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东部和南部沿海省份，数亿中国人爆发出人类有史以来异乎寻常的活力。中国历史记载着三千多年的文明发展。今天我们知道，早在欧洲中世纪末期，中国在文明方面取得的成就已超过了欧洲。当然，尽管有丝绸之路和马可波罗，当时欧洲和中国之间并没有直接的可比性。到了近代，先是欧洲，后来是美国，最后是日本均超过了中国。它们利用技术上和军事上的优势，通过发动鸦片战争以及在沿海地区建立殖民地和开辟“租界”，控制了中国大部分地区。当这一时代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而刚刚成为过去时，美国、日本、俄国以及部分欧洲国家又散布对中国这个共产主义中央帝国的恐惧。
大约在十年前，中国经济的新活力就使美国人产生了这样的想法：中国是未来战略上的甚至是军事上的竞争对手。对未来军事强国的担心以及对拥有核武器的中国会滥用其力量的担心是否有理呢？目前，我确信可以对这个问题作否定的回答。因为，至少在今后几十年里，这个幅员广袤的国家将面临巨大的国内问题和任务，任何中国领导人都会避开任何可以避免的战略风险。中国必须把国内问题放在首位，除此之外别无选择。
再过几十年，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将占世界第二位。但讲到人民的生活水平，中国在长时间内仍将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从沿海地区开始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是正确的，因为那里的人们从海上贸易中还保留着一些企业经营的残余传统。港口使他们能够与香港和台湾的海外华人进行经济往来，因为同他们恢复传统联系比较容易。此外，沿海地区建立的经济特区规模都比较小，在那里进行的试验随时可以监测，一旦发生问题可以随时中断。
有鉴于这样的发展，老的重工业基地东北、广阔的内地和西部地区必然会落后于沿海地区。那里有3亿到4亿员工在陈旧的国有企业里工作，其中部分企业规模很大，但效益极差。它们要为国有大银行的大部分坏账负责，它们要么不能充分地付息或还债，要么根本就无法付息或还债。国有企业需要改造或者用新的企业替代它们，但大多缺少基础设施，特别是缺少铁路和公路。而没有铁路和公路，要创造新的、能带来效益的就业岗位就会受到严重影响。同时，今后几年内至少还会有上亿的农业和农村人口涌向城市，为此需要为他们创造就业岗位以及修建市政设施。中国最大的城市重庆如今已有3000万人口，北京人口也只有它的一半。
虽然有些大城市的生活水平比农村高出几倍至十倍，但是，对于老人和失业者来说，没有一个地方有充分的国家保障体系。每年还有1500万～1600万年轻人进入劳动市场。银行体系因不得不为所有新老企业提供贷款而呆账累累，没有利息收入而只能承受损失。不仅仅只有这些结构性的问题。任何头脑清醒的人都不会指望，每年8%的经济增长率会延续数十年之久。中国也将面临经济危机，包括能源和水资源供应不足。
除了严重的经济问题外，中国还面临严重的意识形态问题。大城市的年轻人，比如在黄河、长江和珠江三个三角洲地区，人们热衷于西方消费标准——电视、手机、因特网等等——和新的经济自由，而旧的共产主义观念已经无法适应这些新的现象。当今25岁的年轻人再过10年后，将面临一个用什么准则去教育自己子女的问题。完全可以想象，他们会重新拾起孔子的伦理学说，使之得到补充并适应现实情况。几年前，有一次与邓小平谈话时，我半认真半开玩笑地说，中国共产党其实是一个儒家党。邓只是说:“是吗？”事实上，儒家观念在中国人相互交往中起的作用要比公开承认的大得多。家庭和睦，尊重老人，教育后代，勤劳节俭，乃至当权者对人民负有义务和责任，所有这些都是中国从千百年前传承下来的价值观念。
今天，中共试图在儒家思想、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找到平衡。对于生活在中国的某些知识分子来说，这种平衡术玩弄得太长了。特别是那些曾经留学欧美的人士，他们更希望儒教与民主交汇融合。一些年纪较长的不同政见者则明白，必须等待发展。在我看来，中国由于从未有过一个统一的宗教，现代的儒教很可能作为一种世界观，填补当今意识形态的真空。毕竟我们欧洲人也不仅信仰基督教和保罗教皇，而且也崇拜希腊和罗马的古典哲学。而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或斯多葛派相比，孔子只是年纪稍长一些，其后继人孟子则稍为年轻一些。
