迄今为止，油气主要是在西西伯利亚开采，几乎全部出口到欧洲。作为新的市场，首先考虑的是中国和日本，但尚未铺设管道。正如石油、天然气在今后几十年内总体上对俄罗斯具有战略意义一样，俄罗斯政府即将就管道走向及其远东终点站作出的决定，在外交上也有重要的战略分量。俄罗斯由于疆土辽阔，地下资源尚未充分利用，直接邻国为数众多，核军备规模巨大，是三个战略性世界大国之一。这在将来也是如此，即使今后几十年俄罗斯在内政、经济上仍处于虚弱地位。
直到80年代，自负的全球性使命感以及在世界政治中追求虚名的欲望，促使苏联领导人错误地把本国人民的供应和福利置于所谓外交、战略和军事的必要性之后。如今，只有朝鲜和古巴这两个共产党专政的国家还相信可以如此忽视本国人民的基本生计。对俄罗斯来说，无论是谁接普京的班，政府再采取这样的态度是不可想象的。相反，保持俄罗斯内政、经济的稳定将是今后几十年最为重要的任务。同时，俄罗斯也面临一系列外交问题。首先是同美国、中国和欧盟的关系，然后是同许多欧亚小邻国的关系。与绝大多数欧洲国家一样，俄罗斯也受到跨国移民的压力以及跨境疫病和国际恐怖主义的威胁。但在可预见的将来，俄罗斯的安全不会遭到别国的威胁。对这一点，任何一个不带偏见地观察和评估世界形势的人都不会得出另外的结论。说什么俄罗斯必须提防另一个或者一群国家的攻击，因而必须武装好自己，那是无稽之谈。不过，俄罗斯也有人认为自己的国家很可能会受到军事攻击。这种恐惧源于苏联时期和冷战的思维习惯。当时人们以为，本国的庞大军备可以保持两个大国之间的平衡，而这一平衡是维护和平和本国安全的决定性前提。
第三部分：其它大国的发展俄罗斯——悬念中的世界强国（3）
当时，这种很简单的战略考量在俄罗斯人看来不仅是可信的，如果不是同美国的两极军备竞赛一再打破平衡，这在客观上也是正确的。如今，军事潜力使一个大国成了全球性超级大国，而另一个大国的军备却萎缩了。于是有些俄罗斯人得出结论：由于不再存在全球性平衡，俄罗斯受到了威胁。事实上，军备比重在90年代虽然发生了严重倾斜，俄罗斯仍有能力并且将来也有能力进行核反击。所以，无论现在和将来，都不能设想美俄两国会打一场核战争。如果要打一场常规战争，则双方都没有能力。北约作为整体，如要对俄罗斯进行常规攻击，在军事上、政治上也没有这个能力。过去人们把冷战形象化地比作为一只瓶子里两只敌对的蝎子。如今情况发生了决定性的变化，莫斯科不再愿意越出本国边界到处去传教了。今天的俄罗斯已不再是蝎子了。尽管一些欧亚邻国仍有狐疑，现在欧洲人或中国人同俄罗斯人的邻国关系和合作比20世纪任何时候都好。不过人们也应当理解俄罗斯的担心，因为在俄罗斯人的眼里，不仅是欧盟而且还有大西洋联盟都已大大向东扩展；北约部队已进驻前南斯拉夫国家和阿富汗；吉尔吉斯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现在有了美国军事基地。这种态势在一名俄罗斯将军看来绝非是一种友好拥抱。他会问自己，这后面会藏着什么样的祸心?欧洲各国政府同华盛顿一样，都曾努力打消俄罗斯人那种受地缘政治包围的感觉，如成立常设北约俄罗斯联合委员会，接纳俄罗斯参加世界经济峰会，经常进行官方互访和会见，等等。尤其是欧洲人十分尊敬俄罗斯人民，尊敬普京及其改革努力，将来也需要这样。我作为一个参加过二战、在俄罗斯土地上跟俄国兵打过仗的德国人，感到特别欣慰的是，今天已几乎感觉不到互相仇恨，两国政府明确表示愿意建立公平的伙伴关系。
在今后几十年内，不断加强经济合作将有决定性意义。俄罗斯需要欧洲的投资，欧洲各国的经济需要俄罗斯的石油和天然气。令人高兴的是，今天德国在俄罗斯的进出口贸易中都成了头号伙伴，只是经济交流的规模还很小，每年的双向贸易额才100亿欧元多一点。在俄罗斯人眼里，首先应争取加入世贸组织，然后再考虑同欧盟建立联系国关系，或者是成立自由贸易区。从欧盟的角度看，特别在东扩以后，对这样做是有兴趣的。当然，作为条件，俄罗斯内部应建立起足够的法制安全。如果人们要问，俄罗斯的外交政策现在或将来有什么选择余地，回答是多种多样的。从俄罗斯方面看，目前最重要的是对美关系。俄罗斯人努力同美国建立伙伴关系，但对美国的对俄政策目标有不安全感。以伊拉克战争为例，莫斯科在2003年出于与北京同样的理由反对美国。俄中两国出于自身利益，迫切关心《联合国宪章》和这个世界组织的职能，特别是其安理会的职权不应受到损害。只要美国继续保持单干趋势，莫斯科就要考虑，在同美国建立伙伴关系这一点上应走多远。由此俄罗斯可能更多地靠近欧洲和中国，但持续地脚踩两条船将会是痛苦的。俄罗斯和美国的利益在两个领域无疑存在一致：一是防止进一步扩散核武器和其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二是反击伊斯兰恐怖主义。然而单凭这些共同点还不足以形成长远的对外政策。由于欧洲人在近期内找不到一种共同的对外政策，俄罗斯暂时只能在经济上而不能在结盟政策上同欧洲接轨。
