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利亚·阿列克赛耶维奇重重地叹了口气，小声地唤着安菲沙来擦去地上的污水。等了一会儿没听到安菲沙应声，他摆了摆手，往厨房走去。一个小厨按照习惯把摆着一杯凉牛奶的小银托盘递给了他，他端着托盘踏着吱吱作响的楼梯向老板方友春先生的房间走去。
这是他每天的例行早课－－－唤醒老板，递上牛奶，报告头天晚上发生的事情。除此之外，伊利亚·阿列克赛耶维奇还有他自己的秘密使命。
早在到罗托斯舞厅任职之前，他就加入了由一位叫腊祖莫夫斯基先生领导的“新俄罗斯党”。伊利亚·阿列克赛耶维奇自己并不明白这个“新”党究竟和“旧”党有什么区别，而且，究竟是不是有过什么“旧”党他也不知道。每当看着“新”党那些身着统一黑衫的彪形大汉们排着不整齐的队伍招摇过市时，他总觉得有一种害怕又羡慕的滋味儿。使他苦恼的是并没有发给他黑衫。更有甚者，他不但没有产生过所期待的安全感，反而有了一种更为严重的恐惧感，因为当时已经当上罗托斯舞厅总管的湿巴摩竟然接到命令，要他去拜见腊祖莫夫斯基。那一位头领并没有同他长谈，只授命他监视他的新东家方友春，检查东家的信件，凡有什么新鲜或蹊跷的事情都须一一报告。
新鲜事并不多，蹊跷事倒有的是。信件干脆没有，要说有倒是也有，不过全都是些事务性的－－－工资账目表啦，合同单啦，商业信函啦，道歉书啦，还有一大堆舞厅职员互相告密的小报告什么的。
伊利亚·阿列克赛耶维奇在敲门之前先从钥匙孔往屋里看了看。东家已经醒了，正两手枕在脑后仰卧在床上，显然是在思考事情。
伊利亚·阿列克赛耶维奇敲了敲门。东家侧过身去，把被往头上一拉，打起呼噜来。
伊利亚·阿列克赛耶维奇离开钥匙孔费劲地直起腰来，他想：“腊祖莫夫斯基先生为啥对这么个白痴感兴趣？他有什么可监视的？满嘴胡说，尽干蠢事，疯疯癫癫……就拿眼下说吧，他明明没睡，干嘛装睡？”不过，伊利亚·阿列克赛耶维奇又一想，干这个工作他能得到相当的报酬，而且工作又轻的要命－－－只须偷看和报告就行。想到这儿，他决定不再拿那些没用的思想来劳累自己已经够秃的脑袋了，于是又敲了几下门。
门里依然没人答应。伊利亚·阿列克赛耶维奇小心翼翼的转了转门把手，门慢慢地开了。
“方先生，”伊利亚·阿列克赛耶维奇轻声地叫着，“方先生……”
老板的呼噜停止了。
“您可以起来了，卖菜的来了……”
方友春嘟囔了一句，在床上坐起来，打了个哈欠。
“是谁吵来着？”他问。
“没什么，还是那几个人……”
“又是那几个残余分子？”方友春笑了起来。
他迅速下了床，从托盘上拿起杯子，喝了一口，咂了咂嘴，然后把牛奶都倒进了湿巴摩的外套口袋了，随手又把杯子也塞了进去。
“这牛奶，”方友春平静地说，“可不是纯种奶牛的。所以它不是给上等人喝的。”
湿巴摩象殉道者那样翻起眼睛望着天花板，深深地叹了口气。
方友春若无其事地做了两个剧烈的曲蹲动作，又走到镜子前面照了照，然后钻进了洗澡间。
“有什么新闻吗？”他从门里问。
“没什么，夜里又……”
洗澡间里传出了放水的声音，方友春很快又出现在门口。他穿着单薄的浴衣，紧裹着结实的身躯。
湿巴摩还是原来的姿势站着，不知所措地陪着笑脸，他正在尽量不露声色地把被牛奶湿了贴在腿上的一条裤脚揭开。
“是这样的：夜里，方先生……”他接着报告。
“好啦，这以后再说吧。都以后再说……”
他俩走到从办公室通往舞厅的楼梯平台上，方友春回手锁上门，把钥匙挂在腰间。
“快乐的方某向你们问候，诸位！”他大声说完这句话，就飞似地跑下楼梯，穿着草编拖鞋的两脚腾腾地捣动着。
舞女们七嘴八舌地向老板道早安。