有些美国人和一些欧洲知识分子（在德国是一些绿党分子）自以为在民主和人权问题上有道义上的权力批评乃至激烈指责中国。这些人对于在长达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发展起来的不同文化缺乏尊重。他们也没有意识到，在西方文化的艰难发展进程中以及在他们自己的历史上，也同样有过可怕的阴影。那些批评中国的人，应该想想不过几代人之前发生的对印第安人的灭绝，想想奴隶制，想想美国的南北战争，想想越南以及纳粹时期。
第三部分：其它大国的发展中国与远东（2）
认为自己的宗教、自己的道义、自己的文化或者自己的生活方式拥有绝对优势，这种信念曾在世界历史的进程中多次导致流血冲突。伊斯兰的远征军，或者右手拿着战刀、左手拿着十字架在世界大部分地区以武力推行基督教的人，就是最突出的例子。南亚部分地区印度教徒和伊斯兰教徒之间，或者是以色列人与穆斯林之间持续不断的战斗，则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例子。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分子的恐怖主义则是最新的例子。不管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几乎所有这些冲突都是为了争权夺势，为了使别人的权势和财产消失，而自己的权势则要扩大。几乎所有大的帝国都是按这一模式行事的，从强大的征服者亚历山大到成吉思汗，从皮萨罗
〖ZW(〗[HT5”，6]16世纪西班牙的殖民地征服者和探险家、秘鲁反王室部队的领袖，参与征服秘鲁的战争。——译注[HT]〖ZW)〗到斯大林或希特勒，都是这么干的。在近代，欧洲各国的殖民帝国也是按照这个模式建立起来的。
而中国，这个汉民族的伟大国家，三千多年来似乎是一个例外。也许这正是这个国家能够延续如此长久的一个原因。在我看来，正是由于没有一个统率整个民族的宗教或国教，才没有提出对邻国进行传教的要求。无论如何，在其悠久的历史上，中国这个大国的对外扩张倾向比之历史上所有其他大国都要小得多。在大多数情况下，中国历来满足于其他国家对之表示尊重和进贡。
当然，历史上和现实中也有例外，例如西藏。〖ZW(〗[HT5”，6]西藏古称吐蕃，曾与唐朝建立十分密切的关系。元朝时，中央政府在西藏设立地方行政机构。从此，西藏成为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藏族成为中华民族中平等的一员。——译注[HT]〖ZW)〗人们还回忆起毛泽东支持朝鲜和越南共产党的统治以及共产党对其他亚洲国家的渗透。毛认为苏联进攻中国是可能的，在这种情况下，他指望中国在人数上占有优势。而面对中国众多的人口，勃列日涅夫的确既尊重也害怕。今天，这样的考虑都已成为历史。东亚和东南亚国家已不再害怕人口众多的中国。
但是，面对中国快速增长的经济优势和中国的劳动力会替代本国的劳动力，人们还是害怕的。看看近几年来中国涌向亚洲市场的工业产品大幅增加，这种害怕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也应看到，90年代东南亚国家普遍发生金融危机时，北京顶住了为有利于自己的出口而让人民币贬值的诱惑。与此同时，中国增加了从日本、韩国和整个东南亚地区的进口。
然而，另一种完全不同的深刻忧虑深深影响着日本。许多受过教育的日本人在中国面前有一种隐蔽的、很大程度上是下意识的自卑心理。他们知道，日本的文字、大部分的文化和艺术，包括日本的儒学都要感谢中国人。很多东西是很久以前直接从中国传到日本的，有些则是通过朝鲜传到了日本。除此之外，由于占领过中国的满洲和大部分地方以及在这一过程中犯下的残酷行径，日本人潜意识中也有一种负罪感的心理。有些日本人的有罪感可以追溯到1895年对台湾的占领。
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全面失败以后，成功地在经济上实现了令人惊异的重新崛起。由此在70年代和80年代初产生了可以理解的经济优势感，从而使文化上的自卑感以及那种负罪心态得到了平衡。最近15年中，日本的经济发展明显放缓，自信日本优越于世界其他工业国家的心态又消失了。日本人甚至认识到，再过几十年，中国将取代日本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强国。最近日本又流行一种看法，认为与中国相比较，日本成了一个日渐衰老和不断萎缩的国家。日本面对中国这个邻国，复杂心态依然如故。
日本在世界上的朋友甚寡。部分归因于日本在德川幕府统治时期长达数百年之久的自我孤立，更多是因为日本后来奉行帝国主义政策，给所有邻国带来了灾难，邻国对此铭心刻骨。但关键还是日本人对过去的征服行径和犯下的罪行不愿意承认和表示歉意。在日本，战争时期那一代人活着的也已为数不多，并且早已退休。但是，日本政治阶层的多数仍旧还在示威性地崇拜昔日的战争英雄及一些军事领导人，而对战争受害者几乎只字不提，更不提及遭到日本侵略的那些国家的死难者。虽然有一些例外，例如当政时间短暂的村山首相，然而，日本的所有邻国都确信，日本人不愿意进行道歉。韩国在这方面反应最强烈，中国也一样。反日情绪在东亚和东南亚国家普遍存在。