在俄中关系方面，来自中国东北悄悄的移民压力可能造成紧张，但更大的可能是，这两个世界大国不愿让此类事情影响它们当前的良好关系。仅仅由于美国的实力优势，莫斯科和北京暂时亟需保持一定程度的伙伴关系，但它们之间不会有紧密而长期的联盟关系。至于中东和中亚的发展，莫斯科考虑到自己在内政和经济上的轻重缓急，将在这两个地区努力保持克制。俄罗斯现在是心平气和。俄罗斯的军人、官员和外交官也是如此。这个国家要争取时间来进行急需的改革。只要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的内政、经济发展继续落后于俄罗斯，由于有着上千年共同的历史，基于共同的语言和文化，并由于经济上紧密的相互依赖关系，这几个国家有可能走向重新合并。如果这一进程是通过自决而非动用武力进行的，外国加以干涉就将是一个严重错误，因为俄罗斯人民的自豪感和爱国主义十分敏感。虽然旧的精英已经消失，新的精英还在缓慢成长，但正是在这个困难的过渡阶段，俄罗斯有理由期望它的伙伴们特别能够设身处地替人着想。
第三部分：其它大国的发展处在世界边缘的无奈（1）
有这样一些大国，它们在世界经济和世界政治中既没有多大分量，也起不了什么作用。其中之一是印度尼西亚，现有人口2.1亿，仅次于中国、印度和美国而居世界第四。其次是孟加拉国，人口1.35亿；尼日利亚，人口1.25亿。还有拉美的两个大国也处于边缘：巴西，人口1.75亿；墨西哥，人口1亿。对于电视观众来说，只有发生自然灾害、政变或战争时，这些国家才出现在屏幕上。对全球经济而言，只有爆发信贷、金融和货币危机时，它们才暂时显得重要。否则，这些国家在每天的新闻洪流里很少露面。几乎整个非洲大陆的情况也是如此。全非洲53个国家都是发展中国家，人民群众生活贫困。非洲是惟一在最近几十年里极端贫困化越来越严
重的大陆。尤其贫穷的是撒哈拉以南的黑非洲国家。这些国家大多是人为制造的实体，其边界很大程度上是由前殖民国家随意划定的。迄今为止，建设国家的努力只在少数几个地方获得成功，国家衰败常常是很自然的结果。刚果/扎伊尔是十几个这类国家的代表。与此不同，南非和两个小国博茨瓦纳和毛里求斯以及少数几个西非国家则有明显的发展和进步，人均收入也相对较高。但大多数非洲人所在的国家都处于发展进步和国家衰败这两个极端之间。凭着自然威望而非军事力量进行统治的政治领导人在非洲少之又少，尤其是缺乏在国外有影响力的领导人，如几十年前的纳赛尔和萨达特，上世纪末的曼德拉，或者是一个在任的政治家，如尼日利亚人奥巴桑乔，但因该国存在结构性混乱，他也受到很大的制约。由于频繁发生危机和武装冲突，由于缺乏政治的和国家的传统，政府机构的无能和贪污腐败在非洲比比皆是。基础设施薄弱，教育制度不善，医疗保障严重不足，使非洲深受其苦。尽管工业国家、世界银行以及许多私人组织给予了大量的发展援助，情况仍不见好转。同时，卫生状况最近十年有了更明显的恶化。
在非洲的下撒哈拉地区，2000年有3600万人感染了艾滋病，几乎是全世界艾滋病感染者的四分之三；每年有300万人死于艾滋病，每天有1.6万人新感染上艾滋病毒。因而可以设想，非洲的人口数量可能发生滑坡。一方面是人口爆炸的后果，另一方面是艾滋病，两者可能在20年内使非洲人的平均预期寿命从今天的59岁下降到45岁。艾滋病是个危险的因素。不用几十年，非洲一切有助于全球发展的资源，包括石油和各种原料，其重要性将排在艾滋病的后面。总起来看可以这样认为，今后几十年非洲不会给世界政局带来紧迫的危险。倒是诸如跨洲移民潮和传染病等隐蔽性危险会给世界造成负担。许多工业国家的人因疏于援助而感到内疚。拉丁美洲的经济状况远比非洲要好，尽管也有些地区是例外。与非洲相似，拉美也存在着大量穷人与少数富人和极少数巨富之间的鸿沟。语言和天主教的广泛共同性，以及历史上形成的拉美国家的正统性，促使拉美各国之间保持着普遍和平。但是，在一共33个拉美国家之中，有些国家的国内和平却并不稳定。那里对军人的信任大于对民主机构和政府的信任，因此将来也可能经常出现军事独裁政权。墨西哥长期以来就明确而片面地在经济上紧靠美国。运转了十年的北美自由贸易区（NAFTA）已产生作用。墨西哥80%以上的出口面向美国，再加上旅游和移民，同美国的经济纽带日益成为外交纽带。中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16个小国情况与此相似，程度上明显低一些。
