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九章[ TOP ]

[更新时间] 2011-07-24 19:58:21 [字数] 3812

1956年9月初，余则成向大陆发出警报：今年10月10日，一场由国民党在港特务分子导演的大规模的破坏活动即将在香港上演，暴乱攻击的直接对象是左派的报馆、商店、学校、社团、工会等在港实力机构，提请有关方面注意防范。

1956 年10月10日早上，一些流亡在香港的国民党分子发现他们悬挂的青天白日旗和两个挂在公共建筑物上巨大的双十徽牌被区办事处的职员拆了去，于是集结了 2000余人表示抗议。他们要求香港政府燃放10万头的爆竹以示道歉，还要拆旗者在蒋界石像前下跪叩头。在遭到拒绝之后，开始骚动，徙置区职员遭到殴打，办事处被捣毁并纵火。大批警察赶到后，施发放催泪弹才把人群驱散。

当天晚上10时许，一批人群出现在九龙闹市，他们在一面国民党旗帜的引导下，分散着从深水埗扩大到旺角和油麻地，继而蔓延至九龙仔和九龙城。他们向左派工会投掷石块，并且冲击悬挂五星旗的商户和厂房，他们砸烂机器、烧毁厂房，翻倒车辆设置路障并纵火焚烧。由此拉开了长达6天6夜的香港暴乱。新中国对事态的发展极为关注。《人民日报》连续发表数篇观察家评论，痛斥国民党特务分子危害港九同胞的罪行。国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莱向英国驻华代办欧念儒提出严正抗议，要求港英当局立即采取有效措施，严厉制裁国民党特务分子，切实保护在港九的中国居民和新中国所属的机关和企业。

鉴于中国提出的严重抗议和香港局势的急剧变化，两岸在港的对抗似乎有严重升级的态势。港英政府迫于中共的压力，不得不采取行动。13日，港督葛量洪提前结束度假回来处理暴乱。

港督葛量洪综合各种情况后，决定在九龙市区实施铁腕政策，并下达开枪令。随即宣布九龙到荃湾和沙田等地实行戒严，时间由晚上7时半至翌晨10时。但是暴徒在戒严期间照常流窜活动，戒严令一再延长，持续了两天三夜，最后暴乱在11月14日被逐步平息，戒严令才告取消。

据警方资料证实，截至16日下午5点，被洗劫或焚烧的工会、学校、工厂、商店达500家之多，死伤人数近千人。

在社会秩序失控长达6天的时间里，从九龙半岛到油麻地、九龙城、土爪湾等地区无一不遭烧杀抢劫，佐敦道以北几乎没有半寸净土。而最血腥的要数荃湾，暴徒们到处杀人放火，公然掳掠，左派人士被暴徒打死者8人，重伤者63人，还有数名妇女遭到强暴。

在这场暴乱中，警方统计死亡60人，其中45人被警方射杀，15人死于暴徒之手，另有伤者愈千人。暴乱共造成直接财产损失达500万港币，至于整个香港由暴乱所引起的动荡而导致的经济损失则无法估计。

两个多月后，港英发表《九龙及荃湾暴动报告书》指出：暴乱是黑社会所为，没有证据证明是有计划的预谋，刻意为国民党推卸责任。但在私下里，一位资深的英国外交官私下表示“台湾在这件事情上做的不好”。

港英表面上没有追究台湾的责任，暗地里却进行了大搜捕。暴乱过后，国民党驻港的重要特工人员部分被港英抓获，部分撤退到台湾，基层实力大大削弱。从此，国民党在港活动受到抑制，随之转入潜伏期，在港政治影响逐渐淡出。

新中国在港势力虽然同时受到严重损害，但其坚实的政权背景使得港英当局不敢得罪，重又迅速复苏。中共取得在港政治优势后，重新建立和经过调整后的驻港政治机构的行政职能得到加强，专门设立港澳工委驻香港工作组负责处理在港事务。新华社香港分社树立起中共在港最高行政机构的代言人地位，它的主要任务是充分利用传媒力量，在港人心目中树立新政权形象，并由此向台湾及海外辐射，让全世界华人和外部世界更多地了解新中国、支持国内建设。

在香港暴乱发生的整个过程中，余则成和穆晚秋一直密切的关注着事态的发展，虽然他们已经为组织提供了准确的情报，但对可能发生的意外情况很是担心，直到暴乱得到平息，他们悬着的心才总算是放了下来。

一天晚上，穆晚秋哄睡了孩子，来到了书房。

“责成，你说香港这么重要，为什么我们不把它收回来？那小日本都被咱们给打败了，区区几个英国佬霸占着香港，难道就奈何不了他们吗？”

“这，你就有所不知了。”余则成点燃一支烟，吸了一口，缓缓地吐出，不慌不忙的说了起来：“自1843年《南京条约》补充条款的签订，香港岛被强迫割让给了英国，中国收回香港的努力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实际上，不仅是蒋界石有过收回香港的想法，就连清政府也希望收回香港，而这一切努力皆告失败，印证了一句古话：弱国无外交！

1919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在巴黎和会上，中国代表曾经明确要求收回租借地，收回香港。但是当时列强在中国都有租借地，他们都不愿意放弃，轻易地予以否决了。

