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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未来发展能知多少前言
本书意在向德国读者提供一个关于今后几十年世界历史可能是怎样一种进程的概貌。中国读者对德国人和欧洲人如何看这个世界感兴趣，这使作者深感荣幸。
本书副标题是“明日世界的赢家与输家”。我对当今和明日世界的分析清楚地让人认识到，中国必然属于赢家；但只有读了全书之后才能明白这一点。自1975年以来，我访问过中国多次，通过对这个国家的了解和认识许多中国人，我成了中国的朋友；同时，我也以批判的眼光观察这个国家的发展。30年后的今天，我对这个国家所发生的根本性变化和取得的巨大进步留下了深刻的印象。20多年来，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每年增长8%，这样一个增长率在其他大国的国民经济中是难以想象的。中国的国〖HK〗民生产总值正在超过英国和法国，不需要十年也将超过德国。估计不到几十年内，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将位居世界第二，其进出口数字也将名列第二。
不久以前，某些美国人和欧洲人预期，中国将先是在消费品方面，然后在所有工业品方面，成为他们新的巨大市场。今天，世界已开始理解，中国将不仅以自己的消费品，而且也以自己的高技术产品，成为一个日益成长的竞争者。我预期，中国这种难以置信的繁荣仍将继续下去。当然，我不否认中国必须解决自己国内的巨大问题。首先是沿海省份的城市同内地包括农业中部和重工业东北地区在生活水平方面的巨大差距。而要在很大程度上拉平这种差异，将需要几十年时间，因为这需要对生产结构和社会进行深刻的改造。
在美国和英国，人们可以读到对中国的许多批评。有些批评可能是完全有道理的。但这些批评大多来自同一批人，他们在90年代初就曾出于利己的动机向俄罗斯提出过如何在一夜之间建立起市场经济的不适当的建议。这些人当时不了解俄罗斯，今天也不了解中国。去上海访问几次是不足以了解中国的。在我看来，中国已慢慢地建立起市场经济，同时逐步地放弃了过去指令性经济常用的政策工具。把这两个方面结合在一起，这种非常独特的做法迄今取得了惊人的成功。当然，中国的经济同其他国家的经济一样，也必须克服与景气伴生的以及结构性的危机，包括在能源和水资源的供应方面。在金融政策方面，我预期在今后30年内，人民币将同美元和欧元一起成为全球货币三角的组成部分。
中国大城市里的年轻人为西方的消费品所吸引。同时，在应对新时代的经济现象方面，旧的马克思主义或毛主义的意识形态已帮不了他们的忙。今天的年轻人年纪再大一些，就必须决定用什么样的价值观来教育自己的子女。我认为，他们采用能适应今天的生活环境和条件的那些儒家伦理原则，是可以设想的。如果西方的一些政治家和知识分子觉得自己在道义上有权在如何对待民主和人权问题上指责中国人，那么，大多是因为他们对中国在三千年历史
中国是有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文中所称三千年系欧洲人的理解，指在史籍中有明确纪年的历史。——译注进程中发展起来的文化缺乏认识和尊重。由于中国的市场经济将进一步发展，其政治文化也会进一步发展。谁只要大体上了解这个国家的历史，他就会明白，中国不需要任何监护。
中国和美国都需要吸取教训。我们的美国朋友应当理解，对中国进行任何方式的监护都是不现实的。我们的中国朋友应当知道，中国发展成为一个超级大国，还需要几十年时间。尽管如此，中国将是未来的一个赢家。
赫尔穆特·施密特2005年3月18日
第一部分：未来发展能知多少未来发展知多少（1）
一幅阴暗的图景“有史以来最血腥的世纪已成往事。西方并没有灭亡。相反，欧洲独裁政权已经走到了尽头。人的基本人权得以实现。要求民主的意愿正在扩展。五十年来欧盟在慢慢地成长。”这是四年前我在拙著《欧洲的自我捍卫》前言中说过的话。文末，我斗胆做过几个预测，其中之一涉及穆斯林世界：“与伊斯兰世界睦邻相处，将成为新世纪欧洲捍卫自我的条件之一。甚至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它决定是否会有和平。”这篇前言的落款日期是2000年9月1日。一年之后发生的可怕事件是否证实了我的看法？或者是我看错了？我是不是太乐观了？不论怎样，2001年9月11日的袭击和美国作出的反应，都给我的预测赋予了新的尺度。最近几年，没有任何别的事件曾经如此戏剧性地改变世界的面貌。