另一方面，最大的拉美国家巴西有一种远离美国的倾向，主张南美的一体化和同一性。南方共同市场的成员国和联系国组成了一个关税区，这些国家的发展水平和人均收入是拉美最高的，巴西、阿根廷和智利尤为突出。由于过高的预算赤字一再在拉美引起金融货币危机，而这些危机必须由深受美国影响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牵头解决，加之美国的私人银行在拉美投入甚多，估计美国不难保持其对拉美发展的巨大影响。在这方面，华盛顿从来就不择手段。有三个国家由于不同原因而成为例外。其中之一是共产党专政下的古巴。显然，华盛顿早已放弃了使用武力的念头，而是在等待卡斯特罗的末日，并抓住军事基地关塔那摩不放。但不能肯定的是，将来古巴向一个比较自由的政府过渡时，是否会在没有纠纷和没有美国干涉的情况下进行。哥伦比亚的例外则是出于完全不同的原因。哥伦比亚是世界主要的可卡因生产者，满足着四分之三的需求。在这方面，只有阿富汗能与之相比，阿富汗仍是罂粟和海洛因的主要供应者。由于有4000多万人口的哥伦比亚治理得很糟，40年来遭受游击队和犯罪团伙的战争之祸，每年丧生的人数多达3万。
第三部分：其它大国的发展处在世界边缘的无奈（2）
在这种无政府主义状态下，形成了大规模的毒品经济。美国虽有大量驻军，但迄今只是犹犹豫豫地加以干预，欧洲国家则持观望克制态度。哥伦比亚的邻国秘鲁和玻利维亚也在大量生产可卡因。这三个国家的种植面积估计总共多达20万公顷。来自这一地区的危险主要表现为北美和欧洲不断增长的毒品消费。第三个例外是委内瑞拉。目前那里的内政状况混乱不堪，政府权威早已江河日下。该国是重要的石油输出国；它的石油储藏量比俄罗斯还多，仅次于阿拉伯产油国家。它的产油量在世界石油输出国中位居第五，约占美国石油进口的六分之一。委内瑞拉的石油开采量对世界市场价格影响很大。由于财政预算的一半要靠石油收入，石油开采的一度停顿使这个本来就饱受高失业率和高通胀率之苦的国家陷入严重的经济危机。近期内该国国内的混乱状况不会好转，并且不排除会产生国际影响。上述三国的情况，在其他一些较小的拉美危机国家也存在，但总起来说它们对这个大陆并不具有代表性。不过，这些国家的情况表明，外国（即美国）只要想进行干涉，现在和将来都可以找到由头。目前拉美国家同美国的关系很难一目了然。一些国家明确表示反对美国的伊拉克战争，其中甚至包括墨西哥；大多数国家不表态；哥伦比亚则加入了“志愿者联盟”。一旦拉美发生严重危机，预计美国将施加影响并进行干预，但中国、俄罗斯或欧洲不会干预。1982年英国同阿根廷之间那场古怪的福克兰群岛之战则始终是个例外。
几年来，华盛顿表现了克制。鉴于它过去曾多次在中美洲和加勒比地区进行过干涉，其目前的态度显得异乎寻常，原因可能是为了照顾那些西班牙裔美国人，因为他们作为选民在美国越来越重要。自西蒙·玻利瓦尔和亚历山大·冯·洪堡以来，拉美几乎再没有出现过一位有国际影响的大人物。切·格瓦拉和菲德尔·卡斯特罗虽曾在欧美极左派中风靡一时，但在拉美，他们如同庇隆夫妇一样只是过渡性人物。困扰人们的内政、经济和社会问题似乎使拉美各国难以作出任何超越本国范围的承诺。谁要是想了解那里的经济问题有多严重，只要看看一些数字就行。巴西和墨西哥的人口加起来等于德国人口的三倍还多，但国民生产总值只有德国的一半。这就是说，在这两个最大的拉美国家，人均产值只及德国人均产值的六分之一。不仅是巴西和墨西哥，所有33个拉美国家都是发展中国家，其中少数几个将在21世纪逐步地跟上工业国家。在此过程中，主要不是靠外来的发展援助，而是靠自己的意愿，靠自力更生，尤其是要靠目标明确的政府。今天看来，多数拉美国家还做不到这一点。从这个意义上说，它们与非洲和亚洲大部分地方的多数发展中国家相似。
当二战结束策划建立世界银行和发展援助的基础时，人们还不能预见到发展中国家的人口爆炸。假如人口出生率能够保持在当时根据20世纪上半叶的发展所估计的数字上，那么发展援助就可能会大大改善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和生活条件。但事实是，只在少数例外的情况下取得了令人信服的成就，在多数情况下不大成功。失败的原因不仅在于发展援助通过引进现代医疗卫生在无意之中决定性地助长了人口爆炸，而且还在于那些在非殖民化进程中几乎一夜之间成立起来的发展中国家，大多既没有巩固的结构，又没有能干的精英。结果几乎必然是，许多国家的政府通过建立自己的军队来打造必要的基础。后来，军队提出了自己的要求。今天，发展中国家每年的军事预算比它们每年得到的发展援助要高出好多倍。更糟糕的是，一些工业国家提供的财政发展援助实际上隐蔽地被用来支付军火进口。在先进的工业国家，有不少人出于理想主义和为了表示声援而主张大大增加发展援助；他们之中许多人积极参加私人性质的非政府组织（NGO）工作。但由于这些国家的群众首先关心的是满足自己的需要，而政府因为每隔四年要争取连任不得不作出让步，增加发展援助似乎遇到了巨大的障碍，更不用说这种援助本来就收效甚微。为了寻找罪魁祸首，
