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同一天，七月十二日，在日本副外相酒井的办公室里，有两个人在交谈。一位是办公室的主人，四十岁左右，温文尔雅；另一位是他的宾客，头发花白，神情端庄。他们相向而立，中间隔着大会议桌。站在副外相对面的是吉村贯一郎。
吉村昨晚得知副外相有请，大吃一惊。吉村是已故黒田的朋友，而且完全同意黒田对日本外交政策的观点。最近一个时期，当乌云在黒田头上聚拢的时候，吉村为了保全身家性命，就开始回避与他的交往。吉村谨慎小心，从不当众发表讲话。他知道，只需一纸两人签字的检举信，即使是天大的前功，也难以保证他免遭铁窗之灾。但是，要他象许多人那样驯服地接受既定国策，他同样也无法做到。吉村本人想躲在暗处挨过这场灾难，他觉得他已被人们忘却了，可是突然间竟接到这样一个意外的邀请。
酒井先生终于开腔了。他微笑着，因为他很高兴来发布这样一个好消息：吉村先生受到上峰的信任，委派吉村先生赴俄就诺门罕事件进行谈判。酒井他更清楚，吉村先生是在怎样一个复杂的时刻奉命赴俄的，可是，既然当此危难之秋他能被国家选中，就意味着国家对他是何等深切的信任。
“我深感荣幸。”吉村慢腾腾地说了这句话，便又沉默下来。
“我知道您想要说什么，尊敬的田村先生，”酒井板着脸，轻声地打破了沉寂，“您是黒田先生的朋友，我们现在且不讨论那个殃及死者全家的悲剧性误会。但这个误会被日本的敌人解释为军人的阴谋，那纯属中伤。据我所知，您是同意我的看法的。”酒井的眼睛紧盯着田村。
“是的。”田村直视着他。
“我对此毫不怀疑。我也同样相信，您一定不负此行。”
副外相一鞠躬，示意谈话就此结束。田村还了礼，慢腾腾地走出了办公室。为了思考刚才听到的一席话，田村需要凝神独处。
田村是一个谨慎而又有远见的人，但即便是这样，他也未必能够想得到，就在他下楼的时候，正有两个人从副外相办公室的窗子里目送着他的背影。一位是酒井，另一位是杉森中佐。
汽车门田村身后砰然关上，杉森望着远去的汽车问：“他怎么样？”
“还是那个样。”副外相回答道，“当然喽，公开是不敢说啦，可是想法照旧。”
“这就更好了。”
“不明白。”酒井转身对中佐说，“我不明白，杉森先生，对本部决定把一个持有如此危险观点的人派往莫斯科应作何解释。”
“他的观点对我们并不危险。”杉森笑了一下。
“您是说他去不成？”
“正相反，一定要去，但是一去不复返……”
酒井是在军人势力支持下登上副外相的宝座的－－－－－他是他们的人，执行他们的旨意。他知道自己走的是一条怎么样的路，可是这会儿也被中佐毫无掩饰的话弄得瞠目结舌。而此刻杉森似乎正在那里思索着自言自语：“这位主张对苏缓战的老头儿万万想不到，恰恰是他自己将成为战争的起因……”
富士银行楼顶上飘扬着的那面日本国旗，在高倍望远镜里显得很近，就像在眼前一样。方友春把望远镜向下移动，在他眼前闪过了一扇扇玻璃窗，再往下就是街道和楼房的大门。街上空无一人，只是在拐角处有个人影在晃动，不时东张西望。方友春透过洗澡间里流水的喧嚣听到从办公室传来了伊利亚·阿列克赛耶维奇单调的说话声。这家伙正一边翻着他的文件，一边像往常一样报告昨晚发生的事情。
近三天对富士银行的观察已经使方友春完全肯定，他们那边正在为某一重大事情做着准备。