一个迄今被大多数西方国家政府大大忽略的题目，突然成为世界时事变化的中心。如果有人设想把当今世界已经明显可见的趋势再往前推展到下一个时期，就不得不估计到会有一场文明的冲突出现。伊斯兰教和西方发生震撼世界的对撞，事实上已经是可以想象的事情。伊比利亚半岛的天主教复地运动和奥斯曼帝国兵败维也纳城下，使伊斯兰教向欧洲的进军中止了几个世纪。今天，有数百万穆斯林生活在欧洲。伊斯兰教覆盖了从俄罗斯经中亚直到印度尼西亚，从巴基斯坦经中东直到黑非洲的广大地区。目前全球总人口的五分之一是穆斯林。世界各国几乎有三分之一是穆斯林国家。其中只有少数国家，即几个产油小国是富裕的，大多数穆斯林生活在贫困之中。在以穆斯林居民为主的国家中，伊朗、埃及和土耳其享有一种历史形成的正统地位。而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大多数穆斯林国家仍然是欧洲殖民主义大国的殖民地或保护国；它们目前的国界都是这些大国强行划定的。许多情况下，不同的民族和部族、不同的语言和宗教信仰，被强行塞进一个殖民地。这样一种五花八门的拼凑体，宗主国只能用军事手段加以统治。就是在不得不给予这些殖民地和保护国以自主国家地位之后，这一点也没有改变。大规模的贫困，特别是那些迅速膨胀的百万人口大城市中存在的贫困，加重了治理的难度。成熟的政治结构和政治精英非常罕见，因此，大多数穆斯林国家也就缺少一种目标明确的经济政策和可靠的行政管理，相反，腐败却在滋生泛滥。就经济水平和社会状况而言，它们几乎全部是发展中国家。单单是这些国家的穷苦大众与穷奢极侈的上流社会之间存在的巨大差距，就已经为刑事犯罪、极端主义、暴乱、违法罪行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如果再有一些善于利用神授权力的宗教领袖或政治领袖出现，普遍的不满情绪就会迅速发展成相互使用暴力的升级。最近十年，从东帝汶到东非，从高加索到波斯尼亚，从中东经阿尔及利亚到西非，都有这样的例子。在一些以穆斯林居民为主的国家和地区，宗教领袖们试图建立一种严守《古兰经》和伊斯兰教法的正统秩序。在伊朗，这个过程可以看得很清楚。阿富汗的塔利班统治是一个令人厌恶的例子。在别的地方，则试图以暴力把某些地区从现有的国家结构中分割出来，建立主权国家，至少要取得广泛的自治，例如在车臣。在不少情况下，其结果就是发生流血冲突。在这个过程中，第三者进行隐蔽的、有时甚至是公开的干预和支持，这已经是家常便饭。技术的全球化大大方便了形形色色的干涉活动，并且使大规模的私人战争成为可能——“基地”组织表明了这一点。最近几十年，西方对伊斯兰世界冲突所进行的政治干涉和军事介入，绝大多数源于美国。其动机部分是出于理想主义的使命感，部分是由于担心本国的石油供应，部分也是出于对与美国有种种结盟关系的以色列的安全感到忧虑。自从2001年9月11日发生直接针对美国的滔天罪行之后，对自身安全的担心在美国的考虑中占据了主导地位。同时，由于美国感到自己是不受任何其他势力阻碍的惟一的超级大国，这种意识更使它的帝国主义动机凸显出来。伴随这种实力政策的，是利己主义和肆无忌惮。
90年代，为了防止穆斯林遭受即将发生的种族大屠杀，克林顿总统领导的美国政府对波斯尼亚和科索沃进行了干涉，但当时它并不清楚南斯拉夫这个多民族国家的内部形势。美国政府进行了军事干预，并得以迫使各方停火，却无法解决三种宗教和八个民族（此外还有至少四个少数民族）之间已延续数百年的冲突。南斯拉夫是一个单纯依靠军队和警察人为地维持在一起的国家。自从能干而冷酷的独裁者约瑟普·布罗兹·铁托1980年去世之后，崩溃已经可以预见。而美国曾设想要保持南斯拉夫国家的存在，却是一个天真的目标。现在最好的情况是长期保持这样一种状况，即西方至少在波斯尼亚、科索沃、马其顿建立和维持事实上或法律上的保护区。由于前南斯拉夫的穆斯林少数民族集中生活在上述地区，所以他们把西方监护者当作自己面对塞尔维亚人的保护者，而不是敌人。巴尔干的穆斯林是否会保持这种态度，首先取决于监护者今后的所作所为，但也取决于西方和世界穆斯林之间总的关系的发展。
美国对阿富汗和伊拉克的干预及其造成的心理和政治后果，则完全是另一回事。2700万人口的阿富汗和2300万人口的伊拉克，都是穆斯林国家。伊拉克人口约60％是什叶派，约20％是逊尼派。伊拉克人80％是阿拉伯人，约15％是库尔德人，此外还有几个较小的少数民族。逊尼派库尔德人至少有2000万，其中大部分——大约1300万人——生活在土耳其，另外足有500万人在伊朗，不到400万人在伊拉克。这样，伊拉克人就分成了三大主要部分：逊尼派阿拉伯人，什叶派阿拉伯人和逊尼派库尔德人。美国想在多元化的伊拉克建立民主制度，这种试验的结局难以预料。决不能排除伊拉克长期保持动乱策源地的可能。阿富汗也是这样。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奥斯曼帝国遭各战胜国瓜分时，伊拉克起初是英国的托管地，而后又在英国主导下成为目前的国家。战胜国当时虽然也曾承诺建立单独的库尔德国家，但并未信守诺言。相反，阿拉伯人却建立了沙特阿拉伯、叙利亚、约旦、各酋长国等自主国家。阿拉伯语言，特别是伊斯兰教，从一开始就使人们产生出一种强烈的共性意识。阿拉伯联盟和石油输出国组织有时也扮演重要的政治角色。石油输出国组织经济实力雄厚，成员几乎全部是穆斯林国家。
