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七章[ TOP ]

[更新时间] 2011-07-25 18:54:13 [字数] 5181

国民党刚撤退到台湾之初，蒋界石心中念念不忘的就是反攻大陆，他曾经把既是老对手也是老朋友的冈村宁次请来台湾，请教如何与中共作战。冈村当过侵华日军统帅，统领过二百多万日本军队，他堪称是近代史上统帅过最多军队的将领。

可是，冈村很明确地劝告蒋界石，以日本军队过去在中国战场与中共作战的经验来看，中共在大陆站稳脚跟以后，光是依靠在台湾这几十万军队，以常规作战的方式反攻，已不可能。使用游击战骚扰大陆沿海地区，也不会有多少战术上的成果。

蒋界石是从中国历史发展的格局，看待他反攻大陆的行动，而不是仅仅局限于军事眼光。在战略和战术上蒋界石认同冈村的意见，但与大陆斗法他却有着自己的盘算。他告诉蒋经国，游击骚扰大陆的反攻行动，固然短期之内不会有军事上的斩获，但是，只要有特务人员不断踏上大陆的土地，大陆人民就会发现，原来蒋界石领导的国民政府还在，这对中共的统治会产生严重的威胁。蒋界石提出对中共斗争应采取“七分政治，三分军事”的策略与蒋经国不谋而合。他坚定的相信“最坚固的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一旦大陆内部产生变化，就是国民党反攻的最佳时机。

在这一思想理论的指导下，自1963年5月起，蒋经国和特情室主任徐人隽，负责空投、偷渡的特种作战部队副司令曾小民，以及海军两栖部队情报处长、水上爆破分队队长等人，先后到马祖、东引指挥和布置向大陆沿海地区偷渡、渗透活动。6月，台湾成立了“联合空降特遣队”，组织小股武装特务空投入区骚扰。

为了给小股武装特务“开辟海上通道”，1963年6月开始筹建“海上袭击队”，又称“海狼队”。这种袭击队使用目标小、速度快、机动性好、火力强的塑科胶舟，俗称“海狼”艇，采取以多打少的狼群战术，专门对付人民海军护卫艇。在“海上袭击队”成立大会上，国民党情报局局长叶相之扬言：“海狼队要到处打，打得敌军炮艇和武袭机帆船不敢在夜间活动。在海上打出一条道路来，为渗透部队和登陆部队创造条件”。其具体任务一是偷袭人民海军锚泊的艇船；二是在航道上伏击航行的护卫艇、武装机帆船和其他船只；三是抓靠渔艇，搜集情报和进行“心战”活动；四是直接掩护小股武装特务偷登，担负梅上警戒。

为扩大这种袭扰活动，国民党情报局成立了专门训练“两栖突击”人员的“神斧大队”。4月至7月，掀起了“两栖突击”的袭扰高潮。这一年对大陆进行小股袭扰54股次，其中“两栖突击’25股次，占总数的46。3％。

这样，国民党小股武装特务的袭扰活动北从山东半岛，南到海南岛，由“武装渗透”发展到“两栖突击”又发展到“海上袭击”，袭击对象也由岸上目标扩大到海上舰船。

从 1963年下半年起，打击国民党小股武装特务的袭扰活动成为中国沿海地区军民的共同任务。在海上消灭小股武袭特务成为人民海军当时作战活动的一种特殊形式。在此后一年多的时间里，国民党在福建沿海共进行了30余次袭扰活动，均被我舰艇部队歼灭在海上。人民海军取得了反敌袭扰作战的彻底胜利。从此，“海狼队”便一蹶不振，海上不见了“狼迹”。国民党苦心经营的小股武装特务袭扰活动也渐渐销声匿迹了。

1962年至1965年间，中国国家安全部门共获得重大派遣特务线索476起，情报资料包括各种派遣、行动计划625份，其中有“中美联合中心”制订的了解我东北地区、广西地区（包括空降基地）等各项情报的《十字军计划》，阴谋在宁波、温州、金华、福州、厦门、南昌建立永久性情报据点的《预警计划》，以及进行行动破坏的《飞鹏计划》和刺探原子弹秘密的“神斧行动”等等五花八门的各种计划。

新华社于1963年6月29日、1963年11月4日、1964年6月29日、1965年2月1 日，先后4次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公报》，揭露美蒋特务的阴谋。这些及时准确的情报信息极大鼓舞广大军民的斗志，增强了战胜敌人的信心。反之，美蒋特务机关对大陆的破坏、袭扰活动屡战屡败，对台湾当局无疑是个沉重打击。

1965年初，蒋经国怨天尤人，斥责部属无能，革除了特情室主任徐人隽的职务，对情报局局长叶相之给予行政记大过处分。

1965年5月，余则成出任国防部特情室主任。7月初，余则成综合从大陆和香港窃取回来的各种信息，果断的提出旅居美国的李宗仁可能有异动，并把这一情况及时地通报给了情报局长叶相之。