对中国人来说，日本与美国缔结军事同盟，更是雪上加霜。虽然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中国领导人一直谋求同日本关系正常化，尤其是在经济方面，但内心深处对美国借助日本包围中国的感觉并未消失。美国在日本、韩国、巴基斯坦、阿富汗、乌兹别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的驻军和军事基地，以及太平洋第3舰队再加上夏威夷和关岛，所有这一切给中国领导人造成一种中国被美国军事力量包围的印象。不管是情愿还是不情愿，北京迄今对此反应谨慎。作为由此得出的结论之一，中国和俄罗斯于2000年缔结了友好合作条约，这在毛泽东和勃列日涅夫时期是不可想象的。中日之间，不能指望双方关系会有实质性的接近。
90年代，我与日本一位政治家就日本战略地位进行交谈时指出，日美当时对两国军事合作所作出的附加定义远远超出了日本安全利益的需要。我的那位朋友反对这一看法，声称这确实是为了日本的防御考虑。我问道，谁有可能会进攻你们呢？他对我向他提出这个显得很天真的问题感到不悦，并回答说：当然是中国！接着我又带着一点挑衅的口吻问道：中国皇帝最后一次在什么时候派兵攻打过日本？我的朋友再没有作答。但可以肯定，我也没能使其对他的自信产生动摇。那次谈话在我的记忆中是很具有征兆性的。理论上，日本出现摆脱对美国单方面依附的进程是可能的；但实际上日本没有这个抉择，因为日本政治阶层的思维方式排除了这种可能性。对美战争的彻底失败，使日本特别是其政治家在心理上高度依赖美国。邻国对日本的持续仇恨促进了这种依赖性。
中国将发展成为一个经济强国，之后还会成为军事强国，这一信念不仅使日本、也使其他国家产生了某些忧虑。因此，新加坡领导人李光耀早在十年前就指出，在东亚和东南亚地区，美国是最不令人疑心的世界强国。在中国，尤其是在美国，对这两个巨人将成为竞争对手的预感起着重要作用。在中国，对这个问题的讨论是低调而谨慎的。而在美国，这种讨论完全是公开的。华盛顿的一些战略思想家相当公开地声称，美国必须尽快建立对整个“亚欧大陆”的控制。“基地”组织的恐怖袭击和国际反恐的共同利益导致了美中关系的暂时平静。但从长远来看，必须估计到，既成的超级大国美国和正在崛起的世界强国中国之间将进行公开的竞争。
第三部分：其它大国的发展中国与远东（3）
中美两国的文化、传统和特点如此不同，而双方彼此的了解和对对方历史的认识又如此缺乏。两国的精英和政治阶层对对方的认识也是十分残缺不全的。无疑，美国有更多受到教育的人和专家，他们对中国的本质及其文化发展的了解要比中国对美国的了解多。但在今天年轻的一代中，中国人对美国的了解比美国人对中国的了解很可能已占有优势。不过，就整个民族来说，双方的相互了解很少，偏见占主导地位。在这样一种情况下，一旦有个由头，电子传媒很容易制造敌对情绪。
两大国之间发生冲突的具体导因将是多种多样的，居首位的是围绕台湾的利益冲突。这个岛屿几百年来一直是中国的一部分，经过半个世纪的日本占领之后，1945年又归还给中国。它很快成了被毛泽东赶走的蒋介石的逃生之地。蒋介石不仅把故宫的重要艺术珍藏带到了台湾，而且还窃据了中国在联合国安理会的否决权。美国极力支持台湾同祖国的实际分裂，而且在军事上给予这个岛屿以支持，但对台湾要求承认其主权的愿望未予满足。1971年，华盛顿同意将中国的否决权归还给人口为台湾50倍之多的大陆。从美国的角度看，台湾是其在东亚政治势力范围内的一个重要基地。因此人们认为，必要时美国会以军事手段阻止大陆使用武力迫使台湾回归祖国。北京则认为，台湾回归是天经地义的权利，而且是至高无上的民族目标。在台湾本身，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则是不一致的。一些人主张谋求主权；另一些人认为，只有在中国达到了与岛上同样的自由和生活水平之后，才可以考虑回归；而许多商人相信统一会到来，因而把他们的一部分资本拿到大陆去投资，并且在那里把生意做得很好。
在过去数十年中，中美之间由于台湾问题而不断发生冲突和危机，但也有过缓和时期。今后也还会是这样。任何中国领导人没有别的选择，只能继续耐心地依靠自己生活水平和实力的加强，同时强烈地坚持统一的权利并警告台湾不要提出主权要求。事实上，特别是鉴于中国广泛存在的爱国主义自豪感，美国如果承认台湾拥有主权，可能将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从理论上讲，作为一种选择，美国可以逐步减少对台湾的军事和经济支持。但只有一个具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才可能敢于迈出这一步。只有中美关系出现根本性的变化，这样一个步骤才会被认为是符合美国利益的。在我看来，在未来几十年里，这是不大可能的，但也不是完全不可能。
