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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哲学论》作者：杜一平【完结】 >
战争哲学论.txt
由经济条件决定的交通好坏，对兵员的动员率和军队的战斗力产生较大影响。交通条件越好，可能征集的兵员数量就越多，否则即使征集了较多兵员也会由于交通不便而不能及时输送到前线，或者在输送途中造成非战斗减员。
从全局上说，领土愈辽阔，人口愈众多，物产愈丰富，生产布局愈合理，交通愈发达，其战争潜力就愈雄厚，对夺取战争的胜利就愈有利。当然，人口过多会影响经济发展，领土辽阔给组织防御增加困难，发达交通也可能给敌人的进攻创造良好条件。物产中缺粮和某些关键战略物资，而其它方面再过剩亦于夺取战争胜利无补。
４．经济因素对作战形式、战略技术及战略目标有很大影响
经济制裁为战争的一种工具，经济战是不流血的战争。
随着社会生产方式的进步所引起的军队成分和武器装备的演变，进而决定了部队的编制、体制和作战方式发生新的变化。如新的军、兵种和专业部队不断涌现，新的军事理论和战略战术应运而生，等等。另外，经济状况还可通过作战人员的成分和思想政治素质对军队的组织方式、作战形式等产生巨大影响。正由于战争对经济有很大的依赖性，打击和夺取经济目标对战争的胜负有重大的意义。
当然，经济对战争的决定性影响，并不是自动起作用的，而需要通过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和一定的经济组织去实现经济潜力向军事实力的转化。
（三）战争对经济的巨大反作用经济是一切社会活动的基础，经济对战争具有决定的、基础的作用。战争又会反过来对经济产生巨大作用，不同性质的战争，它对社会经济所起作用不同，在一定条件下还表现其为主要作用。
１．战争对经济的反作用，主要通过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实现
战争是作为上层建筑核心的政治的继续，是关系到国家、民族生死存亡的大事，是对每个国家及民族全部经济力量和组织力量的考验。战争所起作用往往鲜明、迅速地体现了上层建筑在一定条件下对经济基础的决定作用。革命战争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是实现生产方式变革的巨大杠杆。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不可能在资本主义社会内部自发地产生，而必须依靠无产阶级领导暴力革命夺取国家政权后自觉地建立。而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建立以后，也存在用正义战争保卫新的生产关系的问题。当然，这种决定性的反作用不是本原意义的决定作用，它仍然是在经济起决定作用的基础上产生的。
一个国家的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是有密切联系的。国防建设保卫经济建设成果，军事从根本上说是为经济服务的，国防的建设必须服从于整个国家的经济建设。但经济的发展又必须考虑到军事的需要。战时经济政策要求一切满足前线，迅速使国家经济纳入战时经济轨道，从而导致整个国民经济结构发生变化，军用和民用生产均受战争制约，服从战争需要。为满足战争需要，寻求新的战争手段，就必然要制造新的武器，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生产。例如：美国在第一、第二两次世界大战中，出现所谓经济奇迹，主要原因是战争促进生产，大发横财。
２．战争对一定社会经济关系的产生、发展和灭亡能够起到加速或缓延作用
“暴力本身就是一种经济力。”（《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２卷第２５６页）“革命的暴力行为，是把人类从阶级社会中永远解放出来的伟大的社会革命的曙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１８卷第６１页）反动的非正义战争，总是企图维护反动腐朽的生产关系，必然要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革命的正义战争，摧毁旧的上层建筑，促进新的生产关系的产生和发展。