近来有人开展了一场反对“全球化”的宣传战。由于这种示威的组织者找不到具体的责任人（实际上也不存在），他们就把发展本身妖魔化。姑且不论技术、信息和金融的全球化对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暂时还没有产生负面后果，企图取消或至少停止这个进程，对任何人、包括对发展中国家都没有好处。如果工业国家能取消旨在保护本国工农业的一切保护性关税，那倒是有益的。保护性关税阻止了发展中国家向工业国家出售原料和农产品。但取消关税的效果是有限的，因为这一做法也会使参加世界贸易的其他国家受益。为了有的放矢地提供援助，不妨采取这样的办法：将来援助国给受援国提出两个条件，一要限制军费开支，二要通过计划生育节制人口。不过，出于意识形态和政治方面的原因，这两个条件在大多数国家——无论是援助国或是受援国，都很可能会遭到反对。总体上讲，看来今后几十年内对发展中国家原则上不会普遍地增加援助。在一个长时期内，将按各国具体情况区别对待，很可能还是要依发展中国家的重要性而定。中国这个最重要的发展中国家将扮演重大的、不断增强的角色；接下来是印度。大多数非洲国家和拉美国家可能将继续穷于应付国内问题，而巴西完全有可能在世界政治和世界经济中增强自己的分量，墨西哥则可能最终投靠美国。发展前景不甚明朗的是许多伊斯兰国家，尤其是中东地区的伊斯兰国家。不能指望发展中国家的外交政策会出现共同的趋势。今后数十年，它们之中的大多数仍将靠边站。在作出重大的方向性决定时，它们只能被动地而不是积极地参与。当然，由于亚洲和拉美的发展中大国和新兴国家经常爆发金融货币危机等原因，即使在将来也会时不时地发生全球性的曲折变化。
第三部分：其它大国的发展欧洲困难的自我捍卫（1）
在大多数中国人或日本人、印度人或波斯人、阿拉伯人或非洲人看来，欧洲似乎是以一个单一的、相互关联的文明为特征的。但实际上，欧洲有三十多个民族和国家。同样，也存在着几乎同样多的语言，其中大多数都有一千多年的历史；关于不同民族的历史和传统的描述更是不计其数。一千多年来，欧洲各国相互征战。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的策源地就在欧洲。而在这之前的几个世纪里，欧洲国家曾向全世界传布过帝国主义——先是西班牙人、葡萄牙人、荷兰人，然后是英国人、法国人、俄国人、比利时人，最后是德国人。如果亚洲人或非洲人熟悉欧洲各国这种血腥的战争史，那么，他们对今天25个国家居然联合在一个欧洲联盟里一定会感到惊异。确实，欧洲联盟是令人惊奇的——特别是每一个成员国的加入都是出于自己的决定。在迄今为止的世界历史上，还没有过许多国家自愿放弃他们部分国家主权的情况。
当然，如果没有共同的文化土壤，欧洲联合是不可能的。基督教是欧洲共同的宗教，虽然它有不同的特点。欧洲存在着一个丰富而共同的科学和哲学宝库，虽然是用不同的语言传承下来的，但都是用的拉丁文字。各国都实行教会和国家分离，即政教权力分开。在过去的几个世纪里，启蒙思想几乎在所有地方取得了胜利。还有一个共同的法律文化，即基本权利和司法独立的文化，以及共同的、以宪法国家和民主制度为标志的政治文化。此外，还有共同的营业自由、私有财产、市场导向以及通过福利国家保障安全的经济文化。所有这些共同点，几个世纪以来都在欧洲的文学、艺术、建筑和音乐等上层建筑里面反映出来。
从希腊到芬兰，从西班牙到波兰，我们都可以找到这种共同发展起来的文化遗产。当然也有一些例外。最大的例外是俄罗斯人。他们虽然为欧洲的文学和音乐作出了重要的、普遍受到高度评价的贡献，但对其他方面的发展所作的贡献却很少。乌克兰人、巴尔干半岛的若干民族以及高加索以北和以南的几乎所有民族——更不用说土耳其人了——作出的贡献也很少。确认这一点，并不意味着不尊重这些民族和不尊重他们在历史进程中发展起来的不同文化。不过，那些致力于欧洲一体化，致力于建立一个具有行动能力的欧洲联盟的政治家们，在考虑欧盟今后扩大的时候，应当意识到这些重要的区别。第一个宣告欧洲一体化的是维克多·雨果。