太阳躲进了云层，方友春把洗澡间狭窄的窗扇微微推开了一些，自己紧贴着墙，稍稍探出身子，好更清楚地看到街上的一切。他刚才没这样做，是怕太阳光被望远镜反射回去引起他所观察的人们的注意。现在，方友春不仅可以看到站在富士银行旁边的一个人，而且可以看清在街角徘徊的另一个人。突然，街角的那个人摆了摆手，银行旁边的这个立即跑进大门。不一会儿，门内走出几位衣冠楚楚的先生，街角那边立即出现了两辆大轿车。轿车在银行门口停下，欢迎的人们深深地鞠躬肃立。
“好啊，到底来了……等得我都腻味了……”方友春想,“这不是拜志先生吗？”他看到从第一辆轿车里走出一个矮子时，吃了一惊。紧接着从第二辆轿车里钻出了杉森中佐。
“原－－来－－如－－次……看来事情比我预料的要严重的多……”
拜志和杉森向欢迎的人们打着招呼，先后消失在两扇沉重的玻璃门后面了。
方友春把望远镜往上移动，几秒钟之后，透过经理田川先生办公室的窗子，看到了鱼贯而入的来宾。主人深深地鞠着躬，请大家就座。
宾主一番寒暄之后，杉森开始讲话。他讲了很久，从听众的神态可以判定，他讲话的内容是极其重要的。方友春甚至觉得听者似乎都受到了这番讲话的震动。之后，田川显然就某一重要事情提出了问题，拜志做了回答。随后田川向自己的一个助手说了句什么，那人便出去了，不一会儿助手带进来一位相当年轻漂亮的金发女郎。有人给她拉过一把靠椅，她坐了下去。拜志又向经理讲了些什么，经理起身，缓缓地拉上来所有的窗帷。
方友春放下了望远镜。他还不知道应该怎么办，如何行动，但有一点他是深信不疑的：事情肯定与苏联的利益有直接关系。
晚上，他在自己的舞厅登台演出。按照压缩的节目表－－－四个节目只排成了两个－－－－他将参加演出《灵巧的女足运动员》和《不中用的流星》。
在第一个节目里，方友春没有什么复杂的表情。扮演足球队员的女演员们一开始便轻松地跳起了象征足球比赛的哑剧舞。随后从舞台上空落下一只五颜六色的大球。演员顺次把球踢向大厅，微醺的观众们把球一次又一次扔回舞台。方友春在这场戏里担任配角。
第二个节目就复杂多了。方友春身穿白色礼服，头戴沾满金星的黑色圆筒礼帽，一个人走出场来。表演了几个常见的特技后，便耍起了小球和铁环；这时扮演星相家的薇拉·米哈伊洛夫娜登场了。她身披长斗篷，头戴一顶锥形高帽，全身贴满金星，在舞台的正门处亮了相。她隔着舞台把圆筒礼帽朝方友春投去，每投必套在这位舞厅老板的头上。薇拉·米哈伊洛夫娜还背过身去抛投，但方友春每次都能及时跑过来，让帽子正正当当地扣到自己的头上。
这一天，方友春没有表演自己的其他绝技。演完这两个节目后，他便急匆匆地直奔自己的办公室而去，那里正为两位客人－－－富商科夫洛夫和中国警察局长摆下了一桌酒席。方友春卸妆完毕，立即入席，说的确切些，是过去给客人们消遣解闷来的，说说笑笑，耍耍戏法，跳跳舞。
虽然时间并不算晚，可是两位客人已经喝的酩酊大醉。楼下传来阵阵乐声－－－舞厅里的表演还在继续；但是在这间房子里，却另有自己的音乐和表演：方友春抱着一个被卷儿在留声机的伴奏下正跳着狐步舞。两位客人瞅着他哈哈大笑。乐曲一结束，科夫洛夫就把唱针放回到唱片上。
方友春还没来的及喘口气便又得从头跳起来。当然，在这两个人物面前跳舞，是毫无欢乐可言的，可是方友春心里有自己的小算盘。首先，科夫洛夫在方友春开办舞厅时曾向他贷过一笔钱。本来方友春不靠他的帮助也能过得去，可是借债之后所形成的依附地位却给了他的个人经历－－－－一个从贫困中挣扎出来的可怜而又乐天的哈萨克人－－－－增添了真实的色彩。再说，也正由于方友春这种不知愁的性格，他的欢笑，他的舞技才促使科夫洛夫把钱借给了他。