战争能促进经济建设发展，但也对经济建设有巨大的阻碍和破坏作用。为满足战争需要的巨大消费能力可刺激和增强生产，为造出新武器，解决新问题，迫使人们投入更多的人力和物力。例如，控制论就是维纳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出于防空部队需要，深入研究而创立的。战争中的军费开支严重阻碍了经济建设和发展的速度。战争对经济建设造成极大破坏。三、
科学·技术·战争科学是反映自然、社会和思维等客观规律的知识和方法体系。技术是人类在认识和改造自然的反复实践中积累起来并在生产劳动中体现出来的经验和知识。虽然科学和技术在现实中往往难以分离，但它们乃属不同的文化。科学的任务探索新的规律，解决“是什么，为什么”的问题，更好地理解事物，目的是认识自然、社会和思维规律；成果表现为知识形态，增加人类的知识财富，其成果没有国界和产权问题。技术的任务利用已知规律设计有用的器具，解决“做什么，怎么做”的问题，更好地控制事物，目的是设计和制造用于生产、战争、生活等方面的工具和手段；成果表现为物质形态，增加人类的物质财富，其成果保密和存有专利问题。在社会活动中体现功能方面，科学具有认识的、文化的、教育的、哲学价值，它的经济价值带有根本的、长远的、间接的性质，技术追求实用性和直接的经济效益。科学与技术是战争运作的两个既相互独立又相互影响的轮子。“在马克思看来，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575 页）
战争不仅是职业军人及武装老百姓之间的争斗，而且为科学发明家之间的角逐。科学技术对战争的全面直接巨大影响所形成的催化效应为世人共识。
（一）科学技术构成战斗力的主导因素
战斗力是敌对双方的物质因素通过精神因素的相互作用。因为战争中相互作用的双方都是武装起来的、自觉活动的人，所以战斗力的表现要比物理学上力的表现复杂得多。战斗力因素是与战斗力密切相关的一个范畴，它指可以直接用于战争，但尚未进入战斗过程的各种潜在因素总和，其中有兵员和武器技术装备的数量及质量、军事理论水平、武装力量的编制和体制、指挥、保障、利用能力等。从构成战斗力因素的各方面看，除精神因素带有随机性外，其它各种因素都有确定的量和质。但是，这些因素并非单独起作用，而是通过各因素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来发挥作用。战斗力因素和战斗力相互转化中既统一又不统一。从“质”上讲，它们均属战争力量，战斗力因素是战斗力发挥的基础，战斗力是战斗力因素的实现。从“量”上说，在其他条件相同的前提下，战斗力因素与发挥出来的战斗力成正比。但是，战斗力因素和战斗力是两种不同形态的力量，前者未转化成后者之前，对敌无实际打击的作用，且自身很易被对方摧毁。战斗力有直接打击对方和保护己方的作用，是直接决定胜负的东西。从战斗力因素发挥出战斗力的“量”来看，同一“量”的战斗力因素，在战斗过程中由于受到各种条件影响，所产生出来的战斗力的“量”有很大差别。战斗力因素是决定战斗胜负的基础，但是战斗胜利的实现却要靠发挥出来的战斗力。
造成战斗力因素与战斗力不统一的原因是复杂多样的。第一，战斗力各要素组成的整体根源于战斗力因素所构成系统的有机性和组合效应。要素作为系统整体中的部分，只有在整体中方能体现它具有部分的意义。系统的整体效应表现为整体对于它的组成部分具有“非相加性”，还表现为系统整体的性质或功能具有构成该整体的各个部分自身所没有的新的性质或功能。战斗力各要素组成方式最佳与否，严重影响战斗力强弱；第二，战斗力系统是时间的函数，它取决于系统的要素之间、要素与系统之间、系统与环境之间的有机关联性即普遍联系。要素与要素之间的相互制约减少了作用各方的自由度，相互协同使作用各方形成各自没有的东西。要素与系统整体结构越合理，每个要素在系统中的作用发挥得越充分，由系统效应而产生的整体功能就越好。在战斗力系统运行过程中不可忽视环境因素对系统状态影响，要不失时机地进行调节控制使其状态符合目标状态要求。所以，单位时间里的战斗力发挥效率，严重影响战斗力的发挥态势，同理，对战斗力辅助因素（自然力等）利用的程度，也会左右战斗力的沉浮，如周瑜火攻曹军、关羽水淹魏军。另外，作战对手不同，作战任务的性质不同也会使战斗力因素与战斗力的比例出现差别。
科学技术作为一种知识形态，只是潜在的战斗力，当它一旦被运用于战争过程中，就会变成一种现实的战斗力，而战争能力的提高和性质改变最终会导致整个战争世界的变动和发展。科学技术战争化，使之构成推动战争变革最活跃、最革命因素。“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邓小平语）物质生产是科学技术发展的起点和基础，社会关系是它们发展的条件。科学技术不仅反映出人类社会日益深入地认识自然界和自然规律的能力，而且反映出应用这些认识去发展生产和改变社会关系的能力。它还可以通过各种途经渗透到战斗力诸要素中去，使得战斗力跃迁，科学技术的进步促进战争发育，而且战争经常是对科学技术的最新成就利用得最多和最快的一个领域。