1849年8月，他作为巴黎一次国际会议的主席，在一篇伟大的演说中提出要求建立“欧洲合众国”。雨果的出发点是维护欧洲各国“光荣的个性”，并希望将这一个性保持下去。与此同时，他也希望——在普选权的基础上——为整个欧洲建立一个共同的自主的议会；他甚至提出了建立一个共同市场和一个仲裁法院的思想。过了将近一百年的时间，直至经历了若干次灾难性的战争之后，另一位伟大的欧洲人再次提出了这一思想。1946年，温斯顿·丘吉尔在苏黎世发表了一篇战略性演说，阐述了法国人和德国人应当和解的必要性，并建议成立“欧洲合众国”（当然，英国不加入这个合众国）。又过了四年，直到1950年，随着舒曼计划的提出和煤钢联营的建立，才有了真正的开端（罗伯特·舒曼当时是法国外交部长，舒曼计划的精神鼻祖是让·莫内）。当时，对迈出这个空前的第一步起决定性作用的是两个战略动机：一是构筑一道阻止迫在眉睫的苏联帝国主义扩张的屏障——为此需要德国人；另一个是持久地拴往德国人。
当时仅仅是指人口不到5000万，但可以预见到将要重新崛起的西德。建立一道针对苏联的屏障这个必要性，随着苏联的解体而成为多余；将来我们也不需要建立一个针对俄罗斯的屏障。而持久地拴住德国人这个动机，在整个21世纪仍然具有重要意义，1990年德国重新统一之后更是如此。早在50年代，人们已经意识到，仅仅建立一个煤钢共同市场从长远看是不够的，还需要建立一个适用于所有商品和服务的共同市场。这一认识导致了墨西拿会议和1958年的《罗马条约》。
这时起决定性作用的是这样一个前景，即通过建立一个共同大市场可以取得经济好处。这个动机今天仍然适用，将来也会保持下去；美国人把它称之为大规模经济的效应。这个经济动机也是推动后来一系列国家加入欧盟的决定性动机，比如90年代芬兰、瑞典和奥地利三个中立国的加入就是这样。1992年建立共同货币的决定，也是基于建立共同市场所带来的经济利益，因为共同市场如果没有一个统一的货币，不啻为一种自欺欺人之举。从1950年的舒曼计划到90年代，参加欧洲联盟的国家逐步增加。创始国是法国、德国（西部）、意大利、荷兰、比利时、卢森堡；70年代初，英国、丹麦和爱尔兰加入；接着，结束了独裁政权的西班牙、葡萄牙和希腊于80年代加入；1995年，三个中立国家终于也加入进来。从6个增加到15个主权国家的扩大过程是困难的，因为总是有民族利己主义和各种偏见不断地起着阻碍作用，必须平衡许多利益冲突。这些危机最后得以克服，是因为欧盟扩大及其内涵和机构上的深化都是逐步进行的。
当我在50年代成为欧洲议员的时候，议员们是由每个国家的议会通过决议集体派出的；今天，则是在全欧洲同时由各国公民选出。这说明，欧洲议会的影响和权力增强了。当我们在1979年建立欧洲货币体系（EWS）的时候，埃居只是作为共同标尺的参考货币，支付手段仍然是各国的国家货币。各国的国家货币可以协商一致地改变其对埃居的兑换值，负责货币政策的仍是各国的中央银行。今天，人们支付的是欧元，负责货币政策的是欧洲中央银行。欧洲煤钢共同体变成了欧洲经济共同体和欧洲共同体，最后是欧洲联盟。数以百计的小步子和几十个较大的步子，使欧洲一体化至1992年达到了十年前没有人能预料到的程度。
第三部分：其它大国的发展欧洲困难的自我捍卫（2）
但这时苏联的威胁消失了。美国几十年来对欧洲联合一直持赞许态度并给予帮助；大西洋联盟在作出外交战略决策时吸收欧洲各国政府参加，从而也促进了欧洲的一体化。但现在美国的霸权要求强化了。还在1990年，如果没有老布什政府谨慎的外交政策，法英两国反对两个德意志国家统一的阻力是难以克服的。如果弗朗索瓦·密特朗和玛格丽特·撒切尔反对德国统一成功的话，就不能排除欧洲共同体一体化进程终结。如果没有老布什和戈尔巴乔夫，没有他们所希望的2+4条约进程——先让两个德国谈判，然后由1945年的四个战胜国谈判——欧洲将走向一次严重的危机。但是到了2003年，亦就是不到15年之后，小布什政府却企图分裂欧洲国家共同体，并且挑唆“新欧洲”反对“老欧洲”。回过头来看，1992年是迄今为止欧洲联合的高峰。这是决心实行共同货币和邀请一系列昔日的共产党国家，首先是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加入欧洲联盟的一年。