警察局长对他却起着另外的作用：和警察局长的良好关系，使方友春可以不时地求他释放那些因寻常的斗殴而被抓进局子里的俄侨。那些人多数都是新俄罗斯党的暴徒。但是，在今天这样的夜晚，对方友春来说最为重要的毕竟还是：他可以从警察局长及其至交科夫洛夫的酒后失言中收集到相当宝贵的情报。
留声机不响了，科夫洛夫还想在重放一遍，可是方友春扔开被卷儿，摆着手说：“行行好吧，我已经跳了半个小时了，实在没劲儿了。”
“他不想跳了？！”科夫洛夫瞅着警察局长假作惊诧地说，“那咱们把他的舞厅查封了吧，嗯？告他藏匿抗联，要不告他贩卖白面儿。”
这时，方友春桌子上的电话响了起来。坐得离电话不远的警察局长伸手拿起了听筒。
“找老板听电话。”他说着，把听筒递向方友春。
方友春刚要向桌子走过去，科夫洛夫从后面一把抓住了他的腰带，把他拽了过来，按坐在沙发上。
“老板有事，”科夫洛夫说，“正在给朋友跳舞！”
他换了张唱片，眼睛盯着方友春。方友春叹了口气，从地板上拿起被卷儿，又跳起舞来，警察局长挂上了电话。
“一个醉鬼打过来的，”他对科夫洛夫说，“说什么他在国民旅社，还叫嚷着往赌盘上押着什么号码，大概是三十七，说准能赢。你们说是个什么人，啊？”
方友春一下子栽倒躺椅上。
“行了！”他下狠心说，“一条腿都抽筋了，可不能再跳了。”他喘着气。
需要镇静。为了这个电话，方友春长期而耐心地期待着、准备着。此刻，电话终于打来了，顿时涌起的激动之情，实在难以使他不露声色啊。
“联络，联络，联络，”这个词儿含着从楼下传来的音乐节奏，在他的脑中冲荡着，“终于联络了！”
“嗷，你还设了轮盘赌？”醉醺醺的科夫洛夫还在粗声大气的嚷嚷。
“他没有，”警察局长息事宁人地说，“我知道。”
“那又怎么样？”科夫洛夫冲他挤了挤眼睛，“咱就说他放轮盘赌！这按中国法律可是被禁止的！”
电话铃又响了。这一次是方友春抓起来话筒。
“是，是我……我是老板……”
“又是那个醉鬼？”警察局长发火了，“那叫他滚……！”
但是方友春举起一只手叫大家安静，又用手掌捂住听筒。他悄悄地笑了：“劳驾，先生们！”然后对着听筒说：“我明白了，您叫我押九号是不是？一定遵命。可是……”他用一种戏剧性的耳语接着说，“警察局长现在正在我在呢儿，他可厉害呢，还有他的一个朋友……”
客人们大笑起来。方友春冲他们直摆手。
“我搞轮盘赌不是犯法吗？”他继续对着听筒说，“等他们一走，我就给你去电话……您的房间号是多少号？……一定去电话，再会！”
“滑头，”科夫洛夫笑着说，“谁都不得罪，连醉鬼他都对付得顺顺当当的。好了！”他突然喊了一声，并把留声机盖呯的一合。“吩咐上热菜吧！”
“请稍候一下，”方友春站了起来，“我先洗把脸去。”
他进来洗澡间，随手关上了门。
“把姑娘们也叫来！”科夫洛夫还在那里大喊大叫，“就说两个美男子在此好不寂寞，想找个乐子！”
方友春把脸盆和澡盆的水笼头一起扭开。水流的喧哗声盖过了外面传来的一切声响。他靠墙而坐，眼睛瞅着窗外。富士银行大楼的霓虹灯字母在黑暗中十分明亮，所有的楼窗都黑着灯，只是从田川经理办公室那遮蔽得不很严的窗帘缝隙中透出一线微弱的光。
“好啊，工作开始了。”方友春高兴地想着。
流水喧哗着，从外边屋子里传来科夫洛夫醉不成曲的歌声。方友春轻轻地笑了起来：“偌大一座二层楼的舞台老板，唯一的栖息之地只有这个洗澡间了！……”