第一，科学技术对战斗力具有全方位的影响。恩格斯曾经指出，经济和科学文化“同样是保证现代军队有必要数量的武器、弹药、粮食等，培养必要数量的有素养的军官，以及兵士本身智力发展所必需的条件。”（马克思恩格斯军事文集》第１卷第１８４页）他还系统地考证了历史上科学技术发展同武器装备演进之间的有机联系，以及同军队编制体制变化的因果关系。马克思也注意到，“随着新作战工具即射击火器的发明，军队的整个内部组织就必然改变了，各个人借以组成军队并能作为军队行动的那些关系就改变了，各个军队相互间的关系也发生了变化。”（同上书，第５３页）科学文化可以使其拥有者在军事上居于优势地位，无文化而愚蠢的军队是不能战胜敌人的。列宁认为在战争中“占上风的是拥有高度技术装备、组织性、纪律性和头等机器的人。”（《列宁全集》第２７卷第１７７页）斯大林在总结苏联卫国战争胜利的经验时也指出，要打败军队众多、装备精良、军官训练有素和供应良好的敌人，除了需要勇敢精神以外，“还必须有完全现代化的并且数量充足的装备，以及组织得很好的并且也是数量充足的供应。”（《斯大林军事文集》第３８７页）科学是按几何级数发展的，军事始终是构成生产力的独立要素，为科学技术的最新成就利用最多、最快和最早的领域，现代战争打的是科学技术仗。毛泽东说过：“为了建设现代化的国防，我们的陆军、空军和海军都必须有充分的机械化的装备和设备，这一切都不能离开复杂的专门的技术。今天我们迫切需要的就是要有大批能够掌握和驾驭技术的人，并使我们的技术能够得到不断的改善和进步。”（《毛泽东军事文选》内部本第３６１页）邓小平在论证“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时谈到，没有现代化的科学技术，就不可能建设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我们的国家安全就没有保障。一个民族的前途是在科研中心锻造的。“科学技术每天都在无情地把一切东西，甚至刚刚开始使用的东西当作已经无用的东西加以抛弃，它现在甚至在消除富有浪漫色彩的硝烟，从而赋予战斗以事先绝不能预见到的完全不同的性质和进程，而我们在作战的技术基础这样不断革命化的条件下将不得不愈来愈多地考虑这种无法估计的因素。”（《马克思恩格斯军事文集》第２卷第４８８页）科学技术改善了作战物质手段，提高了人的素质，直接决定着军事技术和武器装备的发展水平，一切最重要的科技成果不是直接转化为军事技术就是对军事技术的发展具有潜在的应用价值。它促进了军事理论的发展，改进了人与武器的结合形式，引起了作战方式的改变甚至变革。总之可以用这样一个公式来表述科学技术与战斗力的关系：战斗力＝（战斗力各要素的利用发挥率＋管理＋教育）×科学技术。
第二，科学技术对战斗力的全方位影响，尽管有时军事技术可能处于整个科技的最前锋，但也建立在整个科技发展基础之上，不能代替人的决定作用。战争最革命和最强大的因素与战争决定因素不是对立的。人是战争决定因素是指人与物的关系，人是战争主体，唯一具有自觉能动性因素。人本身是智能与体力的统一体。就人的智能（包括科技水平）与体力因素而言，前者处于愈来愈重要因素的地位，它们不是并列的，因而也不是矛盾的。战争不仅是力的抗衡，更是智的较量。如何有效地运用并释放出已有的战斗力去实现战争目的，显然决定于人。科学技术的作用在于有效地运用并释放出已有战斗力、实现战争目的，减少不必要的牺牲，加速战争进程，以最小的代价取得战争胜利。科学技术在战争发展中起着第一位变革作用，但科学技术还是要由人来掌握、运用，才能产生巨大的变革作用。科学技术除了物质价值外，还有精神价值，科学技术与我军的政治优势是辩证的统一。“武器是战争的重要因素，但不是决定的因素，决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战争的胜负，主要地决定于作战双方的军事、政治、经济、自然诸条件，这是没有问题的。然而不仅仅如此，还取决于作战双方主观指导的能力”（《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４３７页，第１６６页），先进的军事科学技术作为战斗力最活跃生成因素，对加强我军“硬件”建设起着导向功能，它与部队的“软件”开发构成互补有机联系，战斗力的大小不仅取决于其构成要素，而且取决于人的主观能动性、特别是指挥员的能动性。战斗力潜在因素只有通过人的主观能动性才能化为现实战斗力，主观能动性还是战斗力强弱转化的一个根本条件。在这里，决定因素和主导因素各得其所，不能偏废，协调发展以形成“硬”与“软”的辩证统一体。