在这期间，预计中国将与韩国和东南亚国家保持睦邻友好关系并将靠近东盟组织。在东亚和东南亚大部分地区（最突出的例外是缅甸和朝鲜），经济成就使一些国家和地区出现了非同寻常的经济活力。最初是日本，然后是韩国、台湾、新加坡和香港，最后是二十多年来一直预示要发生的中国的崛起。与此同时，亚洲国家也开始关注欧盟的机构及其统一市场的经验。可以设想，欧盟的榜样将促使东亚和东南亚地区类似拉美那样建立国家之间的自由贸易区。由于这种发展尚面临相当大的顾虑和心理障碍，使之实现估计还要好几十年的时间。
无论如何，今后数十年里，中国有兴趣维持多边组织存在，特别是维护联合国和安理会的功能。在这一点上，与欧洲国家、俄罗斯、日本以及几乎全世界的利益明显一致。而这些国家又希望拴住中国。因此，像迄今已邀请俄罗斯那样，邀请中国参加七国/八国集团是明智的，并且要让这两个国家均成为正式成员。今天，中国的经济实力已远远超过加拿大或巴西，几年以后将超过意大利、英国和法国，10年以后还会超过德国。由于中国是最重要的进出口国家之一，并鉴于其巨大的石油进口需求（仅次于美国占第二位）以及巨大的外汇储备（2003年底达到4000亿美元，几乎和日本一样多），世界经济希望中国参与制定共同避免危机的战略和参与共同的危机管理。中国自己也迫切关心全球经济发展良好。
最后，还需要指出，防止核武器和其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符合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中国肯定担心完全被孤立的直接邻国朝鲜可能拥有核武器，至少也同样担心美国和朝鲜围绕这一问题的冲突会激化。因此，中国为缓和局势而继续发挥影响是可能的；而为了世界和平的利益，中国发挥影响也是可取的。
自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以及2002年以来胡锦涛这些名字为标志，中国人已经历了四代领导。从毛到邓的转变带来了深刻的变化，从邓到江的转变是顺畅而渐进的，从江到胡及其领导精英的转变是有准备而顺利的。在所有这些转变中，共同的标准都是维持中国共产党及其机构的统治。很多美国人和欧洲人对这种一党统治的体制〖ZW(〗中国共产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领导地位是在近百年来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中形成的。中国实行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度，适合中国的国情，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体制。——译注[HT]〖ZW)〗感到深为可疑和讨厌，因为它违背了西方的政治传统。
如果是在我自己的国家，我也会出于经验和信念反对这样的政府体制。但是，鉴于中国过去的政治体制，也鉴于中国长期经历的内战，以及随后毛进行的伟大试验造成无数人丧失生命，我认为中国现行体制所保障的政治稳定是符合需要的，对中国人民及其邻国来说都是有益的。中国权威政治的文化很可能会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以及由于国家开放的结果而发生演变。它在邓小平领导下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如今中国人在自己国家里享有的自由比过去任何时候都要多。应该听其自然发展，如果当真试图在政治上从外部加快这一进程，将不会有好结果。相反，这样做可能引发巨大的灾难。
第三部分：其它大国的发展伊斯兰、中东和石油（1）
作为世界性宗教，伊斯兰教在文化上和政治上有着巨大的影响。世界上差不多有三分之一的国家以不同的方式打上了伊斯兰的烙印。除了以色列之外，中东地区是众多穆斯林民族和国家在地缘上连成一片的集聚地。其中一些国家相互敌视，至今仍有战争和内战；一些国家拥有巨大的石油储藏，另外一些国家几乎没有一滴石油。中东的石油储藏对于世界能源的供应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由于今后几十年这一状况仍将保持下去，世界各大国都对这一地区虎视眈眈。中东地区长期以来就是宗教纷争之地，这不仅发生在信奉犹太教的以色列人与逊尼派阿拉伯人之间，也发生在当地的逊尼派与什叶派之间。正因为如此，中东地区有可能成为伊斯兰和西方之间发生文化冲突的发源地。该地区数十年来一直是世界上最严重的动乱之源。
与此同时，世界其他国家对伊斯兰和中东了解得很少，甚至一无所知，比如中国和日本就是这样。虽然拥有2亿人口的印度尼西亚是世界上最大的伊斯兰国家，是中日两国的重要市场和相隔不太远的近邻，但直到最近，出于本国能源的需求，北京和东京才开始与伊朗和中东国家以及中亚地区穆斯林国家打交道。而在美国和欧洲，这个进程早已开始了。但是，无论是美、欧还是中、日，对伊斯兰的理解都没有明显的长进。
