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欧有经验的政治领导人当然知道，美国对“基地”组织作出的军事反应所引起的同伊斯兰世界的全球性冲突（不同文明的冲突）是不能用军事手段来取胜的。但迄今为止，他们没有反驳美国新保守主义分子那种煽风点火的文章和言论，而只是限于用委婉的外交辞令来反对黩武主义对美国战略决策的影响。如果欧洲人继续采取这种机会主义的观望态度，那么当前美国那种极端片面仰仗军事优势的世界政策就会长此延续下去。这样，欧洲就可能产生来得虽晚、然而却更加激烈的反应。
从长远看，美国对外政策的重要性有可能退居到对内政策的后面，其原因在于美国社会的人口发展。到21世纪下半叶，西班牙裔美国人和非洲裔美国人将构成选民的多数。在本世纪中叶以前，他们提出的种种要求，如改善医疗养老保险、教育培训机会均等、享受晋升提拔和最广义的福利政策等等，将改变美国政策内部的比重。
最后还要指出一个因素，它虽然只是间接地、然而却持久地危及美国世界政策的连续性，那就是：只有能为竞选募集到巨款的人才有可能当选总统。据2004年４月初美国媒体报道，现任总统小布什为自己的竞选和７个月以后的总统选举已向经济界募集到了1.7亿美元，此后几个月内他还要继续募捐。他的竞选对手当然也会作同样的努力。这里姑且不论这种做法的民主性是否有问题，毕竟在我们德国也有极其可疑的私人资助竞选的情况。至于高度依赖这种捐献可能造成的令人不快的意外事件，我也只是顺便提一下。关于那些竞选资金如何使用以及用于何处的问题，我倒认为值得简单审视一下。
竞选人需要用钱主要是为了在大众媒体上、尤其是在电视里做宣传。美国社会很少有人看报，电视是最重要的信息来源和施加影响的工具。大量地方的、地区的和超地区的私营电视频道靠广告收入过日子。广告的效果取决于收视率、节目编排以及评论员和新闻广播员的名望。电视编辑和他们的上司通过消息的选择以及报道的方式，对美国的公众舆论产生很大影响。电视这个最重要的大众媒体在美国的影响比在西欧国家要大得多。
任何一个大众社会都容易受各种气氛、有时也受各种癖好和心态的感染。电视可以引发人们的气氛，搞电视的人自己都可能被这种气氛所左右。50年代我经历过美国参议员麦卡锡煽起来的对所谓共产党人的疯狂迫害，当时广播起了很大作用，后来才被电视所取代。30年之后我经历了德国和平运动所制造的恐惧心理，这种恐惧心理主要是通过电视传播的。近几年我们看到，意识形态的时髦用语如何左右着美国社会大部分人的思维。诸如“无赖国家”、“邪恶轴心”、“反对恐怖主义的战争”等精心打造但又简单的概念，要是没有电视就远远发挥不了如此巨大的群众影响。最近一个政治简单化的例子就是，要求把一个不参加伊拉克战争的国家看作美国的敌人。由于法国拒绝参战，几十年来在美国被称为french fries（法式薯条）的炸薯条被改称为liberty fries（自由薯条）。
当然，美国的大众社会并非惟一能被电视误导的社会。其他民主国家也容易受民族主义蛊惑的感染。早在公元前5世纪的古希腊就是如此。但具体到美国来说，鉴于美国的历史发展，人们有理由希望实用的理性将最终取胜。
第二部分：美利坚帝国美国的战略选择（1）
苏联的威胁消失以后，美国的军事经济实力使美国的外交行动有了高度的自主性。当前和今后几十年，任何一个国家,无论是俄罗斯或中国，还是哪个欧洲或亚洲国家，都不可能拥有类似美国那样高度的全球行动自由。这种状况在今后几十年内仍将保持下去。但美国的行动自由也绝不是无限制的。以下例子证明了这一点：中东危险的混乱局面；美国从索马里撤退，不干预卢旺达的种族大屠杀；还有美国虽一口咬定朝鲜进行核导弹装备，却未能加以阻止。
美国政治家们到90年代才逐渐意识到自己新拥有的实力以及各种可能的选择余地。起初他们只是犹豫地开始评估和权衡种种可以设想的选择。直到2001年初小布什总统上台，才把这种全球优势的意识带进了政府。“9·11”事件引起的巨大震动，使得人们不可能理性地讨论美国的总体战略问题。这个阶段在美国一直持续到伊拉克战争以后，更准确地说，直到人们明白单凭军事上战胜萨达姆还不能给中东带来新秩序，甚至还不能使伊拉克平静下来。与此同时，美国人开始怀疑，这场在可疑的前提下打起来的战争是否能对付得了伊斯兰恐怖主义。无论是大多数欧洲国家的公众舆论，还是中、俄、法、德等国的政府，都在战争准备期间就加以反对。他们开始公开讨论美国的军事单边主义，尽管是压低了调门的，但那时在美国国内还不可能进行这种讨论。
