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TOP ]

[更新时间] 2011-07-24 19:35:51 [字数] 3969

蒋界石在台湾复职后，对国民党的人事布局进行大幅度调整，将陈诚任命为中华民国行政院院长，大力扶持陈诚的政治势力，使其成为台湾政府中最有权力的人。任命蒋经国为国防部总政治部主任，把党权交给了蒋经国，官衔虽不高，权力却超越三军将领。新成立的“总统府机要室资料组”取代了原中统和军统的一切业务，并且特设主任之职由蒋经国兼任。这个位置位轻权重，它既可以命令台湾保安司令部等相关部门执行具体命令，又可以通过对情报特务机关人事任免的备案，掌握全岛特务名单，说它是台湾情报机关的决策指挥机构也毫不夸张。

在新的人事安排中，却没有了陈果夫、陈立夫兄弟的职位，掌握国民党党务和特务大权二十余年的陈氏兄弟被清洗出台湾的政治舞台。原因是蒋界石将国民党兵败大陆归罪于陈氏兄弟，认为是二陈操纵党务，培植CC派系统，导致党内派系重重，矛盾迭出。尤其是二陈大搞特务政治，激起天怨人怒，才导致了他的失败。

蒋界石自1927年发动“四一二”政变后，为了进一步破坏反对党组织，屠杀异己分子和进步人士，同时为了把国民党完全控制在自己的手中，清除左派和防止其他反蒋派系，授意陈果夫、陈立夫组成了一个特务性的集团组织。

1927 年11月初，陈氏兄弟经过多次策划后，成立了一个以拥护蒋界石为宗旨的秘密组织“中央俱乐部”。因其英文缩写是CC(英文为CentralClub)，故该组织也简称为CC。但人们习惯把CC解释为二陈(陈字英文译音的第一个字母是C)的简称。CC系从此成为国民党内的一大派系。

“中统”的全称是“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是陈果夫、陈立夫兄弟秉承蒋界石的旨意，一手创办和经营起来的。在陈果夫建议下，蒋界石欣然同意由他的机要科长陈立夫担任调查科主任，主持特务工作，那时陈立夫年方28岁。

陈立夫主持调查科的时间不长，便被调任南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机要科主任兼国民复兴委员会秘书长。在他离任后，仍提拔和安排其亲信张道藩、吴大钧、叶秀峰、徐恩曾等先后出任调查科科长，牢牢把握中统大权。

“中统”在破坏、瓦解谍匪地下组织方面，应该说是立下了赫赫战功。只是CC系在国民党内的势力发展的过于强大，让天生多疑的蒋界石感到了不安，因此陈氏兄弟就变成了国民党兵败大陆的替罪羊。

蒋界石希望蒋经国以“太子”身份来执掌台湾情报网络，整合杂乱不堪的国民党情报系统。为了能让蒋经国尽快上位，蒋界石首先亲自出面劝说陈立夫远离政治，并送了5万美元的安家费，除了台湾和大陆他可以选择任何地方居住，陈立夫无奈选择了美国。

1950年8月4日，陈立夫潸然告别父、兄，偕夫人及子女飞往美国。一年之后，陈果夫溘然长逝，终年61岁。从此，二陈结束了辉煌的政治生涯，他们所领导的CC派也沦为历史名词。

国民党在大陆崩溃，各个特务系统的残部跑到台湾后，使台湾出现了党政军情报机构系统复杂、工作重复的四路诸侯的混乱局面：“保密局（军统局）”、“调查局（中统局）”、“台湾保安司令部”、和“太子系”。

从江西时代起，蒋经国即已着手建立自己的特务组织，但都成不了气候。那时候，“中央调查统计局”简称“中统”，是陈立夫的天下，“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军统”，是戴笠的禁脔，都直接向蒋界石负责，蒋经国是插不了手的。退到台湾，局面小了，机构紧缩，正好给了蒋经国施展拳脚的机会。

蒋经国跨进情报单位的第一步，是从“政治行动委员会”开始的。“政行会”是于1949年8月20日在台北的圆山正式成立，因对外行文不便，旋改为“总统府机要室资料组”，打着“总统府”的旗号，超越任何党政机构，自成为君临一切的权威机构。“政治行动委员会”原本是个没有什么权利的党务机构，可到了蒋经国手中，马上便不同了，虽然没有关防大印，只有个木条刻戳，但是就凭这个木戳，有时再加上一颗太子先生的名章，便已所向披靡，没有哪个机关敢不另眼相看！

现在，台湾的情报系统还有两股主要势力：其一是台湾原先最大的情报单位———保安处（保安司令部）；其二是以大陆过来的“军统”系统为班底的保密局。这两股势力的头子分别为：彭孟缉和毛人凤。要整合台湾的情报系统，必须先搬掉这两块石头。对于这位横空出世的蒋主任，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彭、毛虽然内心不服，但也没有办法。

保密局局长毛人凤，自恃得宠于蒋界石，是“领袖的耳目”，把“领袖”的儿子就不怎么放在眼里了。蒋经国很不喜欢他这位浙江同乡，可也一时不能奈他如何。毛人凤不仅有蒋界石撑腰，还有宋美龄做靠山。蒋经国虽以“总政治部”名义，去抢“保密局”的业务，但在毛人凤眼里，蒋经国是外行。“外行领导内行”，他怎么会服气呢？蒋经国遇到这样负隅顽抗的特务头子，类似猛龙斗恶虎，速胜是不可能的，只有用“掺沙子，挖墙角”的办法，长期图谋。