好几代欧洲人都十分欣赏伊斯坦布尔圣索菲亚教堂的雄伟壮观和格拉纳达阿尔汉布拉宫
的金碧辉煌，喜爱来自“东方”的地毯和众多的阿拉伯手工艺产品。但对于大多数欧洲人和美国人来说，伊斯兰是陌生、不了解和无法理解的。我们常常看到穆斯林朝圣者和信徒五体投地朝拜的情景，但是，对于穆斯林教徒从共同朝拜中在心灵上焕发出来的强烈感受力，我们更多是感到害怕，而我们对《古兰经》可谓一无所知。自从“基地”组织对纽约和华盛顿进行恐怖袭击以来，许多美国人倾向于把伊斯兰恐怖主义与伊斯兰划上等号。这种建立在知识匮乏基础上的简单化做法，将会导致持久的相互敌对。
穆斯林方面由于无知也很容易产生误解。在大城市里集居的穆斯林生活贫困，大批失业，经济上没有出路。当他们在电视上看到西方生活的情景时，顿感受到了歧视。他们看到了西方国家的自由生活方式，认为这种生活方式是令人厌恶的。世界经济全球化带来的不平等结果更是激化了很多国家的不满情绪；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产生，部分也是对全球化和现代化的防卫反应。穆斯林群众很容易相信，他们不该有的贫困是西方造成的。除此之外，当他们看到以色列在军事上占有优势并得到美国的援助时，他们对巴勒斯坦人的同情很容易演变成对美国的仇视。美国在波斯湾以及从伊拉克到中亚和阿富汗，在穆斯林国家土地上到处显示其军事存在，又进一步促进了这种敌视情绪。
如果伊斯兰和西方国家之间的敌对能在21世纪得以减少，那可是一个奇迹了。几百年以来，这种敌视一直受到基督教会、教皇、大主教和传教士的纵容，同样也得到伊玛目、毛拉、阿亚图拉和古兰经学校以及伊斯兰教学者们的纵容。世界上大部分宗教都是恶意排外的，伊斯兰教和基督教也不例外。两路宗教均以本派经书为依据。但是，由于《圣经》和《古兰经》都是需要解释的，两大世界宗教引发了广泛的、部分观点完全对立的神学争论。双方的经师都努力保护自己的信仰，双方都使用一种特殊的神学语言。但是，很少有一方去研读对方的经书。相反，双方的许多经师积极地致力于使相互敌对的情绪日益升温。
不论是基督教还是伊斯兰教，很长时间里都追求最高宗教和政治权威的统一，具体表现在哈里发和苏丹以及教皇体制上。天主教教皇早在中世纪末就失去了其政治权力，而伊斯兰神学至今仍把宗教与国家视为一体。实践中情况当然是另一回事。今天几乎所有伊斯兰国家不是实行君主制，就是实行不同程度的总统专制；惟有在伊朗，最高宗教权威同时也以专制的形式实施最高政治权力。
我们中一些人，特别是一些美国人以为，伊斯兰和西方文明之间的最大区别在于统治形式的不同：这里是民主，那里是独裁和专制体制。有些美国人甚至声称，民主国家由于其内在的和平性质而不可能相互进行战争。从这样的幻想出发，他们萌发了传教士般的想法，认为在中东推行民主化是他们的使命。目前在华盛顿政治影响很大的福音教和新保守主义势力有一种错误的看法，认为基督信仰和民主原则同根同生，民主、法制国家和人权是基督教的产物。然而，民主和法制国家的起源要比基督教早得多，它们也从来没有得到基督教会的推动。另一方面，在基督教的欧洲，在基督教的俄罗斯和基督教的拉丁美洲，数百年中有过专制政府，有过专制统治者，也有过令人憎恶的独裁政权。
美国企图从政治上稳定中东这个动乱之源，但在伊拉克取得成功的希望甚为渺茫。以为用几十年的时间就可以在中东补上欧洲和北美自启蒙运动时期以来的发展进程，然后可以引进民主的政府体制，那是一种危险的幻想。一方面，理性与启蒙时期在我们欧洲有过一个很长的前期发展历史，而这个理性与启蒙时期本身也是一个耗费时日的过程。另一方面，如果没有英国、北美和法国的大革命，我们既不能实现国家与教会的分离，也无法贯彻法制国家和人权的原则。启蒙的意思不仅仅是指哲学，即不仅仅是伏尔泰、卢梭和康德，而且也包括所有旨在把人类从专制国家和教会的监护中解放出来的其他科学。因此，不论是哥白尼和伽利略，还是格劳秀斯或者约翰·洛克、孟德斯鸠、莱辛，以及美国的《联邦党人文集》或者达尔文，均属于欧洲启蒙运动。作为延续数百年的历史进程，有时在荷兰或者英国，有时在法国或者北美，甚至有一段时期也在普鲁士和奥地利，都经历过兴盛时期。启蒙运动属于西方文化的基本经验。
第三部分：其它大国的发展伊斯兰、中东和石油（2）
欧洲和美国的现代民主和法制国家是这一广泛进程的结果。这一进程的发展并不总是和平的，即使在美国，奴隶的解放也是经过内战才获得的。谁要是企图将这一进程的结果从外部强加给穆斯林国家，而且想在一夜之间就实现，就必须同时接受发生敌对和冲突的现实。谁要是甚至企图以基督上帝的名义对中东国家实行民主化，那么，他命中注定是要失败的。因为，伊斯兰教的大多数经师们都会抱着他们的教育传统不放，抱着穆罕默德的教义和传统不放，抱着伊斯兰教法不放。迄今为止，启蒙运动无论如何没有到达伊斯兰国家，尤其没有到达沙特阿拉伯。