第一部分：未来发展能知多少未来发展知多少（2）
阿拉伯人的这种共性意识，尤其通过持续半个多世纪的以巴冲突以及围绕耶路撒冷圣地的争端而得以保持和加强。每当以巴流血冲突升级的时候，全球众多的穆斯林都会感到面临挑战，需要同巴勒斯坦同仇敌忾。有许多团体、组织、部族，也包括政府，同情巴勒斯坦人。由于美国早在几十年前就在近东冲突中公开站在以色列一边，阿拉伯人对美国持怀疑态度是必然的结果。华盛顿与开罗和利雅得政府的良好关系，丝毫不改变这种情况。
理论上美国有力量战胜乃至消灭敌视以色列的各个邻国，但它没有足够的力量占领和治理敌视以色列的全部邻国。因此，美国亲以战略的实际能耐远在这个门槛之下。假如美国原则上坚持迄今的路线，伊斯兰世界的普遍敌视态度还会增强。不过，即便抛开近东冲突这个因素，在一些重要的伊斯兰国家，从阿尔及利亚和尼日利亚北部直到伊朗、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伊斯兰极端主义也在日益赢得地盘。潜在冲突的地域越是扩展，美国就越需要乐于帮忙的盟国或卫星国，以便它成功地达到自己的目的。在巴尔干、阿富汗和伊拉克，美国自己的部队已经不敷使用。它不能不依赖盟军。
面对这样的世界政治形势，在这种形势进一步激化时，如果美国的欧洲盟国不再发挥具有斡旋和安抚作用的影响，反而——远远超出它们在北约中有明确地理界定的互助义务——站在美国一边进行军事介入，就可能导致伊斯兰世界和西方之间发生一场世界性的冲突。谁要是宣称这场冲突不可避免，谁就可能引发这场冲突。虽然这样一场“文明冲突”并非一定会引发一场世界大战，但它在肉体上、政治上可能会波及近20亿人，使他们的生活条件发生深刻变化。众多小规模的地方冲突和地区冲突，不仅会牺牲大量性命，而且会在世界范围内导致经济滑坡和国际恐怖主义发展。
我承认，这是一幅关于我们未来的相当悲观的图景。人们肯定也可以描绘出另外一种乐观的景象来反驳。但是看来还是以保持怀疑和谨慎为好。毕竟，目前世界上最强大国家的现任政府相信，2001年9月11日的大规模袭击使世界发生了对我们大家不利的变化，因而美国有责任进行“反恐战争”。美国根据它对世界变化的看法，也改变了自己的战略。而美国提出的新目标，确实会改变今后几十年的世界。
但同时，远远不受上述情况的影响，预计还会发生其他的深刻变化，特别是在亚洲、中东和非洲。就正在形成的世界新形势而言，它在中国眼里就和穆斯林世界的看法不同，而从欧洲的角度看，则又是一种样子。根据人们怀有的惧怕、期待和希望的不同，人们也就生活在不同的世界里——但是客观上却只存在一个惟一的世界。客观上，21世纪的世界与那个在一个世纪中发生过两次世界大战和东西方冷战的世界是不同的。但是，决定性的变化何在？那些确凿无疑的事实是什么？对于未来，我们能知道什么？什么东西是不确定的？我们能够做些什么？我们应该做些什么？
谁要想寻找答案，美国必然会成为他注意的中心。因为，在可以预见的未来，美国在军事、政治、技术和经济各个方面，仍将是惟一一个势力和影响遍及世界每个角落的国家。从人口说，美国的人口即将达到3亿，尚不及世界60亿总人口的二十分之一，而中国人口却占了五分之一，印度人口占了六分之一，伊斯兰国家和穆斯林的人口总数也占了五分之一。相对于这些数字，俄罗斯之外的欧洲国家的人口数目，分量就无足轻重了。
在世界近二百个国家中，有些国家，无论其大小如何，对世界政治和世界经济都具有重大影响，比如人口相对较少的世界大国俄罗斯或更小一些的日本，或者只有700万人口的以色列，就是如此。世界大家庭的这种影响，有一些在21世纪伊始就能预见得到，有些暂时还说不准。
第一部分：未来发展能知多少危及全球的因素
美国对世界秩序提出的要求会导致何种后果，暂时还难以确定，而一系列影响今后几十年的重要因素，却已经一清二楚。特别是以下四大因素将对今后的发展产生决定性影响：
1人口爆炸及其后果；
2技术和经济全球化的后果；
3国际金融市场的脆弱性；
4国际军火贸易的影响。