美国2004选举年不能为原则上明确美国总体战略的目标和方法提供特别有利的条件。虽然竞选斗争中不仅会冒出一些片面的夸大之词，而且也会出现一些明智的见解，但看来很可能要在选举过去以后才开始就美国的总体战略问题展开仔细而广泛的讨论。美国的总体战略迟早必须从目前这种几乎完全固定在对付恐怖主义的做法中摆脱出来。整个中东使美国面临种种问题和决策，而这些问题和决策将对全世界产生影响。但除此之外，还存在着其他的美国必须予以回答的复杂问题，这些答案将大大影响到今后几十年的世界历史进程。
下面我想简要谈一些领域，在这些领域里我认为美国不可回避地必须于近期内作出原则的、总体战略的决策。所有这些决策需要先做分析，然后权衡各种可能的选择和这些选择的效果和风险，最后再本着美国的长远利益加以评估。只有在对事情进行了理性的深入研究之后，方可作出决定。
我们从世界史中知道，有许多后果极其深远的决策是由个别人临时决定的。即使像美国这样三权分立的现代民主制度，也有可能由于某一突发事件而被迫立即作出一项具有原则性和长远意义的决策。有能力临时作出如此责任重大的决策，这正是人们要求美国总统所具有的领导素质的一部分。2001年的“9·11”事件就是迫使人们迅速决策的一个突出例子。政府和国会对突发事件预防得越好、越全面，就越不需要临时作出原则性的和具有长远作用的决策。但历史也表明，一系列单个的小步骤最后也可能构成一项根本性的决策。美国对苏联的核军备均势战略（也称“恐怖平衡”）即是一例。无论美国将来的总体战略决策以何种方式、在什么时候、由什么人来作出，有一点是肯定的：美国在许多领域正面临原则性的决策。
最重要的决策之一涉及以下问题：美国是否愿意继续承认《联合国宪章》，还是愿意单边行动？在老布什执政时期，这一点几乎是毫无疑问的。但后来在克林顿执政期间，美国就多次违反了多边行动的原则。当时的参议院外委会主席、克林顿的一名对手、参议员杰西·赫尔姆斯走得最远。2000年1月，他在联合国安理会会议厅的一次讲话中说：如果联合国要把它自以为是的权威在没有得到美国人民同意的情况下强加在美国人民头上，就将导致对抗并“最终导致（美国）退出联合国”。
2001年初小布什政府上台伊始，就以多种方式摆脱和违反多边条约体系。2002年9月，小布什发表《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声明，明确要求可以不顾《联合国宪章》禁止使用武力的规定先发制人地发动战争。如果说在这个文件里面明确提出了美国在军事上永远称霸的要求，那么仅此一点还不一定就是违反《联合国宪章》。但由于同时强调了有必要对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迄今主要是核武器）的国家打先发制人的战争，这份令人惊讶的声明就不仅表达了单干的意志，而且还为今后可能进行单边战争以巩固自己的霸权，从而违反《联合国宪章》预先进行了辩护。
可以想象，今后的美国总统及其政府即使是不同意这个文件的极端含义，也很难从这个文件后退。但也可以设想，他们甚至会明确地把这个文件或该文件的核心内容变成自己的思想，并大力推行文件中所表述的美国的世界政策。美国面临这样的抉择：要么是不顾别人、不顾联合国、不顾潜在的对手，单边地把保持自己惟一超级大国的地位奉为其总体战略的最高准绳；要么是利用包括联合国在内的国际和多边组织的全球性结构。美国虽然是领导力量，但要以合作的态度贯彻自己的利益。
结果可能是两者的混合体。小布什宣布的“反对恐怖主义的战争”没有导致美国产生统一的战略，因为这场“战争”没有具体的敌人，它只是一句在必要时可加进不同内容的空话。具体到阿富汗和伊拉克，美国与其他国家结成了外交—军事联盟；在这里美国单边主义与多边主义已经结合了。
直到90年代，世界已经习惯了一个多边行动的美国。后来绝大多数国家已多次（尽管不一致）认可了美国在90年代奉行的以武力对主权国家进行人道主义干涉的原则。但为这种干涉的前提、目标和手段所下的定义一直是不清楚和有争议的。按照现行的国际法，只有在联合国安理会授权之下才允许进行人道主义干涉。
第二部分：美利坚帝国美国的战略选择（2）
美国打先发制人战争的前提就更加不清楚了，是绝对没有解决的问题。拿伊拉克战争为例，美国只需要断言伊拉克拥有可使用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就够了。华盛顿和伦敦大大夸大了伊拉克对世界的威胁，以便为他们打伊拉克作辩解。如果萨达姆真的拥有装有核弹头、化学弹头或生物弹头的导弹，那么对伊拉克进行常规打击岂不是拿千万人的生命开玩笑吗?因为人们必须估计到萨达姆势必会进行毁灭性的反击。事实上，华盛顿和伦敦根本没有认为萨达姆可能会发射核导弹、化学导弹或生物导弹；但他们要向舆论界暗示，萨达姆拥有这类武器，而且他会不负责任地加以使用。
