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TOP ]

[更新时间] 2011-07-24 19:23:34 [字数] 4519

1952年底，余则成在毛人凤的举荐下，顺利的当上了海外工作处的处长。上任后，余则成不动声色的做了三件事：1.彻底清查了海外工作处的家底和各地的基本组织与活动情况。2.裁撤了部分效率低下的机构。3.挑选了几个重要的情报站进行了一番实地考察。

1953年6月，余则成受命悄悄地来到了还处于交战状态的朝鲜半岛。三年前开始的朝鲜战争，经过谈谈打打，交战的双方终于又回到了战争开始的地方——北纬三八度线。

在三八线上，原本有一个叫做板门店的小镇，但是经过战争的洗礼，已被夷为平地。不知是哪位将军在地图上画了个圈儿，圈定板门店为双方停战点——夜晚用探照灯直上直下打出一条光柱，再以此为圆心，1000米为半径，划出一个“非军事区”——这片瓦砾堆，便成了世界瞩目的焦点。

1953年7月，经过漫长的谈判，中朝和美韩双方终于准备在谁也没有获得胜利的停战协定上签字了。至此，朝鲜战争在交战双方付出了数百万人员伤亡和无数物质财产损失之后，终于迎来了和平的曙光。

按照1949年的《关于战俘待遇之日内瓦公约》，实际战争停止后，交战双方的战俘应立即释放并遣返回对方。整个朝鲜战争中，中朝军队被俘13万多人，其中志愿军有2万余人，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被俘2万多人，其中美军战俘3193人。

令人不可思议的是，战俘交换问题成为焦点。这件事开始时似乎并不复杂，中朝方要求把被联合国军俘虏的战俘通通要回来，这本来是以前战争的惯例，并且也符合日内瓦战俘公约的规定。停战协议本来可以迅速达成，但是谁也没有想到，看上去属于小事情的遣返战俘事宜却阻挡了谈判进程。联合国军一方声称十几万的朝中战俘多数人表示自己拒绝遣返，不愿回国！

在这个时候，被关押在86集中营志愿军战俘李兰贵写给他母亲的一封信，不知是由于美军的疏忽，还是其它什么原因，辗转传到了志愿军政治部。信上写道：“在战俘营里，我亲眼目睹许多非人道的虐俘罪行。美国和来自台湾的管理干部，对我们战俘进行了各种不可思议的凌虐和暴力迫害。凡是表态要回祖国大陆的战俘，都遭到了他们的毒打甚至是杀害。坏蛋们不知道从哪里弄到了刀子就进行（威胁），谁说‘回国’两字，就打死，割肉挖心，甚至打断筋骨，有好多已被打死，幸而我是残废……”

这封信成为在谈判桌上控诉美军暴行和揭穿“拒绝遣返”的有力证据。美方代表非常惊讶，表示一定会认真追查有无此事，给中方一个满意的答复。

一周后，美方的调查报告出来了：86集中营战俘里确实有李兰贵这个人，他信中所说的事件属于极个别的现象。原因是由于战俘里的一些原国民党士兵，动员战俘前往台湾，从而发生了亲共与亲台双方战俘的轻微摩擦。战俘营里，并没有“各种不可思议的凌虐和暴力迫害”和“遭到毒打甚至是杀害”的情况发生。

美方的调查还同时还指出，确实有数量巨大的战俘拒绝遣返回国，他们甚至还向中方出示了一封有数千人签字的拒绝遣返的“请愿书”。随后，美方公然违背《日内瓦战俘公约》的基本原则，提出“一个换一个”的交换方案。

美方的荒唐方案，遭到了中国和朝鲜政府的断然拒绝，谈判再次陷入僵局。最后，中美双方接受了中立国印度的调停后，从日内瓦战俘公约上找到了有利的条文。该条文允许交战双方在不违背战俘意志的条件下达成特别的遣返安排。战俘去向问题终于达成协议，即采取自愿原则。

根据战俘遣返协议规定，一切不直接遣返的战俘，应于停战协议生效后60天内，由羁押一方在朝鲜境内将战俘交给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瑞士、印度组成的中立国遣返委员会看管。在此期间，战俘们可以自由选择去向，各方代表都有90天的时间对战俘进行调查和说服的“解释”工作。这项工作由中立国印度主持，以确保任何一方不得采取胁迫手段，所有战俘的选择确实是出于自愿的。