方友春个子不高，剪着短短的平头，再配上那稍显扁平的鼻子，是他的样子颇像个职业拳击家。当方友春沉默的时候，他会显得很严肃，可是爽朗、天真的笑容又让他的脸显得单纯、善良，甚至有几分傻气。
方友春穿过大厅，下了台阶，一头钻进厨房。那里早就忙活起来了。年轻的中国小伙计们有的切菜，有的剁肉，有的和面，好不热闹。他在厨房里转了一圈，走到一个冒着热气的汤锅旁边，舀了一勺锅里煮的东西尝了尝。
厨房的一边挂着几块牛肉。谢尔盖·亚历山大洛维奇·托米林正在那里张罗着过磅。他过去是位公爵，现在是罗托斯舞厅的厨师长。
他已经六十五岁了，但看上去身体健壮，精神奕奕。他并不顾及自己原先的爵位和那把子年纪，干起活来总是一丝不苟，而去很有气势。自从在罗托斯工作以来，谢尔盖·亚历山大洛维奇从来没有发过半句牢骚，甚至没有流露过嫌儿活累的意思。上自老板，下至厨房打杂的伙计们，他对所有的人都不冷不热，同等相待；对自己这种新处境的重压他报之以忍，从来没有打算避重就轻。他相信一点：眼下的遭遇是对他过去生活的报应，而新的生活尚可期待于未来。夜里，他在冗长的祈祷中只求一点，求上帝帮助他活着返回祖国的那一天，到那时，他就死也瞑目了。
很难理解谢尔盖·亚历山大洛维奇为什么不回国。他对苏维埃政权无仇无恨，既没有公开反对过，又没参加阴谋活动。只要他回到苏维埃俄国，至少不必每天在炉台边一站十二个小时，而还可能用上他的法律知识和三十年的工作经验。但是，他总是犹豫不决，延迁时日，似乎还在期待着某种无可指望的事情。除了那个与他一起逃出的使女安菲沙之外，他已经无亲无故了，眼看着年逝人衰，可是苏维埃政权却依然如故，丝毫没有垮台的迹象。
谢尔盖·亚历山大洛维奇看见方友春走到磅秤前，便闪过一边，毕恭毕敬地鞠了一躬。
“早安，公爵。”方友春兴冲冲地说，又转向正在为牛肉过磅的人说：“拿开，拿开，轮到我了。”
牛肉块子被拖到一旁，方友春站到磅秤上。
“劳您驾，公爵……”他请求道，于是谢尔盖·亚历山大洛维奇开始往下拿砝码。
托米林对方友春相当尊重。他很喜欢老板的怪癖、干劲和办事的魄力。
“怎么回事儿？”方友春盯着磅秤杆儿惊讶地说，“又长肉了！”他拍拍自己的肚子，从秤上跳了下来，“没关系，可以叫它掉下去点！”这时他走近托米林，小声问：“怎么样，公爵，想家吗？”
老头看了看方友春，从口袋里取出一封信，用手指着一个地方－－－“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人民教育部直属州人民教育局，”他按音节费力的读出了这串名称，“就是这个机关现在占着我的房子，所以我现在并不想回去……我还是在炉台边呆着吧。”
公爵最后这段话是违心之言。但是方友春并没有说什么，只是笑了笑，然后朝上面喊：“湿巴摩！我今天要拉六个！不，啦七个！”转过身又向公爵说：“我感到难过的是俄国人总是自己和自己过不去。真没办法。”
“这都是因为绝望,”老头说，“因为孤独。”
“你怎么样呢？”
“我？”公爵苦笑了一下，“我可不！我和谁都没有瓜葛。我是处在同温层，气温是零度。”
舞厅门口，当街听着一辆卖菜的木板手推车，四周围着一群孩子。有七个孩子已经坐到车上了。
卖菜的站在旁边，这是个年轻的中国人，土布裤子挽到膝盖，脚穿一双方友春穿的那样的草鞋。他每天清早给罗托斯舞厅的厨房送各种蔬菜和调料，老板就利用这个机会用他的菜车推孩子玩。
以前方友春曾帮助过这个卖菜人的老父亲治病－－－抓药，请大夫，周济他钱。老头的病治好了。他儿子没有别的方法来表示对方友春的感谢，就想一辈子给他免费送菜，不过方友春不同意白要，还是找旧付钱。
“你好哇，小顾，”方友春说着把手伸出来。卖菜的赶紧毕恭毕敬地过来握手。
“你父亲好吗？”
“谢谢，先生。”