李宗仁，字德邻，国民党桂系首领。1949年1月逼蔣下台后，成为国民政府代总统。李宗仁曾力图与中共议和，条件是：人民解放军不得渡过长江。这一天方夜谭似的幼稚想法受到中共方面的严正批驳，最终谈判以中共百万大军渡过长江，而宣告结束。

1949 年12月5日，李宗仁由香港飞往美国，长住于美国的新泽西州盎格鲁林镇。1950年朝鲜爆发战争后，美国基本上把中国的因素忽略不计，一方面认为中国不可能介入，另一方面也认为就算介入也没什么影响。当时大多数的美国人认为，只会“开饭馆”、“制造鸟笼”的中国人一看到美国兵就会望风而逃，不成想在开头的 “清川江”一役中被闷头一棒，打的抱头鼠窜，最后直到停战协定签定也并没有捞到什么便宜。中国军队在与强大的联合国军的搏杀中，所取得的骄人战绩，让李宗仁为之一振。

中国是个有着古老文明的国家，当西方工业革命蓬勃发展的时候，由于清王朝的闭关自守，1840年后的中国成了无可争议的“东亚病夫”，被西方人所蔑视。1950年前的中国人在美国的地位比黑人还低，经过朝鲜战争，美国人重新认识了中国人。1952年以后，美国国内各个州才在法律上废除了歧视华人的规定。也就是从此时起，李宗仁开始关心国内形势的发展，他从报章杂志上看到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一日千里，蒸蒸日上，受到很大的鼓舞。 1964年10月，中国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这声巨响震撼了世界，也震撼了闲居在海外15年之久的李宗仁。1964年12月，他在美国《先驱论坛报》上发表了一封公开信，劝告美国政府不要再沿着错误的路线走下去，应该仿效法国戴高乐政府，迅速调整对华政策。令人没有想到的是，李宗仁的这封公开信引起一位十几年不曾谋面的“老朋友”的强烈反应。

十几年来，台湾的蒋界石曾经多次敦促李宗仁离美返台，但都为李宗仁婉拒。此次的“公开信”激怒了蒋界石，他立即命令情报局派“好心人”传言给李宗仁，若李继续攻击“中华民国”或有投奔中共之迹象，则台湾的越洋杀手随时可能会对他采取非常手段。

1965年7月10日，叶相之接到余则成的通报后，赶紧命令情报局纽约情报站，去核实李宗仁的情况。纽约站派人冒充香港一家小报记者，去采访李宗仁，邻居说这家的已经主人搬走了。

调查发现，1965年4月22日，李宗仁向纽华克城的移民局，申请去瑞士度假。纽华克城移民当局翻查了记录，发现这位“重要人士”在1963年的时候，曾经申请到意大利去旅游，并且是按时回到了美国。而且当时向美国联邦调查局作了报告，曾经对李宗仁进行过跟踪调查，结果没有发现问题。所以这一次移民当局就认为，这个老头上次去就是真是去旅游去了，而且准时就回来了，这次也应该没有问题了，所以就很顺利地就批准了他旅游的签证，而且这也没有再向联邦调查局报告。

实际上，李宗仁早于6月13日飞往了瑞士苏黎世。10天后，李宗仁的夫人郭德洁委托律师以低廉的价格，悄悄地卖掉了他们位于纽约郊区的房子后，也离开纽约飞抵瑞士与李宗仁会和。6月28日，早年曾担任过李宗仁政治秘书的程思远，受周恩莱委托从香港飞抵苏黎世，准备迎接李宗仁夫妇回国。

1965年7月12日，程思远接到北京的通知：有关李宗仁先生回国的事宜，包括地点、路线及有关安全技术性细节，均已安排妥当，你们务必在7月13日前离开苏黎世。沿途会有专人与你联系，你会从那里得到应有的协助。

就在这个时候，国民党政府驻联合国日内瓦的工作人员接到了“密电”，不惜任何代价设法阻止李宗仁归国。于是，两名国民党特工立即动身赶往苏黎世，查找李宗仁的行踪。“瑞士航空公司”出入境旅客的名单显示，李宗仁等人已于1965年7月13日下午2时，乘座瑞士航空公司一架道格拉斯式客机离开了苏黎世，飞机途经日内瓦、雅典、贝鲁特、卡拉奇，最后抵达香港。这样一来，一切都清楚了。

在得知李宗仁可能作出回归大陆的举动之后，蒋界石立即指示蒋经国除掉必须李宗仁，绝不能让他回到大陆去。蒋经国命令国防部情报局的叶相之负责暗杀李宗仁的行动。叶奉命后立刻作出了暗杀李宗仁的布置。为了做到万无一失，叶相之组建了5个“海外特别行动小组”谋划在飞机途经的日内瓦、雅典、贝鲁特、卡拉奇和香港一路追杀李宗仁，只要李宗仁离开机舱，就采取行动。