与此同时，从这个时候开始，出现了越来越多严重的疏漏。欧盟机构及其主管权的分配以及欧盟的程序规则和财政规则是按照6个成员国的意愿制定的，对于一个由9个成员国组成的欧盟还勉强凑合；而对于由12个最后到15个成员国——而且每个成员国在每个问题上都有否决权——的联盟来说，这在总体上显然是不够了。成员国政府首脑和部长们没有及时地认识到这个欠缺。当他们终于理解到这个疏忽的时候，他们又没有表现出有能力设法补救。自1992年《马斯特里赫特条约》以来，他们虽然又在阿姆斯特丹、尼斯和罗马/布鲁塞尔开了三次政府会议，耗费巨大，成效却几乎等于零。尽管如此，人们还是邀请了12个其他国家加入欧盟——后来又邀请了土耳其，虽然是有条件的、不明确的。一个过于积极的执行机构——设在布鲁塞尔的欧盟委员会，使入盟谈判进行得如此顺畅，以至于2004年春天10个新增加的成员国果然庄严地被吸收入盟了，虽然欧盟机构改革对现在的25个成员国来说，如同12年前对当时只有一半的成员国一样是不充分的。比如今天的执行机构由25人组成，实际上委员会只需15个人就已完全足够。现在由于有了一个宪法草案——该草案是由一个在现行有效的条约中没有依据的制宪委员会、特别是由其主席吉斯卡·德斯坦拟定的，要改变这些机构和程序，必须通过所有25个成员国批准。这样，要使宪法生效，还需经过几年时间。欧盟自1992年以来持续存在的停滞状态，暂时将不会改变。
2002～2003年，在围绕美国攻打伊拉克问题展开的争论中，华盛顿、伦敦和马德里的政府企图从外交上分裂欧盟。另外六个成员国和若干候选国的政府加入了他们的行列。不论是布莱尔还是阿斯纳尔或者贝卢斯科尼，都没有在欧洲共同体政府首脑理事会上为达成共同立场作出认真的努力，但希拉克和施罗德也没有这么做。前者无条件地支持美国并派出了自己的武装力量，后者则造成了一种假象，似乎他们同普京组成了反对美国的临时联盟，并且给人一种印象，似乎他们要监护欧盟其他成员国。虽然几乎所有成员国在过去几年中都发表过关于共同外交和安全政策的宏伟演说——德国外长甚至梦想建立一个共同的欧洲政府，并且任命了西班牙人索拉纳为欧盟外交政策的发言人，但现在所有这些宣言都不过是空谈而已。21世纪初，欧盟处在一个深刻的危机之中，这不仅表现在机构和外交政策行动能力方面，而且同时也表现在经济和社会福利结构方面。在今天的25个成员国中，大多数国家存在着异常高的结构性失业，这主要是由于国家过度干预和官僚主义化以及哗众取宠的工资政策和——部分的——扩大的社会福利支出所造成的。荷兰和丹麦是通例中的突出例外。在所有成员国里，老龄化和社会萎缩同时发生。由此必然产生的后果，公众只会很缓慢地意识到。
迄今，没有一个政府认真地得出结论。大多数当权者——包括布鲁塞尔委员会大多数成员——把欧洲共同的失业问题、特别是福利国家的支出问题看作是一个周期性的景气问题。他们把希望寄托在以景气繁荣为表现形式的更大的经济增长上面；但即使这种景气繁荣出现，也不会改变结构。各国政府和议会只是犹豫不决地着手结构改革，因为改革是不受欢迎的，要付出选票代价。布鲁塞尔委员会对成员国社会经济结构的现代化只有很小的影响，而他们提出的建议大多又只会导致额外的干预。2004年，10个国家特别是波兰、匈牙利和捷克共和国的加入，使欧盟人口数量增加了20%，而共同的国民生产总值却只增加5%。10个新成员国的人均产值只及15个老成员国人均产值的一半。当然，新加入的政府希望通过参加共同市场得到更好的经济机遇，特别是期望得到财政援助。但是，他们的希望只能缓慢地实现，他们的期望只能小部分得到满足。像爱尔兰自1973年、希腊自1981年、西班牙和葡萄牙自1986年所得到的那种规模的财政援助实际上已是不可能的了。提供这样的财政援助，需要老成员国承受可观的财政损失或者大大地提高税收。
第三部分：其它大国的发展欧洲困难的自我捍卫（3）
因此，失望是不可避免的。尽管如此，新加入的国家由于加入了共同市场以及由于服务和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在今后10年内将得到可观的经济好处。而由于他们几乎全都是以相对低的国民生产总值和相对低的生活水平为起点的，他们的平均经济增长率很可能高于欧盟老成员国。谁认识到目前欧盟所处的危机状况，就必须认为，在考虑进一步扩大之前，需要一个较长时间的间歇。首先必须解决现存机构、经济和政治方面的缺陷。因为欧盟的失败或者缩小成为仅仅是一个自由贸易区，现在已经不再是不可想象的。如果贫穷的巴尔干国家或者土耳其很快地加入，将严重危及欧盟的财政支付能力和内部团结。就土耳其而言，除此之外，还不仅应当考虑它在文化上同欧洲的很大差异，而且还要考虑土耳其在文化上同亚洲和北非穆斯林的血缘关系。不仅如此，土耳其还将是人口不断增长的惟一成员国。这个国家目前的人口已几乎达7000万，21世纪末很可能达到1亿。这意味着：几十年以后，土耳其将成为欧盟中人口最多的国家。从英国的角度看，土耳其和其他新成员国加入完全是值得欢迎的，因为伦敦不反对欧盟退化为一个自由贸易区。恰恰相反，英国加入欧盟并非出于信念，不是认识到加入欧盟符合英国的战略利益，而是为了保持英国对欧洲发展的影响。这个动机对麦克米伦、威尔逊、撒切尔以及今天的布莱尔首相是决定性的，只有爱德华·希思是个例外。英国选民的多数与其首相们相似，思考问题时带有一种岛民的感情，他们宁愿更多地仰仗美国，而不愿意放弃哪怕是小部分主权。正因为如此，英国也没有加入共同的货币欧元。不能期望伦敦会采取主动来克服这个停滞危机，因为从英国的角度看，停滞状态是不危险的，而每一个走向更多一体化的步子却是不可取的。