在进一步论述上述四方面的问题之前，我想先一般性地对全球化的赢家和输家谈几点看法。全球化是描绘一种旧状态的一个新概念。世界经济和世界市场一直是有的。新鲜之处在于，今天几乎每个国家都已参与其中，20年来中国也参与了，10年以来苏联的全部继承国及其原有统治范围内的所有国家都参与了。新鲜之处还在于，许多国家的国民经济与世界经济相互交织，其程度不断增强，而且越来越密切。而许多国家的舆论正在兴起哗众取宠的反对这种经济过程的抗拒态度，却只是貌似新鲜而已。因为，过去普鲁士地主、美国农场主或法国农民事实上也都曾经借助保护性关税、进口限制、外汇管制和设置其他壁垒对付过外国更廉价产品的竞争。许多工业行业也采取过类似措施，并且得到工会的多方支持。欧洲、美国以及各殖民帝国，代代相传，都形成过反对国际自由贸易的强大政治反对派。他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曾经取得最大的成功，在30年代世界经济大衰退的环境下，尤其如此。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自由贸易大踏步前进。对此，首先是那些深受美国意图和利益影响的组织——世界贸易组织WTO（及其前身关贸总协定GATT）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银行等，作出了有效的贡献。但冷战结束以后，美国却明显减弱了支持自由贸易的力度。当前，许多国家的国民经济处于落后状态，几十亿人生活在贫困之中。差不多所有富国自半个世纪以来所提供的发展援助，没有使情况发生任何本质的变化。因此人们担心，今后几十年世界仍然会停留在这种贫富极端不均的状态。如果西方政治家既在道义上指责发展中国家，同时又要说服它们为西方工业品和短期资本的进入开放边界，而自己却竭尽全力阻挠甚至阻止它们出口糖或大米以及农产品和其他产品，这真是一种耻辱。在这方面，美国、欧盟和日本是最大的利己主义者。它们鼓吹自由贸易，但几十年来却在违背自己那种娓娓动听的说教。它们同时也在违背自身的长远利益，因为，由于经济前途长期无望，许多发展中国家便加大移民压力，其矛头会指向美欧。
如果有人要问，在全球化不断推进的过程中，谁是明日世界的赢家，谁是输家，那么，基本上可以看到三类国家：第一，看来绝大多数高度发达的工业国及其居民将进一步提高自己的生活水准，他们属于赢家。大多数欧洲工业国目前承受的高失业率，如同其养老机制所经历的危机一样，都不是全球化的必然结果；相反，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是各国自己的、需要由其自身负责的经济和社会结构及其自身的政策。瑞典、荷兰或丹麦的例子说明，十分先进的工业和福利国家能够很好地解决这类问题。大多数工业国家迟早都会效法它们——当然之前需要先克服内部的巨大阻力和危机。
第二，有一类发展中国家会是赢家。这类国家的政府，一方面在经济上开明理智，另一方面——在这一点上必须说出真相——为了实现必要的经济措施，能够以权威方式行使内政权力。其最突出的例子包括波斯湾一些盛产石油的阿拉伯小酋长国，但首先是巨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对中国来说，由于迄今形成的与发达国家之间的经济差距，这个过程还需要好几十年。然而，日本19世纪中叶明治时期实施开放以后的例子和韩国、台湾、新加坡或香港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崛起都表明，发展中国家或地区只要有一个目标明确、经济政策合理实用、政治上严格有力的领导，就能够在短短几代人的时间内跻身于工业化国家的行列。
第三，目前的许多发展中国家，却会因为政府在经济方面和社会政策方面一事无成，而将继续落后下去。这种情况甚至会在那些民主制度和人权已经站住脚跟的地方出现，因为民主和基本自由权利都不是达到富裕的保证。欧洲历史上不乏这样的例证：只有当普及教育达到一定水平和直接的生存危机消除之后，民主宪法才能得以贯彻并持久地稳定下来。我认为，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状况会在今后几十年内得到普遍改善是不大可能的。
第二部分：美利坚帝国美帝国主义的根子（1）
2001年9月11日袭击犯下的滔天罪行，导致美国国内——以及远远超出美国的范围之外——作出了若干对世界具有长期影响的政治决定。美国民族完全习惯于战争，特别是习惯于胜利（比如在两次世界大战中），也习惯于失败（比如在朝鲜和越南）。然而，敌人竟然成功地攻击了美国最重要的两座城市，美国人在本国土地上死亡3000人。这种毁灭性的晴天霹雳是破天荒头一遭，其直接的后果是美国感到了深刻的震惊。然而，政府只用了短短几天即以巨大的精力克服了几乎席卷全国的瘫痪状态。它宣布进行“反恐战争”，并且掌握了公众舆论的导向。三年以后的今天，仍然无法完全看清楚这个决定的后果。当然，有一些对内、对外影响已经很快地显现出来，其中包括国会也认同的这样一种信念：因为需要用军事手段进行和赢得这场“反恐战争”，所以必须为这场战争增加军事装备。