尽管后来有不少国家的政府参加了美国的行动，但他们并不是坚信这场战争的合法性，而是为了在对美关系中投其所好。结果这一破坏国际法的先例没有得到普遍认可，相反，其他的大国持反对态度。除了一开始就参战的英国之外，中等国家中波兰、西班牙、意大利、日本等国是在军事取胜之后才答应帮助恢复伊拉克的正常秩序。即使后来联合国参加伊拉克的重建，也不能使这场战争以及美国事后宣布的改造中东的战争目标在国际法上得到合法化。
美国将会认识到，虽然它不是有意地、但却极其轻率地得罪了大多数的伊斯兰信徒，得罪了全世界（包括所有基督教会）的公众舆论，尤其是得罪了几乎所有国家议会中的多数政治家。政治家们十分关心维护自己国家的主权，关心《联合国宪章》谴责战争的条款继续有效，关心联合国的运转功能，关心本国所参加的一切国际条约和体系能发挥作用。华盛顿显然犯了低估这种关心的错误，这在将来可能会促使华盛顿在与其他国家对话时多多克制自己的语言和嗓门。人们将会想起罗斯福总统著名的告诫：“说话小声点，因为你手里拿着大棒。”至于美国会在多大程度上回到多边外交政策上来，现在一时还难说。毕竟美国在安理会有否决权，能在决定性问题上阻止联合国通过决议。但可以肯定的是，美国大搞单边主义将对多数其他国家的态度造成难以预料的后果，尤其是对中国和俄罗斯。
与美国同联合国的关系一样重要的是：美国要把统一的欧洲看作是伙伴还是附庸？2002年出现的美国公众舆论和欧洲大部分地区公众舆论之间的疏远，就是美国单边主义的第一个后果。无疑，希拉克和施罗德对小布什总统的好战言论，对美国新保守主义某些代言人（如沃尔福威茨、珀尔、卡根）盛气凌人的讲话所作出的反应，特别是通过他们驻联合国安理会的外交官作出的反应，从外交政策上讲是欠理智的，但美国企图把欧洲分为“新”、“老”两部分也同样是不理智的；大西洋两岸的政府都助长了这种疏远。虽然这期间双方在语调上有所克制，最近又都乐于强调“共同的价值观”，但不容忽视的是，伊拉克战争已把欧盟各国外交部长频频宣告的欧洲“共同的外交政策”变得荒唐可笑；大西洋联盟及其熟练的合作机制和运转自如的机构，由于遭到蔑视而受到严重损害。
大西洋联盟本来是一个防御性联盟。如今它失去了旧的敌人苏联，而新的敌人并不存在。北约扩大到中欧东部的波兰和其他国家以后，使这些与俄罗斯有着数百年历史恩怨的国家在心理上和政治上得到了它们所期盼的重要依靠。从军事上看，北约的扩大没有多大意义。当然，只有当人们把北约空军机场和基地东移所引起的莫斯科不安这一点不当一回事，才能这么说。
美国不仅面临着今后同欧盟的关系问题，还面临着大西洋联盟和北约未来的目标问题。如果美国现在对这个问题作出诚实的回答，就必须包括好几个方面，那就是：面对俄罗斯、中东和中国，要巩固美国的地缘政治和军事上的势力范围；控制欧洲国家的军事能量，其中尤其是控制德国。美国敦促其欧洲盟国加强军备其实是不合外交逻辑的。尽管有些欧洲人同意美国提出的上述联盟目标，但在近期内他们不可能对加强本国军备感到兴趣，除非他们愿意把自己的军队提供给美国的全球战略使唤。但显而易见，一系列欧洲盟国只能非常有限度地同意美国对联盟目标问题所做的真实回答。
如果北大西洋联盟沦为美国在政治上控制欧洲的工具，那就有可能不仅在法国引起反对。而英国则有可能在这一点上继续追随美国。英国在这种情况下将把美国的利益看作自己的利益，从而阻挠欧盟对美国保持独立性。欧盟接纳的成员国越多，美国在这方面的利益就越不会受损。美国很早就本着自己的地缘战略利益，一再敦促欧盟接纳土耳其。可以想象，美国不久就会压欧盟接纳乌克兰、亚美尼亚、约旦，甚至以色列和埃及。1999年的北约首脑会议就已在这方面显露端倪。
美国必须在近期决定，使欧洲在政治上依赖美国是否符合美国的长远利益。如果这个选择被肯定并确实执行，那么欧洲持久分裂就是可以设想的。美国的部分活动就会被拴住在欧洲，因为美国必须估计到，除了英国也许还有波兰之外，许多欧洲国家是不会驯服地接受明显的外国支配的。波兰的态度完全可以理解，因为波兰的生存受到东西两面的威胁几乎长达250年之久，而在这段时间里波兰人一直把美国看作是自由的保护者。
美国的对欧战略如此模糊不清，而对这种模糊不清的战略，美国人要比欧盟容易承受。同样模糊不清的是美国对中东的战略，它也有多种可能性。当前最迫切的问题是：美国想要中东平静呢，还是想用武力改造中东？与欧洲情况不同，美国在中东不能长期维持这种模糊状态。美国有必要就美国中东政策的道路和目标展开广泛的国际讨论。如果这种讨论没有结果——尽管把这同越南相比看起来似乎有些夸大——就不能排除出现令人很不愉快的、急剧的事态发展。受害的既包括美国，也包括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