第三，科学技术是重要的战争潜能。支撑现代战争要靠综合国力，而综合国力的强弱，很大程度取决于科学技术水平的高低。科学技术的进步及其作用过程，既是增强战争实力的过程，又是积蓄和储备战争潜能的过程。从这一意义上说，战争的支持能力已表现为科技的储备能量，因为只有科技储备雄厚，战斗力量的再造功能很强，才能经得起持久的打击，并有足够力量适时转入反攻。科学技术还具有威慑效应。新的世界大战没爆发，重要原因之一是核武器本身的毁灭力量捆住了霸权主义手脚。威慑与实战并重成为各国军队建设追求的目标。科学技术是战斗力的倍增器，只有占据科技制高点和前沿阵地，才能确保不战而胜。战争潜力与战斗力因素既相统一又不统一。其统一是二者相互影响，相互依存，并能由一种形态转化为另一种形态。战争潜力是军力的基础，战争潜力是与军力相联结而存在的，军力对战争潜力的影响还表现在它能够保护战争潜力。其不统一是战争潜力向军力的转化要受到国家动员力和时间的制约，战争潜力必须转化为军力以后才能用于战争。
科技通过影响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进而影响国家的军事战略，以及通过决定军事技术、武器装备的水平进而影响军事行动的方法，也可以随着科技的发展对军人的素质和训练要求不断提高而直接显示出来。
（二）科学技术是战争思维跃迁的生长点
“事物的辩证法创造观念的辩证法，而不是相反。”（《列宁全集》第３８卷第２１０页）过去的战争已经证明，现实的战争也已表明，未来的战争必将挑明，科学技术的发展必然引起作战方式的变革，国防发展思路的改进，进而必然导致指导战争的理论发生变化，自然而然也改变了人们准备和进行战争的一系列观念和认识。“技术——科学——思维”的连锁反应中，战争思维领地不可能是“世外桃源”。战争思维是人在战争条件下的思维机制及其规律，它具有超前性、灵敏性、创造性、可操作性等特点。因此，战争思维不仅直接受制于思想水平，而且也与科学技术进步相关。它虽然不象战略战术受科技进步的影响那样明显但科技进步作为影响战争异常活跃、不断发展变化的因素，必然会在推动军事理论发展同时促进战争思维向新的层次跃迁。
第一，科技使得战争硬件质变，但并非降低战争软件的作用和地位。高新尖兵力兵器的鏖战对指挥员的谋略智慧对抗的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谁能在智谋竞技中争先，谁就取得战争主动权。科学技术推动下的高技术战争没有改变战争的一般属性，同样存有“打不打”和“如何打”两大令政治家、军事家伤脑筋的难题，谁能在这上考出好成绩，谁就能有效驾驭战争。
“主不可以怒而兴师，将不可愠而致战”，属于战争谋略的慎战范畴的“打不打”问题，是敌对活力抗争和科技水平较量的第一着眼点，它要求从敌我友的综合实力出发，从区域乃至全球态势的整体格局上把握和审慎地预见战争果子及效应。“多算胜、少算不胜，而况子无算乎？”，属于战争谋略的善战范畴的“怎么打”问题，是高技术战争的第二着眼点，它要求源于传统作战模式高于传统作战模式，适情、适事、适势、适机地出奇兵求正合，在施谋定计上高敌一筹。
高技术使得战争谋略和决策思维的工具发生了质变。但老子的“先计而后战”的战争规律还灵。“指挥”是指定和运用谋略，指挥思想武器同谋略的思想武器具有同一性，即都为辩证思维，战争思维的要义在于创造。胜敌之着，以计为先。
第二，急速发展的科技变量，要求战争思维变通创新。寻求高技术战争思维是一创造过程，贵在创新，难在创新，成败还是在创新。这就要求人类在战斗力对抗的真理认识中，适应变化着的实际情况上下苦功，以古为鉴，运用而不套用经典战争思维，“运用”和“套用”的区别在于变通。
同一矛盾在事物发展过程的不同阶段各有其特殊性原理。高技术与战争思维溶为一体，互相促进，是战争主客体通过高技术武器中间客体的一个特殊表现。一方面，高技术武器装备是现代战争谋略的物质基础，高技术战争实践产生相应的战争思维；另一方面，战争思维指导高技术武器装备的研制和使用、高技术化的武器装备的作用发挥不会是自发的，还要加上人的自觉能动性。战争思维的创新与守旧，决定高技术武器装备的最佳效能充分发挥与否。尽管科技的飞跃发展促使机器的智能越来越近于人脑，但电子计算机永远不具备人的意识能动性，高技术战争实践检验这样一个真理：战争指导上的主观努力如“诡道”、“用诈”，可使胜利的可能性转化为现实性，但所需的还是创造性的战争思维。