另外，这里也包含这样一种意图：不能让美国在这场战争中依赖其他国家。当北大西洋联盟和北约组织想要提供援助并且——在其50余年的历史上第一次——宣布为此履行联盟义务的时候，华盛顿让大家明白：我们不需要北约。后来，当布什政府准备对伊拉克开战的时候，情况也变得很清楚：我们也不需要联合国和安理会。我们要根据具体情况分别寻找盟友，谁在这场反恐战争中不支持我们，他就是反对我们。他们向其他国家的政府——以及公众舆论——明白无误地宣布单干的意图：我们已经下定决心单干，我们也有足够的力量单干。
那几个月，我在柏林、巴黎、莫斯科和北京发表公开讲话或者同政治家们会谈的时候，总是谋求人们理解美国那种神经质的反应：大家只要想一想，如果“基地”组织袭击的不是五角大楼和世贸中心，而是法兰克福银行区、埃菲尔铁塔、克里姆林宫或者北京故宫，那么在我们国家、法国、俄罗斯或中国不是也会歇斯底里大发作吗？我们各国政府不是也会号召竭尽全力进行抵抗吗？
事实上，“基地”组织的袭击起初在许多国家的人民中，特别是在欧洲各国人民中激起了一股赞同、同情和声援美国的浪潮。美国政府却几乎未予理会。无论如何，它并没有利用欧洲准备与美国同仇敌忾的意愿，相反，却反复进行战争威胁、自顾自地准备打仗并且干出了形形色色自负傲慢的行径，从而在2002年一年中，令人惋惜地使欧洲各国公众的看法普遍出现大逆转。取代对美国声援的是对美国政策的批评和厌恶。这也包括那些其政府最终宣布支持第二次伊拉克战争的国家，比如英国、意大利、波兰以及西班牙。
2002年以来，反美主义之强烈为欧洲多年以来所仅见。可惜许多美国人直到现在也不明白，正是他们自己的政府造成了欧洲舆论的大变化。而由于美国宗教和准宗教原教旨主义（这种原教旨主义甚至可能危及美国自然科学和医学的研究自由）的种种宣示，后来更由于在伊拉克所使用的违反国际法的审讯方法以及在古巴的美国关塔那摩军事基地同样违反国际法对俘虏的单独囚禁，这种反美主义变得更加强烈。看来，布什政府似乎坚信，它一般是不受国际法约束的，在美国国界之外也是不受美国宪法制约的。尽管如此，人们还是可以把一线希望寄托在美国自由报刊重新苏醒的批判意识上，最后寄托在美国最高法院的独立性上。
人们常常忽略，2001年9月11日以后公开表现出来的美国单边主义，其实在此之前已经有一段漫长的历史，它的发展已有多年历史。在冷战时期，美国扮演领导角色对西方来说是极其自然的；这种角色源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国家之间形成的力量对比。战后头20年，美国在政治、军事、财政领域超乎常规地提供援助并实施领导，使得美国的霸主地位直到60年代中期都被认为是完全适当的——戴高乐总统是惟一一个重要的例外。战败国日本和西德对于美国接纳它们加入西方联盟体系并从而使之受到保护，更是感激不尽。
从杜鲁门经艾森豪威尔到肯尼迪，美国政府从不过分地利用其领导地位。肯尼迪甚至讲过支撑大西洋联盟的有两大支柱，从而赋予欧洲支柱与美国支柱同等的地位。而今，40年以后，几乎没有哪一位美国政治家会再使用这样的描述。因为，苏联解体之后，世界政治力量发生了大大有利于美国的变化。早在克林顿时代，有些美国政治家就已经不再掩饰他们的超级大国意识了。
中间有一个时期，特别是福特、卡特、里根和老布什当政期间，美国起初总体上还是遵守由它自己创立和批准的条约和规则的，这首先是指遵守《联合国宪章》。间或有个别例外，也没有特别的分量。老布什政府任内，苏联崩溃了。之前不久，布什还同戈尔巴乔夫促成了战后两个德意志国家的统一——他们大度地把1919年凡尔赛会议的程序颠倒了过来。这一次，不再是战胜国关起门来谈定和约，然后迫使德国人签字；这一次，是两个德意志国家先谈成条约，然后由美、苏、法、英四个战胜国予以认可（2加4条约）。事后来看，有关各方的这个光辉成就可以被看作是漫长的美国多边主义时代的结束。
虽然1999年曾堂而皇之地宣布，经各成员国谈判，一个“新北约”诞生了，但是半个世纪前这个军事同盟因之而建立的那个敌人却已经不存在了。1999年的情况明显地表明，美国已经把继续维持联盟的存在，特别是把北约庞大的军事机器，看作是控制欧洲的理想工具。在此之前，华盛顿早就敦促欧洲对巴尔干进行“人道主义干预”了；其间美国还轰炸了贝尔格莱德城区和几座多瑙河大桥，两者都是违反《联合国宪章》的。根本没有要求联合国安理会作个决议批准这种攻击，当然这种决议也不会通过。类似性质的违反宪章的行为早些年已经发生过。里根当政时，加勒比小岛格林纳达挨过轰炸，克林顿当政时挨炸的是苏丹。由于这些事情没有引起世界舆论多大轰动，美国的盟国也就没有多表示反对，容忍了这些违反《联合国宪章》的做法。