第二部分：美利坚帝国美国的战略选择（3）
如果没有美国的军事支配地位，很难设想中东局势能平静下来。正因为如此，美国军队将会留在伊拉克。但如果以为能够从外面把一个有效的民主制度强加于一个阿拉伯国家或穆斯林国家，那是一种传教士式的幻想。这样一种企图将继续遭到抵抗，并将继续引发恐怖主义。美国越早放弃这种幻想越好。美国如果继续坚持这种幻想，就越是无意中在加强敌对情绪，而这种敌对情绪不仅仅是阿拉伯—伊斯兰恐怖主义散布的。
也许以下的做法更符合美国的战略利益，那就是华盛顿一方面公开宣布它的利益所在：第一，保持石油的连续供应；第二，确保以色列的安全；第三，防止更多国家搞核军备；另一方面不再发表诸如“邪恶轴心”、“无赖国家”等侮辱性言论，因为此类言论使得美国在该地区政府中的朋友们更难反击阿拉伯和伊斯兰的原教旨主义。现在几乎所有伊斯兰战斗组织的领导人和宣传家都把巴勒斯坦人的事业当成自己的事业。
在大多数阿拉伯人民看来，美国如果能在以阿争端中起到促成和平的作用，它就会受到尊重。在许多阿拉伯人和非阿拉伯穆斯林的眼里，被以色列占领的巴勒斯坦地区的状况是西方尤其是美国的险恶用心的证明；与此同时，这场争端还被许多反对党领导人利用，成为他们反对同美国合作的本国政府的内政斗争工具。自1967年以来，后来又一次是萨达特促成以埃媾和以来，美国一直不愿认识到，如果没有以巴和平，美国的一切努力都不能使中东局势平静下来。另一方面，在约旦河西岸建立巴勒斯坦国，包括依靠美国和国际部队的长期驻军为巴以提供必要的安全保证，仅此一项还不足以稳定中东局势。对美国而言，要达到和保证这些战略目标，无论如何都是一项极其艰巨的任务。但如果以巴冲突悬而不决，这项任务会变得更加困难，甚至可能无法解决。
凭着华盛顿同耶路撒冷、开罗、利雅得、阿曼和安卡拉政府之间的友好关系，看来美国的军事手段和财政手段任何时候都足以为这场冲突找到一个逐步解决的办法。尽管以色列已在境外的巴勒斯坦领土上建起了大量的居民点，这个选择在一段时间内对美国来说还是可以考虑的。此外，这场争端的解决还能为美国的长期驻军提供理由。
当然，中东地区各国之间的竞争，尤其是大量存在的社会、经济弊端，人口迅速增长以及由此引发的内政动荡，这一切不可能随着以巴媾和而得到消除。叙利亚和巴勒斯坦是如此，富油国伊拉克、伊朗和沙特阿拉伯也是如此。特别是世界头号石油输出国沙特阿拉伯显得尤其危险。极端保守的瓦哈比派政府对美国表现得很合作，同时却资助伊斯兰恐怖主义的一部分头目。许多伊斯兰战士来自沙特阿拉伯，美国迄今装作不知情。实际上瓦哈比王朝与美国之间存在着一种心照不宣的同盟。但瓦哈比家族的宗教狂热与掌握伊朗最高权力的什叶派教士并无原则差别。沙特阿拉伯的内政发展很难预测，美国能施加的影响是很有限的。但由于美国以至全世界的石油供应今后几十年都高度依赖沙特阿拉伯，美国对沙特的外交面临着极为棘手的任务。
美国的精英们不能再长期回避作出抉择了：要么对伊斯兰表示尊重和愿意对话，要么就是不同文明的冲突。在美国历史上，政治阶层从来没有比较深入地研究过伊斯兰世界宗教和穆斯林问题。以色列同其邻国的四次战争在美国——也在德国——引发了对以色列的巨大同情，但并没有导致对伊斯兰的敌视。对美国人来说，伊斯兰离美国要比离欧洲远得多。随着美国和国际社会多次试图推动和平进程，这一距离逐渐有所缩短。
伊斯兰恐怖主义“基地”组织的袭击一下子引起了对伊斯兰的密切关注。人们在对恐怖主义表示正当的忧虑并决心予以反击的同时，却没有去更好地了解伊斯兰，了解它的基础和历史。这就产生了一种危险，即人们对伊斯兰作为世界宗教同某些伊斯兰恐怖主义组织和集团不加区别。如果肤浅地把伊斯兰宗教等同于恐怖主义，就会引起对伊斯兰的普遍敌视，就必须估计到伊斯兰方面也会同样地作出简单化的反应。如此的彼此升级，不仅会给美国以至整个西方，也会给60个伊斯兰国家的人民带来巨大的灾难，而伊斯兰恐怖分子则会欢呼胜利。