8月5日起，双方正式在板门店交接被直接遣返的战俘。先后有6000多志愿军战俘和近20000名的联合国军战俘，在这里进行了交换。双方的战俘形成鲜明的对比，志愿军战俘衣衫褴褛、瘦得皮包骨头；美军战俘个个红光满面，不断向我管理人员友好的道别。

截止到9月6日，双方直接遣返战俘“交换完毕”，但是，美军手上尚有14000余名志愿军战俘未被遣返，美方称这些战俘自己拒绝返回共产主义阵营。中方代表提议“双方立即展开核查名单的工作，此项工作完成前暂停原则性辩论”。联合国军方把这项工作称作screening，中方翻译成“甄别”。经过双方仔细清点，最终确认设在军事分界线南北两边的“不直接遣返”战俘营里，“北营”尚有359名联合国军战俘；“南营”有22604名中朝军队战俘，其中中国战俘 14704人。

根据中美双方最后达成的战俘去向“自愿原则”协议，各方代表开始了为期90天的对战俘进行调查和说服的“解释”工作。双方各派出了多个工作组，深入到已交由中立国托管的对方的战俘营里，对拒绝遣返不愿回国的战俘们进行解释和劝说。

巨济岛、济州岛、蜂岩岛都是朝鲜的几个小岛，美军在这里设立了战俘营，志愿军的2万战俘先后被关进了这里的战俘营。早在1952年初，台湾当局就派来了大量政工人员，协助美军对战俘进行管理和感化工作。战俘里边，有不少是原毕业于国民党军校，或有国民党党员资历的志愿军战俘，在美军和台湾方面积极运作之下，这批人被选拔为中国战俘营的管理干部，分别被任命为联队长、大队长、小队长、班长等职衔，完志愿掌控战俘营中枢神经。

台湾政工人员，极尽威逼利诱之能事，在每天不断给战俘洗脑的同时，又发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刺字活动，就是在战俘的手臂上、胸膛上、背脊上刺青纹身，刺上各种反动标语和政治口号。战俘起初大多都不愿意刺字，有好几个态度坚决的战俘，先挨了一顿耳光，到了晚点名吹熄号以后，那几个态度强硬不肯刺字的人，被个别叫到营区暗处，他们被干部围住恐吓。干部们的威胁绝非虚张声势，随后的几天当中，有个别战俘不明不白失去踪影。在威逼恐吓之下，战俘们迫于无奈，绝大多数人被迫接受刺字命运。

中共代表团高层知道战俘营情况极其复杂，很多营已经被投敌分子控制，还有很多人身上被刺了反动文字。有人担心回国后无脸见人，也有人担心当了俘虏，回国会受到处理，疑虑重重。为此，特别发表了《金日成元帅、彭得怀司令员告被俘人员书》，表示“迎接你们返回祖国”、“切望你们归来”。志愿军在开城的谈判代表团，专门组织了“解释代表团”帮助战俘顺利归国，“解释代表团”主要领导有李克农、杜平、乔贯华、丁国钰、柴成文。同时成立了团机关，机关下面设若干大组和小组，分别深入到各个营区进行说服解释工作。

随着进入战俘遣返的实质性阶段，国民党更加积极地插手进来，国民党政府专门派出了124名国民党官员乘飞机来到汉城。台军方政治部门也派来“争夺自由义士”的专职特派员，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工作人员为身份掩护，表面上是宣传联合国政策，实际上是给战俘们上课洗脑，宣称中共暴力统治如何可怕，国民党在台湾积极建设如何美好，千方百计在被俘志愿军中做策动工作，目的是要诱使战俘们去台湾。

国民党官员的出现，令一些志愿军战俘觉得美军已经跟国民党政府妥协串通好了，早晚都要把他们出卖给国民党。因此就死了抗拒的念头，表态愿意去台湾。还有一些人，在国民党官员甘言诱惑之下，产生了错误的认知，误以为国民党当局会让战俘来去自由，可以先到台湾，再转往想去的中立国家。