可以预料，在今后几年内，波兰、捷克共和国和波罗的海国家也会持类似的态度，尽管表现得不是那么强烈。如果说波兰民族在可预见的将来不得不在美国和欧盟之间作出抉择，那么，它将会作出有利于美国的决定。一个民族在苏联的压制和占领下——之前受希特勒德国的压迫和占领——遭受的苦难越多，这个国家倾向于美国的态度就越明显。至于西班牙和意大利，阿斯纳尔和贝卢斯科尼违背本国多数人的意志在伊拉克战争中站在美国一边，这更多是出于他们个人的机会主义，而显然不是出于深层次的感情。从长远来看，一旦欧盟的政策同美国的政策发生冲突，那么，可以估计到，意大利和西班牙出于其自身的战略利益，将把欧盟置于美国之前。这也适用于荷、比、卢三国，当然很明显也适用于法国和德国。最早引导法国人同其德国邻居开始和解的是夏尔·戴高乐。罗伯特·舒曼和让·莫内、瓦·吉·德斯坦和夏克·德洛尔为欧洲一体化铺平了道路，并使其取得惊人的成就。很多必要的步子是在法国倡议下采取的。法国的政治阶层比其他欧洲国家的多数政治家更早地认识到，一体化符合自己的民族利益。抵御苏联共产主义的扩张势力和拴住德国这个愿望，作为动机在这方面所起的作用与后来借共同市场取得经济好处的作用一样。
今天，法国政治阶层中占有主导地位的认识是：鉴于全球面临的各种危险以及面对美国的霸权地位，欧洲国家只有联合起来才能有自保的机会。所以，不再是维克多·雨果的理想主义，而是对法国利益的理性认识指导着法国国家领导人的行为。法国想拴住德国，然后同其他邻国一道，共同对付外来的危险。这一战略被德国——先是在康拉德·阿登纳领导下，后来在我自己和赫尔穆特·科尔领导下——所接受并成为我们自己的战略。德国由于其20世纪上半叶的历史，以及它处于异常多直接邻国包围的地理位置，从其战略利益考虑，比法国更需要依靠一体化。开始时德法公众舆论多数持怀疑和观望的基本态度；经过40年的时间，先是逐步相互接受，最后变成了两国相互持完全友好的态度。法国总统吉·德斯坦和密特朗同德国两位联邦总理那种每个人都可以看得见的、经常是示威性的紧密合作为此作出了贡献。除了1989/1990年那12个月，即德国重新统一先是显示出有可能，不久之后变成了现实的那段时间，其他欧洲国家的政治家以及华盛顿和莫斯科的负责人都已经明白，任何想挑唆巴黎反对波恩的企图都将以失败告终。上面提到的那个时段，也相当快地被克服了。
事实上，直到1992年，在欧洲一体化道路上取得的大多数进展是巴黎和波恩（后来为柏林）的当权者共同完成的，其中通常是法国总统拥有领先权。当然，这40年中也不得不努力克服种种挫折，而且还必须始终考虑到其他成员国的政府对巴黎—波恩双驾马车抱有的怀疑态度。回顾起来，当年在德国公众舆论中引起激烈争议的北约双重决议很可能具有最重要的意义。1979年，法国、英国和德国的政府首脑一起得以说服美国总统卡特作出这个决定。八年以后，该决定导致了裁减中程核导弹的协议，这是我们一开始就期望得到的结果。它开始了结束东西方冷战的进程。2002/2003年，小布什总统的霸权要求和他对伊拉克的战争使巴黎和柏林的紧密合作重新恢复了生命。在这期间，2004年欧盟在法律上完成了增加拥有近7500万人口的10个新成员国的程序之后，欧洲形势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财政政策上能给新成员国提供援助的活动余地明显地受到了限制。一则是由于欧盟的经济增长率大大低于中国、印度或者美国。
第三部分：其它大国的发展欧洲困难的自我捍卫（4）
此外，德国重新统一后的经济规模虽比法国、英国和意大利大了三分之一，但德国的国民经济出现了病态，因为它每年要把国民生产总值的整整3%用于改善前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居民的收入（养老金、失业金等）。这对普遍的消费需求虽然起了一点支撑作用，但没有能在德国的这一地区导致真正的经济增长。由此而造成的德国经济的缓慢发展，对于通过共同市场和共同货币同德国联系在一起的欧洲其他的国民经济，明显地造成了压力。围绕伊拉克战争以及如何解决这场战争造成的非常难以看清楚的后果所产生的严重分歧，以及暂时还没有解决的欧盟宪法问题，进一步使欧盟的前景今天比过去几十年中任何时候都显得更加不明朗。对于未来的发展，有多种可能性可以设想：1最不利的情况是目前这种状况持续下去，其结果是欧盟逐渐沦为一个有少数额外机构的自由贸易区。但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共同的市场和共同的货币仍将起作用。因为成员国中没有任何一国可以经受得起因退出这些组织而不可避免地遭致的巨大损失。即使是没有加入共同货币的英国，也只有在异乎寻常的情况下才能退出共同市场。欧元无论如何仍将是世界经济的第二大货币。它将成为欧洲各参与国的一个共同资本市场，并且由此而使参加欧元的国家相互加强经济一体化。