因此，整个西方、特别是领头的美国，有必要仔细地区别对待。首先应当这样做的是大众媒体和政治家。小布什总统和罗马教皇不久前象征性地访问了一所清真寺，这样做是很正确的。但是两只燕子还不能说明夏天已经到来。与欧洲人相比，美国人在普遍尊重伊斯兰方面做得更差。这里讲的尊重是指尊敬和认可的意思。这是一项需要有高度政治素质才能完成的任务，更何况伊拉克战争又激起了额外的感情冲动。对伊斯兰的精神领袖也应该要求他们作出相应的努力。双方都不妨从那些体现宗教宽容的光辉范例中吸取教益，如10世纪穆斯林统治下的科尔多瓦、13世纪基督教统治下的托莱多，〖ZW(〗Cordoba, 西班牙南部城市；Toledo,马德里西南方城市。以上两地历史上曾受来自北非的摩尔人的统治，有伊斯兰文化与基督教文化融合的遗迹，现均为联合国世界文化遗产。——译注〖ZW)〗那里曾经作出过绝无仅有的文化和科学成绩，为文艺复兴作了思想上的准备。无论美国和西方的政治家何去何从，也无论穆斯林国家的精神和世俗领袖如何处世行事，美国必须认清这个问题的重要性。这个问题有可能在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情况下变成一项世纪性的决策，它将决定伊斯兰与西方的长期关系如何发展。此外，美国和欧洲之间由此可能出现一条新的鸿沟，因为欧洲接纳了几百万穆斯林，几亿穆斯林生活在与欧洲接壤的地方，所以欧洲人必须远比美国人更加关心同穆斯林的睦邻关系。美国对世界大国俄罗斯的战略同样也模糊不清。自从伊斯兰恐怖主义进入美国以来，美国对血腥的车臣内战的谴责几乎完全停止。从叶利钦手里接过这场毁灭性内战的普京，对伊斯兰分离主义起义进行了反击，尤其是他在阿富汗问题上的表现，使美国对俄罗斯采取了明显较为友好的态度。这种态度其实在1997/1998年就已显露。当时成立了一个北约和俄罗斯联合委员会，俄罗斯被邀请参加所谓的世界经济（7强/8强）峰会。此外，从勃列日涅夫和尼克松时代起，双方就共同关注防止进一步扩散核武器，将来还会继续关注。美国的对俄长期战略思想在克里姆林宫和俄罗斯将领们看来起码是矛盾的。单是北约在中欧东部的扩大（特别是波兰和波罗的海三国）就不得不引起俄罗斯的疑虑。现在美国又在外高加索、伊拉克、阿富汗、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建立了军事基地，加之土耳其几十年来已经是战略上很重要的北约成员国。今天俄罗斯看到自己在西部和南部被美国据点所包围，前苏联的领土安全带已不复存在。如果华盛顿同时谈论什么美国是中亚的前苏俄共和国、如今的中亚主权共和国的“保证国”时，莫斯科就会想起美国早在90年代就曾扬言，美国对“欧亚大陆”的霸权是“地缘战略的绝对需要”（布热津斯基语）。
第二部分：美利坚帝国美国的战略选择（4）
在莫斯科看来，美国的对俄战略是扩张性的，因而必然会引起疑虑。客观地看，自苏联解体以来，美国的对俄政策屡有变化，总起来说可谓模糊不清。美国应该认识到这个事实并加以改正。它还应当认识到，美国要求有权打先发制人的战争，这一点深深触动了俄罗斯在维护《联合国宪章》以及主权国家不容侵犯这个原则上的切身利益。华盛顿还要明白，一旦美国真要超出伊拉克范围实现打先发制人战争的权利，那么俄罗斯作为世界核大国原则上也会认为自己有权进行预防性的干涉。美国在一定时期内是惟一的军事超级大国，但还是承受不起同世界核大国俄罗斯进行一场严重的冲突。
美国也承受不起同中国这个世界核大国发生严重冲突。在维护《联合国宪章》和主权国家不容侵犯这个原则问题上，中国的战略利益同俄罗斯完全一致，也几乎同所有的欧盟国家一致。除此之外，美中之间还有一系列战略上的利益矛盾。美国在日本、太平洋地区、朝鲜半岛的大量驻军，美国对台湾的军事装备，美国核导弹装备的多样化以及近来在中亚地区的驻军，所有这些活动早在几十年前就已引起了中国的疑虑。双方意识形态上的相互敌视也朝着这个方向发生作用。不过最近几年可以感觉到某种程度的缓解。在中国人眼里，美国的对华长期战略是看不透和危险的。美国人同样也看不透中国的长期战略。日本人觉得中国危险，因为中国拥有核导弹。
70年代初，美国通过尼克松和基辛格向中国开放之后，早在里根当政时期华盛顿就考虑到，美国与之打交道的是一个未来的实力政治对手。在老布什执政期内，这个观点——特别是通过切尼和沃尔福威茨——被进一步发展了。此后克林顿虽然讲“战略伙伴关系”，但小布什上台初期把这个概念换成一种敌视的语调，它使美国可以作出任何选择。2001年上半年，美国似乎真有挑起一场对中国的冷战的现实可能。“基地”组织进行袭击以后，反击伊斯兰恐怖主义的斗争似乎导致了美国对华政策的急转弯，转向同中国进行更广泛的合作，而北京也在外交上支持反恐斗争。两国迅速增长的对外经济联系促进了互相接近。不过，这种缓和并不能消除中国的疑虑。中国担心美国完全有可能再次改变其对华政策，重新企图遏制中国这个实力政治对手。