方友春让一个小男孩从车上下来，又叫另一个重点的坐了上去。这时他抓起车把跑了起来。剩下的孩子一窝蜂地跟了上去。
这位奇怪的中国人每天早晨要拉着车满街跑，这个怪癖全城都习惯了。方友春时不时碰到一些熟人，他不住地点头打招呼，但是并不停车。
跑过一个理发馆时，他向正在给一个中国人刮脸的日本理发师点了点头，那位日本人也朝方友春挥挥手。
“这是谁？”中国人问理发师。
“舞厅老板，离这儿不远。光喝牛奶，不抽烟，还跑步。”理发师用指头转到剃刀刮着鬓角，说到这里笑了，“这个人有点……不过是个好人，不知愁！”
这位罗托斯舞厅的老板，方友春，在他的家乡－－－遥远的陕西省，原是一位著名的共产党员，十月革命时作为滞留华工参加了远东苏维埃革命战争，战争期间成为了一个坚定的布尔什维克，大革命期间回国在冯玉祥西北军担任过政治委员，名叫师哲远－－－大革命失败后人们只知道他倒在了国民党的屠刀之下。
方友春在哈尔滨露面已经三年了，可是直到现在，他既没有接到任何任务，也没有任何人来同他联系。
从大面上看，他的注意目标是和日本关东军哈尔滨特务机关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白俄组织及其活动情况，通过白俄迂回打入日本特务机关为搜集关东军战略情报做准备。正是为了这个，罗托斯舞厅的雇员基本上找的都是在哈尔滨落了户的俄国侨民。这一点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舞台主顾的范围：几乎清一色的俄国人。
起初，方友春的时间多花在巩固地位和建立社会关系上，因此并未突出地感到自己的孤独。可是现在，当他已完全准备就绪，可以开始工作的时候，每一天对他来说都长得叫人难忍。现在他手里掌握的情报，每一条对党都会是很重要的。可是在没有接上头之前，他是无法利用这些情报的，而联系人确仍渺无动静。看来他暂时还只能茫无目的地开办着舞厅或用车拉着孩子们满街傻跑。
……方友春从一处有高台阶的大门前跑过，大门上挂着一块金光闪闪的铜招牌，写着：“东京富士银行哈尔滨支行”。他看到阳台上站着一个人，于是就向他很有礼貌地笑了笑。
银行的二层楼上，设有银行经理田川的办公室。经理对银行业务并不精通，其实对他也并没有精通的必要。因为他是一个职业间谍。他头发花白，有一副对日本人来说已是十分高大的身材，穿着一身制裁考究的法兰绒西装。他在阳台上又站了一会儿，目送着方友春跑远，这才转身进了办公室。
近几日在日本发生的事件弄得银行同仁忙碌不堪。本部发来的密码电报令人明显感到正在酝酿一系列重大的变动。田川先生本人连同他的属下，已经一连三昼夜每天只能睡上三个小时的觉。
“说说吧，那一位怎么样？”
“您说谁，经理先生？”襄理没听明白。
田川的头向街那边一摆，那边传来渐渐远去的孩子们的喊叫声。襄理慌了，笑笑说：“嗷……没什么特殊情况。我们一直在观察，没发现特殊情况。”
“你们向他提出建议了吗？”
“没用正式提出，只是捎带着说过。”
“怎么样？”
“他笑了，对我们的好意表示感谢。他答应在必要的时候来登门求教。”
“他是中国人吗？”
“哈萨克人，从新疆来的。名门子弟。吃尽了苏维埃政权的苦头而跑出来的。父母被枪毙了。本人经历一般，现在是中国国籍。”
“审查过了吗？”
“是的，田川先生。”
“他的生意怎么样？”
“近一个时期很不错，兴隆起来了。”
“他每天拿报纸捣什么鬼？”
襄理笑了：“他这是在跟政治作斗争。”
“能抓住他的什么把柄吗？”
“可以搞到的。”襄理点点头。“如果需要的话，我们可以抓到他的把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