1941 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全面爆发。第二天，蓄谋已久的日军向香港发动了突袭。经过18天战斗，日军占领了香港。1941年12月28 日，日军耀武扬威地举行入城仪式，开始了日军对香港3年8个月的占领。美国政府为了牵制日本，需要中国这个亚洲最大的盟友偕同作战。在这种背景下，中国、英国和美国为共同反对日本侵略者成为同盟国。

随着盟国在战场上节节胜利，国民政府又迎来收复香港的良机。在日本投降以后，以美国为首的强国如何安排国际新秩序，香港究竟是由英国接管，还是由中国接管？1943年，蒋界石抵达开罗，与丘吉尔、罗斯福会晤。在开罗会议上，罗斯福支持中国收回香港主权，丘吉尔坚决反对。他坚持“香港是英国领土”，并宣称，英国战后“不打算放弃任何领土”。

日本投降前夕，杜鲁门指出，“凡在中华民国、台湾、越南北纬16度以北地区之日军，均应向蒋委员长投降”，这也包括香港，也就是说，根据杜鲁门的指令，香港日军应该向中国投降，中国就可以顺理成章收回香港。而蒋界石政府也已经在宝安以及九龙一带安排了军队，准备接受日军投降。可以说，蒋界石政府此时在收回香港的问题上，占尽天时地利人和之优势，为收复香港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契机。

然而，1945年8月15日，就在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的同时，英国政府命令停泊在菲律宾的英国太平洋舰队海军少将夏悫紧急赶到香港受降。随即，恢复了英国的殖民统治。

对于英国人“耍流氓”式的举动，蒋界石很是气愤。此时，国民党完全有能力通过武力收回香港，但蒋界石考虑到国内日益严重的复杂形势，他还得依赖美英的军事援助，也就暂时忍了下来。因此，蒋界石原本想顺理成章的接管香港，但却无奈的错失了这一良机。”

“新中国不是不承认一切不平等条约吗？为什么1949年咱解放军在解放华南的过程中，进抵粤港边界时没有长驱直入，而是停在了深圳河畔呢？就当时的情况而言，解放香港只要‘吹一次冲锋号’不就行了。”晚秋忍不住好奇地问。

“我觉得这并不是我们没有军事能力，更非外交上的软弱，而是中央作出的明智抉择。我们不能用狭隘的领土主权原则来看待香港问题，在全国解放以前决定暂不解放香港，有利于突破西方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封锁、禁运，推动国家经济建设。如果匆匆忙忙以军事手段收回香港，不但会引来一系列难题，而且关上了与西方经济往来的唯一窗口，对中国显然不利。”余责成根据他的理解，对晚秋解释说：“中央提出了保持香港地位，‘为我所用’的策略，不是软弱，不是妥协，而是一种积极主动的进攻和斗争。所以，在坚持香港主权属于中国的前提下，‘暂时维持现状’，对保持和扩展香港这个阵地有好处。”

穆晚秋茅塞顿开，高兴地说：“我明白了，香港是个自由港，联系的范围很广，是新中国与外部世界相联系的国际通道与窗口，内地要进行社会主义建设，香港可作为我们同国外经济联系的基地，对我们建设新中国是有用的港口。”

“我想，这正是我们不急于收回香港的目的所在。”余则成胸有成竹地点了点头，将烟头按在烟灰缸里。

“国民党为什么要在香港发动这场血腥的暴乱呢？”穆晚秋有些不解的问。

“这个问题要从几个方面来看。”余则成又燃起一支烟，若有所思的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之后，英国政府对香港的前途高度关注，因为香港为英国在远东地区带来了丰厚的经济利益，他们不得不时刻提防新中国的一举一动。为了保住自己的在华利益，英国人不顾美国的强烈反对，率先承认了新中国的国际地位，同时抛弃了他的老朋友蒋界石。这令蒋界石十分恼火，他决定给英国人一点颜色看看。这是其一。

英国虽然承认了新中国，不过私底下却仍然同台湾保持联系，并且双方存在着一定程度的默契。台湾在大陆的破坏活动，需不断派遣人员、携带武器途经香港潜入大陆。可是，迫于中共方面的压力，港英政府近来不断加大稽查力度，一经查获就扣留、关押、遣返台湾，令国民政府很不满意。这是其二。

第三就是，眼看着中共的势力在香港日益壮大，国民党在港一再受到排挤，再加上对当年英国人抢夺香港时旧怨，心里头一直憋着一口怨气。于是，便利用流离在港、饱受歧视的国民党残兵败卒和亲台湾的黑社会组织制造了这场暴乱。

国民党搞乱香港的计划，原本想一石二鸟，一来遏制中共势力，二来向港英的统治发出挑战，不成想却‘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但是，港英的手法是一软一硬，它不会彻底地粉碎台湾的势力，为的是用以遏制中共势力。港英容许国民党进行合法的活动，但是禁止台湾派遣武装特务，不让他们破坏香港的治安。

我想，国共在港经过这次的博弈之后，可能会由此进入到一个相对平静的阶段。根据目前的国际环境和香港特有的地理位置，香港可能会很快迎来全面发展的大好时机。从长远来看，你叔叔穆连成把他的公司搬到香港，也许是选对了地方。”

余责成的一番话，拂去了穆晚秋心里的疑惑。从穆晚秋钦佩的眼神里，看得出来她觉得余责成的见解很有道理，也使得这个男人在她心中变得更加完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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