中国的疑虑因美国对台湾的一贯支持而一再加深，而华盛顿的国会在支持台湾的言论上经常比历届政府走得更远。由于时间对中国有利而对台湾不利，从长远看中国和台湾有可能举行谈判并达成中间解决办法。这种前景并不触犯美国的基本利益，所以台湾问题的和平处理和逐步解决看起来虽然是费时的，但比起和平解决以巴冲突困难要小得多。不管怎样，美国的政治阶层应当明白，一旦因台湾问题发生冲突，中华民族的大多数人会支持共产党领导。也许美国人也应该问问自己，如果中国侦察飞机定期沿着美国太平洋海岸飞行，并且像不久前在中国海岸发生的情况那样同美国的截击机相撞，美国国民会作何种反应。
在朝鲜核武计划问题上，美国和中国的战略基本一致，双方出于自己的切身利益，都希望阻止那个在双方眼里琢磨不透和难以揣度的金正日搞核军备。双方迄今的做法大不一样。长期以来美国似乎指望朝鲜政权发生变化，把朝鲜称为“无赖国家”、“邪恶轴心”的一端。中国和韩国、日本一样，担心朝鲜半岛（朝鲜政权）发生崩溃会给自己造成无法估计的后果。韩国在其前任总统金大中的领导下曾推行“阳光政策”以求缓和，但遭到华盛顿的反对。中国通过供应粮食帮助朝鲜免遭饥荒。在邓小平时期，中国对平壤的政治影响几乎等于零，到最近几年才稍微有所扩大。东京则感到危险迫在眉睫，因为1998年金正日曾发射导弹飞过日本列岛，并于2002年单方面退出了核不扩散条约。
朝鲜战争共计死亡250万人，其中有5万名美国人，末了以沿三八线停火而告终。战争结束半个多世纪以来，分裂的朝鲜一直处于美国战略戒备的聚焦之下。中俄两国50年代曾积极站在朝鲜进攻者一边，如今朝鲜几乎完全陷于孤立。由于这种孤立含有不可捉摸性，北京、汉城、东京、莫斯科和华盛顿都正确地估计到了它的危险性。如果对平壤的政策仅限于进行威胁，其后果将难以估计。合理的抉择是：委托中国这个地区领头国牵头进行多边的外交和经济努力。中国和韩国对朝鲜政权的情况和心态了解得远比其他国家要多，因而也能更好地与之打交道。
如果朝鲜的核导弹装备不能被阻止，从中期看日本可能也要积极谋求核军备。这样一种发展态势将使东亚的潜在危险成倍地增加。
美国面临的问题是：是否愿意容忍中国在经济上崛起成为世界大国和东亚首强，是否愿意容忍中国迄今相对有限的军事上的壮大；还是要试图阻挠和刹住这一崛起。双方合作的可能性首先存在于地区性、多边性或全球性的体系之内，以后也可以建立在双边条约的基础之上。在这方面，中国的经济和社会问题起着重要作用，我将在本书的第三章加以详细分析。但可以肯定的是：美国归根结底不可能阻止中国崛起。无论美国决定采取阻挠战略还是进行合作，在这两种情况之下，美国要对中国称霸这种思维模式都始终是痴心妄想。
第二部分：美利坚帝国由美国来领导（1）
在前面一节里，已经提到了美国在今后几年里必须要作出的最重要的战略决策。这些决策涉及美国与中国和远东、俄罗斯、伊斯兰、特别是中东地区，以及与欧洲和大西洋联盟的关系。有关的国家，无论它们是欢迎还是不欢迎有关的决策，都只能有限地对之施加影响。它们必然要使自己适应由于美国的决策而改变了的世界。但它们将会对美国的决策作出反应。不排除会发生政治的和经济的争端和冲突，很可能要持续多年。美国越是强烈地要求和放肆地行使领导权，就越会挑起反对和抵抗。反过来，华盛顿和纽约越是照顾他国的利益，美国就越会获得成功。小布什总统及其政府不必要地拿美国在全世界的声望去冒险。
但在许多领域里，美国的领导作用是不可避免的。在我看来，美国至少在四个全球性领域里起领导作用甚至是人们迫切希望的，因为其他工业国家、现有的国际组织以及私人跨国团体（非政府组织NGO）的威信和分量显然不敷需要。这些领域里的任务主要是采取措施以遏制本书第一章里所提到的“危及全球的因素”。
首先，希望美国在人口爆炸、贫困和发展援助这方面采取行动。迄今为止，世界银行和工业国家发展援助的努力全都是不够的。2000年，在一次世界首脑会议上曾共同提出过一个目标，要在2015年以前把贫困人口，即每天收入不到1美元的人数减少一半，但这个目标将远远不能达到。而与此同时，人类用于军事预算的钱却比用于发展援助的钱几乎多20倍；不发达国家的人口几乎到处都在不受限制地增长。美国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同时也是最顽固地违背人际理性信条的国家之一，例如在农业关税和农业补贴问题上。美国的发展援助用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来衡量简直少得令人害臊。美国国会2000年曾认真研究过这个问题，但迄今没有具体结果。相反，小布什政府甚至拒绝拨款给从事计划生育的组织和项目。
美国如能摒弃这种消极的倾向，铭记二战结束以后美国慷慨的援外活动，它将给世界树立一个好榜样。在这个文明世界里，领导作用有一大部分是要靠榜样而不是靠发号施令来实现的。
