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伯利亚特快列车在离车站几公里远的旷野里停了下来。旅客们都惊异地往窗外看着。红军士兵封锁了各车厢。机车旁停着两辆吉普车，另有几辆停在国际车厢附近。几个“契卡”人员吧司机的尸体小心地安放在平板大车上，蒙上了军大衣。受伤的副司机暂时被安置在地上坐着，医生正给他包扎肩膀。
这当儿，形容污秽、满脸挂彩的施耐德而正坐在煤水车的犄角上，背倚着冰冷的、肮脏的侧板，用冷漠的目光观察着事态的发展。他是最后一个被从车上押下来的。“契卡”人员奉命不许任何旅客和无关人员看到施耐德而。
汽车从土道上开上了公路，施耐德而才把车窗打开，如饥似渴地大口吸着草原新鲜的空气。
“我请求立刻把我送往莫斯科，”他说着，他仰在靠背上，“我有重要情报。”
方友春此时正吓得要死：火车听着不走，一些陌生人在走廊里穿来穿去，镁光灯咔嚓咔嚓地作响，车窗外闪动着红军士兵的身影。
“我什么也不知道，我敢向您起誓，什么也不知道！”方友春象念咒一样不停地重复这几句话。
一个身穿皮外套，军帽上绣着五角星的人在检查他的护照……沉着地听着他絮叨。
萨沙坐在躺椅上，两只手疲惫地垂放在膝盖前。方友春仍在表白，说他什么也不知道。他惊慌失措地看着“契卡”人员和自己的“妻子”。
“枪声，喊声，打斗声，您都没听见吗？”“契卡”人员终于发问了，一面把护照还给了他。
“我发誓！”方友春几乎吓得发抖。
亚历山德拉·季莫菲耶芙娜冷漠地翻眼看着契卡人员。
“他一直在包房里睡觉。”她说。当看到方友春那近乎歇斯底里的表情时，她又补充说：“您不要在盘问他了，他这个人精神不好，弄不好会犯病的。”
“是的，是的。”方友春急忙附和着说。
火车开动之后，方友春一屁股坐到靠椅上说：“我的天啊，好一次旅行啊……我说，萨沙，咱们多咱才能接到任务啊？老天保佑，契卡人员总算没认出我来。要不然，田川先生，我只好向你拜拜了，快活的方某就要和您永别了！那时，舞厅的招牌一摘，东西一拍卖，谁会还记得那个那个滑稽而又有点怪癖的方……”
“闭上嘴吧，”萨沙厌倦地打断了他，“我恳求您不要再数落了，哪怕安静一个小时也好。”
亚历山德拉·季莫菲耶芙娜侧身向墙，打了个寒战，就不再动弹了。后来小站停车，方友春出去了，他都躺着没动，额头抵着躺椅的粗布靠背，记起了维亚特卡的家，在过道里也有这么个躺椅……滚热的泪珠顺着双颊慢慢淌下。她像孩子那样舔着泪水，脸向椅背靠得更近，透过窒息般的哭泣低语道：“上帝啊，现在可怎么办呢？……”
下一站停车的时间不算长，可是事儿不少：换车头，给餐车上上水加煤；车站值班员还接受了国际车厢里的一位快活的外国人委托的两份加急电报稿：一份发莫斯科，另一封东京出版商川本，署名施耐德而。
就在当天，东京的好几大办公室的主人都在神经质地看着表，期待着一个重要的新闻——一个足以转到那部巨大的军事机器的消息。第一个见到这则消息的是出版商川本的秘书，不消一分钟他便站到了自己老板的面前。
“您等待的发到您名下的那封电报已经收到了。”
川本双目飞扫过电文，立即抓起来电话听筒。
“喂，”几秒钟后他便听到了杉森中佐的声音。
“电报已经打来了，杉森先生。”川本庆幸地说。
“发排！”杉森简短有力地回答说。
三分钟后，拜志和小矶将军得知了发生的事情。一小时之后川本的印刷厂所有的机器都转动起来了。无数的筒轮疯狂地滚动着，大大小小的滑轮、齿轮闪烁着，旋转着。纸带翻卷着，伸展着。印好的版面流上了滚轮传送带，吓人的大字标题闪动着：“田村先生遭遇不幸！”
“共产国际凶相毕露！”
“莫斯科的黑手！”
印刷厂的工人在机器旁读着报纸。田村丧命的消息不胫而走，人们争相转告，添油加醋地增加了不少新奇的细节。
数小时后，上万的报童高喊着新闻标题，沿街串巷奔跑。田村那张沉郁的脸画着黑框，从展成扇面形的一叠报纸头几张上，凝视着这纷乱的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