第二部分：美利坚帝国美帝国主义的根子（2）
自从克林顿政府上台，特别是小布什政府当政之后，美国单干记录的单子越来越长。这张单子包括：参议院长年拒绝履行美国向联合国交会费的义务；美国不遵守核不扩散条约精神；不批准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宣布废除1972年与苏联签订的反弹道导弹条约;提出美国国家导弹防御体系计划；（与土耳其一起）拒绝参加禁止陆上地雷条约；拒绝批准关于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的京都议定书；中断关于加强生物武器议定书效力的谈判；拒不批准关于国际刑事法庭的罗马公约；违反世贸组织规定征收钢材进口保护关税；违反日内瓦公约，将战俘（及其他在押人员）押往关塔那摩并予以单独囚禁。
肯定，其他国家也有违反《联合国宪章》和业已签订的条约的情况，也有别的国家曾经拒绝批准已经谈好的条约或废除条约——这两种情况都是允许的。但在当代世界，民族利己主义行为竟然能列出如此长的一张单子，却是颇不寻常的。这个单子表明：不只是克林顿和小布什总统，而且还有参、众两院的议员们，都在自负心理驱使下，确信他们的国家是凌驾于世界所有其他国家之上的，因而也就没有必要接受约束。
导致这种自我评价的原因很清楚。与周游四海、熟知世界的政治家相比，一个对美国之外的世界几乎一无所知的国会议员极有可能更易于陷入这样的看法。这也适用于总统候选人和总统。他们在当选前很少接触对外事务。如果他们直到昨天还在美国50个州中的某一个州担任州长，那么，内政和管理就是他们承担的任务；而直到昨天，竞选和为竞选筹款就是他们个人最重要的政治经验。通常，只有选进白宫以后，他们才开始认真处理外交和战略问题。这时，良好的政治本能和健全的理智绝对可以大有裨益。但是，他们要依靠具备外交和战略经验的人建言，还需要依赖他们的部长、官方和私人顾问、工作班子——以及他们的讲演撰稿人。正是这些帮手建议他们宣布什么“和平红利”、“世界新秩序”或者“邪恶轴心”。
在美国，特别是在华盛顿，在所谓的智库里有许多外交专家；在某些大学、从事国际活动的银行、企业和律师事务所里也有。他们当中一部分人早年曾担任过驻某国首都的大使或国务院、财政部的副司长。美国拥有一支由大批具备专业资质的人士组成的基干队伍。他们愿意、部分人甚至渴望担任几年公职。大多数人觉得，通过选举在议会谋得一席地位不够划算或过于辛苦，或者认为自己并不适合此道。而他们当中有些人却拥有关于美国历史和对外关系的渊博知识，令许多众议员、参议员，也令许多欧洲人羡慕不已。
不过，大多数美国政治家对欧洲的了解却逊于反过来欧洲人对美国的了解。这并不奇怪，因为与北美相比，旧大陆远远丰富多彩得多。三个北美大国面对的是欧洲三十多个中小国家和微型国家。它们几乎都有自己的语言、自己的文化特性、自己的民族历史和自己的国家特性。即便欧洲人自己，要想对本大洲了如指掌也是困难的。一个葡萄牙人对芬兰能知道些什么？一个匈牙利人对爱尔兰又知道什么？而对于美国人，事情就更加困难多了。所以，不足为奇，美国政治家迷惑不解地提问，欧洲人为什么觉得联合起来是如此困难，并且把我们看成窝囊废，因为我们一直没有联合成功。
然而，欧洲议会的政治家们的知识和判断力是否总体上就比他们的美国同行强，却又是大可怀疑的。关于今天的日本，美国人大概比欧洲人知道得多一点，而对日本的历史，双方几乎没有人有什么了解。对中国的了解也一样。人们虽然知道一点毛泽东，而对于现代中国的第一位领袖孙中山，就只有专家熟悉了，至今依然强烈地影响后世的哲人和先师孔子，人们不过仅闻其名罢了。大西洋两岸对朝鲜历史都毫无所知，对菲律宾或印尼也毫无所知，对印度略有所知。对于中东各国人民的历史，人们毕竟还有一些支离破碎的知识，而对千余年的伊斯兰教发展史，美国和欧洲的政治家们却只有一些朦朦胧胧的了解。他们对当代伊斯兰恐怖主义的了解则要比对世界宗教伊斯兰教的了解超过百倍。对非洲各国和各国人民，美国政治家通常要比他们的欧洲同行了解的少，特别是比法国和英国的同行少。与此相反，美国一些政治家关于拉美的了解要比他们的大多数欧洲同行完整，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政治家除外。
第二部分：美利坚帝国美国的强项和弱点（1）