相对毛人凤，彭孟缉则很容易对付。一方面，彭孟缉只是一个“台湾省保安中将司令”，当时台湾岛将星如云，所以毫不起眼；另一方面，彭孟缉一直供职于军队，在情报系统没有什么家底。根据蒋界石“统一谍报系统”的手谕，彭孟缉组织号召成立了“台湾情报委员会”（即“台情会”），彭孟缉也成为台湾名副其实的特务头子。然而，在他掌管“台情会”的日子里，“台情会”完全按“太子”眼色行事。两年后，彭孟缉谒见蒋界石，自称德才浅薄，不堪重任，推荐蒋经国任“台情会”主任委员。蒋界石大喜过望，马上同意。彭孟缉交出“台情会”后，仕途一帆风顺，先升陆军二级上将，继而任参谋次长，直至陆军一级上将。

彭孟缉交出“台情会”的举动，这给毛人凤造成了很大的震动。毛人凤预感到自己的职务有被取代的危险。果然，不久之后，蒋经国便公开提出：保密、内调两大特工组织合为一家，严加整肃，统一运筹。

毛人凤沉不住气了。他一反常态，自恃有蒋界石做靠山，居然在国民党的中常委会上声称：“情报工作是很专业的东西，不能让外行来领导内行啊！”这些话当然传到了蒋经国的耳中。

工于心计的蒋经国不露声色，准备采取挖墙脚的办法，来个釜底抽薪。先拉拢和毛人风失和的郑介民，求教如何才能瓦解毛人凤的“独立王国”，用什么手段能达到将保密局“收归国有”的良方？国民党情报老手郑介民向他献上一计：开办训练班，召训新生及复训保密、内调两局现有干部；在此基础上，将两局人员混编，建立现代谍报体制，结束私人割据的局面。

这一招果然灵验，两个长期以来的处于半敌对状态的情报组织人员，经过培训过程的密切接触，终于逐渐以打破了彼此间的隔阂，固有的人际关系开始出现松动。

蒋经国决心从内部去瓦解敌人，他不失时机地向保密局二处处长叶相之频频招手，数次表示出对叶相之的才能很是欣赏。并许诺如果叶相之肯过来帮自己，一定委以重任。

叶相之，浙江杭州人，1939年加入“军统局”。1949年，任“保密局”第二处长，因部署暗杀杨杰，破获“吴石案”有功，深为蒋界石所赏识。但叶相之为人桀骜不驯，故与办公室主任潘其武失和，形同水火。叶相之得到蒋经国的器重，审时度势，决定另投明主。

毛人凤不愿束手就擒，他得知蒋经国的行动后，一不做二不休，以蒋界石提倡的“整肃纪律”为由，将叶相之办案敛财，收受贿赂几十根金条的罪证搜齐后，准备亲自呈报给蒋界石，要求严办叶相之，处以极刑。

这下，叶相之慌了手脚，便向当时的蒋经国好友王新衡求援。王新衡带叶相之去见蒋经国，蒋经国闻讯心中一喜，知道打击毛人凤的机会来了。蒋经国安慰道：“办案敛财，收受贿赂是不对的，但你已经退还贿礼，并且认真检讨自己的行为，我想罪不至死吧。叶处长不用担心，总统那里我去说。这样吧，你来我这里，担任大陆工作处处长如何？”旋即，他亲自赶往蒋界石处，称：“保密局有个高级特工叶相之，由于家庭生活困难，收了一点礼，毛人凤便要严办他。我觉得此人是个人才，过去在大陆完成了许多重要任务，又是初犯，且已经退了贿礼，能不能网开一面，让他戴罪立功？”

蒋界石本来就想栽培儿子，今见蒋经国亲自说项，更认定叶相之可以重用，当即便同意蒋经国的请求。不曾想，蒋经国前脚刚走，毛人凤随后便把叶相之的材料送交了上来，他想借机除掉这个不忠的部下，来他个杀一儆百，对蒋经国也算是个警告。

蒋界石看完材料后大为生气：“叶相之这个人我是知道的，精明强干，屡立奇功，明明是一个可用之才，你们到底怎么搞的？为甚么非要整他！”毛人凤不敢争辩，一再表示“一定把事情调查清楚”，急忙收起材料，灰溜溜地走了。

叶相之贪赃卖法，不但免死，还因祸得福，摇身一变，成为了太子的亲信。这样，保密局内的骨干在蒋经国的感召下，纷纷众叛亲离，投靠到了太子的旗下。蒋经国在父亲的教导下，步步为营，打击“军统”的面愈来愈广泛，凡戴笠旧部，愿投诚效命的，或收容或升官，倚老卖老的顽固派，则坚决打击，绝不宽容。

毛人凤眼看着自己的班底骨干一一被拉走，本来由他控制的地盘也被蒋经国蚕食的所剩无几了。他领教到了蒋经国的厉害，终于明白他自己斗不过蒋经国。绝望中，毛人凤只好去求宋美龄。在宋夫人的调停下，蒋经国才留了一点余地，没有将毛赶尽杀绝。毛人凤侥幸逃过了这场劫难，却从此一蹶不振，也无力挽救自己的衰败之势了。

1954年10月，蒋界石为了统一各情报系统的领导，再次改革情报系统，一方面在“总统府资料组”的基础上，于最高国防会议之下，设立了以郑介民为局长的最高情报指挥机关“国家安全局”，该局直属于蒋经国任副秘书长的“国防安全会议”，由于主席和秘书长都是兼职，蒋经国成为“国家安全局”的实际领导者；另一方面以原保密局为班底分别设立仿照美国“中央情报局”模式的“国防部情报局”和仿照美国“联邦调查局”模式的“司法行政部调查局”。

此外，像宪兵部队、大陆工作处、海外工作处、驻外武官处等情报机构均定期向“总政治部”及“国家安全会议”报告，接受督导。至此，蒋经国成为全岛超过5万特工人员的“共主”，在国民党内成为仅次于总统蒋界石、行政院院长陈诚的第三号实权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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