气，同时也能迫使听者相信他所说的话。
“而你们，这些催促政府立即采取行动的人，所缺乏的正是耐心。就在今天，在我女儿死去的日子里，我在天皇面前宣布：日本尚未做好战争准备！……老虎与鬣狗的区别就在于老虎善于等待，一旦扑过去，就有制胜的把握！耐心是比武士剑更可怕的武器……”
黑田走到窗前，向远方凝神眺望，半晌后，犹如自语般轻声说道：“日本是世界上的一颗珍珠。珍珠应该在自己的贝壳里慢慢长成，长满整个贝壳。有朝一日贝壳豁然打开时，全世界都会因它的光芒而目眩。”
客人们都裂开嘴笑了。杉森趁势说：“您这最后一段话真是精彩极了，从这里我领悟到，黑田先生，您这一席感人肺腑的演说已经结束了。”
黑田从窗前转过身来。
“是的。”他表示肯定地的下了头，又像是不愿让在座地人看到他的面部表情。
客人们站了起来，确切的说，站起来的只有三位，拜志是从椅子上跳下来的。但他跳得还算优美，而且还笑容可掬的向主人寒暄着：“您准备何时启程呢，黑田先生？”
“什么？”老人没听明白他的意思。
“我是问您准备何时启程？”
“寒舍的不幸不能不是我的行期稍有推延。不过我还是希望一个月后到达莫斯科……”
汽车驶上了公路，向市区疾驰。坐在特制的皮革座垫上的拜志按了一下电钮，司机与后座之间的厚玻璃升了起来。他又按了另一个电钮，侧面的玻璃平稳地落了下来。暖风吹进来座厢，拜志把帽子拉紧，仰在靠背上。他很烦躁。坐在旁边地杉森中佐感觉到了这点，所以一直没敢开腔。
拜志从前胸口袋里掏出了烟盒，拿出了一支香烟，按燃了打火机，但火立刻被风刮灭了。
“老糊涂！”拜志轻蔑地说了一句，随手把烟卷抛出窗外，“到现在他还没明白，女儿的死是对他的最后通牒……”
“拜志先生，我倒以为他对这一点恰恰非常明白，”中佐地声音不大，“正因为如此，他才把我们叫来的。”
拜志没有回答，只是看着窗外。这时汽车已经驶入东京郊外。他又把侧窗玻璃升起，再次打燃火机，燃起一根香烟。杉森看着拜志掏烟盒和插烟嘴的平静动作，他明白，拜志已经作出来决定。
“他的脸色挺不好啊！”拜志说这话的时候，声音里已经听不到烦躁和激怒的情绪了。
拜志把身子转向中佐，遇到了对方肃然凝视的目光。
……一个多星期过去了。黑田先生在这段时间里闭门谢客，也尽量不在公共场合露面。只有女儿留下的儿子－他那六岁的小外孙成濑，是唯一能给他消愁解闷的人。他不是在书房里给外孙画画，就是在树荫下给孩子讲书；到了傍晚，只要不下雨，祖孙二人就到湖边去散步。
这天傍晚也是同样，他领着小外孙在沙滩上走着。老人一手拎着手杖，一手夹着公文包－最近这公文包他总是不离手。要是孩子蹲下来玩沙子，他就坐在旁边，从公文包中拿出旧文件、信件、照片，一件一件地翻看。现在他们正在向前走着，没有停步。
已经有些傍晚的凉意了。老人身着黑色夹大衣，戴着一顶渔民常戴的那种毛绒帽，慢慢地跨着大步。小外孙在旁边急促地迈着小步，紧跟着。
“大海养育了我们的祖先，可有时又叫他们倾家荡产，”黑田给小外孙讲着，“台风经常刮走小船，撕破渔网……”
小成濑听外公讲着，生怕跟不上外公，小手紧拽着外公的大衣口袋。
“大海保护了我们，是那些外族人不能侵犯我们这个海岛，所以很久很久也没有人知道我们。”
“那多好哇！”孩子高兴地说。
“好是好，”老人回答着，“可是，也正因为这样，咱们很晚才学会做买卖，结果世界市场都叫人家占了。”
“那太糟糕了。”成濑说。
“是太糟糕了。”黒田重复着外孙的话。
然后他又给外孙讲了很久以前的事，将他们地祖先是怎样同那些入侵者斗争的，孩子会神地听着，一点也不打断他，只是偶尔问一问那些复杂的名称。
他们这样走着，谈着。小成濑完全不知道，这是他看到外公活着的最后时刻，而黒田老人那里知道，他的头此刻正在瞄准镜的十字线上摆动。