90天将近，解释工作结束。“甄别”程序开始了。战俘营的上空飘荡着言辞十分冷漠苛刻的通告，告诫战俘们不认真选择可能面临的严重后果。通告如下：

战俘们：

今后的几天里，所有战俘都将接受单独的甄别询问。通过询问来查明哪些战俘愿意被送回朝鲜人民军或者中国志愿军，哪些战俘拒绝遣返。这项工作将加快换俘遣返的步伐。

此时此刻，我要告诫你们：你们将要做的决定是极端重要的，这可能是你们一生中最要紧的决定。你们必须最仔细地从各个方面来考虑这件事情。你们必须单独地作决定。为了你们自身的安全，在接受甄别询问之前切勿和其他人讨论，也不要让别人知道你的决定，哪怕他是你最好的朋友－－－－－－”

甄别过程很简单：询问棚搭建在营区的空地上，战俘们排好队一个一个上前接受询问。3天后，所有战俘均完成“甄别”工作，一万多抗拒遣返的志愿军战俘中600多人经 “解释”而转变态度，愿意返回大陆。90天的“解释”期届满后，中立国遣返委员会宣告任务完成。将战俘监管权归还给联合国军当局。联合国军当局立刻宣布无条件释放全部战俘。战俘们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选择目的地。除了少数人选择印度和韩国作为居留地外，其余的1.4万多名志愿军战俘选择了前往台湾。

美国政府的政策是允许战俘在“90天的冷却期”里做出自己的决定，可以选择回国，也可以选择留在战争所在国，还可以选择到某一个交战国。结果，出人意料的情况是，有21名美军战俘拒绝返回美国，他们选择到中国去。这些人的行为在美国社会引起了激烈的争论，他们被指责背叛了自己的祖国，最终均被美国的军事法庭处以叛国罪。

至此，历时700多天的板门店谈判终于画上句号，朝鲜战争宣告结束。双方谈判代表团在举行了最后一次会晤之后，搞了一个小型的庆祝酒会，以示和平的到来。

余则成以联合国观察员的身份出现在了酒会上，他与美军远东情报局第二处的情报官詹森上校正在兴致勃勃的谈论着一个话题。

“我听说，第一次谈判的时候，你们谈判代表乘坐的车辆是打着白旗来的，有这事儿吗？”余则成用英语问道。

“当时中共建议双方车队挂红旗为标志。我方认为中共的旗子全是红的，红色是他们的颜色。建议双方车队挂蓝旗为标志。中共代表称‘蓝颜色不醒目，而且我方军民，包括空军和高射炮手，看见蓝色旗帜就打，已经习惯了。为了不发生误伤，你们千万不要挂蓝旗当靶子。’除了红色，只有白色最醒目，又表示纯洁，我方车队选择了挂白旗。”詹森上校说的很详细，听起来像是他亲身经历了似的。

“知道吗，按中国的传统只有战败一方才打白旗。”余则成微笑着说。

詹森显得有些难堪。其实，当初他并不知道“白旗”在中国的战争中象征着什么。后来在听了一位汉语翻译的解释之后，他才明白了中共代表为什么拒接白旗的原因。不管这种说法有无其事，但是美国代表团在第一次谈判时，车辆的左前方保险杠上确实是挂的是白旗。

这个时候，中方代表团副团长李克农将军端着酒杯走了过来，詹森上校对这位“同行”很尊敬，他主动伸出右手迎上前去。一位美军翻译官不失时机的出现在了他们的左右。

“你好，李将军。”詹森上校说。

“你好，詹森上校。”李克农大方的握住詹森的手说。

“让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詹森上校的话那位翻译官还没有译完，李克农的手就已经伸向了余则成：“你是‘蟹’，对吧？”

美军翻译愣了一下，才勉强的为詹森翻译明白。

“啊，你们认识？”詹森上校有些惊讶。

“你就是当年孤身刺杀军统叛徒的勇士，我说的没错吧。”李克农自信的握住余则成的手，说：“余先生，你好。”

“您好，‘克公’。您过奖了。”余则成微笑着说道。

詹森上校这时终于明白了过来，他拍了一下余则成的胳膊，说：“原来是你呀！我听说过你的故事，看不出你还是个了不起的刺客。来，为了在这里有幸认识两位，让我们一起举起杯。”

“为了和平！”

“为了和平！”

举杯共饮之后，应詹森上校的要求三人合影留念。后来，这张照片成了余则成最宝贵的珍藏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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