从表面看，美国的强大主要在于它遍布全球的军事力量。美国把全球划分成五个战略指挥区，一为北美，二为南美，三为欧洲、地中海和非洲，四为中东和中亚，五为整个太平洋地区，即东亚、南亚和印度洋。每个指挥区均由一名四星级将军领导。目前美国士兵分布在156个国家，63个国家有美国的基地和驻军。美国海、陆、空军的实力确实显得不可一世。然而，阿富汗或伊拉克——即使在美国打了胜仗以后——令人不安的局势表明，单靠导弹和远程武器不足以控制一个外国，为此需要更多的东西，包括要有许多士兵。这是美国顶级将领之所以谨慎行事的原因之一。他们与五角大楼里一些文职官员头目的黩武主义显然有区别。不过无论如何，美国是当今惟一拥有覆盖全球的军事力量的国家。
但这只是当今美国实力的一部分。另一个至少同等重要的因素，是这个民族世世代代不可抑制的活力。千百万移民来到了美国，他们来自爱尔兰、德国、英国、意大利、波兰、斯堪的纳维亚或俄罗斯，来自全欧洲、远东、加勒比地区或墨西哥。他们在本国的时候，无论出于经济原因还是政治原因，几乎都待不下去了，所以就走出去。他们的共同点是有勇气在一个新的、陌生的世界里开始新的生活。除了头脑和双手以外，谁也没有带更多的东西。但他们都有自信心，是乐观主义者，是生气勃勃的精英。这批精英繁衍生息，一代一代把他们的基因一直传到今天。
许多美国人那种令人惊讶的宗教虔诚和使命感也是世代相袭的，不是靠生儿育女，而是通过文化，通过家庭和学校的教育，通过社区和国家日常的实践。在千百万移民中，一开始就有许多人是由于宗教压迫而被迫背井离乡的，到美国以后仍坚持自己的信仰。另外一些人则因为移民后生活艰辛而更加笃信上帝。尽管日常生活已有很大程度的世俗化，尽管基督教会组织林林总总，比起大多数老的欧洲国家，美国人对基督教的信仰普遍地保存得多得多。在美元钞票上，至今仍可以看到一句格言：“我们相信上帝。”
我访问美国已有上百次了。即使是刚认识的人，无论是在纽约还是中西部，是在得克萨斯还是加利福尼亚，他们那种活力、开放、乐于助人和好客之情，一再给我留下深刻印象。我1950年第一次访美是去芝加哥。我利用一个空闲的周末去明尼苏达州的德卢斯拜访远亲。他们在艰苦的战后岁月曾给我的一个住在汉堡的老姑妈寄过“美国对欧捐赠联合会”（CARE）的包裹。我的任务就是亲自去道谢。这些美国亲戚我一个都不认识，只知道一位叔叔的名字。我抵达火车站时，受到一大家子人的热情欢迎。第二天，奥古斯特叔叔带我看了他的小铸铁厂，并向我提供一份工作，外加一座无人居住的空房子。他还劝我把妻子、女儿接来，因为他认为德国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日子不会太好过。当时我们决定不去移民，但我的美国亲戚们那份慷慨和热心令我永志不忘，那时二次大战结束才刚刚５年。直到今天我还觉得，这正是典型地代表了美国人的气质。
这种质朴、大方是美国人民的一个强项。另一个强项是美国人那种天真的、不言而喻的基本信念，认为他们的民主制度和基本权利具有道义上的优越性。美国人极少会怀疑自己的国家。他们认为，既然民主对美国是好事，那么它对中国人或者阿拉伯人，甚至对全世界人也都应该是好事。
对美国来说同样不言而喻的是，美国的民族语言成了惟一的世界语言。英语在19世纪是好几种世界通行的语言之一。到20世纪下半叶，英语作为国际沟通的工具已在很大程度上挤走了法语和西班牙语。当一个西班牙人来到日本或一个法国人来到中国时，他们会与他们的业务伙伴或科学界同人讲英语。华尔街的投资银行家、华盛顿的参议员、美国的软件工程师、美国的总统，他们都不需要掌握外语。这对于美国人十分有利，因为用母语来表达思想比起用好不容易才学会的外语来要方便得多。这一有利条件今后几十年将变得更加重要，将大大加强美国的优势。
在即将达到3亿之众的美国人中间，当然也有几百万人精通一门甚至几门外语，或者至少能听会说。但外语课不是美国大学和教育制度的强项。大多数国立大学和中学的质量也不过是欧洲学校的平均水平。但是，美国的名牌大学作为教学和研究机构则是世界一流的。谁要是在耶鲁、普林斯顿、芝加哥、麻省理工、哈佛、约翰霍普金斯、斯坦福或哥伦比亚大学取得了硕士学位，通常他不仅是专业学得好，而且也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具有广泛的知识。我认为更重要的是，美国的名牌大学具有令人羡慕的研究和开发能力。与欧洲相比，它们在最大程度上摆脱了国家官僚的束缚，因而成为美国强大的一个重要因素。
有些欧洲人常常嘲笑美国媒体向全世界传播的通俗文学水平低下。虽然在许多场合这种嘲笑看来不无道理，但如果认为通俗的娱乐工业或者摇滚乐、大众音乐就是美国文化的标志，那就大错特错了。美国社会中有一个知识公民阶层，他们对于素质的要求一点不亚于欧洲。欧、美科学家之间以及知识阶层内部的密切联系有朝一日会成为一座重要的桥梁。通过这座桥梁，欧洲的影响将对美国的全球政策产生作用。