第二个希望由美国起领导作用的全球性领域是整个能源消耗和有害物质（特别是二氧化碳）排放问题。任何一个有理智的人都不再怀疑，燃烧碳氢化合物（煤、天然气、石油、木材等）以及由此造成的温室气体排放大大推动了正在发生的全球变暖现象。人们同样也认识到，要不了几十年的时间，全球变暖就会使气候、海洋潮流和海平面发生巨大的、有些还是相当难以估计的变化。鉴于与此相联系的严重危险，各国曾于1992年在里约热内卢通过一项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美国也批准了这项公约，但后来美国又同俄罗斯一起拒绝了由98个国家在这项公约基础上制订的京都议定书，因而使议定书至今没有生效。关于工业国家减少温室气体排放问题，迄今依然没有国际法的规定，因此也不能指望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以后会承担义务。这是一种不负责任的状况。
美国是遥遥领先的、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家，也是最大的石油进口国。由于世界范围的需求迅速增长，欧佩克组织把油价从90年代的平均每桶17美元提高了一倍。（本书结稿时已涨到40多美元！）早在70年代初期，当油价每桶才180美元时，欧佩克就已经引发过一场世界性萧条。今后几十年，中东地区的动荡局势将进一步加强石油和天然气价格的波动。
现在是美国采取主动制订一项全球协调的能源政策的时候了。这项政策同时也必须是一项全球性的气候和环保政策。目前这种无条约状态越是持久，就越不能指望各个国家，首先是美国，还有俄罗斯、中国、欧盟等国，会接受并遵守不利于本国经济竞争力的限制。
第三个希望由美国倡导和带头的领域是各类武器的全球性扩散问题。美国曾退出、拒绝或不批准一系列国际条约，其中包括限制导弹防御体系的反弹道导弹条约和停止核试验条约，同时又开发新的核武器和新的导弹防御体系。这将挑起其他核武器国家，至少是俄罗斯和中国做同样的尝试，所以在核导弹领域新一轮的军备竞赛就会到来。这种竞赛与反击恐怖主义毫无关系，但参加竞赛的核武器国家则违反了防止核扩散条约的目标和理念，也具体违反了该条约的第六条，这一条从1968年以来要求签约各方“进行认真谈判，以采取有效措施在近期内结束核军备竞赛并裁减核军备”。
冷战的结束给美国这个在军事上占有高度优势的超级大国带来了一个不同寻常的、可能也是时不再来的机遇，以便采取主动进一步在全世界限制军备，尤其是军火贸易。如果同时再努力促成谴责和惩处研制生化武器（如通过国际刑事法庭），那将是为人类办了一件莫大的好事。
下面我谈第四点，也是最后一点。美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实力虽然不如在军事方面那么出类拔萃，但它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仍很突出。估计今后几十年美国将继续保持这种突出地位，然后才逐渐地减弱。早在20世纪中叶，人们就普遍认识到世界经济需要有一些可靠的框架条件。因此，在美国倡议之下成立了若干国际机构，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关贸总协定（今天的世贸组织）和国际劳工组织等。从此以后，许多国家的国民经济大大加强了全球联系，尤其是在融资和资金货币流通方面。由于美国国民经济和美元（如世界市场上的石油交易和飞机交易）仍然拥有突出的分量，美国对确保世界稳定和防止全球危机负有重大责任。美国不应忘记，30年代早期的世界经济萧条是由1929年纽约股市的一个“黑色星期五”引起的。
第二部分：美利坚帝国由美国来领导（2）
美国中央银行同由美国（还有凯恩斯）创立的华盛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同为遏制孕育危机的国际债务而工作的巴黎、伦敦“俱乐部”，同巴塞尔的国际清算银行（BIZ 或BIS）、法兰克福的欧洲中央银行和各重要国家中央银行进行的不拘形式和不事张扬的合作，迄今成功地防止了世界性的信贷危机和货币危机。但是，70年代取消固定汇率以及油价同时猛涨所引起的全球性动荡，90年代席卷整个东南亚的信贷货币危机，还有世纪交替之前不久股市上出现的美国新经济泡沫及其破灭都表明，世界经济在金融危机面前决不是安全无忧的。