第三，战争思维发展的曲线与科技发展的轨迹渐进。科技对战争思维的影响主要是通过战争实践间接发生。武器装备几千年无质的变化的冷兵器时代，虽然在战争思维大树上增添新叶，但陈陈相因为多，囿于一个水平上和框架内。重大进展的科技对战争产生巨大作用的热兵器时代，为人们提供了充分发挥创造性战争思维的有利条件，对未来战争超前认识、大胆预测、象海权论，空中制胜论均从军舰、飞机的新技术发明中主动设计未来战争。高技术兵器时代，一方面武器装备日益向高、新、尖、精发展。另一方面常备兵员向减少数量、提高质量的方向发展。传统的数量取胜由质量取胜代之。战争消耗不再按历史的线性关系发展。高技术成为抑制战争的催化剂。所有这些意味着战争思维中基本方向的转变。
人们在着眼用战争消灭战争的传统思维时，也有必要开拓在高技术条件下抑制战争的新思维，注重探讨战争规律和理论新形态的思维操作。高技术使战争弱化的方法增添了新手段，武器已从释放能量的量的变化转为释放能量的质的变化，战争与技术关系史上出现新质态，高技术不仅仅为战争服务，还拥有探测、开发、利用新资源领域能力，使战争获得地球利益的动因大大弱化。
战争消耗“突变”，使战争的破坏性从无限扩张转化有限控制。一切过程的常住性是相对的，但是一种过程转化为它种过程的变动性则是绝对的。高技术时代是用收剑的武器释放收剑的能量，走到了用发散的武器释放发散的能量反面。高技术为节省消耗提供条件，使现有的物质使用效益大增。核武器具有巨大能量，它的威力越是向无限发展，其使用范围和机会便越向有限收缩。高技术的武器装备几乎可按人们的意愿有选择地打击敌方目标，而不致使攻击范围和事态扩大。高技术战争相对传统技术条件下能量大面积释放的战争，无疑是实现政治目的更可靠、更有效的手段。高技术的日趋发展，推动着能量时代向技术时代迈进，使技术不仅有释放能量的作用，甚至有削弱能量、克制能量释放的功效。使武器运用于战争结果，能够迅速达成战争的政治目的、能够使战争局限在人们可以接受的程度。高技术常规有限战争可起到逐次释放国家与国家、集团与集团之间利益矛盾的“能量”的作用，从而有利于整个世界的稳定与和平。可以使战争发动者的理想与现实相接近，从而成为解决国家间不可调和的矛盾的工具。
（三）料学技术是战争演进的加速器
战争直到最后消亡之前不会停止自身的运动。战争的发展是随科学技术和思想的发展而发展。与战争有着不解之缘的科学处于胚胎之际，人们就开始把仅有的知识和经验用来为战争服务。
交战双方都是使用戈矛剑戟一类武器的古代战争，战术技术简而异少，其军事强弱主要取决于数量，科学技术在导致军事上质量优势的作用不起眼。冷兵器让位于机枪、火炮和机动舰船等武器装备，密集火力代替密集的人力使战斗能力数倍甚至数十倍递增，科学技术导致在军事上质量优势崭露头角，但这种“质差”没有根本冲击数量优势。高新技术带来的现代战争，向人们暗示，战场分散，越来越不依赖集中的后勤支援，更加强调部队的机动、独立生存能力，作战的目的是从心理上击溃而不是从生理上消灭作战目标包括破敌文化和动摇民心。具有智能化特点的兵器作战效能非传统兵器所能比拟，应用现代电子信息技术，联结成一个相互配合、运转自如的整体，其效能之高更是今非昔比。战斗力与科学技术不是一般的乘法关系，而是指数关系。未来战争的高新技术的密集使用为特征，越来越突出地表现为科学技术较量。这场新的武器革命，骤然间把兵器的档次拉开了，把军力的质量扩大了，交战双方武器装备的技术差，在战场上则表现为信息差、空间差、时间差和精度差，而这种整体质量上的差距，是很难用数量来弥补的。相反，高新技术武器装备的质量优势，却能有效地弥补数量不足。科学技术作为推动战争向前发展的有力杠杆，在战争史上所呈现的轨迹就是数量重于质量→数量与质量并重→质量重于数量。也就可以说，科学技术和先进思想决定的质量左右军队战斗力高下和对抗结局、能否实现军队自身价值。
高新技术兵器在战场显示的威力，更新人们对其的观念，开始刮目相看。透过渐变阶段的表面现象捕捉战争演变深层种种迹象和端倪，从科学技术的发展轨迹寻觅未来战争蛛丝蚂迹的必然走向，严肃地提出一系列发人深省的问题。例如，高技术条件下的局部战争是现实与未来的主要威胁，随着武器装备的更新，战争形态和作战样式正在悄悄地变革；未来战争中，“战争”与“非战争军事”之间的界限模糊，夺取战争胜利不仅仅是击败对方的军队，而主要是摧毁对方的综合实力；面向信息系统的战斗集体整体合力突出表现在灵活、精确和高速的作战体系对抗；作战样式主要有联合作战、机动作战和远战，制电磁权的争夺异常激烈；在信息主导型系统控制和指挥下的陆、海、空等一体化，隐身武器、精确制导武器、复杂作战平台、空间系统决非遥远，远距离发射导弹的互不见面的拼搏，逐渐取代近距离的面对面的格斗等等。这一切战争标本要求在军队改革上要由数量型转向质量型，使我们的认识向发展中的战争客体贴近，也要求我们必须大力提高军队科技“含量”，优化国防。必须充分注意到，科学技术在军事领域里的广泛应用，对增强战略防御武器和战术攻防兼备武器系统的“大脑”功能和“中枢神经”功能，将起根本性的促进作用，新武器与新战略战术结合可收到意想不到的军事效益。