在所有的穆斯林国家中，沙特阿拉伯因其丰富的石油矿藏而具有显赫地位。沙特王室对外已在很大程度上适应现行国际法并参加了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对内，沙特王朝实行的却完全是专制统治。与瓦哈比教派的传统联系，对麦加和麦地那圣地拥有的主权，以及在精神上和财政上支持本国以外的伊斯兰激进分子，使其统治得以合法化。经过几十年的时间，巨额的石油财富为沙特提供了巨大的财政活动空间，使该国为数不多的上层社会过着奢侈的生活，但其他阶层的人民也获得了比较高的收入。从经济角度来讲，沙特阿拉伯处于一个幸运的境地，可以向上或向下操纵石油生产和石油出口。这种主导石油供应的独一无二地位，使沙特在石油输出国组织中起着领导作用。与美国谨慎地保持一致，使沙特政权在外交上得到支撑。直至80年代末，沙特似乎一直是个稳定因素。
由于每年人口迅速增长35％，由于世界石油市场上出现了新的因素，由于卷入了伊斯兰运动，以及由于中东阿拉伯国家不断增长的反美情绪，近来形势发生了对沙特政权愈来愈不利的变化。从80年代以来，2200万沙特人的生活水平没有再提高，而是下降了，年轻人失业率很高。在美国第一次伊拉克战争中，驻扎在沙特的美军最多时达50万人，瓦哈比教派对此十分不满，今天驻沙特的美军仅有5000人。
当前沙美关系比较冷淡。不仅本·拉登，还有许多其他伊斯兰恐怖分子都来自沙特。沙特家族坚持在学校和大学里进行清教徒瓦哈比派式的教育，也坚持其瓦哈比派式的自我表现。但在反恐问题上，沙特迫于无奈，不得不迎合美国，这在本国人民中却不受欢迎。沙特实际上的开国元勋费萨尔·伊本·沙特有好几千个子孙后代，他们之间有着密切的裙带关系并一成不变地延续至今，这使沙特统治者的声誉不佳。沙特政权在国内的政治合法性开始剥落，不能排除沙特政权被推翻的可能。
沙特至今仍是世界石油供应的主要支柱。正因为如此，没有一个美国总统哪怕是在睡梦中会把沙特列入“无赖国家”或者“邪恶轴心”。美国当前的首要任务是稳定已被打败了的伊拉克，这项任务必须由美国人自己来完成，同时还要处理与伊朗十分紧张的关系，美国经不起再与沙特为敌。但是，美国人必须面对这样一个问题，即今后如何看待和处理沙特及其统治者，尤其是目前沙特家族最后的当政者预计快离开人世，而其身后的继承问题还不明朗。沙特王室本身由于同美国合作，面临着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和恐怖主义的威胁。同时，沙特也面临着全面革新其古老政府体制的必要性。欧洲人必须作出决定，是否准备以及打算如何支持这个国家中谋求政治自由化的力量。
中东的关键问题，如果不是解决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的冲突，至少是遏制这一冲突。只要美国不朝这个方向作出认真、明显和持久的努力，只要美国不能使局势平静下来，中东问题就会持续存在，因为在可预见的将来，其他任何国家和政府都没有解决中东问题的手段和力量。1977年签署了《戴维营协议》。正是在那一年，我的好友、埃及总统萨达特访问了与之打过四场战争的敌国以色列的议会。自打那个时候以来，美国对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政策变得摇摆不定和反复无常。其原因很明显在于美国的内政。
自拉宾被暗杀和1993～1995年奥斯陆进程结束以来，暴力和复仇、恐怖和反恐怖事件螺旋式上升。萨达特和拉宾都是被本国的极端分子所谋害。今天，我们几乎每天都看到自杀性袭击事件发生。以色列政府在本国领土之外修筑的高墙不能结束恐怖主义。对许多巴勒斯坦人来说，几乎在所有被占领军政权统治的地方，反对占领者的恐怖主义行动是英勇的抵抗行为。由于这种情况将会继续下去，巴勒斯坦领导人的政治活动余地很小。以色列的活动余地稍大一些，但由于近几年双方之间发生的暴力行动，这种余地也缩小了。
最近几届以色列政府不愿意妥协的态度在欧洲愈来愈受到批评。这种批评在美国甚至以色列国内也已开始出现。批评引起了反批评。谁要是批评以色列政府，谁就被指责为推行反犹太主义；谁批评以色列，谁就是危及犹太人的生存。对于德国人来说，在发生了对犹太人的大屠杀之后，更难以顶住这种反批评。德国人可以寄希望于愿意和平的以色列人以及生活在美国和欧洲的自由派犹太人，但是任何一届德国政府都应该谨慎加小心。与此不同，法国或英国的当权者，特别是美国政府就自由得多，因为反犹太主义的指责安不到他们头上。
“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抵制将决定未来阵线的走向”，1993年塞缪尔·亨廷顿在其著名的《文明的冲突》一书中这样写道，并要求西方“加深对其他文化的宗教和哲学基础的理解”。这一要求符合欧洲的切身利益，因为欧洲人与伊斯兰国家在地理位置上直接相邻。即使在欧盟内部，伊斯兰教如今已是第二大宗教团体。在许多地方，当地居民和移入的穆斯林之间已经发生摩擦。欧洲人比起美国人来更需要基督教和伊斯兰教这两大世界宗教和平相处。