这些年来，也不知是第几次，方友春又怀念起了他的火线战友“西班牙人”。他们是一起参加红军，可是在一起执行任务却只有一次。当然，方友春不敢希望这次派来的人就是“西班牙人”。可是内心深处……唉，反正谁都一样！那种由于意识到已非孤军作战而产生的欢乐胜过了其他一切感情。
方友春飞快地倒换着双腿，顺楼梯径直跑入了大厅。一切都进行的有条不紊。姑娘们在台上有节奏地跳着艳舞，乐队呜呜哇哇地奏着爵士乐，堂倌们在桌间往来穿梭。方友春看来一下表，差十分九点。他还有时间到库房里去一趟，选一瓶送礼的红酒。
在差五分九点的时候，方友春过了街，进了约翰·施托利兹的咖啡馆。店里冷冷清清，店老板看到了方友春，满脸笑容地迎来上了。
“我亲爱的高邻，”方友春哈了哈腰说，“我今天挺走运，所以请你收下我这件礼物吧。”说着他把酒递了过去。
施托利兹高兴得脸都红了，可是为了客气，正要推辞却被方友春打断了：“我到你那待会怎么样？”
施托利兹挽着方友春的手臂，引他进来自己的房间，把一叠报纸放到了他的面前。
方友春坐到电话机旁，看看手表，只剩三分钟了。
方友春每天到施托利兹这个办公室里读报纸。施托利兹当然没想到，方先生除了读古玩广告之外，还要读一读别的东西；而且，就连读古玩广告这件事也是很秘密的。原来施托利兹已经参加到了方友春的一个新经营计划中来，这个计划就是在哈尔滨开设一个大古玩商店。直到最近施托利兹才明白为什么方友春要拉拢俄国侨民，原来他们都是一些可以暗中提供贵重珍宝的人。方友春已经到手了一下瑰宝，暂且在施托利兹这里保存着。照方先生解释的意思，就是不必让科夫洛夫等人知道他这些宝贝的真实数目。
方友春迅速而仔细地浏览了一遍报纸。尽管他因即将与联络员对话而异常激动，但他的头脑却异常冷静、清晰。日本最近发生的事件似乎与他没有直接的关系，但是职业的本能却叫他不能不考虑到，这个断送了黒田先生全家性命的悲剧意味着一次改变国家对外政策的企图，甚至可能意味着一次改变国际舞台上力量对比的尝试。
黒田的死是一次政治性的谋杀，这点再清楚不过来了。实施这个行动的方案并不复杂：警告，恐吓，谋杀其女儿，殴伤其夫人，最后便对这位政治家本人进行谋杀。按照常规，像这样规模的一次行动，必定意味着将要发生一系列严重的变革，而且全面看，这些变革不会有利于中国和共产国际，因为黒田先生反对立即发动全面对苏战争的观点是人所共知的。
时针已接近九时。方友春把报纸推开，拿起了电话听筒。
“国民旅社吗？请接三十七号……”
女接线员请他稍候一会。几秒钟后，听筒里就响起了一个男人的声音。
“晚上好，”方友春说，“是有关轮盘赌的事。”他听着对方的回答，然后说：“明白了，我一定……”又静静地听着，“随便什么时候……”他沉吟着，盘算了一下，然后说，“五天够了……您的意思我明白了。好吧，还是这个时间……晚安！”他小心翼翼地用双手把听筒放回了原位。
从这次谈话中方友春明确了自己的任务：富士银行应是他注意的中心，下一次联系在五天之后。
看来，延安已经知道了富士银行是日本在哈尔滨最重要的一个机关。拜志和杉森的到来，很可能标志着某次重要行动的开始。当然党中央还不知道，方友春已经秘密接近了富士银行这个目标。几个月前，银行襄理曾暗示方友春与他们做进一步的交往，那一次方友春假作没有明白他的暗示，而现在，是时候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