因此，其他一些欧盟成员国很可能会愿意加入欧元。然而，欧盟奉行共同的外交与安全政策将是不可想象的。更大的可能是美国较长期地在很大程度上主导欧洲国家的外交与防务政策。2对欧洲稍为有利一点的发展——即使欧盟宪法或基础条约不能生效——是一些紧迫问题得以协商一致地获得解决。比如说，将来的理事会可以在某些领域以特定多数作出决议，而不再像今天那样必须一致通过。值得欢迎的还有：协商一致地分配成员国的表决权利，限制委员会的任务和权限以及欧洲议会今后对欧盟所有法律（及类似的规章）有全面的批准义务。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也不会有共同的安全与外交政策，对移民问题、能源政策以及气候影响等等问题很可能也不会有共同的态度。但不管怎样，扩大共同市场以及共同调控金融市场、银行和金融机构毕竟还是可以设想的。
3与上面简要叙述的可能性相比，通过欧盟共同宪法或签订一个基础条约自然是远为值得优先选择的前景。如果一个或多个国家拒绝批准宪法（比如公民投票出现否定结果），有可能出现一种与目前的停滞状态类似的形势。这可能导致一些成员国退出，甚至导致欧盟分崩离析。但是，如果宪法得以成功批准，估计可以在几十年内确保欧盟有行动能力。不过，这种行动能力只在例外的情况下才会延伸到外交和世界政治问题上。要想形成全面的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可能需要几十年时间。因为不可能设想，法国和英国会放弃他们对自己核武器的国家主权或者放弃他们在联合国安理会的否决权（德国出于国家面子而要求获得常任理事国席位，也会产生同样的效应）；同样不可想象的是，所有成员国会放弃他们的外交部和他们在全世界的外交代表机构。虽然一个共同接受的宪法将提供最好的条件，使欧盟至少先是在所有经济领域有效地维护欧洲的利益，并进而在某些其他领域保住自己。
上面提到的发展中，不管出现哪一种结果，在日常的工作实践中，欧盟内部估计会形成一个核心，它肯定包括法国和德国，很可能也包括其他几个创始国家：意大利、荷兰、比利时和卢森堡。可以设想，这种发展先是完全无形的，但符合有效的条约（或者宪法）。迄今有效的条约明确地规定，各成员国之间可以进行更为密切的合作。比如，这已在共同货币这个高度重要的问题上付诸实践了——目前有三个老成员国和十个新成员国尚未加入共同货币。这同样也表现在申根协定上，该协定大大限制了对人员的边境检查。法国总统和德国联邦总理保持密切的个人接触也完全符合欧盟规定。可以设想，德国和法国——以及其他欧盟成员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里，甚至在联合国大会上，把它们的投票权事实上捆绑在一起，以便在那里代表共同拟定的立场并共同投票。从法国和德国的民族利益考虑，两国和两国政府保持紧密的合作在将来也是必须的。两国中任何一方都不可能在欧洲找到一个更有分量的、在民族利益和政治文化方面很大程度上一致的伙伴。当然，这在根本上取决于有关领导人的意愿、所选择的语言和举止表现，取决于他们在本国公众舆论面前——以及在自己的执行机构面前——有多大的说服力和贯彻力。
官僚机构总是顽强地为其地位和特权而奋斗。今天人们从70年代的档案中可以看出，当法国总统和德国总理确信早已取得原则一致的时候，巴黎和波恩的外交官和官员们为了物质上的、人事上的乃至国家面子上的好处，仍在坚韧不拔地进行讨价还价。在渴望轰动新闻的媒体无所不在、不保密的官员和政治阶层喜欢饶舌的时代，如果外交官们搞成欧洲宪法草案，那将是一个小小的奇迹。与此不同，由政治家组成的制宪委员会先是公开地进行辩论，然后才由外交官和官员们就许多小的更改进行讨价还价——当然总是以国家利益的名义进行的！归根结底，欧洲自我捍卫的能力与其说决定于欧洲政府的共同斗争，倒不如说更多地取决于他们对美国影响的依赖程度。欧洲联盟将在几十年内不会成为美国超级大国的“对立力量”。而且，美国也会作出努力，不让欧盟过于强大起来。华盛顿这样做的时候，依靠的是北约组织并将借北约组织来阻止欧洲国家建立自主的防务能力。