科学技术的进步，正使战争手段走向完善，并在进一步加速这个进程。武器质量不断提高使其威力迅猛发展和飞跃，其威力越向无限发展，其使用范围和机会便越向有限收缩，介于矛盾着的战争手段与战争目的之间夹缝，存有一种令人难受的危机，在夹缝中生存，用选择代替冲动。用武力决一死战的两种意识形态在未来变化面前值得重新思索，战争抑制力、和平战也许更为符合利益。军人的最终使命不是战争，而是和平。
人是环境之子，现伏科技尤其是军事科技的迅猛发展，深刻地改变着军事机器结构，同时也在改变着军人自己。军队是知识和技术密集剑新性很强的领域。军事领域始终是对科学技术成就适用得最快的社会生活领域。军事抗争推动着军事技术的发展。深刻变革军队编组同时，注定要改变军人的能力，甚至改变军人大脑的物质组成和化学成份——如果有可能的话。军事技术和作战方式的变革总是不断地对军人素质提出新的要求。数学方法与电子计算机的结合，对军事科学发展带来的影响将是难以估量的，而且给军事理论的发展提供了可以“超越”战争实践的有利条件。军事科技下层结构超高速发展和变化，难以稳定的原则，冲击着位移较小的战争哲学思想，不能靠僵化意识和浅陋意识对多样化的前景用单一观念去描述，也不能靠寻求万古不变的定律去适应未来。新的军事理论不能再满足于对战争经验的总结，而要走在战争实践之前，有超越现有装备的眼力，创造瑕不掩瑜的战争思维外化形式的最高境界。一定条件下适用的战争基本规律，在新的战争到来之前就产生出科学预见。
科学技术的进步，一方面大大增加了未来战争的复杂性，即多元性、多变量、多样化将使未来战争变成光怪陆离和难以捉摸的魔术场，另一方面大大增加了人们的预见力和控制力，奔向未来的骏马是不会脱缰的，随着人类能动性的提高，人们不仅能够循着历史的轨迹去预测未来战争，而且可以根据发展的趋势，去设计未来战场。
科学技术几乎给了今天军事家这样一种方便，未来需要打什么样的仗，就可以产生出相应的手段。而战争机器又反过来成了发展科学技术的助推器，军事家通过对未来战争的设计，也为科学技术，特别是军事技术的发展提供了目标。溶为一体的军事与科学，使得人们可以自由设计未来战争。战争成了一种纯粹的技术竞争和理论挑战，成了一种真正的发展科学技术的动力和杠杆。科学技术的高度发展，大大扩散了人们的主观能动性，军事家似乎不再囿于现有装备的硬壳去思索制胜之道，而是根据自己的意志去要求科学家制造出满意的新兵器。“皓首穷一经”的研究方式难以适应剧变的战争指导艺术。战争将由人力、机械力的搏斗，发展到物理能、化学能乃至人造智能的搏斗，军事抗争实际上是科学技术的比赛。科学技术是各国在精兵之路上高技行驶的火车头。
同时，对战争与科技关系，我们要具体历史地分析，战争活动虽可促进科技，尤其军事科技为一般科技先导，但战争对科技发展也起消极作用，它通过破坏社会生产和文化建设进而影响或极大削弱科技。四、文化·意识·战争
（一）社会文化与战争的关系
“文化”源于拉丁文的cultura ，指由人为的耕耘、培养、操作、教育而发展出来的东西，相对于自然存在事物而言。这种价值观念流或行为规范丛是人类社会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通过社会传衍而来的“人工自然”要素，它标志一定社会区两个文明发展水平，各式各样形态的事物复合体所形成的社区的特定组织结构和生活方式。文化是人的意识发生的直接机制、人类追求和实现自由的手段，它一般蕴涵四个层次：反映文化整体水平的物质文化的器物层次，即人们因生产、生活和求知的需要向制造并使用的各种特定的工具、器具和物品；其文化整合中新的因素引起传统文化自身的根本性危机——“文化过敏”，连接意识和活动的中介为个性发展的主要因素，决定文化整体更迭，实现社会凝聚含即一切制度化的社会组织形式以及人和人的社会关系网络；自身内心认识综合软件的文化外化的精神智能层次，即宗教信仰、文学艺术、自然及社会的经验和理论；人的思想、情感、意志的综合表现，认识能力和认识结果的体现心理积淀的文化内化的价值规范层次，即处于文化深层的特质核心的难易变更的人们的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如道德、风俗、习惯等），其直观研究方法导致天才的猜测与舛误的交织，囫囵思辩流的混浊为求知而研究无实用目的。
任何一种成熟的文化都必然孕育出印有这种文化特殊胎记的战争，文化乃战争演进的调节器，战争指针摆动总与文化母体提供的时代区域条件息息相关。
１．战争是民族、国家间的社会文化冲突