从旧大陆来的移民，其宗教、道德和政治的根在欧洲，其开拓创业的先辈们和美国典籍文件的撰写人也都带着欧洲的印记。后来情况反过来了，美国文学开始产生巨大影响。从赫尔曼·梅尔维尔、马克·吐温、埃德加·爱伦·坡到一大批重要的长篇小说作家，如威廉·福克纳、海明威、索恩顿·魏尔德、田纳西·威廉斯等，伟大的美国文学成了欧洲文化的一部分。这种情况也适用于美国独有的三大音乐发明：圣歌（Spiritual）、爵士乐和音乐剧，欧洲欣然把它们接受了过来。
美国通俗文化的影响当然要大得多。美国产品的推广，无论是通过电影、电视或者因特网，总是与美国生活方式、美国观念和美国宣传的传播同步的。这样，美国娱乐工业称霸全球又成了美国强大的一个重要因素。美国总统的长篇政治讲话，其主要段落会通过卫星传送和锅形天线的接收，直接进入大阪、广州、汉堡、米兰、曼彻斯特、布宜诺斯艾利斯或墨西哥城的私人家庭。任何别的国家的政治家都不可能有如此大的全球影响。
第二部分：美利坚帝国美国的强项和弱点（2）
美国对外政策的一个强项在于其传统的团结。这种团结赋予美国总统一种只有在专制国家里才有的、高度的外交行动能力。一旦遭到外来威胁，几乎就只有一条原则，那就是：“团结在总统周围”（Rally behind the President）。这条原则之所以能得到绝大多数国会议员的切实遵守，要归功于盎格鲁撒克逊的选举法，它实际上造成了两党制，使分裂小党难以成立。国会山的参众议员们肯定很要面子，但无论民主党人或共和党人都知道，自己有义务遵守19世纪中叶南北战争以来的各项传统。总统在立法程序中必须依靠国会的足够多数。除此之外他自由得令人诧异，这一点在2001年“9·11”事件以后一再得到证明。尽管如此，最近几年美国体制内部还是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半个世纪前，我作为德国联邦议院的一名青年议员开始定期地访问美国，以了解美国的对外政策。那时我每次访问都用不了一周的时间，我只需在华盛顿和纽约待一两天，然后在新英格兰的某个名牌大学待一天就够了。我见到的是一批有外交经验的精英，他们同当时的德国人相比，有着高度一致的见解、价值观和目标。对苏联的冷战造就了在各项原则上的广泛共识。人们可以用当时流行的两个名词来说明这种共识，那就是：遏制和平衡。如今，那些曾经为美国外交定调的政治阶层已经风流云散。自70年代中期以来，美国的总统都来自南部各州。除老布什外，他们在就职以前没有一个人是了解外部世界的。参众议员们的情况也类似，其中有一位竟然公开吹嘘自己不需要旅行护照，因为他不去外国。
一百多年以来，美国一直是世界强国。但是，美国最近一代政治领导人对世界的知识明显地减少了，其结果是美国的世界政策变得摇摆不定，难以捉摸。虽然在东海岸新英格兰各州和纽约，人们相当了解世界；在中西部和芝加哥，人们仍然了解欧洲和关心旧世界；但在加利福尼亚——已成为人口最多的一个州——人们主要是面向东南亚；在第二大州得克萨斯，人们首先关注亚洲的富油国；而整个美国南部则是把目光瞄准墨西哥和加勒比地区。“基地”组织在纽约和华盛顿犯下的罪行，以及随后美国宣布的“反对恐怖主义的战争”，虽然引起了政治阶层的同仇敌忾，但这种也许是暂时的团结掩盖不了以下事实，那就是美国长期以来缺乏一项由政治阶层整体承担的外交总战略。
苏联瓦解以后，美国的实力意识有所增强，而与此同时，以往在对外政策上保持一致的美国领导精英却出现了涣散。因此美国对外政策可能出现摇摆，而其结果是遭到削弱。近十年以来，美国对外政策比过去更多地受到具有意识形态倾向的群体和智囊团的影响，目前突出的是那些被误导地称为新保守主义者的极端帝国主义分子。他们对于世界政治的实际情况和内在联系的了解和判断力很有限，远远比不上他们那种要肆无忌惮地运用美国军事优势的意图；他们目前对五角大楼的影响比对有外交经验的国务院的影响显然大得多。令人注意的是，艾森豪威尔总统早在半个世纪以前就提出过警告，要警惕他称之为军工联合体的强大。今天这个警告并不适用于居领导地位的军人，而是更适用于美国政府里面居领导地位的文职官员，特别是适用于五角大楼领导层里面的文职官员。小布什上台以来，美国对外政策明显的军事化正是源于这些人，而不是那些稳重、谨慎得多的将军们和参谋长们。如果这种影响继续保持下去，从长远看有可能削弱美国对西方世界的领导能力，因为无论是欧洲的公众舆论还是欧洲的政治家们都不愿意长期追随美国奉行的军事实力政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