因此，尽管很遗憾这是不大现实的事情，仍希望欧洲的政治领导人能够共同采取一种明确的宗教宽容立场。但他们将既不能用宗教宽容的思想去影响美国，也无法与美国共同制定一项解决中东问题的战略。今后几十年里，中东很可能是一个危险的不安定的策源地。
尽管如此，我们仍须坚持宗教宽容的必要性。在这方面，西方不应该忘记，人权的普遍性思想以及最近发展起来的人道干预思维均源自北美—欧洲的启蒙运动。西方也必须严格区分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和伊斯兰恐怖主义。由于21世纪里人们将比过去更加密切地生活在一起，对许多人来说，最起码的宗教宽容很快将成为他们生存的先决条件。因此，必须向所有的宗教团体领袖、政治家和教育者呼吁：教育信赖你们的人们实行宽容，反对一切以宗教为由的恐怖和暴力行为。
第三部分：其它大国的发展俄罗斯——悬念中的世界强国（1）
随着穆斯林自我意识的增强，俄罗斯也遇到了问题。俄罗斯1.45亿国民中至少有1500万人、甚至是2000万人信仰伊斯兰教。这些人大多生活在北高加索许多小的自治共和国、伏尔加河地区和西伯利亚。车臣的情况尤其突出，因为媒体的报道在世界大部分地区引起了人们对车臣穆斯林分离主义斗争的关注，并使莫斯科的粗暴镇压不断地遭到严厉批评。
普京总统2000年上台时，正面临1994年以来烽烟迭起的这场内战。普京迄今既未能缓和，更无法结束这一血腥的悲剧。“基地”组织袭击美国以前，美国人认为车臣内战在道义上是不能忍受的。但自从华盛顿宣布“反对恐怖主义的战争”以来，美国由于需要俄罗斯的配合，对普京的批评明显减弱。然而，人们尽管很难同情伊斯兰分离主义的起义，谴责俄罗斯用重武器打这场内战还是不无道理。
今后，如果在广袤的俄罗斯国土的其他部分也爆发伊斯兰起义和恐怖活动，那将不足为奇。早在沙皇和苏联时期，伊斯兰势力和莫斯科之间的冲突就屡见不鲜，1979/1980年苏联入侵阿富汗即是一例。要不是90年代苏联解体导致了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土库曼斯坦、塔吉克斯坦五个中亚共和国的分离和独立，也许今天整个中亚都会成为一个伊斯兰活跃的地区；不单是阿富汗，还有主要是巴基斯坦的势力都会卷进去，其影响将远及中国西部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此类情况将来也还会发生。不过，对莫斯科来说，伊斯兰问题的重要性远远排在困扰着俄罗斯的内政和经济任务之后。
只有综观俄罗斯近两百年的历史，才能理解俄罗斯的复杂问题。对熟悉俄罗斯文学的人来说，莱蒙托夫、普希金、图格涅夫、果戈理、契珂夫、陀斯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都是不朽的巨匠。许多人读过高尔基、肖洛霍夫、索尔仁尼琴的著作。伟大的俄罗斯文学是欧洲文化的一部分，俄罗斯音乐也是如此。米兰、巴黎、汉堡、伦敦的音乐厅，没有哪一家不演奏里姆斯基-柯萨科夫、柴可夫斯基、穆索尔斯基、斯特拉文斯基、普罗科菲耶夫、肖斯塔科维奇的作品。俄国人在文学和音乐领域为共同的欧洲文化作出过不可估量的贡献。此外，14世纪以来，以莫斯科为中心的俄罗斯东正教有一种传教士般的抱负，历代俄罗斯大君主都为之奔忙效劳。伊凡雷帝、彼得大帝如同他们众多的老祖宗和继承人一样，都以为自己负有一种使命。列宁和斯大林则继承了这种帝国主义的抱负和使命感。
拿破仑最终失败以后，俄罗斯成了欧洲大陆的头号强国。但俄国的权力集中在沙皇个人手里。沙皇政权不仅反动和极端保守，它还处心积虑使俄国免受西方的影响。这种害怕西方影响的传统使得启蒙的纪元从未真正抵达俄国，其结果是俄国既没有能够发展法制文化，又没有能够发展现代经济。尽管有过一些小小的改革，俄国直到19世纪末依然是一个农业国，人民生活穷困，全部收成落入占有土地的贵族的腰包。虽然莫斯科有一些手工作坊和纺织工业，乌克兰有煤和钢，彼得堡或者敖德萨有航运、造船和外贸，但直到跨入20世纪时才首次出现工业的某种繁荣。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军备努力，工业无产阶级虽有所壮大，但列宁1917年接管政权时，这个阶级对俄国经济还根本不具有代表性。
在共产党执政下，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工业就业人数迅速增加。现在一切都掌握在国家手里，国家官僚机构决定生产什么、生产多少、供应给谁。它们负责筹资、确定新项目、规定工资和物价。几乎不需要银行，没有复杂的征税制度，也没有税收一说。对工资和物价的专断保证了工厂的盈利，由此构成国家预算的收入来源。