不管是用自然性来解释战争，还是用社会性来说明战争，其战争理解分歧的根本原因在于是否把战争作为社会文化现象来考察或从文化角度来剖析战争本质。文化是人的战争意识发生的直接机制，战争活动形成的根本原因、具有意识的战争活动直接依赖于符号的创造和运用，文化是战争活动与战争意识的中介。
社会是文化利益凝聚成的，远比血缘关系结合至关重要。大多数情况下，人类集团并不是什么种族，而只是社会。社会与社会之间的对抗，无论是传统的，还是由种属关系所引起的，均非生物学意义上的对抗，而纯粹是文化上的对抗。人类社会发生战争的根源虽然纷繁复杂，但从内容到形式与动物之间的相互争斗有着质的区别。动物物种之间的争斗是一种本能的冲动，而人类战争则是受属于有意识人的控制，人能够制造武器并使用武器，还可以一定的组织形式进行战斗，而这动物是望尘莫及。只有把人类文化行为与动物的本能作用区分开来，才能揭示战争本质和找到消灭战争的可靠途径。如为获取更多奴隶和土地的侵略、掠夺与讨伐“异教徒”的十字军东征，两者虽然动机不一，但体现的是文化对抗。
战争可以说是文化冲突和对抗的最激烈形式。战争基于文化（尤其是政治经济文化）冲突基础上的暴力对抗，它与“战争是政治的继续”的命题一致，差别仅在于从文化角度分析战争的根源和本质，其涵盖性较之后者要大得多。唯其如此，它不仅有助于解释阶级社会中的战争现象，还有助于解释非阶级社会中的战争现象。
人类文化最危险的成果——战争，其消灭和控制，有赖于文化上的努力。也就是说，唯有物质文化极其丰富，制度文化极其完善，精神文化极其发达，思想文化高度发展才能消灭经济利益对立，满足人类充分需求，确立共产主义制度，从而筑起永久的和平屏障。
２．文化是战争演进的调节器
透过战争演进的历史事实，不难看到它的演进与文化的发展显示出某种内在联系。可以说，文化是战争演升的调节器。
第一，战争的性质与文化。蒙昧时代的战争起因比较简单，性质也不复杂，主要是氏族和部落之间为了争夺经济资源，如水源、草地等，以及婚姻的掠夺和血族的复仇而引起暴力冲突。当人类社会由蒙昧时代经野蛮时代进入文明时代，战争性质就复杂了，阶级、国家、民族和政治集团等不同的社会文化组织、阶级社会各个政治集团组织利益和关系的复杂化，导致产生了这些集团组织内部和外部的战争性质的复杂化。说穿了，战争是社会文明的不断进化所致。
第二，战争的工具与文化。战争工具从冷兵器经热兵器到热核兵器，每一步都离不开社会生产力特别是科学技术文化的进步，是社会文化在战争领域的具体体现。新的生产力是军事上每一种新的成就的前提。战争规模之所以能够不断发展，正是由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提供战争赖以进行的物质手段。“装备、编制、战术和战略，首先依赖于当时的生产水平……。”（《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３卷第２０６页）
第三，战争的破坏与文化。原始社会战争的破坏性主要体现在对人员（战俘）的残酷杀戮上，其主要原因也是当时物质文化不发达，社会生产力水平极其低下，人能劳动生产的东西，还没有超过维持劳动者生存的需要的数量，是为生计所迫。原始作战工具的简陋，作战性能低下，战争时一般是双方人员的直接的肉体搏斗因而战争不会象今天这样大规模的杀人毁物结果。进入文明社会，战争性质发生质的变化，以掠夺财富和阶级奴役为战争主要目的，战争中的被俘人员不再全部被杀掉，但是，战争所造成的破坏反而更重。越是文明时代战争，结果越不“文明”。例如，２０世纪以来战争死亡超过一亿人至于对人类用血汗和生命创造的文明成果破坏，更无法用金钱计算。同时，社会文化程度的提高，战争破坏构成也日趋复杂。
第四，战争的样式与文化。人类科学文化的发展及其在军事领域中的运用，必将导致新的作战武器的产生，而新的作战武器的出现又会引起军队结构和战略战术的变化。战争样式伴随着科学文化的发展而改变。有关这点已在本节第三个大问题中有叙述。
第五，战争的演进与文化。战争是一种动态的文化交流形式，（相对于驿寄梅花、鱼传尺素静态文化交流），而且在历史上产生过特殊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它为迁徒、贸易、传教、殖民、旅游、留学、图书往来、外交等或更为重要的世界文化交流的途径。一连串的战争促使华夏和夷、蛮、戎、狄各族及其文化大融合，终于使中国发展成为当时世界上第一流大国。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和发展，经历了十分漫长的艰难道路，它的主要完成形式，并不是人们津津乐道的“和亲”、“通婚”之类的友好手段，而主要是暴力尤其是战争征服。这种征服打破各民族的封闭状态，并把落后民族卷入先进生产力和文明体系，融合先进的和落后的文化发展模式，给行将衰落的先进民族注入新的生机。例如恩格斯说的处于野蛮时代高级阶段的日尔曼人对罗马帝国的征服、北魏孝文帝在战争胜利后所采取的汉化政策。
