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早晨湿巴摩上来招呼老板时，老板已经起床。方友春喝过牛奶后，吩咐把他那身旧西服和领口已磨损的衬衫拿出来。这回他没系领带。
伊利亚·阿列克赛耶维奇一样一样都做得利利索索，在屋里来回走动也尽量不出声响。
老板穿戴停当，又对着镜子看了一番，理正了眉端的那贴胶布，就出去了。从一清早一直到离开这屋子，方友春是一反常态地寡言，各种吩咐也是说得又冷漠又简短。看起来好像有重重心事似的。湿巴摩没敢问任何问题，他想了几个搭讪话，可是全都没敢说出来。
七月二十九日上午九点三十分，富士银行的两扇大玻璃门随着方友春进去之后便又合上了。
一个对方友春的满脸创伤满不在乎的人把他引到了二楼。十分钟后，方友春坐在茶几旁，一面揉搓着衣摆，一面诉说，眼里浸着泪水。
“请看看，脑门上－－－这是用铁管打得，舌头也不好使了，眼珠也好险没打冒了。可这究竟是为了什么？请问到底是为了什么？”
坐在对面的田川经理和他的助手。他们听着方友春诉说委屈，一边喝着茶，一边不时深表同情地摇晃着脑袋。
“真的不得不问一句，这一切都是为了什么？”方友春唠唠叨叨地往下说，“就是因为我一生厌恶政治？不愿意搞政治？……要不然又为了什么呢？打破头我也想不出他们是怎么把个旧照片从垃圾堆里翻出来的！这就闹起来了！是啊！我是在红军里干过，不干我又能躲到哪去呢？那时候人家说：谁不跟着我们干就是反对我们！叫谁谁都得干，连你们也得干呀！……象我这个新疆去的哈萨克人，父母又都是有钱的主儿，敢说个不干？！说杀不就给杀了！”方友春哽咽着，连喝了几口凉茶。“我在那个该死的军队里没放过一枪，一枪也没放！一直呆在司令部当翻译。幸亏我爹教给我说俄语。没多久我就从他们那里跑出来了。实在受不了了就跑了，叫我到哪去呢？现在看来，当时真是走投无路啊！在那边硬捏着鼻子给穿上军装，可在这边－－－又险些被人打死！……”方友春悲痛地摇了摇头。“在这边头三脚我是怎么踢开的！住在二十六阶楼梯上面的一个小阁楼里，也就有你们这张桌子大，屋顶破烂不堪，下场小雨都漏。有谁同情过我？我开始到罗托斯供事的时候那是干什么烂摊子你们知道吧！我没白天黑夜地干着，就有这么一件衬衫－－－到来晚上脱下来洗，早晨湿着就穿着干活去了。冬天冻得直流眼泪啊！可又有谁管过我死活呢？可是杂耍演员方友春当上了老板，几乎掏空了口袋拿钱买下了舞厅，而且把它经营成了本市的一流舞厅。这回大家可都找上门来了……可我跟谁都没有特殊关系，没有一点政治上的关系，纯粹就是个商人。”
他不说话了，忙忙呵呵地翻着自己的口袋，终于掏出了一条揉皱了的大手帕，擦干了前额沁出的汗珠，又抹了一下眉端那薄药布里渗出的血。
沉默了一会，襄理轻轻地开了口：“方先生，您看您一再说对政治不感兴趣，那么请问您为什么每天早晨都要烧报纸？难道这不是一种抗争吗？”
“对呀！对呀！正是啊！”方友春兴致勃勃地赞同，“我真想说，这就是我我反对一切政治的一种斗争方式，明白吗？我……”
“这不是很清楚吗，”田川笑呵呵地打断了他，“当人家试图用报纸来劝勉你做某种事情的时候，您却把报纸付之一炬；而当有人对您抡铁管子的时候，您又来向我们求援。要知道，我们正是那些爱看报纸的人。”
“原来如此，”方友春重重地叹了口气，站起身来，“真是打搅了，对不起。”说着一瘸一拐地向门口走去。
“没关系。”田川冲他背后笑着说，“回去吧，方先生，回去再好好考虑一下。您是个商人，理应知道如论如何什么事情都要讲个价钱。”
“可是您讲的并不是钱哪，这就不是商业了。”方友春站在门口答道，然后躬身一礼，走了出去。
田川向着方友春走后复有闭陇的门沉思地凝望了好一会，然后轻声说：“一个理想的人选……新疆，红军，哈萨克斯坦……”
田川凝视的门此刻又缓缓地开了，方友春的头从门缝里探了进来。
“我考虑过了，”他苦笑了一下，“所以我又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