台北，阳明山别墅，蒋界石得知由叶相之负责暗杀李宗仁之事后，即刻召见了他。蒋界石对叶相之说：“不是已经弄清他（李宗仁）所乘飞机之时间和航线了吗，要尽一切可能在途中狙击解决；不行则在飞机上做文章，甚至使用极端的手段也在所不惜！总之，这次行动是关系党国安危的大事，要绝对完成使命。”

蒋界石为何非要将李宗仁置之死地而后快呢？其实，这里面除了众所周知的政治方面的原因外，还隐含着极深的个人恩怨。1949年初，平津、淮海战役相继结束，国共力量对比骤然改观，国民党内部的派糸茅盾开始公开化，李宗仁、白崇禧暗中搞“五省联盟”南京逼宫，蒋界石被迫下野。蒋界石从政20多年来，为摆脱政治上的困境，在此之前曾两度下野，每次都跟这位身为桂系首领的李宗仁脱不了干系。这一次，他心里明白，自己可能再也不能回来了！蒋界石离开南京时，他的飞机在中山陵的上空低飞绕陵了三圈，才依依不舍地向杭州方向飞去。据说，当时蒋界石哭了！

1965年7月13日，在周恩莱的多方争取下，李宗仁夫妇和程思远终于在苏黎世登上了归国的路途。一路上他们都沉浸在幸福之中，并不知道迎接他们的竟然是一段危机四莱的旅程。

李宗仁一行从苏黎世起飞不到半个小时，一道道杀气腾腾的密令便从台北发向了情报局海外情报站，一张暗杀的魔网跨越大洋悄然展开了。首先，负责在日内瓦机场执行刺杀行动的台湾特工，抢在李宗仁的座机到达之前最早部署完毕，与此同时，在雅典、贝鲁特、卡拉奇和香港的国际机场内，叶相之的另外4个“海外特别行动小组”均已到位，只要李宗仁一露面，即可就地将其解决。

李宗仁夫妇在苏黎世登上飞机时，一个前来送行的人告诉他们，在飞机上他们会受到很好的保护，但千万不要走出机舱，“该下飞机时候会有人来接你们的”。

遵照“送行人”的嘱咐，李宗仁夫妇和程思远三人在日内瓦、雅典和贝鲁特机场停留期间，都没有离开过机舱，尽管空中小姐几次热情地邀他们下机走走，但他们只是在诺大的机舱里来回散步，并没有离开机舱半步。

当飞机离开贝鲁特的时候，三人心情开始变得轻松起来，因为行程已经过半，一切顺利，整个归国计划就要实现了。然而，他们似乎高兴得太早了。叶相之已经坐不住了，他命令巴基斯坦的特别行动小组一定要在卡拉奇截住李宗仁先生夫妇，甚至不惜采取极端的手段，哪怕再搞一次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也在所不惜！所以，实际上卡拉奇就变成了航程中最危险的一关。如不及时采取措施，经过周密筹划的李宗仁归国计划将全盘皆输，后果就不堪设想。

1965年7月13日零时4时30分，经过12小时的飞行，李宗仁乘坐的道格拉斯客机在黑暗中降落在卡拉奇机场。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通过与国内的联系，早已获知了国民党的行动情况，为了避开台湾特工的刺杀，大使馆通过外交手段把的汽车直接停在了飞机跑到边上，把李宗仁三人安全的接到了大使馆内，等待指示随时准备护送李宗仁一行安全回国。

巴基斯坦政府应中国的要求从欧洲紧急调回一架波音720客机，并将机组人员配备权完全交给中方，事实上这架飞机就成了一架护送李宗仁归国的专机。

为了防止“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的重演，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根据周恩莱的指示，将这架波音720客机在库房里停了三天三夜，并派专人看守的，不准任何人接近。

7 月17日零时10分，两辆黑色林肯轿车悄然驶出中国大使馆，消失在夜色之中。突然，隐藏在黑暗中的两辆轿车快速追踪了上去。紧接着，又有两辆林肯轿车驶出大使馆，箭一般地驶向了卡拉奇机场。零时30分，林肯轿车驶进卡拉奇机场，直接开到了那架波音720专机的舷梯旁，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丁国钰陪同李宗仁一行登上波音720客机，瞬时便驶离跑道升上了天空。7月18日上午8时，在周恩莱的周密筹划下，李宗仁乘坐的飞机安全降落在了广州白云机场。

1965年7月21日上午11时，李宗仁先生在历经沧桑后，终于从美国辗转欧洲，回到了祖国怀抱。他在首都机场受到了周恩莱总理、陈義副总理及他在北京的老朋友和社会各界人士的热烈欢迎。

蒋界石得悉李宗仁回到北京后，十分震怒，当天就把叶相之叫去狠狠地骂了一顿，说：“娘希匹！我们革命是为了什么，对于这样一个叛党叛国的人，竟然任由他去投靠了中共，你们是干什么吃的！”

李宗仁的回归，对台湾当局无疑是个沉重打击，国防部情报局长叶相之难辞其咎，因领导不力被蒋经国革了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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