“战争使最文明的、文化最发达的国家陷于饥饿的境地。但是从另一方面来看，作为巨大的历史过程的战争又空前地加速了社会的发展。”（《列宁全集》第２６卷第３６５页）当我们研究战争积极效应时，主要是着眼于战争所带来的历史效果——确实在促进世界文化交流中起到了作用，但从战争动机来说，这种积极作用却并非战争发动者之目的，而是一种伴生作用，甚至是战争的“副作用”。例如，西方殖民主义者用炮舰打开中国的大门，把西方文化输入中国，目的绝不是要发展中国文化，而是为了奴役和压迫中国人民。战争是以“恶”的形式充当历史文化进步的推动作用，没有一次巨大的历史灾难不是以历史的进步为补偿的。
战争的双重作用即积极作用和消极作用，一方面刺激与军事相关的科学部门的发展，另一方面对社会具有一定的破坏作用。例如，出于战争迫害人才；重视军工、轻视其它，结果导致经济畸形发展。
（二）社会意识与战争的关系
社会意识是社会精神生活的一个重要方面，是民族、阶级、集团的思想理论和感情情绪的总和。其中社会心理和意识形态是最基本的内容。
１．社会心理对战争的影响
社会心理是人们生存和发展方式中感情、情绪、爱好、习惯、想法、激情、日常行为准则等因素的总和。它是群众在一般意识水平上对社会关系的认识，是意识形态和个体心理之间连接的环节。它的主要特点：第一，它主要通过感情表象和情感形式来反映人们的根本利益和要求，具有朴素的直观性；第二，它通过感情和情绪的交融，能使各种不同社会集团的人在某些方面和在某种程度上具有共同性；第三，它是群众日常实践、经验及相互交往过程中自然形成的一种意识，具有广泛的群众性，第四，它是过去某些传统、习惯在人们心理深层的积淀，具有长久的稳定性。
在战争中，战争双方都很重视社会心理对战争的影响，这是因为：社会心理既是战争过程和内容的组成部分，又是进行战争的一种手段。首先，人心的向背决定着战争的胜负。“凡兵之胜也，必待民之用也”，要“令民与上同意”。汤灭桀、武王伐纣就是利用了民心对战争胜负的重要影响；其次，精神力量的得失是决定胜负的主要原因。敌人的肉体可以被杀死，敌人的财产可以被摧毁，然而只有精神的被征服，才算是真正的失败。触发人类热情和感情的火山进发的神奇火种是民族气节。第三，士气对战争的命运有重大影响。军队一旦失利沮丧，失去勇气，就会很快溃败。要最大限度地激发人民和士兵的阶级感情、民族自尊心和爱国主义热情，唤起对敌强烈仇恨。要特别强调在战争中预先摧毁敌人的士气。把人民群众的阶级心理和民族心理直接转化为现实的战斗力。在因一战失败后使日尔曼民族地位受损的幌子下，德国人民民族心理被欺骗、利用，也就大大助长了德国法西斯的侵略气焰。
心理战作为战争手段，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都受到普遍重视。中国特色的古代心理战思想在世界心理战史上有着十分突出的位置。如“故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屈人之兵而非战也”，“凡伐国之道，攻心为上，务先服其心”，“心战为上，兵战为下”。
社会心理对战争影响的根本机制在于：人的感情是在需要的基础上产生的，它因需要的满足与否而具有肯定或否定的倾向，并且成为需要是否满足的一个指标。敌人强加的战争，必然带来人们需要的丧失，阶级和民族根本利益的破坏。因此，也就必然形成人们的责任感、羞耻感等特有的感情，并将其诉诸到战斗行动中去。另外，社会的阶级心理和民族心理也有可能被敌人所利用甚至同化，这务必引起高度重视。
２．战争对社会心理的影响
社会心理影响战争，反过来战争也影响社会心理。战争对社会心理的影响，主要通过两条基本渠道发生的。
（１）武器影响人们的心理
武器是一种杀伤力量，它能在消灭社会的物质财富和人的生命的同时，对那些幸存者造成心理精神上的巨大震荡，使他们的精神素质和战斗素质急剧发生变化。武器这种精神心理效应是以建立在人的心理基础上的危险性感情和情绪体验为根据的。本来，战争本身就隐藏着对人们生命的危险性，而武器的运用，尤其是高技术条件下的战争，大规模杀伤武器和常规武器性能长足提高，使得这种隐藏着的危险性立即变现实。保全性命的欲望是处于危险中的人的一种自然反映，当己的生命受到危险威胁时，会自然地产生为危险担忧的恐惧心理和压力，造成心理紧张，由于心理上受到极大的刺激和压抑，引起注意力分散、思维停滞，行动失去控制，妨碍人们对既定目标的实现。当然，如果人们认识到了自己牺牲的崇高价值，那么就能克制自己，甘冒最大的生命危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