美国为了弥补其对外经济赤字，目前吸收了全世界资本净输入的约四分之三。若不是为了美国（尤其是纽约金融中心）的战略利益，世界货币基金组织就不可能给巴西、阿根廷和土耳其如此异常和大规模的信贷援助。今天，在世界货币基金组织1000多亿美元的待收债款中，有四分之三是这三个国家欠的。美国对全球金融政策所负的责任显而易见。顺便提一下，美国作为股东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所拥有的少数否决权在这方面不起特别重要的作用。
重要得多的是美国私人金融产业的扩张行为，以及美国财政预算和对外经济中又一茬巨大的双重赤字。独立的中央银行及其近三十年来的历届行长伯恩斯、沃尔克和格林斯潘，他们在实际上和心理上摆平了美元货币政策、变化多端的美国预算税收政策和市场上不稳定的行情这三者之间的关系。他们在这方面表现出来的精明是举世公认的。尽管企业家们对降低税收欣喜不已，但里根和小布什执政期间的大量预算赤字使世界经济受到潜在的、越来越大的威胁。从中期看，美元汇率无论如何都有可能进一步下跌。虽然美国国民经济高度有效和灵活，足以承受国家的内债和外债并支付利息，但世界经济从长远看不能接受这样一种情况，那就是美国这个富甲天下的领头国要求把美国境外的全球性资本和全世界储蓄的一大部分归它来支配。
全球经济需要一种全球性的金融经济秩序框架。只要美国的政治家们从财政政策上重新管好自己的家，美国就能够也应该起领导作用。如果做不到这点，那只有让全世界都像现在这样继续混日子。世界确实需要一种灵活的、但基本上比较稳定的美元、欧元和日元、再过些时候还有人民币之间的比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确实不能充当随时准备向无支付能力的国家提供最后庇护的善人，毕竟它不能印钞票，也不主管发展援助。它的主要任务是，负责为私人金融产业及其市场制订全球性的关照和监督的规则。
此外世界经济还需要有起码的竞争规则，这既是对银行和企业，也是对各个国家而言。工业国家不得对本国的经济部门提供补贴，不得对来自竞争者的进口设置人为障碍，尤其是必须拆除为本国农业建立的保护墙。最后，鉴于猛兽资本主义的蜕化，如果美国的银行和企业也能配合政府的和立法的所有活动，更多地参加到安南提出的全球公约(Global Compact)及其保护社会环境标准和保护人权的9条原则中去，那将是一桩堪为模范的善举。迄今全世界有1300名成员参加，但其中只有50家美国企业。
总而言之，美国有许多事情要做，其中也包括反击伊斯兰恐怖主义。但这项任务不能掩盖众多其他的任务，也不能掩盖美国对世界未来所承担的重大责任。
第三部分：其它大国的发展中国与远东（1）
20世纪下半叶，中国为其在世界上的地位打造了一个崭新的基础，使之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毛泽东成功地结束了中国长达一个半世纪饱受欧洲人、美国人和日本人的凌辱和统治的历史。而与此同时，他也使中国几乎与世隔绝。毛泽东谢世后，邓小平作出了经济上的双重决策：对内改革，对外开放。邓小平是一个务实而理智的政治家，他不受固定的意识形态束缚，因此没有使用革命的手段推行改革开放政策，而是采取了许多小步子，但目标明确地朝着一个方向前进。谁要是熟悉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如今再去北京、上海或广州，他将不得不为中国在最近几十年中所取得的令人难以置信的经济和技术进步感到惊讶。
过去三十多年里，我多次访问过中国，目睹了中国经济的渐进演变。将近二十多年来，中国国民生产总值的年均增长率高达8％，这在全世界是独一无二的。我也经历了中国人思维方式的相应变化。1975年，中国在日本面前经济上还有明显的自卑感，现在代之而起的是在数十年内赶上然后超过日本的自信心。70年代，每个中国人被迫学习和背诵毛泽东的共产主义套话，如今已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出现了意识形态的真空。一个由大银行、大公司和证券交易所通过信贷和资本扶持经济的国家，一个由众多大大小小的私人企业家推动经济发展而同时也使自己变得富有的社会，自然不会奉行源自前苏联的集体主义思想。如果说，今天在经济蓬勃发展的中国各省，私人储蓄率之高是世界上绝无仅有的，那么，这是由于缺乏公共养老保障制度，促使千千万万中国人不得不得出这种结论的缘故，但这同时也反映了中国人对国家经济未来发展和人民币购买力稳定充满信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