如果不能取得足够的利润，中央银行就介入，并加印卢布供国家使用。通货膨胀是不可避免的后果。80年代末，我在同戈尔巴乔夫一次谈话中指出增加货币发行量的危险性时，他却满不在乎地说：“关于货币发行量，我们在莫斯科从不记账。”他这样说肯定不符合事实。但由此可以看出，即使是一位多年的政治局委员，对经济概况也不甚了了。
当戈尔巴乔夫开始他那过于仓促、缺乏充分准备的改革时，苏联还没有对竞争和开放市场有经验的经理人员，也没有名副其实的工会。既没有税收制度、没有财政局、没有法制安全，也没有哪个私人拥有财富或货币资金，能够买下一家国有企业。在这种情况下，几乎必然的后果就是，整个行业、大公司和小工厂是在混乱中完成私有化的。
必须清楚地看到，今天俄罗斯大公司那些富有的股东或老板，几乎没有一个人是正大光明地取得财产和支配权的。一旦那些大公司的老板，即所谓的寡头们，试图依靠自己的财力对国家政策施加影响时，他们同政府的冲突就不可避免。因为在政府方面，庞大的旧官僚机构还在很大程度上保持着其功能。过去它习惯于统管一切，如今拼命地为保住自己的计划权、审批权和决定权而奋斗。在此情况下，贪污腐败和影子经济丛生，在首都莫斯科和圣彼得堡尤其如此。在那里，谁要是没有一份非正式的、不纳税的（以美元计的）额外收入，那他真是个穷光蛋了。
就广大群众的生活水平而论，用西方的尺度来衡量，俄罗斯是个发展中国家。虽然有几万名拥有百万美元以上的富翁，但约有四分之一的人民大众生活在官方公布的最低生活线以下，即每月收入70美元。历史上饱经苦难的俄罗斯人民以一种令西欧人感到吃惊的冷漠忍受着他们的处境。经过90年代内政动乱时期经济持续萎缩之后，自从2000年普京上台以来，总算出现了持续高速的经济增长，失业率和通胀率略有下降，外贸持续顺差——主要是依靠石油和天然气出口——外汇储备也有了相应增加。对于近五年经济指数的发展情况，俄罗斯完全可以感到满意。
然而，俄罗斯仍面临着巨大的改革任务。改革方案的重要部分虽已成为法律，但在实践中还经常是拖泥带水，陈旧的国家官僚机构动作尤为迟缓。依然缺少法制安全。俄罗斯要把改革纲领变为社会现实和经济现实，还需要多年的时间。对此，老一代人似乎多数采取观望态度。改变现实和实施现代化的愿望和意志，还有待于在年轻一代身上体现出来。
第三部分：其它大国的发展俄罗斯——悬念中的世界强国（2）
对于改造经济和改造社会来说，坚持改革努力和保持政治领导的稳定性特别重要。从俄罗斯的历史背景看，有一个专权政府几乎是不言而喻的。在可预见的将来，西欧模式的多党民主制在俄罗斯很难立足，而建立一种让当选总统拥有广泛权力的总统民主制看来是适当的。这样，将来关键仍在于第一号人物的个人能力和素质。如同在共产党统治时期一样，如何安排接班人将具有决定性意义：由谁来提出一位或几位候选人？从什么范围内挑选？由谁来选举总统？
早在叶利钦时期，老的共产党人就已丧失了绝大部分本已所剩无几的信任。对军人的信任可能还保留得较多一些，但全世界的军人都是保守的，在俄罗斯也不能指望由军人来实现彻底的社会现代化。从少数大公司老板中选出一位总统也不大可能。于是人们把目光放在了主要在莫斯科和圣彼得堡兴起的中产阶层身上。不过他们暂时还为数甚少，例如迄今只有7%的俄罗斯人持有划账账户。因此，当今俄罗斯总统的一项不成文的任务是，创造条件来发展一个由工商业主、自由职业者、公务员和知识分子组成的、对自己的国家满怀信心和信任并大力予以支持的中产阶层。鉴于出生率降低、社会人口老化、萎缩以及养老保障的相应欠缺，俄罗斯领导人面临的任务实在不令人羡慕。有两个领域的效率显得出类拔萃。一是大批主要在苏联时期培养出来的、曾在国防工业和宇航业服务过的自然科学家和工程师。苏维埃制度的一个特点是，拥有全部高科技的军工部门既未在民用工业也未在消费品工业中起到值得一提的积极的附带作用。因此，在国防工业及其外围研究部门中，还存在着未被利用而可以服务于民用事业的巨大潜力。在苏联时期，军火出口是一个重要的外交工具，但今天军火出口对俄罗斯的用处已很有限。同时，现在俄罗斯本身对各种武器和军用物资的需求，较之斯大林、赫鲁晓夫或勃列日涅夫时期已大为减少。如果俄罗斯政府能够把研究部门的任务加以转变，把国防工业的工程师用于为国民经济服务的目的，就可以大大促进现代化的进程。当然，它首先必须克服重重阻力。在第二个重要部门，即石油和天然气工业领域，无论是意识形态偏见还是物质利益，都不会阻碍其继续发展。这里人们用现代化方法进行研究和工作，而且还实行现代化管理。石油和天然气几乎占俄罗斯出口额的一半，占国家全部收入的近三分之一，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例估计为12%以上。俄罗斯肯定希望石油和天然气能在世界市场上保持高价，并能增加出口。俄罗斯遥遥领先拥有世界上最大的天然气储藏量，目前占世界储藏量的30%以上；俄罗斯的石油储藏量也占全球储藏量的6%。在这两个部门看来还有可能增加开采量。这当然需要投资，首先是用来建造输油气管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