人家跟踪他已经四天了。为了使这次行动尽量简单化，决定选择老人领着外孙到比较远的地方散步的时候进行暗杀。有人端着狙击枪在湖岸边的树丛里已经守候四天了。但是天不作美，几天一直在下雨，黒田没有到湖边来。现在，正有人把步枪稳稳当当地架在三角支架上，耐着性子守候着。此刻那人已有十足的把握一击即中，只是训练有素的习惯告诉他先不要急于动手。
黒田布满皱纹的脸在瞄准镜里已经显得越来越来大了，渐渐占满了瞄准镜。从嘴唇不停的动作可以看出他正在跟孩子谈话。现在，持枪瞄准的人和两个在沙滩上走着的人之间只有不到三十米的距离了。
那人不慌不忙的推开保险，就在这时，他突然在瞄准镜里发现，老人正惊悚地直瞪着他……
除去几个中国居民区外，哈尔滨确实很像俄国中部的某些城市。很早以前俄国人就在这里的居民中占了多数，现在就更多了。对于十月革命和内战之后逃过来的俄国人来说，哈尔滨是通往世界各地的必经之路。一部分逃亡者来到这里马上又兼程他往，另一些人则留下来，准备或长或短地住上一个时期。
在布满尘埃、破败不堪的哈尔滨车站月台上，过往行人真是形形色色！又丢了官的大臣，有赌场上的骗子手，有银行大亨和工厂老板。尽管他们的衬领已失去原先的光泽，可他们仍然带着长毛狗和家庭女教师。至于歌剧演员和皇家剧院的优伶，倒是一个个衣着考究，派头十足，只是全都两手空空，连个手提包也没有－－这两种人都喜冲冲地环顾着四周，相继走出站台。多数人自称与可恶的苏维埃有不共戴天之仇；也有些人只是看到那些不可理解的新事物，心里感到惆怅恐惧，就背井离乡的跑了出来；还有一些人则干脆是受骗而来的－－不过，这群麋集在一起的人们都被一个共同的愿望联系着：回国，想尽一切办法回国。有人梦想复仇，另一些人则想要找回失去的财产和平静的生活，而第三种人却只不过是想落叶归根。
流亡军人门形成了一个独特的社会。等级分明的军人传统使得这个杂牌队伍显得有几分组织性。他们中间有高尔察克的旧部，有土匪头子谢苗若夫的残兵败将，也有跟着卡倍儿将军叛乱之后幸免一死的士兵。他们又是联合起来，凑成一些一拍即合的政党，各党有各党的章程和宗旨，有时又分成零帮碎伙。可是不管怎么变化，有一点始终不变，那就是对年轻的苏维埃国家的刻骨仇恨。
在“政治活动”之余，这帮白卫分子就酗酒撒疯，没钱付账就耍赖，弄得不少饭店、酒馆的老板都担惊受怕，因为每次狂饮总是以各类行凶肇事而告终，圆满的收场是很少见的。中国警方往往接到报告也不急于赶到肇事地点，以为还是听其自行平息后再赶到现场很稳妥些。
市中心商业区有一条叫做丁香街的道路，这条街不算宽，挂满了五颜六色的招牌。那里有一家叫做瀑布的咖啡馆，店主叫做约翰·施托利兹。
一个暖洋洋的七月的清晨，那个满头红褐色卷发的大块头老板正坐在凉厅的一张桌旁看报纸。两个和父亲一样高大魁梧的青年人忙前忙后地摆置桌椅。
约翰·施托利兹挺关心政治。拿到报纸他总是先把政治综合报道反复读上几遍，为了小心起见，他轻易不发表观点。读完新闻，往往意味深长地把报纸往旁边一放，摇摇头，轻轻说一声：“事情可是不妙。”
这次也是一样。施托利兹把报纸撂下了，同样没忘说那句话。可接着他又把报纸拿了起来。
一行醒目的标题：“东京郊外大惨案”。标题下面是一幅照片：一个人死状凄惨，张着双臂，一手拿着公文包，一手握着手杖。另一幅照片是个吓得目瞪口呆的孩子。再往下是报道：“本年七月二日黒田门真先生在距其官邸一千五百米惨遭杀害。附近发现一男童，已处于严重休克状态。子弹从黒田先生眉间贯入，面部炸毁，面貌难辨，仅据死者公文包中的文件方得以确定死者身份。子弹系有步枪射出，距离极近。警方在凶手的隐蔽处发现了瞄准镜和若干步枪附件。侦查尚在进行中。”
在另一版登着一个中年男子的照片和一则消息：“酒井嘉野将接替已故黒田门真在政府中的职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